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岂可以此动吾一念（论文文献综述）
彭丹[1]（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胡明珠[2]（2020）在《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着作。本论文主要针对明代浙江地区文人文集的序跋进行整理与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观察明代浙江地区的文人世界。随着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序跋在文献解读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凸显。笔者首先从史传、方志、书目诗文总集、四库全书等资料中查找到明代从事文学活动的浙江文人,总计约3280多人。除戏曲、小说外,明代浙江籍文人尚有约260人有文集存世,大多收入于四库全书之中。在四库全书系列书籍中又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全书禁毁丛刊集部之中。由于文人本身多才多艺,在许多序跋中采用了行书或者是草书的书写形式,才疏学浅,恐有疏漏,本论文并未选取书法类的序跋,还有剔除了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序跋,从中挑选出最为重要的五十一人的诗文集,摘录其序跋,作为主要参考资料。本篇论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为四章,文末余论一章。第一章主要讲述的就是对于出仕入仕有着不同看法的文人阶级形象。其中主要有三类型:一类为积极入世的文人形象,一类为疏离避世的文人形象,最后一类是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人形象。第二章主要讨论序跋中展现的作序者的文学思想观念。第三章主要讲述文人之间自发形成的文人交际圈。最后一章主要讲述文集的版本流传之不易,文脉薪火相传的精神。在余论中主要针对序跋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色彩进行分析。序跋中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文人世界,有其友人对他深切的怀念,有弟子对于师长的孺慕之情,有家族兄弟之间的手足亲情,后辈对长辈的浓浓的景仰,甚至是跨越朝代的源远流长,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都在序跋中一一体现出来。虽然序跋的文字相对于全集而言,略显微薄,然而其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从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由文人凝聚起来的师门群体、友谊群体,阐述着他们对于文学,对于社会的理想抱负。在一些序跋中还有对于文本的校订,考据,流传,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脉搏的延续与跳动,感慨着文人们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本论文只是选取了明代浙江地区较为典型的文人及其群体进行展开的论述,在论文外的附录部分还有我所收集到的序跋原文整理,那里有着更为广阔而又浩瀚的文人世界,等着我们去一一探索和发现。……
崔玉卿[3]（2019）在《莲池袾宏与《坛经》》文中认为明朝袾宏自参笑岩大师彻悟后,在举扬净土的同时亦宣弘禅宗,极力倡导禅净双修。袾宏对慧能的《坛经》颇有研究,其主要见解有对"曹溪不断思想绝非纵心任身,曹溪无心可动绝不同于告子的不动心的阐释,以及对《坛经》几处讹误文句的考证"。
洪明超[4]（2019）在《朱子之“出入湖湘”及其思想发展》文中认为朱子思想的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在家学时期他就确立了“为己之学”的志向与“自得”的追求。然而未能“自得”,则是引发了他后来思想不断转变的内在动力。在从学武夷三先生时,朱子广泛博学各种知识反而感到纷扰交错,未能自得的他随后栖心佛学。借助佛学摒除杂多纷扰的超越思维,朱子自以为已有所得,但此时遭遇李延平的否定与质疑使他产生了动摇。重读儒书后他引发了“杜鹃夜悟”,体认到“理一分殊”之真谛,遂拜延平为师,正式弃佛归儒。虽然借助理一分殊的思维安顿了原先博学带来的杂多纷扰,但在切身体认的工夫上,他终究无法接上“体验未发”的道南指诀。于是在延平去世后,朱子依然苦闷彷徨。此时他遇到了继承湖湘学的张南轩,开始了“出入湖湘”的历程。两见南轩后,朱子经过自己的体认提出了“中和旧说”,此时主张“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工夫落在“已发”之察识上,与五峰学相似。但“旧说”其实亦有其逐步发展的过程,其时道南学和湖湘学两条线索在朱子心中发生交汇乃至混淆,但这种混淆引入了道南学派“未发”主宰“已发”的思想因素,这客观上反而推进并深化了朱子的思想,使他体认到洪涛巨浪中有一个“安宅”,达成“中和旧说”下思想的成熟。此时朱子心服于湖湘学,但次年访学湖南时,却对湖湘学者好高似禅的学风感到惊异和不满。于是他开始对这种学风进行反思,此时他尚认为此弊是湖湘学者不修身导致的,是“人的问题”,便和南轩加强了对工夫论的重视和探讨。南轩的《艮斋铭》《克斋铭》与《敬斋铭》,便是两人商讨后的成果,三文皆聚焦于工夫论,反映出他们救弊的意图。然而不久后,朱子又触发了“中和新说”。他通过阅读二程的着作,认为“未发”“已发”是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而人之“性”与“情”则可分别在此不同状态中体认和把握。