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下半年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吕晶[1]（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张光润[2]（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认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段锐[3]（2014）在《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1945～1949年的中国,政治变化急遽,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南京既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无疑也是各类矛盾的多发地,将学术视角聚焦于此有助于深度解读抗战后国民党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而作为国民党实施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工具的首都警察,则是一个较好的视点。抗战后南京警察组织系统构成、警务运作方式、警察人员素质与警察职能设置等,在继承战前传统的基础之上,因应于国内外政情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战后初期,面对社会秩序混乱、市政系统瘫痪的局面,南京市政府着意通过加强警政建设来改善城市治安状况。在国民政府指导下,一系列先进的警政理念得以贯彻实施,政府“治警”成效显着,从而对社会控制能力大为增强。同时,南京警政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一方面,以首都警察厅为首的警政当局制定《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对伪警加以接收与改造,逐步恢复警政机构,扩充警察组织,改革管理制度,使警政机制日趋完善和规范。其中,内部管理是警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警察职权变动、人力资源调整、警务经费使用、官警教育、官警保障等。另一方面,首都警察职能范围较之战前进一步扩大,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与公益事业管理方面多所作为,诸如户口调査、查禁烟毒、检查卫生、整饬市容、指挥交通、防火救灾、工商监管、风俗导训、游民及贫难民管理等社会服务职能,皆有案可稽,标志着南京警政建设呈现出政治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并重的趋向。然而,自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戡乱动员”法令之后,南京警察通过警力配置、警用武器及其运用、政治侦审、情报网建构、警管区维控等手段,进一步突出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功能,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却随之被严重削弱。警察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实际彰显出国民政府已将“警力维稳”与“暴力维稳”作为解决城市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此举不仅未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反而影响到城市治安效果,警察对于社会秩序的“维而不稳”负有不可推卸的“肇乱”之责。南京警政建设的“逆向转变”,折射出国民党在遭遇统治危机时的应对不力与应变乏策。此外,在警政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警察权限又受到各种政治实体的过度干涉,一定程度上对警政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的制约与阻碍。综合而言,战后南京警察存在着“善治”与“败治”的双重面相。警察依法实行治安管理,积极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城市恢复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政府通过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城市的管理,也实现了对民众的控制,警察的工作对城市生活与生产的维持与发展不无益处。但警察履职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影响。国民政府逐渐加重的政治与财政困境,使南京警政的现代化发展受到制约与阻碍,警察“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日益严重。最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降低,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丧失殆尽。
王静静[4]（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宋青红[5]（2012）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文中提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作为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组织和领导了战时的妇女工作。宋美龄以蒋夫人的身份,团结各派各派各界妇女参与战时妇女新运工作,各妇女工作组织者更是积极推行其妇运理念和主张。在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妇女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乡村服务、妇女文化事业、妇女生产事业和妇女生活指导等各项事业得以展开。新运妇指会各分会的设置则与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依国民政府中央各机关而设立,各省新运妇委会依托各省机构而设立。新运妇指会领导下的妇女动员具有明显的性别色彩。新运妇指会组织者群体或者由于其丈夫的党派属性或行政职务直接参与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工作,或者由于其对某一妇女工作的热情,响应战时妇女工作的需要参与战时妇女工作；或者由于服务某一政党的组织需要,被安插新运妇指会中。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约有三分之二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各省党部保送,自由考取仅占三分之一左右。新运妇指会的经费来源,既有政府专款补助和其它补助,也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捐款,政府拨款占据很大比例,当拨款余额不足时,由中央银行代为发放职员薪津。新运妇指会的成员,有国民党妇女干部、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和督教人士等人,也妇女名流,专家学者俞庆棠等人,还有宋美龄的私人秘书钱用和等人,各方各面的妇女参与新运妇指会。其中又以国民党政要夫人和女国民党员占相对多数,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更占据新运妇指会的主导地位。与其它妇女组织相比,在抗战前期,新运妇指会起着统一领导全国各界妇女,并指导其开展妇女工作的任务。到抗战后期,随着国民政府其它妇女行政机构和官方妇女组织的设立,新运妇指会的“妇女团体的总机构”的地位受到一定的挑战。抗战胜利后,新运妇指会由战时陪都重庆迁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由动员妇女从事战时妇女工作的妇女组织,转变成战后单纯从事妇女生产、儿童福利的妇女组织,组织机构和工作规模大为缩减。新运妇指会动员了大量的妇女从事战时生产、慰劳、保育、乡村服务、战地服务等事业,为战时妇女工作乃至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运妇指会努力动员妇女为国家民族事业服务,但对于妇女自身的利益所做的贡献极为有限。