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高陈[1]（2019）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国家的审判权由包括地方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关于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受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与行政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通过行政诉讼依法对行政机关监督制约。人民法院具有人权保障、纠纷解决、权力制约、维护法制统一、推进社会治理等职能。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宪法特征。其具有国家性、统一性、独立性等特点。第一、各级法院均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第二、法院的审判权不可分割,审判权的行使具有整体性,法院统一适用国家法律。第三、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具有独立性,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四、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点,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罢免,其他法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因此,地方各级法院在权力来源、工作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方属性。但是,无论法院由哪一级权力机关产生,其行使审判权时均代表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非代表地方利益。实践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机构编制主要由同级地方党委管理,同级地方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干部管理,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法院财物由同级地方政府财政保障为主、省级和中央财政保障为辅。地方各级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与我国历史传统、基本国情、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等密切相关,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司法体制同样需要完成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地方法院人财物受同级党委政府控制的司法体制,产生了“司法受地方干预”、“司法行政化”等诸多弊端,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从宪法角度而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监督乏力、地方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部分领导缺乏宪法意识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弊端的重要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旨在提高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的管理层级,改变其对同级地方党委政府的依附关系,有利于在体制上保障其独立审判,是从根源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的有效良策。这项改革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然而,重大改革必须依法有据。省级统管改革是涉及宪法问题的重要改革,应当遵循宪法,在法治轨道上进行。该项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论断。该论断在内容、逻辑和法理上难以自洽,不完全符合中央事权的基本内涵、特点以及央地事权的通常划分标准,也不完全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征。通过研究发现:央地事务的权力配置,一般奉行“以事定权、权随事配”原则,人民法院处理的事务大部分不属于中央事务;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权在权力来源上具有明显的地方属性;央地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宪法规定以及地方法院的工作实际并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司法制度国家专属立法不必然表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地方人民法院并非中央或最高法院派设在地方的法院;司法权的产生、发展历史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改革本身的实践表明,司法权在权力来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地方属性。建立在“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基础上的省级统管“去地方化”的论断也不能成立。通过宪法审视,当下省级统管改革存在以下宪法冲突:省以下法院“省级提名、分级任免”的人事权统管改革不完全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割裂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法官的任免权;省级统管改革弱化了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改变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的基本框架,省以下地方人大将难以组织同级法院。同时,上下级法院人财物的行政管理尚缺乏宪法、法律依据;在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省级统管可能会侵犯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的监督关系。从境外法院人财物管理的经验看,宪法、法律均严格保障审判独立。法官一般经相对独立的遴选委员会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遴选、审核,由较高层级的主体任命。法院经费通常由中央或州等高层级主体保障,其中,由中央财政保障的居多。法院的行政管理有法院自治型管理、行政机关管理和司法委员会管理三种模式,第一种管理模式是主流模式和发展趋势。各种模式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保障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提升司法公正和效率。在法院行政管理与审判工作关系上,“以审判工作为中心”是原则。行政管理服从和服务于审判工作,不能影响审判独立。两者归属于不同序列,实行严格分离。境外法院普遍成立法官会议决定行政管理事项,平衡各方利益,弱化上下级法院的领导关系,保障审判独立。为了使省级统管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应当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重构改革理论:我国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的管理层级较低,不利于保障其审判独立,故省级统管改革具有必要性,应当深入推进。审判权具有国家性、统一性、独立性等特点。地方各级法院在权力来源、工作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方属性,其司法权不属于中央事权。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哪一级国家机构统管,应当结合法院及司法权的宪法特征,从“有利于保障审判独立”的角度,根据实际情况科学确定。改革应当坚持合宪性原则,有必要适时修改宪法和法律。改革的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第一、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境外经验,省以下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财物由省级统管应当是当下较长时间内的重要改革目标。宪法、法律相关规定应当据此作相应修改。时机成熟后可继续深化改革。本文拟订的长远改革目标为:省高级法院人财物由中央统管、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省级统管;更加长远的目标为:省高级法院人财物由中央统管,省以下法院法官由省级统管、财物由中央统管。第二、省级统管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法院的监督关系。在“省以下法院法官省级任命、财物省级统管”模式下,有必要调整原有的监督关系。市、县人大将不再听取同级法院的全面工作报告,也不宜采取质询、听取述职报告的监督方式。但可以通过执法检查、询问、特定问题调查,代表议案、建议、视察等方式进行监督。省级人大将拥有全面的监督方式。为应对“省级人大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能力不足,而市、县人大缺乏有效监督手段”等困境,有必要探索建立“省级人大委托市级人大听取和审查中基层法院工作报告及院庭长述职报告、进行法官任前考察;省级人大其他监督工作由市级人大常委会协助;市级人大常委会定期报告监督情况”等机制。加强省级人大对地方法院财政的监督保障,赋予省级人大财政决定权,法院经费预算经省级人大批准后再由省级财政拨款,以此消除或减少行政机关对法院的掌控。第三、上下级法院宪法关系的完善。一是省级统管改革应当维护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保障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审判。二是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在省级人大监督下开展工作。委员会应当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委员会应当参与初任法官遴选及法官晋升、晋级。立法应当保障委员会的独立性,其审查决定应当具有约束力,委员应当多元化和专业化,法官遴选程序应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以此制约和弱化上下级法院的行政化倾向。三是司法行政管理应当保障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和审判独立。采取法院自治型管理模式,保障法院整体独立。明确上下级法院行政管理与审判工作的界限。建立由各级法院法官代表为主体、兼有社会人士等参与的法官会议,行使经费分配等行政管理决策权,制衡和弱化上下级法院的领导关系。通过完善上述内容,依宪、依法实现省级统管改革的预期目标。
李昌林[2]（2003）在《论刑事裁判权的归属》文中研究说明如果说刑事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那么，刑事裁判权的归属问题则是这一中心环节的核心问题。研究刑事裁判权的归属，将为审判方式改革指明方向，对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的研究，将填补刑事审判理论研究的空白，对于深化刑事审判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由三章组成。 第一章着眼于法律的规定与现实的脱节，论证裁判权应当归法定的裁判者。在我国，法定的裁判者只有负责个案审判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而在实践中，不负责个案审判的人，包括法院内部行政领导、上级法院领导和法官、党的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行使着实质上的裁判权。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对法定的裁判者进行了研究。在对司法独立的含义进行考察之后，笔者发现，司法独立，首先就是法官独立。没有法官独立，官署独立就没有实际意义。从法律解释的系统性、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刑事裁判性质的要求、责权统一原则的要求和司法独立的语义角度出发，笔者得出了我国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也包含法官独立审判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法律赋予审判委员会实质意义上的裁判权的规定进行了评析，认为，审判委员会行使裁判权，虽然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但在现在已经是弊大于利，它不利于司法公正，不利于保证案件质量，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益，不利于审判委员会其他职能的正常发挥，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种种保留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的主张，并不能克服审判委员会行使裁判权的弊端，因此，应当取消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法定的裁判者只能是负责个案审判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裁判权还归从事审判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之后，并不一定导致法官擅断，助长司法腐败，因为我们还有防止司法腐败、防止法官擅断的制度和措施。相反，这会促使法官钻研业务，提高业务素质。在法官能力不足以解决其审理的案件的情况下，我国法律规定的提审和移送管辖制度也可以使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 在论证了裁判权只能归法定的裁判者个体之后，本章第二节着重讨论了实践中法定的裁判者与事实上的裁判者脱节的现象。根据司法独立的要求，法官在从事审判时，要独立于其上级和同事，任何人都不得对法官如何进行裁判作出指示，法官进行裁判的依据，只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和依法认定的案件事实。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院院长、庭长对案件进行把关的制度、案件请示汇报制度、提前介入制度，却使裁判权旁落，从事审判的人员不能真正享有裁判权，裁判权在实质上落到了法院内部行政领导、上级法院领导和法官身上。公开审判原则、回避制度、证据裁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集中审理原则、上诉制度都因为这些做法的存在而形同虚设，审判独立也不可能落到实处，法官的素质也得不到提高，法官责任制也难以得到落实。要实现法定的裁判者与事实上的裁判者统一，就必须废除实鱿中的上述做法。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方针。党的领导是审判独立的组织保证，为独立审判指明了方向。但是，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是路线方针、组织上的领导而不是要包办具体司法事务。党的个别领导人对司法机关办理的个案作出指示，这实际上不是党的领导，也不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实际上也排除了党的领导人对个案的干预。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除了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以外，取消政法委员会审批案件制度也是重要的一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法院也不例外。但是，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法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人大个案监督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了裁判权，不利于司法独立，也不利于司法公正，不利于提高司法权威，并可能产生新的腐败。应当克服人民代表大会代行裁判权的种种做法。新闻媒体对于司法独立，具有促进作用，但新闻媒体也可能妨害裁判权的独立行使，甚至出现篡夺裁判权、“媒体判案”的现象。因此，必须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司法也要正确对待新闻媒体。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不符合规范、妨害审判独立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有权对新闻媒体加以限制、禁止与制裁。 第二章主要研究裁判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刑事裁判权可以分为形式裁判权和实体裁判权。在我国，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在行使形式裁判权。这是不妥当的。在本章第一节中，作首讨论了强行侦查措施决定权、不当起诉和不当不起诉的审查权的归属问题，认为它们属于形式裁判权的范困，应当由人民法院行使，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不应行使这些权力。主张强行侦查措施决定权归法院的主要理由在于:（l）这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2）是防止权力失范的需要;（3）是保障人权的需要;（4）是贯彻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需要;（5）是保证案件质量的?
