一、欧盟国家着力解决失业顽症（论文文献综述）
姚晓光[1]（2021）在《中国城市燃气安全供给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
翟磊[2]（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王佳[3]（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杨四海[4]（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丁纯,杨嘉威[5]（2019）在《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文中指出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政策架构不完善、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缺失、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欧洲经济治理体制不仅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乏力,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僵化、长期发展趋异等由体制缺陷带来的长期性问题束手无策,直接危及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因而刻不容缓。欧债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欧盟与欧元区在治理危机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利用危机带来的契机修补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漏洞,取得了一定成果。展望未来,面对复杂形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异加剧削弱欧洲认同的局面,欧盟领导人将如何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观察。
广州市人民政府[6]（2016）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广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穗府[2016]6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已经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16年3月16日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目录第一章发展基础与发展环境第一节过去五年发展成就第二节认识新常态新特征第三节把握新机遇新挑战第四节精准发力重点突破
钱志刚[7]（2015）在《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地方化的核心主体,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然而,经过近二、三十年外延式快速扩张后,地方大学普遍陷入多重发展困境之中,转型发展诉求非常强烈。由于研究视角的多维性、转型发展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实现路径的多样性,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现实挑战性。本研究主要选择从提升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维度来分析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目标、路径和支持体系等。本研究实际上是围绕二个中心环节、四个核心问题来展开的。二个中心环节就是“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地方大学转型发展”;四个核心问题,一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现状是什么,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是什么,地方大学转型发展诉求是什么,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内在关联是什么;二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地方大学为什么要转型发展,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为什么要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依托;三是“转什么”的问题,即地方大学要往哪个方向转,其转型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是什么;四是“怎么转”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其转型发展的路径和支持体系是什么。试图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等研究,旨在为我国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厘清思路、拓宽视野;为地方政府及国家的区域规划、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改革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修订提供理论参考、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文献法、案例法、比较法等方法的运用与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地方大学转型发展是对地方大学办学理念、组织结构、制度文化、运行模式等核心要素的根本性转变的抽象概括,它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改革工程。地方大学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既体现了地方大学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又是一种基于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客观选择。否则,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就会很难实现,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地方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服务地方的价值取向与服务型大学的内涵和特征十分吻合的,服务型大学应是我国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理想类型和目标定位所在。第二,地方大学要实现向服务型大学转型发展的目标,自身社会服务能力的大小高低就成了衡量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普遍不足、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及其自身的发展需求。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二者具有相互规定性和制约性以及具有相互关联性和一致性,因而,提升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也就成了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三,吉首大学、宁波大学等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实践表明,地方大学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以服务促转型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可循,如,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立足地方依托地方的服务发展理念作先导;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地方特色的独特优势学科专业作支撑;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广泛参与的高水平科研服务团队作载体;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紧密顺畅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作依托;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实践取向的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作保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健全完备的社会服务激励机制作动力等等。第四,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路径,如,通过地方政府与地方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以平等、对话、合作的形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通过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的耦合,使地方大学与地方产业成为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耦合体以及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通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以及学生可雇佣性能力的提升,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意识、搭建专业就业职业对接平台、完善应用型人才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可雇佣性能力发展等等。第五,地方大学要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顺利实现转型发展必须要有完备的支持体系作保障,如,地方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在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中的政府责任,为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提供制度环境和制度支持。地方大学组织自身必须要构建一种服务型教育体系,它既是地方大学提升服务能力与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是区域经济社会对地方大学发展模式的现实呼唤。通过区域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的构建和运转,促进服务文化的产生、复合组织的出现、合作机制的形成和社会环境的优化等,进而提升地方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等等。
