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德——并非共产国际派遣（论文文献综述）
宋婧琳[1]（2019）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巡视工作制度化发展的开端。同时,它也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制度成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保证自身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也需要保障党组织内部的有效协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同时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即是说,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探索建立的。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传统监察制度的制衡监督思想,但却在主体、目标和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不同,即:它不是统治阶级维稳的产物,不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具体而言,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政党体系内部建立的,旨在通过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实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政党监督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历经了初步形成、波折发展、自我调整等三个探索阶段。其间,党依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革命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调整了巡视布局、任务安排、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巡视工作初步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探究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实践特点,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对比审视。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受到了来自本土政治文化和国民党腐败溃烂教训的双重影响,其建构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带有历史的、现实的“烙印”。另一方面,它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本土政治文化、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其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因此既带有“苏联色彩”,又具有鲜活的本土性。即:在制度建构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初步从主体、体系、任务、落实和规范等五个层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客观上讲,彼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善、实践条件也不充分,以至于在制度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瓶颈,体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被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受党内左倾思想和“唯成分论”不良影响等。然而,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必须承担起联系中央与地方、党与基层群众的重要革命和组织任务,也的确在党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恢复和沟通央地党组织联系、协助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改组和重建地方党部、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协助各地方开展革命与群团运动等历史作用。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波折探索和实践,既为党内巡视制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初步推动作用,也为党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整顿党内不良风气和思想、走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建立、探索、调整,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不断完善、发展,都是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系列的探索经验,对现今执政党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改善和腐败治理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回顾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整体发展、建构与实践特点、历史作用、经验教训等问题,既有利于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与具体方法,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反观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反思其时代任务、探寻其发展方向、创新其实践方法,以便进一步在新的国内外情势中逐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邱潇[2]（2018）在《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领导地位源于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而共产国际由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意见对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也至关重要。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1919年由列宁领导建立。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十分特殊,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性质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中国共产党从“二大”作出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起,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呈隶属关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军事方略、组织路线包括领导人选都处于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之下。笔者认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与最终确立,首先基于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正确路线。其次,共产国际由支持王明转为支持毛泽东,也做出了极大贡献。由于历史环境和材料局限,传统说法认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格格不入,毛泽东是在战胜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后,胜利夺取领导地位的。这种说法存在片面性。事实上,共产国际同毛泽东关系复杂,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初步了解毛泽东。然而由于毛泽东党内地位尚不显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系不甚明晰。“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毛泽东在农民运动、战略战术等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支持下的“左”倾中央有极大分歧,因此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挤打击。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有路线分歧,它没有明确反对“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但对毛泽东体现出一定的重视,实际上保护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在出兵援苏等问题上仍存分歧,但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不但帮助毛泽东巩固了党内领导地位,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基础,事实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前言、结论和正文的五个章节。前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重难点,并简介了主要内容和文章创新点及不足点。第一章中,本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论述了共产国际建立的背景、缘由与历史进程,探究了共产国际“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性质,以及“联共（布）主导下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并简述了共产国际组织性质、领导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分析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化打下基础。第二章中,本文结合史实史料,重点探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双效应,指出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支持正确指导,抵制错误思想。因此当共产国际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时,二者关系较为融洽。当共产国际错误干涉中国革命并产生严重危害时,二者矛盾十分尖锐。这为第三章研究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系的变化打下基础。第三章中,本文重点研究了各个时期,共产国际同毛泽东的关系,确立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复杂,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遵义会议后主要表现为支持。