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论文文献综述）
张乃博[1]（2021）在《商周车马坑的田野发掘方法辨析》文中认为车马坑是商周马车形制制度研究的实物材料。从20世纪30年代发现车马坑至今,发掘车马坑仍是田野发掘的难题之一,但方法理论的讨论较少。本文根据实地经验和发掘案例,主要从预判、辨形、方式、流程、取舍等方面,尝试分析出适合于不同地域的商周时期车马坑的发掘方法。这对车马坑的判断、发掘和相关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张煜珧[2]（2019）在《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祭祀遗存是考古遗存类型的一种,这类遗存已有众多发现。夏商周三代处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社会管理方式由血缘管理过渡至地缘管控,是古代社会制度、国家结构和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时期,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祭祀活动被赋予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故而,对这一时期祭祀遗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夏商周祭祀遗存的梳理,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根据祭祀遗存所在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五大类十三小类,对各代和各类祭祀遗存的区位特征、地层和共存物、结构、形制、用牲、用器等指标进行了定性或定量考察,结合动物考古、聚落考古和生业环境研究等成果,辅之以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文字资料对祭祀遗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五大类祭祀遗存中,被确认为祭天的四处遗存,因年代和地域跨度较大暂未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性和继承性。祭地遗存中,所发现的一组商时期从早到晚的社祀祭祀遗迹实例,其形态应为商人“立石为社”特征之呈现,而另一组西周中晚期诸侯卿大夫级别的社祀遗存,则显示出周人祭地“攒土为社”的特征,这两组祭祀遗存均可观察到明显的等级性。祖先祭祀分为庙祭和墓祭,梳理各时代宗庙的结构、位置、祭祀坑和规格等信息,可以看出宗庙也存在等级性,此外,各时代的宗庙结构完全不同,但都有祭祀坑的同时,在选址上也逐渐呈现“左祖右社”的趋势;墓祭按照形态分为墓上建筑、墓祭坑和墓内祭祀,考察墓祭遗存的位置和层位关系,可以确定墓祭发生的时间均晚于墓葬。山川祭祀遗存的各项指标因年代和地域跨度较大,受这两个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南方用器北方用牲是其中显着的特征,同时,通过对遗存位置的梳理,可以看出祭山和祭川是两个明显不同的祭祀体系。奠基遗存是以建筑或夯土基址为中心,由打地基、安门、置柱、立阶等不同建筑环节的前置祭祀活动而产生,其层位一般不打破夯土或地面,商时期的奠基人牲与房屋朝向呈十字交叉状,房屋的所有指标均与奠基遗存的存在与否没有相关性。城门祭祀遗存发现较少,其埋藏位置较为特殊,正对城门并于路土之下,祭牲摆放极有规律,是典型的的祭祀坑;城墙祭祀遗迹亦较少见,埋藏零散无规律,因此这类祭祀遗存是否存在尚需进一步考察。通过分辨作坊的文化属性,作坊内祭祀应当是商特有的传统,其遗存规模受到作坊规模的影响。盟誓遗址的多个特征与文献记载对应度较高。一般而言,祭祀坑和祭祀场中所用的祭牲和祭器皆较符合所在时代和地域祭祀用牲用器的规律,其中少量的特殊现象,究其实质,也是受到当时当地生业环境的影响。从夏时期开始,祭祀遗存的各类特征组合就有了明显的地域性分野。商时期,商政权核心区和控制区所见的祭祀遗存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聚落级别的高低与祭祀遗存的规模和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西周早期,商周祭祀文化并行。随着周王朝实现了对全国的强力控制,到了西周中晚期,列国祭祀遗存特征与周王朝基本保持一致。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的祭祀则是在周祭祀文化基础上吸收各自的地域传统,形成了诸侯国区域内祭祀亚文化体系。祭祀遗存明显的等级性说明其与国家统治权紧密相连,祭祀活动是由统治阶级主导、参与和进行的。相关文献和秦简牍的内容均说明国家对祭祀活动的管控力量在秦时已深入基层。祭祀遗存的外在形态特征反映出,祭祀文化发展的突变性较为明显,与政权更替相呼应,但实质是与不同族群秉承的祭祀传统和制度直接关联。至秦统一中国后,秦政权继承了周祭祀传统并增益发展成体系,其以统治力量所推行的国家祭祀,最终又在西汉初期被新政权全面接纳并继承。
常怀颖[3]（2019）在《殷墟车马器补议》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细致梳理了殷墟遗址所见的马衔、马额饰、轭首、兽形铜扣和带环铜箍等五类车马器。指出这些器物是在殷墟时期新出现,但是在西周以后发生了较大形制变化或迅速消失。这些车马器的出现、演变与消亡,一方面体现了晚商时代车马系驾技术、水平的演进和对车马掌控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商时代人们对于车马使用在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与态度。
袁慧静[4]（2019）在《两周时期车马礼仪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车马礼仪制度是车马在使用中,根据使用者使用的场合和身份地位的不同所产生的一种礼仪制度。在两周时期,车马的使用情况是一种等级制度的体现。不同等级的人,所使用的车马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地位越高,使用的车马也就越豪华,可使用的种类和数量也就越多。本文主要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车饰与马饰的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和出土材料,对车饰和马饰的使用所反映的礼仪制度进行考察。其次,以“五礼”（吉、凶、宾、军、嘉）为切入点,对车马礼仪制度进行细致梳理,认为车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礼仪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别尊卑、明序列,各个等级界限森严,不可逾越。其三,对不同等级的用车进行考察,通过不同等级所用车的不同和车饰的不同进行分析,认为在严格的礼仪制度下,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出行时使用不同装饰与数量的车马,以及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装饰与数量的车马,已经成为尊卑贵贱的象征。最后,车马礼仪制度在两周时期,不管是从军事还是日常生活中,车马礼仪制度都影响重大。