新运妇指会组织和动员妇女的同时,实际上鼓舞了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各项活动,有利于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提高其经济地位,从而松动传统的性别关系,其组织形式对以后的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郝斌[6]（2018）在《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文中提出王琦,从20世纪30末至90年代末,一直是活跃在中国艺坛的一位重要美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嘉陵江上》《侯水》《石工》《晚归》《老榕树》等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以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在艺术理论方面,他积极参与理论争鸣,撰写了大量美术文论,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担当中国美术界领导等。王琦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代美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时,王琦独特的艺术生涯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历史洪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被裹挟、被整合、被改造,既构成了一种“整一性”,也同时包含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以王琦为个案,正恰切地揭示了在时代艺术洪流的磅礴涌动中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或革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艺术家在其中所遭遇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以至“文革”前这一重要时段,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一段加速“整合”的特殊时段,而王琦正成为我们审视、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李浩泉[7]（2012）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文中提出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生活活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有对学生活动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学生运动。尽管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非常活跃,而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是,仅研究它显然是不够的。研究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不但可以丰富高等教育管理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理论、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理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加强对民国时期社会复杂多样性的理解,也可以为当今从规模扩张到提高教育质量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历史依据,为当今高校学生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学生社团的管理工作提供借鉴意义。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是指以北大在校学生为主体、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组成的非盈利性学生组织。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指的是以社团组织名义所开展的活动,不包括学生社团成员以个人名义从事的活动。研究时限的上限为1912年1月民国成立,下限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具体包括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平大学北大分院。本研究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结合叙事史学、微观史学等相关理论,通过对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发展历史、组织结构以及所开展的活动的研究,清晰再现了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历史图景。探究了“内忧外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背景下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并为理解民国时期社会的复杂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导论部分,从问题的提出入手,阐释了研究的价值,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作了适当评析,介绍了理论基础,阐明了研究目的,厘清了研究思路,解释了研究方法。第一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从社会思潮、突出事件和关键人物三个方面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从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起源、萌芽到逐步发展,将每个不同历史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历史发展轨迹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二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方式及概况”,从组织及活动主题两个视角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通过大量具体实例再现了社团活动的四种基本方式,即讲演、集会、出版刊物以及实践活动以及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整体概况。第三章“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与组织控制”,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分别梳理了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控制。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基本都是采用的初级结构,即直线型、职能型组织结构,也有个别学生社团采用直线式职能型结构,这些都是由北大学生社团规模小、组织职能单一所决定。组织过程包括沟通、决策与领导三个过程,沟通一般采用在相关刊物、公告栏刊登公告、通告、通知以及书信等书面方式以及口头通知或面对面地交流等方式进行。发现北大学生社团在整个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民主性、灵活性。北大学生社团的决策过程大多采用召开全体大会或职员会议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也正因为这样,其领导过程没有明显的关键人物、核心领导形成。