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对贷款基本条件的认识及修正（论文文献综述）
张应良,徐亚东[1]（2022）在《储蓄动机视角下消费理论的延展及应用》文中研究表明消费理论在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对指导当前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消费理论为主线,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旨在系统梳理消费动机视角与储蓄动机视角的关系,进一步拓展消费理论,以及阐述消费理论中国化的需要转变研究视角——由消费动机视角转变为储蓄动机视角。基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和中国社会传统,总结和归纳了三类九种储蓄动机,拓展了消费理论框架,用以讨论中国居民消费问题;并采用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验证,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最后,提出了消费理论的研究视角转变和中国居民消费研究的四个认识论问题。
王彩霞[2]（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提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姚桐[3]（2021）在《论夫妻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及其法律约束力》文中认为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065条,夫妻双方可以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此即“约定分别所有”之基本含义。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是指,男女双方没有书面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以口头或默示形式进行约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稳定地以实际行为对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各自所有、独立管理和处分。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是狭义、绝对、约定的夫妻分别所有财产关系,是有实无名的约定分别财产制。通过访谈和案例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多数以口头或默示形式约定财产分别所有。如果仅因欠缺书面形式就一律否定当事人分别所有的财产关系,不仅与当事人实际财产关系状态严重不符,而且违背了当事人自主选择财产关系的自由意志,甚至危及个人合法财产权益。更严峻地是,对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认定为共同共有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加剧夫妻矛盾、扭曲人的价值观。故应对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法律约束力问题予以深切关照。认定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法律约束力在现实层面、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都可获得正当性依据。就现实层面而言,生产力发展使个人财富积累增多;女性地位提升导致男女日趋平等;丁克、再婚等多元婚姻形态弱化了男女双方合作程度;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代际关系的同时对夫妻关系造成冲击。其结果是,无论感情牢固与否,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都开始实行财产分别所有。就价值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法律约束力提供了价值泉源和检测标尺。对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赋予法律效力,符合自由价值、和谐与友善价值以及公平价值。就法律规范层面而言,首先,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存在相关规范上的漏洞,依其性质可以经由《民法典》合同编第464条转介,在合同编“找法”。其次,对《民法典》合同编第490条的参照适用为其法律约束力认定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包括如何认定双方达成财产分别合意的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就一般规则而言,夫妻双方均无共同共有的意思表示是认定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先决条件;当事人财产分别的客观行为是其必要条件。就特别规则而言,再婚、一方个人债务清偿不能和特殊婚姻状态下的典型财产分别行为有其特定的认定条件和举证责任分配。在承认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基础上,其对内效力包括以下几方面:个人财产方面,以财产分别发生的时间为界确定个人财产范围。个人无偿处分较大数额的财产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共同财产方面,财产分别发生前的共同财产一般遵循法定夫妻财产制规则,没有必要的可先不予分割,以节省司法成本;确有分割必要的,以均分为原则,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离婚财产规则为例外。财产分别发生后,双方可以约定按份共有。离婚补偿方面,在对具体补偿标准提出量化计算公式的基础上,结合婚姻类型化,对不同类型婚姻适用不同的比例系数,以发挥不同夫妻财产制的信号功能。同时,将过错、彩礼、经济能力作为自由裁量因素,防止公式的僵化适用。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对外效力主要包括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夫妻一方多个债务的清偿顺序。首先,为了尊重选择财产分别的当事人之意愿,约定分别所有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应当排除《民法典》第1064条但书条款的适用,以日常家事范围作为法定共同债务的唯一标准。其次,约定分别所有的,夫妻一方可能对另一方和第三人同时产生多个债务。鉴于债务清偿顺序直接影响到交易安全和家庭稳定的平衡保护,故在对债务类型进行梳理的前提下,借鉴运用破产法和继承法清偿顺序原理,确定债务清偿顺序,以实现生存价值优先、平等保护配偶和第三人、防止关联交易等目标。
穆希琳[4]（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解斯棋[5]（2021）在《《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比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着作《国富论》中的资本理论。通过对二者资本理论中关于资本的界定、资本的作用、资本的报酬、资本报酬的分配、资本的划分、资本的运动、资本的来源与资本积累等方面异同点的比较,本文阐释了《资本论》的资本理论对《国富论》的资本理论的继承、批判与超越。本文认为《国富论》与《资本论》在资本理论上的许多观点具有一致的态度。二者都认为资本具有能够为资本所有者带来报酬的本质作用,因而资本是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要素。并且,资本报酬的创造是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所以资本报酬实质上是劳动者创造的增殖价值。二者都认为资本不是单一的形态,都对不同形态的资本进行了划分。二者都认为资本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资本的运动是一种起点即为终点的循环运动。二者对于资本来源的认识都来源于劳动价值论,所以二者认为资本实质上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这种产物的不断积累导致资本规模的扩大。本文认为《国富论》与《资本论》在资本理论上既存在共识又存在分歧。《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不相一致的观点,正是《资本论》创立自身资本理论的基础。《国富论》认为资本是资本所有者可支配财富中用于生产的财富即使用价值,资本在实现资本所有者个人利益的同时可以间接实现社会利益。《资本论》则认为资本是资本家阶级用于无偿占有他人生产的增殖价值的价值,所以资本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富论》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流通领域,流通领域各种不同的现实情况会导致资本报酬在资本家之间的不等分配。《资本论》则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增殖价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具有平均化的特点,所以各个资本家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国富论》认为资本是使用价值,所以它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的不同形态,并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使用价值的运动。《资本论》则认为资本是价值,所以它以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的不同形态,并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价值的运动。