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论文文献综述）
尹建华[1]（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张瑞岚[2]（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叶亚杰[3]（2016）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人们在享受信息化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时刻受到个人信息侵权的困扰,有时甚至达到让人不堪忍受的程度。因而,人们对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对个人信息法制宣传教育保护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相关概念,阐述了个人信息保护和法制教育的基本关系。然后,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制教育等基本概念,剖析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理论基础,考察了国内外个人信息法制宣传教育保护的经验和历史。最后,根据以上基本概念的分析、理论基础的探讨,以及国内外个人信息法制宣传教育保护的考察,结合我国当前个人信息法制教育保护现状的调查问卷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文共有6章内容,每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论述了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创新点等。第2章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解读。本章主要对个人信息保护与法制教育的基本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个人信息保护与法制教育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3章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论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和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相关思想认识。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权保护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教育思想及列宁的相关思想等。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相关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我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思想。第4章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历史考察。本章主要考察了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历史发展状况,以及当前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启示。通过对国内外个人信息法制宣传教育保护的考察分析,本文认为,我国个人信息法制宣传教育保护呈现两大显着特征,即以政府为主导,以“普法”宣传教育为主线;以信息发展为引擎,以信息化法制建设为背景。当前我国个人信息法制宣传教育保护主要应注意以下要点: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教育保护前提;特殊行业从业人员和特殊人群是教育保护重点;创新教育方式,增强保护意识是教育保护关键;广筹教育资金、广纳宣传人员是教育保护基础等。第5章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问题及原因分析。本章研究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第6章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对策。本章介绍了针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所采取的对策。其中,加强维权对策宣传教育一项中,主要是根据个人信息侵权发展的阶段不同,采取不同的法制宣传教育措施。
徐红军[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行政复议（诉愿）制度作为一种经济、便捷、高效的行政救济制度,具有解决行政纠纷、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作为一个近代才诞生的法律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从清末产生思想理念,民国时期有所实践,到新中国废止后又重建发展,有着一个本土化的发展过程。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行政复议制度是如何诞生、发展,又是如何废止、重建、中断、恢复、发展,行政复议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动因和规律,又如何预测和展望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救济制度体系中的未来趋势?面对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1978-2018年期间的行政复议制度,在阐述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制度变化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力图通过对制度的出台背景、主要变化和运行效果进行梳理分析,来总结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规律,以期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本文除了导论和结束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渊源。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民国时期的诉愿制度,其已具备现代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要素,作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在发挥作用,诉愿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民众法治理念的形成。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思想渊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民告官”思想、日本诉愿思想和苏联申诉思想。不管是在分散立法阶段,还是在统一立法阶段,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表现出来的法的形式始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形式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第二章简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1978-1990）。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零星的探索,中间因文革原因而一度中断。在改革开放开启、法治观念重塑和法治建设恢复的大背景下,行政复议制度得以恢复并逐渐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法律、行政法规主要在受案范围、复议管辖和复议程序方面有所规定,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立法形式分散化、立法内容不统一和立法内容不完善等问题。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对于统一规范部分行政复议制度、统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原则以及推动统一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侧重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统一（1991-1998）。为解决行政复议制度立法分散、重要制度不统一和机构不健全等问题,在实践发展和行政诉讼法颁布的共同推动下,以行政复议条例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法规层面得到了统一,其变化主要表现为受案范围更加明确且明显扩大、复议管辖规定更加全面系统、复议程序更加完善和复议决定规定更加全面,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条例,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各级行政复议机关通过成立法制机构、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行政复议应诉机构等方式来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建设。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为案件发生量超过同期行政诉讼案件量的一半以上,纠错率保持了较高水平,申请人的满意度较高。第四章主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1999-2006）。行政复议条例实施以来,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积累了丰富经验,行政复议制度的问题和不足也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以行政复议法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在法律层面得到了统一,其变化主要包括受案范围扩大、复议管辖优化、复议程序完善和决定类型丰富,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这一时期,行政复议机构得到增强,行政复议工作力量得到充实,行政复议案件量增长明显,与同期行政诉讼案件量呈逐渐接近趋势,纠错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章重点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新阶段（2007-2018）。在行政争议多发、法治政府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走向新阶段,其主要变化包括申请、受理、审理、决定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行政诉讼法修订也对行政复议机关工作量、受案范围、审查标准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也积极开展了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及行政复议局的试点工作,在畅通救济申请渠道、整合内部行政资源、增强权利救济效果、提升行政复议公信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时期行政复议案件量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与行政诉讼逐渐接近,纠错率仍然在高位运行。