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坚持粮食基本自给（论文文献综述）
韩杨[1]（2022）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为立足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依据。从理论逻辑出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要统筹协调好五对逻辑关系,又要从党的宗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目标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四个维度来深刻认识。从历史逻辑出发,回顾了建党百年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实践探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实践逻辑出发,在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短期面临着粮食供需结构分化问题;中长期内部发展面临保产能稳增长的难点压力与粮农和粮食主产区的短板弱项,外部供给则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引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立足新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基于中国的国情、世情、农情、粮情,应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握好土地的长期稳定性和发展灵活性的平衡,使农业生产关系更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促进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共同赋能粮食产能;率先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农收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优化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布局,共同扛起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政治责任;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与风险监测,提高粮食产业风险保障水平;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完善粮食流通与储备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粮食更高品质消费需求;提高国际贸易与关键物流通道掌控力,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丁声俊[2]（2021）在《铸造粮业辉煌 开创中国道路——写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粮业创造了的一系列辉煌业绩:粮食生产"十七连丰",总产量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粮食辉煌业绩的事实,彻底粉碎了西方少数人的妄言和诬蔑。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解析我国创造粮食辉煌业绩的密码。阐释深深植根于具有本国特点的"中国粮食道路"。本文将其概括为"七坚持":即坚持从本国国情、粮情出发,创新发展"走自己的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好民众吃饭问题当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坚持粮食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牢牢掌握国家粮食主动权;坚持健全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和储备体系,不断加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坚持粮食改革市场化取向,并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范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改革促进国有粮食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其规范化市场主导作用;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大政策,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姚毓春,夏宇[3]（2021）在《日本、韩国粮食安全现状、政策及其启示》文中指出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粮食供应链部分受阻,粮价不断攀升,粮食安全问题受到各国普遍关注。随着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涵盖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个层面。日本、韩国目前基本可以实现主粮自给,但其他粮食仍然依赖进口,膳食营养结构相对健康,生态农业取得一定进步,但在食物微观分配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为维护粮食安全,日本、韩国特别重视农地资源保护,加大农业生产要素投资,积极培育农业接班人,采取了依靠高补贴和高关税保障主粮自给的流通政策,建立了适宜的粮食储备,并积极倡导营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以日韩为鉴,我国应扎实做好主粮保障工作,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安全战略,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资源,加大农业生产要素投资,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整优化粮食补贴制度,探索实行目标价格政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妥推进农业"走出去"的步伐;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粮食储备格局,提升仓储物流建设现代化水平;引导建立营养健康的膳食结构,大力弘扬节约粮食的消费观念。
刘显[4]（2021）在《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过发展灌溉、提高复种指数和增加农药化肥投入等措施,我国目前达到了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标准,但这种发展是以过量的资源投入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不符合绿色化发展理念（资源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已难以为继。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单纯通过开发本区域的粮食生产潜力来达到粮食安全的目的较为困难。本研究在国际化（国际粮食贸易）绿色化背景下,分析了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现状;借助农村调研数据和统计数据,全面评估了城市化和老龄化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预测了2025-2050年区域粮食供需平衡。为了满足区域未来粮食供需平衡,实现粮食国际化绿色化生产,借助水足迹和虚拟水理论、水资源负载指数、耕地压力指数和耕地质量指数等,明确了水资源、耕地资源和粮食贸易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立足“一带一路”倡议、粮食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以西北地区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上层目标,以各省（区）粮食蓝水利用效益、绿水占比和粮食净效益为下层目标,以各省种植面积、粮食可用水资源量、最低粮食需求为约束条件,构建开放式双层多目标种植结构优化模型。有望在提高粮食安全水平的基础上,促进粮食国际化和绿色化发展。