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人真事”与文艺创作——斥“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论文文献综述）
朱旖晗[1]（2020）在《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考论》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围绕文艺真实性问题的理论论争成为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的真实性讨论不论是从参与人数上,还是问题范畴上,抑或是论争形式上,较之前都更为丰富和深入,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理论文章和理论着作,涉及的范围不仅有一般的文艺理论,也有具体的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等问题,使文艺真实性问题繁荣一时。这次讨论改变了自“文革”以来文艺界的持续低迷状态,使之呈现出新鲜的活力,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开放和现代化。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包括了特定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文艺真实性论争,更包括了对论争内容的梳理和分析,从而呈现这场真实性论争在新时期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新意、价值以及思考。本论文一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由四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在概括中西方文学历史中文艺“真实性”这一概念的历史流变的基础上,重点整理了中国文艺界1978年到1985年间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理论文章,对其主要的理论焦点进行了概括和归类。正文的第一章主要将新时期初期这场文艺真实性论争视作一个文学事件,着重介绍了论争发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在此基础上,通过阅读整理论争涉及的文本,对论争发生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第二章从新时期初期这场文艺真实性论争的焦点问题入手,在“写真实”还是“写本质”、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方面,对论争内容进行全面剖析,得出的结论是:这场论争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三章结合论争发生的原因和论争的主要内容,主要从论争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实践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要理论立场、以论争双方的权力话语争夺为实质三方面,对文艺真实性这一理论话语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历史转型期的重提进行探究。第四章总结这场文艺真实性论争给中国文坛所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也影响了后来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
冉盈盈[2]（2019）在《《班主任》与新时期文学起源》文中研究表明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文艺正处于一种十分迷茫的状态,政治上的模棱两可让文艺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刘心武冒着巨大风险,在控诉“伤痕”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班主任》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出现在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上的短篇小说率先大声呼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着实为在“文革”中备受折磨的文艺创作打了一剂强心针,《班主任》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覆盖上了浓厚的历史责任感与强烈的社会启蒙精神,这种对“五四”的继承与发展让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发生了转机,《班主任》所带来的“伤痕文学”思潮就在此时迅速兴起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占领市场成为1977年到1979年的绝对创作主流,那么在进入80年代之后这种创作的急速落潮并退场又在侧面反映出其背后权力的更迭,《班主任》在其文学性上的缺陷让它的生命力不断减弱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论文以《班主任》为研究对象,将研究的时间确定在1977年到1979年“四人帮”倒台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重点讨论《班主任》是如何在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多重作用之下成功登顶时代经典的“神坛”,《班主任》带来的社会效应以及之后尴尬的文学处境又都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论文主要分为四章,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缘起以及关于《班主任》的研究现状,同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了说明。论文前三章分别从时代背景、正统解读、权力博弈三个方面讨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班主任》,第四章对《班主任》的影响与意义进行了讨论,论文试图向世人呈现一个3D立体的《班主任》形象。论文第一章主要着眼于《班主任》诞生之初的时代背景,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随着政治的转向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思考如何能够从“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成功转型的问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正在发生改变。《班主任》这颗在文坛中投出的深水炸弹很快就被列入此时的“正典”行列,不论从文学传播还是从文学接受方面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都是不容小觑的。论文第二章从文本入手,虽然《班主任》在“伤痕文学”落潮之后就一直被诟病其文学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该作品在发表之初引起巨大反响的背后除了历史的推动、作家的选择、广泛的传播以及公众的普遍接受之外,正统话语在此过程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所以第二章着重以此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作品在被权威解读出来的符合新时期背景的独特魅力是否为其增色。