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方蟹科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戴爱云,宋玉枝[1]（1977）在《我国方蟹科的研究》文中认为 方蟹科（Grapsidae）包括一些头胸甲呈方形,额缘较宽而眼柄较短的蟹类。这个类群的蟹类绝大部分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沿海潮间带地区,如岩滩石缝中,泥涂的洞穴里,有些可以生活在江湾、河口的咸淡水区,甚至进入到纯淡水中,少数种类则分布离海岸有相当距离的潮湿处、沼泽区营半陆生生活,部分生活在海洋中的个体也都是在水草里或堆积物中活动,个别属的种类如漂泊蟹（Planes）、弓蟹（Varuna）习惯于生活在大洋中漂浮物体上,适应了漂浮性生活。可见方蟹科里不同种的生境及习性的变异很大,适应幅度较为广
俞存根,宋海棠,姚光展[2]（2003）在《东海蟹类的区系特征和经济蟹类资源分布》文中指出根据1998年5、8、11月和1999年2月东海区虾蟹类资源调查所获蟹类及以往有关文献曾报道过在东海有分布的蟹类种类,对东海蟹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点作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以描述东海蟹类的全貌。结果表明:东海324种蟹类绝大多数蟹类区系成分属亚热带和热带的暖水性种,蟹类区系属印度———西太平洋区的中—日亚区,其区系关系与日本最为密切,其次是南海,而与黄、渤海关系较为疏远。不同区域的蟹类区系成分有所不同,热带性成分具有自北向南,自潮间带、沿岸浅海向外侧深水区渐有增加的趋势。同时,一些热带性强的蟹类,其分布北界似乎就在31°N附近海区,值得指出的是,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得知,一些种类在东海的地理分布要比以往有关文献报道的更广泛,它们都越过长江口向北推进到了33°N或济州岛西南,而不是仅分布长江口以南,如红星梭子蟹、纤手梭子蟹和长手隆背蟹等。
刘金生[3]（2016）在《中华绒螯蟹的生长动态、基因表达与水质环境（水温、溶氧、pH及氨氮）的相关性》文中研究指明中华绒螯蟹“江海21”是上海海洋大学等单位于2015年选育出来的水产新品种,具有成活率高、生长快、遗传稳定等优良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其生产特性,本论文通过对中华绒螯蟹“江海21”的生长动态、基因表达及其与水质环境关系的研究,以期为中华绒螯蟹配套系育种及生态养殖提供资料和参考依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水体pH对中华绒螯蟹幼蟹蜕壳、生长和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为探讨养殖水体pH值对中华绒螯蟹幼蟹蜕壳生长及其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本研究在试验室水槽条件下,设定pH=7、8、9、10（均无水草）为试验组,以种植适量水草（pH值为8.2-9.1）为对照组,研究中华绒螯蟹“江海21”幼蟹（均重0.43±0.09 g）在不同pH值水体中饲养一个蜕壳周期（37d）的生长及其相关基因（蜕皮抑制激素MIH,蜕皮激素受体EcR,维甲类X受体RX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2）表达情况。结果发现,对照组河蟹的成活率和增重率均显著高于试验组（P<0.05）,不同pH水体幼蟹的增重率与成活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729,P<0.01）,pH 10的成活率和增重率最低。荧光定量PCR检测显示,MIH、EcR和RXR基因在不同p H水体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P<0.05）,IGF2基因在不同pH水体中的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EcR、RXR与IGF2基因相互间的表达量存在显著正相关（r=0.654-0.868,P<0.01）,表明这三个基因的表达具有协同作用。通过对成活率、增重率和基因表达的综合分析:幼蟹生长的最适pH为8-9,养殖生产上水草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河蟹生长发育提供合适的pH水体环境。2.中华绒螯蟹幼蟹阶段的生长动态与水质的相关性研究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华绒螯蟹幼蟹的生长特征以及水质对其生长的影响,在上海福岛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对“江海21”幼蟹群体的生长性状（体重、壳长和壳宽）进行了连续4个月（6月18日-10月18日,每15天测量一次）的动态观察,每3天（7月4日-10月18日）检测一次（下午15:00）蟹种池塘的水质指标（温度、溶氧、ph和氨氮）。结果如下:（1）三个性状的生长动态基本一致,相互间均呈现极显著相关性（p<0.01）;试验周期内,幼蟹连续快速生长,体重变异系数和肥满度分别在10%-50%和0.50-0.65之间;雄蟹生长速度在10月中旬开始显著快于雌蟹（p<0.05）。（2）各水质指标在各检测周期内变化平缓,平均水温为23-32℃,平均溶氧在7mg/l以上（但试验过程中存在阶段性的缺氧现象）,平均ph为7.8-8.8,平均氨氮含量在1mg/l左右。（3）生长性状与水质指标的相关分析显示,单个水质指标与生长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性。本章研究发现,高温时期（7-8月）是幼蟹生长的重要时期,尽管单一的水质指标与幼蟹生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生产中应密切关注水质,避免出现阶段性缺氧现象。3.中华绒螯蟹“成蟹阶段的生长动态与水质的相关性研究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华绒螯蟹成蟹阶段的生长特征以及水质对其生长的影响,在池塘围网条件下对“江海21”成蟹群体的生长性状（体重、壳长、壳宽及壳厚）进行了连续8个月（2月20日-10月20日,每月15日测量一次）的动态观察,每3天（5月16日-10月15日）检测成蟹围网（早上7:00和下午14:00）的水质指标（温度、溶氧、ph和氨氮）。结果如下:（1）四个性状的生长动态基本一致,相互间均呈现极显著相关性（p<0.01）;成蟹群体在4-7月快速生长,7-8月生长减缓,8-10月又进入快速增长期;雄蟹生长速度7月份开始显著快于雌蟹（P<0.05）。（2）各水质指标在各检测周期或自然月份内变化平缓,平均水温在24-32℃;平均溶氧在8 mg/L以上（但试验过程中存在阶段性的缺氧现象）,平均pH为7.7-9.1,平均氨氮含量从高于1.5 mg/L逐渐降低到0.4 mg/L;温度、溶氧和pH三个水质指标动态变化趋势具有相似性。（3）生长性状与水质指标的相关分析显示,单个水质指标与生长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性。本章研究发现,高温时期（7-8月）和最后一次集中蜕壳期是成蟹生长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时期,应加强此期的饲养管理。