第六章主要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评析与展望,从整体上阐释这一制度变迁的动因和特点,进而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行政复议制度变迁动因主要包括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行政体制从集权向放权转型和治理观念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三个方面,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了法律传统与法律移植双重影响、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互动、法制统一与制度创新冲突协调、程序司法化与行政法治化联动、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存在偏差等特点。总体而言,行政复议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恢复、统一、发展、改革等多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作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作用远未发挥。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在立足本国国情和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行政复议基本立法与配套制度、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复议职能。二是通过坚持权利救济主导定位、扩大受案范围,在保障权利与监督权力之间保持平衡。三是通过单独设置复议机构、建立复议官制度、改革审查方式,实现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的目的。四是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完善复议终局制度和取消“共同被告”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五是通过在行政复议委员会中广泛吸收外部学者委员、建立复议机关与研究机构双向交流挂职机制,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推动行政复议理论、制度和实践水平同步提高。
徐广田[5]（2019）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各项建设的开拓者和引领者,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审视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综合分析了党内、国家以及国际环境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是我们党对执政党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回应,集聚了管党治党的新智慧,探索了新时代巩固执政根基的新思路,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重要思想,有助于深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论认知和规律把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灵活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为文本研究依据,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为核心研究对象。首先,界定治党、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概念;其次,从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形成;再次,从新定位、新要求、新布局和新方略四个治党核心问题阐释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清晰勾勒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全貌;同时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基本特征;最后,系统论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与实践价值及其世界意义。论文一是着重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新定位,在时代发展中的新要求,在整体推进中的新布局,重点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的新方略,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二是总结提炼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四大特征,即体现了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大党建思维,强调全面与凸显从严相结合的治党新理念,彰显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治理逻辑,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在方法、内容、路径的综合创新;三是从中国视野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入揭示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世界意义,即它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提供发展范例,也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常健[6]（2018）在《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四十年与公民权利保障》文中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对各项个人权利的保护。确立个人权利对政府提出了三重义务要求:第一,采取积极行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第二,为个人权利实现提供保障措施;第三,限制自身权力及其行使方式,尊重个人权利,不干涉和侵犯个人权利。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四十年来的改革适应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需要。从管制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转变,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扩大参政议政渠道,确立并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政治权利;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预防和惩治了侵犯个人权利的滥用权力行为。
王鹏[7]（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提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岳奎[8]（2012）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届由大量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党情有关,也与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结构特点有关。这届在“革命”与“执政”之间徘徊的中央委员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具体实践中,既有实践上的创举,也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为蔚为壮观的社会现代化图景。但是,八届中央委员会最终没能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并在探索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既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集体的责任,更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历史证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成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是一届经受了考验的中央委员会。本研究第一章梳理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探索中央委员会建设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第二章考察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成员结构、组成特点,其显着的“革命家”领导集体特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人群体意识和群体品格,分析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特点及其履职目标。第三章到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期间,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指出其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勾勒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思维、执政逻辑和执政方略以及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特点、组织结构对其执政逻辑、执政绩效的影响。