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油料1992年1第—4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刘俊平[1]（2014）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文中提出中国自清末即开始出现航空事业,但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空军发展仍十分迟滞。国民政府建政以后也致力于发展空军,1931年到1937年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建有正式的航空工厂和航空学校,并相应改善了一些空军基础设施,空军部队经扩充后也初具规模,不仅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也对以后的空军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重要分水岭。其时,世界各国早已将国防的方向纷纷从海上转移到空中,以加强空军国防力量。日本在对华侵略态势下,已形成明显的空军优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空军轰炸东北锦州,揭开了日机轰炸中国重要城市的历史。四个月后,“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日机肆虐上海,而中国空军毫无办法。中国人此时才对空中战争有了相当的印象和认识,开始发出“航空救国”的呼声。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开始募集航空捐款,并制定空军建设计划与空军对日作战计划。根据既定方针,国民政府主要从空军军备和空军人才两个方面来着手空军建设。在空军军备上,国民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航空工业。在资金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实行自行建造和中外合资相结合的办厂方式,引进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管理技术,并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对已有的航空工厂进行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基础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并不能实现飞机批量生产,而且大多航空工厂只能仿造、修理和装配飞机,因此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主要还是购自海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扩建空军基础设施,1934年后机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不仅追求机场的数量,同时也注重它的实战功能;空军气象和通信设施在抗战前也初步建立。但空军基础设施总体上还是非常薄弱,很多场站设备不健全,地勤指挥和通信能力也存在严重问题。此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扩充空军,不仅积极整合地方空军资源,还努力购置飞机装备,空军部队的编制不断扩大。在完成对广东空军的收编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日趋统一,空军部队初具规模。不过,由于中日空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防空建设作为急务来抓,通过组建地面防空部队,实施防空演习和举办防空展览等方式,来增强防空能力。在空军人才建设上,国民政府十分注重空军的精神和技术教育,主要依托国内空军学校来培养空军人才。1932年成立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空军人才的摇篮,它有严格的选拔、考核机制和良好的培养环境。学员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团成员来培训、管理,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实施不同的训练,接受空军信念教育和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精神教育方式。空军学员的训练时间通常是一到两年,其培养成本十分高昂。防空学校是国民政府培养防空人才的一所学校,它组建于1934年,其在师资力量和管理上不如航校,学员的出路也十分困难。此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航空相关人才,抗战前派往留学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国内航空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说来,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空军在抗日战场上以绝对劣势的兵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振奋了抗日精神。但与此同时,空军在抗战中也暴露出其在战略战术、基础设施、飞行员训练及军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空军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剑波[2]（2016）在《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和环境问题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国际看,关注气候变化、探索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已成为世界趋势和潮流。从国内看,我国在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国内碳排放量降低40%50%,减排目标实现难度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从重庆看,要达到降低碳排放量40%50%的发展目标,面临的节能减排形势也非常严竣。科学预测“十三五”重庆能源消费量,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探寻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化发展的路径,促进其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理论与实践上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重庆能源供需平衡和主要影响因素、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能源绿色低碳利用等问题,在汲取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为突破口,建立了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的目标框架和指标体系,借助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灰色系统、神经网络等模型和数学手段,对重庆“十三五”发展中的能源需求进行了科学预测。同时运用能源投入与经济、环境、社会等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构建结构方程对重庆能源需求结构方案进行了优化与实证检验,并结合重庆五大功能区域特点,在对重庆直辖以来能源利用与低碳发展水平进行DEA定量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能“十三五”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结构优化、清洁利用与科技创新、能源管理政策规制的实现路径和基本战略思路,探寻了“十三五”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对策,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通过系统研究,论文取得主要的成果如下:（1）在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阐明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内涵:所谓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指在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能源需求和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总量调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完善等举措,最佳配置能源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特别是含碳量较高的化石能源的消耗,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最大可能地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2）将能源投入与经济、社会产出及环境承载能力紧密相关的22项指标,科学分组建立相关分析系统,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成功构建了能源与经济、人口、“三废”排放、矿难事故、城镇化率、科技研究开发与专利成果等诸多因素相关性分析指标体系,找出能源与众多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支撑。