《国富论》认为资本的增加或积累源于资本所有者个人的节俭,这种节俭导致的资本积累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论》则认为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剩余价值源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所以资本积累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结果。并且,资本积累使资本家用无偿占有的他人的劳动果实不断扩大对他人劳动果实的占有,从而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本文通过比较《国富论》与《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共识,深入地分析了《资本论》对《国富论》中资本理论的继承。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的分析工具。在研究资本的本质来源时,《资本论》与《国富论》都采用了劳动价值论这种分析工具。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资本具有自利动机的观点,二者都看到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认为资本会自动去往利润高的领域从而使自身扩大和增殖。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对资本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肯定态度。《资本论》指出资本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超过了以往所有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论》认为资本具有文明作用。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观点。二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包括供劳动者生产使用的生产资料与供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两方面,而资本也包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方面。所以,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本文通过比较《国富论》与《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分歧,阐明了《资本论》对《国富论》中资本理论的批判。本文认为《国富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只看到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和促进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基础上。并且,《国富论》将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看作是绝对的,而没有意识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客观规律必然会导致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消极阻碍作用。本文认为《资本论》批判了《国富论》将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及占有看作是正当的、合理的。《国富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点在于它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没有看到资本在劳动目的、劳动过程、劳动结果等方面对劳动者的剥削。除此之外,《资本论》在第二卷明确提出了对《国富论》资本划分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国富论》资本报酬是决定价值的要素观点的批判。通过对《国富论》与《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共识与分歧的分析,通过对《资本论》对《国富论》中资本理论的继承与批判的研究,本文最终将《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进行了总结。本文认为《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不仅是理论本身的超越,还涵盖了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研究立场和研究目的等方面的超越。在资本理论的研究上,《资本论》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代替了《国富论》的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在分析资本理论时,《资本论》不但继承了《国富论》的分析工具,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同时使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两种分析工具致使《资本论》更加全面和科学。在研究资本理论的立场和目的上,《资本论》摒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贯的资产阶级立场以及实现财富增长的目的。《资本论》站在了人类的立场上,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而研究资本理论。最终,本文提炼出了《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思想精华和研究结论。《资本论》认为资本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具有增殖价值作用的价值;资本不是单纯的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资本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是不足的,而是相对于资本不能实现其增殖价值职能的绝对过剩;资本不是绝对现象而是一种历史暂时现象。资本在生产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生产出自身走向灭亡的历史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必然性。资本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发展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资本的历史使命。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比较《资本论》与《国富论》的资本理论,旨在论证《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以及《资本论》所构建的新的资本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谭海涛[6]（2020）在《论涉罪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与利息处理》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民间金融行业的兴起,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涉及金融领域的刑事案件,这将导致民间借贷案件涉及刑民交叉的问题日益凸显。然而,刑民交叉问题一直是司法审判中的一大难点,并且由于司法实践中占据主导的“重刑轻民”审判模式,以及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存在严格的分界,导致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以及合同认定之后利息又将如何处理,往往是司法实务容易忽视的问题。涉罪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同法院有不同的裁判观点,与此同时,在行为人在构成非法集资犯罪之后,法院对于合同效力的正确认定,将对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推动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对于涉罪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存在三种学说观点,分别是“有效说”、“无效说”以及“折中说”。以上三种学说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其对涉罪借贷合同效力的指引作用及本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全面认识涉罪借贷合同效力问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在梳理了不同学说观点之后,针对涉罪借贷合同效力,以及在合同效力认定之后,利息又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即区分论与有限保护论。首先,区分论是指涉罪借贷合同行为与单方犯罪行为需要区分开来,不能因为当中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就认定双方订立的合同行为也是犯罪行为。同时,对于涉及到非法集资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借贷合同行为,得依民法规则认定其效力,厘清了刑民交叉类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其次,有限保护论是对涉罪借贷合同有效说观点进行修订,有效说观点对于利息处理问题上,坚持的主张是已得利息可以保留,未得利息可以继续追讨。