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论文文献综述）
杨凡[1]（2021）在《控制股东违信情形下的股东派生诉讼机制探析——以有限公司中非公允关联交易为场景》文中指出信义义务已成为民商事法律领域中的基础性义务,公司中的控制股东也已经被纳入信义义务的规制范围。有限公司中的非公允关联交易对股东平等、利益平衡等公司法安排以及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等合同法安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有限公司中发生的控制股东非公允关联交易,我国现行的关于股东派生诉讼机制的法律安排尚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有基础概念供给不完备、诉讼成本承担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合理性欠缺等。应当通过重塑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许可及成本承担规则、对认定关联交易公允性的具体实施办法加以明确、在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程序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举证责任等方式,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有限公司控制股东关联交易场景下的股东派生诉讼机制。
姚桐[2]（2021）在《论夫妻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及其法律约束力》文中提出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065条,夫妻双方可以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此即“约定分别所有”之基本含义。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是指,男女双方没有书面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以口头或默示形式进行约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稳定地以实际行为对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各自所有、独立管理和处分。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是狭义、绝对、约定的夫妻分别所有财产关系,是有实无名的约定分别财产制。通过访谈和案例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多数以口头或默示形式约定财产分别所有。如果仅因欠缺书面形式就一律否定当事人分别所有的财产关系,不仅与当事人实际财产关系状态严重不符,而且违背了当事人自主选择财产关系的自由意志,甚至危及个人合法财产权益。更严峻地是,对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认定为共同共有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加剧夫妻矛盾、扭曲人的价值观。故应对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法律约束力问题予以深切关照。认定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法律约束力在现实层面、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都可获得正当性依据。就现实层面而言,生产力发展使个人财富积累增多;女性地位提升导致男女日趋平等;丁克、再婚等多元婚姻形态弱化了男女双方合作程度;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代际关系的同时对夫妻关系造成冲击。其结果是,无论感情牢固与否,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都开始实行财产分别所有。就价值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法律约束力提供了价值泉源和检测标尺。对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赋予法律效力,符合自由价值、和谐与友善价值以及公平价值。就法律规范层面而言,首先,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存在相关规范上的漏洞,依其性质可以经由《民法典》合同编第464条转介,在合同编“找法”。其次,对《民法典》合同编第490条的参照适用为其法律约束力认定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包括如何认定双方达成财产分别合意的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就一般规则而言,夫妻双方均无共同共有的意思表示是认定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先决条件;当事人财产分别的客观行为是其必要条件。就特别规则而言,再婚、一方个人债务清偿不能和特殊婚姻状态下的典型财产分别行为有其特定的认定条件和举证责任分配。在承认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基础上,其对内效力包括以下几方面:个人财产方面,以财产分别发生的时间为界确定个人财产范围。个人无偿处分较大数额的财产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共同财产方面,财产分别发生前的共同财产一般遵循法定夫妻财产制规则,没有必要的可先不予分割,以节省司法成本;确有分割必要的,以均分为原则,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离婚财产规则为例外。财产分别发生后,双方可以约定按份共有。离婚补偿方面,在对具体补偿标准提出量化计算公式的基础上,结合婚姻类型化,对不同类型婚姻适用不同的比例系数,以发挥不同夫妻财产制的信号功能。同时,将过错、彩礼、经济能力作为自由裁量因素,防止公式的僵化适用。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对外效力主要包括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夫妻一方多个债务的清偿顺序。首先,为了尊重选择财产分别的当事人之意愿,约定分别所有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应当排除《民法典》第1064条但书条款的适用,以日常家事范围作为法定共同债务的唯一标准。其次,约定分别所有的,夫妻一方可能对另一方和第三人同时产生多个债务。鉴于债务清偿顺序直接影响到交易安全和家庭稳定的平衡保护,故在对债务类型进行梳理的前提下,借鉴运用破产法和继承法清偿顺序原理,确定债务清偿顺序,以实现生存价值优先、平等保护配偶和第三人、防止关联交易等目标。