（3）运用一元多组合非线性回归模型,灰色预测（1,1）模型,灰色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了重庆各类能源消耗量预测模型;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在对上述三种预测模型权重系数优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复合预测方法,进行了预测模型的优化;从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残差分析,相对平均误差分析,复合预测方法的预测精度明显优于单一预测手段,拟合程度更好,可很好的用于“十三五”重庆能源需求量的预测。（4）运用数据包络（DEA）分析法,构建了重庆能源多投入多产出的DEA分析方法与评价体系。对重庆2014年前30年间的能源投入与产出的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价,获取能源冗余投入的径向改进和松驰改进值,规模效应值、综合技术效率值和纯技术效率值,以及DEA弱有效、DEA强有效、DEA完全有效达到生产前沿面,获得了重庆近30年间能源投入产出的效率变化发展规律等结论;同时提出了能源需求结构方程和乐观准测、等可能准则、悲观准则预测,运用能源投入与产出的DEA结果,深入进行“十三五”重庆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实证研究和DEA检验,探索了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可能实现的优化方案。（5）提出了“十三五”重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绿色低碳路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降低煤炭、油料消费比重入手,提高天然气和电力在生产生活消费方面的比重,加大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与完善,大力推广能源清洁利用特别是洁净煤技术（CCT）和清洁煤化工技术、天然气化工新技术,提高CO2利用及捕集和储存的制备技术开发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加大高碳能源绿色低碳化制备技术攻关力度,推广节能新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开展新能源（动力电池、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与推广使用,探寻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最优路径,加强能源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能源需求结构优化引导,更好消纳新能源、多层次、多维度、多环节集成改革,完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政策规制的机制体制创新,营造重庆五大功能区域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氛围,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王鑫[3]（2018）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影响。“七七事变”后,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西部地区,开启了大后方经济的“黄金时代”。利用各种档案资料,首先梳理了全面抗战以来工业企业内迁的历程,然后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文章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当局重工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以及内迁工作计划的分析,发现国民党政府对战争形势存在严重的误判。在重工业计划中,湘赣鄂三省被列为核心区域,内迁计划中武汉又是首选目的地。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上述三省很快沦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四川、云南等西部省区成为了后方真正的中心。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内迁工作在仓促中进行,加大了转移中的经济损失。其二,利用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核算了206个细分行业的技术效率值,发现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更具生产效率。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表现为更少的公营企业）,经营轻工业的私有企业有着更好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应对战争的需要,政府开始更多的干预经济,后方省市的重工业才得以在这一时段发展起来。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若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国家的主动干预将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根据《后方工业概括统计（1942）》的相关数据,测算了战时后方工业的集聚情况。计算的空间基尼系数值仅为0.055,这意味着战时各产业的集聚度较低,区域分布相对均匀。相比空间基尼系数,θ指数考虑了不同企业的规模特征,我们用其计算的产业集聚度也高与空间基尼系数。然而在细分行业的排序上,两个指标提供了足够的共识,即杂项工业、冶炼工业和金属品工业的集聚程度普遍较高,而机器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对后方工业贡献较大的重要行业其区域集聚程度则相对较低。为衡量后方各地区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测算了熵指数和Krugman指数,其结果表明后方的省份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对指标方面（熵指数）,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最低;相对指标方面（Krugman指数）,甘肃、江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则是最低的。其四,利用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一套战时工业企业分布的县域数据,并将其和2000年各县的经济统计数据相匹配,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抗战的工业遗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其回归结果表明,在抗战时期拥有工业企业数量越多的县,在2000年的人均GDP也越高。这意味着战争为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可以通过改变初始经济条件和吸引人口迁移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过去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注重量化分析,期望通过客观的数据来描述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增强定性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已有的历史学文献多关注于事实的考证,而本文的研究则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统计数据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对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思了比较优势战略。大后方在战时的工业结构明显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政策却可能带来正向效应。对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要想实现工业化,国家主动干预经济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然,如何避免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将会成为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毛光远[4]（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钟远明[5]（2017）在《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内战成为主调,在内战背景下国统区铁路的经营与建设问题是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省铁路作为国统区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建设过程成为战后动荡四年间中国铁路的典型缩影与真实写照,且极具特色。