第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第四章中,本文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出发,着力从共产国际“七大”后转变了领导方式、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基本一致、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同王明有所分歧、毛泽东比王明更有领导实际斗争的经验等多方面,论证了共产国际由一贯支持王明转为支持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原因。提出“共产国际‘七大’转变领导方式,是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前提”,“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有原则性分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并非共产国际指示,而是王明错误理解共产国际‘一切为了抗日’思想,教条搬用法国等统一战线经验的产物”,“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症结不在于没有提出保持独立性和游击战,而是实际上放弃了党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否定了毛泽东将独立自主游击战置于战略高度的军事思想,形而上学地将‘反共’归咎于国民党内亲日派的阴谋”等创新观点。第五章中,本文结合历史背景,从奠定毛泽东党内领导的合法地位,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国革命纵深发展,创造性形成了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方法等多方面,论证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陈杰[3]（2015）在《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研究》文中提出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是活跃在鄂豫皖边区的具有上下级组织关系、共同的革命信念和彼此往来密切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员构成的整体,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培养人才并派遣回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回乡播撒革命火种并领导武装暴动,中共中央派遣党军干部领导苏区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早期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鄂豫皖苏区早期革命领导核心,上级部门派遣干部逐渐掌握苏区党军机构最高领导权,基层工农积极分子是苏区干部的重点提拔对象,地方精英归附势力也有力充实了苏区干部群体。该苏区干部群体内部结构复杂,层次多样。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后,受中央派遣前来领导苏区革命的上层干部对于建构苏区干部思想认同的努力从未停止,主要通过推行干部教育、完善报刊制度以及干部的任命与选举等途径来进行,同时加强对本地知识分子干部的改造和工农干部的提拔。然而,长期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本地干部难免受到农民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地方观念和农民意识等思想局限性,无形中阻碍了苏区干部改造的进程。以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苏区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对苏区干部改造的诉求更为迫切。他们不能容忍本地干部的思想局限和不良作风,当温和的干部改造遭遇本地干部的强力反弹甚至威胁到中央分局的绝对领导权威时,中央分局以南下之争和许继慎案为突破口,借鉴苏联肃反和清洗运动经验对以本地干部为主的苏区原有干部进行强行改造,酿成了鄂豫皖苏区大肃反。苏区干部改造遭遇挫败是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重要诱因,即使没有南下之争,这种通过激进的肃反方式对苏区干部进行改造的现象也极有可能在另一种场合发生。张国焘等中央分局干部所犯的错误主要在于干部肃反的扩大化和发动清洗运动,导致缺乏理性的基层工农干部的歇斯底里和政治狂热。最终造成苏区肃反的失控,大批苏区干部在肃反和清洗运动中被无辜杀害,给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从整个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形成、来源、发展、演变过程来看,革命是贯穿始终的信念。正是有了革命这一共同目标,这一干部群体才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后来由于内部难以调和的思想冲突和离异而导致大肃反运动,但是肃反的本意是消灭反革命,在苏区有很大的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仍是出于革命的目的,苏区肃反的最终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肃反本意之间的一种背离。无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遭遇怎样的挫折,干部如何缺乏,苏区干部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信念,使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转身投入抗日的洪流中去。
李茂[4]（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三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刘帅[5]（2018）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巡视制度是内生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活动密切相关的自我监督方式,其价值在于以自上而下的权威方式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特派员制度的影响,借鉴中国古代官制文化合理内核,尝试在党内开展特派巡视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巡视监督制度。就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看,无论是古代的御史巡察制度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特派巡视制度都与新时期的巡视监察制度在组织结构、人员选配、工作内容、纪律职责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考察历史上的巡视监督制度对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完善巡视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大有裨益。十八大以来,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中央先后开展十二轮巡视工作,党内巡视监督的力度、密度和范围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日趋凸显,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巡视格局已初步形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中央将巡视作为一项“战略性制度安排”,在强化巡视实践的同时,注重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化巡视成果,把中央对巡视工作的新要求以及巡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模式创新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规范,先后两次对《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巡视制度破解一党执政条件下党内监督难题的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然而,巡视制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根据任务和形势的变化不断消除来自党内外各方面的制约性因素的掣肘。当前巡视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总体向好,局部存瑕”、“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基本态势。有鉴于此,梳理巡视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与规律,总结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成绩及其在理论架构和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不断完善巡视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机制,对于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承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的任务要求,提升从严管党治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制度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通过历史比较、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党内巡视制度的基础理论、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发展成效、存在问题及改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着眼于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的成效与经验,回应巡视监督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困境,立足实践性、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通过有针对性地探讨完善巡视制度的可行之法,以期实现巡视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同步行进,构建巡视监督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其反腐利剑作用。具体来讲,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学者关于党内巡视监察制度的研究状况、国外学者关于类似监察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等。这部分内容为论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首先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基本内涵着手,分别对新时期巡视制度的概念、属性与体系结构进行界定。接着,从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西方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三个层面系统阐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基础。最后,总结了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相对优势,即定向监督的效力优势、直击现场的主动优势、异体监督的权威优势、辐射全盘的整合优势。