罗湘衡[8]（2014）在《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至1990年两德统一,西德联邦制历经“单一化”（1949-1969）和“合作化”（1969-1990）两个阶段,两个阶段都与德国“合作联邦主义”与“职能型联邦制”关系结构紧密相联。这一时期德国财政制度经历了1949年至1956年、1956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82年以及1982年至1990年的四个时段的调整,奠定了“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德国府际财政关系模式的基础。以发挥“初次分配”功能的分税制体系和扮演“二次分配”角色的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为主轴,德国的财政制度沿着联邦制的发展轨迹渐进式地发展。“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府际财政关系在实质上是德国联邦制在其财政体制领域的一种“映射”,由联邦制的“政治纠缠”延伸为财政体制中的“财政纠缠”。具体体现为：执掌国家政权的联邦政府几乎垄断着100%的财政立法权,并通过占据五成以上全德财政资源的“相对财力优势”以确保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统筹。作为“次国家级政府”的成员州则凭借联邦赋予的“行政中轴”的地位,享有共享税的征管权,由此在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德国财政体系中地位低下,不具有涉及财税领域之立法、决策权的能力。市县乡镇除享有比重较小的共享税之外,仅拥有少量地方专享税。德国基层政府的“财政无能”尴尬局面,与“政治纠缠”下市县、乡镇所承担的行政与执行功能相关联,其“权重”远远逊色于成员州。然而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联邦制受到两德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内外夹击”,德国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2006年,由安格拉·默克尔任内阁总理的“黑红”大联合政府开启了旨在去“政治纠缠”和反“财政纠缠”的改革尝试。2009年,默克尔政府进而展开了聚焦于财政事务的联邦制改革。迄今为止,德国联邦制改革的成效并不显着,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改革的“政治行动者”运用“政治纠缠”的方式去解决“政治纠缠”中的问题,在逻辑上陷入了悖论,使改革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次,政治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呈现出较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既得利益集团据此借助德国联邦制网状的“多重否决点”,抵制相对激进的改革动议。再次,德国强大的“求同性政治文化”致使多元“政治行动者”均倾向于寻求共识,消磨差异。总之,德国政府间财政制度中所呈现的“财政纠缠”与德国联邦制的“政治纠缠”联系在一起,德国联邦制对其府际财政关系具有形塑作用。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权力关系和组织基础,明确和限定了后者的发展形态和政策抉择。反之,德国的府际财政关系对德国联邦制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适应于后者“共同决策”的运行机制,同时兼顾联邦政府、州以及市县乡镇等地方政府的需要。德国“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府际财政关系模式既有其优势,也存在相应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予以发展和完善。
陈文玲[9]（2014）在《201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微妙,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率先走出危机,日本疯狂向货币注水渐次走出"衰退的20年",欧盟经济呈现复苏迹象。新兴经济体外部风险走高,资本流出加剧,经济增长下行。2014年总体来看,全球经济仍处于强政策刺激下的弱复苏阶段,以美国为首的经济结盟——"一体两翼"自贸区战略提速,世界经济处于继续分化和深入调整的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加大。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
贾根良[10]（2013）在《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目前的研究关注的只是最终消费需求,忽视了作为中间需求的国内企业间相互提供的生产性需求这一巨大的内需市场,忽视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在扩大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忽视了资本品工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在扩大内需之中的关键性地位,未能充分认识到工资增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本文通过整合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说史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四个依次递进的关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命题,构建了一个对我国内需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加快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扩大内需中的引擎作用及其长效机制,讨论了扩大进口战略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就扩大内需的四大途径——统一国内市场、提高工资作为增长的发动机、资本品工业高端价值链的进口替代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出了新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欧盟国家着力解决失业顽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盟国家着力解决失业顽症（论文提纲范文）
（2）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基层法治离我们有多远? |
| 二、基层治理的法治悖论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限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的职能与职权 |
| 一、基层政府职能与职权的规范分析 |
| 二、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特征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现状分析 |
| 一、基层政府失灵与政府权力异化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异化之根源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塑造 |
| 一、基层政府治理的理念误区与极端倾向 |
| 二、合法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底线 |
| 三、有效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重塑 |
| 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三维架构 |
| 第三章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失衡及其解决路径 |
| 一、问题意识:纵向权力配置失衡 |
| 二、制度性根源:法定职权与管理的错位 |
| 三、关于基层乡镇政府地位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强镇扩权:基层政府赋权改革探索与反思 |
| 一、改革历程与实践样本 |
| 二、行政性分权:强镇扩权改革的路径反思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赋权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确立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明确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目标: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 |
| 三、健全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保障 |
| 第四章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实践图景——以上海群租治理为例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群租治理的真实场景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据——群租治理的政策推进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过程——群租治理中的街镇角色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特征 |
| 一、基层政府权力的“运动式运行”困境 |
| 二、基层政府权力的“压力型运行”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权力的“失调型运行”困境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建构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框架 |
| 二、基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 |
| 三、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的法治化 |
| 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的法治化 |
| 第五章 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表象与根源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硬腐败与软腐败 |