车马礼仪制度将周代的“尊尊”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车马是当时最重要的出行工具和战争武器,无论是对国家经济还是军队建设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车马的实用性与礼用性并举,在战争时期,强调实用性,所以只注重车马的结实强壮不必计较礼制的纯色要求。而在平时,车马还是有着严格的礼制规定的,车马礼仪制度中表现的等级,彰显的是一种威仪的气势,通过车马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展示出来,更为生动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对维护周代的“尊尊”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树满[5]（2019）在《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容器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展开研究。一是对该地区政治地理环境的论述,试图通过考古、文献资料理清西周王畿地区与诸侯国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二是对目前资料比较丰富的诸侯国青铜器进行系统分析,理清各诸侯国的发展演变脉络、组合关系及风格特点。三是对诸侯国青铜器进行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区域间的文化差异,并揭示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现将主要的发现和结论摘要如下:一、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分析。西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从自然环境看,该区域地貌类型多样,山脉和河流相间分布,自古以来是中国粟作农业文化的腹地,是当时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从政治环境看,该地既是周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诸侯国的主要分布区,王畿以外尤其以黄河的支流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两翼的山前平原最为重要,是西周诸侯国的重要分布区,以晋国、卫国、邢国等为代表的姬姓大国,成为周王朝经营“北土”的重要据点。二、汾河谷地诸侯国青铜器的分析。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与王畿地区接近,无论形制、纹饰还是组合形式都几近同步,体现了中原地区西周文化的统一性。此外,该地区还出土了不见于其它地区的器类和器形,表明该地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文化的统一性与创新性,为东周时期晋系青铜器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三、太行山西翼诸侯国青铜器分析。该地区青铜器数量较少,但就当前资料看,该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尤其是黎国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字形书体方面,与周王室并无二致。这一特点或与西周王朝对此地的经略有关。四、太行山东麓诸侯国青铜器分析。从形制、纹饰以及器物组合看,无论燕、邢、卫还是其它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都与同时期王畿地区相同,尤其是西周早期墓葬重视食器的同时,保留了较多的酒器。就邢、卫、燕三国青铜器来看,燕国的特殊性比较明显。五、诸侯国青铜器比较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的青铜文化面貌也保持着共性大于个性的趋势,但太行山东麓的卫国、燕国、邢国之间的共性要远超过它们与晋国的共性,这或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族群构成有关。六、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特殊器主要出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西周晚期前段,其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中原传统文化、戎狄文化、土着文化等,虽各期文化构成不同,但中原传统文化一直居于主体地位。需要说明的是,除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外,各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的其它来源也稍有不同,其中汾河谷地的诸侯国青铜器较多来源于土着文化,而太行山两翼的诸侯国文化因素相对比较纯粹,未见土着文化。此外,北方草原文化在汾河谷地占有一定比例。七、基于青铜器之上的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各诸侯国的青铜器都与王畿地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不见于王畿地区特殊器类或器型,各诸侯国的文化认同存在差异。姬姓诸侯国中,晋国在周王朝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戎狄和土着的文化因素;燕国在保持与周王室一致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并较多的沿用商文化;卫国比较保守,发展相对滞后,当然这可能与墓葬被盗比较严重有关。非姬姓诸侯国中,都与周王室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具有地域特色的器物大都与土着文化有关。八、陇东地区青铜器研究。陇东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以兵器和车马器等为主,青铜礼器的数量不多,且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可能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有关。从目前资料分析,尚不能确定西周时期陇东地区的国族分布,但从青铜文化面貌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最迟在西周中期,陇东地区尤其是泾河上游地区属于周王朝的控制之下,至于是否属王畿地区,还有待于商榷。九、结语。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在保持与周王朝发展一致的同时,各自创造的特殊青铜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周青铜文化的全面繁荣。尽管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后,试图通过“礼制”等方式来实现文化上的统一,但由于每个诸侯国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所继承的历史文化也不同,必然会形成与其生态环境状况相适应的、特定形态的地域文化。同时由于每个诸侯国具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权,各自在长期的经营中,逐渐形成了以各诸侯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文化。
