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论文文献综述）
李宝祥[1]（2017）在《王献唐学术交往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民国学术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学人。他们不但精研学术,而且学术交往活跃,王献唐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本文以王献唐日记、往来书札为基础,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对王献唐的学术交往作一系统研究,以揭示现代学术衍变的若干真实情节。就王献唐的学术圈而言,它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立,到30、40年代发展稳固。这一学术圈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地缘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地域视角看,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分为定居济南时期和寓居四川护书时期。此外,现代学术机构是王献唐学术圈的另一个重要促成因素,史语所、齐鲁大学、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对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王献唐学术圈的形成还受到了现代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的强烈影响,他既与治学理念及方法相通类似的民国学人沟通交流,结成了学术共同体,又能够宽容地对待不同学术理路的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内涵主要涉及:明显的时段性。20世纪20—60年代,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表现。他的学术交往形式多元化,从具体方式看,有面晤谈学、通函论学、互赠着述等。王献唐学术交往所涉学科广博,有语言文字学、史学、金石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王献唐学术圈的特质主要是:缘起及归宿的恒定性,即整理山左先贤遗作,传承齐鲁文脉,进而肩负起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续命的崇高责任。王献唐的学术交往贯穿着明晰的主线,也就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知。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把握,成为影响民国学人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王献唐学术圈具有持久和谐的稳定性。他与学人形成学术关系后,一贯地保持着和谐的学术交往和学术合作。学科视界是对王献唐学术交往考察的重要视角,王献唐的学术圈涉及语言文字、历史、金石、考古、文献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创获是他学术交往的基石,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多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它学科。语言文字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极为重要的领域,王献唐与丁惟汾、黄侃、栾调甫、高田忠周等学人的学术交往根源于承扬国学、保存国粹的情结。关于如何重建历史的问题,王献唐与傅斯年、卫聚贤、黄云眉、孙次舟等民国学人的交往中有所涉及,其中的精要是正确地认识材料与方法的关系、重审中国上古史的发展、由考古而重建历史、为先贤编撰年谱等。在现代考古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王献唐与主流考古学家董作宾、吴金鼎等人在山东古迹研究会的运作中亲密合作,保持着稳固的学术交流。王献唐也提携青年后学金祖同,助长了他的学术成长。文献对学术研究及文化传承极具意义,王献唐与傅增湘、顾廷龙、顾实等文献学家以搜罗研究文献为重,在共同存护珍贵文典、传播流布文献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献唐以董理山左文献为要务,他与齐鲁籍文献学家丁锡田、路大荒、赵录绰等学人或沟通信息,或互赠资源,共同传承着齐鲁文脉。王献唐的学术阵地以山东省立图书馆为重。在主持这一现代文化学术机构时期,他与图书馆学人王重民、陈训慈、柳诒徵、李小缘等以馆藏资源共享的方式,进行了馆务合作以及学术沟通,践行了学术与事功并重的理念。屈万里在山东省立图书馆内得到王献唐指导,加以勤学精研,成长为学术大家。现代学术机构对民国学术的发展助益极大,王献唐注重与现代学术机构的合作,他与齐鲁大学、史语所、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确立学术关系,并与学术机构中的学人交流合作,促成了学术研究互动的局面,这也彰显出了集众研究的优势。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学术史意义体现为:一,王献唐对南北学风的认知及践行。王献唐是有着鲜明学术派分意识的学人,秉持北派学风的同时,对南派学人并无成见,他的学术成就也被南北学界推崇。二、王献唐学术交往所涉学术思潮及学术派分。在学术交往中,他广泛地容纳各种学术思潮及学术派分。从中考察民国学术的生态,可以看到,以往学界的许多研究夸大了同一时代不同学术派分的对立面,并不符合民国学术的实际。这一学术交往对现代学术研究不无启示:其一,学术的独立与创新。这是学术研究永恒的主题。其二,学术研究的集众性。学术研究需要集合众人之力,共同推助现代学术的发展。其三,学术研究的博通与专精。在分科治学的背景下,强调博通仍为必要。其四,治学与治事的关联。学人应兼具治学和治事的才能,追求学术及事功互动并进。其五,学术交往的主流与非主流。在以自身学术创获成为主流学人时,学术圈应包容主流学人以及非主流学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王献唐通过与民国学人、现代学术机构的学术合作,拓展了学术空间,相互推助了学术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学术格局。通过对王献唐学术交往广度和深度的考察,可以推知王献唐居于主流的学术地位,在民国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在王献唐的学术交往中,看不到对不同派分的排斥性。重新审视民国学术,应改变以往学术思潮、学术派分对立的传统主流认识,发掘出学术流派之间融通共存的实景。