《班主任》在一开始就“被”选择了一条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相同的启蒙道路,并且“文革”后那种迷人的真实气息确实可以让它得到正统话语的认可,并为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一种范式。论文第三章开始着手探究隐藏在这部作品背后的权力博弈,一部文学性上有着明显缺陷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被送上“正典”行列的呢?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推动,恐怕《班主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生存下去的,在这场权力的博弈当中《班主任》实际上是担任了传声筒、发言人的角色,在一路的披荆斩棘当中迅速进入话语权力的中心,不得不说其背后的强大权力“功不可没”。论文第四章带着反思与对话的态度通过《班主任》再次重新审视“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班主任》所带来的一些创作效应是可喜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人们开始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并在之后丰富了孩子们的文艺生活等。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班主任》在80年代之后的处境确实十分尴尬,所以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班主任》的社会意义是远远超过了其文学意义的。
吴国彬[3]（2018）在《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文中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发展史上,延安文艺的研究与延安文艺本身的发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凡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由于延安文艺学术史的整理与发掘研究相当繁复浩阔,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作深度研究,因此,本文着力于回顾、梳理、整合与提炼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段的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史进程,探察与反思近4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研究、延安文艺运动及其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等各个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和发现延安文艺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历史经验、价值意义等,这无疑对于推进延安文艺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和当代借鉴意义。引言:综观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纵览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概述论文选题及其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第一章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主要呈示和总览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如何从以往的“思想战线”向学术研究“拨乱反正”转变。延安文艺研究及其作家作品批评等,不仅开始逐步走出思想及方法的束缚及僵化,而且也在研究立场及方法的转变、文艺史料的整理、作品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及其历史特征。第二章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多种外国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涌入、思想理论界开展“人道主义”及“异化”论论争、文艺理论界提出主体性文论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及“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等学术思想背景下,集中讨论“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如何在理论方法的借用、研究视角的拓展及学术史角度的反思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学术探索面貌和学术研究的自觉等。第三章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通过对1990年代学术界“规范化”及专业化思想的提出,以及对于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及其相关图书资料编纂出版等多方面成果的梳理,探讨海外学术思想的影响与不同研究社团流派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特征,并结合“王实味遗案”研究中资料搜集及其历史阐释的个案分析,探寻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规范、视域拓展及其知识积累等方面所呈现的学术演进与时代特征。第四章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梳理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领域及其理论视野、作家及其专题研究等方面发生的新成果与新变化,尤其是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以及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陕甘宁文艺与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拓展与深化等,探讨延安文艺学术的自觉、新一代学人的拓展、深化及其学术规范意识的确立等。第五章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主要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长足进步,有关延安文艺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及论述。从学术思想及其理论方法、学科意识及其规范化等方面,探讨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地位等。结语: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时代流变、阶段特征、文学史立场以及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等进行综合评述,探寻填补研究空白与拓展研究视域的可能空间与具体途径。