王鹏[6]（2019）在《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文中研究说明公元前3千纪末至公元前2千纪初,西亚地区车辆上的青铜轮牙和实心二轮车辆经中亚地区传入草原地带。随着印欧人向东的扩张,双轮轻便马车开始东传,大致在殷墟文化二期,家马和马车大量出现在我国中原地区。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轮牙马车直接继承殷商的传统。公元前13世纪左右双轮轻便马车在东亚地区出现。
周剑[7]（2018）在《商周合葬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合葬墓为商周时期墓葬的一种埋葬形式。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课题较少关注,且大多是对某一阶段某一区域的合葬墓进行研究,缺乏将商周合葬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动态分析,对合葬墓进行的性别考古研究也不够深入。部分学者虽然对合葬墓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但往往局限于某一方面,缺乏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合葬墓进行甄别确认,对这些合葬墓进行类型学研究,再进行分区和各区域特征探讨,最后对合葬墓的阶段性变迁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主要观点如下:一、据统计,目前能够确认的商周时期合葬墓至少有260对以上,年代自商代晚期到战国晚期。其中属于商代的21对,西周合葬墓41对,东周合葬墓至少200对以上。合葬墓分布范围广泛,以河南、湖北等省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山东、陕西等省发现的数量较少。二、商周合葬墓可以划分为异性异穴并葬墓、同性异穴并葬墓、异性同穴合葬墓三大类。异性异穴并葬墓数量最多,发现于各区域各个阶层;同性异穴并葬墓、异性同穴合葬墓数量较少。三、商周合葬墓可分为中原地区、荆楚地区、海岱地区、关中地区等四个区域,有一定的区域差别。其中中原地区合葬墓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高等级贵族合葬墓中的男性墓在墓室面积、随葬品方面自始至终皆占优势。荆楚地区合葬墓数量仅次于中原地区,男女两性玉石器随葬较复杂,随葬数量、等级不仅和性别相关,亦和面积成正比。海岱地区合葬墓数量较少,春秋晚期高等级贵族合葬墓在车马器和玉石器方面皆有与中原地区相反的例子,即出现女性随葬更多车马器和男性随葬更多玉石器的情况,低等级贵族合葬墓及平民合葬墓随葬玉石器的多寡和性别无关。关中地区西周早中期男女两性面积相差不大,西周中期以后高等级贵族合葬墓出现男性随葬更多玉器的情况,女性一般随葬更多的玉装饰品特别是组玉佩。四、贵族合葬墓中性别差异明显,“男尊女卑”现象居于主流。合葬墓中女性在随葬铜礼器、车马器方面虽然居于劣势地位,但女性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处于劣势,如女性一般较并穴合葬的男性随葬更多种类和数量的玉石器或漆器,联姻的女性往往在随葬礼器方面不低于男性甚至超越男性墓葬。五、与贵族合葬墓两性差异明显有所不同,平民阶层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不受礼制的约束,导致平民阶层合葬墓两性差异较小。六、商周时期合葬墓两性差异随着时代的变迁并非一成不变。西周早期由于礼制尚不完善,合葬墓中两性差异不大。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礼制逐步完善,合葬墓两性等级差异较大,女性较合葬的男性居于劣势地位。春秋中晚期后,随着传统的宗法关系观念的逐渐薄弱,部分女性墓较并穴合葬的男性随葬更多的礼器。七、商、周两代由于妇女的地位、婚姻形态及生死观念的不同,夫妻并穴合葬墓的实行情况亦不同。其中商代夫妻合葬墓极少,周代贵族盛行夫妻合葬墓,东周时期平民阶层亦逐渐流行此类墓葬。
张丹丹[8]（2018）在《释“马两”》文中认为"马两"在金文中出现多次,解释不一。或释"两"为数词,"马两"即"马两匹";或释"两"为量词"辆","马两"即"马和一辆马车"。本文从"两"之造字本义出发,结合考古发现的古代车马实际,以及其他的传世文献,最终得出结论 :由于两的造字本义是车字的一部分,所以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金文中的"马两"当释为马车。但是随着西周晚期"两"之引申义、假借义的产生,两更常用作数词和重量单位,而东周以后表达马车之意的"马车"一词盛行,而"马两"一词废弃不用。
党士学[9]（2017）在《古车伏兔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单辕车的辀、轴以十字交叉的形式相交于舆下,辀凸起在轴上,导致车舆不能踏实坐平,因此就产生了在舆底的左右两轸与轴之间的空隙中垫装"伏兔"的"妙招"。由于伏兔产生较晚,为将舆底平稳地安装在轴、辀之上,早期车只能采取在辀、轴及辀与舆的前后轸交接处刻槽的"取平"方式。为加固刻槽部位,又产生了铜軓饰、铜踵饰和铜踵管。在车轴部位,还出现了与伏兔关系紧密的铜轴饰以及铜遮板。伏兔虽小,但马车中与之关联的构件很多,而古人和前辈探讨伏兔时多偏重专门问题,横向考察和关联研究不足。本文将以梳理伏兔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为主线,同时就车上与伏兔关联的构件和装置作全方位的考察和讨论,并对以往讨论中存在的疑问和误判提出意见和修正。
魏泽华[10]（2017）在《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与社会 ——以铜器为中心》文中提出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了大批的铜器地点。这些地点发现的铜器,呈现出多种风格,包括殷商风格、北方风格、关中风格和本地风格,并且其中许多器物混合了多种风格。这些器物体现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周边的互动与交流,显示本地区的铜器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文明虽然受到了来自殷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并没有纳入商文化的统治范围。资料显示,大约从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晋陕黄土高原东侧吕梁山脉以西的长治盆地和临汾谷地即已纳入商文化的统治领域。商文化在西北的最远控制边界到达灵石旌介遗址,即太原盆地的南口。但由于吕梁山脉的阻隔和北山山脉的阻隔,晋陕黄土地区虽然受到了中原商文化及关中诸文化的强烈影响,却没有纳入商文化的范围。