周常林[2]（2011）在《罗振玉与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文中研究指明罗振玉是中国近代着名学者,1866年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1940年卒于辽宁旅顺,享年74岁。罗氏年轻的时候曾致力于维新启蒙运动,在上海创办农报和东文学社。后来受辛亥革命刺激,思想极度保守,从事保皇复辟。1931年以后加入伪满洲国,成为汉奸。但在学术上,他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开辟了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和古器物学四门学问,编印了大量的书籍,为保存中华文化和流传史料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分六个部分来探讨他的学术。第一部分介绍他青少年时代的学术事迹。介绍他的治学根基和学术源流。第二部分介绍他三十岁以后从事维新启蒙和引进西学的事迹。第三部分介绍他入学部以后从事甲骨学、敦煌学和古器物学等新兴学问研究的事迹,并介绍他保存内阁大库档案和敦煌文献的贡献。第四部分介绍辛亥革命之后他到日本的学术表现,介绍了他对敦煌学、西北史地学、甲骨学、日本古书和古器物学的贡献。第五部分介绍他从日本回国的学术表现,介绍了他这一时期他为中国培养学术人才,创立东方文化研究机构与世界学术沟通,并继续从事敦煌学、甲骨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第六部分综括介绍他的治学宗旨与学术源流,并分析他与王国维学术的不同。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学术背景为出发点,考量罗振玉在历史文献学各个领域的成就与贡献,从而深刻总结罗振玉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到目前为止,本文是第一部系统探讨罗振玉历史文献学成绩的博士论文。在此之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以片断的研究为主,尚缺乏综贯的、深入的研究。学术界仅存的几部关于他的学术专着,大多为罗氏后人所作,且为人物传记式的研究。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学问被称之为“罗王之学”,但整体上而言,王学的研究热,罗学的研究冷,这与罗氏国学大师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学术需要争鸣,罗学的研究也需要不同的声音,罗氏后人单独从事研究的局面需要打破。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既注重罗氏学术成果的总结与评价,又注重其学术活动与学术交往。并着力探讨一些不为人知的学术细节,对于理解他的学术精神与治学风格是有帮助的。本文的研究,围绕罗氏的历史文献学成绩展开,政治方面不作过多评价。本文主要侧重于罗氏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与刊布,阐明其对近代新史学和新国学的影响。笔者受限于专业需要和知识结构,因此对罗振玉整理敦煌西域出土物的成绩,加大了渲染。传统的研究,侧重于罗氏治学的外部表现,本文结合罗氏治学的具体领域,对罗氏内在的治学旨趣、学术性质、治学方法和学术源流进行了探讨。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探讨他在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史上的地位及贡献。本文还全面比较了罗王二人学术的异同,使人们对罗、王二人的学术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侯书勇[3]（2013）在《王国维致某君书残稿考证——兼谈其学术史意义》文中研究指明蠡舟《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一文谈到王国维"与某君论治古文字学书残稿",并作了部分征引,目前所见有关王氏书信着作均未收录,似未引起学界注意。文中"某君"及作书时间未言明,通过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友人往来书信比较可知,"某君"为柯昌济,作书时间当在1918年3月6日。信中反映了王氏对于古文字考释的认知,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房鑫亮[4]（1996）在《论王国维与胡适的学谊》文中研究指明 王国维与胡适的交谊,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曾有述及,而两人的论学,则未见于各种有关论着。《文献》杂志曾刊载胡适致王国维书札十三通,内容除学术研讨外,又详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聘请王氏任教事,可证、补有关记载之不足;近年出版的
许全胜[5]（2004）在《沈曾植年谱长编》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时代是中国数千年来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之一，各色人等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除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外，文化方面也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在东西方思想的鼓舞激荡之下，传统学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演变。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代宗师，沈曾植是近代学术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章京、江西广信府知府、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曾助康有为变法，为北京强学会发起人之一。应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史席。又曾助盛宣怀办学，出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沈氏自幼居京师，后长期为京官，辛亥后一直居住上海。近代京沪两地最得风气之先，他一生南北往来，与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如翁同稣、张之洞、康有为、文廷式、杨守敬、罗振玉、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陈衍、缪荃孙、张元济、王国维、杨锺羲、刘承斡、吴昌硕等交游，被公认为当时中国的学坛祭酒，影响甚钜。