但是实际上,如果未得利息可以继续追讨,将会与法律精神相违背,所以有限保护论提出的意义,旨在已得利息可以继续保有,而未得利息不可继续追偿,这更符合法律精神。最后,本文提出对于涉及非法集资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因公益而损及私益,对于私益的保护以不损害法律的精神为限的原则,为保护该类涉罪借贷合同中非涉罪合同行为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郑旭[7]（2019）在《限制加重原则适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一人犯数罪的情形普遍存在。由于文化、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和地区对犯数罪的行为人的处罚方式各不相同。大陆法系很多国家都采取限制加重原则。我国1979年《刑法》明确规定了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将其作为数罪并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立法机关于1997年对《刑法》进行了修订,但并未对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作实质性修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犯罪现象也日益复杂,一人犯数罪且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异常普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对犯数罪的行为人判处公正的刑罚,充分实现刑罚报应和预防犯罪之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对《刑法》第69条规定的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修正,提高了有期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期限制,这对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避免刑罚严苛、确保量刑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限制加重原则内容的不理想、司法操作规则的缺位以及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不规范等原因,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同案异判、量刑失衡等突出问题,影响了司法公正,损害了司法权威,削弱了司法公信。对此,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部门均已有所关注,一些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遗憾的是,囿于相关理论研究尚不全面、深入,未能引起立法回应,最高司法机关亦未充分重视限制加重原则的规范适用,导致限制加重原则运行不当问题未能得以有效解决。基于此,在澄清我国限制加重原则的概念与本质,深入探究其正当基础、价值目标及功能的前提下,实证考察限制加重原则适用现状,着力分析适用中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举措,遂成丰富刑法理论、完善刑事立法、改进当前司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紧迫任务。本文即遵循“概念澄清→正当基础→价值目标和功能→适用现状→问题成因→具体建议”的总体思路,运用实证分析、比较研究、法解释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等方法,试图对限制加重原则适用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约15.8万字,共分为以下六章:第一章限制加重原则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判断、推理的基础,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就限制加重原则的概念而言,国内外刑法理论通常认为,它是指对犯数罪的行为人,在数个犯罪中的最高宣告刑或者法定刑之上,总和刑期以下,加重一定的刑罚,作为决定执行的刑罚,但不能超过法定的最高刑期限制。通过考察国外《刑法》有关规定发现,国外刑法理论中对限制加重原则概念的界定,准确地抽象概括了该国的立法规定内容。但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限制加重原则概念,未能准确反映其本质属性。我国的限制加重原则,是指一人犯数罪且均被判处同种有期自由刑时,审判机关通过缩减数刑总和刑期的方式,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之上、总和刑期以下,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且决定执行的刑罚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刑期的限制。在构成要素上,限制加重原则由“限制”和“加重”两个要素组成。“加重”的含义不是指方法、方式上的加重,而是指结果、效果上的加重,即决定执行的刑罚要高于数刑中的最高刑期。第二章限制加重原则的正当基础。在理论界,有学者认为限制加重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会造成司法适用中的罪刑失衡、量刑不公,对该原则提出了诸多诘难,并主张废除、解构限制加重原则。文章指出,学界的这种诘难不具有合理性,限制加重原则的存在具有其自身的正当基础:一方面,人类寿命的有限性、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客观需要以及刑罚经济性考量,是限制加重原则存在的现实根据;另一方面,刑罚的目的早已不是单纯地为了报应犯罪,预防犯罪也是刑罚目的的重要内容,限制加重原则作为裁量刑罚的准则,报应主义和预防主义均不能单独解释其正当性,唯有融己之长、克己之短的并合主义理论才能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限制加重原则的价值目标和功能。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统摄着整个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决定着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向。一切社会法律制度都以一定的功能为其存在前提,刑法亦不例外。立法机关之所以在《刑法》中设立限制加重原则,其根本目标在于追求罪责刑相适应。罪责刑相适应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限制加重原则潜在功能的发挥,即通过调节刑罚总量,保障有期自由刑并罚的相对罪刑均衡。具体表现为:矫正有期自由刑并科原则的纯粹报应效应、矫正有期自由刑吸收原则的罪刑失衡效应。第四章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现状。通过考察近10年来全国各地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笔者发现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量刑失衡问题:一是案件之间的同案异判现象突出,即对相同情形的案件,法院的处理方式不同,以及对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罪责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法院对行为人所判处的刑罚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案件内部的罪刑失衡,即从案件内部的罪与刑之间的关系上看,对行为人判处的刑罚同犯罪的严重程度、行为人的责任程度及人身危险性明显不相适应,如决定执行的刑罚同犯罪个数严重不对等、决定执行的刑罚突破了法定刑、决定执行的刑罚同罪行严重程度明显不适应、决定执行的刑罚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明显不适应等。第五章限制加重原则适用问题的成因。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之所以导致量刑失衡问题,既有立法层面上的原因,又有司法层面上的原因。就立法层面而言,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尚不够明确、完备,如“判决宣告”的含义、并罚“数罪”的性质、决定执行刑的根据及“加重”的刑期幅度不明确、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规则不完备、限制加重的刑期限度不合理,等等。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极易产生不同认识,进而采取不同做法,最终造成量刑失衡。在司法层面,重定罪轻量刑的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由于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缺乏必要的指导意见,法官所采取的决定执行刑的方法不科学,决定执行刑的起点以及量刑情节调整刑罚的幅度比较混乱,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大且行使不规范,等等。第六章完善限制加重原则适用的具体建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量刑失衡现象都客观存在。对于限制加重原则在适用中存在的量刑失衡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当然,遇到问题动辄主张法律更迭,亦不理性。恰当的做法是,刑法解释学与立法刑法学应“两条腿”走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无助于实现量刑均衡。所以,要在力争不打破“立法不是嘲笑的对象”的戒律的前提下,建构一种合力:与刑法解释学发展相对应,以更为科学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为司法裁判提供更为明确、完备、统一的规则。