第四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及内容”,从活动主体参与社团活动的心理场、人格特征以及参与程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环境、个体人格对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影响,认为人的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是其所处“心理场”的产物,这个“心理场”不但包括个体的需要、潜意识、信念、目标、记忆等,也包括政治和经济事件以及社会活动等。同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广泛的支持。通过大量的史料,对当时北大学生社团具体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真实地再现。第五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作用与影响”,从五个方面总结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主要是保护了民族利益、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步、转变了学风、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和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结语部分,分析总结了北大学生社团及其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从影响个体参与学生社团组织的人格特征来看,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成员人格中理想、信念、世界观等因素与其它时段相比对其参与社团的行为影响更大；从学生社团组织行为的特点来看,其组织行为体现出更高的民主性；从学生社团所开展的具体活动来看,其不但开展了大量的“本职工作”,而且也完成了不少的“兼职任务”；从学生社团组织所在的时代背景、活动主题以及活动主体来看,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从学生社团活动的性质来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性。反思了学生运动与学生活动,个人需求、社会需要与学生社团活动以及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指出学生运动不是民国时期北大学生活动的常态,个人需求是学生社团产生与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内在动力,而时代呼唤是学生社团产生与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外在原因。同时指出,“社会本位”、“个人本位”及其关系不但受到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受到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王鹏[8]（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认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区少铨（Au Siu chuan）[9]（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蒋国栋[10]（2019）在《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习仲勋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兢兢业业、舍己为国为民,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多次评赞,为全党的统战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楷模,习仲勋在其革命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统战阅历和深厚统战理论,值得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着眼于习仲勋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的统战要素,打破传统的历史流水账的叙述范式,以习仲勋统战对象和统战工作内容为逻辑范式,从而形成了脉络清晰、结构缜密、论点鲜明、论据翔实的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阐述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逻辑与背景。分析认为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共产党探索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构成了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习仲勋在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关系上的探索与实践,描绘出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毅然扛起“兵运”大旗,成功策动多支国民党部队起义;颁布统战政策,激发陕甘边区建设活力;开展反摩擦斗争,粉碎顽固派反共图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丽图景。第三章主要论述习仲勋灵活谨慎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民族宗教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性工作,习仲勋始终把它们作为统战工作中的重点,他时刻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谨慎稳进地开展宗教界肃反运动,多措并举领导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为新疆、西藏问题的解决倾注大量心血。第四章主要探析习仲勋在团结文教领域广大知识分子方面作出的努力。习仲勋积极贯彻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张,建立了“四位一体”教育体系,提出了“四个结合”办学理念,积极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饱含人文情怀,“走南闯北”组建剧团,呕心沥血传播秦腔,以实际行动鼓励支持爱护文艺工作者。第五章主要阐述习仲勋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统战实践与理论。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习仲勋始终做到把祖国统一问题融入到实际工作中,他积极贯彻中央对港澳台的大政方针,创新方式方法,坚持以经济统战为切入点,团结争取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营造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有利环境,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第六章作为总结章,是对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作出概括性阐述,彰显了他作为统战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善于贯彻运用党中央统一战线思想解决问题,具备独当一面处事能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实事求是,善作调查研究,以至诚之心交友的优秀品质。启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统战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必须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
二、自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下半年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下半年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史料 |