该省铁路历经自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近40年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孤悬岭南到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奠定其经营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与重要基础;而战后四年则是衔接粤省铁路经营建设在抗战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过渡转型阶段。此阶段开启的首要步骤是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粤省铁路各路段,恢复原有经营,在此基础上重启粤省铁路营运,但过程未如人意,对之后的经营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阶段开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国民政府重建对粤省铁路的统一管理,推动该省铁路各路段进一步整合;而铁路管理新模式的引入亦是战后中国铁路管理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并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战争的贻害,国内外局势复杂,粤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丕变以及粤省铁路自身基础状况限制等,粤省铁路在战后四年间的经营建设肩负“恢复战前标准”沉重任务之余还需致力于“推动建设”。尽管各项日常经营事务——机务、工务、财务、行车、警务以及客货运输等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基础极为脆弱,与抗战前水平仍相去甚远。此外,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积极参与战后中国铁路建设,美援也成为粤省铁路建设得以启动的重要资金依赖;而在引入利用美援的憧憬下,广东军政当局喊出“复兴华南”的号召,锐意以粤省铁路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建设项目,与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合作开展多项具有重要价值与长远意义的铁路工程,然而这些铁路工程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未能完工,对广东地方经济建设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当地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行将崩溃,粤省铁路经营亦陷入空前困境;在人民政府正确政策方针以及原铁路职工的促成下,粤省铁路在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民国路政在广东得以转换新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铁路事业的一部分。
李攀[6]（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王锐[7]（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王启东[8]（2010）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全球气候异常天灾频传,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于是联合国在1992年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在1997年于日本签署《京都议定书》,订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规范发达国家,必须在2008-2012年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1990年的5.2%。该议定书为具有温室气体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并于2005年2月6日正式生效,开启进入全球合作抗暖化的实践阶段。随着中国的“增长”、“崛起”和“发展”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是国际焦点,不仅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而且受到各方的重视和讨论。全球问题必须以宏观面来检视,本文从全球治理出发,以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的视角考察,从历次主要国际环境会议和多方立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依议定书的规定有共同的责任,但不承当减量的义务。美国曾以中国没有承当义务为由退出公约,后虽然签下巴里岛路径图,但在哥本哈根会议依然掣肘中国。欧盟也软硬兼施,加上原本和中国同盟的小岛国联盟,因国土即将淹没,面临生存问题,与中国也渐生芥蒂。且中国的环境生态脆弱,近年来天灾不断,面临国内外的压力,必须严肃正视。中国高经济成长带来高污染,污染排放量跃登世界第一。然而国内还有很多人的生活落后,脱离贫穷必须经济发展。在环保与经济成长冲突下,本文检视国际合作及法律规范,国内对环境治理全面检视实践面,以及未来的走向。考察中国目前成就,展望未来以达成可持续发展成为目的。这是工业革命后,人类生活的大革命,势必无可回避。
汪厚冬[9]（2016）在《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文中认为近年来,以行政私法为代表的现代公法学理论与实务被广泛关注,同时,这也是公法之债浮现的真实图景之一。通过对公法与债的源流进行考察,一部公法与私法关系的变迁史酷似“天下大势”,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债作为“整个文明的产物”,其本质特性始终为给付（行为）。所谓公法之债,是指在公法范围内,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请求特定给付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法之债的构成要件可为公法关系、本质特性为给付（行为）与发生原因为法定或意定以及公法之债的相对性原则。公法之债是“权力关系”与“债务关系”的复合体。公法之债与传统行政法学、私法之债与公法上请求权以及公法物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微妙关系。对实证宪法、民主和法治以及社会国原则的解读显示,公法之债并不违反我国宪法文本规范和基本的宪法原理。通过对注重政府、社会和私人互动的现代行政法律规范以及依法行政原则、合作行政原理与行政法律关系的阐释表明,公法之债同样具备正当性基础。财产法的时代流变,彰显了公法之债可以借鉴、吸收其成熟的规范与原理,其中,税收债法为公法之债提供了样本,而契约自由、权益保护和衡平原则均可成为公法之债的价值原理,从而让公法之债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从当下社会怪状、公共治理以及风险规制上看,公法之债在我国完全具有了社会现实基础,甚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公法学前沿课题。通过对大陆法系的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普通法系的英美等国的公法之债学说实务的系统考察,基本上可作如下判断:债可以在公法中成长、公法之债的体系具有开放性与差异共识性的公法之债。私法思维的束缚、公法制度的个性与既有制度的羁绊等都是影响公法之债体系化建构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以及结合域外的学说实务,公法之债的基本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前者主要为公法契约,而后者则大致可以分为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公法上无因管理之债与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等,其中,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是作为“兜底性类型”的法定之债而存在的。在现代社会中,契约治理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为各国行政实践所推崇。所谓公法契约,是以公共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公法上法律关系的合意。合意性、公共性与法定性是公法契约的法律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契约自由与依法行政是可以调和的。若以公法契约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契约作类型化叙述,可将其区分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或公共主体间的公法契约。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在现代公法中得以普遍确立。所谓公法上侵权行为,就是指在公法秩序中,一种侵害他人权利或利益的违法行为,且依据法律规定,符合构成要件的当责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和责任是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成立要件。矫正正义与预防损害是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两项基本机能。