与此同时,还要多措并举,规范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目的论解释是刑法解释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合理解释“判决宣告”“刑罚执行完毕”、数罪并罚中的“数罪”“最高刑期以上”“酌情”的含义,统一法律适用,对消减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的量刑失衡具有重要意义。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的量刑失衡问题,并不总是由立法不理想所造成的,司法行为不规范亦是重要因素。坚持并合主义基本立场,以责任主义为指导原则,构建能够体现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量刑思维规律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刑罚决定方法,同时,合理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刑期决定自由裁量权的比例,并通过强化量刑说理和量刑监督等措施,规范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刑期决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也是消减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量刑失衡问题的必要措施。针对限制加重原则的法定最高刑期限制不合理、特殊情形下的适用规则不完备问题,难以通过合理解释予以解决,只有对现行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完善,否则,由此而造成的量刑失衡问题,将难以解决。
廖丽环[8]（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卫平光[9]（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赵玉石[10]（2019）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提出“三农”问题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发展难题,表明在新的资源环境下农村原有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适应性问题,需要探求破解发展困境、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这一方面离不开国家建构力量,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主导农村的发展、建设,另一方面离不开农村内生力量,由熟悉农村、对农村有着特殊情感的农民来担任农村发展、建设的主体,才能将农村建设成为农民想要的样貌。然而自人民公社解体后,以家户为经营基本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进一步“原子化”（1）,特别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呈现出较大的动态变化性,农村内生力量的聚合愈发困难。“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增强农村内生力量、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作为全新的组织载体,新型农村合作社是分散经营的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运用组织化手段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相比于传统合作社具有自发性、民主性、服务性、独立性等特点,不仅承担着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的责任,而且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升农村民主化水平方面被寄予厚望,已经被列为国家着力培养的重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之一。但由于我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性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强势整合农村产生的权力惯性,新型农村合作社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嵌入的结果,因此,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规划者、服务者、协调者、规范者的角色,但基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政绩考核、利益权衡、人情关系等因素,政府行为却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展现,有时甚至背离了公共角色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合作社经典理论和政府行为基本理论为理论依托,以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与政府行为间的深刻关联为逻辑基点,运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模式、行为机制,并着重对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做了现实考量,提出“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行为优化路径,力图客观还原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全貌,寻找政府作用于合作社的适当行为着力点。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阐明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设计、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了合作社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明晰了本文的核心概念,为后续研究确立了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第二章重点剖析了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内在生长机理及对政府行为的类型化需求,通过分析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概念、性质、特点、社会基础等生长机理,对合作社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类型合作社的政府行为需求进行了类型化分析。第三章主要分析和提炼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与行为机制。在回溯建国后政府行为对农村合作组织作用变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实际,提炼出政府行为对新型农村合作社的不同作用模式,以及包括动机、方式、内容、绩效在内的政府行为机制。第四章基于对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和个案分析,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非均衡现状,并揭示政府在新型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困境。第五章比较分析了国外农村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总结各国政府基于不同国情下的行为差异和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第六章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必须理清政府行为的“度”,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划清政府行为边界,并将政府行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以增效为目标取向,通过搭建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的互动平台,统合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各种行为,凝结成契合合作社需求的政府行为合力。第三部分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得出相关结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型农村合作社根据生发模式、资源与运营环境的差异可以分为企业带动型、大户带动型、村治组织带动型和政府带动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对政府行为既有着共性需求,又存在个性差异需求。第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基于不同的作用程度和实施方式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国家主义模式、放任主义模式和混合模式,不同模式各有其形成机制,是一定条件、环境下的产物,需要依据不同地域环境、农村合作社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评判政府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是一个涵盖动机、方式、内容、绩效的有机系统。