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未来存在较大威胁与挑战。城市化和老龄化增加1%,农户粮食产量将分别增加26.0和-9.4 kg（P<0.05）。城市居民对于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以年均2.7%的速率增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粮食,给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两个因素的提高降低了农户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质量,阻碍了粮食绿色生产。劳动力减少又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发展。在城市化和老龄化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预计2025、2035和2050年的粮食消费量至少将需要7.99×107吨、8.79×107吨和9.30×107吨,较2016年分别增加21.0%、33.1%和40.9%,粮食安全指数分别降低了15.6%、20.7%和22.9%。预计自2040年始,仅依靠本区域的粮食产量将无法满足粮食消费需求。为保障未来粮食供需平衡,提出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指导、机械设备投资、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等措施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2）2000-2016年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在大幅减小,粮食消费水足迹逐步增加。水资源负载等级由Ⅲ级转变为Ⅰ级,已不具备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比例以年均0.2%的幅度减小。随着人口增长,粮食消费水足迹增加了3.7%,其中灰水足迹增加了40.1%,不利于粮食绿色化生产;牛奶、水产品和肉类的消费水足迹分别增加了311.2%、59.3%和46.0%。能源水足迹增加了4.0倍,这导致了能源-粮食产业对水资源的竞争指数增加了1.2倍。2000-2016年虽西北地区耕地压力在减小,但耕地质量较差。耕地压力指数年均减幅为1.6%,这主要源于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提高（P<0.01）。然而,虽耕地资源丰富但低等耕地占耕地总量的57.4%,耕地质量指数为0.2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逐年增加的水资源压力和较低的耕地质量决定了较低的粮食生产潜力,给区域粮食的绿色化生产带来威胁。因此,必须采取发展节水灌溉技术、科学施肥、研发抗旱高产作物品种、发展智慧农业等措施来实现区域粮食安全和粮食绿色化生产。（3）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水平与国际间粮食贸易紧密相关。2000-2016年,西北地区粮食进口年份为8个,期间穿插着粮食出口年。出口粮食数量比进口高67.9%,说明西北地区对于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具有积极作用。同样,该地区不稳定的粮食贸易状态,也说明了其粮食安全水平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粮食贸易。（4）种植结构优化后粮食安全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同时提高了生态安全水平、粮食蓝水利用效益和净效益,降低了粮食种植面积。调整后,西北地区粮食种植面积为1.74×108 ha,相较于2016年减少了2.0%。小麦、玉米、薯类和大豆种植面积的变幅分别为-28.2%、-15.9%、6.1%和1.8%。西北地区粮食作物提供的热量增加7.5%,粮食灰水足迹减小6.6%,粮食蓝水利用效益和净效益分别增加23.4%和18.3%,种植面积减少2.0%。粮食安全指数提高2.2%,预计2025、2035和2050年粮食安全指数将分别提高4.7%、4.5%和3.2%,促进未来粮食供需平衡。这在缓解区域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压力的同时,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粮食绿色化生产。本文从城市化和老龄化的角度,在系统分析了西北地区粮食供需平衡现状并进行预测的基础上,以绿色化和国际化为导向,选取指标量化了水资源、耕地资源和粮食贸易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将国际粮食贸易和比较优势纳入考量,构建了“开放式”种植结构优化模型。最终提出适于国际化绿色化背景的粮食种植结构优化建议。这对于保障该区域粮食安全,实现粮食国际化和绿色化生产意义重大。
郭鹏鹏[5]（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提出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史晓玲[6]（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崔宁波,董晋[7]（2020）在《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挑战、内涵与政策导向》文中指出新时代粮食安全观引领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粮食安全事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新时期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中国粮食安全正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多重挑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一刻都不能放松。作为新时期国内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关切,新时代粮食安全观为新时期粮食安全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指导和推动新的粮食安全实践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基础,充分体现了确保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多元战略价值。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确保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需要继续完善粮食安全制度保障体系、毫不放松抓好国内粮食生产、深化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粮食进口贸易稳定路径。
辛翔飞,刘锐,王济民[8]（2020）在《破除自给率越高粮食越安全的迷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粮食自给水平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近乎完全自给、高度自给和基本自给三个阶段,呈现出自给率下降并伴随着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上升的显着特征。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粮食自给率明显下降,但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和进口供给,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好水平阶段。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提高,得益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构。基于我国水土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外粮食市场因素的新变化,未来我国粮食安全应注重加大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力度,实现粮食数量、质量、生态和产业四个安全;以粮食自给总量目标替代自给率目标,合理设定粮食自给水平;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利益,进一步激活粮食生产内在动力;加大力度推进全球粮食供给体系和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确保"适度进口"战略落地实施。