杜立芳[4]（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陈守湖[5]（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魏占兴[6]（2017）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文中指出文学-新闻“两栖写作”（以下简称“两栖写作”）是指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新闻学发展相伴生的一种写作活动,它兼及文学与新闻两个领域的专业创作活动与职业写作行为,是一种文学与新闻彼此交融、互动共生的写作现象。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写作类型,伴随遽变而多质的社会发展进程同步前行。作为“两栖写作”主体的两栖作家,通常为具有职业新闻记者经历的作家或颇具作家气质的新闻记者,他们既有记者对社会变动的敏感又有作家的文情与哲思;他们关注并介入现实生活,并以文字迅速反映社会事件,创作出了大量兼具文学与新闻双重特征的作品。人类的新闻需要和新闻活动古已有之,在报纸诞生之前,新闻囿于封建制度的保守和新闻载体的匮乏,只能隐含或曰孕育于文学母体之中。随着报纸的出现,新闻也加速了孕育过程,并最终脱离文学母体。襁褓中的新闻不可能独立生存,它需要源源不断地向文学母体汲取营养:作家转型为记者,文人演变成报人,为新闻强健了骨骼;文学语言、文本结构和语法修辞等为新闻充实了血肉;甚至文学体裁也在为满足新闻的成长需求不断进行着变型与衍生。20世纪30年代以前,萌生期的“两栖写作”表现为新闻意识渐强的作家以报人角色或身份从事文学-新闻“二象性”文本的写作活动。30年代初,左联根据革命斗争新形势需求,在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的进程中,确立了文学与新闻两大战线密切配合、联合作战的思想,积极开展具有鼓动性与战斗性的报告文学的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报告文学的勃兴直接推动了作家与记者开展“两栖写作”的热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抗战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庞大的作家群体开始向战地报道的方向“大迁徙”,使得文学与新闻的交叉地带变得宽阔而丰厚。显然,现代战争生活为两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现代读者也对战地记者提出了艺术性的报道要求,这两种因素充分激发了两栖作家的写作情怀,充分调动了他们进行“文学化新闻报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新中国成立后,两栖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写作立场无不以国家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国家和民族共同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准则作为价值航标。两栖作家在政治语境下所取的单向政治归属,也就从根本上决定其作品歌颂-批判两极模式的生成。然而,随着歌颂的不断升级,部分作家开始走向迷失,对“大跃进”等虚假存在所作出的荒谬的报道与歌颂,使两栖作家原本强调客观真实的文本迅速沦落为失范异化的赝品。这一时期,“干预生活”的特写的出现,可谓知识分子在新体制下履行社会批判职志的一种尝试。尽管这些特写作家在之后到来的政治风暴中悉数遭受致命打击,但它的出现与发展无疑为“问题报告文学”在80年代的回归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期,随着以开放、多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化的建构,作家们开始以自主的姿态进行创作。报告文学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低谷之后再度走俏中国文坛,并于80年代中后期呈现井喷式发展之势。在这种繁荣背后起推波助澜作用的“生力军”中,曾经或当时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占了极大的比例。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使报告文学“歌颂与批判”的本性再次凸显。尽管顺应时代潮流,书写改革开放,讴歌主旋律的作品不断涌现,但“干预生活”的作品大有崛起之势,并以其深刻的启蒙意义参与着社会理性精神的重构。“两栖写作”是作家顺应时代潮流而“辗转”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一种写作现象。作品之所以在两个领域皆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作用与价值,是因为它们在选题、立意以及文本写作上皆充分借鉴了文学与新闻两种表现形式之所长,其表现力也体现出文学与新闻的互补与叠加,进而使作品呈现出异于单纯的文学或新闻作品的别样景观。作家在两个写作领域之间的身份变迁绝非偶然的、无意识的职业选择,而是随着不同时代政治与文化生态的演变而产生的一种有其内在规律与明确目的性的价值取向与身份再定位。“两栖写作”不仅参与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建构,而且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及民族精神的重铸做出了独特贡献,可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丹[7]（2015）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反“写真人真事”论》文中提出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反"写真人真事"论是一股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创作和批评主张,文章试图通过对这一理论主张的历史回溯,重新检视这一主张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总结其历史影响,进而加深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王宏波[8]（2016）在《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传记则是人的历史；传记在展现人的历史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各种具体文化现象。传记古老而又时新。在西方,传记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文体品种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新传记。我国传记上承古代《史记》的史传传统,到了20世纪初,由梁启超、胡适等倡导,从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开创了我国新的传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传记逐渐走出了与史学的分野,真正独立于文学之林。这一非虚构文体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90年代之后,出现了繁荣与勃兴。传记已经成为一个自成格局、具有特殊性的文学乃至文化与出版现象。传记作品从着者创作到以图书形态呈现出来并在受众中广布,出版这一环节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可以说,离开出版就没有传记；而在当代出版实践中,传记蓬勃发展,传记作品已成为图书出版物中一个重要的集群与类别,在图书市场中展现出坚挺的身影。传记的蓬勃发展呼唤着出版理论研究。传记出版也因应着时代与社会。本研究从出版传播学、出版与社会关系等角度,试图解决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二、传记出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三、传记出版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等等。本研究利用了相关书目数据,借鉴了出版双效理论、书史理论、媒介空间理论以及社会变迁理论等,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还进行了相关访谈与观察等。