刘旭[3]（2017）在《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研究》文中提出长久以来以“司法地方化”为议题展开的讨论,构成了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举措提出的历史背景。使法院摆脱地方行政区划板块的不良影响,以及革除司法地方保护现象,便成为理论界对于司法改革的强烈期待。这一期待和呼吁,与传统专门法院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促成了在铁路运输法院系统率先开展的跨行政区划法院实验。我国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改革显然受到了防范司法地方保护及矫正专门法院不足两方面取向的促动,但是,跨行政区划法院议题的问题意识及问题视角并不止以上两方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还要从国家整合、法制统一、权利救济以及程序正义等其他多个视角予以审视。这一举措是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整合的重要路径,推动着利益分化加剧及纠纷普遍化条件下共同法律秩序的营造。跨行政区划法院还通过对基准价值内涵的阐释和界定,维持规则统一与规则多元之间的平衡。跨行政区划法院不可或缺性,还体现在对区域内及区域间权利受损风险的防治。它还集中表达了现代国家治理的程序正义,凸显了“外观上的正义”的重要意义。自清末以来,以分院、分庭的设立为内容的新式法院建设,成为我国近代司法组织变革及其制度演进的主线。分院及分庭亦演变成为近代以来司法组织设置的重要传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及战争时期的司法开拓,彰显了在人民司法要旨下,着力于面向乡村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延伸。这一开拓在建国之后的政治及经济运动中继续得到强化,人民法庭建设始终在我国的法院组织建设中获得重视。近年来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也彰显着历史传统演进中的制度变革轨迹。以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为内容的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革新,相关理念的转换体现在制度构成、运行机理以及组织定位等方面。对于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面临的制度建设的问题,首先要走出单一中心和集中统筹创制的老路。要为保有司法制度的地方适应性和创新性,而赋予司法区及事权法院以充分的规则创制权,同时还要以价值协调为指导、以受案启动为方法开展相关的制度协调。法院自身使命及法院改革目标的完成,也要遵循竞争与协作的结合,以当前改革突破为起点,通过并行管辖的系统性运用,推动法院向制度创新竞争、自我实现激励竞争以及可选择性竞争的转型,同时,还以协作为法院制度演进的内生机理,以自主性为基础并配合以双边及多边的协商,推动法院在人员要素、制度文化以及行政管理上的协作。新型法院的理念基础还包括了超脱性与接近性相结合的设计,法院跨行政区划所要求的,同时包括了法院在内部及外部保持超脱性,这种超脱性并非封闭隔绝,相反,法院还要在组织布局、硬件设计、软件平台以及诉讼服务等方面便利公民接近司法。我国的法院改革已然形成了专门法院转型、普通法院改革以及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设置,三方面领域整体推进的格局。今后的改革便要延续及发展这一改革进路,以自主探索、相互协作、创新发展为指引,推动我国法院体系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而实现重整和革新。跨行政区划法院在总体上涵盖了一审司法区、二审司法区、专门司法区和实验司法区的设计,各法院及其司法区的设置遵循去等级化的方针,从原来那种过度依赖纵向垂直架构转变为横向上的协商与协作型的架构,进而为法院组织及其制度发展明确竞争与协作相结合的内生演进机理;法院及司法区还要体现便民宗旨,通过对交通耐受适距的测算,确定司法区的覆盖半径;还要通过多中心驻点的布局,打破传统法院布局的单一中心性,为巡回审判的实施创造条件。在总体的跨行政区划法院及其司法区的布局内,还要开展有关人、组织、经费等方面具体制度的构造。与跨行政区划相适应的法官选任,要着力革除以往行政化、形式化、内部化所带来的本地化现象,推动实现以遴选委员会为平台的中立性选任,以司法区为单位的扁平化选任,以及以遴选对象、遴选流程全方位开放为内容的开放性选任。法院组织机构革新要反映现代组织管理发展的规律,也要反映法院工作的特性。为此,要对委员会类型的机构加以清理,依照其是代表性还是专业性,配套实施以相应的履职保障和责任约束,不断挖掘委员会机构精干集约的效能;法院业务庭机构的改革要以尊重法官独立裁判要求为前提,重在去除各种形式的职级管理、身份管理和强制性绩效管理,构筑协作性的法院组织架构和法官关系;法院行政科室类型的机构,要适应组织扁平化和组织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以消减层级及环节为内容,推行服务外包及引入社会力量,同时还要构建协商型的议事平台。法院经费供给要与法院人事及组织管理相协同,按照近距、扁平、均衡的要求,要发挥司法区的人大代表会议及相关机构相应的预算管理和监督职能,同时,还要通过渐进改革、不断探索和制度创新,推动实现法院独立预算、中央全额供给的最终目标。
陈海光[4]（2002）在《中国法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应对加入WTO对我国司法制度提出的挑战，近年来国家从立法到司法实践都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期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审判制度。在制度改革的同时，人们不能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制度的承载者——法官。任何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在处于当中的人是最好的时候，它才能呈现出好的状态。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需要有良好的司法体制来保障审判权完整和独立行使，另一方面更需要有一度职业化的、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来正确适用法律。这就要求国家确立一个科学的、符合审判规律和特点的法官制度。本文从法官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实践，以六章的篇幅，注重阐明法官独立、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官选任等制度等的重要意义，分析当前我国法官制度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和弊端，探索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第一章是法官制度概论。笔者认为，所谓法官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而设定的有关法官选任、培训、奖惩、职业道德、工资待遇以及罢免等一系列管理规程的总称。然后在对我国法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和反思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法官制度目前存在法官管理地方化、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法官整体素质偏低、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最后在明确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法官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的前提下，设计了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即法官制度改革应当具有系统性、明确改革进程的渐进性、注意研究改革措施的普适性、注重审判权的有限性、坚持改革措施的合法性。 第二章是审判独立原则。由于审判权具有消极性、中立性、程序性、终局性和亲历性的特征，审判独立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西方的审判独立就是指法官独立，这与我国的理解不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院的整体独立。笔者认为，一件案件是不可能由法院这一抽象的集体来审理的，法官独立是法官正确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应当确认法官独立制度，但因为目前中国法官整体的理性不够以及法官独立的社会的监督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应当采用合议庭独立的方式作为过渡。同时，本章还分析了中国审判独立原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中国审判独立原则的设想和展望。 第三章是法官选任制度。保证法官的高素质、实行法官精英化，是法官选任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法官选任制度分为法官任职资格和法官任用程序两大部分。通过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任职资格和法官任用程序的比较分析， 中国法官制度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应当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并严格落实法律的规定；同时建议采取法官的任命方式，但必须确定独立的法官任命主体。另外，本章还探讨了与法官选任职有关的审判长选任制、法官等级制度、法官的定编等问题。 第四章是法官职业道德。法官职乙匹道德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保证，是法官自律的基本手段。法官职业道德存在的前提有二，即法官职业阶层的形成和制约法官的权力需要。在介绍和分析西方国家和中国古代关于司法职讪道德的规定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法官的职业道德应当包括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审判独立、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加强自身修养、遵守司法礼仪和约束业外活动等斟行为准则。 第五章是法官保障制度。建立法官任职保障制度，是实现司法独立的基础性工作。国外关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包括法官的职务保障、法官的经济保障、法官的胸保障和法官惩戒制等内容。笔甜为我国应当实行法官优薪制、确立法官不可更换制、建议延长法官退休年龄、加强惩戒程序的设计并给与法官民事司法豁免权。同时，笔者认为错案追究制与法官保障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应当予以废止。 第六章是法官培训制度。法官培训是指国家为了提高法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按照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法官进行理论和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法官培训的必要性表现在获得新知和强化自身约束意识等方面。通过对各国法官培训制度的介绍和评价，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渊源、法律教育方式与大陆法系相近、相似，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法官培训制度建设中，应以大陆法系的法官培训制度作为基本参照。然后，在分析我国的法官培训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法官培训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构想。
葛翔[5]（2020）在《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文中研究说明在这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2014年至今）,司法责任制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从宏观角度来看,司法责任制改革包含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管等改革内容。从规范层面来看,司法责任制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即“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前者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审判独立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独立后如何监督、制约审判权的问题。司法责任制中所谓的“审判责任”,不是一项单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划分,管理性责任和结果性责任、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等多重范畴的复合性概念。司法审判首先向自我负责,维护审判独立最主要的还是依赖于审判机关本身,审判机关内部应当形成一整套维护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性保障。其次,审判权部分程度上要向代议机关负责,即使是西方国家代议机关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程度上强和弱的区别。最后,审判权要向人民负责。五四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78条之所以不参照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可以从意识形态因素、现实司法状况和宪法规范体系解释三方面来分析。之所以强调法院审判独立,而不规定法官独立,体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和法律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并非唯一因素,通过集体决策的进路保证司法质量,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伴随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的胜利,代表国民党政权制度的“六法全书”体系被全面废除,由此造成国家层面法律规范的普遍缺失;于此同时,1952年至1953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司法人员的改造也在客观上从司法人员结构上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具体展开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五四宪法第78条的历史背景来看,政权更替、社会面尚未稳定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审判工作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和工具属性,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审判”是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法律的废除、司法人员的调整必然客观影响到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确立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审判权,在法律不健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条件下,是保障审判质量的重要途径。革命根据地时期,司法的政策性强调法院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调司法审判的人民性,必然会形成分散主义的特征,而要使得审判工作服从政策、服务中心工作、服从群众路线,就必须从组织样态上对司法审判进行必要的约束。