杨超[3]（2021）在《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信托源起于英国,但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财富传承功能被世界各国所移植发扬。而信托之于我国,不仅是一种“舶来品”,更是在特定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从1979年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以来,信托行业风雨四十余载。发展至今,历经数次清理整顿,其中曲折自不必说。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颁布施行,随后的“一法两规”格局逐渐形成,标志着我国信托业已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法制时代。伴随着政策利好的支持,我国信托行业也顺利跻身金融业四大支柱。之后,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下,信托业开始寻求业务转型创新,家族信托凭借其本源功能和灵活运作顺势而生,成为信托界的新起之秀。家族信托起源于英国的一种古老的土地赠与制度,发展至今已经历了数世纪的沉淀洗礼,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领域,其历史源远流长。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社会财富得到了空前的积累,私人财富数量随之攀升,高净值人群规模不断扩充,由此带来的私人财富管理需求愈来愈多。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金融工具经历了一个推陈出新,更迭进步的发展过程。大浪淘沙,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财富管理服务”为目的的家族信托最终脱颖而出。我国家族信托起步较晚,从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我国首单家族信托产品至今尚不足十年。与市场上种类繁复的理财工具相比,家族信托具有运作结构灵活、保障财产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等较强优势,因此受到高净值人群的青睐。在我国,尽管家族信托拥有数量可观的受众群体,但它的“扎根之路”并不顺畅。最初,我国信托行业对于家族信托存在认知偏差,普遍认为家族信托只是一种新型的投资理财工具,所以最初盛行的均是诸如“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类的标准化信托产品,这与家族信托的本源功能背道而驰。随之而来的产品混乱、监管无力等问题让家族信托的发展一度凝滞。为避免家族信托落入被曲解本源功能的窠臼,让家族信托的功能还本复原,解决我国当下正面临的制度缺失困境便成为首要任务。囿于我国家族信托配套法律制度的缺失,家族信托的实践操作也如“水上浮油”一般,欲打破这一桎梏,势必要完善家族信托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机制,让家族信托在我国真正地实现落地生根。2018年,银保监会颁布的《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成为我国首个明确阐述家族信托定义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首次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对家族信托的内涵进行界定。这是我国家族信托发展史上里程碑式定义,它值得肯定。但家族信托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仍需细化和完善,许多实践中的问题还需时日加以解决。此时,我们需要依托家族信托的实践操作,完善家族信托背后的理论支撑,重塑其配套法律规范。家族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信托财产,而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在移植信托制度之时,由于英美信托法中的“双重所有权”理论无法与我国固有的“一物一权原则”相融合而没有被一并引入,于是自信托制度在我国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信托财产归属之争。另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未明确区分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民事信托的表达即为family trust（或private trust）,但各国在移植信托制度的过程中普遍将其异化为商事信托引入本国,这也使家族信托在各国的发展面临层层阻碍。此外,受托人是家族信托法律关系中的核心主体之一,受托人能否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尽忠职守是家族信托业务赖以存续的基石,是以,英美法一直以信义义作为约束和规范受托人的行为的标尺。但我国始终只在理论层面解析信义义务,具体的法律条文散见于数个法律规定之中,并未形成系统化的、完整的信义义务规范体系。除此之外,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尚不健全。信托登记制度是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保障,信托财产的交易安全仰赖于完备的信托登记制度。尽管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但信托登记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许多登记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尚未可知,这也是我国当前法律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部门提出“探索家族财富管理”的指导方向,我国家族信托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导向:突出家族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从生前信托到遗嘱信托;股权家族信托驶入信托蓝海。在探索家族信托新面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蕴含其中的发展障碍和制度困境,文中就发展中的困境及成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作为信托制度项下的家族信托在国外发展得较早,因此,国外已具备相对成熟的家族信托法律理论和制度规范,但我国家族信托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其价值功能、设计架构和法律基础仍需不断完善。因此,适当借鉴国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家族信托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可行性进路。
菲尔达维斯·亚力麦麦提[4]（2021）在《论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思娇[5]（2021）在《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文中研究表明
张羽曦[6]（2021）在《论我国消费者破产制度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权[7]（2021）在《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嵇笑非[8]（2021）在《论我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之完善》文中指出