若以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上侵权行为作类型化注解,可将其划分为公共主体与私人之间相互实施侵权行为,以及公共主体间相互实施侵权行为,其中,前者又可被细分为公共主体对私人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与私人对公共主体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在无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对他人事务实施有利管理之后,如何平衡管理方与被管理方的利益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其中,公法上无因管理制度的创设,可为该世界性课题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所谓公法上无因管理,就是指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公法的事务。管理他人的公法事务与无管理的义务以及为他人管理事务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正当化功能与衡平功能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主要功能。公法上无因管理与职权法定和法律保留是可以调和的。从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消灭或者履行公法义务的可能性来看,它有三种表现形态:私人为公共主体、公共主体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的管理公法事务。为了化解财货转移的合法性危机,公法学理论与实务不断革新,其中,一项具有引领行政合法与恢复正义属性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制度日显重要。所谓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使一方得利,他方受损,而受损一方有权请求得利他方返还其所受利益,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原因。在我国,公法上不当得利完全具有正当性的法理基础。虽然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两者名称与内容有所区别,但两者间始终隐喻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密切关系。公法上不当得利据不同地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但依请求权规范基础,可将其分为公共主体的不当得利、私人的不当得利与公共主体之间发生的不当得利。作为一种“兜底性类型”的法定之债而存在的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行政给付与公法上一般给付之间属于种属关系。所谓公法上一般给付,是指在公法法律关系中,请求公共主体或私人作成行政行为以外的公法行为,包括请求作为、不作为或忍受。在形式上,在公法上一般给付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当事人是公共主体;在公法上一般给付的启动程序上,通常均以申请为原则,依职权主动实施为例外;公法上一般给付法律关系的运作具有法定性;公法上一般给付的形式上,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实质上,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属于公法之债的法律关系之一种,从行为过程角度说,它是权力作用的结果;从权利义务属性来说,公法上一般给付是集国家、政府义务（或权利）与私人权利（或义务）于一体的公法活动。在我国,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完全具有正当性的法理基础。若以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上给付作类型化表述,可将其区分为公共主体对私人的给付、私人对公共主体的给付与公共主体间的给付。
陈明强[10]（2013）在《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收集到的623份（443种）结婚证书实物为第一手图像研究材料,在田野考察、图像分析与文献理论研究的三者互动中,对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证件制式、文书格式、认证要件、版式构成、色彩特征、造型手法、图案题材和字体类型等各方面做描述和分析。第一章从婚姻、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及结婚证书的出现与发展等方面,对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梳理。第二章至第四章,将新中国结婚证图像研究分为建国初期十七年（1949-1965）、“文革”及之后的“徘徊”时期（1966-1978）和“改革开放”之后（1979-至今）三个时期。在对不同时期的结婚证书图像进行合理阐释时,将之置于恰当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社会变动中,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考察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图像本身的影响。从情景的表现、观念的传达、画面的组织和图像套式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寻找出图像演变的内在动力,认识结婚证图像内容和功能的变换,从中显现婚姻制度的变革,婚姻观念的变化,婚姻生活的时代风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扬策略的转变,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揭示婚姻合法性缔结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之间的关联。第五章经过对结婚证制式类型、印制工艺、文书格式、认证要件（印鉴、印花税票和照片）等多方面的分析和总结,呈现作为婚姻“被证明”的物化形式的结婚证书,如何逐步成为形式合法,要件齐全的婚姻合法性认证的法定证件。第六章至第七章,通过对版式类型、版面图像套式、版式设计特点、色彩特征、造型手法和图案元素（吉祥图案、政治符号、外来图案和美术字图案）的归纳和分析,呈现出结婚证设计者如何将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和文艺政策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图像发挥出教化、规范、维系和调节的功能。总之,结婚证的图像内容,作为一个浓缩的特殊时期的历史景观,与中国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相联系,不仅反映出不同时期婚姻管理政策,还暗含许多其他内容,如新旧文化的交融与对抗,文艺政策的转变,以及统治阶层对于现代化认识的演化过程等。结婚证图像承担着证明两性合法婚姻关系之外的功能,它反映了图像演变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联。可以说,结婚证图像的演变,呈现的是国家统治力量在各个时期,将其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巩固和加强与夫妻婚姻缔结的合法性确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
二、中国油料1992年1第—4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油料1992年1第—4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特色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背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
| 一、国民政府空军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初露端倪 |
| 三、“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之成就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空军的发展 |
| 一、一战后欧美列强日益向空军倾斜的国防体系 |
| 二、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列强积极扩建空军 |
| 三、欧美空军发展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影响 |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航空的强化及其空军势力的扩充 |
| 一、日本的航空事业 |
| 二、空军战备训练 |
| 三、空军教育:飞行学校与空军人员之养成 |
| 四、空军实力扩充 |
| 五、日本空军对华侵略态势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酝酿与决策 |
| 第一节 国内航空救国运动的兴起 |
| 一、“航空救国”意识的觉醒 |
| 二、各种航空救国组织的建立 |
| 三、举办“航空救国”宣传活动 |
| 四、捐款购机:民众对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响应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思想基础 |