| 五、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京警政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缘起时期:晚清的南京警政 |
| 一、近代南京警政的起源 |
| 二、端方对警政建设的推动 |
| 第二节 发展时期:民国建立到抗战以前的南京警政 |
| 一、北洋时期警政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基本成型 |
| 第三节 畸变时期: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警政 |
| 一、沦陷时期的警政机构 |
| 二、日伪政权的警察管控 |
| 第二章 战后南京警政的重建 |
| 第一节 复员后的社会环境 |
| 一、首都地位的回归 |
| 二、各类社会问题凸显 |
| 第二节 警政接收与重建 |
| 一、警察系统接收与调整 |
| 二、警政机构的恢复 |
| 三、《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出台与实施 |
| 第三章 南京警察的职权与人事 |
| 第一节 职权与职级 |
| 一、首都警察厅职权变迁 |
| 二、警察职级、职称与标志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分析 |
| 一、警察的来源 |
| 二、警察的身份结构 |
| 三、人事关系实态分析 |
| 第三节 人事改革新举措——南京的警员制 |
| 一、警员的选拔与训练 |
| 二、警长与警员的区别 |
| 第四章 南京警察的内部管理机制 |
| 第一节 管理制度 |
| 一、考核与奖惩 |
| 二、警察勤务 |
| 三、公文统计 |
| 第二节 教育制度 |
| 一、教育类型 |
| 二、教育机构 |
| 三、各项活动 |
| 第三节 经费与庶务制度 |
| 一、经费的拨用 |
| 二、设施器材 |
| 第四节 保障制度 |
| 一、薪资待遇 |
| 二、实物配给 |
| 三、伤亡抚恤 |
| 第五章 南京警察与城市社会管理 |
| 第一节 户政管理 |
| 一、户籍调查 |
| 二、国民身份证的颁查验 |
| 第二节 治安管理 |
| 一、案件办理 |
| 二、日常治安 |
| 三、禁政管理 |
| 第三节 消防管理 |
| 一、战后南京的火灾损毁 |
| 二、警察应对机制 |
| 第四节 交通管理 |
| 一、交通车辆登记 |
| 二、交通秩序整饬 |
| 第五节 市政管理 |
| 一、工商业监察 |
| 二、城市卫生治理 |
| 三、摊贩、棚户取缔 |
| 第六节 民政职能 |
| 一、游民、贫难民管理 |
| 二、其他措施 |
| 第六章 警政与战后政治控制 |
| 第一节 “戡乱”背景下的社会治安 |
| 一、社会失序 |
| 二、警察的“维稳”与“肇乱” |
| 第二节 强化警务技术 |
| 一、警力配置 |
| 二、警用武器及其运用 |
| 三、警察情报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推行警管区制 |
| 一、警管区制特点 |
| 二、警管区制运作 |
| 三、社会各界的挞伐 |
| 第四节 警察中的多重政治因素 |
| 一、内部力量的分化 |
| 二、时代骤变与警察抉择 |
| 第七章 战后南京警政建设绩效及其运行困境 |
| 第一节 警政推行之成效 |
| 一、警政理念的实践化 |
| 二、警政制度的法制化 |
| 三、城市控制的深入化 |
| 四、社会风气的向导化 |
| 第二节 警政推行之局限 |
| 一、警察的乱作为现象 |
| 二、警察的贪污渎职现象 |
| 第三节 战后南京警政的困境及调适 |
| 一、外部环境影响 |
| 二、内部因素制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鲁迅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
| 二、“十七年”时期的鲁迅研究 |
| 三、历史的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方向的最初选择 |
| 第一节 鲁迅之死 |
|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 第三节 赵树理的方向与质疑 |
| 第二章 鲁迅作品规范的建立 |
| 第一节 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鲁迅作品 |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再版 |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阿Q形象的转变 |
| 第三章 左翼分裂与鲁迅的工具化 |
|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小品文的新危机” |
| 第三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 |
| 第四节 批判周扬 |
| 第四章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方向的确立 |
| 第一节 后期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要求与表态: 《纪要》的修改及影响 |
|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及新文化先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资料综述 |
| 五、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运妇指会的组织沿革及经费概况 |
| 第一节 战前及战时新运妇指会概况 |
| 一、战前新运妇指会概况 |
| 二、妇女界庐山谈话会与新运妇指会的扩大改组 |
| 第二节 战时新运妇指会经费概况 |
| 一、新运妇指会总会经费收支情况 |
| 二、新运妇指会总会职员薪津 |
| 第三节 战后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变迁 |
| 一、战后新运妇指会的总会组织 |
| 二、战后新运妇指会的各分会组织 |
| 三、1949年接管前后的新运妇指会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新运妇指会的人事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宋美龄与新运妇指会 |
| 一、号召宣传——动员妇女抗战 |
| 二、亲历亲为——指导妇女新运工作 |
| 三、各界称赞——妇女新运工作成绩显着 |
| 四、选贤举能——领导妇女工作的特点 |
| 五、领导妇女工作的身份 |
| 第二节 战时新运妇指会的组织者群体 |
| 一、新运妇指会委员 |
| 二、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各组组长 |
| 三、各省新运妇委会主任委员 |
| 四、新生活妇女工作队队长 |
| 第三节 女性群体与新运妇指会高层职员 |
| 一、国民党政要夫人与新运妇指会 |
| 二、国民党妇女干部 |
| 三、中共党员及左派进步女性 |
| 四、基督教人士 |
| 第四节 新运妇指会中下层职员群体 |
| 一、关于战时新运妇指会职员的规定 |
| 二、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教、职、学员群体 |
| 三、各服务队指导员与指导员会议 |
| 四、其它女性职员 |
| 第三章 总会各部门组织运作及工作概况 |
| 第一节 妇女干部培训及妇女服务事业 |
| 一、新运妇女干部培训 |
| 二、从乡村服务队到乡村服务组 |
| 三、从战时服务队到荣誉军人服务队 |
| 第二节 妇女生产事业及生活指导 |
| 一、妇女生产事业 |
| 二、妇女生活指导工作 |
| 第三节 文化事业及《妇女新运》杂志 |
| 一、新运妇指会文化事业 |
| 二、《妇女新运》的刊行 |
| 第四节 慰劳与儿童保育事业 |
| 一、妇女慰劳事业 |
| 二、战时儿童保育事业 |
| 三、新运妇指会与妇慰会、战时儿童保育会 |
| 第四章 新运妇指会各分会组织及工作概况 |
| 第一节 新生活妇女工作队的概况 |
| 一、工作计划 |
| 二、组织成立——以各机关为依托 |
| 三、妇女工作概况 |
| 第二节 军政部新生活妇女工作队 |
| 一、组织成立——依托军政部而设立 |
| 二、队费承担者——女性队员背后的男职性员 |
| 三、各组长、各支队长联席会议 |
| 四、工作概况及成效 |
| 五、遇到的问题 |
| 第三节 重庆市政府新生活妇女工作队 |
| 一、组织概况——依托重庆市政府而设立 |
| 二、各分队组织概况 |
| 三、队务会议及各分队代表会议 |
| 四、各项工作及成绩 |
| 第四节 各省及海外华侨分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 |
| 一、各省新运妇指会概况 |