如王国维治小学音韵及蒙元史、西北史地，即师承沈氏之学。 沈曾植中年时代，因目睹外强侵略，继承徐松、龚自珍以来的传统，精研西北、南洋边疆史地，以期经世致用，着有《元朝秘史补注》、《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他通晓历朝法制，着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邃于佛学，深通道教，精博为世公认。他在清末民初世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东西方汉学诸大师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的内藤湖南等人，至沪必访沈氏论学，由此可见学术地位之高。可以说，沈曾植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他还是晚清重要文学流派——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作家，有《海日楼诗集》传世。同光体的其他着名诗人如陈三立、郑孝胥、陈衍都与他互相切磋诗艺，交谊深厚。他同时也是杰出的艺术家和鉴赏家，书法造诣极高，有“三百年来第一人”之誉，对金石、书画、版本、碑帖有高超的见解。 沈曾植的学术眼界十分宽广，对欧美、日本的政治文化思想也极为关注，这些都超出了传统经史之学的范畴，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已呈现出现代学术的面貌。今天国学大师王国维人尽皆知，但他尊敬的老师沈曾植的业绩却被长期遗忘，这无疑是学术史的缺环。 《沈曾植年谱长编》按年编撰，自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至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凡七十三年。谱前述其家世渊源，录家传、世系等资料，卒后则略述祭奠安葬及时人哀挽诸事。参考文献列有沈曾植着作目，谱后附录沈氏碑传资料。 沈曾植生平略分以下五阶段： 一．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一岁至光绪五年己卯（1879）三十岁。通籍前求 学时期。 二．光绪六年庚辰（1880）三十一岁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四十八岁。在 京为官时期。自沈氏第庚辰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章京，至丁酉丁母忧，戊戌南归。三.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四十九岁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五十三岁。 期间戊戌、己亥应张之洞之聘主讲武昌两湖书院史席、辛丑应盛宣怀之约出 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庚子之乱，与张之洞、刘坤一谋东南互保。壬寅还刑 部，借补外务部员外郎。四.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五十四岁至宣统二年（1910）庚戌六十一岁。外 任为官时期。历任江西广信府知府、署盐法道、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 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五.宣统三年辛亥（1911）六十二岁至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归隐沪上，以 遗老自居，直至逝世。丁巳（1917）赴京谋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 本谱以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比较详尽的勾勒出这位近代里程碑式的大学者、大诗人的人生轨迹，并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阶段的历史风貌，或许会对当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有所启示。
李军[6]（2011）在《吴大澂交游新证》文中研究表明吴大澂（1835—1902）作爲晚清着名的金石学家之一,所着《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等对後世学人影响深远。吴氏一生讲求程朱理学,积极入世,从政之馀,勤于访古、考古,并时与师友交流心得,互通有无,其着作的编撰,亦颇受师友之助益。本文以吴大澂交游事迹爲研究对象,大量发掘并利用书札、日记、题跋、笔记、诗文集等材料,对吴氏与其同时代学者如吴云、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沈树镛、汪鸣銮等人的交往始末,逐一造行专题考察。在钩勒吴大澂本人治学轨迹的同时,尽力还原晚清金石学家的生活及治学环境。本文所用书札、日记等材料,多数爲未刊稿抄本,分藏于上海、北京、南京、苏州等地的图书馆及博物馆。两年以来,通过亲赴各地调查,访获吴大澂书札四十余种、日记七种,吴大澂手稿、着作及批校题跋本数十种,同时一并访查吴氏师友着作的稿抄本,抄录整理资料达数十万字。在现有条件下,对相关材料的搜集,力求达到“竭泽而渔”。所得各类材料,经初步辨识、标点之後,考订其年月,涵泳其内容,最後据不同专题及论文设计加以缀合。在论文写作方面,充分运用文献描述与考据相结合的方法,旨在体现文献学研究的特色。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家世与生平”,在对吴大澂的家世、履历作简要介绍後,选择与他立身处世关保密切的事件作详细考述。第二章“从游褚先生”,主要论述吴大澂外祖父韩崇,及师长如陈奂、俞樾、莫友芝、杨沂孙等对其治学、书法等方面的啓迪。第三章至第八章,依次对吴大澂与沈树镛、汪鸣銮、吴云、潘祖荫、王懿荣、陈介祺等五位学人交往过程作考察,人各一章,分别涉及书画、碑拓、泉币、鉨印、瓦富、古陶文,及钟鼎彝器的监定与考释诸学艺。同时,对传统金石学中访碑、拓碑、绘图、摹款以及金石学着作的编刻等相关问题,连类以及,略加考述。通过对当时学者间相互交往情况的钩稽,试图梳理传统金石学在晚清的发展衍变脉络。
侯书勇[7]（2013）在《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虽经学者考订,仍有一些排定日期存在问题,影响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念等。通过对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诸短札日期的考订,对于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和蕴意有更确切的认识。