因此工夫就不能仅仅在“已发”时做,“未发”时也须要进行,于是他确立了“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他在《未发已发说》中质疑了“旧说”,并系统表达了此新说,其后又在《答张钦夫书》中进行了修正,确立了以心为纲领的论述模式,认为心主于性情,贯通于未发已发;同时也确立了“敬”作为贯通未发已发的工夫。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反驳湖湘学,此时他已经明确了湖湘学者学风问题的根源乃是“学的问题”,而非“人的问题”了。南轩在与朱子讨论的过程中,也不断发生变化并转向朱子。南轩转向的同时,其他湖湘学者依然坚持师说,于是朱子便与之开展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他首先与南轩和吕东莱往返讨论五峰之《知言》并编定成《知言疑义》,对五峰之学,包括心性论、工夫论等都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其中,在对五峰“善不足以言性”的批判中,朱子关心的是“善”的根据和来源问题的,以及如何为现实的善行奠立绝对意义,这确实是五峰以“性”超越“善恶”的观点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朱子亦肩负重整理学的历史任务,他重视哲学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亦注重文本对现实的影响,他力图避免儒学在任何维度与佛老相混淆的可能,这也是理学重建中必须主动与佛老划界并确立儒家自身特性的内在要求。其后朱子又在几个议题上对湖湘学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于此同时建立起自己对应的理论。他反对湖湘学“观过知仁”以及“以心察心”之工夫,从意识机能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工夫运用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种种流弊,同时建立起自己“克己复礼”与“公”的工夫论;他反对湖湘学“以觉训仁”,提出以“仁”为“心之德,爱之理”的核心理论,并完成《仁说》,建立了体用兼备的仁学思想;他力辟湖湘学者以及当时诸多学者对“操则存,舍则亡”一句的歧解,并完成了《观心说》,确立人只有“一心”,反对分本心与经验心的“二心”架构,主敬之心即是道德心,这也为主敬操存的工夫论确立了至上的价值。朱子“出入湖湘”的过程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关键环节,正是在与湖湘学的交往中,他的体系不断完善而精致,最终达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地位。而湖湘学因受到其批判,加之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历史上走向了衰微。
陈峰[5]（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游彪[6]（2018）在《“圣相”李沆的为人为官操守》文中研究指明宰相李沆出身寒门,最初是因为文才和学识而进入皇帝视野的,最终却是因为品行和操守而为皇帝所赏识,宋真宗和李沆的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宋代的君臣相处模式。李沆本人虽然很有能力,但是他的施政方略不在于除旧布新而在于政简少变。即使最终位极人臣,风光无限,他也丝毫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佘梅美[7]（2018）在《《陈士业先生集》整理与陈弘绪研究》文中提出陈弘绪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家,藏书家。生于官宦之家,且受父荫授官,在明末时期任官,有惠政。在明亡之后虽受举荐,但拒不出仕,致力于着述,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本文将其流传的成册的着作进行了介绍。但由于其明清之际朝代更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部分作品毁于战火,从而只见其篇目而不见其文。陈弘绪在任官期间编成了《恒山存稿》、《鸿桷集》,但后来散乱残缺。陈弘绪之孙玫?饶州时,丘象豫见其遗编,便出资将其整理成刊,现在看到的《陈士业先生集》,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孙玫文玉重梓本。笔者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中收录的《陈士业先生集》进行了标点断句,结合新风楼藏的手抄本进行注释。文字的保存实属不易,陈弘绪的《陈士业先生集》在清初被作为禁毁书目,世人不得以多见其全貌,但在他人的着述中可散见其收录。笔者将收集到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中收录的《陈士业先生集》文中的篇目情况和新风楼收藏的手抄本《陈士业先生全集》的篇目情况进行了统计。笔者主要以《陈士业先生集》为依据,探讨了陈弘绪的文学活动和从官经历,及他的交游经历,可见其文学思想和为官之思。同时,本文集中,陈弘绪对他人的着作进行评点,对于已经失传的着作在此可知其着作的主要内容。着述的过程也是他对生活的一种记录。