| 二、基层政府权力廉政监督与效能监督的统一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危害性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腐败的根源分析 |
| 三、价值导向: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 |
| 四、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构建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效能监督的法治化 |
| 一、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实证分析:以2019年D区街镇考核为例 |
| 二、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法治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效能监督法治化的改进路径 |
| 第六章 余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虚无主义批判 |
| 一、基层治理中法治虚无主义的新变异 |
| 二、基层法治虚无主义的形态与后果 |
| 第二节 警惕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浪漫主义 |
| 一、法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
| 二、法治浪漫主义的迷惑性与危害性 |
| 第三节 坚持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实主义 |
| 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 |
| 二、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渐进实现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兼怀人生四十 |
（3）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问题与目的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目的 |
| 二、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大学 |
| (二) 社会服务 |
| (三) 社会服务能力 |
| (四) 转型发展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地方大学的研究 |
| (二) 关于大学转型发展的研究 |
| (三) 关于大学社会服务的研究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假设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社会服务与社会服务能力 |
| 一、社会服务本质内涵 |
| 二、社会服务能力构成要素 |
| 三、社会服务与社会服务能力 |
| 第二节 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现状 |
| 一、社会服务参与能力不足 |
| 二、社会服务投入能力不足 |
| 三、社会服务结构能力不足 |
| 四、社会服务规制能力不足 |
| 五、社会服务信息能力不足 |
| 六、社会服务评价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 |
| 一、价值困境的制约 |
| 二、技术困境的制约 |
| 三、组织困境的制约 |
| 四、制度困境的制约 |
| 第二章 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 |
| 第一节 社会服务: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价值取向 |
| 一、价值取向 |
| 二、地方大学发展价值取向的变迁 |
| 三、社会服务: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服务型大学: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目标定位 |
| 一、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
| 二、欧美国家同类大学转型发展的经验 |
| 三、服务型大学的概念和实践 |
| 四、服务型大学:我国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目标定位 |
| 第三节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关键 |
| 一、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转型发展二者具有相互规定性和制约性 |
| 二、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转型发展二者具有相互关联性和一致性 |
| 第三章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案例及经验 |
| 第一节 吉首大学的转型发展 |
| 一、历时视界:吉首大学的现状和前身 |
| 二、转型发展:吉首大学的实践与探索 |
| 三、结论析出:吉首大学转型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宁波大学的转型发展 |
| 一、第一印象:初识宁波大学 |
| 二、深度接触:宁波大学转型发展之路 |
| 三、回顾总结:宁波大学转型发展的经验 |
| 第三节 地方大学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经验 |
| 一、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立足地方依托地方的服务发展理念作先导 |
| 二、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地方特色的独特优势学科专业作支撑 |
| 三、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广泛参与的高水平科研服务团队作载体 |
| 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紧密顺畅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作依托 |
| 五、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实践取向的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作保障 |
| 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有健全完备的社会服务激励机制作动力 |
| 第四章 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与地方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的基础 |
| (一) 自身利益诉求的需要 |
| (二) 双方共同目标的需要 |
| (三) 组织转型发展的需要 |
| 二、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障碍 |
| (一) 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 |
| (二) 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
| (三) 地方大学组织的依附性 |
| 三、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的途径 |
| (一) 落实地方大学法人化制度,确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法律根基 |
| (二) 改革公共权力运行方式,重构合作伙伴关系的权力配置 |
| (三) 推进利益主体多中心治理,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管理模式 |
| (四) 畅通对话协商和利益分配渠道,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信任机制 |
| 第二节 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的耦合 |
| 一、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耦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 地方产业结构的演变促进地方大学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
| (二) 地方大学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
| (三) 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耦合的可行性 |
| 二、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耦合的内容与机制 |
| (一) 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耦合的基础 |
| (二) 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耦合的内容 |
| (三) 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耦合的机制 |
| 三、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形成与影响 |
| (一) 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形成 |
| (二) 学科-专业-产业链有利于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 |
| (三) 学科-专业-产业链有利于促进地方大学的转型发展 |
| 第三节 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可雇佣性能力 |
| 一、从就业能力到可雇佣性能力:毕业生就业评价的转变 |
| (一) 毕业生能力缺失及其原因 |
| (二) 就业能力与可雇佣性 |
| (三) 可雇佣性能力的内涵及构成 |
| 二、从学术型人才到应用型人才:地方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
| (一) 什么是应用型人才 |
| (二)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
| (三)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 |
| 三、建立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升学生可雇佣性能力 |
| (一) 以可雇佣性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才 |
| (二) 以可雇佣性能力培养为核心,完善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 |