在行为动机上,行政环境的差异会使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行为的内外动机上存在较大差异,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层级分化;在行为方式上,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存在正向和反向两种方式,即“政府规制”行为和“政府俘获”行为;在行为内容上,政府行为涵盖制度建构、服务供给、监管规范等多方面、各环节;在行为绩效上,政府行为绩效由行为因素、能力因素、环境因素三个变量构成的函数关系所决定,必须依靠三个因素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整体提升。第四,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非均衡的博弈地位使政府时常出现越位、错位、缺位行为,越位行为挤压了合作社发展的空间,造成合作社独立性的丧失;错位行为使合作社混淆了发展内源动力和外部助力的边界,增加了合作社内外整合的难度;缺位行为造成了政府对农村合作社治理出现“真空”,导致合作社发展乏力。第五,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面临“上热下冷”、条块管理、制度不足、村庄空壳化等带来的行为困境,一些基层政府还缺乏为新型农村合作社提供扶持和帮助的权能和资源,这些现实困境成为政府作用发挥的掣肘,影响了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能力。第六,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要“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一是在法治政府建设这一宏观语境之下规范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明确其行为依据、原则,梳理“行为清单”,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二是实现政府行为和职能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拓宽农村合作社需求表达渠道,并通过制度设计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增进政府行为与合作社需求融合的可能性;三是凝合政府行为与合作社发展的目标取向,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理念下建构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平台,将互动、服务意识输送至政府的行为理念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为优化。
二、论对贷款基本条件的认识及修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对贷款基本条件的认识及修正（论文提纲范文）
（1）储蓄动机视角下消费理论的延展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消费动机视角：经典消费理论的基本框架 |
| (一)确定收入情景下的消费理论 |
| (二)不确定收入情景下的消费理论 |
| (三)简要评述 |
| 二、储蓄动机视角：消费理论的扩展与中国化 |
| (一)消费理论的扩展与储蓄动机视角 |
| 1.退休消费之谜 |
| 2.炫耀性消费之谜 |
| 3.中国消费之谜 |
| (二)消费理论中国化与储蓄动机视角 |
| 1.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 |
| 2.以家庭为单位的生命周期 |
| (三)简要评论 |
| 三、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类型 |
| (一)平滑消费与遗赠子女储蓄动机 |
| (二)预防风险与流动约束储蓄动机 |
| (三)文化偏好与婚姻竞争储蓄动机 |
| (四)提升地位与未来投资储蓄动机 |
| (五)延迟消费储蓄动机 |
| (六)基于收入去向的储蓄动机分类 |
| 四、储蓄动机视角下消费理论框架的拓展 |
| (一)消费动机视角下消费理论框架 |
| (二)储蓄动机视角下消费理论框架 |
| 1.消费型储蓄动机对中国居民微观消费决策模型的修正 |
| 2.投资型储蓄动机对中国居民微观消费决策模型的修正 |
| (三)简要评论 |
| 五、基于储蓄动机视角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验证 |
|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平滑消费储蓄动机有影响 |
|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预防风险储蓄动机有影响 |
|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流动约束储蓄动机有影响 |
|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延迟消费储蓄动机有影响 |
| (五)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未来投资储蓄动机有影响 |
| 六、总结与讨论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论夫妻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及其法律约束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界定 |
| 一、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基本内涵 |
| 二、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的分类 |
| 第二节 否定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弊端 |
| 一、违背当事人意志、损害个人合法权益 |
| 二、加剧夫妻矛盾、扭曲人的价值观 |
| 第二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当性证成 |
| 第一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现实基础 |
| 一、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女性地位的提高 |
| 三、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
| 四、家庭形态多元化 |
| 第二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价值泉源 |
| 一、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自由价值 |
| 二、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和谐、友善价值 |
| 三、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平价值 |
| 第三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依据 |
| 一、《民法典》第464 条的解释适用 |
| 二、《民法典》第490 条的参照适用 |
| 第三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第一节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认定的一般规则 |
| 一、先决条件:夫妻双方均无共同共有的意思表示 |
| 二、必要条件:夫妻双方财产分别的客观行为 |
| 第二节 典型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认定的特殊规则 |
| 一、再婚者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二、个人债务清偿不能后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三、特殊婚姻状态下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规则 |
| 第四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内部效力 |
| 第一节 分别所有下的个人财产范围及其权利行使 |
| 一、个人财产的范围 |
| 二、个人财产权利行使的限制 |
| 第二节 分别所有下的共同财产认定与分割 |
| 一、按份共有财产的认定与分割 |
| 二、共同共有财产的认定与分割 |
| 第三节 分别所有下的离婚补偿:兼与共同财产制比较 |
| 一、离婚补偿的计算公式 |
| 二、离婚补偿计算的裁量因素 |
| 第五章 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法律约束力的外部效力 |
| 第一节 分别所有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 |
|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与法定范围 |
|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对外清偿与内部分配 |
| 第二节 分别所有下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清偿顺序 |
| 一、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类型梳理 |
| 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清偿顺序的基本原理 |
| 三、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清偿顺序的具体规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5）《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富论》与《资本论》资本理论的共识 |
| 2.1 关于资本界定与作用方面的共识 |
| 2.1.1 资本是创造财富的要素 |
| 2.1.2 资本具有保值和增殖的作用 |
| 2.2 关于资本的报酬与分配方面的共识 |