陆胤[8]（2011）在《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张之洞学人圈考论》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考论对象,是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吸收外来新知识、新经验较有效率,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着。其中的张之洞学人圈,虽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容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开创了近代学术转型在本土语境下的“缓冲模式”。同光之交活跃于京师的“清流”,是张之洞学人圈渊源所在。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后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为“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后,“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辟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后,经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此期间幕府的诗酒交游日渐繁盛,同光诗学的“三元说”于焉生成,却仍以追怀“清流”风气、再现“文盛之世”为主题。在传播京师新学风的同时,张之洞学人圈亦注意与晚近地方学统相整合。张之洞早年督学,深受乾嘉以来经古书院、官书局传统影响,致力于汉学地方化;但在履任粤督后,却开始尝试超越阮元等汉学名臣。经过对陈澧汉宋调和之学的再阐释,新设广雅书院更带有折衷取向。同一时期,与“东塾学派”同样主张折衷汉宋,但思路有所出入的南菁书院学风,亦为张之洞学人圈所汲取,却剔除了其中过于专门化的部分。“东塾”与“南菁”成为张之洞督鄂以后倡导文教的两大资源,加之两湖地域固有的经世学风,以及此期业已活跃于江南沿海的新学风气,形成两湖书院中各地方学统累积、竞争甚至纷争的局面。张之洞学人圈对于近代学术的持久影响,更在于学制设计。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生成,伴随着新教育的统系之争,而其背景则为南北督抚的派系分化。其中,尤以江、鄂联合与北洋对峙的局面最为显着。庚子事变后,清廷重启新政,“江鄂”与“北洋”的教育新经验先后进入清廷文教中枢的视野。二者在搬用日本学制的大前提上并无异议,但关于如何在新学制下保存旧学统,却依其固有的学统区分,呈现出“尊经”与“重文”的分歧。此期间海外革新势力活动频繁,京、外各地学潮亦开始涌动。于此背景下,张之洞奉旨参与学制改章,在引进明治日本学术经验的同时,亲自主导了经学及“中国文学”课程的制定。张之洞学人圈之所以能在文教变革中得风气之先,主动吸收日本经验实为关键。清末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主张日文翻译的兴盛,文章写作上出现了有关“日本文体”及新名词的讨论。受日本军部及兴亚团体鼓动,戊戌前后张之洞方面曾是提倡“东学”、“东文”的先驱；但在戊戌政变后,为了与康梁势力切割,同时更受近代国族意识的影响,张之洞系统在维持对日联络的同时,却对来自日本的学术、出版、政治新经验不无保留。曾经一度感动中日双方朝野人士的“同文”意识,遂日渐淹没于体现国族特性的“国语”、“国文”言说,并最终凝固为清末学制规划中同时带有近代国族意识与传统政教理念的“国文”学科。本论文将从学风、学制、文体三方面考论张之洞学人圈引进近代新知识、新经验的“缓冲模式”,以试探近代学术、文教在体制内转型的别样路径。
程仲霖[9]（2013）在《晚清金石文化研究 ——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石文化指与金石相关的文化活动,包括金石鉴藏、拓本传承、考辨文史、书法篆刻实践等。晚清金石文化繁盛,金石器物及拓片被广泛收藏、流转与研究,传拓技术的成熟为书法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范本,由于多数金石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金石成为书法研究的重要文献,书法审美风格也由此发生巨变。晚清金石收藏鉴别精审、考证详细,到同光时期,在收藏种类、数量与质量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表现为收藏相对集中、研究更为广泛、群体性特征明显,对书法篆刻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把清代金石文化推向高峰。该时期众多金石学家根据地域组成不同圈子,他们以京师为中心,形成上下互联的金石研究大群体。其中,收藏彝器最富的潘祖荫是他们的纽带,主要成员有陈介祺、王懿荣、鲍康、吴云、吴大澂、赵之谦等。本文通过研究相关的大量史料,深入到这个金石文化群体内部,考察他们的交游活动,梳理他们的学术观点,从一个侧面呈现晚清金石文化的面貌和特征,探寻书法篆刻艺术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支持。为此,本文基本构架如下：鉴藏部分主要围绕富藏金石的潘祖荫,分析其收藏的强烈意识、好古尚奇的理念,尤其是金石群体在收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异域石刻的收集,体现了金石学者的开放视野。陶瓦等金石小品被发现与收藏,显示出收藏领域的扩张与金石研究的独特性。同光时期的金石收藏较其他时期不仅种类多,范围广,数量大,而且收藏方法多样化,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传承部分主要从金石传拓、拓本流转、着述出版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分析金石传拓的经验,研究方法的交流,拓工及用材的作用以及照相术对传拓的影响。用两件拓本例证拓本流转过程中受到的关注,通过比较分析金石着述收藏与刊刻中的观念,反映金石文化传播的特点,展现金石学家为金石文化的传承所作的努力。考辨部分主要从辨伪存真、群体研究模式、辨字考史、前人成果的再考察等方面入手,研究辨伪对收藏的作用,以沙南侯获刻石、郘钟、姜遐碑为例,探索群体研究模式下辨识文字与考稽史传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探究归纳晚清金石研究的方法与特点。对书法篆刻艺术的影响部分主要从书法多元化发展中不同的书法观念与实践,以及篆刻取法与表现丰富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晚清金石学家从艺术角度对金石文字的研究,源于鉴藏考证,长期从事金石碑刻的搜访、传拓、着录、考释研究,致使审美趣味大多发生改变。总之,以同光时期金石文化为代表的晚清金石文化是对整个清代文化的丰富,在诸多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开拓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促进了书法篆刻艺术的变化,影响了近代有关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要的研究价值。