安传光[4]（2011）在《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文中指出长江河口湿地是全球50个对环境变化敏感的区域之一。大型底栖动物在河口生态系统营养关系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其多样性与分布格局的改变会引起初级生产者以及高级消费者相应的种群及群落的变化。此外,大型底栖动物还调节着河口生态系统的许多生态功能,其群落结构的改变影响河口沉积物稳定性及物质输送等重要的物理、化学和地质过程。因此研究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分布格局,不仅有助于了解底栖动物类群对潮间带的作用,而且可为了解河口潮间带生态系统功能以及其它生物对河口潮间带的利用提供基础资料。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是河口生态学的基础,但至今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近年来长江口受人类活动干扰频繁,迫切需要了解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的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以应对河口受损湿地、生态修复提供基础资料。因此,本文从陆缘潮间带和岛屿潮间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并探讨了潮间带湿地修复过程中大型底栖动物的演替规律等。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本次调查的地域范围基本涵盖了长江口主要的陆缘和岛屿的潮间带。包括崇明岛、北港北沙、九段沙及南汇陆缘滩涂四部分。2006年6月和10月对崇明岛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设置了21个采样断面,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72种,隶属于5门、41科。6月的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166.20ind/m2和99.28g/m2,10月的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136.81ind/m2和83.04g/m2,多样性指数H’、J和D的值分别为1.851±0.528、0.306±0.098和0.622±0.141。优势种有无齿相手蟹（Sesarma dehaani）、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谭氏泥蟹（Ilyrplax deschampsi）、河蚬（Corbicula fluminea）、中国绿螂（Glauconome chinensis）、绯拟沼螺（Assiminea latericea）、拟沼螺(Assiminea sp、尖锥拟蟹守螺（Cerithidea largillierli）等。近年来崇明岛围垦较少,潮间带的高程较高,因此,生活在崇明岛的潮间带上部的半陆生蟹类繁盛,对生物量贡献大,如无齿相手蟹分别占6月和10月总生物量的32.35%和43.64%。经聚类分析,崇明岛潮间带的底栖动物可以分为南部群落、东滩群落和北部群落,这与三个群落差的盐度、沉积物和植被差异较大有关。南部群落底栖动物群落种类组成简单,半陆生的无齿相手蟹为优势种；北部群落的种类组成较复杂,该区域的盐度高、沉积物颗粒细,泥螺（Bullacta exarata）和彩虹明樱蛤（Moerella iridescens）是部分断面低潮带的优势种；东滩是盐度变化最剧烈的区域,沉积物颗粒较粗,大型底栖动物种类较多、群落结构复杂。2007年5月、6月和7月对北港北沙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设置8个采样断面。北港北沙的高程低,仅在大潮时露出水面,无高等植物分布。由于缺少底栖动物栖息和繁育的场所,大型底栖动物尚处于演替的初级阶段,种类组成简单,有14种,隶属于4门4纲12科。其密度、生物量平均值仅为0.25ind/m2和0.22g/m2,H’J、D和AMBI的平均值总平均值分别为0.667、0.667、0.255和1.122。北港北沙的沉积物不稳定,不适宜双壳纲动物繁殖,也不适合腹足纲动物生存,因此缺少腹足纲动物,并缺少双壳纲仔体。这也说明盐沼植物对维持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2009年5月、7月、10月和12月对九段沙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设置8个采样断面。九段沙是处于自然演替中的沙洲,也是上海惟一未被围垦和开发的沙洲。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复杂,有82种,隶属于5门49科。全年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405.80 ind/m2和87.70g/m2。虽然丰水季节九段沙的盐度相对较低,但它受外海海水入侵的几率很高。分布有很多对低盐环境适应能力极强的海水种。如在九段沙东滩出现高密度的四角蛤蜊（Mactra veneyformis）群落,并且有紫彩血蛤（Nuttalia obscurata）和文蛤（Meretrix petechialis）的分布。九段沙潮间带底栖动物密度主要受制于拟沼螺、微小螺（Elachisina sp.）、钩虾（Eohaustorius cheliferus）和中国绿螂的影响；生物量主要受制于无齿相手蟹、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焦河篮蛤（Potamocorbula ustulata）和四角蛤蜊（Mactra veneyformis）的影响。