| 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空军建设思想 |
| 二、“七七”事变前时人对空军建设的认识 |
| 第三节 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与防日计划 |
| 一、空军内部提出对空军的改革与建议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的出台与演变 |
| 三、国民政府空军对日作战计划 |
| 第三章 空军军备建设 |
| 第一节 航空工业的艰难起步 |
| 一、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条件分析 |
| 二、先天不足的早期中国航空工业 |
| 三、国民政府自主建厂与中外合资办厂 |
| 四、推进航空工程教育与研究发展 |
| 第二节 空军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扩建 |
| 一、扩大与改造航空场站 |
| 二、增办其他空军设施 |
| 三、设置航空禁航区域 |
| 第三节 扩充空军部队 |
| 一、整合地方空军 |
| 二、增编作战飞机 |
| 三、抗战爆发时空军部队实力及部署情况 |
| 第四节 空军建设的当务之急:防空建设 |
| 一、防空的紧迫性与防空问题的严重性 |
| 二、组建防空部队,发展“积极防空” |
| 三、实施防空演习 |
| 四、举办防空展览活动—以1935年武汉防空展览为例 |
| 第四章 空军教育与人才建设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空军人才的培养要求 |
| 一、空军学员的准入资格 |
| 二、对空军人员的精神要求与指导思想 |
| 三、对空军人员的技术训练培养要求 |
| 第二节 空军人才的摇篮—中央航空学校 |
| 一、航校的成立 |
| 二、严格学员选拔与考核机制 |
| 三、重视学员的培养 |
| 四、航校的精神教育 |
| 五、航校的人才培养成本与薪阶制度 |
| 第三节 防空学校人才培养概况 |
| 一、防空训练与培训 |
| 二、主要负责人及师资力量 |
| 三、学员的选拔、管理与出路 |
| 第四节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对空军留学生的规范化管理及派遣尝试 |
| 二、派遣赴意大利留学的学生学习概况 |
| 三、派遣留学生赴其他国家学习概况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评价与检讨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对抗战的贡献 |
| 一、中国空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并从战略上牵制了日军 |
| 二、铸就“笕桥精神”,鼓舞抗战士气 |
| 三、为抗战后期争取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打开窗口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问题检讨 |
| 一、缺乏正确的空军战略战术 |
| 二、空军基础建设极其薄弱 |
| 三、飞行员缺乏训练导致事故 |
| 四、空军军制不良,航委会人事混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总论 |
|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及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范围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1.3 研究范围及关系界定 |
| 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供需平衡方面的相关研究 |
| 1.3.2 在影响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供需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 |
| 1.3.3 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结构优化方面的相关研究 |
| 1.3.4 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理论和技术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 |
| 1.3.5 对文献研究的基本评价 |
| 1.4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特色 |
| 1.4.1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2 主要特色 |
| 2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现状及供应影响因素分析 |
| 2.1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外部环境 |
| 2.1.1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环境 |
| 2.1.2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国内环境 |
| 2.2 重庆能源供应情况分析 |
| 2.2.1 重庆煤炭生产及其供应 |
| 2.2.2 重庆油料生产及其供应 |
| 2.2.3 重庆天然气生产及其供应 |
| 2.2.4 重庆新兴油气生产及其供应 |
| 2.2.5 重庆电力生产及其供应 |
| 2.2.6 重庆“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情况 |
| 2.3 重庆能源供应影响因素的分析 |
| 2.3.1 投资因素 |
| 2.3.2 技术因素 |
| 2.3.3 市场因素 |
| 2.3.4 能效因素 |
| 2.3.5 制度因素 |
| 2.4 重庆市能源消费情况分析 |
| 2.4.1 重庆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
| 2.4.2 重庆能源碳排放现状分析 |
| 2.5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利用做法及效果 |
| 2.5.1 重庆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
| 2.5.2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高效利用技术成果 |
| 2.5.3 重庆能源碳排放控制的效果 |
| 2.6 重庆五大功能区域经济发展及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
| 2.6.1 重庆五大功能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 |
| 2.6.2 重庆五大功能分区能源消费现状的分析 |
| 2.7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利用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
| 2.7.1 能源使用效率不高 |
| 2.7.2 能源消耗带来环境污染 |
| 2.7.3 能源绿色低碳利用的不可持续性 |
| 2.8 本章小结 |
| 3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性分析 |
| 3.1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研究的目标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 对影响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主要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2.1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经济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2.2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三次产业、全社会零售总额的相关性分析 |
| 3.2.3 对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三废”排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2.4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人口、城镇化、矿难的相关性分析 |
| 3.2.5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科技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需求量预测研究 |
| 4.1 非线型预测模型设计及其预测能源绿色低碳可持续利用量的实证分析 |
| 4.1.1 建立煤炭、油料、天然气、电力的回归预测模型 |
| 4.1.2 各种能源的一元非线性回归模型的实际检验 |
| 4.2 基于灰色系统预测能源可持续利用量的模型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2.1 灰色系统理论与模型设计 |
| 4.2.2 灰色系统GM(1，1)模型的建模原理 |
| 4.2.3 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对重庆未来几年能源消耗量的预测及分析 |
| 4.2.4 重庆能源灰色系统GM(1，1)模型预测值的实际检验分析 |
| 4.3 基于灰色神经网络理论研究重庆能源消耗量预测 |