龙野[10]（2015）在《题朱彝尊、查慎行致马思赞等四十九通书札考录》文中指出朱彝尊、查慎行、马思赞是清初浙江地区着名的藏书家。朱、查二人的着述在探书时曾不同程度受益於马氏藏书,而马氏在收藏善本、古器等方面曾获得朱氏指导。笔者曾见一抄本,内含题爲朱、查二人致马氏等人的书札49通,不见於诸家文集,大多未受今人关注。其内容涉及借抄古籍及收藏古器、画卷、拓片等,体现出他们在藏书等方面的紧密交流舆互动。对这些书札进行考録公布,以待学界检验,对於了解三家的藏书活动及其与朱、查编纂书籍的关系或有助益。
二、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论文提纲范文）
（1）王献唐学术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重难点、创新点及框架 |
| 第一章 王献唐学术圈总论 |
| 第一节 王献唐学术圈形成的因素 |
| 一、地缘因素的影响 |
| 二、现代学术机构的推动 |
| 三、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的促成 |
| 第二节 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内涵 |
| 一、学术交往的时段性 |
| 二、学术交往形式的多元化 |
| 三、学术交往所涉学科的广博性 |
| 第三节 王献唐学术圈的特质 |
| 一、缘起及归宿的恒定性 |
| 二、贯穿主线的明晰性 |
| 三、持久和谐的稳定性 |
| 第二章 王献唐的语言文字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丁惟汾 |
| 一、丁惟汾举荐王献唐掌理山东省立图书馆 |
| 二、授受与研讨音韵学 |
| 三、共同整理山左文献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黄侃 |
| 一、丁惟汾与黄侃学术之交的推介 |
| 二、探寻叶抄《经典释文》 |
| 三、黄侃对王献唐学术的推重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孔德成 |
| 一、共同存护齐鲁文脉 |
| 二、寓居四川之谈学 |
| 三、孔德成对王献唐学术之评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栾调甫 |
| 一、协力研讨古文字 |
| 二、对诸子学的研讨 |
| 三、共同整理先贤遗着 |
| 四、栾调甫向王献唐举荐屈万里 |
| 五、王献唐对栾调甫的推重 |
| 第五节 王献唐与高田忠周 |
| 一、学术之交的背景 |
| 二、学术之交的表现 |
| 三、学术之交的实质 |
| 第三章 王献唐的历史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傅斯年 |
| 一、共同的学术志趣 |
| 二、合力搜罗刻印山左文献 |
| 三、协同组织发掘山东古文化遗址 |
| 四、困境之中的学术支助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卫聚贤 |
| 一、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交往 |
| 二、寓居四川时期的学术交往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黄云眉 |
| 一、王献唐与黄云眉之互赠 |
| 二、黄云眉对王献唐学术与事功的推重 |
| 三、黄云眉向王献唐请助学术资源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孙次舟 |
| 一、王献唐定居济南时期对孙次舟学术之助 |
| 二、王献唐南居四川时期孙次舟的问学 |
| 三、王献唐与民国学人对孙次舟之评的学术意蕴 |
| 第四章 王献唐的金石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罗振玉 |
| 一、王献唐与罗振玉互赠金石资料 |
| 二、王献唐对罗振玉金石学成就之评 |
| 三、王献唐与罗振玉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取向的比较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商承祚 |
| 一、学术交往的开启 |
| 二、互赠金石资源 |
| 三、共同推重金石学大家陈介祺 |
| 四、互求金石资源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容庚 |
| 一、学术交谊的缘起 |
| 二、增补《金石书录目》的学术助力 |
| 三、共同研讨武梁祠画像 |
| 四、对孙海波学术之助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丁福保 |
| 一、丁福保赠王献唐泉学着述 |
| 二、编撰《古泉大辞典》之助 |
| 三、《古钱大辞典》之购与得 |
| 第五章 王献唐的考古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董作宾 |
| 一、山东古迹研究会运作期间的学术交往 |
| 二、南迁时期学术关系的延续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吴金鼎 |
| 一、基于山东古迹研究会运作的交往 |
| 二、吴金鼎留学伦敦时期与王献唐的学术交流 |
| 三、南地再续考古缘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金祖同 |
| 一、王献唐与金祖同学术交往的开启 |
| 二、金祖同向王献唐请助资料 |
| 三、王献唐赠金祖同纪王城陶片 |
| 第六章 王献唐的文献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傅增湘 |
| 一、存护海源阁藏书的文献缘 |
| 二、互赠学术资源 |
| 三、印行流布《周易》单疏本 |
| 四、代求山左文献资料 |
| 五、学术至交间的相互推重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顾廷龙 |
| 一、胡道静、潘承弼的学术绍介 |
| 二、基于《吴愙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交谊 |
| 三、学术交往的延续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顾实 |
| 一、共同研讨《穆天子传》 |
| 二、推崇山东的文化地位 |
| 三、共同推助墨学研究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路大荒 |
| 一、共同关注蒲松龄着述 |
| 二、互赠文博资源 |
| 三、路大荒约请王献唐主持修订《淄川县志》 |