江亚南沙潮间带首次发现密度极高的短腿水叶甲（Donacia frontalis）分布。2006年9月和2007年5月对陆缘滩涂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设置31个采样断面。陆缘滩涂是受人类活动干扰最多的区域,围垦和污染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大多数区域,陆缘滩涂的高中潮滩几乎丧失殆尽,仅有少量自然滩涂被留存下来。大型底栖动物有67种,隶属于4门36科。春、秋季陆缘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712.81 ind/m2和123.44 g/m2,761.65 ind/m2和115.63 g/m2。高等植物分布区是底栖动物数量、生物量和多样性最高的区域,而陆缘滩涂的高等植物分布带宽度往往只有几十米。围垦使高中潮滩湿地的丧失,使大量在潮间带上部生存的物种栖息地丧失,影响较大的有相手蟹和厚蟹等半陆生种类。人工设施的大量存在,导致硬相潮间带生物的繁盛。此区域底栖动物优势种主要有中间拟滨螺（Littorinopsis intermedia）、齿纹蜒螺（Nerita yoldi）、牡蛎（Crassostrea sp.）和白脊藤壶（Balanus uliginousus）。底栖动物的组成结构的变化,对生态影响尚需要进一步探讨。总而言之,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分布规律与高程、盐度、植被、沉积物组成成分密切相关。崇明岛、陆缘滩涂、九段沙的高程、盐度较高、植物群落完整,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数、密度、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较高；北港北沙高程低、无高等植物、盐度较低、沉积物颗粒粗,因此北港北沙的相关指标都显著低于其他调查区域。2.人类活动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特征的关系本次调查在长江口潮间带设置了68个断面,在2006年6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对每个断面进行了2至4次调查取样。共鉴定出大型底栖动物110种,隶属于6门75科。节肢动物最多,有35科63种；软体动物次之,有27科39种；环节动物再次之,有10科18种。节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和环节动物门的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繁多,腔肠动物门、纽形动物门和星虫动物门都仅有一种。按栖息环境的底质特征,软相潮间带类型有65科91种,硬相潮间带类型有7科16种。以往历史资料记录的大型底栖动物都在60种左右,与之相比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资料。有些种类在长江口属新分布种,也有些记录种未能采集到标本。中国耳螺（Ellobium chinensis）、紫游螺（Neritina violacea）、紫彩血蛤等均首次在长江口潮间带发现。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的增加主要是调查范围扩大的结果。本研究选取在长江口潮滩分布最广泛的无齿相手蟹来分析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残毒。结果表明：无齿相手蟹对铜等生命活动所需的金属的富集能力很强,对非必须的铅、汞、铬、砷的富集能力弱。崇明岛无齿相手蟹的油类、铜、DDT、铅、镉、砷和铬在部分站位超标,显示出这些区域污染较重,附近水体污染导致了的有毒物质积累。陆缘滩涂的无齿相手蟹的砷、镉、铅和石油类含量偏高,杭州湾沿岸的部分断面铅、镉超标,毗邻排污口是造成超标的主要原因。与历史资料相比,崇明东滩的无齿相手蟹体内的铅、锌、铜残留量均有所增加,但南汇样品的重金属铜、铅残留量有所减少。本文以南汇围垦潮间带为研究对象,用时空替代的方法对南汇围垦区域内的底栖动物进行了跟踪调查。围垦对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分布、优势种、多样性指数等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围垦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迅速衰退,并在有水源的区域演替为湖泊常见的摇蚊群落；围垦区外,大型底栖动物集中分布于几十米宽的促淤堤内,水下建筑区聚集了泥沙质潮间带所没有的类群,如齿纹蜒螺等。长江口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扩散,改变了长江口滩涂植被、底栖动物的分布,以及种群数量等,影响到长江口崇明岛和九段沙保护区的生态功能的发挥。控制和减少互花米草势在必行。本研究对互花米草进行割除并用水淹的办法控制互花米草群落,试图恢复芦苇群落。在植被的恢复过程中,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也随之发生演替。结果显示,水淹没后的高潮带,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简单化。半陆生或两栖生活的底栖动物将大量减少、甚至绝灭,生活在水体底部的摇蚊幼虫、河蜾赢蜚等繁盛。因此,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建议在芦苇植被恢复过程中,应局部保留高潮带区域,以便有足够的空间和底栖动物种质资源迅速恢复修复湿地内的底栖动物群落。总之,从大型底栖动物角度,可以了解九段沙潮间带底栖动物保存较为完好,九段沙潮间带是维护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功能较好的区域之一,陆缘潮间带是开发程度最高的区域,人为的因素对潮间带底栖动物的影响极为严重,作为新生沙洲的北港北沙处于演替的早期阶段。同时崇明岛潮间带和陆缘潮间带受环境污染和围垦的影响,湿地底栖动物的恢复需要的时间周期较长。