第七章则重点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得出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活动以及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失误,最后发展到用“政治运动”和“革命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地步,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逻辑,又加之八届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第八章在理性评估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的基础上,对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得出了中央委员会应当依法执政,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防错纠错机制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等重要结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认真总结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对当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李泳思[9]（2020）在《公报文种的综合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秘书学、公文学、应用文体学等相关理论作为参照或支撑,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网、外交部、统计局、新华社、人民网等官网所发布的公报为案例,运用历史研究法、理论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对公报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仅探索了公报文种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而且对公报的基本属性、定义界定、分类标准与类别、语言特点和逻辑结构、写作技巧、相似文种辨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从历时的角度发现在中国古代公文诏族和榜族文种中可见公报的雏形,近当代的“示”“布告”“通告”文种的功能曾与公报相近或相似。其次,通过分析得出公报具有告知性、权威性、决议性、统计性、联合性的基本属性,将公报的定义界定为“公报适用于向社会各界传达和告知经会议决定或者调查统计的重大且权威的事项”。再则,以公报形成方式和具体内容作为分类标准,将公报分为会议公报和统计公报两大类。同时,对比分析了与公报相似的人民政府公报、公告的异同,认为应从性质、功能、发文机关级别和发文内容进行辨析。最后,根据案例分析了公报在版头、主体、版尾等部分的共性,并从公报语言特点和正文逻辑结构两方面总结了不同类型公报的个性,从而得出不同类型公报的写作技巧,并尝试拟制了相应的写作模板。
新华社[10]（2018）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
| （二） 有助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 （三） 有助于行政作风的好转及行政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
| （四） 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位” |
| 二、 理论前提：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外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内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 |
| （一） 行政 |
| （二） 文化 |
| （三） 行政文化 |
| 四、 基本思路、论文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政思想 |
| （一） 行政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执行 |
| （二） 卑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是旧行政的三大基本特征 |
| （三）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行政的新图景 |
| 二、 列宁的行政思想 |
| （一）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二） 践行议行合一，实现人民管理 |
| （三） 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
| （四） 将经济管理作为行政的首要职能 |
| （五） 把国家机关革新为廉价高效、民主公开的机关 |
| （六） 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 |
| 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 |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从建苏维埃政府到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心理 |
| 二、 从不准党员“做官”到主动参政的党政关系心理 |
| 三、 关注民生的行政价值取向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继承列宁的党政关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党政分开 |
| 二、 效仿苏俄建立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组织体系 |
| （二） 将组织性质定位为工农民主专政 |
| （三） 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行政组织原则 |
| 三、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干部工人化 |
| （二）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行政规格意识 |
| （三） 勤政廉政的行政品格 |
| 四、 初步形成了廉洁、高效、民主和依法的行政意识 |
| （一） 继承马列主义的廉价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廉洁行政 |
| （二） 为实现高效行政，科学调整区划和划分央、地职能，大兴调查研究 |
| （三） 落实选民的罢免权，强化民主监督，推进民主行政 |
| （四） 依法行政思想的萌芽 |
| 五、 形成了一切为了工农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大幅提高工农地位 |
| （二） 努力改善工农生活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和行政的关系上主张在党政分开前提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权组织制度 |
| （一） 将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行政）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
| （二） 及时地将政权的性质调整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 （三） 在议会民主制的外表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 树立了以是否抗日为基础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将是否抗日作为选任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 |
| （二） 确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规格意识 |
| （三） 政府工作人员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格 |
| 四、 廉洁、高效、民主、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逐步增强 |
| （一） 精兵简政，反腐倡廉，确保政府廉洁运行 |
| （二）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高效运转 |
| （三） 民主行政意识的逐步增强 |
| （四） 继续推行依法行政 |
| 五、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
| （二） “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 （三） 努力改善民生 |
| 第六章 建国前夕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党政关系经历了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以党代政的转变 |
| （一） 强化党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主张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三） 以党代政局面的初步形成 |
|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基于国情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形式实现了从协商民主的政府委员会到人大会制政府的转变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 |
| （三）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组织原则 |
| 三、 社会主义行政人格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 选人的首要标准经历了从回归基于阶级出身到基于才能的转变 |
| （二）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部特权化 |
| （三） 干部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具备文化业务素质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进一步增强 |
| （一） 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发动人民参与，反对官僚主义，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意识在废除旧法制和确立新法制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增强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行政为民到效率至上的转变 |
| （一） 从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到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 |
| （二） 从劳资两利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到“双百方针”的确立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以党代政的继续发展导致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最终形成 |
| 二、 逐步“左”倾的行政组织思想 |
| （一） 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逐渐被革委会取代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人民民主专政“左”倾为无产阶级专政 |
| （三） 宪法上得以确认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严重破坏 |