在五四宪法制定之初,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活动原则,那么在审判机关中就主要表现为集体领导的体制。“人民法院能独立进行审判”而不是“审判员独立进行审判”,也就鲜明地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含义。法院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民主方面而言,其在组织结构上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委员会制度,二是合议制。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审判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合议庭合议制度的扩大。院庭长领导负责制与审委会制度相结合,就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一面。从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审判委员会是从行政机关演化而来的,本质上是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司法和行政混同的产物。所以,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往往体现出深厚的行政色彩。在以五四宪法为制度框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审判机关的责任只能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责任,而非个人责任。由五四宪法所确立的法院整体性的司法责任框架所导出的必然是法院组织内部科层制的运行特征。在法院整体性的责任归属模式和监督制约机制下,造成权责不明,审、判分离,司法决策不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司法审判进入改革时期,十八大以后,审判机关逐渐相对地独立于地方其他机关,尤其是独立于地方党政机构的改革方向愈发明显。“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突出了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性。从狭义的司法权定义而言,所谓司法就是“在个案中‘说出法是什么’,也就是在个案中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并非所有的权力活动都属于狭义司法权即审判权的范畴。所谓“中央事权的司法权”实际上指:一,从国家行政管理角度对审判机关人财物实施统一管理;二,审判权的普遍性和国家性。司法改革后,审判行政事权的统一管理有利于法院实现整体独立。审判权的国家性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进行再认识,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有别于政府与人大的关系,省以下法官人选的统一遴选并不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后如果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相对统一的行使法官任免权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审判的监督。法官独立也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独立主要指的是独立于行政机关,而并非独立于立法机关,司法独立最主要的仍然是指法官裁判的独立。改革之后,对现行《宪法》第131条的内涵解释,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进行理解:法院独立审判不等同于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审判独立原则包含法院独立审判和法官审判独立两方面;法官审判独立是审判活动规律的体现。由此,现行《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应当是这样的:即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等其他主体不能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审判中参与审判组织独立履行审判职责,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干涉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法官履行审判职责。而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基于审判独立原则对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取消基层法院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的职能;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是行使审判权,原则上应当适用诉讼程序;审委会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因此其讨论个案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从法院向人大负责角度来看,一方面,法院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形式空疏,并没有完全发挥人大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人大听取法院报告后对相关决议予以否决,或是对法院审判个案进行质询等等,缺乏法律制度上的支持。法院组织和审判权的内容来源于法律。审判权必须依据法律行使,反过来意味着审判权受到法律的规制,也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制。基于这样的理由,全国人大作为法律的制定机关,法院因适用法律而向全国人大负有法律责任,同时间接地向人民整体负责,全国人大可以对法院个案审判实施法律监督;而地方人大是地方法院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机关,基于选举权而对地方法院实施工作监督,主要是对选举任命的组成人员实施监督,地方法院向地方人大负责只是部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属性。人大的工作报告制度实际上来源于党的制度。是法院向人大作报告而并不是法院院长。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反映的是审判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而不是审判本身,其直接体现为审判管理举措实施后的司法效能。人大对法院报告的否决,也只能体现为对法院相关审判管理权行使主体的审判管理工作的否定,而不可能直接指向审判本身。司法责任制框架下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监督和考评,则是一种内部责任制度。我国目前对审判管理的定位是案件管理与审判过程中人员管理的集合,其目的和功能有这样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通过案件的管理来完成对审判人员及其他主体行为的监督,另一维度是通过审判人力资源的调整和对行为的监督实现案件公正高效审理。在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事项上,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单个法院内部当然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审判管理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实现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审判流程管理是审判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目前在流程管理中混同了管理权和监督权,由此对审判独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管理资源天然地向院庭长倾斜。二是,使得审判流程中的个案监督有可能凌驾于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上。因此,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审判流程中的管理应当符合预定性和集体性要求。审判管理还包括对法官的考评和惩戒。对法官的考评应当立足于对法官的监督,而非对法官的管理。我国现行法官惩戒机制存在不足。从比较视野来看,域外法制强调惩戒程序的诉讼化审理,我国可以将考评委员会作为完善惩戒机制的切入点。司法公开体现了法院向公众负责。司法改革的立足点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其中的一项举措是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司法本身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观感往往有其固有的形成逻辑。司法作为法律实现的途径之一,它在实现法律的社会融合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当事人——参与司法的公众——尊重司法并在司法程序中合作。因此,司法审判能否为社会所信任,既取决于司法能否真正促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同时也受到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本身的影响。而当前社会对司法信任不足,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尚未成熟;另一方面社会大众意识大多还未能接受公平合作、平等竞争的现代思维。同时,无限制的倡导通过媒体手段对司法过程进行全面的公开,也是涉诉舆论应对的误区。要转变舆论对司法的不当影响,一方面应当加强涉诉舆论应对的规范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司法中立,避免司法的道德主义倾向,并注重规则推导,弱化价值判断和经验判断。
岳彩领[6]（2016）在《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文中研究说明自建国以后,我国的司法发展事业、司法改革道路历尽曲折。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至十八届四中全会,我国的司法改革已历经了36个年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了规划。30余年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完善了我国的司法体制。但囿于我国具体国情、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等因素,以往的司法改革始终未能较好的解决省以下地方法院存在的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民事执行难等问题,地方法院的管理体制、审判体制与执行体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与思路进行了设计部署。仅从词频来看,仅仅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法治”一词即出现了111次,“司法”一词出现了73次,可见顶层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心。但顶层设计仅是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宏观性的蓝图规划,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操作路径与方法。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在考察我国法院司法权的属性、功能以及司法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进行对比,全面分析我国司法体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较为全面的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审判体制和审执分离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是分析司法权的含义和属性、功能,描述我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演变。司法权为判断权,具有中央属性,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裁判性、终极性和中立性权力。司法裁决主要是进行法的判断,处理司法诉求应兼顾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法官的中立性地位也是相对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实现司法权的保权功能。对我国法院的管理体制、审判体制以及执行体制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二章主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出台背景、改革目标、主要内容等进行全面对比,分析我国司法改革前期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我国地方法院目前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管理的行政化、司法判决的集权化以及审执权力配置的异化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归纳总结出司法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四个目标（一是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二是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三是有利于增进司法廉洁；四是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必须坚持的三个指导思想（一是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国情；二是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任务；三是系统把握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与改革路径）以及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第三章主要论述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与方法。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建立统一的司法管理决策和实施体制,将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逐步分离,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司法管理局,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实行垂直管理。二是构建科学的人员分类管理体制,依据职位分类建立相应的招聘、薪酬、培训和管理体制。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建立平等竞争、统一遴选的法官选拔机制,竞争应当采取以客观量化考核为主、主观认识评价为辅的方式对所有法官一视同仁的进行考核,最大限度消除改革中的不平等现象。四是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将法官录用从公务员招考制度中剥离出来,上级法院原则上应从下一级法院的法官中逐级选拔法官；五是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对法官和具有行政编制的法官助理实行单独薪酬体系,聘用制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按现行工资收入加能级岗位津贴（按照三级九等设定不同能级）,司法警察按照人民警察的相关待遇规定执行等。