| 4.3.1 构建灰色神经网络系统预测重庆能源消费量的模型设计 |
| 4.3.2 重庆能源消费量灰色神经网络法的预测数据处理和结果 |
| 4.3.3 重庆能源灰色神经网络预测需求与实际的检验 |
| 4.4 重庆能源需求量复合预测的实证研究 |
| 4.4.1 重庆能源需求量AHP复合预测计算 |
| 4.4.2 重庆能源需求复合预测值与实际值检验 |
| 4.5 各种预测方法计算的预测值比较 |
| 4.6 各种预测方法的残差分析 |
| 4.6.1 各种预测方法的剩余标准差分析 |
| 4.6.2 各种预测方法的相对误差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5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DEA技术有效评价研究 |
| 5.1 数据包络分析对能源绿色低碳高效利用研究的意义与功能 |
| 5.1.1 数据包络分析对能源绿色低碳利用研究的意义与样本要求 |
| 5.1.2 数据包络分析应用于能源投入产出系统设计的模型 |
| 5.2 能源投入产出系统的数据包络分析研究 |
| 5.2.1 能源投入产出模型选择与松驰改进和径向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研究 |
| 5.2.2 重庆能源投入产出效率DEA技术有效评价实证研究 |
| 5.3 数据包络分析研究能源投入产出规模效应值的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结构优化研究 |
| 6.1 重庆 2015～2020年能源需求的三种准则预测方案构建 |
| 6.2 按乐观准则预测量结合历年实际制定的结构优化方案 |
| 6.3 按等可能准则预测能源消耗量的结构优化方案 |
| 6.4 按悲观准则计算CO2预测能源消耗进行结构优化后的经济环保产出 |
| 6.5 三种决策的能源结构优化方案2020年达到的主要指标 |
| 6.6“十三五”重庆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后的能源供应缺口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十三五”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建议 |
| 7.1 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方面的建议 |
| 7.1.1 大幅降低煤炭使用比重，不断提升煤炭绿色低碳利用效率 |
| 7.1.2 降低油料消费比重，提高油料使用标准，加大油料储备力度 |
| 7.1.3 提高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消费比重 |
| 7.1.4 大力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加大能源保障体系的建设 |
| 7.2 对新能源开发和能源清洁利用科技方面的建议 |
| 7.2.1 大力推广节能新技术，提高能源投入产出的DEA效率 |
| 7.2.2 大力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化工技术 |
| 7.2.3 加强CO2化工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
| 7.2.4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
| 7.2.5 加强新能源特别是动力电池与纯电动汽车开发使用力度 |
| 7.3 完善能源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 |
| 7.3.1 加强能源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能源需求结构优化引导，更好消纳新能源、多层次多维度多环节的集成改革 |
| 7.3.2 加快对接国家能源战略，提升重庆能源综合保障能力 |
| 7.3.3 优化五大功能区域能源发展布局，提高城乡区域能源保障整体水平 |
| 7.3.4 以能源节约集约利用为引领，大力推广绿色低碳能源 |
| 7.3.5 深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
| 7.3.6 大力加强碳金融创新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论文的结论 |
| 8.2 创新点及解决的关键问题 |
| 8.2.1 主要创新点 |
| 8.2.2 解决的关键问题 |
| 8.3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C. 附表 |
（3）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资料与概念界定 |
| 1.3.1 资料 |
| 1.3.2 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史实与因果 |
| 第一节 企业内迁:组织过程、案例和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转移与后方工业兴起 |
| 2.2.1 亲历者的现状研究:政策与事实 |
| 2.2.2 后来者的历史研究:史料整理与评价 |
| 第三节 基于计量方法的因果性研究 |
| 2.3.1 历史事件的长期效应 |
| 2.3.2 对中国历史的量化研究 |
| 2.3.3 冲突与战争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评价与探讨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工业 |
| 第一节 战前全国工业发展概况 |
| 3.1.1 战前工业的区域分布 |
| 3.1.2 产出情况 |
| 3.1.3 产业结构 |
| 3.1.4 产权构成 |
| 第二节 战前工业的技术效率 |
| 3.2.1 数据与变量 |
| 3.2.2 模型选择 |
| 3.2.3 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的西部工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工业内迁——基本史实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战前准备及内迁政策 |
| 第二节 兵工企业的内迁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的内迁 |
| 4.3.1 第一次内迁 |
| 4.3.2 第二次内迁 |
| 第四节 内迁的完成与复工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方的工业发展:行业和地域 |
| 第一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行业的视角 |
| 5.1.1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5.1.2 时间序列的分析 |
| 第二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地域的视角 |
| 5.2.1 抗战初期的工业概括 |
| 5.2.2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的比较 |
| 5.3.1 空间基尼系数 |
| 5.3.2 θ指数 |
| 5.3.3 熵指数(SPEC) |
| 5.3.4 Krugman专业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方工业兴起与长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6.1.1 被解释变量 |
| 6.1.2 核心解释变量 |
| 6.1.3 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准回归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分位数回归 |
| 第四节 历史的耦合:三线建设 |
| 第五节 理解工业内迁的长期效应 |
| 6.5.1 改变初始发展条件 |
| 6.5.2 移民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以前粤省铁路从分治到整合的进程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分治的形成 |
| 一、美国方面关于省三支线的兴筑及其困境 |
| 二、商办铁路公司对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与经营 |
| 三、英国势力笼罩下广九铁路的兴筑与经营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前粤省铁路的整合 |
| 一、省内整合:政治介入粤省铁路内部事务 |
| 二、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四大铁路管理局(工程局)合并 |
| 第三节 抗战爆发前后粤汉广九两路接轨 |
| 一、接轨问题的起源 |
| 二、中央、地方与英国关于接轨问题的立场与纠缠 |
| 三、两路接轨促成“香港通道”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经营的恢复与统一管理的重建 |
| 第一节 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的接收与营运初步恢复 |
| 一、陆军第二方面军铁路接收事宜 |
| 二、交通部驻粤人员的铁路接管 |
| 三、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交通营运的恢复 |
| 第二节 海南岛铁路之接收与初期经营 |
| 一、日军对海南岛铁路的营建概况 |
| 二、海南岛铁路接收乱局 |
| 三、海南岛铁路接收初期之经营及困难 |
| 第三节 粤省铁路统一管理的重建 |
| 一、粤汉区铁路管理局之建立 |