王金庆[5]（2008）在《长江口盐沼优势蟹类的生境选择与生态系统工程师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口盐沼是高产的但非常脆弱的、易受干扰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是蟹类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蟹类作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具有深刻影响。蟹类的物种组成和洞穴分布决定了蟹类生态功能的范围和强度,而外来物种入侵则可能深刻改变了蟹类的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本论文通过野外调查、野外受控实验、室内食性实验等一系列实验方法,研究了长江口盐沼优势蟹类的生境选择与生态系统工程师效应。主要结果如下:1)为了认识长江河口盐沼优势蟹无齿相手蟹的生境选择,在野外比较了互花米草、芦苇群落和裸地之间该蟹的多度和生物量差异。结果表明,互花米草生境中无齿相手蟹的多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芦苇和裸地。这是由于互花米草生境中的土壤含水量和植物群落特征显著不同于芦苇和裸地,互花米草群落更适合无齿相手蟹的栖息。摄食喜好实验结果表明,无齿相手蟹摄食互花米草的量是芦苇的两倍以上。互花米草通过向无齿相手蟹提供适口的食物和温和的环境条件,为其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2)植物凋落物的存在可能对生境具有深刻影响,从而影响蟹类的分布。为了确定凋落物对蟹类生境选择的影响,通过野外操作实验探讨了凋落物密度和凋落物状态对蟹类分布的影响。凋落物密度对无齿相手蟹种群和雄性的生物量具有显著影响,适中的凋落物密度适合蟹类的生存。互花米草凋落物对雄性无齿相手蟹生物量具有显著影响,移除凋落物的生境中蟹类分布最多。在春季,对照和凋落物全移除的样地中天津厚蟹雌性蟹体重显著高于具有中等密度凋落物的样地,而在其他月份不同凋落物密度处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春季的雌性天津厚蟹体重在站立凋落物内比倒伏的生境更小,而在其他月份则没有显著差异。天津厚蟹的种群参数,除了性比以外,在芦苇和互花米草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但植物群落却对无齿相手蟹种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通过野外实验研究了盐沼中潮沟剖面环境异质性对蟹洞特征的影响,并比较了潮沟和非潮沟生境间蟹洞分布的差异。结果表明,在潮沟剖面上从底部到平滩,土壤含水量逐渐下降,含水量变化也引起了土壤其他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在斜坡上蟹洞密度高但是洞穴较小,在边沿和平滩洞穴较大而密度较低。这些洞穴分布的差异很可能是由蟹类的分带引起的。潮沟剖面上土壤性质呈现出从水生到陆地生境的过渡,这决定了蟹类在潮沟剖面上的分带。细粒土壤通常含有较多的粘滞性颗粒,所以也更稳定,在坡面洞穴开口总面积与土壤颗粒大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相对于非潮沟生境,潮沟内小洞穴的密度更高,但大洞穴的密度较低,而且潮沟内环境和生物组分的变异也更大。所以,潮沟剖面的环境异质性能满足不同蟹类的多样需求,并为蟹类提供了重要的生态交错区。4)为了认识不同生境类型对蟹洞形态的影响,通过原位洞穴浇塑法研究了洞穴形态在芦苇、互花米草和裸地间的差异。植物群落通过改变根系分布、土壤性质和其他的环境因素,显著改变了蟹洞的形态。相对于植物群落,裸地的土壤含水量较低,但容重较高。芦苇和互花米草群落内的洞穴分枝多,弯曲度高,但洞穴深度、长度和体积较小。与芦苇相比,互花米草的高度较小,根状茎生物量更低,但是密度、细根生物量更高,所以互花米草群落中洞穴深度、长度、体积都较小,开口直径和弯曲度都比芦苇群落内洞穴要大。互花米草老种群的上层土壤容重较低,但含水量较高,而新种群具有更大的高度、地上生物量,较低的密度和根系生物量。互花米草新种群中的蟹洞比老种群中具有更大的深度、长度、宽度和体积,但是更低弯曲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土壤含水量、容重、植物根状茎和细根、地上生物量对蟹洞形态起决定性的作用。5)蟹类掘穴对盐沼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具有深刻影响;为了定量掘穴蟹类对盐沼土壤的生态系统工程师效应,通过野外实验研究了蟹类掘穴对土壤、碳、氮的垂直运输。蟹类掘穴行为引起了土壤含水量、碳、氮的增加和土壤容重的降低。蟹类对土壤和营养的周转率随着洞穴大小的增加而增加。植物（芦苇和互花米草）显著增加了土壤的营养浓度,但阻碍了蟹类对物质的垂直运输,限制了营养的循环和重新利用。蟹类挖掘的土壤量远高于沉积到蟹洞内的土壤量,导致了土壤向地面的净输出。芦苇、互花米草群落和裸地上蟹类净输出到地面的土壤量分别是171.7,109.5,375.0 g·m-2.d-1,三种生境中蟹类活动周转一次土壤的时间分别为2.89,4.07和1.83 yr。蟹类很显然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工程师,在几年时间内能完全混合表层和深层土壤,加速碎屑分解和植物对营养的利用。
郑基,谢旭,俞存根,夏陆军,毕耜瑶,张平,邓小艳,苗露[6]（2018）在《浙江中部披山海域蟹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根据2015年11月、2016年2、5、8月在浙江中部披山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分析了浙江中部披山海域蟹类的种类组成、优势种、生物多样性等群落结构特征,同时,研究了群落结构的相似性,以及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所得渔获物共鉴定出蟹类19种,隶属于6科9属,其中优势种为三疣梭子蟹、日本蟳、双斑蟳和隆线强蟹等4种。不同季节的蟹类种类组成差异较大,而优势种类组成变化较大,其中,蟹类种类数以夏季最多,冬季最少。从不同水深区域的渔获种类分布趋势分析,蟹类种类数以515 m水深带较多,小于5 m和1520 m水深带较少。生物多样性指数夏季最高,冬季最低。从不同水深区域分析,多样性指数在1015 m水深带较高,510 m水深带较低。冗余分析结果认为,表层水温、表层盐度和底层盐度是影响调查海域蟹类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特征的主要环境因子。