| (三) 以专业-岗位-职业能力对接为路径,创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
| 第五章 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支持体系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制度环境 |
| 一、地方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 |
| (一) 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缺失与错位 |
| (二) 从“全能”到“有限”: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
| (三) 从“管制”到“服务”: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服务型政府的内涵与构建 |
| (一)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
| (二) 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
| (三) 服务型政府的建构 |
| 三、服务型政府对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制度支持 |
| (一) 地方大学转型发展中的政府责任 |
| (二) 服务型政府为地方大学转型发展提供制度环境 |
| (三) 服务型政府为地方大学转型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
| 第二节 服务型教育体系: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的系统支撑 |
| 一、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地方大学提升服务能力与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 |
| (一) 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地方大学自身组织系统转型的目标所在 |
| (二) 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地方大学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必然要求 |
| (三) 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地方大学以他方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创新 |
| 二、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区域经济社会对地方大学发展模式的现实呼唤 |
| (一) 服务型教育体系是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成功耦合的基础 |
| (二) 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地方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共赢的依托 |
| (三) 服务型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载体 |
| 三、地方大学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的具体内容与实现路径 |
| (一) 地方大学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的关键要素 |
| (二) 地方大学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的具体内容 |
| (三) 地方大学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大学—产业—政府的三重螺旋:提升地方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 |
| 一、三重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互动关系新模式 |
| (一) 三重螺旋产生的背景 |
| (二) 三重螺旋的核心目标 |
| (三) 三重螺旋的动力机制 |
| 二、地方大学在三重螺旋中的角色定位与转型诉求 |
| (一) 地方大学在三重螺旋中的角色与作用 |
| (二) 区域三重螺旋中参与主体的互动与自反 |
| (三) 三重螺旋视角下的地方大学转型诉求 |
| 三、三重螺旋对提升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影响 |
| (一) 服务文化的产生 |
| (二) 复合组织的出现 |
| (三) 合作机制的形成 |
| (四) 社会环境的优化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简况 |
| 致谢 |
（8）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系 |
| 一、最优分权理论 |
| 二、俱乐部理论 |
| 三、分权理论 |
| 四、偏好误识理论 |
| 五、用脚投票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
| 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规范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 |
| 第五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联邦制下府际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模式 |
| 第一节 联邦制与联邦主义概念辨析 |
| 一、联邦制的概念与功能 |
| 二、联邦主义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府际关系的概念及分析模式 |
| 一、府际关系的概念 |
| 二、府际关系分析模式 |
| 第二章 统一前西德联邦制与府际财政关系的演进(1949-1990) |
| 第一节 统一前西德联邦制的发展 |
| 一、合作联邦主义 |
| 二、职能型联邦制 |
| 第二节 单一联邦制时期西德的府际财政关系(1949-1969) |
| 一、1949-1956年西德的府际财政关系 |
| 二、1956-1 969年西德的府际财政关系 |
| 第三节 合作联邦制时期西德的府际财政关系(1969-1990) |
| 一、1969-1982年西德的府际财政关系 |
| 二、1982-1990年西德的府际财政关系 |
| 第三章 统一以来德国的府际财政关系(1990-) |
| 第一节 适度集中、相对分散(财政纠缠)模式下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划分 |
| 一、联邦政府的事权与支出 |
| 二、州政府的事权与支出 |
| 三、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 |
| 第二节 适度集中、相对分散(财政纠缠)模式下的政府间财权与收入划分 |
| 一、联邦政府的财权与收入 |
| 二、州政府的财权与收入 |
| 三、市镇政府的财权与收入 |
| 第三节 适度集中、相对分散(财政纠缠)模式下的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 |
| 一、设置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的缘由 |
| 二、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的构成与运行 |
| 三、德国府际关系的调整 |
| 第四章 近年来德国的联邦制改革及府际财政关系的调整 |
| 第一节 德国联邦制面临的挑战 |
| 一、两德统一的冲击 |
| 二、欧洲一体化的冲击 |
| 第二节 2006年德国联邦制改革 |
| 一、2006年德国联邦制改革的举措：去“政治纠缠”的初试 |
| 二、2006年德国联邦制改革的举措：反“财政纠缠”的首试 |
| 第三节 2009年德国联邦制(财政)改革 |
| 第五章 对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模式的分析评价 |
| 第一节 德国联邦制与府际财政关系的相互影响 |
| 一、德国联邦制塑造了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府际财政关系 |
| 二、适度集中、相对分散模式对德国联邦制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德国府际财政关系模式的评价 |
| 一、对德国府际财政关系模式优势的评价 |
| 二、德国府际财政关系模式存在的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内经济一体化:内需分析的理论框架与历史经验 |
| 二统一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和事半功倍的捷径 |
| 三工资增长如何使扩大内需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基点 |
| 四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 |
| 五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为互补性的生产性需求创造巨大的内需市场 |
| 六结语 |
四、欧盟国家着力解决失业顽症（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城市燃气安全供给法律制度研究[D]. 姚晓光.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4]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5]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J]. 丁纯,杨嘉威. 国际论坛, 2019(01)
- [6]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的通知[J].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6(10)
- [7]基于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地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D]. 钱志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1)
- [8]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研究[D]. 罗湘衡. 南开大学, 2014(04)
- [9]201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A]. 陈文玲. 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3～2014）, 2014
- [10]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 贾根良. 清华政治经济学报, 20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