| 二、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在粤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的日常经营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营运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 |
| 第二节 粤省铁路经营中的主要事务 |
| 一、机务 |
| 二、工务 |
| 三、财务 |
| 四、行车 |
| 五、警务 |
| 第三节 客货运输状况及其进步与不足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新工程与广东地方建设 |
| 第一节 美援、“复兴华南”计划与粤汉区铁路 |
| 一、打造华南“美式铁路典范” |
| 二、以铁路带动“复兴华南”计划 |
| 三、“美援”的落差 |
| 第二节 开发海南岛:海南环岛铁路之建设及窘境 |
| 一、海南环岛铁路建设基础与建筑计划 |
| 二、开展海南环岛铁路计划中的困难 |
| 三、环岛铁路计划的搁置与地方民众的反应 |
| 第三节 连通粤汉干线与广三段:建设广州西南大桥 |
| 一、工程缘起 |
| 二、战后路局、省府与市府合作筹筑西南大桥 |
| 三、工程计划与中辍 |
| 第四节 运输煤炭以济广东:狗牙洞支线建设 |
| 一、缺煤的广东 |
| 二、粤湘边境、粤北煤矿的早期开发与狗牙洞支线雏形 |
| 三、支线工程开展与相关概算 |
| 四、推进支线工程的现实困难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路政在广东的转换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深陷经营困境 |
| 一、财政极度困难 |
| 二、粤省铁路工潮迭起 |
| 三、路局高层离心离德 |
| 四、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南迁广州 |
| 第二节 广州机厂等设备人员迁台 |
| 第三节 人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 |
| 一、接管前夕之情形 |
| 二、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过程 |
| 三、粤省铁路交通恢复与营运展望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研究范围 |
| 第三节、相关文献评析 |
| 第四节、研究方法及架构 |
| 注释 |
| 第一章 全球化治理理论对中国减排义务的影响 |
| 第一节、全球化之概述 |
| 第二节、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对中国减排义务的影响 |
| 第二节、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对中国减排义务的影响 |
| 第三节、全球环境治理的各种组织及其对中国减排义务的影响 |
| 第四节、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五节、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的规范分析 |
| 第一节、《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项下的减排国际义务 |
| 第二节、中国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现立场的国际法分析 |
| 第三节、《京都议定书》项下的减排国际义务 |
| 第四节、《京都议定书》项下中国承担的减排义务及展望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义务的障碍与发展 |
| 第一节、中国关于减排国际义务的国际法理论和现实根据分析 |
| 第二节、中国履行减排义务的障碍与基本立场 |
| 第三节、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的发展趋势:从巴里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会议 |
| 第四节、欧盟地区关于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的立场及其国际法分析 |
| 第五节、美国关于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的立场及其国际法分析 |
| 第六节、小岛国联盟对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的立场及其国际法分析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国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义务的制度建构、成就与展望 |
| 第一节、理论与实践之政策工具 |
| 第二节、环境税收制度 |
| 第三节、碳排放交易制度 |
| 第四节、清洁发展机制 |
| 第五节、可再生能源制度及其它代表性制度 |
| 注释 |
| 结论 |
| 第一节、潮流与变迁 |
| 第二节、理论反思与研究发现 |
| 第三节、前瞻评估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历程 |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 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9）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方法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公法之债的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公法之债的实践意义 |
| 总论 |
| 第一章 公法之债的本体性认识 |
| 第一节 公法之债概念分析 |
| 一、公法的古今 |
| （一）公法之源在罗马法 |
| （二）中世纪公法的“荒凉” |
| （三）近代公法获得崛起并形成了公、私二元格局 |
| （四）现代公法现实图景：公私界限模糊 |
| 二、债的古今 |
| （一）现代债的共同起源：罗马法 |
| （二）中世纪债的嬗变：日耳曼法 |
| （三）近代债的变迁：学说与规范 |
| （四）债的现代属性：作为整个文明的产物 |
| 三、公法之债概念的内涵与要素 |
| （一）公法关系——公法之债与私法之债的核心区别 |
| （二）公法之债的本质特性为给付（行为） |
| （三）公法之债的发生原因法定或意定 |
| （四）公法之债的相对性原则 |
| 第二节 公法之债与相关概念制度的关系 |
| 一、公法之债与传统行政法学 |
| 二、公法之债与私法之债 |
| 三、公法之债与公法上请求权 |
| 四、公法之债与公法物权 |
| 第二章 公法之债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宪法“眷念”下的公法之债 |
| 一、公法之债的实证宪法基础 |
| 二、公法之债的原理宪法基础 |
| （一）民主原则 |
| （二）法治原则 |
| （三）社会国原则 |
| 第二节 行政法“使命”下的公法之债 |
| 一、公法之债的实证行政法基础 |
| 二、公法之债的原理行政法基础 |
| （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合作行政原理 |
| （三）行政法律关系论 |
| 第三节 财产法“期盼”下的公法之债 |
| 一、公法之债的实证财产法基础 |
| 二、公法之债的原理财产法基础 |
| （一）契约自由 |
| （二）权益保护 |
| （三）衡平原则 |
| 第四节 公法之债的社会现实基础 |
| 第三章 两大法系下公法之债的学说实务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下公法之债的学说实务 |
| 一、处于始创时期的公法之债——联邦德国的学说实务 |
| 二、处于持续建构中的公法之债——法国的学说实务 |
| 三、处于未定型式的公法之债——日本国的学说实务 |
| 四、处于形塑中的公法之债——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实务 |
| 第二节 普通法系下公法之债的生长 |
| 一、英国公法观念和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债 |
| 二、美国行政法重构中的债 |
| 第三节 域外公法之债学说实务考察的总结 |
| 一、债可以在公法中成长 |
| 二、公法之债的体系具有开放性 |
| 三、差异共识性的公法之债 |
| 第四章 公法之债的体系化构建 |
| 第一节 影响公法之债体系化建构的因素 |
| 一、私法思维的“束缚” |
| 二、公法制度的“个性” |
| 三、既存制度的“羁绊” |
| 第二节 公法之债基本体系的确立 |
| 分论 |
| 第五章 公法契约之债 |
| 第一节 公法契约之债概述 |
| 一、公法契约在现代公法中的崛起 |
| 二、公法契约的概念与特征 |
| 三、依法行政与契约自由 |
| 第二节 公法契约之债的类型化叙述 |
| 一、概述 |
| 二、私人与公共主体间的公法契约 |
| 二、公共主体间的公法契约 |
| 第六章 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 |
| 第一节 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概述 |
| 一、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在现代公法中确立 |
| 二、公法上侵权行为的概念与成立要件 |
| 三、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法理基础问题 |
| 第二节 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类型化注解 |