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受到周边尤其是殷墟商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组成的遗址群所呈现出的不断变动的态势。根据铜器群中的殷商风格器物进行分期,可以将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划分为四期。第一期为盘庚一小乙时期,遗址包括忻州连寺沟、子长柏树台、大宁太德、隰县庞村。第二期为武丁时期,遗址包括石楼贺家坪、石楼后兰家沟、永和下辛角、清涧张家坬、子洲关王岔。第三期为祖庚至康丁时期,遗址有石楼二郎坡、石楼褚家峪、石楼桃花庄、石楼义牒琵琶塬、清涧寨沟、延川土岗村、延长县油矿、延川华家塬、延川用斗、永和榆林、永和可托。第四期为武乙至帝辛时期,遗址有保德林遮峪、绥德墕头、绥德后任家沟、淳化黑豆咀、甘泉下寺湾寺峁子、甘泉下寺湾阎家沟、吉县上东村、柳林高红、清涧解家沟、清涧解家沟寺墕、石楼曹家垣、吴堡郭家沟乡冯家峁、延川刘家源、延川去头村、右玉大川、子长李家塌。在分期的基础上观察每一期遗址聚落形态的变迁,可以发现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形态呈现出了不断变化的态势。第一期,铜器地点零散分布在晋陕黄土高原黄河两岸;第二期,铜器地点数量增长,分布范围较前一阶段扩大,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西;第三期,石楼一侧铜器地点的数量和铜器种类发展至顶峰,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东,已接近吕梁山脉西麓山脚;在第四期,聚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聚落群的位置较前面几个阶段明显偏西,原本位于黄河以东山西一侧的铜器地点几乎全部消失,聚落群以及聚落中心均移至陕西一侧。晋陕黄土高原聚落形态的变迁与吕梁山脉以东的遗址的移动密切相关。第一期,晋陕黄土高原铜器地点的分布靠近吕梁山脉,显然,在文化发展初期,为了便于与商文化交流,遗址的位置比较靠近商文化。第二期,商文化对吕梁山以东地区的控制力量较前一时期加强,使得此时晋陕黄土高原地区正在发展的铜器文明受到挤压,整体位置分布偏西。第三期,商文化对于吕梁山以东至太岳山以西地区的控制力量减弱,位于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群整体东移,聚落中心偏东,铜器发展也进入繁荣期。第四期,商文化对西北方向的控制又一次进入了强势期,受强势商文化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体放弃山西一侧,遗址群中心西移,陕西一侧的清涧辛庄遗址成为这一时期遗址群的中心。在各个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地点又可以依据铜器的等级、数量、组合划分为若干个包含多个等级的遗址群。第三期,晋陕黄土高原形成以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和延川华家塬-用斗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呈条带状分布于两中心遗址群之间,第四等级聚落石楼温家沟、南沟、宋家沟、肖家塌、峪底几处低等级遗址环绕二郎坡和桃花庄遗址的聚落形态。第四期,清涧辛庄为晋陕黄土高原中心聚落,在其北部形成了以第二等级绥德墕头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吴堡冯家峁和绥德后任家沟,第四等级聚落杨家峁、薛家渠、周家沟、黄家坡几处遗址环绕的聚落群;南部形成了清涧解家沟-寺墕为中心,由寨沟和李家崖南北拱卫的聚落群;西北形成了以涧峪岔-李家塌为中心的聚落群。第四期,在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以清涧辛庄为中心,形成了面向东南的多等级聚落群。第三期和第四期的遗址在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三期中心遗址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在聚落的建构中可能更重视交通因素,第四期的高等级遗址在选址时则可能更注重防卫因素。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聚落形态的变动与卜辞记载的殷墟向西北方向的征伐变动可以大致对应。由于安阳至吕梁山脉之间的遗址铜器数量并不十分丰富,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铜器种类和数量较多,等级较高,晋陕黄土高原地区铜器繁荣程度与东面商文化的推进情况呈反向相关,因此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获得铜器的方式不止战争掠夺,也存在和平获得的可能。甲骨卜辞所见的"册"字卜辞也印证了这一点。石楼二郎坡发现了与安阳、定州北庄子、罗山天湖、济南大辛庄形制基本一致的铜钺,指示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商王朝关系最缓和时可能存在直接的封赏任命。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本地受到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糅合外来器物并进行借鉴、改造的结果。由于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铸造铜器的铜锡矿料,也没有铸造铜器的深厚传统,因此,我们认为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在交流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中原风格青铜兵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说明这一地区对于殷商青铜文化持肯定态度。同时,该区域在使用改造器物和北方器物时,也存在着这两种器物多出现于高原腹地等级偏低的遗址的情况,如典型商式钺多与礼器共出,而三銎刀深入腹地。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在青铜兵器的使用上体现出的浓郁的崇商之风,证明了我们运用铜礼器组合及数量来判断遗址等级是可行的。在崇商的同时,晋陕黄土高原铜簋的型式演变也体现出在晚商晚期,商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减弱而先周文化的影响增强。在对引入的铜器进行改造时,基本保持了器物的原型,对于器物的改造仅限于添加銎孔、写实动物圆雕,使用直线纹和乳钉纹。晋陕黄土高原铜器还有一个特点,即盛行空首斧、锛类器物,从这一类器物的功能来看,可以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林木业比较发达。总而言之,晋陕黄土高原虽然受到了周边文化尤其是商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地区仍然是独立于商文化之外的一个文化区。从铜器来看,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在其青铜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表现为这一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社会形态并不稳定,聚落形态的变迁跟随周边文化尤其商文化势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晋陕黄土高原处于一个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不断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个表现出各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文化区。