| 三、 略显“左”倾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从基于才能逐步过渡到基于政治素质与态度 |
| （二） 反对干部特权化，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
| （三） 干部的品格要求从“又红又专”发展到只重“红” |
| 四、 廉洁和民主的行政行为意识继续发展，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断裂 |
| （一） 精简机构,倡导节约,禁建楼堂馆舍，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强化人民监督与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因逐渐被依政策、文件行政所替代而出现断裂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转变 |
| （一） 效率至上 |
|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进程中强化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二、 逐步恢复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体系逐步从四级革委会发展为五级人民政府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到人民民主专政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四） 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管治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变 |
| 三、 社会主义现代行政人格思想逐步形成 |
| （一） 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选任干部 |
| （二） 坚定不移地继续反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特权化 |
| （三） 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一） 精简政府机构，倡导廉洁，严惩腐败，大力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与人民联系，扩大人民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动下，依法行政正逐步向法治行政迈进 |
| （四） 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民生为本、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 |
| （一） 民生为本 |
| （二） 效率优先 |
| （三） 更加注重公平 |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反思与现代建构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呈现四大演进规律 |
| （三） 中国共产党核心行政文化已经形成 |
| （四）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现代化面临三重挑战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现代建构 |
| （一）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 |
| （二） 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 |
| （三） 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
| （四） 将廉洁、高效确立为永恒信条 |
| （五） 将民主、法治和科学确立为基本准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历史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2 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 |
| 2.2.1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民主理论 |
| 2.2.2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理论 |
| 2.2.3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理论 |
| 2.3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3.1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
| 2.3.2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
| 2.4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1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2 在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开展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
| 3.1.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1989年) |
| 3.1.2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9年-1997年) |
| 3.1.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2002年)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 |
| 3.2.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2年-2007年) |
| 3.2.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07年-今) |
| 4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思路 |
| 4.1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
| 4.1.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 4.1.2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集合 |
| 4.1.3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 4.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4.2.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
| 4.2.2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实现 |
| 4.2.3 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
|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4.3.1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
| 4.3.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5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 |
| 5.1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1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
| 5.1.2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3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
| 5.2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2.1 “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
| 5.2.2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3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5.3.1 重点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 |
| 5.3.2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6 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 |
| 6.1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
| 6.1.2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2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
| 6.2.1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6.2.2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
| 6.2.3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3 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 6.3.1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 |
| 6.3.2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
| 7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
| 7.1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
| 7.1.1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
| 7.1.2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
| 7.1.3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
| 7.1.4 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
| 7.2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
| 7.2.1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
| 7.2.2 “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
| 7.3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7.3.1 完善党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领导 |
