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晶[1]（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王幼平[2]（2021）在《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进展与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不断增多。从最早人类与文化的出现、莫维斯线的讨论,到现代人起源与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课题研究都有重要进展。但与中国北方及旧大陆西侧的研究相比,仍有待努力,须对上述课题进行更深入探讨,全面复原中国南方早期人类与社会发展史。
袁飞勇[3]（2020）在《煤山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煤山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煤山文化的内涵界定、分期、年代、区域类型划分、文化渊源、发展过程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文化去向、与夏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绪论、第一至七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对煤山文化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第一章界定清楚了煤山文化的内涵。通过与王湾三期遗存的比较,赞同王湾三期文化与煤山文化的分别命名,并指出煤山文化还应包括以禹会村、王油坊、南荡、杨庄二期、乱石滩、西花园、肖家屋脊、石板巷子等为代表的遗存。第二章按汝颍河流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江汉平原、鄂西宜都、豫东皖中北、江淮东部等八个地理单元,分别对各区域的煤山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研究。第三章对煤山文化各区域分期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整合,将煤山文化总共分为从早到晚的五期,其中第一、二期为早期阶段,第三、四期为中期阶段,第五期为晚期阶段。然后全面考察了煤山文化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最后总结了煤山文化不同阶段分布范围的演变与区域类型的划分。第四章首先探讨了煤山文化形成之前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最晚阶段至龙山早期文化格局的变迁,指出过去常被认为已晚至龙山早期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因普遍仍含有彩陶,实则仍早于龙山早期且属于秦王寨文化。至龙山早期时,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西进高潮的推动下,汝颍地区新形成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在此基础上,本章继而讨论了煤山文化早期两个地方类型郝家台类型和禹会村类型在形成过程中分别对龙山早期时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文化因素的继承,以及对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第五章详细讨论了煤山文化在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周边地区各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互动关系。首先在早期阶段,煤山文化推动了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并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次在中期阶段,煤山文化因东扩和南下,占据了江淮东部地区和汝颍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自身分布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并形成诸多新地域类型,由此煤山文化与相邻周边地区产生了新的文化互动关系与文化格局。最后在晚期阶段,因汝颍地区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转变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由此,黄河流域此阶段相邻周边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长江流域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则大体维持了上一阶段的基本格局。第六章对煤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各不同地域类型的流向分别进行了考察。一是只延续至中期的汝颍地区煤山类型,其中位于嵩山东麓的部分,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冲击下率先转变为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并北向和南向移动,推动了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花地嘴类型和汝颍绝大部分地区二里头文化蒲城店类型的形成,即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三个类型的全面形成。二是延续至晚期的其他七个类型。其中豫东皖中北的王油坊类型和江淮东部的南荡类型均被岳石文化所取代,而汝颍地区以南至长江中游沿岸的五个类型,与目前这些地区发现的年代皆早不过二里头二期晚段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之间尚存在缺环,并且它们的主要文化因素也均未见之于后者中,故而它们的去向仍需存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第七章结合学界关于夏王朝年代、文献所载夏王朝早期活动地望的研究,对有关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学、年代学的对应关系做了相应探讨,并以此推断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与夏的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主要人群构成。结语部分则对论文的几点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将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杨岐黄[4]（2020）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文中认为玉璧贯穿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玉器发展演变及玉文化滥觞繁盛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在玉文化的发展演变及考察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玉璧承载了近万年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伦的观察,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级观、价值观等意识观念,可以说玉璧的演变史就是古代玉文化发展的缩影。本文以全国范围内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璧为对象,兼以部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征集、采集标本,以时代为序,从形制、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玉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厘清玉璧在形制、制作工艺、功能、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玉璧的起源、定名、所蕴含的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与探讨。玉璧的形制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经历了数次演变,大型圆璧逐渐成为主要玉璧种类,多孔璧及其他造型的单孔壁,如牙璧、璜联璧、有领璧等衰落。纹饰璧替代素面璧成为玉璧主要类型。玉璧的形制变化逐步由器物形态的差异,转变为玉璧纹样的差异。玉璧在出现伊始的制作方式承袭新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方法。切割、管钻技术的应用,是玉璧制作的第一次技术提升,为玉璧的量化、器形规范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两种制作技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还有赖于旋转工具的辅助。春秋时期铁质砣具的出现与使用是玉璧的制作又一次技术提升,从技术层面促成了东周时期及汉代玉璧的大量出现,纹饰玉璧比例的大幅提高,并且纹样更为丰富、复杂。璧的出现基于先民原始的、朴素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玉璧的概念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各时期的流行观念与思想对玉璧的功能衍生与转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玉璧的使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用制度与等级制度在西周时形成,并在汉代完备。璧的承载形式逐渐多样化,玉璧的地位也随着时代与功能的改变而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可将这一阶段玉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是玉璧的起源及定型阶段,规范玉璧的形制;第二阶段为商周时期,是玉璧的延伸发展阶段,规范玉璧的功能;第三阶段为汉代,是玉璧的鼎盛发展阶段:玉璧的形制及功能完备。玉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文明演进的古国、王国、帝国阶段大致相合。玉璧作为被选中的权力象征物,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接纳、赋予自身更多的功能与意义以适应权力拥有者的需求,在古人对玉器种类不断的摒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发展。其背后所蕴藏的动因是玉璧研究的意义所在。