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我国1949年以来六十多年传记出版的数量变化、发展阶段等概况,分析了几十年间媒介空间的流变、传记出版的时代背景与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政策规定等,以传记这一类出版物作为一个侧面,来展现当代中国出版发展的流变。同时,重点探讨并展现了传记出版与社会、时代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即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传记,一个时期的传记出版也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氛围与现象。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传记出版体现出了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十七年时期,传记题材与传主是从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等群体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与英雄这样“完全新型的人物”,突显的是时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是政治形势主导下的“红色”出版、“红色”阅读潮流下的英雄叙事。十年特殊时期,前期的“去英雄化”,即所写的人物为当代时下的普通群体中涌现出的体现努力工作、积极奉献、不怕牺牲为价值导向的先进典型、积极分子,主要表现出人物的奉献、牺牲等精神是在毛主席的思想精神影响教育下形成的,即表达一种忠心,其指向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后期的“去当代化”,即历史人物传记唱主调,传记作品主要写的是秦始皇以及李斯、曹操、王安石等具有改革家、法家气质的人物以及农民起义的首领等,虽话说历史,但意指当下。新时期以来传记出版开始复苏与振兴,不断突破了政治人物题材的禁区,将帅、文学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改革风云人物、财经人物、明星主持人乃至普通人等各类人物你方歌罢我登场,多音齐奏、多元共生,反映出时代的开放与进步,社会从非正常到逐步走向正常,从封闭、保守、僵化到逐步走向开放、包容、自信与进步；社会由政治偶像、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变,表现出我国社会由政治主导、阶级斗争为主到以生产者为中心再转向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变迁；明星图书的消费,反映出社会全面迈入自我意识觉醒高涨、强调自我价值的时代,社会大众逐渐摆脱了传统的保守心理,人性得以解放与张扬；平民传记及个人史的书写,由名人而凡人、由精英而大众,反映出“以人为本,关注心灵”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充分展现了各个阶段传记发展的特征以及传记出版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本研究拓展了出版学研究、传记研究的空间领域,丰富了有关研究成果,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思路与借鉴。
黄蕾[9]（2016）在《“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文中指出共和国在历经十年建设进入1960年代之时,内部既面临日益加剧的诸如“三大差别”等结构性问题,外部又有“和平演变”的威胁以及与苏联交恶所引发的对“修正主义”的担忧,这诸多因素导致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对共产主义事业将由谁来继承的忧虑。年青的一代因此被寄予厚望,他们作为“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被期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抗衡时代危机并开创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召唤出这一新主体。从“接班人”问题到“如何培养接班人”,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教育问题,由此,“接班人”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文艺领域的核心主题：因此本文认为“接班人”问题构成了“1960年代”文学-文化想象的内在视野,这也是本文重新讨论这一时期的切入口,本文意图通过“接班人”问题来观察当时的人们如何思考、表达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并进一步讨论时代的话语方式与打造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此揭示出1960年代文学-文化在应对时代命题时所遭遇的困境。具体如下：论文第一章试图从话语变迁的角度呈现出人们对“接班人”问题的认识。此章以《中国青年》“问题讨论”栏目上的读者来信为例,揭示“个人话语”如何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被消解；通过新的政治话语对“问题青年”肖文的批判,呈现出人们对时代危机的认识以及处理危机的方式。第二章则揭示出“接班人”问题的“反修防修”的时代语境。主要通过围绕电影《早春二月》的讨论来呈现“反修防修”的时代话语并进一步揭示出这一话语的困境。这两章都试图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在话语层面建构、批判“接班人”这一新主体的他者。本文的第三、四章,则通过“就业”这一特定角度来切入“接班人”问题。选择“就业”问题,不仅因为“就业”问题本身能表征1960年代的危机,而且,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人们对危机最易感知的领域。这两章所选择的三篇文本,《韩梅梅》《接班人》《年青的一代》,所展示的领域分别是农村、城市、以及更大的空间——由上海-青海所构成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关联,场域的变化也昭示着“就业”问题的深化；前两个文本分别是专业作家、业余写作爱好者所创作,选择不同时期、名家和业余创作者的作品,也意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第四章意图围绕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创作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创作过程来展现作家的创作初衷如何被时代话语、领导话语所改编,从而作品不得不被一套观念性的话语方式所规定；一是意图在第三章的基础上讨论,当新主体所获得的政治视野只能表现为一套观念性的话语时,没有能被感性化的“新自我”势必使得新主体流于空洞,而这也正体现了打造“接班人”的困境。论文的第五章讨论《红岩》现象,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我把小说《红岩》的创作看作是对“接班人问题”的一个总体回应,认为《红岩》对英雄主体的塑造在196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过,小说《红岩》又是组织化的写作方式的产物,因此本章意图在此基础上以“组织与信仰”为框架,讨论把共产主义事业视为信仰的英雄主体,如何生长出了超越组织的力量——而这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的文化困境。