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这一部分首先对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做全面梳理,结合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建设情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将巡视制度的演进划分为六个阶段:中共创立初期的酝酿探索阶段、中共六大后的形成推广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初步恢复阶段、十六大之后的确立完善阶段、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党内巡视制度生成的历史特点,并总结了其演进的经验与教训。第四章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运行机制。该部分首先对改革开放之后制定或修订的三部巡视工作条例,从制定或修订背景、整体结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并概括了在新时期完善巡视条例的现实意义。接着,从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纪律与责任三个方面介绍了十八大之后巡视工作的组织体制。最后,介绍了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包括巡视的内容方式与程序、协调协作机制、反馈控制机制、绩效考评机制。第五章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成效分析。这一部分首先对十八大以开展的十二轮中央巡视工作形成的270余份巡视反馈报告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巡视反馈报告的基本模式及其在反馈情况、反馈问题、整改意见方面呈现的特点。接着,论文从巡视定位、巡视范围、巡视方式、巡视机制与流程等方面概括了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主要成就。最后,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取得显着成绩的主要经验。第六章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问题及对策。这一部分首先从巡视制度的理论研究、配套制度的衔接、组织结构、成果运用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巡视制度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接着,就国外类似监察制度做简要介绍与比较,并总结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以期为党内巡视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最后,论文从巡视制度的现实问题出发,结合国内外有益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巡视制度的四点意见:做好巡视理论研究培育巡视文化、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合力、优化巡视组织结构提高其权威性、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增强巡视效果。
周琳[6]（2016）在《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韩乐然,民国时期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画家、考古艺术家。一生经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的活动,在两个领域中皆具历史价值。活动范围涉及政治活动、文化社团、报刊传媒、艺术教育、艺术考古等多个门类的经历,在艺术家之中极具特殊性。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韩乐然辗转中国十几个省份和欧洲十个国家从事无产阶级革命,限定与促成了韩乐然身兼多职且热衷于艺术创作与文化活动的经历。革命视域中的艺术活动,不仅与革命活动相辅相成,也凝结了浓重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倾向。从“青年画会”的建立到“奉天美术专科学校”再到“克孜尔艺术考古”,其艺术活动逐步加深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联,艺术活动起到了多重社会性的功能。宏观社会革命的理想与目标主导下,韩乐然的艺术创作致力于反叛动荡的社会现实,超越社会与时代乃至学术的限制;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反映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需求与审美,在意识上传递积极向上的战斗精神。以此形成独立于他所在的“表现主义”、欧洲“现代主义”与抗战美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艺术风格,艺术追求超越学术局限表现社会理想,探索“大众美术”与现代绘画结合的实践方式,表现出融合性的民俗美术风格特征。本文结合历史背景,运用社会学、文献学、分类学与图形学结合的方法,经研究得出观点:1.韩乐然是最早确立无产阶级文艺观并进行“大众美术实践”的艺术家;2.艺术活动同时作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途径,使他成为最早的“左翼美术家”,建立了第一个“左翼美术社团”,建立东北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同时也是沈阳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的根据地。3.韩乐然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受到革命活动与艺术观念的限制,其研究价值并非在艺术创新与学术层面的代表性,而是作为艺术家兼有革命贡献与历史价值以及特殊艺术家的典型意义。本研究认为探究个案的特殊经历涉及多个门类艺术活动及其具有多领域的开创性意义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陈东[7]（2010）在《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着一场生死的搏杀,其中双方较量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国民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江西省曾是国共武装冲突的主战场,1930年至1933年国共在江西进行了五次较量,特别是1933年10月,蒋介石督率100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围剿”江西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是十年内战期间国共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决战。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无论是从作战规模还是持续时间来讲都是空前的,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国共双方都不是胜利者,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把中共赶出了中央苏区,但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固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长征,最后却顺利到达陕北,保存了基干力量。国共双方人员在十年内战中大批地伤亡,最终是使中国的抗战力量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乘此机会逐步蚕食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30年代初国民政府把中共看成是心腹之患,在其制定的许多政策几乎都与“围剿”苏区和红军有关。国民政府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连续发动对中共和苏区的“围剿”。国民政府在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胜利后,把政策的重点转向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红军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华南一带转移到西北,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30年代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联,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有：首先对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前的国际环境做了比较详细地阐述。从国际化的视角解读了当时国民政府与德国、英美、日本、苏联等国的外交关系,作者认为,1933年国民政府面临的国际形势总体来说对于国内的剿共战争十分有利,使得国民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及红军。其次对国民政府的剿共方针及其演变作了比较详细地考察。国民政府欲达到消灭中共的目的,先实行清党运动,30年代初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在江西战场连续四次剿共失利后,国民政府汲取以往的教训,开始实行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军政方略。最后,本文从中共、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三者的角度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重点的探讨。作者认为,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是其失利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在第五次剿共战役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奎松[8]（2020）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文中指出借助俄国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尤其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已经公开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距离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王承庆[9]（2016）在《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文中研究说明军事指挥不仅关系战争胜负全局,而且对于军队建设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创建自己的军队,但仍在中央和省委层面建立了军事工作机构。土地革命前期,中共逐渐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进行了一系列将军事指挥"集权于中央"的努力和尝试,并逐步将军事指导重心向革命根据地转移,标志着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对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指挥机构,进行了谨慎研究和初步探索。秋收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关;"三湾改编"从组织上建立起中共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散漫作风;前委先后清除了余洒度、苏先俊、张浩等旧式军官的军事指挥权,使这支队伍在组织体制上与旧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产生本质区别。广州起义,始终未建立起有效的军事指挥系统,起义总指挥叶挺受到多方掣肘,不能独立行使指挥权,导致起义最终失败。