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论文文献综述）
朱薇[1]（2005）在《刘大年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迎来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春天。年逾古稀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以其敏锐的目光和特殊的学术地位,参与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他作为首任会长,在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之后,积极组织了1990年代一系列讨论会,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的科学研究。
钟健[2]（2016）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由每个个体的抗战史所组成,参与其间的每个个体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是抗战阵营中的一份子,对其个人抗战经历展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蒋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在抗战进程中的所想、所言、所为进行研究,又具有特殊性。从资料开放程度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厚度两方面看,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着实有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必要。然而,该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面向众多,决非个体及单项研究所能完成。本文选取蒋介石为何要抵抗日本、从何时开始及如何进行准备、如何准备对日作战与决策对日开战、全面战争初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政略及其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深知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为国民党制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政策。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首要目标,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主张中日提携、亲善,但这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根本冲突,济南惨案赤裸裸地宣告这一事实。从践行孙中山革命主张及现实处境两方面看,蒋不得不抵抗日本。济南惨案爆发后,蒋开始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迫使蒋及其幕僚们把国内外政策调整为以抵抗日本为首要宗旨。然而,在短时期内,蒋并没有提出抵抗日本的根本大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安内"。1935年夏,蒋觅得持久抵抗日本的根据地,才大致决定抗日的基本计划,随即着手推进对日作战的战时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趁机推进华北地区的国防建设,以应战指令督促各方加速实施。因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无法再对日本迁让及接受其无理要求,但又未准备好对日开战,遂祭出"以战逼和"的险招,对日实施"攻心之道"。不过,日本军人主战派势力膨胀,和平无望,并疾速攻陷平津,蒋不得不战。此后,察哈尔、淞沪战役迅速爆发。蒋准备不及,仓促开辟上海战场,致使迅速歼灭上海日军的目标并未达成,反而使沪战转趋扩大,不得不重新思考战局与战略政略。在上海与日军持久作战,不仅与引起国际关注、干涉的政略相吻合,且华北战场颓势不止,蒋在战略上别无选择,惟有"引敌南下",诱使日军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因此,蒋竭力维持上海战局,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上海战场,导致上海大溃退,此对以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尤大,环环相扣,直至武汉会战结束为止。在与日本的较量中,除军事准备、抵抗以外,蒋与日本在外交领域之"无形的战场"展开激烈争夺。蒋所持的外交战略为,诉诸国际公理,始终站在反侵略、国际正义这一边,积极争取英、美、苏等国卷入中日争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收效甚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结为同盟,但由于蒋个人特质中的民族主义与"低能心结"始终与英美所操持的殖民主义、霸权话语及其"优越心结"保持紧张,致使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对共同对日作战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旨在从长时段阐明蒋抵抗日本的历史逻辑,进而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这个课题,乃至整个抗战史,作一点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3]（1993）在《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研究指明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于1993年1月4日-7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国际研讨会1990年8月在香港举行）。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联合举办的。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共90人,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美国和日本。
关捷[4]（2011）在《团结奋斗 共襄盛举——写于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建立30年之际》文中指出时光荏苒,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已历经30年。回忆往事,让人欣慰、振奋和感慨。回首研究会从建立到如今,诸位同仁辛勤劳动,为之奋斗,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现胪列出来,供老学者回味,供新朋友了解。
黄广友[5]（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大年[6]（1993）在《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文中研究说明 各位学者,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各位聚集北京,接续1990年8月在香港开始的工作,对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展开学术研讨。这是一项值
刘大年[7]（1993）在《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文中研究指明各位学者、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各位聚集北京,接续1990年8月在香港开始的工作,对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展开学术研讨,这是一项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工作。什么叫近百年中日关系,我想是指近代开关以来至1945年日本
郭震旦[8]（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吴佩华[9]（2011）在《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红十字外交,就是在人道主义指引下,中国红十字会以中国政府所签署的国际人道法为依据,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友好交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安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健康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活动。本文以中国红十字会融入国际社会为线索,在对1949年至2009年共60年间的中国红十字外交历程做全景式描述的基础上,分别对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和中越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过程、内容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红十字外交在战争时期可以发挥“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并以发展中日、中美关系和加深中苏关系为例,揭示红十字外交在和平状态下促进与加深邦交的“润滑剂”作用。随后,对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进行考察,表明红十字援外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反映,这在彰显红十字会博爱胸怀的同时,也促进和加深了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的友谊。中国红十字外交在维护和促进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中,积极贯彻“一个中国”原则,发挥了特殊作用,是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此外,在分析红十字会的特殊性和对其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分析基础上,并以中国红十字会促进旅日朝侨归国为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红十字外交是中国推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效形式。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继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承担了在特殊情况、突发事件中以及政府不便出面办理的有关事宜,是中国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增强新中国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红十字外交属民间外交范畴,与政府外交是“有机的整体,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关系,其地位与作用是其他民间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鞠惝[10]（1996）在《台湾的日本研究及日本研究刊物》文中指出台湾的日本研究及日本研究刊物辽宁大学鞠惝自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台湾的日本语教育和日本研究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可喜的成就。台湾的。本研究是中国。本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两岸日本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迎来了中国日本研究界逢勃发展的今天。台湾的日本研...