二、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论文提纲范文）
（1）商周车马坑的田野发掘方法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车马坑”的术语界定 |
| 二、发掘方法史 |
| 三、发掘理论 |
| （一）发掘预判 |
| （二）分辨形体 |
| 1. 马车形制的发展 |
| 2. 车体形变的辨析 |
| 四、发掘实践 |
| (一)发掘方式 |
| （二）发掘流程 |
| 1. 发掘上层填土 |
| 2. 清理马车 |
| （三）发掘取舍 |
| 1. 现状与已有复原图的差异处理 |
| 2. 发掘结束后内容呈现问题 |
| 结论 |
（2）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祭祀遗存研究综述 |
| 1.2.1 夏时期祭祀遗存考古研究情况 |
| 1.2.2 商时期祭祀遗存考古研究情况 |
| 1.2.3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研究 |
| 1.3 目前祭祀研究的不足 |
| 1.4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及时间范围 |
| 1.4.2 研究的空间范围 |
| 1.5 研究设计、内容 |
| 1.5.1 研究设计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基本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夏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及其性质 |
| 2.1 夏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 |
| 2.1.1 河南地区 |
| 2.1.2 其他地区 |
| 2.2 小结 |
| 第三章 商时期祭祀遗存发现与性质判断 |
| 3.1 商政权核心及控制区 |
| 3.1.1 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2 以郑州小双桥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3 以洹北商城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4 以殷墟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5 以偃师商城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6 盘龙城 |
| 3.1.7 垣曲商城 |
| 3.1.8 藁城台西遗址 |
| 3.1.9 其它地点 |
| 3.2 商代其它区域的祭祀遗存 |
| 3.2.1 湖南宁乡、黄材地区 |
| 3.2.2 江西清江吴城遗址 |
| 3.2.3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
| 3.3 小结 |
| 3.3.1 商时期祭祀遗存分布特征 |
| 3.3.2 商代祭祀遗存的基本特征 |
| 3.3.3 其它区域内祭祀遗存基本特征 |
| 第四章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与性质判断 |
| 4.1 周王朝直接控制区祭祀遗存 |
| 4.1.1 关中地区 |
| 4.1.2 洛阳地区 |
| 4.2 两周封国祭祀遗存 |
| 4.2.1 晋国祭祀遗存 |
| 4.2.2 宋国祭祀遗存 |
| 4.2.3 秦国祭祀遗存 |
| 4.2.4 卫国祭祀遗存 |
| 4.2.5 魏国祭祀遗存 |
| 4.2.6 郑国祭祀遗存 |
| 4.2.7 中山国祭祀遗存 |
| 4.2.8 鲁国祭祀遗存 |
| 4.2.9 齐国祭祀遗存 |
| 4.2.10 邿国祭祀遗存 |
| 4.2.11 楚国祭祀遗存 |
| 4.2.12 徐国祭祀遗存 |
| 4.2.13 安徽地区祭祀遗存 |
| 4.3 两周时期其它地区的祭祀遗存 |
| 4.3.1 内蒙古大山前遗址 |
| 4.3.2 成都金沙遗址 |
| 4.3.3 湖南宁材等地 |
| 4.4 小结 |
| 4.4.1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分布及其性质 |
| 4.4.2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的基本特征 |
| 第五章 夏商周祭祀遗存分类研究 |
| 5.1 祭祀遗存的分类 |
| 5.2 天地祭祀 |
| 5.2.1 祭天遗存的发现 |
| 5.2.2 祭天遗存的性状特点 |
| 5.2.3 祭天遗存的祭牲祭器 |
| 5.2.4 文献所见祭天 |
| 5.2.5 祭地遗存的发现 |
| 5.2.6 祭地遗存的性状特征 |
| 5.2.7 祭地遗存的祭牲祭器 |
| 5.2.8 文献所见的社祀 |
| 5.2.9 小结 |
| 5.3 祖先祭祀 |
| 5.3.1 宗庙祭祀的发现 |
| 5.3.2 宗庙祭祀区位特征分析 |
| 5.3.3 宗庙建筑的结构特征 |
| 5.3.4 宗庙用牲特点(已排除相关建筑奠基坑) |
| 5.3.5 宗庙用器特征 |
| 5.3.6 文献所见宗庙祭祀 |
| 5.3.7 墓祭的发现及类型 |
| 5.3.8 墓祭的区位特征 |
| 5.3.9 墓祭的用牲用器 |
| 5.3.10 文献所见的墓祭 |
| 5.3.11 小结 |
| 5.4 山川祭祀 |
| 5.4.1 山川祭祀区位特征 |
| 5.4.2 湖南地区山川祭祀总体特征 |
| 5.4.3 湖南地区用器种类 |
| 5.4.4 湖南地区山川祭祀用器组合 |
| 5.4.5 湖南地区用器摆放方式 |
| 5.4.6 北方地区山川祭祀用器种类 |
| 5.4.7 北方地区山川祭祀用器摆放 |
| 5.4.8 湖南地区山川祭祀用牲 |
| 5.4.9 北方地区山川祭祀用牲 |
| 5.4.10 湖南与北方地区山川祭祀坑性状特征的共性与差异性 |
| 5.4.11 文献所见的山川祭祀 |
| 5.4.12 湖南两处青铜器窖藏坑性质之辨 |
| 5.4.13 小结 |
| 5.5 其它祭祀遗存 |
| 5.5.1 奠基遗存 |
| 5.5.2 城墙与城门祭祀 |
| 5.5.3 作坊祭祀 |
| 5.5.4 盟誓遗址 |
| 5.5.5 祭祀场与祭祀坑 |
| 第六章 夏商周祭祀遗存综合研究 |
| 6.1 史前祭祀遗存与夏商周祭祀遗存关系 |
| 6.1.1 史前祭祀遗迹概况 |
| 6.1.2 史前祭祀遗存与夏商周祭祀遗存的关系 |
| 6.2 夏时期祭祀遗存的基本认识 |
| 6.2.1 祭祀类型 |
| 6.2.2 祭牲 |
| 6.2.3 祭器 |
| 6.2.4 小结 |