俞存根,宋海棠,姚光展[7]（2005）在《东海蟹类群落结构特征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依据1998年5月（春季）、8月（夏季）、11月（秋季）和1999年2月（冬季）在东海26°00′—33°00′N、127°00′E以西海域的蟹类资源调查资料,对东海蟹类群落结构的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东海蟹类优势种有双斑、银光梭子蟹、细点圆趾蟹、长手隆背蟹、日本、武士、锈斑、三疣梭子蟹、泥脚隆背蟹、锐刺长蟹和纤手梭子蟹。其中银光梭子蟹、细点圆趾蟹、双斑和三疣梭子蟹是东海蟹类的主要优势种。常见种是艾氏牛角蟹、红星梭子蟹、绵蟹、变态、光掌、十一刺栗壳蟹、七刺栗壳蟹、象牙长螯蟹、卷折馒头蟹、直额、武装筐形蟹和显著琼娜蟹。种类组成特征方面,冬、春季蟹类少数优势种的优势性明显,秋季优势度种间差异不明显。种类数比较:东海南部最多（57种）,中部次之（45种）,北部最少（仅37种）;不同季节间,春季最多（57种）,其次是夏季（53种）,秋、冬季较少（仅49种）;水深越深的水域,种类数越多。多样性比较:冬、春、秋3季,从北到南,蟹类多样性逐渐增高,且随着水深加深而增大;夏季不同,水深小于40m的浅海多样性指数最高。东海蟹类共可分为3个生态类群,即广温广盐生态类群、高温广盐生态类群和高温高盐生态类群。
谢旭,俞存根,郑基,周青松,宋伟华,陈立红,许恒韬[8]（2017）在《琼州海峡蟹类群落结构特征研究》文中认为琼州海峡是海南岛与雷州半岛之间所夹的水道,为中国三大海峡之一,海洋生物种类繁多。为研究琼州海峡蟹类群落结构特征,根据2016年5、10月在琼州海峡进行底拖网生物资源调查所获得的22个站位资料,分析琼州海峡蟹类种类组成、优势种、生物多样性等群落结构特征,并定量分析群落结构的相似性、相异性。结果显示,本次调查共鉴定出蟹类31种,隶属于12科19属,其中优势种为日本矶蟹（Parapenaeopsis hardwickii）;分布在水深小于20 m区域的蟹类种数最多,随水深增加,蟹类种类数呈递减趋势;秋季蟹类的丰富度指数（D）为0.46,均匀度指数（J′）为0.65,多样性指数（H′）为1.07,均高于春季。研究表明,琼州海峡区域内,日本矶蟹对春季群落结构影响较大,远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红线黎明蟹（Matuta planipes）、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锈斑蟳（Charybdis feriatus）、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和绵蟹（Lauridromia dehaani）等对秋季群落结构影响较大。
徐敬明[9]（2007）在《厚蟹遗传多样性与分类地位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分布于中国沿海的厚蟹（天津厚蟹、侧足厚蟹、日本厚蟹、伍氏厚蟹）及方蟹总科的其他6种蟹类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变量形态度量学及线粒体DNA测序技术,对厚蟹的群体遗传学及分子系统学进行了研究,旨在揭示厚蟹的遗传多样性及其种间的分子系统发育关系,并通过16S rRNA序列分析对厚蟹的分类地位做出评价。对10群体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33项形态比例参数进行了3种多元分析和差异系数（CD）的计算。聚类分析并没有把原本分属于2个种的天津厚蟹6个群体和侧足厚蟹4个群体作为2个种而分开,而是除侧足厚蟹泉州群体外的9个群体聚类到一起,10个群体之间的欧氏遗传距离也表明它们之间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侧足厚蟹泉州群体（88.9%）和天津厚蟹塘沽群体（75.0%）的判别准确率较高外,其余8个群体的判别准确率均较低,且综合判别准确率仅为较低的63.4%,说明各群体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小,从形态上难以将它们区分开。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的10个群体基本重叠在一起,也说明它们之间的的形态差异较小。差异系数（CD）值均小于亚种分类的阈值1.28,表明它们之间的形态差异仍然是属于不同地理种群的差异,还没有达到亚种水平。在同域分布的宁波天津厚蟹和宁波侧足厚蟹群体中出现下眼缘隆脊（突起）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过渡类型。提示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有可能交配并产生后代,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可能是同一个物种。对中国厚蟹的12S rRNA、16S rRNA和COI基因序列进行了测定,并同Genbank中其他厚蟹的序列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厚蟹的分子系统进化关系。在上述3个基因片段中,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二者均有许多个体（其中很多个体分布在不同地域）共享同一单倍型,具有相同的序列。因此,基因序列的相同揭示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应为同一种蟹类。3个基因的NJ法和MP法构建的系统进化树显示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的10个群体的所有个体或单倍型首先聚到一起,成为独立的1支,且都具有很高的支持率,也支持二者为同一物种。日本厚蟹和伍氏厚蟹之间12S rRNA基因、16S rRNA基因和COI基因的净遗传距离（分别为4.07%、2.14%、10.91%）非常显著地小于其他厚蟹种间的净遗传距离（最小的也分别为9.46%、5.12%、17.00%）,表明二者的亲缘关系很近;3个基因的NJ法和MP法构建的系统进化树也显示日本厚蟹和伍氏厚蟹先于其他种类聚到一起,且都具有很高的支持率。此结果与形态学分类相一致,即厚蟹分为2个亚属,日本厚蟹和伍氏厚蟹归属于仿厚蟹亚属（Helicana）,其他厚蟹归属于厚蟹亚属（Helice）。由于仿厚蟹亚属和厚蟹亚属的蟹类在外形上的差异较大,而且本研究的分子数据也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因此,建议将此2亚属提升为属。三齿厚蟹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之间的16S rRNA基因净遗传距离是所有厚蟹之间最小的,为1.42%,甚至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如Hap2与Hap4之间的遗传距离为1.15%）单倍型之间的遗传距离相近;如此小的遗传差异,正如其形态非常相似一样,表明它们之间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意味着三齿厚蟹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分化的时间最晚。