| 7.3.2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
| 7.4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7.4.1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
| 7.4.2 “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 |
| 7.4.3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 |
| 7.5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7.5.1 妥善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
| 7.5.2 培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 |
| 7.5.3 加快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
| 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 |
| 8.1.1 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 |
| 8.1.2 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 |
| 8.1.3 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 |
| 8.1.4 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
| 8.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意义 |
| 8.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8.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境）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展望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展望 |
| 1.5 研究创新 |
| 1.5.1 研究视角新：针对特定侵权内容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活动 |
| 1.5.2 实务对策新：根据不同的侵权阶段实施不同的宣传教育保护方式 |
| 1.5.3 理论观点新：个人信息保护和法制教育两者都服从和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
| 第2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解读 |
| 2.1 个人信息保护概念的基本内涵 |
| 2.1.1 个人信息保护概念 |
| 2.1.2 个人信息分类 |
| 2.1.3 个人信息特征 |
| 2.1.4 个人信息权内涵 |
| 2.1.5 个人信息侵权含义 |
| 2.1.6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定 |
| 2.1.7 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和原因分析 |
| 2.2 法制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 |
| 2.2.1 法制教育概念 |
| 2.2.2 法制教育主体 |
| 2.2.3 法制教育客体 |
| 2.2.4 法制教育内容 |
| 2.2.5 法制教育原则 |
| 2.3 个人信息保护与法制教育的区别和联系 |
| 2.3.1 个人信息保护与法制教育的区别 |
| 2.3.2 个人信息保护与法制教育的联系 |
| 第3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权保护理论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3.1.3 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教育思想 |
| 3.1.4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3.2 中共历届领导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理论贡献 |
| 3.2.1 毛泽东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思想 |
| 3.2.2 邓小平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思想 |
| 3.2.3 江泽民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思想 |
| 3.2.4 胡锦涛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思想 |
| 3.2.5 习近平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思想 |
| 第4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1 国（境）外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1.1 国（境）外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历史概况 |
| 4.1.2 国（境）外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立法模式 |
| 4.2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2.1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艰难发展探索期(1949—1978) |
| 4.2.2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历史发展转折期(1978—1986) |
| 4.2.3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良性发展起步期(1986—2001) |
| 4.2.4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迅猛发展关键期(2001—至今) |
| 4.3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发展特点及发展反思 |
| 4.3.1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发展特点 |
| 4.3.2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发展反思 |
| 第5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问题 |
| 5.1.1 个人信息侵权严重 |
| 5.1.2 个人信息维权意识不强 |
| 5.1.3 个人信息维权难度大 |
| 5.1.4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知晓度低 |
| 5.1.5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教育渴望度高 |
| 5.1.6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教育不均等 |
| 5.2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原因分析 |
| 5.2.1 个人信息潜在的商业价值诱使个人信息侵权频繁发生 |
| 5.2.2 维权途径不明 |
| 5.2.3 政府权力运行有待规范 |
| 5.2.4 没有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
| 5.2.5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缺乏 |
| 5.2.6 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法制教育不公平 |
| 第6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对策 |
| 6.1 全面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活动 |
| 6.1.1 法制教育保障 |
| 6.1.2 法制教育突破要点 |
| 6.2 加强维权对策宣传教育 |
| 6.2.1 侵权前的预防教育 |
| 6.2.2 侵权中的防卫教育 |
| 6.2.3 侵权后的救济教育 |
| 6.3 加强信息化法制建设 |
| 6.3.1 立法方面：制定相关行业法规 |
| 6.3.2 行政方面：认真贯彻落实《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
| 6.4 改善行政和司法环境 |
| 6.4.1 增强服务意识 |
| 6.4.2 提高办事效率 |
| 6.5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
| 6.5.1《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认知调查 |
| 6.5.2《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内容 |
| 6.6 加强经济薄弱地区和特殊群体的法制教育工作 |
| 6.6.1 思想上重视 |
| 6.6.2 行动上落实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研究调查问卷》（样表）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基本理论范畴阐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渊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历史渊源 |
| 一、民国时期诉愿制度概况 |
| 二、诉愿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传统“民告官”思想 |
| 二、日本诉愿思想 |
| 三、前苏联申诉思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形式渊源 |
| 一、宪法 |
| 二、法律 |
| 三、行政法规 |
| 四、地方性法规 |
| 五、规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1978-1990)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前期探索 |
|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初建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恢复的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开启 |
| 二、法治观念重塑 |
| 三、法治建设恢复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问题 |
|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行政诉讼法出台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