| 6.3 商时期祭祀遗存的综合研究 |
| 6.3.1 商王畿及相邻区的祭祀遗存分级现象 |
| 6.3.2 祭祀用牲特点 |
| 6.3.3 祭祀用器的特点 |
| 6.3.4 商代周边地区的祭祀遗存 |
| 6.3.5 小结 |
| 6.4 两周时期的祭祀遗存的综合分析 |
| 6.4.1 周王朝直接控制区祭祀遗存 |
| 6.4.2 两周封国诸侯祭祀遗存分析 |
| 6.4.3 周王朝外围地区的祭祀遗存 |
| 6.4.4 周代祭祀遗存的区域特点 |
| 6.4.5 小结 |
| 第七章 祭祀的相关问题分析 |
| 7.1 关于祭祀用牲的问题 |
| 7.1.1 人牲使用的变化 |
| 7.1.2 祭牲种类与“牢”的认识 |
| 7.2 关于祭祀用器的问题 |
| 7.2.1 祭祀用器的属性 |
| 7.2.2 玉器的特殊组合 |
| 7.2.3 车马祭祀坑 |
| 7.3 祭祀遗迹形态与名称 |
| 7.3.1 祭坛类遗迹 |
| 7.3.2 祭祀坑形制与祭祀坎 |
| 7.4 认知考古学与祭祀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殷墟车马器补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马衔（附连体镳衔） |
| 二、马额饰 |
| 三、菌状轭首 |
| 四、兽形衡饰 |
| 五、带环铜箍 |
| 六、小结 |
（4）两周时期车马礼仪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以文字材料为主要依托的研究 |
| (二)以考古出土实物为主要依托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两周时期车马器所体现的礼仪制度 |
| 一、车饰中所体现的礼仪制度 |
| (一)转动部分 |
| (二)承载部分 |
| (三)曳引部分 |
| 二、马具所体现的礼仪制度 |
| (一)实用性马具 |
| (二)装饰型马具 |
| 小结 |
| 第二章 两周时期“五礼”中与车马相关的礼仪制度 |
| 一、吉礼中的车马礼仪制度 |
| (一)文献中祭祀用车马 |
| (二)考古发掘中祭祀用车马 |
| 二、凶礼中的车马礼仪制度 |
| (一)文献中丧葬用车马 |
| (二)考古发掘中丧葬用车马 |
| 三、宾礼中的车马礼仪制度 |
| (一)文献中所载车马赏赐 |
| (二)车马赏赐的特点 |
| 四、军礼中的车马礼仪制度 |
| (一)战车分类 |
| (二)战马配备 |
| 五、嘉礼中的车马礼仪制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周时期使用车马的礼仪制度 |
| 一、乘车的礼仪制度 |
| (一)王之五路 |
| (二)王后之五路 |
| (三)服车之五乘 |
| 二、用马的礼仪制度 |
| (一)驾马之数 |
| (二)驾马之法 |
| (三)马之毛色 |
| (四)养马之数 |
| 小结 |
| 余论 两周时期车马礼仪制度的作用及影响 |
| 一、对政治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
| 二、对经济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
| 三、对文化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
| 四、对军事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容器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确定及研究意义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选题的确定与研究意义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研究简史与现状 |
| 一 研究简史 |
| 二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 一 河道概述 |
| 二 自然环境概况 |
| 第二节 政治地理环境 |
| 一 西周王畿的相关问题 |
| 二 西周诸侯国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研究 |
| 第一节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 二 西周遗存与青铜器的发现 |
| 三 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 四 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晋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分析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三节 霸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研究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四节 倗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分析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四节 杨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研究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五节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 |
| 一 汾河谷地其他国族青铜器研究 |
| 二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太行山西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研究 |
| 第一节 太行山西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 二 西周遗存与青铜器的发现 |
| 三 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 四 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黎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分析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三节 其它国族青铜器 |
| 一 长子青铜器 |
| 二 长治屯留青铜器 |
| 小结 |
| 第四章 太行山东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容器研究 |
| 第一节 太行山东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 二 西周遗存与青铜器概况 |