三齿厚蟹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之间的16S rRNA基因差异小于1.5%,属于种内差异范围,因此有可能是同一物种。AMOVA分析的结果显示,天津厚蟹组群和侧足厚蟹组群间的分子差异为-3.05%（P =0.53）,组群内群体间的分子差异占34.15%（P <0.01）,群体内的分子差异占68.90%（P <0.01）;表明,组群间即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之间的遗传分化不显著（ΦCT=-0.031;P >0.05）,分子差异主要存在于组群内群体间（ΦSC=0.331;P <0.01）和群体内。也就是说,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两个物种之间的分子差异不显著甚至小于其群体之间的分子差异。该结果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的形态学及分子系统学分析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表明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应为同一个物种,至于雄性下眼缘隆脊（突起）在二者之间的差异应视为形态上的2种不同的表型。在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群体内存在着2个明显的单倍型类群,这2个单倍型类群间的分化发生于更新世中期,更新世冰期的气候变迁导致海平面下降使西北太平洋边缘海之间产生隔离,有可能成为2个单倍型类群之间发生分化的原因。2个单倍型类群在地域上的分布频率具有明显的差异。AMOVA分析及群体间分化指数FST值均显示,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群体间及群体内存在明显的群体遗传结构;该结果提示,尽管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的幼体具有较强的潜在扩散能力,但天津厚蟹和侧足厚蟹群体间的基因交流却非常有限。核苷酸不配对分布分析和中性检验的结果表明,2个单倍型类群都经历过群体扩张。在东海同时出现2个单倍型类群,很可能是由于末次冰盛期过后在中国东海新的栖息地上群体重建引起的。厚蟹和方蟹总科的其他6种蟹类的16S rRNA基因分子数据表明,厚蟹与两种近方蟹的遗传距离都显著地小于与其他方蟹之间的遗传距离。而采用NJ法构建的系统进化树的拓扑结构也显示,所有的厚蟹与属于弓蟹科的肉球近方蟹和绒螯近方蟹聚为一支;属于相手蟹科的2种相手蟹聚为一支;属于方蟹科的白纹方蟹和属于斜纹蟹科的瘤突斜纹蟹又各自成为一支。因此,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明确了厚蟹的分类地位,支持将厚蟹从相手蟹科移到弓蟹科。
邓燕飞,夏爱军,潘建林,李跃华,柏如发,朱清顺[10]（2013）在《中华绒螯蟹“长江1号”的选育》文中指出中华绒螯蟹新品种"长江1号"是以体形特征标准、健康无病的长江水系原种中华绒螯蟹为基础群体,以生长速度为主要选育指标,经连续5代群体选育而成。该品种生长速度快,2龄成蟹生长速度提高16.70%;形态特征显著,背甲宽大于背甲长呈椭圆形,体型好;规格整齐,雌、雄体重变异系数均小于10%。
二、我国方蟹科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方蟹科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方蟹科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地理分布与区系特点 |
| 二、重点种类简述 |
| 1. 大额蟹Metopograpsus latifrons (White,1847)(图版Ⅰ-1;图2) |
| 2.长方方额蟹Pyxidognathus deianira de Man,1888 (图版Ⅰ-2;图3) |
| 3.刺指小相手蟹Nanosesarma (Nanosesarma) pontianacensis (de Man,1895)(图版Ⅰ-3;图4) |
| 4.印尼小相手蟹Nanosesarma (Beanium)batavicum (Moreira,1903)(图版Ⅰ-4;图5) |
| 5.带纹相手蟹Sesarma (Chiromantes)fasciata Lanchester,1900 (图版Ⅰ-5;图6:1—2) |
| 6. 泡粒新相手蟹Neoepisesarma (Neoepiss versicolor (Tweedie,1940)(图版Ⅰ-6;图7:1—3) |
| 7. 新胀蟹Neosarmatium smithi(H.Milne-Edwards,1853)(图版Ⅰ-7;图7:4) |
| 8. 短足针肢蟹Bresedium brevipes (de Man,1889)(图版Ⅰ-8;图8) |
| 三、分类性状的讨论 |
| 图版Ⅰ |
（3）中华绒螯蟹的生长动态、基因表达与水质环境（水温、溶氧、pH及氨氮）的相关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水体pH对中华绒螯蟹幼蟹蜕壳、生长和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设置与饲养管理 |
| 1.2 生长测定与荧光定量PCR分析 |
| 1.3 数据处理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生长情况观察 |
| 2.2 蜕壳生长相关基因的表达分析 |
| 2.3 相关性分析 |
| 3 讨论 |
| 第二章 中华绒螯蟹幼蟹阶段的生长动态观察及其与水质的相关性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实验材料和性状测定 |
| 1.2 水质指标测定 |
| 1.3 分析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生长动态观察 |
| 2.1.1 生长动态特征 |
| 2.1.2 增长率动态变化 |
| 2.1.3 变异系数动态变化 |
| 2.1.4 肥满度动态变化 |
| 2.1.5 生长性状间相关性 |
| 2.2 水质动态观察 |
| 2.2.1 动态水质分析 |
| 2.2.2 不同检测周期水质分析 |
| 2.3 生长与水质指标的相关性 |
| 3 讨论 |