张建锋[9]（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吴明怿[10]（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二、必须坚持粮食基本自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必须坚持粮食基本自给（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 |
| 二、中国粮食安全极端重要的理论逻辑 |
| （一）保障粮食安全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直接体现 |
| （二）保障粮食安全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要求 |
| （三）保障粮食安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
| （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粮农收入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
| 三、中国粮食政策的百年回顾与历史性成就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开展土地革命，动员广大农民，为革命战争提供财粮保障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改造农业生产关系，改进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粮食生产发展的基础条件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改革农业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转变，并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迈出坚实步伐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粮食稳供给、粮农收入稳增长、粮食价格稳运行，以及粮食数量、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的全方位保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
| 四、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
| （一）耕地与水时空分布不均，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强 |
| （二）物质投入增产压力大，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高 |
| （三）种粮农民收入较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 |
| （四）财政支粮力度不足，保险金融作用有待强化 |
| （五）粮食流通市场化程度加深，宏观政策调控空间受限 |
| （六）粮食品种、数量、质量结构分化，供需关系不适配 |
| （七）国际供应不确定性增加，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有难度 |
| 五、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思路与政策建议 |
| （一）牢牢守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目标，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
| （二）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共同赋能粮食产能 |
| （三）率先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农收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
| （四）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与风险监测，提高粮食产业风险保障水平 |
| （五）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完善粮食流通与储备体系 |
| （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粮食更高品质消费需求 |
| （七）提高国际贸易与关键物流通道掌控力，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
（2）铸造粮业辉煌 开创中国道路——写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粮业创造辉煌业绩 |
| 业绩之一：粮食总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
| 业绩之二：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 |
| 业绩之三：粮食流通转型全面市场化 |
| 业绩之四：创建完备的粮食储备制度化和体系化 |
| 业绩之五：粮食企业经营完全自主化 |
| 业绩之六：创新粮食流通模式网络化 |
| 业绩之七：科技创新促进粮食业态现代化 |
| 业绩之八：粮食市场从“封闭”转向国际化 |
| 二、中国粮食道路是铸造粮业辉煌之路 |
| （一）坚持把科学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不渝“走自己的路”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好民众吃饭问题当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
| （三）坚持粮食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方针，紧紧把握国家粮食主动权 |
| （四）坚持健全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和储备体系，不断加强确保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
| （五）坚持粮食改革市场化取向，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范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
| （六）坚持改革促进国有粮食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其规范化市场主导作用 |
| （七）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大政策，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
| 三、结语 |
（3）日本、韩国粮食安全现状、政策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发展 |
|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日本、韩国的粮食安全现状 |
| （一）日本、韩国的粮食数量安全现状 |
| （二）日本、韩国的粮食质量安全现状 |
| （三）日本、韩国的粮食社会安全与生态安全现状 |
| 三、日本、韩国维护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 |
| （一）日本、韩国的粮食生产政策 |
| 1. 日本和韩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农地保护政策。 |
| 2. 日本和韩国重视粮食生产要素投资。 |
| 3. 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培养农业接班人的政策。 |
| （二）日本、韩国的粮食流通政策 |
| 1. 日本形成了以高补贴和高关税为主要特征的粮食流通体系。 |
| 2. 日本、韩国由于耕地、劳动力等农业资源稀缺，因此格外重视利用海外农业资源。 |
| （三）日本、韩国的粮食储备政策 |
| （四）日本和韩国的粮食消费政策 |
| 四、日本、韩国维护粮食安全政策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树立广义粮食安全观念，扎实做好主粮保障工作 |
| （二）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三）建立减少市场干预的粮食补贴制度，着力提升利用海外农业资源水平 |