井冈山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共军队历史沿革的主脉。在这一过程中,红四军军委与前委发生争权,实质是党的领导与指挥权之争。古田会议为持续近一年的"朱毛之争"划上句号,毛泽东领导的前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然而红军的渐次扩大,使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出现本质上莫及之势。于是总前委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接着又在前方作战指挥权与后方党的领导权之间产生争论,最后以中革军委作为最高指挥机构,实行靠前指挥而告一段落。争论虽然平息了,但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红军作战的迭次失败,表明指挥机构中"人"才是决定性因朱素。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领导指挥机构能不能有效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机构内部的思想能不能统一、路线能不能一致。本文从领导指挥机构内部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的视角,对革命与战争背景下的富田事变进行了个案研究,得出富田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并不是肃AB团的扩大化问题,而是中央苏区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正确路线与江西省行委盲目执行中央"左"倾错误路线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而这种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又恰恰发生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对根据地反"围剿"准备产生了直接负面影响,如不能断然处置和采取及时补救措施,将可能造成反"围剿"全局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肃AB团扩大化就具有了某种可理解的"合理性",并成为引发富田事变的导火索。为确保反"围剿"作战的全局胜利,毛泽东对富田事变作出及时处置,无异于"壮士断腕"。红军长征是中共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也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最激烈、变换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重要时期。长征出发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其本质是"2+1",是对周恩来的重新起用。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小组",与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时取消了"三人团",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关于"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党的领导和红军指挥权之争,并一度造成两大主力红军暂时分离。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到达陕北,成立新的"西北军委",在性质上履行"中央军委"的职能,但在现实上又不具备指挥全国红军的能力和手段。"西北军委"与张国焘为首的"中革军委"之争,实质是关于正统地位之争,最后统一到扩大的"中革军委",标志着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张玲[10]（2002）在《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文中认为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逐步沦为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受上述因素影响，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对华政策错误层出。在此期间，导致中国共产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本文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图景全面地展现出来。从中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 本文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前言》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该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内在关联。处理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国际右倾教条的起点；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步步进逼采取退让政策并日趋右倾；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探讨了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推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影响尤为直接，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探寻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缘起及逐步僵化；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过程中的失误及后果；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评价。 第五章探讨1926-1935年中共“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领导方式是中国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幼稚及传统文化影响是屡次犯错的主观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久而艰难的历程，实现两者结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二、李德——并非共产国际派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德——并非共产国际派遣（论文提纲范文）
（1）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国内研究述评 |
| 1.2.1 整体研究概貌 |
| 1.2.2 历史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理论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4 实践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3 国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基本思路与内容安排 |
| 1.4.2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相关概念辨析 |
| 1.5.1 时期界定：土地革命时期 |
| 1.5.2 基础概念：监督与监察、巡视与巡察 |
| 1.5.3 重点概念：执政党建设、党内监督、党内巡视、行政监察 |
| 1.5.4 身份概念：监察员、巡视员与特派员 |
| 1.5.5 制度界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 |
| 1.6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局限性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 |
| 2.1 思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 2.1.2 列宁的党建思想 |
| 2.1.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思想 |
| 2.2 传统文化根基 |
| 2.2.1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
| 2.2.2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 |
| 2.2.3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 |
| 2.3 革命斗争需要 |
| 2.3.1 白色恐怖下中共各级党组织遭遇重创 |
| 2.3.2 部分党组织与党员出现思想与行动上的混乱 |
| 2.3.3 党内人才匮乏,基层干部选拔体制不够畅通 |
| 2.4 组织实践基础 |
| 2.4.1 党内巡视工作的早期实践经验累积 |
| 2.4.2 联共(布)对中共巡视工作的指导 |
| 2.4.3 土地革命前中共组织与群众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 初步形成：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
| 3.1.1 历史背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
| 3.1.2 中心任务：重建、联络并改组党部 |
| 3.1.3 机构部署：建立三大中央派出机关 |
| 3.1.4 具体实践：央地巡视工作初步互动 |
| 3.2 波折发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 |
| 3.2.1 历史背景：波折忧患中前进 |
| 3.2.2 中心任务：服务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
| 3.2.3 战略方针：初步建构央地巡视互动体系 |
| 3.2.4 具体实践：推进巡视探索并颁布巡视条例 |
| 3.3 自我调整：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 |
| 3.3.1 历史背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党内纠偏 |
| 3.3.2 中心任务：服务反围剿和党的军队建设 |
| 3.3.3 系统优化：巡视渗透各领域并提升地方主动性 |
| 3.3.4 具体实践：扩大巡视力度并创新巡视方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主要特点 |
| 4.1 大体上沿用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建构框架与原则 |
| 4.1.1 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区划作为巡视布局与实践的基础 |
| 4.1.2 重视巡视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与职能多样性 |
| 4.1.3 以法规、条例等方式来规范巡视工作 |
| 4.2 吸取了国民党党政腐败与监察失灵的惨痛教训 |
| 4.2.1 反对独裁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
| 4.2.2 警惕制度失灵,重视党内巡视的有效运行 |
| 4.2.3 整顿官僚腐化,强调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
| 4.3 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带有“苏联监察制度色彩” |
| 4.3.1 重视监察工作的制度化发展及其地位提升 |
| 4.3.2 将党内外监督方式统一于巡视制度设计 |
| 4.3.3 受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监察制度“左”的偏执影响 |