| 2.2.1 资本的报酬是雇佣劳动创造的增殖价值 |
| 2.2.2 资本的报酬被资本所有者占有 |
| 2.3 关于资本的划分与运动方面的共识 |
| 2.3.1 资本可划分为多种形态 |
| 2.3.2 资本是运动的且运动轨迹是循环 |
| 2.4 关于资本的来源与积累方面的共识 |
| 2.4.1 资本来源于过去的劳动 |
| 2.4.2 资本积累是资本规模扩大的基础 |
| 第3章 《国富论》与《资本论》资本理论的分歧 |
| 3.1 关于资本界定与作用方面的分歧 |
| 3.1.1 《国富论》认为资本是使用价值 |
| 3.1.2 《资本论》认为资本是价值 |
| 3.1.3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进社会利益 |
| 3.1.4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进资本家利益 |
| 3.2 关于资本的报酬与分配方面的分歧 |
| 3.2.1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流通领域 |
| 3.2.2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生产领域 |
| 3.2.3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报酬在资本家之间不等分配 |
| 3.2.4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报酬在资本家之间平均分配 |
| 3.3 关于资本的划分与运动方面的分歧 |
| 3.3.1 《国富论》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 |
| 3.3.2 《资本论》以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 |
| 3.3.3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使用价值的运动 |
| 3.3.4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价值的运动 |
| 3.4 关于资本的来源与积累方面的分歧 |
| 3.4.1 《国富论》认为资本来源于资财所有者的节俭 |
| 3.4.2 《资本论》认为资本来源于资本所有者对劳动的剥削 |
| 3.4.3 《国富论》认为资本积累增加社会财富 |
| 3.4.4 《资本论》认为资本积累导致财富两极分化 |
| 第4章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
| 4.1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继承 |
| 4.1.1 继承了《国富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本分析工具 |
| 4.1.2 继承了《国富论》资本具有自利动机的观点 |
| 4.1.3 继承了《国富论》资本对生产力具有推动作用的观点 |
| 4.1.4 继承了《国富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观点 |
| 4.2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批判 |
| 4.2.1 批判了《国富论》忽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
| 4.2.2 批判了《国富论》忽略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
| 4.2.3 批判了《国富论》对资本的划分 |
| 4.2.4 批判了《国富论》资本报酬是决定价值的要素 |
| 4.2.5 批判了《国富论》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及占有 |
| 第5章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 |
| 5.1 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超越 |
| 5.1.1 由实证研究方法跨越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
| 5.1.2 由规范研究方法跨越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
| 5.1.3 由以劳动价值论为分析工具跨越到以剩余价值论为分析工具 |
| 5.2 研究立场和目的的超越 |
| 5.2.1 由资产阶级立场跨越到人类的立场 |
| 5.2.2 由财富增长的目的跨越到人类解放的目的 |
| 5.3 研究结论的超越 |
| 5.3.1 资本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价值 |
| 5.3.2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 |
| 5.3.3 资本不是不足而是过剩 |
| 5.3.4 资本不是绝对现象而是历史暂时现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论涉罪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与利息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涉罪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司法实务倾向与问题 |
| (一)司法实务案例的观察与趋势分析 |
| (二)对司法现状的反思 |
| 二、相关学说的有限指引作用与本质缺陷 |
| (一)有效说 |
| 1.有效说观点 |
| 2.有效说指引作用 |
| 3.有效说本质缺陷 |
| (二)无效说 |
| 1.无效说观点 |
| 2.无效说指引作用 |
| 3.无效说本质缺陷 |
| (三)折中说 |
| 1.折中说观点 |
| 2.折中说指引作用 |
| 3.折中说本质缺陷 |
| 三、基于区分论与有限保护论对涉罪借贷合同效力规则的修正 |
| (一)区分论对涉罪借贷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的修正 |
| 1.区分论的基本立场 |
| 2.基于区分论的涉罪合同的效力认定依据 |
| 3.基于区分论的涉罪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结果 |
| (二)有限保护论下的利息处理规则修正 |
| 1.有限保护论的基本立场及适用范围 |
| 2.有限保护论下涉罪借贷合同有效时的利息处理 |
| 3.涉罪借贷合同无效时利息处理与不当得利返还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限制加重原则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范围界定 |
| 二、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进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限制加重原则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限制加重原则的概念 |
| 一、限制加重原则概念的域外考察 |
| 二、限制加重原则概念的域内考察 |
| 三、本文对限制加重原则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限制加重原则的构成要素 |
| 一、域外限制加重原则的构成要素 |
| 二、我国限制加重原则的构成要素 |
| 第二章 限制加重原则的正当基础 |
| 第一节 限制加重原则的现实基础 |
| 一、寿命有限的客观使然 |
| 二、复归社会的现实需要 |
| 三、刑罚经济的利益衡量 |
| 第二节 限制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
| 一、报应主义的视角 |
| 二、预防主义的视角 |
| 三、并合主义的视角 |
| 四、并合主义的提倡 |
| 第三章 限制加重原则的价值目标和功能 |
| 第一节 限制加重原则的价值目标 |
| 一、价值目标概念解读 |
| 二、限制加重原则的具体价值目标 |
| 第二节 限制加重原则的功能 |
| 一、矫正有期自由刑并科原则的纯粹报应效应 |
| 二、矫正有期自由刑吸收原则的罪刑失衡效应 |
| 第四章 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现状 |
| 第一节 限制加重原则适用概况 |
| 一、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的量刑整体情况 |
| 二、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量刑情况的横向比较 |
| 第二节 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的问题 |
| 一、案件之间的同案异判 |
| 二、案件内部的罪刑失衡 |
| 第五章 限制加重原则适用问题的成因 |
| 第一节 限制加重原则适用问题的立法原因 |
| 一、“判决宣告”的含义不明确 |
| 二、“刑罚执行完毕”的含义不明确 |
| 三、并罚“数罪”的性质不明确 |
| 四、刑期限度不合理 |
| 五、决定执行刑的根据不明确 |
| 六、“加重”的刑期幅度标准不明确 |
| 七、适用规则不完备 |
| 第二节 限制加重原则适用问题的司法原因 |
| 一、司法观念重定罪、轻量刑 |
| 二、决定执行刑的方法不科学 |
| 三、决定执行刑的起点不统一 |
| 四、情节对执行刑的影响不明确 |
| 五、决定执行刑的裁量空间过大 |
| 第六章 完善限制加重原则适用的具体建议 |
| 第一节 合理解释限制加重原则的立法内容 |
| 一、解释限制加重原则立法内容的必要性 |
| 二、合理性解释的判断标准 |
| 三、“判决宣告”的含义 |
| 四、“刑罚执行完毕”的含义 |
| 五、数罪并罚中“数罪”的性质 |
| 六、“最高刑期以上”的含义 |
| 七、“酌情”的含义 |
| 第二节 构建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的刑罚决定方法 |
| 一、刑罚决定方法的理论定位 |
| 二、对各种刑罚决定方法的考察及评析 |
| 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刑罚决定方法之构建 |