| （四）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粮食储备格局，提升仓储物流建设现代化水平 |
| （五）引导建立营养健康的膳食结构，大力弘扬节约粮食的消费观念 |
（4）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粮食安全内涵及发展 |
| 1.2.2 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和粮食安全 |
| 1.2.3 水资源与粮食安全 |
| 1.2.4 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
| 1.2.5 国际化与粮食安全 |
| 1.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和粮食安全 |
| 1.3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思路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人口概况 |
| 2.2 研究目标 |
| 2.3 研究内容 |
| 2.4 技术路线 |
| 2.5 主要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2.5.1 主要数据来源 |
| 2.5.2 生产水足迹 |
| 2.5.3 水资源负载指数 |
| 2.5.4 耕地压力指数 |
| 2.5.5 多元及固定效应回归 |
| 2.5.6 农业投入产出效应分析 |
| 2.5.7 种植结构优化模型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粮食供需平衡分析及预测 |
| 3.1 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现状分析 |
| 3.1.1 西北地区粮食生产现状 |
| 3.1.2 西北地区粮食单产的时空变化 |
| 3.1.3 西北地区粮食消费需求量 |
| 3.2 西北地区粮食供需平衡预测 |
| 3.2.1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函数关系 |
| 3.2.2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粮食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
| 3.2.3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及粮食绿色生产的负面影响 |
| 3.2.4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的积极影响 |
| 3.2.5 2025-2050年西北地区粮食安全预测 |
| 3.3 讨论 |
| 3.3.1 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 |
| 3.3.2 粮食消费量影响因素 |
| 3.3.3 减少城市化和老龄化对粮食绿色生产负面影响的措施 |
| 3.3.4 粮食国际化促进区域粮食安全 |
| 3.3.5 本章节存在的局限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绿色化背景下水资源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
| 4.1 西北地区水资源禀赋差异 |
| 4.1.1 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时空分布特征 |
| 4.1.2 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 |
| 4.2 西北地区农业可用水量的动态变化 |
| 4.2.1 西北地区用水结构时空特征 |
| 4.2.2 西北地区农田灌水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
| 4.3 从水足迹和虚拟水视角看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新挑战 |
| 4.3.1 人口增长对粮食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
| 4.3.2 人口城市化对粮食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
| 4.3.3 膳食结构转变对粮食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
| 4.3.4 能源-粮食产业对水资源的竞争 |
| 4.3.5 国内粮食贸易对粮食水足迹的影响 |
| 4.3.6 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影响 |
| 4.4 讨论 |
| 4.4.1 未来西北地区粮食消费水足迹增长预测 |
| 4.4.2 促进水资源绿色化发展来应对粮食消费水足迹增加 |
| 4.4.3 区域粮食虚拟水流动调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绿色化背景下耕地资源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
| 5.1 西北地区耕地面积时空变化 |
| 5.1.1 耕地随时间变化特征 |
| 5.1.2 耕地空间分异特征 |
| 5.2 西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
| 5.2.1 人均耕地面积随时间动态变化 |
| 5.2.2 人均耕地面积空间差异性 |
| 5.3 西北地区耕地压力指数 |
| 5.3.1 耕地压力指数随时间的变化动态 |
| 5.3.2 耕地压力指数空间分异特征 |
| 5.4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空间分布特征 |
| 5.5 讨论 |
| 5.5.1 耕地数量变化的原因分析 |
| 5.5.2 耕地质量变化的原因分析 |
| 5.5.3 缓解西北地区耕地压力的有效应对措施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粮食贸易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
| 6.1 西北地区粮食贸易动态变化 |
| 6.2 粮食贸易时空变化特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种植结构调整改善粮食安全的潜力 |
| 7.1 粮食作物水足迹和碳足迹 |
| 7.1.1 各区域间粮食作物的相对比较优势 |
| 7.1.2 各区域内粮食作物的绝对比较优势 |
| 7.2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潜力 |
| 7.2.1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 |
| 7.2.2 结构调整后各目标函数值对比分析 |
| 7.3 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潜在效益 |
| 7.3.1 结构调整提高了粮食Calories数量 |
| 7.3.2 结构调整促进了生态安全 |
| 7.3.3 结构调整促进了蓝水利用效益 |
| 7.3.4 结构调整对粮食绿水足迹影响分析 |
| 7.3.5 结构调整提高了粮食净效益 |
| 7.4 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转型研究 |
| 1.3.2 中国的农业转型研究 |
| 1.3.3 农业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
| 1.3.4 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研究 |
| 1.3.5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 |
| 1.3.6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研究思路 |
| 2.2.1 数据获取 |
| 2.2.2 数据分析 |
| 2.3 “地方政府与农户”动态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2.3.2 农作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2.3.3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外动力及运作机制 |
| 第三章 田野点概况 |
| 3.1 A区概况 |
| 3.2 A区农业生态与作物种植概况 |
| 3.2.1 A区农业生态环境 |
| 3.2.2 A区传统农作物种植 |
| 3.2.3 A区旱作农业耕作制度 |
| 3.3 研究的村庄 |
| 3.4 村庄家庭的生计策略与经济分化 |