| 三 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 四 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卫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研究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三节 邢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研究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四节 燕国青铜器 |
| 一 类型学分析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 第五节 太行山东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综合研究 |
| 一 卫、邢、燕国以外青铜器概况 |
| 二 太行山东麓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姬姓诸侯国比较 |
| 一 晋国与黎国 |
| 二 晋国与卫国 |
| 三 晋国与邢国 |
| 第二节 非姬姓诸侯国比较 |
| 一 形制分析 |
| 二 组合关系分析 |
| 第三节 姬姓与非姬姓诸侯国比较 |
| 一 晋国与霸国 |
| 二 晋国与倗国比较 |
| 第六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与王畿地区文化因素比较分析 |
| 一 汾河谷地诸侯国 |
| 二 太行山西翼诸侯国 |
| 三 太行山东麓诸侯国 |
| 第二节 诸侯国青铜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互动 |
| 一 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对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的影响 |
| 二 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青铜器之上的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 |
| 第一节 姬姓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文化认同 |
| 一 文化认同概况 |
| 二 文化认同的差异分析 |
| 第二节 非姬姓诸侯国的文化认同 |
| 一 文化认同概况 |
| 二 文化认同的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
| 一 文化认同的特点 |
| 二 原因初探 |
| 附论 陇东地区西周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
| 第一节 陇东地区西周青铜器概况 |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 二 陇东地区西周遗存与青铜器的发现 |
| 三 陇东地区政治地理概况 |
| 四 研究简史及现状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 |
| 一 类型学分析 |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 三 青铜器组合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问题研究 |
| 一 灵台青铜器 |
| 二 崇信于家湾与其它地区青铜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1: 陇东地区西周遗存统计表 |
| 附表1-2: 汾河谷地西周遗存统计表 |
| 附表1-3: 太行山西翼西周遗存统计表 |
| 附表1-4: 太行山东翼西周遗存统计表——豫北地区 |
| 附表1-5: 太行山东翼西周遗存统计表——河北地区 |
| 附表1-6: 太行山东翼西周遗存统计表——北京地区 |
| 附表2-1: 晋国墓地随葬器物统计表 |
| 附表2-2: 霸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 附表2-3: 倗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 附表2-4: 杨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 附表2-5: 卫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 附表3: 汾河谷地青铜器分期演变表 |
| 附表4-1: 晋国与卫国类型比较表 |
| 附表4-2: 晋国与邢国青铜器类型比较表 |
| 附表4-3: 晋国与燕国青铜器类型比较表 |
| 附表4-4: 晋国与霸国青铜器类型比较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亚地区发现的青铜轮牙四轮车 |
| 二、欧亚草原地带双轮轻便式马车的出现及其东传 |
| (一) 中亚与草原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 |
| (二) 草原与东亚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东传 |
| 三、结语 |
（7）商周合葬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时间范围的界定 |
| 二、空间范围的界定 |
| 三、合葬墓 |
| 第二节 研究成果及不足 |
| 一、已有研究成果 |
| 二、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硏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合葬墓的发现与确认 |
| 第一节 河南地区的合葬墓 |
| 一、商代合葬墓 |
| 二、西周合葬墓 |
| 三、东周合葬墓 |
| 第二节 山西地区的合葬墓 |
| 一、商代合葬墓 |
| 二、西周合葬墓 |
| 三、东周合葬墓 |
| 第三节 湖北地区的合葬墓 |
| 一、商代合葬墓 |
| 二、西周合葬墓 |
| 三、东周合葬墓 |
| 第四节 山东地区的合葬墓 |
| 一、西周合葬墓 |
| 二、东周合葬墓 |
| 第五节 陕西地区的合葬墓 |
| 一、西周合葬墓 |
| 二、东周合葬墓 |
| 第六节 其他地区的合葬墓 |
| 第三章 合葬墓的分类 |
| 第一节 异性并穴合葬墓 |
| 一、分类 |
| 二、形态 |
| 第二节 同性并穴合葬墓 |
| 一、分类 |
| 二、形态 |
| 第三节 异性同穴合葬墓 |
| 一、分类 |
| 二、形态 |
| 第四章 合葬墓的分区 |
| 第一节 中原地区 |
| 一、合葬墓实行情况 |
| 二、合葬墓纵向演变轨迹的考查 |
| (一)墓葬规模 |
| (二)礼、乐器 |
| (三)车马器、车马坑、殉葬 |
| (四)玉、石、陶器 |
| 三、区域特征 |
| 第二节 荆楚地区 |
| 一、合葬墓实行情况 |
| 二、合葬墓纵向演变轨迹的考查 |
| (一)墓葬规模 |
| (二)礼器、乐器 |
| (三)车马器、车马坑、殉葬 |
| (四)玉、石、陶器及其他 |
| 三、区域特征 |
| 第三节 海岱地区 |
| 一、合葬墓实行情况 |
| 二、合葬墓阶段性演变特征 |
| (一)墓葬规模 |
| (二)礼、乐器 |
| (三)车马器、车马坑、殉葬 |
| (四)玉石器及其他 |
| 三、区域特征 |
| 第四节 关中地区 |
| 一、合葬墓实行情况 |
| 二、合葬墓纵向演变轨迹的考查 |
| (一)墓葬规模 |
| (二)礼、乐器 |