| 四、路大荒对王献唐的赞评 |
| 五、重拾文献缘 |
| 第五节 王献唐与丁锡田 |
| 一、互赠学术资源 |
| 二、互求资料 |
| 三、共同访古 |
| 四、通函论学 |
| 第六节 王献唐与赵录绰 |
| 一、整理许翰着述 |
| 二、整理李文藻、王筠、牟庭等山左先贤遗着 |
| 三、关注刘喜海藏金石图籍 |
| 四、收购陈介祺万印楼藏品 |
| 第七章 王献唐的图书馆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王重民 |
| 一、共同整理研究马国瀚遗着 |
| 二、王重民助王献唐校勘《汪水云集》 |
| 三、王重民对王献唐学术及事功的推重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陈训慈 |
| 一、陈训慈关注山东省立图书馆馆务的开展 |
| 二、王献唐与陈训慈会面论学 |
| 三、王献唐与陈训慈治事治学的融通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柳诒徵 |
| 一、王献唐与柳诒徵互赠馆藏资源 |
| 二、王献唐与柳诒徵会面谈学 |
| 三、王献唐向柳诒徵请助资料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李小缘 |
| 一、流布《倦游庵椠记》 |
| 二、举荐刘叔遂 |
| 三、王献唐向李小缘请助资料 |
| 第五节 王献唐与屈万里 |
| 一、王献唐掌理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对屈万里的学术影响 |
| 二、王献唐与屈万里南迁及客居四川时期之论学 |
| 三、王献唐对屈万里进入史语所的促成 |
| 四、屈万里评王献唐 |
| 第八章 王献唐与现代学术机构的学术关系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齐鲁大学 |
| 一、王献唐与齐鲁大学交流合作的缘由 |
| 二、王献唐与齐鲁大学学者的学术交往 |
| 三、王献唐在齐鲁大学的授课与演讲 |
| 四、王献唐与齐鲁大学学术刊物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史语所 |
| 一、王献唐获赠及利用史语所的学术资源 |
| 二、王献唐参与史语所主导的山东古迹研究会 |
| 三、王献唐与史语所学人的学术交往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
| 一、王献唐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会务 |
| 二、王献唐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人的交往 |
| 三、王献唐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学术收获 |
| 结论: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学术史意义及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2）罗振玉与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的难点、旨趣 |
| 二、学术突破与解题思路 |
| 三、资料基础与研究史 |
| 第一章 自学成才植根基(1866—1894年) |
| 第一节、学术根基与治学源流 |
| 第二节、早期着述与交游 |
| 第二章 梯航大通传西学(1895—1908年) |
| 第一节、教养天下传播西学 |
| 第二节、中西互采的文献学道路与图籍器物的购藏 |
| 第三节、《铁云藏龟》的着作权问题研究 |
| 第四节、南朔奔走期的中外交游 |
| 第三章 学部任职导先路(1908—1911年) |
| 第一节、抢救内阁大库档案 |
| 第二节、敦煌学的创始之功 |
| 第三节、为甲骨学肇启山林的贡献 |
| 第四节、金石学研究的新成绩 |
| 五 结论 |
| 第四章 海外栖迟着华章(1912年—1919年) |
| 第一节、罗王东渡及与日本学界的关系 |
| 第二节、搜辑与考订敦煌文献 |
| 第三节、辑录西陲古物及其他边裔文献 |
| 第四节、创通绝学奠立甲骨学的绝世伟业 |
| 第五节、编印金石谱录与金石证史的新成就 |
| 第六节、刊印日本古书及其学术新风尚 |
| 第五章 集蓼如荼宏国粹(1919—1940年) |
| 第一节、与北大合作及与民国学界的关系 |
| 第二节、创立东方学会及发掘保护古物的种种努力 |
| 第三节、搜访国内外藏敦煌文献及辑录西北考古资料 |
| 第四节、大库秘档的再次抢救及其整理 |
| 第五节、熹平石经的集录与考释 |
| 第六节、桑榆暮景期的甲骨学与金石学 |
| 第六章 治学旨趣与罗、王学术异同 |
| 第一节、治学旨趣与学术地位的重新审视 |
| 第二节、罗、王二人学术异同 |
| 附录一:罗振玉学术年表 |
| 附录二:参考文献 |
| 附录三:与本论文相关的期刊论文 |
| 后记 |
（3）王国维致某君书残稿考证——兼谈其学术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某君”及作书时间考证 |
| 三、学术史意义述略 |
| 四、余论 |
（4）论王国维与胡适的学谊（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华学校研究院延聘王国维与胡适的敦驾 |
| 二、词学探讨 |
| 三、《词的起原》撰写时间与胡札编次订误 |
| 四、胡适所索王国维《水经注》论文下落及两人有关《水经注》的研究 |
（5）沈曾植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 沈曾植先生像 |
| 沈曾植先生墨迹 |
| 沈曾植先生印鉴 |
| 自序 |
| 发凡 |
| 谱前 |
| 附录 |
| 一、 沈叔埏《颐彩堂文集》卷十五《家传》 |
| 二、 沈维鐈《补读书斋遗稿》卷十《皇清例赠文林郎显考守拙府君行略》 |
| 三、 沈宗涵、宗济《鼎甫府君年谱》 |
| 四、 沈曾植《家传稿》 |
| 五、 沈曾植《榨蔀村墓堂左壁刻辞》 |
| 六、 沈曾植《母教录》 |
| 七、 沈曾植《光绪庚辰科会试朱卷·履历》 |
| 八、 《沈氏世系》 |
| 九、 《外家世系》 |
|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
| 年谱 |
| 卷一 通籍前期 |
|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一岁 |
|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 二岁 |
| 咸丰二年壬子（1852） 三岁 |
| 咸丰三年癸丑（1853） 四岁 |
| 咸丰四年甲寅（1854） 五岁 |
| 咸丰五年乙卯（1855） 六岁 |
| 咸丰六年丙辰（1856） 七岁 |
| 咸丰七年丁巳（1857） 八岁 |
| 咸丰八年戊午（1858） 九岁 |
| 咸丰九年己未（1859） 十岁 |
| 咸丰十年庚申（1860） 十一岁 |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十二岁 |