| 一、统一规范部分行政复议制度 |
| 二、明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原则 |
| 三、推动统一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出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统一:行政复议条例施行(1991-1998)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作为行政诉讼法配套立法 |
| 二、实践发展呼吁统一立法 |
| 三、机构不健全与人员不足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行政复议法施行(1999-2006)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的出台背景 |
| 一、经验初步积累 |
| 二、问题逐渐显现 |
| 三、实践需求倒逼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法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新阶段: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施行(2007-2018)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行政争议多发 |
| 二、法治政府建设 |
| 三、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修订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
| 一、行政复议机关工作量增长明显 |
| 二、受案范围受到影响 |
| 三、审查标准更加严格 |
| 第四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局试点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评析与展望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
| 二、行政体制从集权向放权转型 |
| 三、治理观念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特点 |
| 一、法律传统与法律移植双重影响 |
| 二、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互动 |
| 三、法制统一与制度创新冲突协调 |
| 四、程序司法化与行政法治化联动 |
| 五、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
| 一、立足国情与借鉴经验 |
| 二、保障权利与监督权力 |
| 三、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 |
| 四、完善复议与诉讼衔接 |
| 五、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阐释 |
| 1.2.1 治党与从严治党 |
| 1.2.2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4 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形成 |
| 2.1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学说 |
| 2.1.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从严治党思想 |
| 2.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吏治思想 |
| 2.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2.2.1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严治党实践的丰富经验 |
| 2.2.2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亡党教训的深刻反思 |
| 2.2.3 习近平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 |
| 2.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
| 2.3.1 深刻变化的世界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考验 |
| 2.3.2 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考验 |
| 2.3.3 党内突出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纯洁性的考验 |
| 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 |
| 3.1 全面从严治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新定位 |
| 3.1.1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略 |
| 3.1.2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举措 |
| 3.1.3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
| 3.1.4 巩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
| 3.2 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的新要求 |
| 3.2.1 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战略目标 |
| 3.2.2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使命 |
| 3.2.3 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新任务 |
| 3.2.4 强调党内治理整体联动的新思路 |
| 3.3 全面从严治党在整体推进中的新布局 |
| 3.3.1 政治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首位 |
| 3.3.2 净化思想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基石 |
| 3.3.3 “抓关键少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保障 |
| 3.3.4 “正风肃纪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突破口 |
| 3.3.5 “扎牢制度笼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 |
| 3.4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方略 |
| 3.4.1 在精准治标与深化治本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
| 3.4.2 纯洁性建设与先进性建设协同推进 |
| 3.4.3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协同治理 |
| 3.4.4 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紧密结合 |
| 4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基本特征 |
| 4.1 体现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大党建思维 |
| 4.1.1 树立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相统一的全局意识 |
| 4.1.2 强调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战略思维 |
| 4.1.3 坚持管党治党与人民幸福相结合的发展理念 |
| 4.2 强调全面与凸显从严相结合的治党新理念 |
| 4.2.1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
| 4.2.2 政治建党统领与纪律治党约束协同配合 |
| 4.2.3 作风治理与腐败治理相互促进 |
| 4.3 揭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治理逻辑 |
| 4.3.1 “谁来治理”回答中国共产党治理主体问题 |
| 4.3.2 “治理什么”提出中国共产党具体治理方案 |
| 4.3.3 “治理得怎么样”解决中国共产党治理效果评价 |
| 4.4 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在方法、内容和路径的综合创新 |
| 4.4.1 坚持问题导向与领导示范相结合 |
| 4.4.2 坚持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
| 4.4.3 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协同相结合 |
| 5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
| 5.1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
| 5.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1.2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指导理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 |
| 5.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2.1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理论 |
| 5.2.2 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境界 |
| 5.2.3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 |
| 5.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实践价值 |
| 5.3.1 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有效利器 |
| 5.3.2 党有效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法宝 |
| 5.3.3 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和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四十年与公民权利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转变政府职能, 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
| 二、推进民主制度建设, 保障公民政治权利 |
| (一) 明确民主制度建设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
| (二) 推进基层民主管理, 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