| 4.4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初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 |
| 4.4.1 主体层面：意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巡视制度的领导 |
| 4.4.2 体系层面：尝试由“自上而下”转向“上下联动” |
| 4.4.3 任务层面：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巡视部署 |
| 4.4.4 落实层面：调研地方实际,开展“活泼的”巡视 |
| 4.4.5 规范层面：总结实践经验,颁布并修订《巡视条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作用 |
| 5.1 危急关头协助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与恢复工作 |
| 5.1.1 恢复央地联系并传达上级指示与精神 |
| 5.1.2 协助改组地方党部并指导地方实际工作 |
| 5.1.3 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人才 |
| 5.1.4 筹备党的秘密组织和人民军队 |
| 5.2 提升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决策的科学性 |
| 5.2.1 通过巡视调研,综合考察各地党组织的工作环境 |
| 5.2.2 探索并推动了党内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统一 |
| 5.2.3 总结反思巡视问题,逐步规范巡视工作 |
| 5.2.4 纠偏地方党组织错误思想并平反冤假错案 |
| 5.3 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建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5.3.1 推广革命军与当地农民结合的经验 |
| 5.3.2 争取广大群众,“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 |
| 5.3.3 发动群众组建工农学会,开展群团运动 |
| 5.3.4 领导群众开展革命、建设、起义,建构民族统一战线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局限 |
| 6.1 整体建构上,党内巡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 |
| 6.1.1 不同层级党部巡视体系建构与落实差异较大 |
| 6.1.2 党内领导方式没有完全转变,巡视规范落实程度较低 |
| 6.1.3 部分地区巡视人员短缺、能力欠缺、作风不良 |
| 6.2 实践过程中,受到党内左倾思想、“唯成分论”等不良影响 |
| 6.2.1 选人用人“唯成分”,削弱党员革命积极性 |
| 6.2.2 巡视工作犯“盲动”错误,党组织遭到破坏 |
| 6.2.3 错误批判党员干部,党内人才流失 |
| 6.3 制度体系内,党内巡视系统的联动和监管程度较弱 |
| 6.3.1 战争、交通、通讯、资金等因素限制了央地互动效果 |
| 6.3.2 将集中凌驾于民主之上,削弱了地方主动性 |
| 6.3.3 某些地方巡视态度不端正、工作不作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7.1 找准定位：坚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立场” |
| 7.1.1 鲜明政治立场：坚定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
| 7.1.2 人民本位立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现实诉求的实现 |
| 7.1.3 战略发展立场：服务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
| 7.2 科学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展开巡视工作 |
| 7.2.1 重视开展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 |
| 7.2.2 把握工作的“度”,警惕思想与行动上的偏执 |
| 7.2.3 总结巡视经验与教训,推进巡视工作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
| 7.3 制度优化：进一步提升其规范性、协作性和生命力 |
| 7.3.1 党内巡视制度与法制相结合,推进其规范化建设 |
| 7.3.2 促成两个“联动”,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
| 7.3.3 批判借鉴古今中外优秀巡视制度成果,提升制度生命力 |
| 7.4 实践推进：明确巡视重点与主体权责,创新巡视方法 |
| 7.4.1 明确当前阶段巡视任务与重心,加大政治巡视 |
| 7.4.2 明确巡视主体权责与激励,优化主体结构 |
| 7.4.3 创新巡视工作方法,拓展全媒体参与渠道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2）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现状述略 |
| (三)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二、主要参考文献综述 |
| (一) 档案、文献资料 |
| (二) 学者专着与论文 |
| 三、研究意义 |
| (一) 有利于扩展党史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 |
| (二) 有利于深入研究,增进认识 |
| (三)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四、研究的目标及重难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难点 |
| 五、研究的方法、步骤和可行性分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实施步骤 |
| (三) 可行性分析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和领导方式 |
| 一、共产国际组织性质与领导体制的来源 |
| (一) 共产国际成立的背景 |
| (二) 共产国际成立的缘由 |
| (三) 共产国际成立的过程和意义 |
| 二、“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性质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
| (一) 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
| (二) 受联共(布) 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双效应 |
|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 |
| (一) 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二) 正确决策积极推动两次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 |
| (三) 给予中国共产党巨大经济援助 |
|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
| (一) 一些理论策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
| (二) 曾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考察 |
| 一、遵义会议前不同时期各具特点 |
| (一) 大革命时期初步了解毛泽东 |
| (二)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虽有路线分歧但体现出重视 |
| 二、遵义会议后支持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 (一) 帮助毛泽东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 |
| (二) 帮助毛泽东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
| (三) 虽以支持为主但仍存分歧 |
| 三、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铸就与共产国际的外部推动 |
| (一)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 毛泽东在湘江战役后力挽狂澜 |
| (三)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 (四) 共产国际推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由支持王明转为支持毛泽东的原因 |
| 一、共产国际“七大”后转变了领导方式 |
| (一) 高度集中领导体制难以为继 |
| (二) 远未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形势 |
| (三) 苏联外交策略的要求 |
| (四)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要求 |
| (五) 季米特洛夫要求增强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 |
| 二、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 |
| (一) 党的许多干部向共产国际推崇毛泽东的领导能力 |
| (二) 共产国际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尤其是军事领导才能 |
| (三) 毛泽东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干部任用标准 |
| 三、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 |
| (一)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
| (二)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趋于一致 |
| (三)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有原则性分歧 |
| 四、毛泽东比王明更有领导实际斗争的经验 |
| (一) 王明被公认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
| (二) 王明因多次夸编造材料而受到共产国际质疑 |
| (三) 王明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式让共产国际更为不满 |
| 五、米夫被诬陷为“反革命”对王明有一定影响 |
| 第五章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意义 |
|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共产国际较早产生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火花 |
| (二)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正反两方面影响 |
| (三) 共产国际“七大”后事实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二、推动中国革命纵深发展 |
| (一) 正确分析抗战形势和基本任务 |
| (二) 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
| (三) 重申敌后为重点的军事战略 |
| 三、创造性形成了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方法 |
| (一) 虚心接受正确意见,抵制错误 |
| (二) 坚持原则,讲究策略 |
| (三) 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校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旨趣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形成的背景 |