二、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论文提纲范文）
（2）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认知与因应 |
| 一、青年蒋介石受惠于日本 |
| 二、北伐前期蒋介石与日本的互动 |
| 三、转折:蒋介石在外交上放弃东京路线 |
| 第二章 蒋介石准备抵抗日本的构想及作为 |
| 一、九一八事变前蒋对日问题之谋略及其实践 |
| 二、蒋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应对 |
| (一) "内重于外" |
| (二) "无名有责" |
| 三、关键的1932:寻求对日持久抵抗之道 |
| 四、对日缓和之计:调整中日邦交 |
| 第三章 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战因应再探 |
|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蒋对日作战的准备 |
| 二、内外与虚实:"战"、"和"双管齐下 |
| (一) 强硬背后的初衷:加速推进对日备战进程 |
| (二) "攻心之道":以"战"逼"和" |
| (三) 不得不战:内外情势下的必然举措 |
| 第四章 全面战争初期蒋介石的战略政略再探 |
| 一、蒋介石与华北战场的开局与走向 |
| (一) 蒋对华北的部署与"意料外的察哈尔作战" |
| (二) 察哈尔鏖战与华北战场格局初定 |
| 二、蒋介石与淞沪战役的政略战略 |
| (一) 先发制人:打一个迅速的歼灭战 |
| (二) 战局扩大与政略战略的形成 |
| (三) 维持战局与外交形势相呼应 |
| (四) 悲壮的结局:上海大撤退 |
| 三、蒋介石与淞沪战役后的战局发展 |
| 第五章 "无形的战场":蒋介石的国际观及其实践 |
| 一、公理制胜:坚定走英美路线 |
|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因应 |
| (一) 主动求变 |
| (二) 以不变应万变 |
| (三) 对美两次关键忠告 |
|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与英美交往的几个侧面 |
| (一)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龃龉 |
| (二) "低能心结"与"优越心结"之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4）团结奋斗 共襄盛举——写于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建立30年之际（论文提纲范文）
| 会江宁, 酝酿建立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
| 聚旅顺, 制定研究会章程 |
| 建学会, 彰显团结合作的良好氛围 |
| 齐努力, 确保研究会持久化 |
| 一、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记录 |
| 二、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王正谈话记录 |
| 三、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彭坤元同志谈话记录 |
| 共勤奋, 学术成果累累 |
| 新历程, 创造新的辉煌 |
（5）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架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历程 |
| 第一节 重返国际舞台 |
| 一、基础·前提·任务 |
| 二、恢复巩固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
| 三、“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窗口” |
| 四、宣扬中国和平外交的一个渠道 |
| 第二节 迈向国际舞台 |
| 一、迈向国际舞台的必然性 |
| 二、支持各国反对霸权主义 |
| 三、“广交朋友” |
| 四、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大而有影响”的成员 |
| 第三节 融入国际社会 |
| 一、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然性 |
| 二、率先适应国际格局的转换 |
| 三、备灾·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妇女论坛 |
| 四、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深入健康发展 |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红十字外交：“化干戈为玉帛” |
| 第一节 朝鲜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揭露并积极制止美国侵略朝鲜 |
| 二、配合肃清美国在华的影响 |
| 三、派遣红十字国际医防服务队 |
| 四、努力促使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 |
| 五、“推开铁幕的手” |
| 第二节 中印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协助遣返印军战俘 |
| 二、主动送还印军阵亡将士的尸骨 |
| 三、“团结与友谊的使者” |
| 第三节 越南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越战与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转向 |
| 二、红十字外交的主要方式与内容 |
| 三、“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 |
| 第四节 中越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遣返战俘以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 |
| 二、协助政府安置印支难民 |
| 三、促进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
| 第三章 和平状态下的红十字外交：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 |
| 第一节 夯实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 |
| 一、协助日侨归国 |
| 二、李德全会长首次访日 |
| 三、协助获得宽赦的日本战犯回国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助推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 |
| 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试剂” |
| 三、桥梁与动力：红十字外交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意义及影响 |
| 第三节 中苏友好关系的深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国际社会中的“亲兄弟” |
| 二、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 |
| 三、深化中苏友谊的纽带 |
| 第四章 红十字援外外交：友谊与博爱的见证 |
| 第一节 援外是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
| 一、援外能反映其外交 |
| 二、对外援助的多角度透视 |
| 第二节 和平与友谊的的见证 |
| 一、拓展加深与非洲的友谊——以援助非洲为例 |
| 二、展示大国形象——以援助印度洋大海啸为例 |
| 第五章 祖国统一中的红十字外交：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 |
| 第一节 维护“统一”原则的斗争 |
| 一、“初战告捷” |
| 二、“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认可 |
| 三、挫败台湾红十字会欲合法化的图谋 |
| 四、维护统一原则的其他方面 |
| 第二节 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中的特殊作用 |
| 一、力促香港红十字会顺利回归 |
| 二、接纳澳门红十字会 |
| 余论：国际统一战线的有效形式 |
| 一、中国红十字外交是国际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
| 二、统战的意向：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为例 |
| 三、统战的实效：以促进旅日朝侨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例 |
| 附录1 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捐）助统计表 |
| 附录2 中国红十字外交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 |
四、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论文参考文献）
- [1]刘大年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J]. 朱薇. 史学史研究, 2005(03)
- [2]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D]. 钟健. 浙江大学, 2016(07)
- [3]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J].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 北京党史, 1993(02)
- [4]团结奋斗 共襄盛举——写于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建立30年之际[J]. 关捷. 东北史地, 2011(03)
- [5]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6]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J]. 刘大年. 抗日战争研究, 1993(02)
- [7]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开幕词[A]. 刘大年.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3
- [8]“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9]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D]. 吴佩华. 苏州大学, 2011(06)
- [10]台湾的日本研究及日本研究刊物[J]. 鞠惝. 日本研究, 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