六是改革司法经费管理制度,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非税收入均划归省级财政,由各省财政按照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分类核定支出,实现“收支彻底脱钩、财政全额保障”。第四章主要论述审判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本章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是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但对于行政法院的设立,论文提出在目前的司法现状下,较好的方案是先将行政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对一些特殊的行政案件通过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方式解决,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可再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二是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通过建立专业化审判团队替代原有审判庭,取消院、庭长的案件签批权,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滤机制,成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等改革方式,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并统筹协调落实司法责任制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履职保障。三是改革人民陪审制度,取消单位推荐的方式,从符合条件的公民中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并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民事审执分离的改革模式。从分析实施审执分离改革的目的在于切实解决“执行难”入手,对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共通性机理和差异性机理进行了分析,梳理了我国强制执行权的分权改革历程与现状,对当前强制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执行难的成因进行内外两方面的深入剖析,并通过计算改革的成本考量,对比了执行权整体剥离、执行实施权单独剥离、执行权深化内分三种改革模式,提出我国的审执分离改革应当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框架下,结合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改革和法官员额制改革,在执行员与法官分离、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两分一统”工作机制上实现突破,为审执分离改革试点提供参照系。
李铮[7]（2019）在《论专门人民法院制度的宪法定位》文中指出宪法设置专门法院的原意是打击犯罪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办案准确率及专属管辖特殊案件。各新型专门法院在设立目的上有了新发展,即提升审判的专业性与统一法律的适用。专门法院的设立实践存在规范疑问:其一,法院组织法将其对专门法院进行具体制度设置的权力转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存在合宪性疑问,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完成组织法的立法委托,其设立各专门法院所行使的是重大事项决定权而非立法权,存在合法性疑问。专门法院制度在宪法中表现出制度设置的稳定性、抽象性、授权性的特征,在法院组织法中表现出法院类型开放性、制度认识成熟性及程序设置回归性的特征,因此对其进行具体制度构建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宪法规范体系与专门法院制度“立法形成”的结构耦合构建出专门法院制度体系。一方面,对宪法规范的体系性诠释构成规制专门法院与人大之间关系的横向制度及其与上下级专门法院之间关系的纵向制度,一横一纵构成专门法院的规范性制度框架。即专门法院应当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对专门高级法院进行“领导”性监督,其他上下级专门法院之间依然维持审级监督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各专门法院设立实践的总结建构出专门法院的实践性制度框架。即专门法院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在人事任免和负责制上的“省级统管”制度以及三级二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应当以专门法院制度框架构建跨行政区划法院,二者在设立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且利用专门法院制度框架构建跨区法院,有利于其设立目的的达成。
雷婉璐[8]（2019）在《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文中指出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整体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六年来,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与分析的。对此,本文选取“功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因为功能是评价一项制度、政策或方案是否值得创设、是否值得存在以及是否值得改革的重要指标。如果改革能够有效实现其功能预期,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积极的客观后果,就具有了在社会结构中存在并持续存在的理由。如果改革不能有效地实现其功能预期,甚至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客观后果,就可能被废弃或继续改革以契合现有的社会结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发挥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是什么?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制度设计之初的功能预期?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客观后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客观后果?如何对这些客观后果进行正负评价?在对这些问题的逐步回答中,通过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和客观功能的描述,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检视和评估,提出如何进行改进与优化的进路与具体方略,以期能够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上的知识增量,同时为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与理论上的证成。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概念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并采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作为主要研究框架对司法责任制改革这一事项进行功能分析,旨在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和客观功能进行描述与评价。对功能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是对一件事物进行客观评价的恰当视角,也是对其存废以及如何改进的有效途径。司法责任制改革从改革内容来看,包括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即让审理者裁判,和司法问责制改革,即让裁判者负责。在问题意识作为改革基本方法论的前提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意识在于司法裁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影响了审判权的正常运行,违背了司法规律,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由此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在于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运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问题意识在于司法问责制度在以往的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其功能预期在于消除这些困境,对法官进行有效问责。但是,在对司法责任制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进行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性地认识到司法责任制改革还产生了诸多与改革初衷不符的反功能。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功能发挥途径受到阻碍,消解了改革的积极效果,因而应当进行一种改革思路的转向,寻求阻碍改革功能发挥途径的关键因素,认真对待作为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法官需求,加大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充实司法改革的理论储备,为改革进一步提供正当性基础,化解司法改革举措推行的难度。司法问责制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司法问责事由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司法问责制本身的功能预期设定超过了制度所能承载的限度,从而对现有的司法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出现了部分功能发挥失灵的现象;另一部分是司法问责主体和程序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司法化导向不足。针对不同的原因,应当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案。就司法问责的实体改革而言,应对司法责任制的功能预期进行适当的减负,司法责任制的功能预期应当集中在对司法公信力的维护与恢复上,对于其他司法责任制无法承载的功能预期应当寻找适当的功能替代物。制度预期的设定直接决定了该制度的模式和内容。在对司法责任制制度功能预期合理减负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法官惩戒制。将法官不当行为和裁判结果错误均纳入法官惩戒的事由当中,对法官不当行为的惩戒采用“仅需行为造成公众对司法公信之损害即可”的标准;对于裁判错误则区别对待,在法官行为良好的前提下,如果属于明显而低级的错误则可能受到追责,反之免责。就司法问责的程序改革而言,我国应当进一步对司法问责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
申坤[9]（2013）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一。中国人大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显赫地位，以及其本身发展的曲折性和紧迫性，奠定人大制度研究在制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大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与制度实际运行中的缺乏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实际空间与宪法中规定的制度空间不符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人大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此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本文试图以人大制度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以过程研究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回答导致人大制度制度空间与实际空间不相符合的根本原因。本研究不拘于宏观的制度与政体的研究，也不困于微观的制度规则的演变，而是从中观层面从制度本身出发，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种角色来观察制度与情境、理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情境、理念、行为和制度本身四个变量作为制度纵向变迁过程和中西代议制度横向比较的四个维度，从而解读、确认和探索人大制度空间的演变问题。本文由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问题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核心假设、研究的逻辑与框架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最后提出本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和方向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大制度的内涵，它既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又是根本政治制度，从制度的内涵出发，人大制度的含义至少包括三个内容：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其次，介绍了人大制度的发展历程，按时间宏观上划分为人大制度的生成（1954以前到1954年），人大制度的调适（1954-1976），人大制度的发展（1976-至今）三个阶段。其中在人大制度的调适阶段包括四个时期，分别是：1954-1957年人大制度的初步探索、1957-1966年人大制度的曲折发展、1966-1976人大制度的严重践踏、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大制度根基尚存。第三章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本章主要以纵向历史研究和动态分析为主，剖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各种变量与人大制度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制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首先，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国家的构建，奠定新政权的合法性的国内外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巩固发展后又陷入瘫痪，这是与当时高度的政治动员下的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人大制度历经挫折实现恢复发展则有赖于改革开放基础上经济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的形成。其次，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和代议制思想分不开的，而人大制度异变是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教条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实现发展和成长则是与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相伴而行。