陈玲珺[9]（2021）在《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新《证券法》颁布对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作出了突破和创新。特别代表人诉讼与普通代表人诉讼双轨并行是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突出特点。为回应证券市场群体性纠纷治理的现实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出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司法解释和规定,进一步丰富了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内容。如何保障补救与威慑双重功能的发挥,如何完善程序设计以协调处理双轨制下两类诉讼代表人的适用,如何充分保障诉讼代表人公正履职问题是制度改革与探索期无可回避的问题。过往的研究对民事诉讼法搁置一旁的代表人诉讼权限与地位、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适用率低下以及解纷效率不尽人意等现实问题作出批判,指出种种诉讼代表人制度功能局限性。现行立法解决了上述问题中的一二,但也产生了新的制度障碍,如诉讼代表人公正履职问题,双轨制适用失调等等。明确制度的价值取向,就我国目前证券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存在的障碍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分析制度障碍产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考察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史。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在群体诉讼模式中自成一派,不同于单独诉讼、共同诉讼以及诉讼代理制度。该制度增设特别诉讼代表人类型,与普通诉讼代表人组成双轨制代表人诉讼结构。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对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相关规定,赋予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下诉讼代表人新的时代内涵。对特别诉讼代表人的理解需从主体资格、权利来源以及权限上重新把握。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启用特别代表人诉讼彰显制度的威慑功能,也是提高审理效率的途径之一。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形成路径各有不同,两种价值均受到制度行为主体、程序设计以及诉讼模式的影响。第二章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证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地方法院规定进行规范分析,结合以往证券群体性纠纷诉讼案例预估制度建设可能面临的障碍。第一,选任阶段受到传统诉讼观念和制度建设经验不足的影响,无法保障代表人的公正性。第二,程序缺少诉讼代表人行为规范,突出表现为选案权不明、知情权保障不充分、监督渠道有限三大问题。第三,诉讼代表人更换规则缺失,影响诉讼期间代表人履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第四,程序统合失调,对于退出机制、撤诉程序、裁决效力可能导致的风险防范不足,削弱制度的解纷效果。第三章剖析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障碍产生的根源,制度为了弥补传统代表人诉讼的代理困境而过度追求诉讼效率,反映出效率价值畸重而公正价值缺位的价值失衡现象。制度对公正价值保障不足,外化为程序设计对代表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弱化,这种价值取向不利于形成程序主体分明、责任自负的良性秩序,因而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平衡对制度构建具有必要性。行为主体作为沟通制度与价值的媒介,是化解价值冲突实现价值平衡的核心。结构二重性理论为平衡价值提供了可行思路,兼顾监督与激励两种手段可以优化程序主体责任制,明确法官职权,敦促程序有效推进和代表人公正履职。第四章基于监督与激励并存的平衡思路,对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在代表人选任程序上,完善普通诉讼代表人与特别诉讼代表人的转化规则,明确代表人的选定规则、地位与合格条件;在监督程序上,明确选案标准、规范公告与通知程序、保障被代表人异议权;在更换程序上,划分自愿退出和撤销资格两种情形下的代表人更换规则;在程序衔接上,推动代表人诉讼与和解调解、示范诉讼、先行赔付制度的对接。
胡朝刚[10]（2021）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面推进“绿水青山理念”的新时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作为检察机关手中的两把“利剑”,对环境公益的保护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完善起着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自试点工作实施的六年以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就有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衔接是指从诉前程序到诉讼程序的中间过程,其顺畅度关乎整个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成效。本文从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出发,全面考虑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别面临的窘境,整合现有国内研究观点并结合域外的相关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希望能为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撑。综合来看,本文首先介绍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的概念,并对其作用以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所依据的原则进行挖掘和阐释,强调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的意义所在。不仅如此,还介绍了衔接中所应当依据的四大原则:效率原则、公共利益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以及介绍了这些原则在衔接中的作用和如何影响着衔接的进程。然后,阐述了我国当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衔接的现状,通过对衔接现状的分析,努力查找问题所在。接着通过分析案例、实地调研研究、分析数据,思考诉前程序到诉讼程序这一过程中存在的衔接主体、起诉标准、起诉内容、证据衔接、制度之间的配合问题。以通过查找外文和国内相学者的域外研究文献的方式,分析美国和德国公益诉讼的特点,总结并加以归纳,探索域外经验是否对我国的衔接有所借鉴。最后,以问题成因为基础,从衔接内容、调查权、起诉标准以及衔接中的制度配合入手,提出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实践中问题的法制化解决方案。