| 第三章 中华绒螯蟹成蟹阶段的生长动态观察及其与水质的相关性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实验材料和性状测定 |
| 1.2 水质指标测定 |
| 1.3 分析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生长动态观察 |
| 2.1.1 生长动态特征 |
| 2.1.2 增长率动态变化 |
| 2.1.3 变异系数动态变化 |
| 2.1.4 肥满度动态变化 |
| 2.1.5 生长性状间相关性 |
| 2.2 水质动态观察 |
| 2.2.1 动态水质分析 |
| 2.2.2 不同检测周期水质分析 |
| 2.2.3 不同月份水质分析 |
| 2.2.4 水质相关分析 |
| 2.3 生长与水质指标的相关性 |
| 3 讨论 |
| 3.1 河蟹群体生长特征 |
| 3.2 河蟹养殖水体水质特征 |
| 3.3 水质环境与河蟹生长的关系 |
| 小结 |
| 硕士阶段发表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综述 |
| 第二章 长江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 |
| 第一节 崇明岛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
| 第二节 北港北沙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
| 第三节 九段沙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
| 第四节 陆缘潮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
| 第三章 人类活动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 |
| 第一节 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与分布 |
| 第二节 生物残毒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围垦滩涂对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的影响 |
| 第四节 受损湿地内大型底栖动物恢复与生态修复 |
| 第四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名录 |
| 附录Ⅱ 博士就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长江口盐沼优势蟹类的生境选择与生态系统工程师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 掘穴蟹:盐沼湿地中的重要生态系统工程师 |
| 2 影响盐沼蟹类分布的因素 |
| 2.1 非生物因子 |
| 2.2 生物因子 |
| 3 蟹洞形态及其影响因素 |
| 3.1 研究洞穴形态的意义 |
| 3.2 洞穴形态的研究方法 |
| 3.3 影响洞穴形态的主要因素 |
| 4 掘穴蟹在盐沼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 4.1 摄食活动的生态作用 |
| 4.2 蟹类对动、植物的影响 |
| 4.3 蟹床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 4.4 洞穴壁的生态功能 |
| 4.5 掘穴行为对土壤和营养元素的垂直运输 |
| 5 长江河口盐沼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 |
| 5.1 植物群落的特征 |
| 5.2 蟹类群落的特征 |
| 5.3 外来植物互花米草的入侵 |
| 6 科学问题及目的、意义 |
| 7 论文概要 |
| 第二章 长江河口盐沼优势蟹类无齿相手蟹的生境选择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地点 |
| 1.2 环境因子的测定 |
| 1.3 无齿相手蟹的取样和测定 |
| 1.4 摄食喜好实验 |
| 1.5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环境因子 |
| 2.2 无齿相手蟹的分布 |
| 2.3 蟹类对互花米草和芦苇的摄食喜好 |
| 3 讨论 |
| 第三章 植物群落及其凋落物对两种优势蟹类分布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地点 |
| 1.2 取样方法 |
| 1.3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植物群落的影响 |
| 2.2 互花米草凋落物状态对蟹类的影响 |
| 2.3 相对光照与蟹类分布的关系 |
| 3 讨论 |
| 3.1 季节的影响 |
| 3.2 植物群落的影响 |
| 3.3 互花米草凋落物的影响 |
| 第四章 盐沼内潮沟的微生境环境异质性对蟹洞分布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地点 |
| 1.2 取样样带布设 |
| 1.3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潮沟剖面上的土壤性质和蟹洞分布 |
| 2.2 潮沟和非潮沟生境间洞穴分布的差异 |
| 3 讨论 |
| 3.1 潮沟剖面的环境异质性 |
| 3.2 潮沟剖面上蟹类群落的分带 |
| 3.3 洞穴分布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
| 第五章 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盐沼内蟹洞形态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地点 |
| 1.2 生境类型对洞穴形态的影响 |
| 1.3 互花米草种群年龄对蟹洞形态的影响 |
| 1.4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生境类型对洞穴形态的影响 |
| 2.2 互花米草种群年龄对蟹洞形态的影响 |
| 2.3 环境因素和洞穴形态参数之间的关系 |
| 3 讨论 |
| 3.1 植物群落特征 |
| 3.2 植物地上部分的影响 |
| 3.3 植物地下部分的影响 |
| 第六章 盐沼掘穴蟹类对土壤的生态系统工程师效应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地点 |
| 1.2 取样方法 |
| 1.3 土壤样品的测定方法 |