第三，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人大制度的生成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民主道路的实践性产物；同时，它又是新观念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自上而下设计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因此，人大制度的最初设计离不开毛泽东对人大制度的构思和中国革命实践。但人大制度的异变也与领袖权威勃发膨胀密切联系，客观上导致制度自主性的缺失，最终人大制度的恢复发展依然依赖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党和领导党、执政党角色的认识和转变。最后，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人大制度与政党的关系，以及人大制度的权威性和组织活动原则一定程度上存在自上而下设计的成分，但必须清楚的看到，在学习效应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由来已久的，早有积淀的。第四章是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从横向类比的角度看西方议会制度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异同，比较点的选择依然是与制度密切相关的四个变量：制度-情境、制度-理念、制度-行为、制度本身。首先，社会情境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对古代民主制度的传承；其次，思想理念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以“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紧密联系。第三，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主要是表现在代表或议员的选举制度和代议机关与政党关系的不同。最后，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主要体现在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的不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无分权有分工、设有常设权力机构、拥有根本权力，而西方议会制度是分权制衡、议会党团、只拥有立法权的代议制度。第五章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理论反思及前景展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政党、民主与法治三个角色相互倚仗、有效协调，实现党的权力、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或民主政治理论的关键问题就是解决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它并不是象西方学说形容的那样完全“僵硬”的体制，而是一套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持续变迁，并根据环境变迁来调整自身形式的富有弹性和发展空间的制度形式。人大制度必以其四大权力构架为基础，实现自身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的完善和创新，人大制度的实际空间与制度空间渐趋一致的过程，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助动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第六章结语。中国人大制度不仅是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线索，而且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平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大国治理的制度载体，它的成长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轨迹，当前的中国转型社会下的“善治”更需要人大制度成为名符其实的“善制”。
张建田[10]（2016）在《关于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法院的体制改革问题鲜有人问津,是军内外法学界和司法界公认的一个敏感话题。我国应该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要求,结合我国军事审判实际情况,遵循"四个原则"改革军事法院体制机制,即坚持党对军事法院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坚持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为依据;坚持与中国国情、军情相符合;坚持军事审判资源优化配置。具体改革措施有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对于军事法院在国家审判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是将军事法院从军队政治机关中剥离;三是军事法院应当选择国家司法编制序列和中央军委建制两种思路;四是积极运用立法推动和巩固军事法院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五是增强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透明度。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状况及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结构安排 |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人民法院的宪法属性 |
| 第一节 人民法院的宪法性质、地位及职能 |
| 一、人民法院的宪法性质 |
| 二、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 |
| 三、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 |
| 第二节 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宪法特征 |
| 一、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国家性 |
| 二、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统一性 |
| 三、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 |
| 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权权力来源的地方性 |
| 第二章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缘起与进程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我国法院的人财物管理制度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院司法制度 |
|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及管理 |
|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地方法院的财物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当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 |
| 二、地方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出现问题的宪法分析 |
| 第三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程 |
| 一、中共中央及最高法院的部署 |
| 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试点工作 |
| 三、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改革的现状 |
| 第三章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理论的宪法反思 |
| 第一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改革的理论基础：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一、“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理论的提出 |
| 二、“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内涵及其特点 |
| 一、关于“中央”的含义 |
| 二、关于“事权”的含义 |
| 三、关于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 |
| 四、我国的“中央事权”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理论的宪法、法律障碍 |
| 一、司法权处理的事务大部分并非中央事务 |
| 二、我国宪法体制下地方法院司法权权力本源的地方性 |
| 三、央地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宪法规定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四、司法制度专属立法不必然表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五、地方法院并非中央或者最高法院派设在地方的法院 |
| 六、司法权行使标准统一、裁判既判力与确定力不代表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七、司法权产生、发展历史并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八、省级统管改革的实践表明了司法权权力本源等方面的地方属性 |
| 第四节 省级统管改革“去地方化”的理论困境 |
| 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去地方化”的理论依据 |
| 二、省级统管改革并不能“去地方化” |
| 三、省级统管降低了省以下法院受地方干预的程度 |
| 第四章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冲突 |
| 第一节 省以下法院人事权统一管理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
| 一、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法官提名权的规定 |
| 二、“省级统一提名”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 |
| 第二节 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割裂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法定任免权 |
| 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任免权 |
| 二、地方法院院长的法官提名权与人大任免权应当同级行使 |
| 三、省以下法院人事权统管割裂了下级地方人大的任免权 |
| 第三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削弱了地方人大的监督权 |
| 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权 |
|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权等权力是监督权行使的基础 |
| 三、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削弱了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权 |
| 第四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改变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权力框架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权力框架 |
| 二、省级统管改革改变了原有的国家权力框架 |
| 三、省级统管将使得省以下地方人大难以组织同级人民法院 |
| 第五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与上下级法院宪法关系的冲突 |
| 一、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监督关系 |
| 二、上下级法院的人财物统一管理尚缺乏宪法、法律依据 |
| 三、缺乏制度保障时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监督关系将受到影响 |
| 第五章 境外国家和地区宪法制度下法院人财物管理研究 |
| 第一节 境外国家和地区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一、英美法系发达国家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三、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四、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五、境外国家、地区宪法制度下法官选任的特点 |
| 第二节 境外国家、地区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一、英美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三、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法院的财政管理 |
| 四、我国台湾地区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五、境外国家、地区法院财政管理的特点 |
| 第三节 境外国家、地区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一、英美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三、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法院的行政管理 |
| 四、我国台湾地区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五、境外国家、地区法院行政管理的特点 |
| 第六章 我国宪法制度下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的路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宪法制度下省级统管改革的理论重构与模式选择 |
| 一、省级统管改革的理论重构 |
| 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模式研究 |
| 三、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 |
| 四、省级统管模式下宪法、法律的完善 |
| 第二节 省级统管模式下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完善 |
| 一、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省级统管下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变化 |
| 三、省级统管下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法院的难题 |
| 四、省级统管下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完善 |
| 第三节 省级统管下上下级地方法院宪法关系的完善 |
| 一、上下级法院宪法关系的内涵 |
|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法官遴选制度 |