|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 十三岁 |
| 同治二年癸亥（1863） 十四岁 |
| 同治三年甲子（1864） 十五岁 |
| 同治四年乙丑（1865） 十六岁 |
| 同治五年丙寅（1866） 十七岁 |
| 同治六年丁卯（1867） 十八岁 |
| 同治七年戊辰（1868） 十九岁 |
| 同治八年己巳（1869） 二十岁 |
| 同治九年庚午（1870） 二十一岁 |
| 同治十年辛未（1871） 二十二岁 |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二十三岁 |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二十四岁 |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 二十五岁 |
|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 二十六岁 |
| 光绪二年丙子（1876） 二十七岁 |
| 光绪三年丁丑（1877） 二十八岁 |
| 光绪四年戊寅（1878） 二十九岁 |
| 光绪五年己卯（1879） 三十岁 |
| 卷二 京官时期 |
| 光绪六年庚辰（1880） 三十一岁 |
| 光绪七年辛巳（1881） 三十二岁 |
| 光绪八年壬午（1882） 三十三岁 |
| 光绪九年癸未（1883） 三十四岁 |
| 光绪十年甲申（1884） 三十五岁 |
|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三十六岁 |
|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三十七岁 |
|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 三十八岁 |
|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三十九岁 |
|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 四十岁 |
|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四十一岁 |
|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四十二岁 |
|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 四十三岁 |
|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四十四岁 |
|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四十五岁 |
|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 四十六岁 |
|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四十七岁 |
|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四十八岁 |
| 卷三 两湖书院、南洋公学时期 |
|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四十九岁 |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 五十岁 |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五十一岁 |
|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五十二岁 |
|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五十三岁 |
| 卷四 外任时期 |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五十四岁 |
|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五十五岁 |
|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 五十六岁 |
|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五十七岁 |
|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五十八岁 |
|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五十九岁 |
| 宣统元年己酉（1909） 六十岁 |
| 宣统二年庚戌（1910） 六十一岁 |
| 卷五 遗老时期 |
| 宣统三年辛亥（1911） 六十二岁 |
|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1912） 六十三岁 |
| 中华民国二年癸丑（1913） 六十四岁 |
| 中华民国三年甲寅（1914） 六十五岁 |
| 中华民国四年乙卯（1915） 六十六岁 |
| 中华民国五年丙辰（1916） 六十七岁 |
| 中华民国六年丁巳（1917） 六十八岁 |
| 中华民国七年戊午（1918） 六十九岁 |
| 中华民国八年己未（1919） 七十岁 |
| 中华民国九年庚申（1920） 七十一岁 |
| 中华民国十年辛酉（1921） 七十二岁 |
| 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 七十三岁 |
| 附录 |
| 一. 《清史稿》卷四七二《沈曾植传》 |
| 二. 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 |
| 三. 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 |
| 四.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沈曾植》 |
| 参考书目 |
| 一、 沈曾植着作 |
| 日记 |
| 书札 |
| 诗词 |
| 文 |
| 专着 |
| 其他 |
| 二、 参考文献 |
| 友朋书札 |
| 三、 工具书 |
| 四、 研究论着 |
| 人物小传 |
| 跋 |
（6）吴大澂交游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粽述 |
| 二 论文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三 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
| 一 家世典履屋 |
| 二 理学典立志 |
| 三 避难与参幕 |
| 四 保甲与赈炎 |
| 第二章 从游诸先生 |
| 一 外祖父斡祟 |
| 二 陈奂、俞樾 |
| 三 莫友芝、杨沂孙 |
| 第三章 沈树镛 |
| 第四章 汪鸣銮 |