石晓润[5]（2020）在《大同李汪涧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文中指出李汪涧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端—大同盆地东北部,行政区划上属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李汪涧村;遗址位于李汪涧村西南0.7km处,是一处露天旷野遗址。该遗址首次发现于2016年,调查发现后经过多次的复查,并于2017年6-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地质剖面的试掘工作。鉴于此次试掘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较为连续的地层堆积,我们在2018年7-10月对该遗址进行正式的发掘。2017年、2018年的考古试掘和发掘共发现4个文化层,获得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操作链”理论,运用石料产地调查、埋藏学研究、类型学分析、拼合研究、动物考古学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李汪涧遗址中的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进行简要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对整篇文章的选题、研究背景进行阐述,从而划定文章的研究内容、目的以及方法,并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的分类和观测项目进行具体的描述。随后对近几年来在大同盆地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和试掘的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大同盆地内的旧石器地点和化石点主要集中在桑干河北岸,南岸仅有少量发现;结合水系和行政区划,对本次调查区域划分为四个小的区域:桑干河上游北岸、桑干河中游北岸、桑干河中游南岸、洋河上游。调查所发现的文化遗物所处地层多为河—湖相沉积和马兰黄土层,且集中分布于桑干河及其支流两岸的Ⅱ、Ⅲ级阶地;新发现的地点均属于露天旷野遗址。第二,通过地层学、类型学、数理统计学、拼合研究、埋藏学等研究分析方法,对李汪涧遗址的地层、年代、埋藏学特征和石制品原料、构成、剥片技术、加工技术等进行分析研究。统计和研究结果显示,李汪涧遗址中的石料大都为就地取材,多采自遗址附近的河滩砾石或距遗址西北约20km以内的山地基岩出露地区。遗址中石制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废品、碎屑、工具和未加工者六大类;工具中未发现一类工具,仅发现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端刮器,工具组合中刮削器占据绝对优势,刮削器中包括数量较少的凹缺器,其余器型发现较少,未发现石球。李汪涧遗址中的剥片和加工技术均以硬锤锤击法为主,砸击法辅之且较为少见,未发现软锤加工、间接或压制法;剥片技术仍以简单的石核剥片技术为主,但也有预制技术的应用。工具的毛坯以锤击石片、残片为主,块状毛坯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就基础面和工作面来讲,由平的基础面向凸的工作面加工为主;刃缘数量以单个为主;修疤以中小型居多,多呈连续性单层分布;加工长度和刃缘长度的比值,显示出古人类对单个刃缘的开发较为深入;工具的加工、修整较为简单,无定性,权宜工具较多,且倾向对单个刃缘的开发利用,对简单的加工技术运用熟练,但遗址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潜在刃缘,未进行开发利用。第三,李汪涧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化石,初步鉴定的种属有狼属、牛属、马科、犀科,其中尤以马牙化石发现较多;马、牛两种动物属于中型偏大的动物,为当时古人类提供较好的肉食资源。李汪涧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化石保存部位以肢骨为主,肢骨长骨化石大都小于1/4,未发现带有两端关节部位的骨骼;骨骼化石大都为长骨破碎而成,其形态以尖状和舌状为主,反映出古人类可能进行过敲骨吸髓的行为。结合遗址中的碎骨、牙齿及骨制品、石制品等信息分析,李汪涧遗址中的古人类有一定的狩猎和处理食物的能力。此外,李汪涧遗址中存在部分人工打制的骨制品和具有使用痕迹的骨骼化石,说明古人类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第四,通过与泥河湾盆地内和北方地区相近时间段内相关遗址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李汪涧遗址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石制品工业类型,属于北方地区典型的小石器工业传统。李汪涧遗址与泥河湾盆地内的石制品工业具有高度一致性,属于一脉相承,遗址中发现的初级预制技术体现出技术的进步性。李汪涧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研究大同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文化面貌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对大同盆地内的地质地理、地表岩性、地层堆积、地貌演变背景、环境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李汪涧遗址的光释光测年结果还未全部给出,部分样本的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下文化层年代早于距今5万年,上文化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万年;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5万年（校正后）;李汪涧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其文化面貌是在继承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发展而成,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将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人类活动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陈虹,方梦霞[6]（2020）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分区研究》文中提出目次一研究背景二文化分期三文化分区四结语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起,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迅速增加,新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数量丰富,第四纪地质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逐步细化,不断地更新着我们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本文以公布的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对长江中下游已知的旧石器时代工业进行分期和分区,拟建立较为详细的旧石