李颖燕[8]（2018）在《《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笔记小说创作繁盛,数量与质量均达到新的高度,所载内容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尚真务实、详尽可信,极具史料价值,为《宋史》编撰重要取材来源。《宋史》对笔记小说的采录,既有正史征引小说的共性,又有自身特点。本文从《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切入,梳理采录的基本情况,分析采用模式与录入方式,以探究小说与史书之互动关系,挖掘二者之文类异同,还原古人之叙事观念。第一章梳理《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的基本情况。首先,从所采录着作出发,绘制“《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书目表”,以观《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着作之概况,分析所采录笔记小说之作者特征与发展演变。再者,从采录条目内容出发,绘制“《宋史》引笔记小说条目分布表”,结合具体的数据与内容,探究采录条目分布规律的表现与成因。第二章探究《宋史》传记采用笔记小说模式。取材途径上,《宋史》可直接采用笔记小说,亦可间接采用转引史着。选用标准上,《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素材一般满足以下三点:（一）可资朝政兴废之殷鉴,（二）遵循道德教化之劝惩,（三）合乎儒家推崇之人格。舍弃原则上,《宋史》传记摒弃不实、荒诞、琐碎的笔记小说素材。第三章剖析《宋史》传记录入笔记小说方式。《宋史》编纂者常以史家章法编排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方式有三:融入主干叙事线、文末追叙、论赞概述。笔记小说语言入史,又要经过省笔、雅化进一步加工;雅洁之史家笔法可为维护正史“体尊”之位,但过度使用不利于人物塑造,损伤文学性;推究二者行文差异之因,应为文体地位功用之不同,影响创作态度、阅读需求与叙事方式。
翟盼盼[9]（2017）在《陆陇其“笺注”《周易传义》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周易》是我国传统经典之一,後经演变成为“群经之首”,受到历代推崇。现在的通行本《周易》包括《周易本经》和《易传》两大部分。“传”是解释“经”的。经文含卦象、卦辞和爻辞三个部分,传文含《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十个部分,故而又称“十翼”。自孔子增补《易经》“十翼”之後,历代多位经师也进行了《周易》的注释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有东汉郑玄所撰《易注》、魏王弼所撰《周易注》、唐代孔颖达所撰《周易正义》、北宋程颐所撰《周易程氏传》、南宋朱熹所撰《周易本义》、明修《周易大全》、清代李光地等所撰《周易折中》等。本文整理研究的是清初着名理学家陆陇其“笺注”的《周易传义》,内容和体例上均与李光地《周易折中》有相似之处,可作清代易学研究补充之用。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陆陇其其人和他所“笺注”的《周易传义》,下编是陆陇其“笺注”《周易传义》的正文内容。
涂立贤[10]（2017）在《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老学史上,官员注解《老子》,历代不乏其人,但明代老学中存在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群体性注解《老子》,官员群体成为推动老学发展的主力。本文即以明代官员群体的老学为研究对象,以对官员《老子》注本的思想解读为中心,旁及无专门注本的官员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观点,以期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明代官员群体的老学思想。对文本的解读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研究明代官员群体老学与当时社会、思想的互动,揭示官员群体老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及影响。基于以上目标,本文的研究重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文第一章,全面梳理明代老学文献。严灵峰、王重民等学者已经对明代老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资料、技术限制,难免存在缺漏与错误,本文对明代老学文献进行全面搜集和统计,发现明代注《老》者共160人,其中官员为109人,官员占注《老》者总数的68%。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明代存世官员老学文献的注者及诠释宗旨进行概述,以此勾勒明代官员老学发展概况,进而对明代官员老学文献中出现的引文不标出处、随意改动他人着作等“侵权”现象进行分析,并对注者有疑义的官员《老子》注本进行考辨,以此解析明代官员老学文献中的特殊现象。第二部分为论文第二章,分析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形成的原因及特点。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关系密切,本文的研究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研究目的。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当时的科举制度、三教并立政策、道教世俗化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老学呈现上升式的发展势头。正德以前,政府尊崇程朱思想,视老子为异端,官员老学相对沉寂。