| 一、共产国际援助与留苏人员回国 |
| 二、革命知识分子回乡动员革命建立政权 |
| 三、鄂豫皖苏区组建及干部群体成型 |
| 第二章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来源 |
| 一、本地革命知识分子 |
| 二、上级部门派遣干部 |
| 三、基层工农积极分子 |
| 四、地方精英归附势力 |
| 第三章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结构 |
| 一、青年干部与中年干部 |
| 二、男性干部与女性干部 |
| 三、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 |
| 第四章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思想认同的建构 |
| 一、干部教育的全面发展 |
| 二、报刊制度的建立完善 |
| 三、苏区干部的选举与任命 |
| 第五章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内部矛盾 |
| 一、本地干部的思想局限 |
| 二、外来干部的绝对领导 |
| 三、干部内部矛盾的激化 |
| 第六章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发展结局 |
| 一、自上而下的干部肃反 |
| 二、工农干部的急速提拔 |
| 三、主体干部的西去与北上 |
| 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
| 结语——干部命运与鄂豫皖苏区的革命 |
| 一、干部精英的敢为与开创精神 |
| 二、干部肃反的内在驱动与后果 |
| 三、苏区干部的坚守与革命信念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硕士阶段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辨析 |
| 1.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 |
| 1.2.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滋生(1921-1927.7) |
| 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表现 |
| 2.1.1 对革命性质与革命阶段的认识错误 |
| 2.1.2 对国民党性质的误判 |
| 2.1.3 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放弃 |
| 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因素 |
| 2.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内部因素 |
| 2.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外部因素 |
|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 |
| 2.3.1 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3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第3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蔓延(1927.8-1930) |
| 3.1 教条主义表现之一——“左”倾盲动 |
| 3.1.1 “三阶段”论对中共的影响 |
| 3.1.2 “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1.3 “左”倾盲动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2 教条主义表现之二——“左”倾冒险 |
| 3.2.1 中共六大的双重效应 |
| 3.2.2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2.3 “左”倾冒险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初次较量 |
| 3.3.1 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 |
| 3.3.2 留守中央反教条主义的实践 |
| 3.3.3 中共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 |
| 3.3.4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较量 |
| 3.3.5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第4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膨胀(1931-1934) |
| 4.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
| 4.1.1 共产国际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
| 4.1.2 共产国际全力扶持王明集团 |
| 4.1.3 《两条路线》出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 |
| 4.2 “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中的表现 |
| 4.2.1 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教条主义宗派形成 |
| 4.2.2 教条主义宗派的反“右”倾斗争 |
| 4.2.3 片面追求“工人化”与排斥知识分子 |
| 4.3 “左”倾教条主义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 |
| 4.3.1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出台 |
| 4.3.2 “进攻路线”的推行与对毛泽东的批判 |
| 4.3.3 军事战略方针教条化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 4.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再次较量 |
| 4.4.1 白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2 苏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
| 第5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遏制(1935-1938) |
| 5.1 中共高层组织变动与长征胜利 |
| 5.1.1 长征初期教条主义宗派瓦解 |
| 5.1.2 “洛-毛”领导体制的确立与长征的胜利 |
| 5.2 “左”倾关门主义的抛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2.1 共产国际七大新气象 |
| 5.2.2 瓦窑堡会议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的抛弃 |
| 5.2.3 中共对蒋方针的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第三次较量 |
| 5.3.1 党的十年历史评价之争：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 |
| 5.3.2 独立自主原则之争 |
| 5.3.3 六届六中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第6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清算(1939-1945) |
| 6.1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成熟：奠定了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 |
| 6.2 全面清算党内教条主义 |
| 6.2.1 编辑《六大以来》：厘清路线是非 |
| 6.2.2 1941 年“九月会议”：拉开整风运动帷幕 |
| 6.2.3 中央领导机构重大调整：从组织上肃清教条主义影响 |
| 6.2.4 共产国际解散：教条主义失去最后依托 |
| 6.2.5 1943 年“九月会议”：对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击 |
| 6.3 中共七大：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全面胜利 |
| 6.3.1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 6.3.2 七大党章与防范教条主义的规章建设 |
| 6.3.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 |
| 结束语 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
| 一、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 |
| 二、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基本内涵 |
| 2.1.1 巡视制度的概念界定 |
| 2.1.2 巡视制度的基本属性 |
| 2.1.3 巡视制度的体系结构 |
| 2.2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2.2 中国古代的巡视监察思想 |
| 2.2.3 西方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3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相对优势 |
| 2.3.1 定向监督的效力优势 |
| 2.3.2 直击现场的主动优势 |
| 2.3.3 异体监督的权威优势 |
| 2.3.4 辐射全盘的整合优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 |
| 3.1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1 中共初创期的酝酿探索阶段 |
| 3.1.2 中共六大后的形成推广阶段 |
| 3.1.3 新中国初期的曲折发展阶段 |
| 3.1.4 改革开放后的初步恢复阶段 |
| 3.1.5 十六大之后的确立完善阶段 |
| 3.1.6 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阶段 |
| 3.2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生成特点 |
| 3.2.1 普遍理论与具体国情相统一 |
| 3.2.2 传承经验与实践创新相统一 |
| 3.2.3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
| 3.2.4 体系完备与科学严谨相统一 |
| 3.3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演进的启示 |
| 3.3.1 坚定立场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 |
| 3.3.2 明确职责避免巡视员大包大揽 |
| 3.3.3 立威立信激活巡视的监督效能 |
| 第4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运行机制 |
| 4.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完善 |
| 4.1.1 巡视条例修订的宏观背景 |
| 4.1.2 巡视条例整体结构的微调 |
| 4.1.3 巡视条例具体内容的调整 |
| 4.1.4 完善巡视条例的现实意义 |
| 4.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组织体制 |
| 4.2.1 巡视工作的机构设置 |
| 4.2.2 巡视工作的人员配置 |
| 4.2.3 巡视工作的纪律与责任 |
| 4.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工作机制 |
| 4.3.1 巡视工作的内容方式程序 |
| 4.3.2 巡视制度的协调协作机制 |
| 4.3.3 巡视制度的反馈控制机制 |
| 4.3.4 巡视制度的绩效考评机制 |