| 第三节 规范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
| 一、规范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必要性 |
| 二、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自由裁量权的比例限定 |
| 三、规范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中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措施 |
| 第四节 完善限制加重原则的刑事立法 |
| 一、取消限制加重原则的法定最高刑期限制 |
| 二、增设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内部观察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问题缘起 |
| 一、政策试点的方法论传统与具体实践 |
| 二、政策试点在司法改革领域的延伸运用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
| 一、探索型法制催生了试点改革路径 |
| 二、政策优位于法律的法制过渡性选择 |
| 三、司法的受制性强化了司法改革的试错色彩 |
| 四、司法改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加剧改革的试验步伐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发展阶段 |
| 一、试点改革的低度活跃期: 1978—2002 |
| 二、试点改革的中度活跃期: 2003-2012 |
| 三、试点改革的高度活跃期: 2013-至今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性质 |
| 一、试点改革的总体特征 |
| 二、试点改革的形式特征 |
| 三、试点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立场 |
| 一、试点改革的基本限度 |
| 二、试点改革的路径意义 |
| 第二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外部考量与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政治考量: 服从渐进政治改革 |
| 一、西方渐进政治的决策模式 |
| 二、我国渐进政治的发展及改革目标 |
| 三、渐进政治改革下的司法试点改革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制度考量: 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
| 一、制度变迁的局部性与渐进性 |
| 二、制度变迁的成本计算 |
| 三、通过试点降低司法制度变迁成本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理性支撑: 批判理性与实践不及 |
| 一、批判理性: 否定唯理主义与虚无理性 |
| 二、实践不及: 质疑计划思维 |
| 三、理性论对司法试点改革的启示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知识依据: 知识的分工与调试 |
| 一、知识的存在状态: 无知与分立 |
| 二、知识的获取方式: 默会知识的实践性 |
| 三、知识的进化过程: 试错与调试 |
| 四、知识论对司法改革试点的启示 |
| 第三章 试点改革的运行概貌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行动框架 |
| 一、前期准备阶段 |
| 二、先行先试阶段 |
| 三、扩点总结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规范类型 |
| 一、两类重要主体的规范梳理 |
| 二、原则性规范 |
| 三、指导性规范 |
| 四、执行性规范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项目配置 |
| 一、尚未推进项目和难以推进项目 |
| 二、外源性应激项目与内源性需求项目 |
| 三、试点项目立法吸收的整体成效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空间分布 |
| 一、总体试点的地区分布 |
| 二、单项试点的地区分布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目标体系 |
| 一、纵向上的政策目标体系：总体目标VS框架目标VS任务目标 |
| 二、横向上的政策目标群：单一型VS复合型 |
| 三.政策目标分级对试点改革实效的影响 |
| 第四章 基于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政策型试点改革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属性判断: 中央事权的基本主张 |
| 一、中央事权的判断标准与具体内容 |
| 二、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规范表达与正当理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行动逻辑: 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试点改革 |
| 一、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件 |
| 二、委托一代理关系在试点改革的情境演化 |
| 第三节 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特殊运作机制 |
| 一、解决改革主体内部组织关系的小组机制 |
| 二、解决试点单位与非试点单位关系的示范机制 |
| 三、解决技术管理与信息反馈关系的指标机制 |
| 四、解决内部与外部制度扩点的传导机制 |
| 第四节 司法权为中央事权对试点改革的政策型导向与表征 |
| 一、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组织目标 |
| 二、以政策反应的主动性作为其行动进路 |
| 三、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目标 |
| 第五章 当代政策型试点改革的问题诊断 |
| 第一节 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 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 |
| 一、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的体系关系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现存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过度依赖顶层设计 |
| 一、计划作为顶层政策推动的主要调整手段 |
| 二、固化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
| 三、强制型与供给主导型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
| 第三节 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 路径依赖与试点异化 |
| 一、地方改革缺乏自我激励的成长 |
| 二、强化地方路径依赖与制度同化的效应 |
| 三、引发技术指标恶性竞争的机会主义与效果导向主义 |
| 四、衍生地方司法机关的应声虫行为 |
| 第四节 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 空间的压缩与垄断 |
| 一、社会主体参与试点改革的空间极为有限 |
| 二、社会主体的参与身份和地域具有高度垄断性 |
| 第六章 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二阶修正 |
| 第一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技术进阶: 实验治理 |
| 一、治理技术的革新: 作为新兴治理范式的实验治理 |
| 二、实验治理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精进: 异质关系与决策开放 |
| 三、实验治理在中国司法试点改革样本: 本土化实践与不足 |
| 第二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制度规范: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的理论渊源: 法理型支配的法治特性 |
| 二、法理型支配与司法试点改革的历史关联:解构与重构 |
| 三、法理型支配对司法改革的当代重塑: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第三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鼎故革新: 匡正与耦合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匡正 |
| 二、法理型试点改革与实验治理的二象耦合 |
| 第四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主体梯度: 国家—地方—社会的三重建构 |
| 一、主体构造的前提: 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关系再定位 |
| 二、主体构造的核心: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 |
| 三、主体构造的具象: 参与主体的阶梯层次 |
| 第五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决策优化: 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的区分 |
| 一、直接决策法律拰制化的现实国情: 改革于法有据 |
| 二、法律推制化的现实途径: 授权改革的法定化 |
| 三、边际决策的自主协商化 |