耿中耀[7]（2019）在《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提出在民族学史上,学者们围绕着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展开的争论从未休止过。到了当代,学科内的学术思想分离更为凸显,理论的主张从对话走向对立,方法的选用从共同的标准走向各行其是,民族志的书写也在持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步入了“表述的危机”。于是,学者们又不得不对批判进行批判,对反思进行反思,再次呼吁坚持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践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人类史”、“人新世”、“一万年尺度”等概念提出后,预示着宏大叙事的民族志书写再次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学家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兼顾,实践主体与结构系统的互动等角度入手,对“人类史”上作物的驯化、农业的起源、国家的诞生、饮食结构的改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热带、亚热带地区桄榔类植物,仅是地球上的一类普通物种,但被人类驯化以后却由此而发生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演替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以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采集生计类型,转而选种有限的几个物种进行驯化,以此产出粮食。桄榔类植物,也在这一时期被驯化成了粮食作物。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以桄榔类作物产出“主食”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成形,相关的人群还以此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行为、宗教信仰、艺术活动、饮食习俗等文化类型。纪元前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桄榔农业民族”开始进入了国家的统治,桄榔类作物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接纳和认可,从而在与其它粮食作物的争地过程中一步步隐退,最终退出了相关民族的文化利用范围。基于此,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将桄榔类物种式微的过程分为前后相互连接的三个阶段:兴起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繁盛于五千年左右,隐退始于被纳入国家统辖之后。桄榔类作物的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好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等文化演替直接关联。对该类物种式微的三个阶段探讨,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旨在分析和回应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第七章,则是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建设和扶贫行动目标,提出桄榔类作物当代复兴的策略。通过对桄榔类物种追本溯源后,可以回应当前民族学中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其一,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以物种的盛衰为载体,澄清符号与象征的起源,及其背后权力和意义运行中相互制造的辩证关系,可望能够打通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壁垒;其二,对物种盛衰过程的因果关系,作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解释,以此表明民族学的文化分析依然需要回归到“实证”研究的学科属性;其三、对桄榔类物种提出的当代复兴策略表明,民族学可以在当代的社会行动中贡献出学科的力量。文章的从大尺度的时空视角,检视桄榔类作物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与机制,并提出当代的复兴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民族学理论中争议的焦点,还期望能够对民族志的书写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撰写出一种有新的“实验民族志”。
陈晖[8]（2019）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至峡江地区,东达江淮西部地区,北及淮河支流,南过长江至洞庭湖周边区域的广博地理范围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尽管中原文化和南方地区发生着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侵占”了其边缘地区,南方地区仍然有着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然而到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南侵打断了本地石家河文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的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态势经二里头阶段一直持续到二里冈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制度、精神等层面在很大范围内均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中原文化势力范围达到顶峰。本文即以中原文化向南扩张为视角,探讨这一文化过程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图景。本文第二章分三个阶段构建了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第三至五章分析了南方地区各区域文化面貌构成及区域间互动与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各自的扩张背景以及扩张阶段、模式及动因差异。龙山时代晚期之前,长江中游地区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序列属于本地同一谱系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以后,文化面貌出现了剧变。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瓮棺葬的流行,大量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在原石家河文化地域范围的出现,展现了文化谱系的剧变。学术界普遍相信这是“禹征三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王湾三期文化采取向南扩张模式是对南方地区的全面占领而非据点式,但在南方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聚落层级,没有明显的中心聚落。南方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其中又可以分为扩张的初始期、全盛期及衰退期三个小阶段。二里头的扩张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未形成明显的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中原地区对南方输出的主要是日用陶器。青铜礼器生产与分配为中原地区贵族所垄断,用以构建其统治秩序。南方地区遗址主要沿资源产区及河流等交通要道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性。第二阶段为二里头末期时,二里头文化彻底退出南方地区,部分遗址新出现了具有下七垣文化因素的遗存。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出现的少量具有二里头晚期特征玉器、铜器可能反映了夏商之变后部分二里头贵族的南迁。南方地区二里冈时期遗存可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二里冈下层时期,一方面典型的中原文化开始分波次进入南方地区,体现了南方地区与中原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文化面貌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二里冈上层阶段,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和控制达到顶峰。同时不同区域文化和社会形态又展现出诸多差异,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存在不同模式。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东部地区,中原文化在此区域以城址为中心沿长江向周边辐射,但其对江汉西部的影响力与上一阶段相比明显衰退。在江汉西部地区,中原文化并未如江汉东部那样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因素与地方因素杂糅共处,其影响可能是通过贸易据点的方式实现。江淮地区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中原文化并不强势,地方特征明显。这可能与豫东地区长期为岳石文化所占据,江淮地区与中原交流通道不畅有关。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时,在商文化的东方战略下,豫东及江淮地区开始出现典型的二里冈陶器。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中心开始逐步转移至江淮地区。二里冈在南方的扩张不仅以城址作为重要节点,并且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及青铜器等高等级遗存实为中原地区的复刻,具有明显的礼制和信仰输出特征。