二、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1）控制股东违信情形下的股东派生诉讼机制探析——以有限公司中非公允关联交易为场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联交易中控制股东违信责任追究之必要性 |
| （一）控制股东责任追究之基础：信义义务的扩大适用 |
| 1. 信义义务对民商事法律之渗透 |
| 2. 控制股东承担信义义务的正当性证成 |
| （二）控制股东责任追究之制度缘由：非公允关联交易对现行法律安排的破坏 |
| 1. 控制股东非公允关联交易对公司法的挑战 |
| 2. 控制股东非公允关联交易对合同法的违背 |
| 二、针对控制股东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派生诉讼机制之缺陷 |
| （一）前端设计不周：基础概念供给不完备 |
| 1. 控股股东概念不周延 |
| 2. 关联关系、关联方、关联交易的统一界定缺失 |
| 3.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缺位 |
| （二）后端实操乏力：有限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实效性存疑 |
| 1. 诉讼成本承担规则简陋单一 |
| 3. 多重派生诉讼规则欠缺 |
| 三、有限公司控制股东关联交易场景下股东派生诉讼机制之重构 |
| （一）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许可及成本承担 |
| 1. 诉讼费用承担与庭前司法审查 |
| 2. 律师费用的计算及承担 |
| （二）有限公司中关联交易公允性司法审查的具体实施 |
| 1. 关联交易公允性认定的审查标准 |
| 2. 关联交易公允性判断的考察要素 |
| （三）股东派生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 |
| 1. 举证责任公平分配的前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内控程序之完善 |
| （1）股东会批准程序及表决权排除制度 |
| (2）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
| 2. 举证责任公平分配的具体方式 |
（2）论夫妻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及其法律约束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界定 |
| 一、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基本内涵 |
| 二、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分类 |
| 第二节 否定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弊端 |
| 一、违背当事人意志、损害个人合法权益 |
| 二、加剧夫妻矛盾、扭曲人的价值观 |
| 第二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当性证成 |
| 第一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现实基础 |
| 一、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女性地位的提高 |
| 三、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
| 四、家庭形态多元化 |
| 第二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价值泉源 |
| 一、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自由价值 |
| 二、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和谐、友善价值 |
| 三、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平价值 |
| 第三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依据 |
| 一、《民法典》第464 条的解释适用 |
| 二、《民法典》第490 条的参照适用 |
| 第三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第一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认定的一般规则 |
| 一、先决条件:夫妻双方均无共同共有的意思表示 |
| 二、必要条件:夫妻双方财产分别的客观行为 |
| 第二节 典型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认定的特殊规则 |
| 一、再婚者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二、个人债务清偿不能后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三、特殊婚姻状态下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第四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内部效力 |
| 第一节 分别所有下的个人财产范围及其权利行使 |
| 一、个人财产的范围 |
| 二、个人财产权利行使的限制 |
| 第二节 分别所有下的共同财产认定与分割 |
| 一、按份共有财产的认定与分割 |
| 二、共同共有财产的认定与分割 |
| 第三节 分别所有下的离婚补偿:兼与共同财产制比较 |
| 一、离婚补偿的计算公式 |
| 二、离婚补偿计算的裁量因素 |
| 第五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外部效力 |
| 第一节 分别所有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 |
|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与法定范围 |
|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对外清偿与内部分配 |
| 第二节 分别所有下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清偿顺序 |
| 一、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类型梳理 |
| 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清偿顺序的基本原理 |
| 三、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清偿顺序的具体规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五、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家族信托的历史源流及法律构造 |
| 第一节 家族信托之肇始 |
| 一、家族信托早期形式:英国用益制 |
| (一)用益制度(Use)——特殊的土地处分制度 |
| (二)衡平法的诞生——对用益制度的弥补 |
| (三)溯源理论之争——罗马法说和日耳曼法说的排除 |
| 二、现代家族信托形式:双重用益制 |
| 第二节 家族信托的典型架构 |