正、嘉、隆时期,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诸子着作重新开始受到重视,而政治的黑暗使得文人对政府的离心力加强,程朱思想的权威地位受到新思想的挑战,老学参与了新思想特别是王学的创建,在王学的推动下,老学开始复兴。万历之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官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欲出世却放不下世俗的生活及儒家的经世理想,欲入世又难免身心受殃,而《老子》的思想智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衡出世与入世的方法。同时面对社会危局,挖掘《老子》的救世之道成为明后期救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原因促成了明后期官员老学的繁荣。其二,注《老》者呈现很明显的地域集中分布特点,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江西五省。这是因为自宋室南渡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上述五省又是南方的文化重镇,自然成为人才的集中地。其三,明代中后期官员老学中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老学“评点派”的兴盛。这一现象反映在官员老学逐渐兴旺的情况下,《老子》遂超出了文人的范围,开始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第三部分为论文第三章至第五章,论述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在不同时期的诠释宗旨与思想内容。论文将老学史研究融入思想史的内容,以期比较全面地展现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的变迁,并揭示官员老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明代官员兼具文人与官员两重身份,这使得官员群体老学与明代思想文化联系紧密。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发展演变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明前期注解《老子》的官员相对较少,但这一时期对明代官员老学发展意义重大,因为朱元璋以皇帝之尊亲自注解《老子》,挖掘《老子》中的修身治国思想,并以“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评价《老子》,这一注解宗旨为明代官员老学奠定了诠释基调。明中期时,阳明学兴起,一批阳明弟子进入朝堂,他们利用政治影响力扩大师门影响,《老子》作为王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故这一时期注解《老子》的官员多为阳明信徒,剩下的则为阳明思想的反对者。阳明派成员以心学解释《老子》,阐释阳明思想及其经世主张。而反对派对《老子》的批判集中在“虚无之弊”。从正反两方面看,明中期官员老学兴起的主要推动力是阳明学。明后期时,会通和救世成为官员老学的主题,会通派提出“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的主张,会通出世与入世。但在会通派中出现了过于强调“无”而流于虚无化的倾向。救世派结合本人思想特色发挥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这一时期老学还出现了以道教内丹思想解《老》者,但数量很少,且其最终注解宗旨仍落实在修身治国上。明代官员群体老学以修身治国为主旨。魏晋之后,老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流,而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可是说是对《老子》治国思想的回归,且其诠释方法多样化。明代官员群体老学还具有对前代老学进行总结的特点,同时又开启了清代老学中的考据、经世之风。
二、岂可以此动吾一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岂可以此动吾一念（论文提纲范文）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对象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阳明学的范围和人物 |
| 三、道统的意涵与特质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一、阳明学的研究 |
| 二、道统论的研究 |
| 三、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阳明学道统意识的由来、表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道统与道学 |
| 第二节 宗与脉 |
| 一、宗与宗旨 |
| 二、血脉与学脉 |
| 第三节 阳明学道统思想的中心宗旨 |
| 一、阳明学道统思想的四种宗旨类型 |
| 二、致良知与求仁之别 |
| 第四节 学与治: 道统的两条谱系 |
| 一、以体为本的外化型文化观 |
| 二、以治统衡定道统 |
| 第二章 阳明学道统视域中的“十六字心传” |
| 第一节 圣学为心学 |
| 一、“十六字心传”与心学的来历 |
| 二、“圣人之学,心学也” |
| 第二节 阳明学的道心人心论 |
| 一、“初非有二心也”——王阳明的道心人心论 |
| 二、阳明后学的道心人心诠释 |
| 第三节 “中为万世圣学之宗” |