| 第5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成效分析 |
| 5.1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巡视反馈报告解析 |
| 5.1.1 巡视反馈报告的基本模式 |
| 5.1.2 巡视反馈情况公开透明开列详尽 |
| 5.1.3 巡视反馈问题定位精准措辞严厉 |
| 5.1.4 巡视整改意见注重原则针对性强 |
| 5.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成就 |
| 5.2.1 巡视定位明确重点更加突出 |
| 5.2.2 巡视范围拓宽巡视实现全覆盖 |
| 5.2.3 巡视方式灵活专项巡视成效显着 |
| 5.2.4 巡视机制调整巡视流程更加完善 |
| 5.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经验 |
| 5.3.1 以明确的方针引导巡视实践 |
| 5.3.2 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巡视工作 |
| 5.3.3 坚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精神 |
| 5.3.4 以改革为动力推进巡视创新 |
| 第6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问题及对策 |
| 6.1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运行的存在问题 |
| 6.1.1 巡视理论研究薄弱 |
| 6.1.2 配套制度衔接不够 |
| 6.1.3 巡视组织仍不完善 |
| 6.1.4 巡视成果运用不足 |
| 6.2 国外类似制度对巡视制度的借鉴 |
| 6.2.1 苏联特派员制度的教训 |
| 6.2.2 古巴干部视察制度的借鉴 |
| 6.2.3 越南廉政监督制度的借鉴 |
| 6.2.4 西方监察特使制度的借鉴 |
| 6.3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对策 |
| 6.3.1 借鉴国外类似制度完善巡视制度 |
| 6.3.2 做好巡视理论研究培育巡视文化 |
| 6.3.3 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合力 |
| 6.3.4 优化巡视组织结构提高其权威性 |
| 6.3.5 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增强巡视效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结构与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韩乐然的革命活动 |
| 第一节 早期成长经历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革命活动（1919—1923） |
| 一、参与民族独立运动 |
| 二、在境外的革命活动 |
| 三、与共产国际代表访华相关的活动 |
| 四、参加高丽共产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活动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革命活动（1924-1937） |
| 一、建立沈阳第一个党支部 |
| 二、推进哈尔滨北满党建工作 |
| 三、组织进步社团、创办报刊杂志 |
| 四、领导政治运动 |
| 五、组织国共合作活动 |
| 六、共产国际情报工作 |
| 第四节 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1947） |
| 一、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抗战活动 |
| 二、去抗战前线视察联络 |
| 三、协调国共两军战事关系 |
| 四、和平解放新疆西藏的筹备工作 |
| 小结 |
| 一、繁重与多变动的革命活动 |
| 二、广泛的个人才能 |
| 第二章 韩乐然的艺术生涯 |
| 第一节 萌芽时期的绘画自修 |
| 第二节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习 |
| 一、上海美专的“新学”教育 |
| 二、“表现主义”的学习环境 |
| 三、艺术师从 |
| 第三节 去法国巴黎的艺术深造 |
| 一、流离转徙的欧洲经历 |
| 二、进入卢浮宫美术学院学习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宣传与创作 |
| 一、组织“东总”抗战宣传活动 |
| 二、从事抗战美术宣传 |
| 第五节 西北时期的创作活动 |
| 一、深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
| 二、创作民众题材作品 |
| 小结 |
| 一、认同后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
| 二、对巴黎区域性绘画思潮的思考 |
| 三、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推介 |
| 四、提倡抗战美术与民族化美术 |
| 第三章 韩乐然艺术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自然题材作品 |
| 一、20年代作品 |
| 二、30年代作品 |
| 三、40年代作品 |
| 第二节“大众美术”题材作品 |
| 一、劳动者为题材的写生创作 |
| 二、民俗题材创作 |
| 三、人物肖像创作 |
| 第三节 抗战题材作品 |
| 一、抗战宣传画 |
| 二、参与绘制《全民抗战》 |
| 三、木版封面画 |
| 第四节 民族与民俗题材作品 |
| 一、民族题材创作 |
| 二、洞窟壁画临摹 |
| 第五节 实用美术作品 |
| 一、革命宣传的新春贺卡 |
| 二、建筑类设计 |
| 小结 |
| 一、创作方式——“写生即是创作” |
| 二、表现形式——速写入画 |
| 三、造型特征——符号性的造型元素 |
| 四、构图特征——形式感与程式化 |
| 五、关注点——强调光线的作用与效果 |
| 六、绘画风格——象征性与表现性融合 |
| 第四章 韩乐然的艺术活动 |
| 第一节 美术教育活动 |
| 一、东北早期美术教育环境 |
| 二、沈阳美术专科学校的开创 |
| 三、美术执教 |
| 四、对黄胄的艺术启蒙 |
| 第二节 艺术展览 |
| 一、东北时期的美展 |
| 二、欧洲时期的画展 |
| 三、抗战时期的展览 |
| 四、西北时期的展览 |
| 第三节 艺术社团组织 |
| 一、组织“青年画会” |
| 二、开办“奉天美术研究院” |
| 三、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
| 第四节 艺术考古 |
| 一、新疆考古的动因 |
| 二、克孜尔艺术考古发现 |
| 小结 |
| 一、多元活动中的内在关联 |
| 二、艺术活动的社会性特征 |
| 第五章 韩乐然的艺术观念 |
| 第一节 艺术本质论的表述 |
| 一、艺术来源：积极的生命观 |
| 二、艺术表现宗旨：源于自然超越自然 |
| 三、艺术功能：“潜势力”的社会作用 |
| 第二节 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 |
| 一、提倡求“真”的表现性 |
| 二、提倡艺术“超越时空限制” |
| 三、倡导非功利性的艺术创作 |
| 四、倡导面向大众的艺术方向 |
| 第三节 艺术观念的阶级视角 |
| 一、强调艺术的阶级性 |
| 二、倡导艺术家承担社会责任 |
| 第四节 从“进化”视角看待艺术流派 |
| 一、主张艺术反抗传统的束缚 |
| 二、批判古典主义绘画 |
| 三、对西方现代绘画流派的辨析 |
| 四、提倡艺术家形成自己的风格 |
| 小结 |
| 一、以情感与观念为衡量艺术的基础 |
| 二、以社会作用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 |
| 第六章 革命限定中的艺术特质 |
| 一、限定中的艺术经历 |
| 二、艺术观念中的革命视角 |
| 三、艺术创作的政治意图与功用 |
| 四、艺术活动服务于政治 |
| 五、艺术家身份的政治作用 |
| 结论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附录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四、本文研究结构和思路 |
| 第一章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对中共政策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 |
| 一、德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
| 二、30年代初美、英对华的政策 |
| 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的方针 |
| 四、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政策 |
| 一、国民政府的清党运动 |
| 二、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确立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发动剿共战役 |
| 一、中共开展武装割据和中央苏区的成立 |
| 二、国民政府江西四次剿共战役的失败 |
| 三、四次剿共战役失败因素探析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剿共政策的调整 |
| 一、国民政府剿共方针的转变 |
| 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实施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发动第五次剿共战役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第五次剿共战役前的形势 |
| 一、中日《塘沽协定》的签订 |
| 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平定 |
| 三、中央苏区内部的危机 |
| 第二节 江西战场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序列和作战方针 |
| 一、江西战场国民党军队战斗序列和部署 |
| 二、中共军队的战斗序列和作战部署与方针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第五次剿共战役的爆发 |
| 一、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的开始——黎川战役 |
| 二、国共军队在赣东北的争夺战 |
| 第四节 福建事变的发生 |
| 一、福建事变 |
| 二、中共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及其处理"闽变"的失误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第五次江西剿共的胜利与中共军队的战略转移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作战 |
| 一、国民党军的进攻作战和中共军队战术的转变 |
| 二、广昌会战 |
| 三、占领筠门岭、建宁与国民党军的六路进攻 |
| 第二节 中共战略转移方针的确定 |
| 一、中共军队作战资源的困窘 |
| 二、中共中央战略转移方针的酝酿和确定 |
| 三、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
|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苏区与中共军队的战略转移 |
| 一、兴国与石城的作战 |
| 二、中共反"围剿"失利与中共军队的战略转移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江西剿共胜利因素探讨 |
| 一、从国民党方面看第五次剿共胜利的因素 |
| 二、从中共方面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因素探析 |
|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刍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谁是“共产国际”? |
| 二、如何读“共产国际”档案? |
| 三、回忆史料应该怎么用? |
（9）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挑战 |