| 二、组织与行政——以江西省妇女指导处为个案 |
| 三、海外华侨新运妇委会 |
| 第五章 新运妇指会的总体评价 |
| 一、成就及地位 |
| 二、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 |
| 三、结语：总体评价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未刊档案文献 |
| 二、报刊杂志 |
| 三、新运妇指会出版品 |
| 四、已刊史料集(按时间先后) |
| 五、文史资料、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 |
| 六、中文论着 |
| 七、外文文献 |
| 本人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王琦早年的艺术学习与思想转型(1934—1938) |
| 第一节 洋画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与王琦的艺术取向 |
| 第二节 艺术,还是抗战?——王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宣传画创作 |
| 第三节 苦闷与抉择——王琦的鲁艺学习及其矛盾选择 |
| 第二章 生活的自觉: 王琦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艺术选择(1939—1945) |
| 第一节 运动,还是研究?——“后鲁艺”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从战斗之美到生活之美——王琦抗战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三节 王琦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隐含的苦闷: 王琦抗战胜利后至香港时期艺术诸问题(1945—1950) |
| 第一节 走向批判?——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木刻运动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规训与改造——王琦香港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四章 宏观语境与个体选择: 新中国时期王琦艺术诸问题(1950—1965)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王琦年表 |
| 2、王琦着述文献目录 |
| 3、回忆与评价——王宏建谈王琦先生几个问题 |
| 4、怀念我的父亲和老师王琦——王炜访谈 |
| 5、社会各界深切哀悼王琦同志 |
| 6、王琦《朝霞映船台》画里画外 |
| 7、难以割舍的情怀——王琦画笔下的香港 |
| 8、并非老生常谈——李桦、王琦纪念个展解析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7）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历史学的转型 |
| (二) 教育史学的转型 |
| (三) 现实的呼唤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学生社团活动研究的回顾与评析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现状的评价 |
| 四、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目的 |
| (一)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二) 研究目的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 |
| 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 错综复杂：社会思潮的影响 |
| (二) 应时而生：突出事件的诱发 |
| (三) 不可或缺：关键人物的推动 |
| 二、北大学生社团历史的发展脉络 |
| (一) 源远流长：学生社团产生的历史渊源 |
| (二) 寥若星辰：1912.1-1916.12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 (三) 竞相开放：1917.1-1927.3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 (四) 读书不忘救国：1927.4-1937.6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 (五) 救国第一：1937.7-1946.8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社团活动 |
| (六) 再起争端：1946.9-1949.2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 第二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方式及概况 |
| 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 |
| (一) 组织的视角 |
| (二) 主体的视角 |
| 二、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方式 |
| (一) 演讲 |
| (二) 集会 |
| (三) 出版刊物 |
| (四) 实践活动 |
| 三、北大学生社团的活动概况 |
| (一) 学生社团总体活动概况 |
| (二) 学生社团个体运行概况 |
| 第三章 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与组织控制 |
| 一、组织结构 |
| (一) 社团的组建 |
| (二) 组织结构 |
| 二、组织过程 |
| (一) 沟通过程 |
| (二) 决策过程 |
| (三) 领导过程 |
| 三、组织控制 |
| (一) 规章制度及其执行 |
| (二) 经费来源、开支与管理 |
| 第四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及内容 |
| 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 |
| (一) 活动主体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心理场” |
| (二) 学生社团活动主体的人格特征 |
| (三) 活动主体在学生社团中的参与程度 |
| 二、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 (一) 学术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 (二) 服务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 (三) 文娱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 (四) 友谊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 (五) 信仰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 第五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保护了民族利益 |
| (一) 反日、抗日活动中的北大学生社团 |
| (二) 其他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北大学生社团 |
| 二、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步 |
| 三、转变了学风 |
| 四、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
| 五、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 |
| 结语 |
| 一、分析与总结 |
| 二、启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一、史书、档案、资料汇编类 |
| 二、专着类 |
| 三、北大校报校刊类 |
| 四、传记、日记、回忆录类 |
| 五、博(硕)士学位论文类 |
| 六、期刊类 |
| 七、外文文献类 |
| 后记 |