| 第四节 “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之地位 |
| 第三章 致知乃千古之秘: 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 第一节 “千古圣学之秘”——王阳明的道统思想 |
| 一、以心学为中心的道统论述 |
| 二、良知道统论的提出 |
| 三、“颜子没而圣学亡” |
| 四、推重周程而两可象山 |
| 第二节 阳明一传弟子对良知道统思想的承继 |
| 一、江右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 二、浙中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 三、归寂派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 第三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中良知道统思想的延续 |
| 一、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 |
| 二、浙中王畿后学的良知道统思想 |
| 第四节 “何必——谈良知”——良知道统思想的衰落 |
| 一、作为圣学阶段的良知学 |
| 二、良知宗旨权威的下降 |
| 第四章 圣学以求仁为宗: 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 第一节 早期阳明学的仁学道统思想趋向 |
| 一、王阳明“万物同体之指”:仁学道统思想的先声 |
| 二、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的道统思想 |
| 第二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对仁学道统思想的发扬 |
| 一、江右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 二、浙中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 三、黔中王门的仁学道统思想 |
| 四、泰州耿定向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 五、泰州颜钧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 第三节 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
| 一、“修身为本”的道统思想 |
| 二、以性为宗的道统思想 |
| 第五章 三教合一与治学二分: 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 |
| 第一节 三教合一式的道统认知 |
| 一、李贽: “儒、道、释之学一也” |
| 二、焦竑: “尧舜周孔即为佛” |
| 第二节 治、学二系的分列: “道统”的重新出场 |
| 一、江右胡直后学对“道统”的提揭 |
| 二、浙中陶望龄: 道事合一的道统思想 |
| 三、泰州罗汝芳: 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道统思想 |
| 第三节 以治摄学、会和三教的道统论 |
| 一、杨起元的道统思想 |
| 二、管志道的道统思想 |
| 三、道治之合 |
| 第六章阳明学者的传道观念与实践 |
| 第一节 阳明学者的任道意识 |
| 第二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观 |
| 一、衣钵相传观 |
| 二、宗族衍续观 |
| 三、道一与遍在 |
| 四、自悟与讲学 |
| 五、闻知与见知 |
| 第三节 阳明之正传 |
| 一、以江右为正传 |
| 二、以浙中为正传 |
| 三、以泰州为正传 |
| 第四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实践 |
| 余论 |
| 第一节 阳明学的历史演进 |
| 一、从宗旨的角度看阳明学的发展 |
| 二、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认识 |
| 三、甘泉学对中晚明学术影响的估价 |
| 第二节 道统论的当代建构 |
| 一、当代道统论建构的两个阶段 |
| 二、儒家道统论的当代困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序跋中的文人群体 |
| 第一节 积极入世的文人 |
| 一 气昌而奇——刘基 |
| 二 质朴悲壮——张煌言 |
| 三 其他文人——侯一元、程正谊等 |
| 第二节 疏离避世的文人 |
| 一 奇傲纵诞——徐渭 |
| 二 闲适散淡——张岱 |
| 三 其他文人——何白、董说等 |
| 第三节 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人群体 |
| 一 警敏绝伦——苏伯衡 |
| 二 自得于心——陶望龄 |
| 三 其他文人——赵志皋、范钦等 |
| 第二章 序跋所体现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文学观念 |
| 一 明道宗经——推崇经世致用 |
| 二 崇尚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
| 三 异军突起的理学——阳明心学 |
| 四 反对贵古贱今——独抒性灵 |
| 第二节 文人价值观——立德、立功、立言 |
| 第三章 序跋中的文人交游 |
| 第一节 同辈名士之间的交游 |
| 一 同门之谊,以宋濂与胡翰的交往为例 |
| 二 仕宦之谊以赵用贤与赵志皋的交游为例 |
| 三 其他 |
| 第二节 先辈后学之间的交游 |