|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
| 一、大革命时期的军事领导机构 |
| (一) 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成立"军委" |
| (二)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军事部 |
| (三) 中共中央军事部(军委)主要职责 |
| (四) 中共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二、土地革命前期的中央军事部 |
| (一) 中共中央恢复中央军事部 |
| (二) 将军事指挥权"集权于常委" |
| (三) 中央军事部与军事委员会并存 |
| (四) 中央军事部机构编成及主要职能 |
| 三、中央军委成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
| (一) 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委合并 |
| (二) 中央总行委统揽一切 |
| (三)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三大武装起义的领导和指挥问题 |
| 一、南昌起义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政治领导 |
| (二)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参谋团的军事指挥 |
| (三) 起义军各军军部及其"军委"的实际掌控 |
| (四) 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 |
| 二、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
| (二) "三湾改编"奠定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 |
| (三) 从前委到师委:工农革命军领导指挥体制陷于困境 |
| (四) 秋收起义的转折意义 |
| 三、广州起义的领导指挥机构 |
| (一) 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作用 |
| (二) 谁在指挥广州起义? |
| (三) 广州起义失败之组织指挥问题检讨 |
| 第三章 红军前委、总前委与苏区中央局 |
| 一、红四军前委与军委之争 |
| (一) 井冈山会师成立第四军军委 |
| (二) 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指挥权责 |
| (三) 红四军军委、前委与行委的流变 |
| (四) 军委与前委发生争权的缘由 |
| (五) 军委与前委之争的导火索 |
| (六) 军委与前委争权的实质 |
| (七) 古田会议与前委领导地位的确立 |
| 二、从扩大的红四军前委到总前委 |
| (一) "二七"会议与扩大的红四军前委 |
| (二) 组建军团指挥机构 |
| (三) 成立方面军指挥机构及其总前委 |
| 三、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 |
| (一) 成立苏区中央局 |
| (二) 总前委去留何从? |
| (三) 恢复总前委的战时指挥权 |
| (四) 赣南会议正式取消总前委 |
| 四、关于总前委的余论 |
| 第四章 领导机关内部路线冲突引发"富田事变" |
| 一、总前委与省行委的冲突 |
| (一) "二七"会议上的土地政策之争 |
| (二) "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地方党的集体"左"转 |
| (三) 反AB团的扩大化 |
| (四) 围绕"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 |
| 二、富田事变的经过及起因 |
| 三、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与富田事变的定性 |
| (一) 富田事变发生前后的反"围剿"战争环境 |
| (二) 富田事变的定性及其背后的"说法" |
| (三) 中共维护总前委最高指挥权的努力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谁在指挥战争? |
| 一、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 |
| (一) 苏区中央局成立中革军委 |
| (二) 第一次全苏大会成立新的中革军委 |
| (三) 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之间的关系 |
| 二、"苏区中央局一中革军委一作战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
| 三、前方"最高军事会议" |
| 四、关于前方作战指挥权责的争论 |
| 五、东方军入闽作战的指挥问题:以"沪电"为例 |
| 六、中革军委直接掌握作战指挥权 |
| 第六章 红军长征中最高指挥权的流变 |
| 一、长征前期组成最高"三人团" |
| (一) "三人团"的本质是"2+1" |
| (二) "三人团"的目的在于垄断红军指挥权 |
| (三) "三人团"在长征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从中央队"三人小组"到新"三人团" |
| (一) 中央队"三人小组"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 |
| (二) 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 |
| (三) 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
| (四) 会理会议和"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 |
| 三、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之争 |
| (一) 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
| (二) 由战略方针分歧引发"统一指挥"问题之争 |
| (三) 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智斗勇 |
| 四、西北军委成为正统的"中央军委" |
| (一) 红四方面军成立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军委 |
| (二) 陕甘苏区成立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军委 |
| (三) 中央红军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 |
| (四) 统一于扩大的中革军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时限的界定 |
| 二、 研究的缘起 |
| 三、 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右倾教条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
| 一、 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成为民主联合阵线的附庸 |
| (一) 共产国际右倾的起点--3.20事件 |
| (二) 共产国际代表在北伐中日益右倾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 二、 党内合作形式教条化，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
| (一) 反对远东局独立发展工农运动的建议，维护联合阵线 |
| (二) 用高压手段打退反对派的进攻，刻意粉饰国共合作政策 |
| 三、 共产国际在被动中放弃民主联合阵线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与中共“左”倾错误 |
| 一、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是中共进攻理论的来源 |
| (一) “三阶段”论之缘起 |
| (二) “三阶段”论的具体化--罗明纳兹的进攻理论 |
| 二、 进攻理论导致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
| 三、 “第三时期”理论与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 |
| (一) 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 |
| (二)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 (三) 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孤立中间势力”的政策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
| 一、 联共(布)中央的“左”倾及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
| (一)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关门主义 |
| (二)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的影响 |
| 一、 “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提出及演变 |
| 二、 “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在中国 |
| (一) 强调党的工人成分 |
| (二) 选拔听话的、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干部 |
| 三、 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再评价 |
| 第五章 1926-1935年中国党错误之探因 |
| 一、 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逐步沦为苏联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
| 二、 崇尚权威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教条主义的根源 |
| 三、 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
| 目录索引 |
四、李德——并非共产国际派遣（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宋婧琳.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2]共产国际与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D]. 邱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3]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研究[D]. 陈杰. 郑州大学, 2015(01)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D].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帅. 吉林大学, 2018(12)
- [6]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D]. 周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
- [7]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研究[D]. 陈东. 南京大学, 2010(08)
- [8]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J]. 杨奎松. 苏区研究, 2020(04)
- [9]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与指挥权流变研究（1925-1935）[D]. 王承庆. 南京大学, 2016(03)
- [10]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D]. 张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