| 第五章 吴云 |
| 第六章 潘祖荫 |
| 第七章 王懿荣 |
| 第八章 陈介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7）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12-1915年初罗致王札日期考订 |
| 二、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 |
| 三、结语 |
（8）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张之洞学人圈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对象与方法 |
| 三、先行研究、史料汇集与本论题的位置 |
| 四、论文间架 |
| 五、关于行文的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从同光清流到武昌幕府——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 |
| 一、另一种中兴:同光之际的京师学风 |
| 二、作为"门面"的"清流" |
| 三、"为尔筹归计":从庙堂到幕府 |
| 四、武昌督幕学人之聚合 |
| 五、"三元说"与"哀六朝" |
| 小结 |
| 附表1:戊戌、庚子间武昌士人交游表 |
| 第二章 在"东塾"、"南菁"之间——张之洞学人圈与近代地方学统的整合 |
| 一、经古书院、官书局与"汉学"的地方化 |
| 二、广雅书院的折衷体制 |
| 三、"东塾学派"的近代衍变 |
| 四、江浙学风的歧趋:从"无邪堂"到"南菁" |
| 五、两湖书院学术之争 |
| 小结 |
| 附表2:张之洞督粤期间广雅书院课题 |
| 附表3:张之洞督鄂时期的书院教习 |
| 第三章 新学制下的旧学统——张之洞学人圈的扩张与清末教育改制的统系之争 |
| 一、江鄂联盟的结成 |
| 二、作为"普通学"的经史 |
| 三、"宗经"还是"重文"?:改造"中学"的统系之分 |
| 四、张之洞癸卯入京与清季都下学风的迂回 |
| 附表4:戊戌辛丑间吴汝纶、张之洞"中学书目"之比较 |
| 第四章 "同文"与"国文"——张之洞学人圈对日本经验的迎拒及其文体意识的生成 |
| 一、亚细亚主义与张之洞系统亲日取向的发端 |
| 二、"东文"与"汉文":接受新知的文章捷径 |
| 三、"同文"的雅与俗:从汉文训读到和文汉读 |
| 四、戊戌政变后对日感情的变化及言论控制的加强 |
| 五、学制内外的"国文" |
| 小结 |
| 第五章 张之洞学人圈名录(1884-1907) |
| 馀论:"缓冲模式"的有效与有限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9）晚清金石文化研究 ——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特色 |
| 第一章 概述 |
| 第一节 金石文化的主要内涵与历史沿革 |
| 一、金石文化的主要内涵 |
| 二、金石文化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晚清金石文化圈 |
| 一、潘祖荫与京师金石文化圈 |
| 二、其他主要金石文化圈及代表人物 |
| 第三节 晚清金石文化的主要特征与成因分析 |
| 一、主要特征 |
| 二、成因分析 |
| 第二章 鉴藏 |
| 第一节 彝器鉴藏 |
| 一、以传古之志与经济实力为基础 |
| 二、群体合力与时代风尚的契合 |
| 第二节 石刻访拓 |
| 一、实地访拓与好古尚奇的理念 |
| 二、广泛搜访与交流的群体基础 |
| 三、收藏视角延伸与异域石刻寻访 |
| 第三节 金石小品收藏 |
| 一、愈出愈奇的陶瓦 |
| 二、盛极一时的古泉 |
| 第三章 传承 |
| 第一节 金石传拓与金石文化传承 |
| 一、金石传拓方法的研究与尝试 |
| 二、拓工及用材对金石传拓的影响 |
| 三、照相术在金石传拓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金石拓本与金石文化传播 |
| 一、拓本流转——以《好太王碑》为例 |
| 二、拓本题跋——以《华山庙碑》为例 |
| 第三节 金石着述与金石文化研究 |
| 一、金石着述收藏出版的重要性 |
| 二、金石着述刊刻问题的探讨 |
| 三、金石着述出版观念异同分析 |
| 第四章 考辨 |
| 第一节 辨伪在金石鉴藏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沙南侯获刻石》群体考释 |
| 第三节 《郘钟》文字辨识与史传考稽 |
| 第四节 《姜遐碑》再考察 |
| 第五章 对书法篆刻艺术的影响 |
| 第一节 书法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一、反对馆阁崇尚古法 |
| 二、对刻帖的复杂认识 |
| 三、碑版研究范围扩大 |
| 第二节 书法实践的深入探索 |
| 一、重视基本技法 |
| 二、取法金石拓片 |
| 第三节 篆刻艺术的借鉴与出新 |
| 一、宗法钟鼎文字——以王石经为例 |
| 二、取法各种金石材料——以赵之谦为例 |
| 余论 |
| 用图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四、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论文参考文献）
- [1]王献唐学术交往研究[D]. 李宝祥. 山东大学, 2017(03)
- [2]罗振玉与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D]. 周常林. 兰州大学, 2011(10)
- [3]王国维致某君书残稿考证——兼谈其学术史意义[J]. 侯书勇.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3)
- [4]论王国维与胡适的学谊[J]. 房鑫亮.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4)
- [5]沈曾植年谱长编[D]. 许全胜. 华东师范大学, 2004(04)
- [6]吴大澂交游新证[D]. 李军. 复旦大学, 2011(12)
- [7]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J]. 侯书勇.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3)
- [8]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张之洞学人圈考论[D]. 陆胤. 北京大学, 2011(10)
- [9]晚清金石文化研究 ——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D]. 程仲霖.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
- [10]题朱彝尊、查慎行致马思赞等四十九通书札考录[J]. 龙野.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