| 第六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体系深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一、综合配套改革对主体改革的四种功能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改进方向: 突出核心功能 |
| 第七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机制保障 |
| 一、学习型的制度推广机制 |
| 二、实质诊断的评估机制 |
| 三、问责性的督查机制 |
| 四、科学性的预测机制 |
| 五、合理的权限分配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10）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的相关理论 |
| 一、关于合作社的经典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合作社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合作社理论 |
| (三)博弈论对合作社理论的创新发展 |
|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理论 |
| 二、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 |
| (一)政府行为的内涵 |
| (二)近代政府行为理论 |
| (三)现代政府行为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及对政府行为的类型化需求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概念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性质和特点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社会基础 |
| (四)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因素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对政府行为需求的类型化分析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的类型 |
| (二)不同类型新型农村合作社对政府行为需求的差异 |
| 第三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与行为机制 |
| 一、建国后政府行为对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变迁 |
| (一)农业合作化时期:由自发到行政主导的农村合作社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对农村合作社的全面控制 |
| (三)改革开放后:主体意识觉醒下的农村合作社 |
| (四)新农村建设时期:市场导向型农村合作社的萌芽 |
| 二、政府行为对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作用模式 |
| (一)国家主义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二)放任主义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三)混合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机制 |
| (一)行为动机 |
| (二)行为方式 |
| (三)行为内容 |
| (四)行为绩效 |
| 第四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 |
| 一、政府扶持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尝试与努力 |
| (一)以政策法规引导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二)以资源输出帮扶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三)以监督管理规范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四)以宣传教育助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非均衡现状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博弈地位的失衡 |
| (二)越位行为导致新型农村合作社丧失独立性 |
| (三)错位行为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有序运作 |
| (四)缺位行为致使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乏力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困境 |
| (一)“上热下冷”夹缝中的尴尬 |
| (二)条块分割体制下的权力虚化 |
| (三)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行为失范 |
| (四)农村社会流动增加与村庄空壳化 |
| 四、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个案研究 |
| (一)J省CL乡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个案简介 |
| (二)J省 CL乡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个案分析 |
| 第五章 国外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基本经验 |
| (一)美国经验 |
| (二)日本经验 |
| (三)以色列经验 |
| 二、各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与政府行为互动关系的差异 |
| (一)美国——松散外源型关系 |
| (二)日本——致密主导型关系 |
| (三)以色列——混合交互型关系 |
| 三、各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主要启示 |
| (一)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政府行为须兼顾共性与个性 |
| (二)市场机制是主要动因,政府行为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 (三)社员需求是价值归宿,政府行为须尊重“人”的意愿 |
| 第六章 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行为优化路径 |
| 一、以法治规范行为,限定政府行为的“度” |
| (一)法治政府建设语境中政府行为的规范与梳理 |
| (二)实践回应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审视与完善 |
| 二、以需求引导扶持,建构需求导向的政府行为模式 |
| (一)“发声”与“倾听”——构建合作社需求表达的有效机制 |
| (二)“约束”与“激励”——促进双重角色下政府行为的优化融合 |
| (三)“理念更新”与“制度设计”——推动基于需求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变 |
| 三、以扶持增强绩效,统合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发展 |
| (一)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基础的变化 |
| (二)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机制的目标取向 |
| (三)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平台的建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调研样本B市典型合作社发展情况汇总 |
| 附录二: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政策内容 |
| 附录三:“十五”以来国家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政策文件 |
| 附录四:地方政府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法规及指导性文件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论对贷款基本条件的认识及修正（论文参考文献）
- [1]储蓄动机视角下消费理论的延展及应用[J]. 张应良,徐亚东.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3]论夫妻非书面约定分别所有及其法律约束力[D]. 姚桐. 吉林大学, 2021(01)
- [4]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5]《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比较研究[D]. 解斯棋. 吉林大学, 2021(01)
- [6]论涉罪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与利息处理[D]. 谭海涛.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7]限制加重原则适用研究[D]. 郑旭.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8]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
- [9]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10]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赵玉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