| (三)车马器 |
| (四)玉、石、陶器及其他 |
| 三、区域特征 |
| 第五章 合葬墓阶段性变迁和社会背景考察 |
| 第一节 异性并穴合葬墓阶段性变迁及社会背景考察 |
| 一、阶段性变迁 |
| (一)商代晚期 |
| (二)西周早中期 |
| (三)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
| (四)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
| (五)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 |
| 二、社会背景分析 |
| (一)西周中后期 |
| (二)春秋晚期的社会变化 |
| (三)战国中期的社会变化 |
| 第二节 异性同穴合葬墓的阶段性变迁及社会背景考察 |
| 一、阶段性变迁 |
| 二、社会背景分析 |
| 第三节 同性并穴合葬墓的阶段性变迁及社会背景 |
| 一、阶段性变迁 |
| 二、社会背景分析 |
| 第六章 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男性墓葬等级与女性地位的关系 |
| 第二节 特殊女性地位分析 |
| 第三节 商代与周代夫妻合葬墓的差别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释“马两”（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两”之造字本义 |
| 二、考古中所发现的中国古代车马 |
| 三、其他语言材料之佐证 |
| 四、两之引申义及假借义 |
（10）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与社会 ——以铜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研究综述 |
| 一、铜器分期 |
| 二、铜器分群及其与周边的关系 |
| 三、考古学文化命名及其性质 |
| 四、族属 |
| 五、铜器成分检测与来源分析 |
| 第二节 晋陕黄土高原邻境发现铜器的相关研究 |
| 一、早期研究 |
| 二、近期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晋陕黄土高原及相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
| 第一节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概况 |
| 第二节 晋陕黄土高原的考古学文化 |
| 第三节 晋陕黄土高原邻境的考古学文化 |
| 一、内蒙古中南部及陕西北部 |
| 二、晋中及晋南地区 |
| 三、辽西山地至易水河以北 |
| 四、太行山东麓中部和南部 |
| 五、关中地区 |
| 六、中原及南方地区 |
| 第四节 欧亚草原同时期前后的铜器文明 |
| 一、安德罗诺沃文化 |
| 二、塞伊玛——图尔宾诺共同体 |
| 三、奥库涅夫文化 |
| 四、卡拉苏克文化 |
| 第二章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的地理和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地理背景 |
| 第二节 商文化的西北部边界 |
| 一、考古学文化体现的商文化西北部边界 |
| 二、弓形器显示的商文化边界 |
| 第三章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的分期与聚落研究 |
| 第一节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分期 |
| 第二节 晋陕黄土高原遗址情况 |
| 一、调查发现的陶器遗存分布情况 |
| 二、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址、大型墓葬遗址的地点 |
| 三、相关有铸铜迹象的遗址 |
| 四、铜器地点的礼器组合及等级划分 |
| 第三节 晋陕黄土高原以东至太行山之间的遗址情况 |
| 第四节 晋陕黄土高原聚落形态变迁及原因 |
| 一、第一期 |
| 二、第二期 |
| 三、第三期 |
| 四、第四期 |
| 第四章 晋陕黄土高原出土铜器的族属 |
| 第一节 殷商时期商王朝与西北边国的关系 |
| 第二节 晋陕黄土高原及邻境地区出土铜器铭文情况 |
| 第三节 卜辞所见的"册"诸方与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的输入方式 |
| 第四节 直内钺所见二郎坡遗址与商文化的关系 |
| 第五节 绥德墕头与卜辞及金文所见"飨"方 |
| 第五章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所反映的经济与社会 |
| 第一节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次生起源 |
| 一、矿产资源分布 |
| 二、晋陕黄土高原铜器起源的文化背景 |
| 三、从铜器合金成分看晋陕黄土高原本土生产铜器 |
| 第二节 不同风格器物体现的晋陕黄土高原遗址等级及统治方式 |
| 一、李家崖遗沚 |
| 二、晋陕黄土高原不同风格器物的分布 |
| 三、铜簋体现的晋陕黄土高原与邻境的关系 |
| 第三节 晋陕黄土高原本土改造器物的纹饰特点 |
| 第四节 空首器体现的晋陕黄土高原经济特征 |
| 一、商代以前 |
| 二、早商时期 |
| 三、殷商时期 |
| 四、分析 |
| 结语 |
| 附表 |
| 附表一 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遗存 |
| 附表二 殷商弓形器出土情况 |
| 附表三 晋陕黄土高原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 附表 |
四、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论文参考文献）
- [1]商周车马坑的田野发掘方法辨析[J]. 张乃博.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1)
- [2]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D]. 张煜珧. 西北大学, 2019(04)
- [3]殷墟车马器补议[J]. 常怀颖. 江汉考古, 2019(05)
- [4]两周时期车马礼仪制度研究[D]. 袁慧静. 河南大学, 2019(01)
- [5]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容器整理与研究[D]. 刘树满.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J]. 王鹏. 考古, 2019(02)
- [7]商周合葬墓研究[D]. 周剑. 郑州大学, 2018(11)
- [8]释“马两”[J]. 张丹丹. 汉字文化, 2018(04)
- [9]古车伏兔及相关问题研究[J]. 党士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2017(00)
- [10]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与社会 ——以铜器为中心[D]. 魏泽华. 山东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