蒋尧尧[10]（2015）在《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这一选题是对中国新时期电影多元美学形态中的一种美学思潮——纪实美学的专题研究。其目的在于总结新时期电影纪实美学理想追求与实践历程,从中可见纪实美学对于以往那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美学的反思与突围,对于中国电影美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从纪实美学生成的外部原因与内在诉求双向,看中国电影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回归本体,逐步摆脱传统单一的影戏论、戏剧论等电影观念,凸现电影的本性及其现代特征；从中国新时期电影的代际、即“第四代”到“第六代”导演的群体生成及创作实践中,提炼和概括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的美学蕴含；从世界电影史上的写实主义传统以及纪实美学理论的引荐中寻找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发展的外来影响,看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的民族化、本土化特色；反思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建设过程中的倾向性问题,以期完善纪实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修辞,寻求中国电影美学多元共存的可能性,进一步助推中国电影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在世界电影格局中展示中国电影事业的新风貌,新质素。本选题围绕“中国电影纪实美学”这一核心论题设计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动机,选题的价值意义、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首先分析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重点针对论文核心范畴：纪实美、纪实美学、电影纪实美学、纪实电影等概念做出了详尽的解释,分析了纪实美的审美属性、审美价值、时空性。在同自然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写实主义等他种美学的比较中辨析纪实美学与他种美学的关系,在辨析中确立纪实美学的概念及特性；对1980和1990年代,直至世纪之交有关“纪实美学”研究成果做一综述。第二章,“纪实美学兴起的新时期社会文化语境”是一种外部研究,探寻纪实美学兴起的外部因素,着重分析了新时期纪实美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电影美学建构的自身诉求。核心观点是,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纪实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伤痕电影”、“反思电影”、“改革电影”等电影创作潮流相继兴起,恢复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纪实美学借助文艺思潮多元化的大趋势,在西方现代哲学、文学、美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兴起,开启了新时期电影的新形态、新风貌。纪实美学的兴起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政治美学”的批判和终结,将中国电影从被“阴谋家”当作反党反人民的政治工具的政治文化中挣脱出来。让电影开始回归“真实电影”的本体,重建电影现实主义品格。第三章,阐释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兴起与建构的外部思想理论来源。重点分析被视为“纪实美学理论大师”的[法]安德烈·巴赞的“照相本体论”以及[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物质现实的复原”的纪实美学理论对中国电影美学理论建构的影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及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对中国新时期电影纪实美学实践的影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中国新时期电影纪实美学对西方电影纪实美学的影响接受。第四章“电影纪实美学的理论内涵”是论文的核心章节,是从内部对电影纪实美学进行的理论探讨。提出纪实美学的内涵就是纪录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从真实与影像真实,影像真实的内涵等问题入手分析中国式影像化的“真实”电影理念。分析了巴赞纪实美学理论的三大支柱,即电影影像本体论、电影的心理学起源、电影语言的现代进化观以及克拉考尔所认为的电影本体就是照相的外延,是对物质世界的复原等理论主张。以上述二人的纪实美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中国本土化纪实美学的三重体现,一是坚持摄影本体论原则,尊重影像话语的独立话语权,坚信“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二是多元化的叙事主张：生活流、历史寓言、底层叙事；三是主张电影语言现代化,以长镜头为主,尽量保持现实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辅以蒙太奇的组接功能,并不排斥蒙太奇的适度运用。采用长镜头、自然光效、实景拍摄、同期声、非职业演员等,使银幕世界与现实世界尽量保持“近亲性”,实现纪实美学指导下的“真实电影”的理想境界。第五章,是对新时期电影创作三个重要阶段做出整体特征的概括。本章梳理了“第四代”到“第六代”电影导演对于纪实美学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求索与建构,求解本土化纪实美学的成就与特色。首先,分析中国新时期电影艺术领域代际崛起的主体原因,认为中国电影代际的崛起正是电影转型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其次,通过对他们电影观念和理论宣言的解读,从理论上总结三代电影人对于中国电影重归现实主义、推动中国电影走上世界影坛、建设民族电影纪实美学思想的具体贡献,从中分辨出代际导演创作思想的差异性,从中可见后代如何从前代影响的焦虑中挣脱出来,重新上路,开拓纪实美学新形态。本章认为,第四代电影导演对“纪实美学”以一种主动追求的态度有意识的呐喊与实践；第五代导演对“纪实美学”发展的贡献更多来自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与大环境的影响；第六代导演则进行了更多关于实践“纪实美学”本质上的探讨与实验。第六章从前文宏观研究进入微观研究层面,在对新时期纪实美学观照下的中国纪实影片的分析解读中,考察中国式纪实影片的艺术形态,进一步以电影创作实践的个案印证纪实美学的艺术审美体现。在选择影片过程中,着意选择了作品和导演都具代表性的对象,解读了第四代导演吴贻弓散文化叙事的纪实风格电影《城南旧事》；“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假定性纪实影片《秋菊打官司》；“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关注社会底层视角的“民间纪事”电影《小武》。在分析过程中也联系了近年来一些突出的纪实电影,做出了比较分析。目的在于试看“后代际电影”是如何延续和实践纪实美学精神,以确证新时期开启和建构的纪实美学精神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终结。以这些代表性作品为切入点看纪实美学对纪实电影的创作经验、个性特色,以及存在的偏向。结语部分“全球化视野中民族化纪实影像的反思与构想”重申了论文关于中国电影纪实美学探讨的学术观点：纪实美学是一种有“根”的美学。它根植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沃土中。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也是纪实美学的基本原则。纪实美学是于现代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思潮中生发的一种现代美学形态。电影纪实美学是电影史上诸多流派中的一种流派。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初始时期的写实主义电影。它的成长吸纳了纪录片的经验和思想滋养。它的高潮是二战以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以及法国“新浪潮”电影,也应该包括台湾新电影和大陆第四代到第六代电影的创作和实践。它的理论来自于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经典着述。纪实电影是在纪实美学思想指导下,运用长镜头等诸种独特电影语言拍摄的影片。它应该是真实的纪录性和艺术性辩证统一的体现纪实美学风格的影片。中国电影纪实美学是世界电影纪实风潮中的本土化实践成果。是中国新时期电影恢复和深化现实主义传统的创新性努力。反思中国新时期电影纪实美学的实践和理论总结,无疑存在一定的倾向性问题和理论缺憾。但世纪之交,中国电影的创作正在以新的理念和姿态,迎接来自全球和本土诸多方面的挑战,不断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案和新对策。