裴世东[9]（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认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刘烨[10]（2019）在《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文中研究指明地处秦巴之间的陕南地区是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也曾经是多族群汇聚与交融的区域;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态景观,更有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带有历史上多族群影响的显着痕迹。该地域北靠秦岭,南依巴山,西接陇南,东通江汉;汉江贯穿全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的汇聚与交融之所;历史上周边各族群曾交汇于此,华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氐羌文化辐凑其间,其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陕南围绕着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生活的土着是该地区的最早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逐渐南传,作为黄河支流的渭河文化,此时进入陕南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一变化中即可窥视出当时中原人群在越过秦岭后在陕南地区的文化扩展和族群活动的迹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江汉屈家岭文化的北移,陕南地区显示出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相互博弈与融合的文化态势,其背后的原因充分反映出当时北方华夏族群先民与南方三苗族群先民的势力扩张与相互交往在陕南这一地域间的碰撞与交融。先秦时期陕南地区活动的诸多早期民族或族群开始形成并浮出水面,以巴人为主的族群开始出现在陕南汉中与安康盆地的历史舞台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因之至今仍带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部分夏人和商人则相继进入陕南商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着人群文化的发展。除了巴人外,川西蜀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商代晚期进入陕南地区,并在城固、洋县一带与巴人杂居错处,并由于商王武丁的征伐活动而首次出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西周是陕南古代早期民族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汉水上游一带除了仍有巴人和蜀人活动外,在陕南东部还出现了庸人以及濮人活动的踪迹,他们在周初也均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到西周中晚期,周人的势力逐渐衰弱,而活动在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他们往北进入到丹江上游,逆江而上经过商南、丹凤,到达商州（原商县）一带,占据了原先周人占据的地区,楚人和楚文化在当地逐渐取代周人和周文化。春秋战国是陕南民族的整合与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民族迁徙活动,使得这一时期陕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分布区域与族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秦国将楚人的势力从陕南东部驱逐出去,并重置汉中郡,从而首次将今天的陕西勉县、留坝以东,干佑河、湖北保康、郧县以西以及珍珠岭以北的岭南地区统一起来,完整意义的陕南就此雏形初现。秦人和秦文化制度从此逐渐在陕南占据主导地位,陕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外貌因之发生重大改变。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以华夏为中心的秦人和汉人逐渐形成,并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而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区域,促进了各地的民族整合。在陕南东部的商洛地区,华夏族群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汉中的中部、东部以及安康地区,华夏族群大量南下,当地的大部分巴人和蜀人也逐渐汉化。这一时期陕南民族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氐人与羌人进入陕南,并开始出现在汉中西部地区。东汉时期,陕南地区发生了羌族三次大规模入侵汉中（汉中郡）的事件,对当地的族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原本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一带的賨人（板楯蛮）从秦末汉初开始多次从川东地区向北进入了陕南地区,甚至有部分賨人进入陕南地区后,还向北发展到今甘肃秦安东北一带。三国时期,原先活动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僚人也开始进入陕南地区,从而使得这一区域的族群成分更为丰富。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割据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诸少数民族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参与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所以他们在陕南进出与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改变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就陕南地区而言,不仅有西北氐族建立的前秦与仇池诸国政权和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将氐羌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陕南的各个角落;还有西南賨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将賨人、僚人的活动区域深入到汉中腹地;更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族建立的各政权通过对陕南的统治,首次将北族和北族文化的影响扩展到陕南地区。在此背景下,氐族、羌族、匈奴、羯族、賨人、僚人和鲜卑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与交融不断加深,基本在陕南实现了区域性的民族融合。隋唐王朝不仅实现了政治的一统,而且还通过政区建制与羁縻统治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晋以来族群融合的成果与局面,陕南各郡县的主要居民已经是经过多族群融合后形成的汉人群体,残存的少数族群则主要生活在陕南西部以及盆地周边偏僻的丛山峻岭之中,影响大不如前。随着氐羌的衰亡,其原居地先后被后起的党项、吐谷浑等所占据;在与隋唐王朝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虽也时常波及陕南西部,但多数属扰性质。随着僚人等少数族群的消亡,陕南地区的族际融合在唐代彻底完成;但历史上当地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却一直影响至今,他们的活动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陕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与发展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述 |
|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与文明的产生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 |
| 一、海洋概念 |
| 二、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三、海洋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构成 |
| 一、海洋文化的主体 |
| 二、海洋文化的客体 |
| 三、海洋文化的中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发展理论 |
| 一、海洋文化的发展路径 |
|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动力 |
| 三、海洋文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合浦海洋文化的兴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的繁荣 |
| 三、合浦海洋文化的延续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
| 一、合浦地理位置的海陆一体特征 |
| 二、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