| 一、洛克菲勒家族信托及其家族办公室 |
| (一)洛克菲勒家族信托概述 |
| (二)家族办公室制度的理论探析 |
| 二、吴亚军和蔡奎的股权家族信托 |
| 三、海外家族信托制度的评析 |
| (一)可替代遗嘱的信托(will alternatives) |
| (二)专为配偶设立的信托(marital trust) |
| (三)为残障人士设立的信托(trust of incompetent person) |
| (四)王朝信托(dynasty trust) |
| (五)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的演进历程 |
| 一、历次整顿——重塑信托公司功能定位 |
| 二、萌芽期——离岸信托的选择 |
| 三、酝酿期——家族信托业务的破冰 |
| 四、发展期——家族信托业务的推广 |
| 第二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实践 |
| 一、信托公司主导的资产专用性模式 |
| 二、银信合作共赢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现实需求 |
| 一、家族信托的功用 |
| (一)灵活传承财富 |
| (二)有效隔离风险 |
| (三)便于税务筹划 |
| 二、我国发展家族信托的动因分析 |
| (一)信托行业内部环境变化 |
| (二)市场需求驱动金融创新 |
| 第四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方向 |
| 一、突出家族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 |
| (一)慈善信托可填补慈善事业的空缺 |
| (二)慈善信托可保障捐赠物的安全 |
| (三)慈善信托可激发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 |
| 二、从生前信托到遗嘱信托 |
| (一)遗嘱信托有效弥补遗嘱继承方式的不足 |
| (二)遗嘱信托合理合法节省遗产税税款 |
| 三、股权家族信托驶入信托蓝海 |
| (一)股权家族信托的内涵界定 |
| (二)股权家族信托的制度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与我国一物一权原则的冲突 |
| 一、英美法系的信托理论基础——双重所有权 |
| 二、大陆法系下的物权理论核心——一物一权原则 |
| 三、两大法系信托制度基础理论的冲突 |
| 第二节 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界分混乱 |
| 一、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界定范围模糊 |
| (一)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区分标准之争 |
| (二)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概念廓清 |
| (三)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监管比较 |
| 二、界分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存在的问题 |
| (一)商事信托范围界定不清 |
| (二)商事信托监管混乱 |
| (三)《信托法》中民事信托设立要件严苛 |
| 第三节 信义义务的缺失 |
| 一、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根本来源——信义关系 |
| (一)传统信托业界法律关系性质——平等交易关系 |
| (二)信义关系在其他领域的适用 |
| 二、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
| (一)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利益冲突 |
| (二)“代理问题”传统解决路径及其局限性 |
| (三)“不完备契约”理论与代理成本解决路径之信义义务 |
| 三、我国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缺陷 |
| 第四节 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不健全 |
| 一、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二、家族信托登记的正当性分析 |
| (一)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
| (二)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交易安全的利益平衡 |
|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信托登记制度分析 |
| (一)英美法系的信托公示制度 |
| (二)大陆法系信托公示制度的双重性 |
| 四、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一)信托登记生效主义严苛 |
| (二)信托登记财产范围模糊 |
| 第五节 我国家族慈善信托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家族慈善信托发展的中国化进程 |
| (一)我国慈善信托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慈善信托发展的主要模式 |
| (三)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公益信托与慈善信托的争论 |
| 三、受益人权利救济制度滞后 |
| 四、信托财产公示制度缺失 |
| 五、税收优惠制度缺位 |
| 第六节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遗嘱信托成立条件矛盾 |
| 二、受托人的选任规则混乱 |
| 第七节 我国设立股权家族信托的法律困境 |
| 一、股权家族信托欠缺税收机制 |
| 二、受托人难以介入家族企业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家族信托的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与一物一权原则理论的融合 |
| 一、“物权+债权”模式 |
| 二、“双财团理论” |
| 第二节 家族信托向民事信托复归 |
| 第三节 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制度的完善 |
| 一、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 |
| 二、谨慎义务(duty of care) |
| 三、公平义务 |
| 四、适当性义务 |
| 五、说明义务 |
| 第四节 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 |
| 一、生效主义向对抗主义蜕变 |
| 二、限定财产的信托登记范围 |
| 第五节 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建构 |
| 一、受益人救济制度之填补——完善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 |
| 二、税收优惠制度之补足——完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 |
| 第六节 《民法典》视阈下遗嘱信托的完善 |
| 一、遗嘱信托成立条件之修正 |
| 二、受托人选任条件之弥补 |
| 第七节 我国股权家族信托制度的重思 |
| 一、股权家族信托税收机制的完善 |