| 一 亦师亦友以宋濂、刘基与苏伯衡的交游为例 |
| 二 同门之谊以苏伯衡与方孝孺的交游为例 |
| 三 同乡之谊以沈明臣与屠隆的交游为例 |
| 四 同族之谊以侯一元家族为例 |
| 第四章 序跋中所反映的诗文集的接受与传播情况 |
| 第一节 诗文集的辑佚 |
| 一 主观原因:诗人焚稿 |
| 二 诸多客观原因 |
| 第二节 诗文集刊刻情况 |
| 一 家族文集刊刻 |
| 二 门客友人出资刊刻 |
| 三 其他 |
| 余论 |
| 一 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的特点 |
| 二 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的文体形式 |
| 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莲池袾宏与《坛经》（论文提纲范文）
| 一、曹溪不断思想绝非纵心任身 |
| 二、曹溪无心可动绝不同于告子的不动心 |
| 三、正《坛经》中的几处讹误文句 |
（4）朱子之“出入湖湘”及其思想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出入佛老到道南门生——“自得”的求索之路 |
| 第一节 、韦斋之教与“为己之学” |
| 第二节 、师从武夷三先生与学禅经历 |
| 一、师从武夷三先生 |
| 二、学禅经历 |
| 第三节 、初见延平与杜鹃夜悟 |
| 一、初见延平 |
| 二、杜鹃夜悟 |
| 第四节 、师从延平与归向儒学 |
| 第二章 、延平教法到丙戌之悟——对湖湘之学的接触与体认 |
| 第一节 、延平逝世与《杂学辩》的完成 |
| 第二节 、胡五峰之湖湘学 |
| 一、“性”与“心” |
| 二、“未发已发”与“体用” |
| 三、“尽心”与“察识” |
| 四、辟佛与推崇洛学 |
| 第三节 、胡五峰与张南轩 |
| 第四节 、从道南之学向湖湘之学 |
| 一、延平逝世时之心境 |
| 二、两见南轩与湖湘学之初步印象 |
| 第五节 、丙戌之悟与中和旧说 |
| 一、“人自有生”第一书 |
| 二、“人自有生”第二书 |
| 三、“人自有生”第三书 |
| 四、“人自有生”第四书 |
| 五、“延平之教”对“中和旧说”的推进 |
| 六、“中和旧说”过程概要 |
| 第三章 、丙戌之悟到己丑之悟——对湖湘之学的怀疑与出离 |
| 第一节 、“寻盟”湖湘 |
| 一、远赴湖湘之动机 |
| 二、湖湘之行 |
| 第二节 、归来之评议与反思 |
| 一、湖湘学风之评议 |
| 二、《艮斋铭》——“建立此个宗旨相与守之” |
| 三、《克斋铭》与《敬斋铭》 |
| 四、“己丑之悟”前朱子的主敬思想 |
| 第三节 、己丑之悟与中和新说 |
| 一、“己丑之悟”的发生缘由 |
| 二、《已发未发说》之义理分析 |
| 三、南轩之回应：“印可”与“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 |
| 四、朱子《答张钦夫书》对《已发未发说》的修正 |
| 五、“先察识”的再批判与“格物致知”义的提出 |
| 附：南轩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
| 一、早期：“先察识后涵养” |
| 二、中期：“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 |
| 三、晚期：“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
| 第四章 、《知言疑义》的完成——对湖湘之学的批判与清理 |
| 第一节 、《知言疑义》的编撰过程 |
| 第二节 、“八端质疑” |
| 一、“性无善恶” |
| 二、“心为已发、心以用尽、仁以用言” |
| 三、“不事涵养,先务知识” |
| 四、“气象迫狭,语论过高” |
| 第三节 、朱子对“善不足以言性”之批判(“性无善恶”) |
| 一、五峰“善不足以言性”说 |
| 二、朱子的三点批判 |
| 三、朱子“至善”与“善”思想之申说 |
| 四、对湖湘学派“尖斜”思维方式的批判 |
| 第五章 、仁说与心说的确立——对湖湘之学的超越与扬弃 |
| 第一节 、“观过知仁”之辩 |
| 一、湖湘学者与伊川、和靖对“观过知仁”的理解 |
| 二、“观过知仁”之辩的过程 |
| 三、朱子对湖湘学者“观过知仁”与“以心察心”批判之申说 |
| 四、“克己复礼”工夫的确立与《克斋记》的完成 |
| 第二节 、“仁说”之辩与《仁说》的完成 |
| 一、对“以爱言仁”的批评 |
| 二、对“以觉训仁”的批判 |
| 三、对“以一体论仁”的批判 |
| 四、朱子《仁说》之义理 |
| 五、南轩《仁说》之特点 |
| 第三节 、“心说”之辩与《观心说》的完成 |
| 一、吕祖俭之观点 |
| 二、何镐、石子重与方士繇之观点 |
| 三、游九言之观点 |
| 四、南轩之观点 |
| 五、朱子对诸人的批判 |
| 六、《观心说》的完成 |
| 第六章 、朱子与湖湘学派余论 |
| 第一节 、朱子论南轩 |
| 第二节 、朱子与胡大时 |
| 第三节 、湖湘学之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朱子与湖湘学交游编年 |
| 二、朱子“人自有生”四书年代考论 |
| 三、朱子与湖湘学派辩“观过知仁”诸书次序年代考 |
| 致谢 |
（5）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取用 |
| 1.4 内容架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 2.1 世风与家学 |
| 2.1.1 清初学风 |
| 2.1.2 扬州学术 |
| 2.1.3 白田家学 |
| 2.2 交游与转益 |
| 2.2.1 学林硕彦 |
| 2.2.2 理学名臣 |
| 2.2.3 乡贤名士 |
| 2.3 着述与流传 |