| 三、合浦是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影响 |
| 一、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深植经济文化交往厚谊 |
| 二、向东南亚、南亚诸国传播和合交往理念 |
| 第三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
| 第一节 合浦器物文化符号的主要标志 |
| 一、蚕桑丝绸业是汉民族生产方式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二、玻璃烧制技术是海外生产技术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三、羽纹铜凤灯是生活用具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四、南珠与奇石异物是海上贸易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五、钵生莲花器是佛教传播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六、宝石珠饰形制是审美价值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七、叠涩穹窿顶墓是丧葬习俗的器物文化符号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一、海陆一体是合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二、辐射影响是合浦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海外文化的融合符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符号 |
| 一、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开放包容的价值符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和合交往的价值符号 |
| 第四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与学术意义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精髓 |
| 一、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 |
| 二、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 |
| 三、合浦海洋文化是“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核心价值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 |
| 一、对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批判 |
| 二、对中国海洋文化失觉的反思 |
| 三、合浦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核心价值的根本区别 |
| 第五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与现实双重展望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展望 |
| 一、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
| 二、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发展理念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现实展望 |
| 一、为中国海洋文化夯实发展基础 |
|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
| 三、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煤山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简史 |
| 三、本文研究任务 |
| 第一章 文化界定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命名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范畴的再界定 |
| 一、中原地区新砦二期阶段的遗存及其性质 |
| 二、汝颍地区以外可归入煤山文化的遗存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遗存分析 |
| 第一节 汝颍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豫东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鄂北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五节 鄂西宜都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六节 江汉平原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豫东皖中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八节 江淮东部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三章 煤山文化的时空结构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的分期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年代 |
| 一、相对年代 |
| 二、绝代年代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煤山文化的地域类型 |
| 一、早期阶段 |
| 二、中期阶段 |
| 三、晚期阶段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煤山文化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文化变迁 |
| 一、仰韶晚期 |
| 二、龙山早期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形成 |
| 一、禹会村类型的形成 |
| 二、郝家台类型的形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煤山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早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地区 |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 三、与关中地区 |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 五、与海岱地区 |
| 六、与江淮东部地区 |
| 七、与宁镇地区 |
| 八、与环太湖地区 |
| 九、与环巢湖地区 |
| 一〇、与皖西南地区 |
| 一一、与鄂东地区 |
| 一二、与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及江汉平原地区 |
| 一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中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地区 |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 三、与关中地区 |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 五、与海岱地区 |
| 六、与宁镇地区 |
| 七、与环太湖地区 |
| 八、与环巢湖地区 |
| 九、与皖西南地区 |
| 一〇、与鄂东地区 |
| 一一、与澧阳平原 |
| 一二、与峡江地区 |
| 一三、与清江下游地区 |
| 一四、小结 |
| 第三节 煤山文化晚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汝颍地区 |
| 二、与黄河流域诸地区 |
| 三、与冀中及京津唐地区 |
| 四、与长江流域诸地区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煤山文化的流向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向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转变 |
| 一、新砦第二期的形成 |
| 二、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全面形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其他类型的流向 |
| 一、王油坊类型的流向 |
| 二、南荡类型的流向 |
| 三、乱石滩类型的流向 |
| 四、其他四个类型的流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煤山文化与夏的关系 |
| 第一节 关于夏王朝年代与早期地望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关于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考古学、年代学解释 |
| 一、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遗存的对应关系 |