| (三) 推进民主决策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 |
| (四) 完善民主选举制度, 保障公民的选举权 |
| (五) 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建设, 保障公民监督权 |
| 三、规范政府行为, 严惩腐败侵权 |
（7）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研究品格 |
| 四、主要概念与框架结构 |
| 五、可能创新与努力方向 |
| 第—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马、恩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二) 列宁对俄共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三) 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执政模式 |
| 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一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 五届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概述 |
| 一、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与人事调整 |
| (一) 产生的背景 |
| (二) 指导思想 |
| (三) 产生的原则 |
| (四) 正式选举及结果 |
| (五) 重要人事调整 |
| (六) 主要会议 |
| 二、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及特点 |
| (一) 结构分析 |
| (二) 显着特点 |
| 三、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履职目标与愿景 |
| (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二) 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
| (三) 加大投入,繁荣文教 |
| (四) 和平共处,大国外交 |
| (五) 加强党建,提高能力 |
| 第三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发展 |
| 一、冒进与保守之间 |
| (一) 八大对经济建设的主张 |
| (二) 反冒进的努力 |
| (三) 对“反冒进”的批评 |
| 二、跃进和跃退之间 |
| (一) 主线：政治与业务的分歧 |
| (二) “积极平衡论”与“大跃进” |
| (三) 政治的臆想：人民公社 |
| (四) 国民经济“大跃退” |
| 三、调整和提高之间 |
| (一) 调查研究年的成效 |
| (二) 政治与业务的博弈 |
| (三) 卓有成效的调整 |
| 四、繁荣与危机之间 |
| (一) 1966年的繁荣 |
| (二) 经济发展政治化 |
| 第四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发展 |
|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
| (一) 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三) 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与夭折 |
| (四) 党内监督体系的加强与瘫痪 |
| (五) 干部制度的发展与变异 |
| 二、政党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一)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二) 从团结到斗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 |
| (三) 统一战线的分合：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纠“左”与反弹 |
| (四) “文革”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破坏 |
| 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异 |
| (一) 人大职能的履行与丧失 |
| (二) 政协功能的发展与弱化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强化 |
| 第五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思想文化发展 |
|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
| (一) 思想文化探索的背景 |
| (二) 人员结构特征的影响 |
| (三) 八大的基本主张 |
| 二、从“双百”到反右 |
|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三)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
| 三、知识分子难题 |
| (一) 知识分子定位的转换 |
| (二) 内部分歧的出现 |
| (三) 反复与歧义 |
| 四、“社教运动”不归路 |
| (一) 思想文化“现代化” |
| (二) “社教运动”的开展 |
| (三) 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过火批判 |
| (四) 从思想文化“现代化”到“革命” |
| 第六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外交 |
| 一、外交政策的理论与脉络 |
| (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坚守与放弃 |
| (二) “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提出与贯彻 |
| 三、外交实践的理路与实效 |
| (一) 和平外交方针的再次确认 |
| (二) 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偏离 |
| (三) 革命化外交政策的确立 |
| (四) 八届中央内部处理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及影响 |
| 第七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失误 |
| (一) 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 |
| (二) 政治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的“灵魂革命” |
| (四) 外交领域的“反帝”、“反修” |
| (五) 从党内民主到个人专断 |
| 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升起 |
| (一) 学术“罢官”与政治“罢官” |
| (二) 《二月提纲》与文化战线“革命”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 (一) 号角吹响：《五·一六通知》 |
| (二) 以集体的名义：八届十一中全会 |
| (三) 推向纵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第八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评估与经验启示 |
| 一、绩效评估 |
| (一) 经济发展考察 |
| (二) 政治发展评估 |
| (三) 思想文化分析 |
| (四) 外交实践考量 |
| 二、经验启示 |
| (一) 中央委员会要依法执政 |
| (二) 中央委员会要与时俱进 |
| (三) 中央委员会要民主执政 |
| (四) 中央委员会要强化监督 |
| (五) 中央委员会要防错纠错 |
| (六) 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学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9）公报文种的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公报文种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公报文种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二节 公报文种的变化特点与规律 |
| 第二章 公报的基本属性与定义 |
| 第一节 现行公报文种的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公报的基本属性 |
| 第三节 公报的定义 |
| 第三章 公报的功能及分类 |
| 第一节 公报现行分类标准及类型 |
| 第二节 公报再分类标准及类型 |
| 第四章 公报文种与人民政府公报、公告的辨析 |
| 第一节 公报文种与人民政府公报的辨析 |
| 第二节 公报文种与公告的辨析 |
| 第五章 公报的写作 |
| 第一节 公报写作的构成模块 |
| 第二节 各类型公报公文语言研究 |
| 第三节 各类型公报逻辑结构及写作模板研究 |
| 结语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〇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〇年 |
| 一九九一年 |
| 一九九二年 |
| 一九九三年 |
| 一九九四年 |
| 一九九五年 |
| 一九九六年 |
| 一九九七年 |
| 一九九八年 |
| 一九九九年 |
| 二〇〇〇年 |
| 二〇〇一年 |
| 二〇〇二年 |
| 二〇〇三年 |
| 二〇〇四年 |
| 二〇〇五年 |
| 二〇〇六年 |
| 二〇〇七年 |
| 二〇〇八年 |
| 二〇〇九年 |
| 二〇一〇年 |
| 二〇一一年 |
| 二〇一二年 |
| 二〇一三年 |
| 二〇一四年 |
| 二〇一五年 |
| 二〇一六年 |
| 二〇一七年 |
| 二〇一八年 |
四、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06)
- [3]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教育研究[D]. 叶亚杰. 武汉理工大学, 2016(05)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D]. 徐红军.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D]. 徐广田.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6]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四十年与公民权利保障[J]. 常健.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
- [7]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8]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D]. 岳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9]公报文种的综合研究[D]. 李泳思. 暨南大学, 2020(04)
- [10]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J]. 新华社. 中国经济周刊, 20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