| 三、宪法原则统领下的上下级法院行政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论刑事裁判权的归属（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裁判权--花落谁家 |
| 第一节 法定的裁判者 |
| 一、 裁判权归裁判者个体还是归法院集体 |
| (一) 司法独立之内容重考 |
| (二) 我国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之重解 |
| 二、 审判委员会的刑事裁判权 |
| (一) 审判委员会之刑事裁判权的范围 |
| (二) 审判委员会享有裁判权的根据 |
| (三) 审判委员会享有刑事裁判权的弊端 |
| (四) 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取消还是保留? |
| 第二节 事实上的裁判者 |
| 一、 院长、庭长、上级法院 |
| (一) 司法独立视角下的法官关系 |
| (二) 我国法院的内部行政管理与裁判权的真正归属 |
| (三) 上下级法院关系与裁判权的真正归属 |
| 二、 党委 |
| (一) 党委应当如何领导司法工作 |
| (二) 党对司法工作之领导的实际运作 |
| (三) 党对司法工作之领导的改进 |
| 三、 人大 |
| (一) 人大与法院的法定关系 |
| (二) 人大与法院关系的实际运作 |
| (三) 对人大个案监督的评价 |
| (四) 人大个案监督之命运 |
| 四、 传媒 |
| (一) 传媒成了裁判者 |
| (二) 传媒对于司法的功能 |
| (三) 传媒对司法之促进作用的实现 |
| (四) 司法该如何对待传媒 |
| (五) 司法对传媒的限制、禁止与制裁 |
| 第二章 裁判权--花开几朵 |
| 第一节 形式裁判权的归属 |
| 一、 强行侦查措施决定权的归属 |
| (一) 西方国家的规定 |
| (二) 我国强行侦查措施决定权的归属 |
| 二、 对起诉的形式裁判权的归属 |
| (一) 概述 |
| (二) 形式裁判权对不起诉的制约 |
| (三) 形式裁判权对不当起诉的制约 |
| 第二节 实体裁判权的归属 |
| 一、 民众的实体裁判权 |
| (一) 民众之实体裁判权的范围 |
| (二) 民众之实体裁判权的运作 |
| (三) 民众享有刑事实体裁判权的根据 |
| (四) 我国民众参与刑事裁判的模式 |
| 二、 法官的刑事实体裁判权 |
| (一) 影响法官裁判权之分配的因素 |
| (二) 初审程序中法官的裁判权 |
| (三) 法官在法律救济程序中的裁判权 |
| (四) 我国法官的刑事实体裁判权 |
| 第三章 裁判权--谁采百花酿成蜜 |
| 第一节 法官适格 |
| 一、 法官适格的意义 |
| 二、 法官适格的标准概说 |
| (一) 学说 |
| (二) 国际文献 |
| (三) 各国的实践概说 |
| 三、 各国法官适格的标准 |
| (一) 英格兰 |
| (二) 美国 |
| (三) 法国 |
| (四) 德国 |
| (五) 意大利 |
| (六) 日本 |
| 四、 我国法官的适格 |
| (一) 立法和实践概况 |
| (二) 新法官法规定的法官资格 |
| (三) 法官资格制度的缺陷及其改进 |
| 第二节 法官适格的保障制度 |
| 一、 法官选任和晋升制度 |
| (一) 国际司法文献的规定 |
| (二) 各国法官选任和晋升制度 |
| (三) 我国的法官选任和晋升制度 |
| 二、 法官培训制度 |
| (一) 各国法官培训制度概览 |
| (二) 我国的法官培训制度 |
| 三、 法官的薪俸、任职保障、惩戒制度 |
| (一) 国际司法文献的规定 |
| (二) 各国的立法与实践 |
| (三) 我国的法官薪俸、任职保障和惩戒制度 |
| 四、 法官回避制度 |
| (一) 各国的立法与实践 |
| (二) 我国的法官回避制度 |
| (三) 我国法官回避制度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问题提出 |
| 第一节 长久以来司法地方化的问题归结 |
| 一、国内司法地方化议题研究综述及阶段划分 |
| 二、对司法地方保护表现的总结 |
| 三、对司法权性质的争论 |
| 第二节 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的直接触发 |
| 一、专门法院系统转型的要求 |
| 二、专门法院系统转型的动向 |
| 第三节 其他问题视角下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意义阐释 |
| 一、多区域单元条件下国家整合的问题视角 |
| 二、区域规则差异化基础上法制统一的问题视角 |
| 三、区域内以及跨区域的权利救济的问题视角 |
| 四、国家治理层级体系程序正义的问题视角 |
| 第二章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国内实践 |
| 第一节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历史镜鉴 |
| 一、清末的司法革新 |
| 二、民国时期的新式法院建设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司法开拓 |
| 四、建国初期的司法探索 |
| 第二节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当代实践 |
| 一、带有跨行政区划性质法院的类型分析 |
| 二、带有跨行政区划性质法院的特征总结 |
| 第三章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单一制国家的制度设计经验 |
| 一、英国的经验 |
| 二、法国的经验 |
| 第二节 联邦制国家的制度设计经验 |
| 一、德国的经验 |
| 二、美国的经验 |
| 第四章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理念基础 |
| 第一节 形成多样性与协调性相结合的法院制度体系 |
| 一、跨行政区划法院多样性统一的内涵 |
| 二、国内外法院多样性统一的实践 |
| 三、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多样性与协调性的制度设计 |
| 第二节 彰显竞争性与协作性相结合的法院内生机理 |
| 一、我国法院竞争及协作的现状 |
| 二、域外法院竞争与协作的做法 |
| 三、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竞争与协作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实现超脱性与接近性相结合的法院组织定位 |
| 一、跨行政区划法院超脱性与接近性的内涵 |
| 二、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超脱性的制度设计 |
| 三、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接近性的制度设计 |
| 第五章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跨行政区划法院及其司法区的总体方案 |
| 一、跨行政区划法院及其司法区的设置依据 |
| 二、跨行政区划法院及其司法区的研究综述 |
| 三、跨行政区划法院及其司法区的框架设计 |
| 第二节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法官选任 |
| 一、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背景下法官选任现状 |
| 二、跨行政区划法院法官选任的域外经验借鉴 |
| 三、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法官选任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组织构造 |
| 一、跨行政区划法院组织机构变革面临的问题 |
| 二、跨行政区划法院组织机构设置的比较观察 |
| 三、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组织机构的设置构想 |
| 第四节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经费保障 |
| 一、跨行政区划法院经费保障遭遇的主要问题 |
| 二、跨行政区划法院经费保障的域外做法介绍 |
| 三、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经费保障机制的设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中国法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法官制度概论 |
| 一、 法官制度的概念 |
| （一） 法官内涵的界定 |
| （二） 法官制度的概念 |
| （三） 法官在社会中的作用 |
| （四） 法官制度的内容 |
| 二、 我国法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 中国古代的法官制度 |
| 1. 中央司法机关与司法官吏 |
| 2. 地方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吏 |
| （二） 中国近代的法官制度 |
| （三） 新中国的法官制度 |
| （四） 对中国法官制度历史发展的反思 |
| 三、 中国法官制度的现状 |
| 1. 法官管理地方化 |
| 2. 法官管理的行政化 |
| 3. 法官整体素质偏低 |
| 4. 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 |
| 四、 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 |
| （一） 法官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
| （二） 法官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
| 1.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内涵界定 |
| 2.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
| （三） 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思路 |
| 1. 法官制度改革应当具有系统性 |
| 2. 明确改革进程的渐进性 |
| 3. 注意研究改革措施的普适性 |
| 4. 注重审判权的有限性 |
| 5. 坚持改革措施的合法性 |
| 第二章 审判独立原则 |
| 一、 审判权的特征 |
| （一） 消极性是正确运用司法权的前提 |
| （二） 中立性是司法公信力的支柱 |
| （三） 程序性是通向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 |
| （四） 终局性是司法权威的保证 |
| （五） 亲历性是司法权行使的必然要求 |
| 二、 审判独立的概念、产生及确立 |
| 三、 中国审判独立原则的特征和内容分析 |
| 四、 法官独立在中国的前景 |
| 五、 中国审判独立原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审判权的行政化 |
| （二） 司法行政权与审判权一体化 |
| （三） 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受到非法干涉 |
| （四） 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不健全 |
| 六、 完善中国审判独立原则的设想和展望 |
| （一） 明确党的领导和审判独立的关系 |
| （二） 健全审判体制，保障审判独立 |
| （三） 更新审判观念，维护审判独立 |
| （四） 明确合议庭的独立审判地位 |
| （五） 加强对法官的培训，提高审判人员素质 |
| （六） 完善审判独立的监督机制 |
| 第三章 法官选任制度 |
| 一、 法官的素质 |
| 二、 法官任职资格 |
| （一） 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任职资格 |
| （二） 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任职资格 |
| （三） 两大法系法官任职资格比较分析 |
| （四） 中国法官任职资格 |
| 三、 法官任用程序 |
| （一） 任命方式 |
| （二） 选举方式 |
| （三） 中国法官选任方式及程序 |
| 1. 关于决定任用的主体 |
| 2. 建立法官逐级选拔制 |
| 3. 关于具体实施程序 |
| 4. 高级法官择优选任制是法官任用制的补充 |
| 四、 与法官选任制有关的几个问题 |
| （一） 审判长选任制的问题 |
| （二） 关于法官等级制度 |
| （三） 关于法官的定编 |
| 第四章 法官职业道德 |
| 一、 法官职业道德存在的前提 |
| （一） 法官职业阶层的形成 |
| （二） 法官的权力需要制约 |
| 二、 各国关于法官职业道德的规定 |
| （一） 西方国家关于司法职业道德的规定 |
| （二） 中国古代的法官职业道德规定 |
| （三） 我国法官职业道德有关规定的现状 |
| 三、 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内容构建 |
| （一） 保障司法公正 |
| 1. 司法公正的概念 |
| 2. 法官应当追求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 |
| 3. 法官应当保证裁判过程的程序公正 |
| 4. 法官为维护司法公正形象而应承担的义务 |
| （二） 维护审判独立的职业道德 |
| 1. 审判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对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
| 2. 维护审判独立的职业道德 |
| （1） 维护对外独立 |
| （2） 保持对内独立 |
| （三） 提高司法效率的职业道德 |
| 1. 法官应当勤勉敬业，全身心地致力于履行司法职责 |
| 2. 法官应当遵守诉讼期限 |
| 3. 法官应具备合理安排工作的能力 |
| 4. 法官应严格执法，防止诉讼拖延 |
| （四） 保持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 |
| （五） 加强自身修养的职业道德 |
| （六） 遵守司法礼仪的职业道德 |
| （七） 约束业外活动的职业道德 |
| 第五章 法官保障制度 |
| 一、 法官保障制度与司法独立 |
| 二、 国外关于法官保障制度的规定及分析 |
| （一） 法官的职务保障 |
| （二） 法官的经济保障 |
| （三） 法官的特权保障 |
| 三、 我国有关法官保障方面的规定及完善 |
| 1. 在法官物质保障方面 |
| 2. 在法官职位保障方面 |
| 3. 在法官退休保障方面 |
| 4. 建立法官民事司法豁免权 |
| 四、 关于错案追究制 |
| 1. 错案范围不十分明确 |
| 2. 法官错案追究制的有关规定降低了法官职业道德标准 |
| 3. 法官错案追究制有滥用的倾向 |
| 4. 法官错案追究制并未超出法官惩戒制度的范畴 |
| 五、 法官惩戒制度与法官保障制度 |
| 第六章 法官培训制度 |
| 一、 各国法官培训制度 |
| 二、 西方各国的启示及我国法官培训模式的选择 |
| 三、 我国的法官培训现状 |
| 四、 我国法官培训制度的完善 |
| （一） 健全法官培训体系 |
| （二） 尽快建立和完善法官培训机构 |
| （三） 在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上应更加全面、深入且科学 |
| （四） 应组织和训练师资队伍 |
| （五） 制定合理的年度培训计划 |
| （六） 编写统一的法官培训教材 |
| （七） 法官培训与法官任用制度的结合 |
（5）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改革开放后司法改革的政策梳理 |
| 三、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四、对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五、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我国宪法上审判独立条款的历史成因 |
| 第一节 五四宪法第78条的成因 |
| 一、形成第78条的意识形态因素 |
| 二、形成第78条的现实因素 |
| 三、形成第78条的规范因素 |
| 第二节 五四宪法框架下司法责任归属机制的表现与弊端 |
| 一、对司法的监督制约路径和司法责任的整体属性 |
| 二、整体性司法责任框架下的科层制特征 |
| 三、法院整体责任归属和监督制约机制所带来的问题 |
| 第二章 司法改革中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司法改革后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 |
| 一、司改政策文件中的“司法权”指的是什么? |
| 二、司法权的国家性与同质性 |
| 三、司法改革政策对审判机关整体独立的影响 |
| 第二节 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审判独立 |