| 2.3.1 《朱子年谱》 |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 2.3.4 《读书记疑》 |
| 2.3.5 《朱子文集注》 |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 3.1 背景与动因 |
| 3.2 过程与意图 |
| 3.3 取鉴与采择 |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 4.2.1 过程的序列 |
| 4.2.2 史料的辨析 |
| 4.2.3 立场的审视 |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 5.1.4 余论 |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 5.2.1 校雠于版本 |
| 5.2.2 寻绎于师说 |
| 5.2.3 决疑于本事 |
| 5.2.4 小结 |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 6.1.1 治《书》历程 |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 6.2.1 治《诗》历程 |
| 6.2.2 辨毛、郑之异 |
| 6.2.3 订朱熹之注 |
| 6.2.4 创自得之说 |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 6.3.1 治《礼》历程 |
| 6.3.2 纂礼求通 |
| 6.3.3 博古求是 |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 8.1.1 着作的评价 |
| 8.1.2 观点的征引 |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6）“圣相”李沆的为人为官操守（论文提纲范文）
| 李沆因为品行和操守而为皇帝所赏识 |
| 李沆在宋真宗面前直言不讳, 是宰相亦是帝王师 |
| 李沆的施政方略不在于除旧布新, 而在于政简少变 |
（7）《陈士业先生集》整理与陈弘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三、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上篇——《陈士业先生集》整理与研究 |
| 第一章 《陈士业先生集》整理 |
| 第一节 凡例 |
| 第二节 《陈士业先生集》文献整理与校注 |
| 序1 |
| 序2 |
| 序3 |
| 陈征君文集弁言 |
| 《石庄初集》目录一 |
| 《石庄初集》目录二 |
| 《石庄初集》目录三 |
| 《石庄初集》目录四 |
| 《石庄初集》目录五 |
| 《石庄初集》目录六 |
| 《寒崖近稿》卷一目录 |
| 《寒崖近稿》卷二目录 |
| 《敦宿堂畱书》目录一 |
| 《敦宿堂畱书》目录二 |
| 《鸿桷集》卷一目录 |
| 《鸿桷集》卷二目录 |
| 《鸿桷续集》卷一目录 |
| 《鸿桷续集》卷二目录 |
| 《恒山存稿》目录一 |
| 《恒山存稿》目录二 |
| 第二章 《陈士业先生集》研究 |
| 第一节 《陈士业先生集》的版本与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陈士业先生集》研究 |
| 一、目录错讹汇总 |
| 二、文中缺页汇总 |
| 第三节 新风楼藏《陈士业先生全集》研究 |
| 一、目录错讹汇总 |
| 二、文中缺页汇总 |
| 下篇——陈弘绪研究 |
| 第一章 陈弘绪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家世 |
| 第二节 陈弘绪父母葬地及其老家考索 |
| 第三节 陈弘绪的从官经历 |
| 一、晋州知州 |
| 二、湖州知府 |
| 三、舒城县令 |
| 四、南直安庐监军推官,理安庆府、庐州府军务 |
| 第四节 陈弘绪的文学活动 |
| 一、杏花楼社 |
| 二、豫章社 |
| 三、复社 |
| 第五节 陈弘绪着作考 |
| 一、《寒夜录》 |
| 二、《南昌郡乘》 |
| 三、《江城名迹》 |
| 第二章 陈弘绪交友考 |
| 第一节 与徐世溥的交往 |
| 第二节 与万时华的交往 |
| 第三节 与艾南英的交往 |
| 第四节 与贺贻孙的交往 |
| 第五节 与宋应星的交往 |
| 第六节 与施闰章的交往 |
| 第七节 与方以智的交往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陈弘绪年谱 |
| 附录二 《故征君晋州知州陈公墓志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之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之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着作概况 |
| 一、《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书目 |
| 二、《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着作之特征 |
| 第二节 《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条目内容概况 |
| 一、《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条目分布情况 |
| 二、《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条目分布特征 |
| 第二章 《宋史》传记采用笔记小说模式 |
| 第一节 《宋史》传记取材笔记小说之途径 |
| 一、直接采用笔记小说 |
| 二、间接采用转引史着 |
| 第二节 《宋史》传记选用笔记小说之标准 |