| 一、概述 |
| 二、公共主体对私人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 |
| 三、私人对公共主体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 |
| 四、公共主体间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 |
| 第七章 公法上无因管理之债 |
| 第一节 公法上无因管理之债概述 |
| 一、现实的呼唤与理论的创新 |
| 二、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
| 三、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法理基础问题 |
| 第二节 公法上无因管理之债的类型化解说 |
| 一、概述 |
| 二、私人为公共主体管理公法事务 |
| 三、公共主体为私人管理公法事务 |
| 四、公共主体间的管理公法事务 |
| 第八章 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 |
| 第一节 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概述 |
| 一、现实的呼唤与理论的创新 |
| 二、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
| 三、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理基础问题 |
| 四、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的关系 |
| 第二节 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的类型化解读 |
| 一、概述 |
| 二、公共主体的不当得利——私人向国家或其他公共主体请求 |
| 三、私人的不当得利——国家或其他公共主体向私人请求 |
| 四、公共主体间的不当得利——公共主体间发生的请求 |
| 第九章 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 |
| 第一节 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概述 |
| 一、行政给付与公法上一般给付 |
| 二、公法上一般给付的概念与特征 |
| 三、公法上一般给付的法理基础问题 |
| 第二节 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的类型化描述 |
| 一、概述 |
| 二、公共主体对私人的给付 |
| 三、私人对公共主体的给付 |
| 四、公共主体之间的给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课题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结婚证书 |
| (二) 图像 |
| (三) 意识形态 |
| (四) 政治合法性 |
| 二、研究范围 |
| (一) 考察对象的界定 |
| (二) 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基本分期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 一、学术研究状况 |
| 二、对研究现状的总结陈述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考察法 |
| (二) 图像学方法 |
| (三) 文献考察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婚姻、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 |
| 一、婚姻 |
| 二、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 |
| (一) 结婚 |
| (二) 结婚的程序与方式 |
| 1. 革命根据地与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的关系 |
| 2. 婚姻登记制度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结婚证书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媒证 |
| (一) 媒神 |
| (二) 媒人 |
| (三) 媒场 |
| (四) 媒物 |
| 二、中国传统“婚书”简述 |
| (一) 婚书的概念及其他称谓 |
| (二) 中国历代有关“婚书”的文献 |
| 三、清末民初的“官制婚书” |
| (一) 太平天国“合挥” |
| (二) 清末民初“官制婚书”推广的历史 |
| 四、“结婚证书”提法的出现 |
| 第二章 承前启后,新中国新气象——建国初期十七年(1949—1965) |
| 第一节 承前启后 |
| 一、吉祥图案的沿用 |
| 二、版面制式的借鉴 |
| 第二节 新中国新气象 |
| 一、代表“新政权”的政治符号 |
| 二、新的花卉图案和花边形式 |
| 三、新的婚姻法规 |
| 四、新的社会面貌 |
| (一) 夫妻形象 |
| (二) 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
| 第三节 新政权光芒下的婚姻缔结 |
| 一、新政权下的“洞房”,喜庆的婚姻“私生活” |
| 二、传统元素与新政权符号共生关系,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巩固 |
| 第三章 火热的“革命”气质——“文革”及之后的“徘徊”时期(1966—1978) |
| 第一节 火热的“革命”气质 |
| 一、图案元素的变更 |
| (一) 原有政治符号的变化 |
| (二) 新政治符号的出现 |
| 二、绚丽与简朴并存的版面 |
| (一) 红绿黄三色搭配的版面 |
| (二) “红光亮”色调与“节俭”风格 |
| 三、证本式制式与分段式版面 |
| 第二节 “革命”运动下的婚姻缔结 |
| 一、权力空间的营造与转变 |
| 二、领袖颂歌中的婚姻祝福 |
| (一) 权力空间的核心与政治合法性的巩固 |
| (二) 领袖注视下的规训之城 |
| 第四章 “春风”带来的“大一统”——“改革开放”之后(1979—2004) |
| 第一节 “春风”送暖——政治符号的消减,吉祥图案的回归(1979—1985) |
| 第二节 统一管理——结婚证统一制式与管理的过程(1986——2004) |
| 第三节 法律规范下的婚姻缔结 |
| 一、“奖状”变“证件”—婚姻与契约 |
| (一) “一分为二”—传统契约制式与婚书制式的关系 |
| (二) 婚姻的契约性 |
| 二、“政治干预”与“法律规范” |
| (一) 国家干预减弱,公权力对私权利把控的转变 |
| (二) 法制的规训,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
| 第五章 证书的形式要件 |
| 第一节 证书制式 |
| 一、制式类型 |
| (一) 奖状式 |
| (二) 证本式 |
| 二、包装种类及材料 |
| 三、尺寸 |
| 四、印刷工艺和印制单位 |
| 五、纸张 |
| 第二节 文书格式 |
| 一、建国前婚书的文书格式 |
| (一)、民国婚书的文书格式 |
| (二)、革命根据地结婚证的文书格式 |
| 二、新中国结婚证书的文书格式(1949—2003十种不同的文书格式) |
| 第三节 认证要件 |
| 一、印鉴(印章、指纹与签名) |
| 二、印花税票 |
| 三、夫妻照片 |
| 第六章 版式构成 |
| 第一节 版式 |
| 一、版式类型 |
| 二、版面图像套式 |
| 第二节 版式设计特点 |
| 一、对称与均衡 |
| 二、节奏与韵律 |
| 三、主观处理的比例 |
| 四、四季采花的时间观 |
| 五、多方位的空间处理 |
| 第三节 色彩运用 |
| 一、结婚证的色彩布局 |
| (一) 字体颜色 |
| (二) 内芯,封面和封底的底色 |
| (三) 边框颜色和封面封底中单独出现的图案颜色 |
| 二、色调类型 |
| 第四节 造型手法 |
| 第七章 图案 |
| 第一节 吉祥图案 |
| 一、人物神祗 |
| 二、祥禽瑞兽 |
| 三、花卉果木 |
| 四、文字符号 |
| 第二节 政治符号 |
| 一、标志类 |
| 二、人物类 |
| 三、生产生活物象 |
| 第三节 外来图案 |
| 第四节 美术字 |
| 一、美术字体类型与布局 |
| 二、美术字内容 |
| (一) 婚姻法内容 |
| (二) 政治内容 |
| 第五节 图像的功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国油料1992年1第—4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D]. 刘俊平. 南京大学, 2014(05)
- [2]重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研究[D]. 李剑波. 重庆大学, 2016(03)
- [3]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D]. 王鑫. 南开大学, 2018(03)
- [4]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5]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D]. 钟远明. 武汉大学, 2017(06)
- [6]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减排国际义务研究[D]. 王启东. 暨南大学, 2010(09)
- [9]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D]. 汪厚冬. 苏州大学, 2016(08)
- [10]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D]. 陈明强. 中央美术学院,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