| 3.5 样本农户的聚类分析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结构及经营主体的变迁与地方经验 |
| 4.1 中国的食物安全与农业结构 |
| 4.2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化路径及阶段特征 |
| 4.2.1 以粮为纲阶段(1978~1984) |
| 4.2.2 农业单一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9) |
| 4.2.3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2000~2014) |
| 4.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5~至今) |
| 4.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
| 4.3.1 对粮食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的变迁 |
| 4.3.2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
| 4.3.3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得到回应 |
| 4.3.4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得到强调 |
| 4.4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变路径 |
| 4.4.1 中央一号文件的地位及作用 |
| 4.4.2 文本分析方法 |
| 4.4.3 农业经营主体的变迁过程 |
| 4.4.4 研究发现 |
| 4.4.5 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变迁的政策意图 |
| 4.5 田野点农业结构变迁 |
| 4.5.1 田野点农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
| 4.5.2 三种不同的农业模式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5.1 农业政策影响农业结构演变的实现机制 |
| 5.1.1 农业政策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
| 5.1.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 |
| 5.2 案例介绍 |
| 5.2.1 农业产业化背景描述 |
| 5.2.2 李村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项目 |
| 5.3 成为一种治理现象的李村马铃薯产业 |
| 5.3.1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的结构约束 |
| 5.3.2 镇政府在马铃薯产业中的行政协调 |
| 5.3.3 村干部在马铃薯产业中的嵌入式表达 |
| 5.4 农户参与马铃薯示范项目的行动逻辑 |
| 5.4.1 家户制传统与生计策略选择 |
| 5.4.2 农户的理性顺从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6.1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
| 6.2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地方经验:李村的芹菜种植 |
| 6.3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阶层动力 |
| 6.4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
| 6.4.1 作物繁荣的参与主体:芹菜种植农户 |
| 6.4.2 对土地的控制:土地流转 |
| 6.4.3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资支付方式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经验语境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
| 7.2 主要结论 |
| 7.3 讨论 |
| 7.3.1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公共价值 |
| 7.3.2 农地的商品化与安全网功能 |
| 7.3.3 小农的前景与农业现代化 |
| 7.3.4 村庄的活力与乡村振兴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挑战、内涵与政策导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粮食供需紧平衡与结构性矛盾突出共存 |
| （二）粮食持续增产乏力背后的现实瓶颈增多 |
| （三）粮食“常态化”全面净进口的负面影响显现 |
| （四）未来粮食政策的支持保护空间更加有限 |
| （五）外部环境不确定风险威胁中国粮食安全 |
| 二、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具体内涵 |
| （一）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基本原则 |
| 1. 始终坚持我党对国内粮食安全工作的领导 |
| 2. 立足国内牢牢掌握解决吃饭问题的主动权 |
| 3. 坚守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
| 4. 正确处理好粮食生产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 |
| 5. 统筹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
| 6. 协调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调控功能 |
| （二）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实践重点 |
| 1. 制度端：创新强化制度保障 |
| 2. 生产端：确保产能稳定持续 |
| 3. 结构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
| 4. 贸易端：实施适度进口战略 |
| 5. 市场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
| （三）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战略价值 |
| 1. 个体层面：坚持人民美好生活观的前进方向 |
| 2. 国家层面：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保障 |
| 3. 国际层面：建构负责任大国全球观的重要体现 |
| 三、新时代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导向 |
| （一）完善粮食安全制度保障体系 |
| （二）毫不放松抓好国内粮食生产 |
| （三）深化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四）构建粮食进口贸易稳定路径 |
（8）破除自给率越高粮食越安全的迷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我国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安全关系演进历程 |
|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近乎完全自给,但粮食供给极为短缺 |
| (二)第二阶段(1979—2007年):依靠高度自给,满足了温饱水平上的粮食消费需求 |
| (三)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保持基本自给,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
| 三、我国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安全关系演变成因 |
| (一)粮食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
| 1.1949—1978年: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但总体上仍然低下。 |
| 2.1979—2007年:改革开放推动下,生产力水平获得新解放和显着发展。 |
| 3.2008年—至今: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 |