| 二、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年代学研究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4）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时空范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研究 |
| 2.1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2.2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2.2.1 东北北部地区 |
| 2.2.2 燕辽地区 |
| 2.2.3 海岱地区 |
| 2.2.4 长江中游地区 |
| 2.2.5 长江下游地区 |
| 2.2.6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
| 2.2.7 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地区) |
| 2.3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型式分析 |
| 2.3.1 单孔壁 |
| 2.3.2 联璧 |
| 2.4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制作方式 |
| 2.4.1 成坯 |
| 2.4.2 钻孔及成形 |
| 2.4.3 修整成器 |
| 2.5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使用 |
| 2.5.1 玉璧的出土位置 |
| 2.5.2 玉璧的出土组合 |
| 2.5.3 玉璧的使用方式 |
| 2.6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功能愈用途 |
| 2.6.1 佩饰 |
| 2.6.2 身份、地位的象征 |
| 2.6.3 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 |
| 2.6.4 财富货币 |
| 2.6.5 随葬 |
| 2.6.6 乐器 |
| 2.7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分期与特征 |
| 第三章 商代玉璧研究 |
| 3.1 商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3.2 商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3.2.1 商文化地区 |
| 3.2.2 四川地区 |
| 3.2.3 湘江与资江下游地区 |
| 3.2.4 赣鄱流域 |
| 3.2.5 闽粤地区 |
| 3.3 商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3.3.1 圆璧 |
| 3.3.2 有领璧 |
| 3.3.3 牙璧 |
| 3.3.4 有领牙璧 |
| 3.4 商代玉璧制作工艺 |
| 3.5 商代玉璧的使用 |
| 3.5.1 商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3.5.2 商代玉璧出土位置 |
| 3.5.3 商代玉璧出土组合 |
| 3.5.4 商代玉璧使用方式 |
| 3.5.5 商代玉璧的等级关联 |
| 3.6 商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3.6.1 祭祀用器 |
| 3.6.2 财富宝货 |
| 3.6.3 身份地位象征 |
| 3.6.4 纳贡之物 |
| 3.6.5 随葬用器 |
| 3.6.6 乐器 |
| 3.7 商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3.7.1 商代玉璧的分期 |
| 3.7.2 商代玉璧的分区 |
| 第四章 西周玉璧研究 |
| 4.1 西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4.2 西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4.2.1 周原地区 |
| 4.2.2 丰镐地区 |
| 4.2.3 洛邑及周边地区 |
| 4.2.4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4.2.5 燕及其周边地区 |
| 4.2.6 鲁及其周边地区 |
| 4.2.7 其他诸侯国 |
| 4.2.8 四川地区 |
| 4.2.9 湖湘地区 |
| 4.3 西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4.3.1 圆璧 |
| 4.3.2 有领璧 |
| 4.3.3 牙璧 |
| 4.3.4 璜联璧 |
| 4.4 西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4.5 西周玉璧的使用 |
| 4.5.1 西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4.5.2 西周玉璧出土位置 |
| 4.5.3 西周玉璧出土组合 |
| 4.5.4 西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4.6 西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4.6.1 礼仪用器 |
| 4.6.2 祭祀用器 |
| 4.6.3 宾赠用器 |
| 4.6.4 丧葬用器 |
| 4.7 西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4.7.1 西周玉璧的分期 |
| 4.7.2 西周玉璧的分区 |
| 第五章 东周玉璧研究 |
| 5.1 东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5.2 东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5.2.1 成周及其周边地区 |
| 5.2.2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5.2.3 齐鲁及其周边地区 |
| 5.2.4 秦及其周边地区 |
| 5.2.5 吴越及其周边地区 |
| 5.2.6 楚及其周边地区 |
| 5.2.7 燕及周边地区 |
| 5.2.8 滇及其他地区 |
| 5.3 东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5.3.1 圆璧 |
| 5.3.2 出廓璧 |
| 5.3.3 有领璧 |
| 5.3.4 牙璧 |
| 5.3.5 双联璧 |
| 5.4 东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5.5 东周玉璧的使用 |
| 5.5.1 东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5.5.2 东周玉璧出土位置 |
| 5.5.3 东周玉璧出土组合 |
| 5.5.4 东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5.6 东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5.6.1 礼仪用器 |
| 5.6.2 祭祀用器 |
| 5.6.3 盟誓用器 |
| 5.6.4 宾赠用器 |
| 5.6.5 丧葬用器 |
| 5.6.6 财富货币 |
| 5.6.7 佩饰 |
| 5.6.8 陈设用器 |
| 5.7 东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5.7.1 东周玉璧的分期 |
| 5.7.2 东周玉璧的分区 |
| 第六章 汉代玉璧研究 |
| 6.1 汉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6.2 汉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6.2.1 陕西地区(关中地区) |
| 6.2.2 河南地区 |
| 6.2.3 河北、山西地区 |
| 6.2.4 山东地区 |
| 6.2.5 江苏地区 |
| 6.2.6 两湖地区 |
| 6.2.7 云贵地区 |
| 6.2.8 福建、两广地区 |
| 6.2.9 其他地区 |
| 6.3 汉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6.3.1 圆璧 |
| 6.3.2 出廓璧 |
| 6.3.3 有领璧 |
| 6.3.4 其他玉璧种类 |
| 6.4 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 |
| 6.5 汉代玉璧的使用 |
| 6.5.1 汉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6.5.2 汉代玉璧出土位置 |
| 6.5.3 汉代玉璧出土组合 |
| 6.5.4 汉代玉璧使用方式 |
| 6.5.5 汉代玉璧的使用制度 |
| 6.6 汉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6.6.1 礼仪用器 |
| 6.6.2 祭祀用器 |
| 6.6.3 丧葬用器 |
| 6.6.4 财富货币 |
| 6.6.5 馈赠用器 |
| 6.6.6 佩饰 |
| 6.6.7 陈设用器 |
| 6.6.8 建筑装饰用器 |
| 6.7 汉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6.7.1 汉代玉璧的分期 |
| 6.7.2 汉代玉璧的分区 |
|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
| 7.1 玉璧的起源问题探讨 |
| 7.2 玉璧形器的定名 |
| 7.3 玉璧的形制演变 |
| 7.4 玉璧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
| 7.5 玉璧的使用习俗与制度 |