| 一、可资朝政兴废之殷鉴 |
| 二、遵循道德教化之劝惩 |
| 三、合乎儒家推崇之人格 |
| 第三节 《宋史》传记舍弃笔记小说之原则 |
| 一、舍弃不实之事 |
| 二、舍弃荒诞之事 |
| 三、舍弃琐屑之事 |
| 第三章 《宋史》传记录入笔记小说方式 |
| 第一节 《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之嵌入编排 |
| 一、融入主干叙事线 |
| 二、文末追叙补述 |
| 三、论赞概括叙述 |
| 第二节 《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之语言加工 |
| 一、加工采录笔记小说语言之省笔 |
| 二、加工采录笔记小说语言之雅化 |
| 三、加工采录笔记小说语言之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条目列表 |
| 后记 |
（9）陆陇其“笺注”《周易传义》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上编 陆陇其及《周易传义》“笺注” |
| 第一章 陆陇其生平及着述 |
| 第一节 陆陇其生平 |
| 第二节 陆陇其着述 |
| 第二章 《周易传义》“笺注”概述 |
| 第一节 《周易传义》“笺注”的体例 |
| 第二节 《周易传义》“笺注”的文献价值 |
| 第三章 《周易传义》“笺注”语言文字研究 |
| 第一节 陆陇其“笺注”《周易传义》的注音方式 |
| 第二节 陆陇其“笺注”《周易传义》的主要内容 |
| 下编 《周易传义》“笺注” |
| 凡例 |
| 周易传义 二十四卷 |
| 不足 |
|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代老学文献目录及官员老学文献 |
| 第一节 明代老学文献目录 |
| 第二节 明代官员老学文献提要 |
| 第三节 明代官员老学文献考辨 |
| 一、明代官员老学文献中的“侵权”现象 |
| 二、明代部分官员老学文献考辨 |
| 第二章 明代官员群体注《老》原因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明代官员群体注《老》原因 |
| 一、明代文人出路单一 |
| 二、明代道教趋于世俗化 |
| 三、三教会通风气盛行 |
| 第二节 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特点 |
| 一、明代官员群体注《老》的阶段性特点 |
| 二、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发展的空间特点 |
| 三、明代官员群体老学中的“世俗化”倾向 |
| 第三章 明前期《老子》的双面解读 |
| 第一节 “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 |
| 一、《御注道德经》中的为君之道 |
| 二、宋濂的道学观 |
| 三、一位道官的老学思想 |
| 第二节 程朱思想笼罩下的老学 |
| 一、《性理大全》中的“异端”老子 |
| 二、黄润玉“尊朱而不尽合于朱” |
| 第四章 明中期官员老学的勃兴 |
| 第一节 王学与老学的交融 |
| 一、官员老学勃兴的发起者 |
| 二、王门弟子的老学经世思想 |
| 三、三教会通 |
| 第二节 王学批判者的老学思想 |
| 一、湛若水《非老子》 |
| 二、张邦奇批王不批《老》 |
| 三、杨慎与崔铣 |
| 第五章 明后期官员老学的繁荣 |
| 第一节 救世良方 |
| 一、一位八旬老翁的救世之心 |
| 二、“异端”李贽经世之志 |
| 三、“帝符皇箓” |
| 第二节 会通出世入世 |
| 一、两位内阁官员的处世之道 |
| 二、以佛论道 |
| 三、“以事处事,无所留滞” |
| 四、“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也” |
| 第三节 明后期官员老学的虚无化倾向 |
| 一、“老氏盖浑有无而同之者也” |
| 二、“道法、世法,莫非自然,不由人力” |
| 第四节 明后期官员老学中的内丹思想 |
| 一、彭好古“先命后性” |
| 二、龚修默“性命双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岂可以此动吾一念（论文参考文献）
-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2]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胡明珠.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莲池袾宏与《坛经》[J]. 崔玉卿. 五台山研究, 2019(04)
- [4]朱子之“出入湖湘”及其思想发展[D]. 洪明超. 武汉大学, 2019(06)
- [5]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6]“圣相”李沆的为人为官操守[J]. 游彪. 人民论坛, 2018(35)
- [7]《陈士业先生集》整理与陈弘绪研究[D]. 佘梅美.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0)
- [8]《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研究[D]. 李颖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9]陆陇其“笺注”《周易传义》整理与研究[D]. 翟盼盼. 西南科技大学, 2017(01)
- [10]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研究[D]. 涂立贤.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