| 一、十八大以来法官审判独立的规范发展 |
| 二、从规范和实践两方面重新解释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和 |
| 一、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 |
| 二、审委会制度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适 |
| 三、审委会制度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 |
| 第三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法院如何对人大负责 |
| 第一节 人大监督审判权的简要历史梳理 |
| 一、人大监督审判权的历史侧重 |
| 二、《监督法》制定过程中对审判权监督规定的变化 |
| 三、人大对审判权监督的现实问题 |
| 第二节 从审判独立原则出发重新认识法院向人大负责的问题 |
| 一、法院“依照法律”审判的规范意义 |
| 二、法律最高性决定了人大监督法院的二元性 |
| 第三节 重新定义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制度 |
| 一、其他机关向人大报告工作的一般功能 |
| 二、法院工作报告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审判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审判与对审判的管理 |
| 一、审判管理的类型概括 |
| 二、审判管理的体系 |
| 第二节 审判流程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一、我国审判流程管理的意旨 |
| 二、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 |
| 第三节 审判独立原则与法官考评和惩戒 |
| 一、法官为什么考评及考评什么? |
| 二、法官的内部监督与惩戒 |
| 第五章 法院如何向公众负责:走出司法公开的误区 |
| 第一节 从司法机制来看司法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关系 |
| 一、司法公信力要素中的悖论 |
| 二、司法机制隐含社会信任决定司法信任 |
| 第二节 舆论裁判的背后:社会信任不足的成因和涉诉舆论治理的误区 |
| 一、社会组织结构的激进变化 |
| 二、社会意识结构的惰性演进 |
| 三、庭审公开反映出的舆论应对之误区 |
| 第三节 双管齐下:从涉诉舆论应对和强化审判中立入手 |
| 一、建立涉诉舆论的应对规则 |
| 二、强化司法中立性 |
| 结论 |
| 附表一:美国部分州、属地法官考评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已有研究成果 |
| (二) 国内已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司法权的属性、功能与中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含义和属性 |
| 一、司法权的含义 |
| 二、司法权的性质和特点 |
| (一) 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力 |
| (二) 司法权的独立性 |
| (三) 司法权的民主性 |
| 三、我国司法权的中央属性 |
| 第二节 司法权的基本功能 |
| 一、司法裁决：是法的判断还是法的创制 |
| 二、司法诉求：是个案正义还是社会正义 |
| 三、法官地位：是中立的裁判者还是政治的附庸 |
| 四、辩证对待：司法权的保权功能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前司法制度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一) 全面废除“六法全书” |
| (二) 建国初期的司改运动 |
| (三) 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蔓延 |
| 二、改革开放后司法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
| 三、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的历史演变 |
| (一) 司法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 |
| (二) 审判体制的历史发展 |
| (三) 执行体制的历史发展 |
| 第二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的现状、问题与改革目标 |
| 第一节 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之比较 |
| 一、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出台背景比较 |
| (一) 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二) 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三) 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四)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二、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比较 |
| (一) 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二) 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三) 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四)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三、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比较 |
| (一) 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二) 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三) 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四)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四、司法改革的前期成果、问题与改革特征 |
| (一) 司法改革的前期成果 |
| (二) 前期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 |
| (三) 我国前期司法改革的显性特征 |
| 第二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司法权的地方化 |
| 二、司法管理行政化 |
| 三、司法判决集权化 |
| 四、审执权力配置异化 |
| 第三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的改革目标与指导思想 |
| 一、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 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
| (二) 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 |
| (三) 有助于增进司法廉洁 |
| (四)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
| 二、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一) 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国情 |
| (二) 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任务 |
| (三) 系统把握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与改革路径 |
| 第三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法院管理体制的基本理论 |
| —、法院管理体制中的管理学理论基础 |
| 二、法院管理体制的构成要件 |
| (一) 法院管理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
| (二) 法院管理体制的权力运行主体 |
| (三) 法院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模式 |
| (四) 法院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的外部依赖性结构 |
| —、省以下地方法院外部依赖结构的形成 |
| 二、省以下地方法院外部依赖结构对审判独立的影响 |
| 第三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重构方法 |
|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的重构思路 |
| (一) 以相关国际性文件为参考 |
| (二) 以域外法院管理体制的实践为合理借鉴 |
| (三) 以和国家形式相一致为改革目标 |
| (四) 以建立统一的司法管理体制为改革思路 |
| 二、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法 |
| (一) 建立统一的司法管理决策和实施体制 |
| (二) 人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法 |
| (三) 司法经费管理改革方法 |
| 第四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审判体制改革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审判体制的科层化现状 |
| 一、审判权与行政权高度重合 |
| 二、审判决策与管理决策的主体混同 |
| 三、行政职级和法官等级相互对应 |
| 第二节 审判体制的科层化结构所导致的问题 |
| 一、审判权行使主体之间的权力归属不清 |
| (一) 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
| (二) 合议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归属与责任承担不清 |
| (三)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二、审判组织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
| (一) 独任庭审判案件时的繁简度掌握不当 |
| (二) 合议庭运行机制的粗放化 |
| (三) 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
| 三、审判管理权对审判权产生侵蚀 |
| (一) 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产生混同现象 |
| (二) 审判管理引发审判权的行政化 |
| (三) 审判管理考核对审判权的桎梏 |
| 第三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审判体制改革方法 |
| 一、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改革方法 |
| (一) 我国司法管辖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 (二) 当前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的改革进程 |
| (三) 推进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法 |
| (—) 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 |
| (二) 统筹协调落实司法责任制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履职保障 |
| 三、人民陪审制度改革方法 |
| (一) 人民陪审制度现状 |
| (二) 当代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趋势 |
| (三) 人民陪审制度的设计构想 |
| 第五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审执分离改革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机理 |
| 一、强制执行权的基本性质 |
| 二、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共通性机理 |
| 三、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差异性机理 |
| 第二节 我国强制执行权的分权改革历程与现状 |
| 一、从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看强制执行权的分权历程与现状 |
| 二、当前强制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强制执行审执分离模式的对比与选择 |
| 一、顶层设计的改革目的与任务 |
| 二、当前强制执行体制下执行难成因分析 |
| 三、审执分离改革方案的对比与选择 |
| (一) 执行权的整体剥离改革模式 |
| (二) 执行实施权的单独剥离改革模式 |
| (三) 审执分离改革模式之我见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参考文献 |
（7）论专门人民法院制度的宪法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专门人民法院设立目的的宪法原意及其新发展 |
| 第一节 设立专门人民法院的宪法原意 |
| 一、打击犯罪促进经济发展 |
| 二、提高办案准确率 |
| 三、专属管辖特定案件 |
| 第二节 专门人民法院设立目的的新发展 |
| 一、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与法律适用的统一 |
| 二、彰显司法的独立价值 |
| 第二章 专门人民法院的制度特性 |
| 第一节 专门人民法院在宪法中的制度特性 |
| 一、制度设置的稳定性 |
| 二、制度设置的抽象性 |
| 三、制度设置的授权性 |
| 第二节 专门人民法院在法院组织法中的制度特性 |
| 一、法院类型的开放性 |
| 二、制度认识的成熟性 |
| 三、设置程序的回归性 |
| 第三节 总结 |
| 第三章 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实践及规范疑问 |
| 第一节 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实践 |
| 一、回应与总结专门人民法院设立实践的意义 |
| 二、各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实践 |
| 第二节 专门人民法院设立的规范疑问 |
| 一、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构建的合宪性疑问 |
| 二、专门人民法院设立方式的合法性疑问 |
| 第四章 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框架的规范分析 |
| 第一节 专门人民法院的横向制度 |
| 一、民主集中制:产生、负责与监督 |
| 二、专门人民法院与人大之间关系 |
| 第二节 专门人民法院的纵向制度 |
| 一、最高人民法院对专门人民法院的领导性监督 |
| 二、其他上下级专门人民法院的纵向关系 |
| 第五章 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框架实践总结 |
| 第一节 专门人民法院特殊的管辖与负责制度 |
| 一、专门人民法院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特殊管辖制度 |
| 二、专门人民法院特殊的省级统管负责制度 |
| 第二节 专门人民法院特殊的审级制度 |
| 一、更广泛的统一法律适用 |
| 二、更高效的统一法律适用 |
| 三、更专业的统一法律适用 |
| 第六章 专门人民法院制度的未来 |
| 第一节 跨区法院制度建构的争议 |
| 一、我国宪法中的法院类型及其封闭性特征 |
| 二、跨区法院制度构建的抉择 |
| 第二节 应以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框架设立跨区法院 |