二、“真人真事”与文艺创作——斥“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真人真事”与文艺创作——斥“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文论史中的真实性理论 |
| 第一节 西方文论史上的文艺真实观流变 |
| 第二节 建国后中国文艺真实性理论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一章 新时期初期作为文学事件的真实性论争 |
| 第一节 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发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1976年—1985年真实性论争发展的三个阶段 |
| 第二章 新时期初期真实性论争的焦点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内容之争:“写本质”还是“写真实” |
| 第二节 形式之争:从现实真实到艺术真实 |
| 第三节 标准之争:“真实性”作为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对新时期初期真实性话语重提的思考 |
|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要理论立场 |
| 第二节 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实践 |
| 第三节 论争实质是双方话语权力的诉求与共谋 |
| 第四章 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的价值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 |
| 第二节 影响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班主任》与新时期文学起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站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被迅速转型的时代产物 |
| 第一节 时代与自我的共同选择 |
| 一、时代的呼唤 |
| 二、自我的选择 |
| 第二节 《班主任》的文学传播 |
| 一、《人民文学》与《班主任》 |
| 二、文学评奖制度与《班主任》 |
| 三、文学翻译与《班主任》 |
| 第三节 《班主任》的文学接受 |
| 一、革命现实主义与《班主任》 |
| 二、大众阅读期待与《班主任》 |
| 三、文学批评与《班主任》 |
| 第二章 走在新时期的大路上——被正统解读的文学范式 |
| 第一节 无法磨灭的现代启蒙使命 |
| 一、救救孩子——召唤“五四”新启蒙的复归 |
| 二、重塑真实——诉说真实的“文革”记忆 |
| 三、寻找人生——书写被掩埋的青春 |
| 第二节 后革命语境中个体生命的焦虑 |
| 一、理想/现实：文革漩涡中的矛盾体 |
| 二、规训/惩罚：文化荒漠中的献祭者 |
| 三、反思/拯救：启蒙号角中的孤独者 |
| 第三节 《班主任》中的出路探索 |
| 一、家庭——出走后的归处 |
| 二、学校——现代启蒙从这里走来 |
| 三、公园——这里散发春天的气息 |
| 第三章 步入主流文学场——隐藏在《班主任》背后的权力博弈 |
| 第一节 政治主导下的场域之争 |
| 一、自觉退场的“文革文学” |
| 二、迅速入场的“新时期文学” |
| 第二节 《班主任》被推上领奖台 |
| 一、“物色合适的作者” |
| 二、提供支持的评选委员会 |
| 三、评奖背后的“旧交情” |
| 第三节 伤痕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 |
| 一、这是全体知识分子的伤痕 |
| 二、伤痕是属于每个人的 |
| 第四章 对话下的反思——从《班主任》看新时期文学起源 |
| 第一节 《班主任》带来的创作效应 |
| 一、“伤痕叙事”的创作热潮 |
| 二、对青少年儿童的关注 |
| 第二节 被质疑的创伤叙事 |
| 一、不可靠的创伤体验 |
| 二、对原有作品的“再创造” |
| 第三节 时过境迁后的尴尬处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延安文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
| 一、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二、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 |
| 三、论文选题及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 |
| 第一章 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 |
| 第一节 “思想解放”:延安文艺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反思与重整:延安文艺史料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推进 |
| 第二章 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 |
| 第一节 延安作家的“重评”及其专题研究方面的新拓展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思潮及其理论方法研究的不断探索 |
| 第三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讲话》研究的深化 |
| 第四节 研究团体及专题研究的形成与学术实践 |
| 第三章 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 |
| 第一节 “再解读”与专业化:海外学术思潮及方法的引进与影响 |
| 第二节 坚守与突进:学术思想的活跃及各研究领域的深化 |
| 第三节 史料整理与历史阐释:史料意识的自觉及学术思想的拓展 |
| 第四章 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 |
| 第一节 学术自信与理论坚持: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艺传统及其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 |
| 第三节 延安作家群体及其文体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推进 |
| 第五章 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及大型书系的出版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专题性史料汇编及史料考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描述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难点 |