| 1.4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土壤运输量 |
| 2.2 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 2.3 碳、氮运输量 |
| 2.4 蟹类对土壤和营养的周转速率 |
| 3 讨论 |
| 3.1 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 3.2 对土壤和营养的垂直运输 |
| 3.3 蟹类对土壤和营养的周转速率 |
| 第七章 结语 |
| 1 主要结论 |
| 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a 不同生境中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方蟹科 |
| 附录1b 不同生境中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沙蟹科 |
| 附录1c 不同生境中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其他科 |
| 附录2 各大洲红树林蟹类科的比较 |
| 附录3a 各大洲红树林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方蟹科 |
| 附录3b 各大洲红树林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沙蟹科 |
| 附录3c 各大洲红树林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其他科 |
| 附录4 各大洲盐沼蟹类物种组成的比较 |
| 附录5 长江口优势蟹类的洞穴外观 |
| 附录6 弧边招潮蟹洞穴的浇塑模型 |
| 附录7 无齿相手蟹洞穴的浇塑模型 |
| 附录8 天津厚蟹洞穴的浇塑模型 |
| 附录9 日本大眼蟹洞穴的浇塑模型 |
| 附录10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及拟投稿的论文 |
| 致谢 |
（8）琼州海峡蟹类群落结构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2.1 种类组成 |
| 2.2 优势种 |
| 2.3 物种多样性指数 |
| 2.4 聚类、排序结果分析 |
| 2.5 群落相似性分析 |
| 3 讨论 |
| 3.1 蟹类群落种类组成 |
| 3.2 优势种组成变化 |
| 3.3 物种生物多样性 |
| 3.4 群落结构特征 |
| 4 结论 |
（9）厚蟹遗传多样性与分类地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综述 |
| 1.1 前言 |
| 1.2 遗传多样性研究方法概况 |
| 1.3 蟹类形态学研究概况 |
| 1.4 蟹类线粒体DNA 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天津厚蟹与侧足厚蟹形态差异研究 |
| 2.1 前言 |
| 2.2 材料和方法 |
| 2.3 结果 |
| 2.3.1 聚类分析 |
| 2.3.2 判别分析 |
| 2.3.3 主成分分析 |
| 2.3.4 差异系数检验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厚蟹线粒体DNA 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
| 3.1 前言 |
| 3.2 材料和方法 |
| 3.3 结果 |
| 3.3.1 125 rRNA 基因 |
| 3.3.2 165 rRNA 基因 |
| 3.3.3 COI 基因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天津厚蟹与侧足厚蟹群体遗传结构与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 |
| 4.1 前言 |
| 4.2 材料和方法 |
| 4.3 结果 |
| 4.3.1 分子多态 |
| 4.3.2 单倍型类群及其分布 |
| 4.3.3 单倍型之间的关系 |
| 4.3.4 群体遗传结构 |
| 4.3.5 群体历史动态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厚蟹分类地位的研究 |
| 5.1 前言 |
| 5.2 材料和方法 |
| 5.3 结果 |
| 5.4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华绒螯蟹“长江1号”的选育（论文提纲范文）
| 1 亲本来源 |
| 2 选育的技术路线 |
| 3 选育结果 |
| 3.1“长江1号”的选育效果 |
| 3.2“长江1号”的种质特性 |
| 3.3“长江1号”的遗传多样性 |
| 4 小结 |
四、我国方蟹科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方蟹科的研究[J]. 戴爱云,宋玉枝. 动物学报, 1977(04)
- [2]东海蟹类的区系特征和经济蟹类资源分布[J]. 俞存根,宋海棠,姚光展.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02)
- [3]中华绒螯蟹的生长动态、基因表达与水质环境（水温、溶氧、pH及氨氮）的相关性[D]. 刘金生. 上海海洋大学, 2016(02)
- [4]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D]. 安传光.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6)
- [5]长江口盐沼优势蟹类的生境选择与生态系统工程师效应[D]. 王金庆. 复旦大学, 2008(08)
- [6]浙江中部披山海域蟹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J]. 郑基,谢旭,俞存根,夏陆军,毕耜瑶,张平,邓小艳,苗露. 水产学报, 2018(08)
- [7]东海蟹类群落结构特征的研究[J]. 俞存根,宋海棠,姚光展. 海洋与湖沼, 2005(03)
- [8]琼州海峡蟹类群落结构特征研究[J]. 谢旭,俞存根,郑基,周青松,宋伟华,陈立红,许恒韬. 渔业现代化, 2017(02)
- [9]厚蟹遗传多样性与分类地位的研究[D]. 徐敬明. 中国海洋大学, 2007(03)
- [10]中华绒螯蟹“长江1号”的选育[J]. 邓燕飞,夏爱军,潘建林,李跃华,柏如发,朱清顺. 水产养殖,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