| 一、专门人民法院与跨区法院设立目的的一致性 |
| 二、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框架有利于跨区法院设立目的的达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现有研究述评 |
| 第一章 司法责任制概述 |
| 第一节 司法责任的概念分析 |
|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责任”概念 |
| (一)法学研究中的“责任”概念 |
| (二)心理学研究中的“责任”概念 |
| (三)道德责任 |
| 二、司法责任的双重属性 |
| (一)内在规定性与外在规定性 |
| (二)前瞻性与溯及性 |
| 三、“司法责任”的身份问题 |
| (一)司法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角色责任 |
| (二)司法责任的客体是公平正义 |
| (三)司法责任的对象是全体人民 |
| 四、“司法责任”的蕴含问题 |
| (一)司法责任制具有特殊的制度目的 |
| (二)司法责任具有特殊的构成要件 |
| (三)司法责任具有独立的追责体系。 |
| 第二节 司法责任制概念的历史沿革 |
| 一、古代司法责任制 |
| 二、近现代司法责任制 |
| 三、当代司法责任制 |
| 第三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
|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战略地位 |
| 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本内涵 |
| (一)审理者的内涵 |
| (二)裁判者的内涵 |
| 三、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
| (二)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 |
| (三)审判责任的认定和归结 |
| (四)法官履职保障制度改革 |
| 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逻辑构成 |
| 第二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第一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问题意识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意识 |
| 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问题意识 |
| (一)制度与实践的背离 |
| (二)我国司法问责事由的现状与困境 |
| (三)我国司法问责主体与程序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二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一)统一司法问责的范围 |
| (二)整合司法责任的类型 |
| (三)消除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负面效应 |
| (四)保障司法问责主体的中立性 |
| (五)司法问责程序的科学化 |
| 第三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客观功能 |
| 第一节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客观功能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正功能 |
| (一)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 |
| (二)法官员额制改革已全面完成 |
| (三)审判团队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
|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探索 |
| (五)推行领导办案常态化 |
| (六)专业法官会议的建立 |
| (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追责 |
|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反功能 |
| (一)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可能障碍 |
| (二)案多人少矛盾加剧 |
| (三)改革效果差异性较大 |
| (四)改革的同步性欠缺 |
| (五)法官离职现象加剧的风险 |
| 第二节 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客观功能 |
| 一、司法问责制改革的正功能 |
| (一)事后追责 |
| (二)增强法官的责任心 |
| (四)加强法官的责任感 |
| (五)促进法官进步 |
| (六)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建立 |
| 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反功能 |
| (一)责任形式的乱象仍然存在 |
| (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负面效应并未根本消除 |
| (三)法官惩戒主体与程序的部分弊端依然存在 |
| 第四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反功能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反功能的成因分析 |
| 一、改革对象对改革效果的消解 |
| 二、改革推行方式对改革效果的消解 |
| (一)改革推行过程的行政化特征 |
| (二)改革推进方式的消极影响 |
| 三、改革举措的针对性不强 |
| (一)不同地区的针对性不强 |
| (二)不同层级法院的针对性不强 |
| 第二节 司法问责制改革反功能的成因分析 |
| 一、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超负 |
| (一)我国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多元性 |
| (二)我国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逻辑断裂 |
| (三)司法问责制的功能替代物 |
| 二、司法问责程序改革的司法化导向不足 |
| (一)我国法官惩戒程序的定性 |
| (二)法官惩戒程序改革司法化不足的成因分析 |
| 第五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未来走向 |
| 第一节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完善思路 |
|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性 |
|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历史因果性 |
| (二)矛盾论视域下的司法责任制改革 |
|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
| (一)认真对待改革对象 |
| (二)加大司法改革政策制定的开放性 |
| (三)司法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充实 |
| 第二节 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完善思路 |
| 一、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减负 |
| 二、我国法官惩戒事由的模式选择 |
| (一)欧美国家的行为-结果模式 |
| (二)我国法官惩戒事由的重构 |
| 三、我国法官惩戒主体与程序的理论探索 |
| (一)法官惩戒事由的发现机制 |
| (二)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完善路径 |
| (三)法官惩戒程序的司法化改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 |
| 一、 国内外文献的总结与归纳 |
| 二、 研究方法论的整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核心假设 |
|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 |
| 一、 研究的逻辑与构架 |
| 二、 研究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 |
| 一、 制度、政体与人大制度 |
| 二、 中国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 |
| 三、 中国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 |
| 四、 中国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 |
| 第二节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 中国人大制度的生成 |
| 二、 中国人大制度的调适 |
| 三、 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 |
| 一、 人大制度生成的社会情境 |
| 二、 人大制度调适的社会情境 |
| 三、 人大制度发展的社会情境 |
| 第二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 |
| 一、 人大制度的生成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 |
| 二、 人大制度的调适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 三、 人大制度的发展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 |
| 第三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 |
| 一、 政治精英与人大制度的构思与实践 |
| 二、 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变与人大制度的兴衰 |
| 第四节 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 |
| 一、 人大制度与政党关系的路径依赖 |
| 二、 人大制度根本原则的路径依赖 |
| 三、 人大制度组织原则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 |
| 第一节 社会情境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 |
| 二、 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下传统民主制度的传承 |
| 第二节 思想理念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的代议制度与“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 |
| 二、 西方的代议制度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 |
| 第三节 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代议制度下的代表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
| 二、 西方代议制度下的议员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 |
| 一、 中国代议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 |
| 二、 西方议会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 |
|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反思与前景展望 |
| 第一节 人大制度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
| 一、 民主执政与人大制度的联结功能 |
| 二、 科学执政与人大制度的整合能力 |
| 三、 依法执政与人大制度的转化能力 |
| 第二节 人大制度与人民民主 |
| 一、 选举制度中人民意志的体现 |
| 二、 代表制度中人民意志的实现 |
| 第三节 人大制度与依法治国 |
| 一、 人大制度的变迁与中国法治历程 |
| 二、 人大制度的成长与依法治国的实施 |
| 三、 人大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精神的培育 |
| 第四节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 |
| 一、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 |
| 二、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路径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关于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军事法院体制的历史演变沿革 |
| 二、军事法院体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
| ( 一) 军事法院领导体制法源不一 |
| ( 二) 军事审判权属界限不甚清晰 |
| ( 三) 军事法院的角色定位不鲜明 |
| ( 四) 军事审判人员资格呈双重性 |
| ( 五) 军事审判机关的立法保障严重缺失 |
| 三、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措施 |
| ( 一) 明确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点目标 |
| ( 二) 军事法院体制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 |
| 四、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需要重视的几项工作 |
| ( 一) 充分认识军事法院在国家审判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 二) 军事法院应当从军队政治机关中剥离 |
| ( 三) 军事法院应当选择国家司法编制序列和中央军委建制两种思路 |
| ( 四) 运用立法推动和巩固军事法院体制机制改革成果 |
| ( 五) 增强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透明度 |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分析[D]. 高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2]论刑事裁判权的归属[D]. 李昌林. 西南政法大学, 2003(03)
- [3]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研究[D]. 刘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4]中国法官制度研究[D]. 陈海光. 中国政法大学, 2002(01)
- [5]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D]. 葛翔.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8)
- [6]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D]. 岳彩领. 东南大学, 2016(02)
- [7]论专门人民法院制度的宪法定位[D]. 李铮. 厦门大学, 2019(08)
- [8]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D]. 雷婉璐. 吉林大学, 2019(02)
- [9]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D]. 申坤.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关于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J]. 张建田. 法学杂志,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