| 7.6 玉璧功能的发展演变 |
| 7.6.1 玉璧的出土位置与玉璧功能的关联 |
| 7.6.2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基础功能的转化 |
| 7.6.3 各时期的流行观念对玉璧功能的影响 |
| 7.7 玉璧承载形式的转变 |
| 7.8 玉璧在玉器中的地位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大同李汪涧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
| 1.2.1 关于“操作链”的理论阐释 |
| 1.2.2 石制品分类及观测 |
| 1.2.3 动物骨骼观测项目 |
| 1.3 大同盆地考古研究新进展 |
| 1.3.1 各区域内的发现 |
| 1.3.2 发现的意义 |
| 第二章 大同盆地地质地貌与环境背景 |
| 2.1 区域地质地理概况 |
| 2.2 区域地表岩性概况 |
| 2.2.1 地层堆积 |
| 2.2.2 地表岩性 |
| 2.3 地貌演变背景 |
| 2.4 末次冰期以来的环境背景 |
| 2.5 李汪涧遗址动物群反映的生态环境 |
| 第三章 李汪涧遗址地层划分与年代测定 |
| 3.1 李汪涧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
| 3.1.1 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 |
| 3.1.2 李汪涧遗址的发掘 |
| 3.2 李汪涧遗址的地层堆积 |
| 3.2.1 地层堆积 |
| 3.2.2 遗物分布与文化层堆积形态 |
| 3.3 李汪涧遗址的年代 |
| 第四章 李汪涧遗址的石制品分析 |
| 4.1 李汪涧遗址的石制品构成 |
| 4.1.1 石制品构成 |
| 4.1.2 石制品大小 |
| 4.1.3 按原料统计石制品大小 |
| 4.2 第(12)文化层 |
| 4.2.1 原料 |
| 4.2.2 剥片 |
| 4.2.3 未加工者 |
| 4.2.4 工具 |
| 4.3 第(18)文化层 |
| 4.3.1 原料 |
| 4.3.2 剥片 |
| 4.3.3 未加工者 |
| 4.3.4 工具 |
| 4.4 第○21 文化层 |
| 4.4.1 原料 |
| 4.4.2 剥片 |
| 4.4.3 未加工者 |
| 4.4.4 工具 |
| 4.5 第○22 文化层 |
| 4.5.1 原料 |
| 4.5.2 剥片 |
| 4.5.3 未加工者 |
| 4.5.4 工具 |
| 4.6 李汪涧遗址各文化层石制品工业特征对比 |
| 4.6.1 石料 |
| 4.6.2 类型 |
| 4.6.3 尺寸 |
| 4.6.4 技术特征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石制品工业特征 |
| 5.1 原料的开发与利用 |
| 5.1.1 石料产源和利用模式研究 |
| 5.1.2 李汪涧原料组成特点 |
| 5.1.3 原料产地调查 |
| 5.1.4 原料的获取与搬运 |
| 5.1.5 原料的利用策略 |
| 5.1.6 小结 |
| 5.2 石制品技术分析 |
| 5.2.1 石核剥片技术 |
| 5.2.2 工具技术分析 |
| 5.2.3 小结 |
| 第六章 李汪涧遗址的动物遗存 |
| 6.1 种属鉴定 |
| 6.1.1 动物骨骼遗存 |
| 6.1.2 分类描述 |
| 6.2 埋藏学研究 |
| 6.2.1 埋藏条件 |
| 6.2.2 碎骨统计分析 |
| 6.2.3 骨骼表面痕迹分析 |
| 6.3 对比 |
| 6.3.1 与盆地内部的比较 |
| 6.3.2 与其他地区对比 |
| 6.3.3 小结 |
| 第七章 李汪涧遗址的埋藏性质和古人类行为 |
| 7.1 李汪涧遗址的埋藏总特征 |
| 7.1.1 野外堆积结构观察 |
| 7.1.2 遗物保存状况 |
| 7.1.3 遗物产状统计分析 |
| 7.1.4 拼合研究 |
| 7.1.5 遗物尺寸构成 |
| 7.1.6 李汪涧遗址的埋藏性质 |
| 7.2 遗址功能 |
| 7.2.1 遗址功能分类 |
| 7.2.2 李汪涧遗址的功能 |
| 7.3 古人类行为推测 |
| 7.3.1 自然环境 |
| 7.3.2 石制品特征与人类行为 |
| 7.3.3 食物资源 |
| 7.3.4 遗址内人类活动范围和人群规模 |
| 7.3.5 遗址中古人类行为 |
| 第八章 相关遗址的对比研究 |
| 8.1 与盆地内相关遗址的对比 |
| 8.1.1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 |
| 8.1.2 板井子遗址 |
| 8.1.3 新庙庄遗址 |
| 8.1.4 油房遗址 |
| 8.1.5 峙峪遗址 |
| 8.1.6 杜庄遗址 |
| 8.1.7 小结 |
| 8.2 与中国北方其他遗址的对比 |
| 8.2.1 周口店第15地点 |
| 8.2.2 丁村 |
| 8.2.3 小孤山 |
| 8.2.4 乌兰木伦 |
| 8.2.5 水洞沟 |
| 8.2.6 织机洞 |
| 8.2.7 灵井 |
| 8.2.8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与讨论 |
| 9.1 李汪涧遗址的文化面貌 |
| 9.1.1 石制品工业特征 |
| 9.1.2 动物化石遗存 |
| 9.2 讨论 |
| 9.2.1 大同盆地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
| 9.2.2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文化演变 |
| 9.2.3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分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化分期 |
| （一）地层与年代 |
| 1．长江中游地层序列 |
| 2．长江下游地层序列 |
| （二）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典型地点 |
| 1．浙江七里亭遗址、银锭岗遗址[1] |
| 2．江苏放牛山遗址、南京人地点 |
| 3．安徽陈山地点、人字洞遗址 |
| 4．湖南虎爪山地点、鸡公遗址 |
| 5．湖北学堂梁子遗址、石龙头遗址、黄家窝遗址 |
|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地点 |
| 1．江苏将军崖遗址、神仙洞地点 |
| 2．浙江乌龟洞地点、合溪洞遗址 |
| 3．江西袁河流域 |
| 4．湖南乌鸦山遗址、十里岗遗址和燕儿洞遗址 |
| 5．湖北鸡公山遗址、樟脑洞遗址、杜店遗址 |
| （四）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
| 三文化分区 |
| （一）砾石—手斧文化区 |
| （二）砾石—大尖状器文化区 |
| （三）砾石—砍砸器文化区 |
| （四）砾石—手镐石球文化区 |
| 四结语 |
（7）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预设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时空范畴 |
| 一、“桄榔”的界定 |
| 二、本研究的时空范畴 |
| 第三节 桄榔相关的前期研究 |
| 一、关于史前桄榔类植物的研究 |
| 二、关于历史时期内桄榔类作物演替的研究 |
| 三、桄榔类作物的民族志研究 |
| 四、当代开发价值的研究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 第二章 学理回顾:文化视角下的物种研究 |
| 第一节 结构、象征与符号:结构主义 |
| 一、结构主义与“烹饪三角” |
| 二、《利未记》的可憎之物 |
| 第二节 生态、适应与功能:文化生态学 |
| 一、印度圣牛的唯物论 |
| 二、生态系统与猪 |
| 第三节 历史、权力与意义:政治经济学与实践论 |
| 一、实践论:以家畜与牛肉为研究对象 |
| 二、政治经济学派笔下的作物 |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应用 |
| 一、当代的争论 |
| 二、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三、民族学的应用与贫困问题 |
| 第三章 作物起源与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第一节 生物属性利用与文化属性利用 |
| 一、生物属性的利用 |
| 二、文化属性的利用 |
| 第二节 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一、丰裕与匮乏 |
| 二、最早的桄榔文化遗址 |
| 三、采集桄榔的“机会主义”者 |
| 第三节 桄榔类作物的起源 |
| 一、作物起源的神话 |
| 二、驯化的起源 |
| 三、驯化的操作规程 |
| 第四章 桄榔农业及其生产实践 |
| 第一节 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一、野生与栽培 |
| 二、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第二节 早期桄榔食物生产实践 |
| 一、采伐与收获 |
| 二、加工与利用 |
| 三、栽培与管护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的起源及其文化圈 |
| 一、桄榔农业的认定 |
| 二、桄榔农业文化的起源 |
| 三、桄榔农业文化圈 |
| 第五章 作物的扩张与桄榔的隐退 |
| 第一节 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
| 一、旱作农业的推广 |
| 二、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与农业 |
| 三、桄榔类主粮作物延续 |
| 第二节 从桄榔类作物向稻类作物的过渡 |
| 一、“不敢食谷”的国王 |
| 二、水稻的国家作物地位确立 |
| 三、桄榔类作物主粮地位的跌落 |
| 第三节 西方殖民扩张与作物 |
| 一、水稻的资本化 |
| 二、沦为救荒之物的桄榔 |
| 第六章 桄榔类作物盛衰的动因及机制 |