| 二、信托机构内部设置受托人委员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历史追溯 |
| 一、性质演化:中国式集团诉讼 |
| 二、主体沿革:新型诉讼代表人 |
| 三、功能嬗变:兼顾补救与威慑 |
| 第二节 制度现状 |
| 一、启动程序 |
| 二、权利登记 |
| 三、行为主体 |
| 第三节 价值内涵 |
| 一、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形成路径 |
| 二、影响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因素 |
| 第二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障碍 |
| 第一节 代表人选任危机 |
| 一、诉讼代表人与代理人混同 |
| 二、普通诉讼代表人票选缺陷 |
| 三、投资者保护机构角色模糊 |
| 第二节 代表人行权失范 |
| 一、特别诉讼代表人选案权限不明 |
| 二、被代表人知情权保障不够充分 |
| 三、对诉讼代表人的监督渠道有限 |
| 第三节 代表人更换缺陷 |
| 一、普通诉讼代表人更换规则缺失 |
| 二、特别诉讼代表人上诉动力不足 |
| 第四节 程序统合失调 |
| 一、退出机制无法满足程序主体性 |
| 二、撤诉程序难以保障当事人平等 |
| 三、裁决效力不明易导致类案失衡 |
| 第三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价值失衡 |
| 一、效率价值畸重 |
| 二、公正价值缺位 |
| 第二节 价值平衡 |
| 一、价值平衡的既有思路 |
| 二、结构二重性的方法论价值 |
| 三、兼顾监督与激励的原则 |
| 第四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代表人选任程序 |
| 一、代表人的地位界定 |
| 二、代表人合格与推选 |
| 三、诉讼代表人的转化 |
| 第二节 强化对代表人的监督 |
| 一、代表人选案标准 |
| 二、公告与通知程序 |
| 三、被代表人异议权 |
| 第三节 明确代表人更换程序 |
| 一、撤销代表人资格的更换程序 |
| 二、自愿退出诉讼的代表人更换 |
| 第四节 推动代表人诉讼程序衔接 |
| 一、明确撤诉程序 |
| 二、对接示范诉讼 |
| 三、规范先行赔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流程图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 |
|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概述 |
|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的内涵 |
|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的特点 |
| 1.非独立性 |
| 2.监督性 |
| (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的基本原则 |
| 1.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
| 2.权力制约原则 |
| 3.效率原则 |
| 4.公共利益原则 |
| 三、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现状分析 |
| (一)立法现状 |
| (二)实践现状 |
| 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衔接主体单一 |
| (二)起诉标准不规范 |
| 1.起诉标准多样化 |
| 2.行为标准扩大化 |
| 3.结果导向审查的严苛性 |
| (三)由调查权问题演变的证据衔接问题 |
| 1.证据获取的间接性 |
| 2.生态环境案件取证困难 |
| (四)检察建议书与起诉书的内容衔接问题 |
| 五、美国和德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定对我国衔接的启示 |
| (一)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 |
| 1.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和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二合一 |
| 2.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多元化 |
| 3.较长的履行改正期限 |
| 4.允许和解 |
| (二)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探讨 |
| (三)德国环境行政公益特点 |
| 1.团体的资格限制 |
| 2.团体的起诉条件 |
| 3.起诉限制 |
| 4.机关的专业性 |
| (四)德国公益诉讼的探讨 |
| 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的完善 |
| (一)在衔接中采取多元救济形式 |
| 1.在衔接中结合内部监督制度 |
| 2.发挥调解和解机制的作用 |
| 3.在衔接中建立听证机制 |
| (二)建立科学的起诉标准体系 |
| 1.行为标准的完善 |
| 2.结果标准的完善 |
| 3.附条件标准的完善 |
| 4.构建类型化起诉标准 |
| (三)完善衔接中的证据获取能力及证明责任 |
| 1.增强调查手段的刚性以获取直接证据 |
| 2.建立公益诉讼调研专家库 |
| 3.多元化分配衔接中的证明责任 |
| (四)规范检察建议内容衔接体系 |
| 1.检察建议必须载明环境公益受损情况 |
| 2.增加必载事项 |
| 3.建立检察建议和诉讼请求的衔接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
- [1]控制股东违信情形下的股东派生诉讼机制探析——以有限公司中非公允关联交易为场景[A]. 杨凡.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22卷 总第70卷）——中国政法大学商法前沿文集, 2021
- [2]论夫妻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及其法律约束力[D]. 姚桐.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D]. 杨超. 吉林大学, 2021(01)
- [4]论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D]. 菲尔达维斯·亚力麦麦提.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5]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D]. 张思娇. 石河子大学, 2021
- [6]论我国消费者破产制度的构建[D]. 张羽曦. 浙江工商大学, 2021
- [7]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D]. 张权. 武汉大学, 2021
- [8]论我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之完善[D]. 嵇笑非. 浙江工商大学, 2021
- [9]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研究[D]. 陈玲珺.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研究[D]. 胡朝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