（8）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说明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 小结 |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 三、行政管理 |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 五、学生表现 |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 五、学生培育 |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 小结 |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的运用 |
| 第一章 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探索创立 |
| 三、习仲勋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 |
| 第二章 处理国共关系中对统一战线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组织开展兵运武装斗争 |
| (一)发动两当兵变,统战工作崭露头角 |
| (二)领导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起义 |
| 二、颁布统战政策,建设陕甘边区 |
| (一)建立陕甘边区政权组织 |
| (二)推行七个统战工作相关政策 |
| 三、关中——绥德: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贯彻“三三制”原则 |
| (二)坚持化敌为友,开展划界和平谈判 |
| (三)统战+军事:粉碎国民党反共磨擦 |
| 第三章 灵活谨慎开展民族、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
| 一、习仲勋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论述 |
| 二、倾心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
| (一)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 |
| (二)建立“一种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 |
| (三)“少说空话,多办实事” |
| (四)“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
| (五)“必须大量培养当地干部” |
| 三、谨慎稳进处理宗教事务 |
| (一)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改革创新行政方式 |
| (二)建立广泛的爱国爱教统一战线 |
| (三)团结争取宗教界上层人士 |
| 四、“剿抚兼施”:领导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 |
| (一)起用黄正清,剿灭马家股匪 |
| (二)镇压昂拉武装叛乱,收服项谦 |
| 五、贯彻中央指示,着力解决新疆、西藏问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西藏问题 |
| (二)服从中央委派,倾注大量心血 |
| 第四章 胸怀博大进行团结广大文教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
| 一、习仲勋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
| 二、对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引导 |
| (一)建立陕甘边区“三位一体”教育体系 |
| (二)抗战时期提出“四个结合”、“四位一体”教育理念 |
| (三)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
| 三、对文艺战线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引导 |
| (一)饱含人文情怀的文艺统战理论 |
| (二)“走南闯北”建剧团,呕心沥血传秦腔 |
| (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
| (四)关心爱护文艺界人士 |
| 第五章 实现祖国统一等方面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
| 一、习仲勋关于港澳台及相关问题的论述 |
| 二、双管齐下:营造有利于统战的内部环境 |
| (一)贯彻党的政策,造成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
| (二)坚持经济统战,创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 |
| 三、团结“三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
| (一)热情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交流合作 |
| (二)团结海外侨胞,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
| 第六章 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 |
| 一、统一战线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
| (一)投身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
| (二)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新中国的统战工作开创局面 |
| (四)贯彻落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任务 |
| (五)潜心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研究 |
| 二、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点 |
| (一)坚决贯彻、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
| (三)统战实践中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 |
| 三、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启示 |
| (一)统战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二)统战工作必须契合时代主要任务 |
| (三)统战工作中要加强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
| (四)要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
| 附录:习仲勋统一战线工作事记简编 |
| 参考文献 |
四、自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下半年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3]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D]. 段锐. 南京大学, 2014(05)
- [4]“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5]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D]. 宋青红. 复旦大学, 2012(03)
- [6]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D]. 郝斌.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1)
- [7]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D]. 李浩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8]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9]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D]. 蒋国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