| (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 |
| (三)国际市场粮食供需格局的变化 |
| 1.全球粮食产量和贸易量显着增加。 |
| 2.国际粮食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变为宽松。 |
| 3.粮食进出口已成为国家间贸易平衡的重要选项。 |
| (四)粮食发展理念的更新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重构 |
| 1.坚持“以粮为纲”突出发展粮食生产。 |
| 2.付出生态代价发展粮食生产。 |
| 3.重构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战略。 |
|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
| (一)启示 |
| (二)政策建议 |
（9）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假定 |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 7.6 小结 |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 8.6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10）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R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史料运用说明 |
| 六、论文思路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 |
| 一、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
| (二)根据地的行政区划 |
| 二、冀鲁豫根据地环境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边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 |
| (二)旱灾害所造成的民力与粮食损失 |
| (三)蝗虫灾害对粮食的危害 |
| 三、敌人侵略活动对边区所造成的民力和粮食损失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生产自救 |
| 一、积极救灾,克服灾荒 |
| (一)政府筹粮,实施急赈 |
| (二)向地主豪绅借粮 |
| (三)开展赎地运动 |
| (四)提供优惠的救灾借贷政策 |
| (五)开展灭蝗斗争 |
| 二、开展广泛的农业生产建设活动 |
| (一)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劳动互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 (三)边区合作社发展对缓解粮食困境所发挥的作用 |
| (四)为扶持农业生产提供贷粮贷款 |
| (五)促进生产发展的其它措施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推动减租减息,减轻民众税负 |
| 一、冀鲁豫边区农民的受剥削情况 |
| (一)几种租佃形式与剥削情况 |
| (二)地主对承种人的超经济与高利贷剥削 |
|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
|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走向完善 |
| (三)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完善与推广 |
| (四)开展集体倒粮运动,保护减租减息成果 |
| (五)与地主豪绅的减租减息斗争 |
| (六)边区减租减息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
| 三、推行合理负担,采取累进征税制度 |
| (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
| (二)负担的计算方法 |
| (三)累进等级与累进率的制定 |
| (四)加强合理负担政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
| (五)土地调查评议工作 |
| (六)负担的减免 |
| (七)公粮征收的一般过程 |
| 四、开展清查黑地的斗争 |
| (一)抗战时期边区的黑瞒地情况 |
| (二)清查黑地的措施方法 |
| (三)查黑地斗争中的困难和取得的成果 |
| 五、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加强粮食管控,保证粮食安全 |
| 一、对粮食贸易采取统制政策 |
| (一)“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确立 |
| (二)通过“贸易统制”调节需用,保护边区粮食安全 |
| (三)采取粮食专卖政策 |
| (四)公营商店在边区粮食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 |
| 二、加强集市管理,保障粮食交易 |
| (一)冀鲁豫边区集市管理的背景 |
| (二)对中心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集市管理政策 |
| (三)建立集市交易所,开展粮食等特殊商品的交易 |
| (四)适时转移集市,保证粮食交易的安全 |
| 三、开展金融斗争,支持农业生产 |
| (一)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的货币金融情况 |
| (二)抗战中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三)抗战后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四、做好粮食的管护工作 |
| (一)加强粮食存储 |
| (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径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边区财粮制度,保障党政军民粮食供应 |
| 一、加强财粮工作机构建设和组织领导 |
| 二、建立健全根据地的财粮供给制度 |
| (一)采取统筹统支和分区财粮统一供给制度 |
| (二)建立健全边区的财粮审计制度 |
| (三)完善根据地的财粮预决算制度 |
| (四)实行粮票制度 |
| (五)清理尾欠,掌握现粮 |
| 三、对各级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制度和标准 |
| (一)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机关的财粮供给 |
| (二)对各级群众团体的粮食供给 |
| (三)对军队和抗属的财粮供给 |
| 四、边区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情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四、必须坚持粮食基本自给（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 韩杨. 改革, 2022(01)
- [2]铸造粮业辉煌 开创中国道路——写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J]. 丁声俊.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07)
- [3]日本、韩国粮食安全现状、政策及其启示[J]. 姚毓春,夏宇. 东北亚论坛, 2021(05)
- [4]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研究[D]. 刘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5]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6]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7]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挑战、内涵与政策导向[J]. 崔宁波,董晋. 求是学刊, 2020(06)
- [8]破除自给率越高粮食越安全的迷误[J]. 辛翔飞,刘锐,王济民.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0)
- [9]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10]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