| 第五节 核心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 |
| 第一节 一种对抗——逃离元叙事 |
| 第二节 一种诉求——启蒙又重来 |
| 第三节 一种思潮——审美政治化 |
| 第四节 一种梦想——现代性追求 |
| 第五节 一种标举——先锋的姿态 |
| 第二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 |
| 第一节 “地下文学”的先锋萌动 |
| 第二节 “朦胧诗”的先锋意蕴 |
| 第三节 “意识流小说”的先锋探索 |
| 第四节 “寻根文学”的先锋突围 |
| 第五节 “形式实验”的先锋决绝 |
| 第三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 |
| 第一节 能指游戏:所指的遮蔽 |
| 第二节 间离陌生:奇幻的快感 |
| 第三节 声色涂抹:异端的修辞 |
| 第四节 私性拼贴:官能的狂欢 |
| 第四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 |
| 第一节 文学真实的解构 |
| 第二节 叙事时空的重置 |
| 第三节 叙事威权的拆解 |
| 第四节 隐秘历史的阐释 |
| 第五节 文本互文的制造 |
| 第五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 |
| 第一节 荒诞:现实的异化 |
| 第二节 疾病:晦暗的隐喻 |
| 第三节 死亡:在世的呓语 |
| 第四节 欲望:人性的沉沦 |
| 第五节 暴力:畸变的生存 |
| 第六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 |
| 第一节 是终结,还是转型 |
| 第二节 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 |
| 第三节 先锋文化与消费主义 |
| 第四节 形式实验的价值重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蔚为大观的“两栖写作” |
| 二、“两栖写作”研究现状 |
| 三、“两栖写作”研究试图探索的几个问题 |
| 第一章“两栖写作”的“春笋时节” |
| 第一节 现代报刊催生文本新样态 |
| 第二节 新写实文体的传承与流变 |
| 第三节 作家的新闻意识与叙事张力 |
| 第二章“峥嵘岁月”的上下求索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生态催生“两栖写作” |
| 第二节 报告文学的盛行与“两栖写作” |
| 第三节“战争书写”的生成与流变 |
| 第三章 共和国旗帜下的“价值航标” |
| 第一节 政治归属与写作倾向 |
| 第二节 唱响新中国的主旋律 |
| 第三节 歌颂与批判的变奏曲 |
| 第四章“破茧”之后的开新与守正 |
| 第一节 主体回归与记者转场 |
| 第二节 启蒙语境开新求变 |
| 第三节 守正固本和而不同 |
| 第五章“两栖写作”的共生与互补 |
| 第一节 和合共生的近缘性 |
| 第二节 新闻内核与文学演绎 |
| 第三节 文学介入与新闻魅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反“写真人真事”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8）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记的蓬勃发展对出版理论研究的需求 |
| 1.1.2 传记出版因应时代与社会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传记与传记文学 |
| 1.3.2 传记出版及传记出版价值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研究创新点 |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 1.6.1 出版双效理论 |
| 1.6.2 书史理论 |
| 1.6.3 媒介空间理论 |
| 1.6.4 社会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1949年以来出版与传记出版的数据统计与阶段划分 |
| 2.1 传记书目数据源 |
| 2.1.1 传记书目与《全国总书目》、版本图书馆书目 |
| 2.1.2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传记类目划分 |
| 2.2 我国1949年以来出版与传记出版的数据统计 |
| 2.2.1 出版的数据 |
| 2.2.2 传记出版的数据 |
| 2.3 我国1949年以来出版与传记出版的阶段划分 |
| 2.3.1 出版的阶段 |
| 2.3.2 传记出版的阶段 |
| 第三章 时代新人与英雄叙事(1949—1965) |
| 3.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 3.1.1 高度组织化、一体化文化体制的建立 |
| 3.1.2 当代出版生产传播制度的建立 |
| 3.1.3 出版政策与传记出版政策 |
| 3.2 传记出版概观 |
| 3.2.1 数据分析 |
| 3.2.2 总体表现 |
| 3.3 “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 |
| 3.3.1 新型的人物——“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 |
| 3.3.2 榜样英雄的畅销 |
| 3.3.3 《高玉宝》、《雷锋的故事》的出版 |
| 第四章 “树典型,表忠心”与“历史人物唱主调”(1966—1976) |
| 4.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 4.1.1 “彻底批判”下的出版乱象 |
| 4.1.2 出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
| 4.2 传记出版概观 |
| 4.2.1 数据分析 |
| 4.2.2 总体表现 |
| 4.3 个人崇拜下的工农兵表“忠心” |
| 4.3.1 个人崇拜与领袖传记出版 |
| 4.3.2 表“忠心”式传记出版 |
| 4.4 “尊法反儒”下的历史人物传记 |
| 4.4.1 “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 |
| 4.4.2 历史人物传记唱主调 |
| 第五章 复苏与振兴——各类人物传记题材的开拓与发展(1977—1991) |
| 5.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 5.1.1 “思想解放的春天” |
| 5.1.2 “书刊是思想文化科学的主要传播手段” |
| 5.1.3 传记出版政策新调整 |
| 5.2 传记出版概观 |
| 5.2.1 数据分析 |
| 5.2.2 总体表现 |
| 5.3 不断突破的政治人物传记出版 |
| 5.3.1 毛泽东传记出版的变化 |
| 5.3.2 蒋介石传记出版的变化 |
| 第六章 多元共生的复调(1992年以来) |
| 6.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 6.1.1 “南巡讲话”后的深刻转型 |
| 6.1.2 出版要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统 |
| 6.1.3 传记出版政策再调整 |
| 6.2 传记出版概观 |
| 6.2.1 数据分析 |
| 6.2.2 总体表现 |
| 6.3 “消费偶像”：明星传记“火爆” |
| 6.3.1 明星写书出传热 |
| 6.3.2 “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 |
| 6.4 经济主导时代的强音：商业经济人物传记出版 |
| 6.4.1 都市流行起“富人书” |
| 6.4.2 各类财经大佬引领新世纪风潮 |
| 6.5 “以人为本”：平民传记出版 |
| 6.5.1 “草根文化”与“个人史”书写 |