| 第一节 桄榔农业起源的动力 |
| 第二节 桄榔农业民族及其政权 |
| 一、政权的出现及其动力 |
| 二、桄榔农业民族的政治形态 |
| 三、作物的力量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衰落的原因 |
| 一、主因认定 |
| 二、国家作物的特征 |
| 三、主粮政策的正负效应辨析 |
| 第七章 当代的复兴 |
| 第一节 粮食安全的维护 |
| 第二节 多样性利用 |
| 第三节 生态维护价值 |
| 结论与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1:桄榔类植物生长环境调查报告 |
| 附录2:各族乡民对桄榔类植物的认知与利用 |
| 附录3:沧源勐来乡董棕群落伴生植物物种(简表) |
| 附录4:个旧斗卡房镇棉花山董棕林伴生动物名录(简表) |
| 附录5:附图 |
（8）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时空范围及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范围及阶段划分 |
| 二、空间范围及分区 |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三节 中原文化南下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 第四节 研究史回顾 |
| 第五节、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理论与视角 |
| 四、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分期与年代 |
| 第一节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洞庭湖地区 |
| 七、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三节 二里冈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 第三节 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西部地区 |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三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汉水中游地区 |
| 二、淮河上游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二里冈文化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二里头向二里冈过渡阶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二节 二里冈文化下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江淮西部地区 |
| 四、环鄱阳湖地区 |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过程 |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王湾三期文化扩张前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面貌 |
| 二、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扩张与南方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 |
| 三、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形成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 |
| 四、王湾三期文化扩张模式、路线和动因蠡测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扩张的背景 |
| 二、扩张的阶段与路线 |
| 三、扩张的模式 |
| 四、扩张的动因 |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扩张的背景 |
| 二、扩张的阶段 |
| 三、扩张的模式 |
| 四、扩张的动因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 |
| (二)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 |
|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史前时期陕南的考古文化与族群分布 |
| 第一节 汉中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二节 安康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三节 商洛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四节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分布 |
| 一、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 二、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早期族群的分布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的分布与迁徙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陕南民族 |
| 一、巴人 |
| 二、夏人 |
| 第二节商代的陕南民族 |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一、巴楚结盟与庸人的流散 |
| 二、巴楚之战与巴人的流散 |
| 三、秦蜀之战与巴蜀衰微 |
| 四、秦楚之战与楚人的退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时期陕南民族的发展 |
| 第一节 秦汉王朝在陕南的政区设置 |
| 第二节 秦汉王朝统治下的陕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 |
| 一、华夏族群的南下与巴人、蜀人的整合 |
| 二、氐人和羌人的东进 |
| 三、賨人的北上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南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
| 第一节 氐族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一、前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势力的扩展 |
| 二、后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势力的起伏 |
| 三、武都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进一步发展 |
| 四、武兴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兴衰 |
| 五、前秦的建立与苻氏氐人对陕南的统治 |
| 六、陕南氐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一、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二、西魏、北周时期鲜卑在陕南的统治 |
| 第三节 羌人、匈奴、羯族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一、羌人在陕南的进出 |
| 二、匈奴在陕南的进出 |
| 三、羯人在陕南的活动 |
| 第四节 賨人和僚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与賨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二、僚人的进入及其在陕南的活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时期陕南民族的活动 |
| 第一节 族际融合与政区设置 |
| 第二节 氐人的消亡与党项和吐谷浑的影响 |
| 第三节 陕南僚人的汉化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进展与问题[J]. 王幼平. 南方文物, 2021(01)
- [3]煤山文化研究[D]. 袁飞勇. 武汉大学, 2020(06)
- [4]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 杨岐黄. 西北大学, 2020(07)
- [5]大同李汪涧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D]. 石晓润. 山西大学, 2020
- [6]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分区研究[J]. 陈虹,方梦霞. 考古学报, 2020(01)
- [7]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耿中耀. 吉首大学, 2019(02)
- [8]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D]. 陈晖. 武汉大学, 2019(01)
- [9]《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10]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D]. 刘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