| 6.5.2 平民传记进入历史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2.1 研究局限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9）“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十七年文学”研究视野下的“1960年代”文学 |
| 二、“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中国“危机感”的形成 |
| 三、“1960年代”的危机感与文学-文化想象的转化 |
| 第一章 “教育”青年：《中国青年》的两次“问题讨论”与“接班人”话语 |
| 第一节 “个人自由”还是“官僚主义”? |
| 第二节 “问题青年”的理想生活 |
| 第三节 一种激进话语方式的兴盛 |
| 第四节 探索新生活的可能性 |
| 第二章 围绕电影《早春二月》的讨论与“反修防修”的时代话语 |
| 第一节 “反修防修”的时代话语与“调整时期”的文艺政策 |
| 第二节 另一种政治性：从小说到电影 |
| 第三节：“反修防修”话语的批判困境 |
| 第三章 “毕业之后”：知识青年的“成长”与“出路” |
| 第一节 《韩梅梅》：教育革命与农村、知识、青年 |
| 第二节 《接班人》：业余写作、教育革命与“时代话语”的限度 |
| 第四章 《年青的一代》：“革命接班人”表达的“限制”与“可能” |
| 第一节 《年青的一代》的诞生：作家话语的改写 |
| 第二节 问题焦点的位移：从“特权”到“日常生活” |
| 第三节 电影改编：从“揭示问题”到“歌颂革命接班人” |
| 第五章 《红岩》现象：英雄主体的构建与“继续革命”的构想 |
| 第一节 从个人的“个人”到阶级的“个人” |
| 第二节 组织与信仰 |
| 第三节 歌剧《江姐》：英雄主体的进一步“崇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概念解析 |
| 1.2.1 纪实美 |
| 1.2.2 纪实美学 |
| 1.2.3 电影纪实美学 |
| 1.2.4 纪实电影 |
| 1.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3.1 从电影美学基础范畴研究电影纪实美学 |
| 1.3.2 从现代电影思潮视野研究电影纪实美学思潮 |
| 1.3.3 围绕中外影像传播理论及影响关注纪实美学流派 |
| 1.3.4 专题研究新时期电影纪实美学现象与理论问题 |
| 1.4 论文基本内容 |
| 1.5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2章 纪实美学兴起的新时期社会文化语境 |
| 2.1 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转型 |
| 2.1.1 时代变革与文化转型 |
| 2.1.2 文艺复兴与电影转型 |
| 2.1.3 国门大开与西论中化 |
| 2.2 极左“政治美学”的终结与电影本体的回归 |
| 2.2.1 拨乱反正后的思想解放 |
| 2.2.2 极左“政治美学”终结 |
| 2.2.3 关于电影本体的理论论争 |
| 2.3 现实主义的重建与文艺新潮的兴起 |
| 2.3.1 老片复映：重温早期现实主义 |
| 2.3.2 理性反思：重审“十七年电影”的现实主义 |
| 2.3.3 理论争鸣：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 |
| 2.3.4 新潮涌动：纪实美学理论热起 |
| 第3章 纪实美学的外来理论资源和影响接受 |
| 3.1 经典文论关于“真实美”的话语表达 |
| 3.1.1 真实说 |
| 3.1.2 现实说 |
| 3.2 世界电影先驱们的纪实理论与实践 |
| 3.2.1 卢米埃尔的写实电影与弗拉哈迪的真实电影 |
| 3.2.2 “电影眼睛学派”与“纪录电影学派” |
| 3.3 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理论 |
| 3.3.1 巴赞的“照相本体论” |
| 3.3.2 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说” |
| 3.4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宣言”的重释 |
| 3.5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世界性冲击 |
| 第4章 纪实美学理论内涵：纪录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
| 4.1 本体原则：影像化的“真实”理念 |
| 4.1.1 真实与影像真实 |
| 4.1.2 影像真实的内涵 |
| 4.2 叙事方式：生活流·历史寓言·底层叙事 |
| 4.2.1 生活流 |
| 4.2.2 历史寓言 |
| 4.2.3 底层叙事 |
| 4.3 影像语言：长镜头·自然光·同期声·非职业演员 |
| 4.3.1 推崇“长镜头”,尊重“蒙太奇” |
| 4.3.2 自然光效、实景拍摄 |
| 4.3.3 同期声 |
| 4.3.4 非职业演员 |
| 第5章 本土化纪实美学的“代际”实践 |
| 5.1 电影导演的“代际”生成及其电影史贡献 |
| 5.1.1 电影“代际”是一种世界性现象 |
| 5.1.2 中国电影代际谱系及其对艺术史贡献 |
| 5.1.3 新时期电影代际的生成及主体特征 |
| 5.2 第四代“电影语言现代化”对纪实美学的阐释 |
| 5.2.1 第四代导演的电影艺术宣言 |
| 5.2.2 第四代电影创作实践 |
| 5.2.3 “纯电影”的纪实风格 |
| 5.3 第五代导演电影纪实美的形式探索 |
| 5.3.1 第五代成长的文化背景 |
| 5.3.2 文化意涵与美学特征 |
| 5.4 第六代记录性电影对纪实美学的演绎 |
| 5.4.1 从“地下”到“地上”：艰难的崛起 |
| 5.4.2 新纪录片运动对第六代的影响 |
| 5.4.3 第六代的纪录性美学风格 |
| 第6章 不一样的“纪实影片”：类型片分析 |
| 6.1 吴贻弓及其“散文化电影”《城南旧事》 |
| 6.1.1 突破戏剧观束缚,遵循纪实美学观 |
| 6.1.2 孩童的叙事视角 |
| 6.1.3 多次重复的艺术手段 |
| 6.2 张艺谋及其“假定性纪实片”《秋菊打官司》 |
| 6.2.1 从《万家诉讼》到《秋菊打官司》 |
| 6.2.2 注重生活化人物的塑造 |
| 6.2.3 艺术个性：“假定性纪实片” |
| 6.3 贾樟柯及其“民间纪事”性影片《小武》 |
| 6.3.1 时空的完整性构建 |
| 6.3.2 边缘人物的冷静描述 |
| 6.3.3 丰富的镜头语言 |
| 6.3.4 现实焦虑与时代焦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真人真事”与文艺创作——斥“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考论[D]. 朱旖晗.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2]《班主任》与新时期文学起源[D]. 冉盈盈.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D]. 吴国彬.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5]“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6]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D]. 魏占兴. 兰州大学, 2017(08)
- [7]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反“写真人真事”论[J]. 李丹. 艺术百家, 2015(S2)
- [8]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D]. 王宏波. 南京大学, 2016(08)
- [9]“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D]. 黄蕾.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10]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D]. 蒋尧尧. 辽宁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