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机会主义史》史学价值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龙燕[1]（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余薇[2]（2017）在《蔡和森的中共党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蔡和森2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是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为革命真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走过了求学之路、革命之路、党史研究之路。蔡和森是中共建党的重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袖、党史研究第一人,他把自己短暂生命献给了党不平凡的事业,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蔡和森中共党史思想内容饱满、史料丰富,除了他给世人留下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论陈独秀主义》（1929年）三篇党史着作,他还对党成立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进行了科学全面地评述,高度评价国民党一大、英勇领导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深刻反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系统总结“八七”会议。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基石。他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目的与立场;深刻阐释了中共党史研究理论方法——唯物史观;初步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与矛盾;最后,要正确区辨蔡和森党史研究的局限性:文献资料缺乏,引证与事实不符;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有所延伸;史学着作政论多于史论,但瑕不掩瑜,认清蔡和森党史思想的精髓和局限,有利于其思想的发扬与继承。
张栗娟[3]（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研究（1935-1945）》文中认为知识分子问题始终与党的事业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既是党的人才,也是国家的人才,既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有关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不仅影响知识分子自身的前途命运,也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尤其在延安时期,随着“左”倾错误的逐步纠正,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也恢复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为指导,深刻总结以往党在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结合严峻的社会矛盾,从革命实际出发,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并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知识分子思想着手深入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理论渊源,再从全民抗战的大环境出发,描绘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社会背景。其次,根据党的重要文献,总结概括了延安时期党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地位作用的认识,同时系统梳理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团结吸收政策、提拔使用政策和教育改造政策。再次,通过深入挖掘有关史料,在本章穿插部分案例,重点整理知识分子在边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容,彰显知识分子在边区发展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阐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客观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存在的不足之处。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仍存在一定“左”的倾向,但党在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汇聚了巨大的革命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之后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王学勤[4]（1992）在《《党的机会主义史》史学价值评析》文中研究指明 蔡和森（1895—1931）,字震寰,学名林彬。湖南双峰人。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蔡和森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先驱者之一。1925年底至1926年间,蔡和森在莫斯科时作的长篇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现已为党史界公认的最早的
王学勤[5]（1992）在《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笔谈》文中认为 中共党史学史是近年来中共党史学研究领域中新兴的一门学科。有关党史学史的意义、地位和作用,已为党史界所重视,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和论着。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学史》和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是较有分量的党史学史专着。但这门学科目前正处在萌生和初建时期,或称之为初始阶段。笔者在此对党史学史的现状、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许振江[6]（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于文善[7]（2011）在《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一史学现象的前提。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狠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到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一研究是抗战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分内容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渡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
衡朝阳[8]（2008）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2008）》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党史研究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其中经历了萌生、发展、曲折和复兴等阶段,但无疑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要在建国后乃至1978年后开始,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和学术价值此消彼长,多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惟政治、时势马首是瞻和以论代史的方法越来越受到质疑,以唯实求是为准则、重视文献特别是原始文献的搜罗和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的自觉。这种根本变化是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起源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共党史的共同反省,在两者日渐疏离中发展,中共党史逐渐谨慎地形成和时势政治的距离,保持对政治时势的独立性。事实证明:简单地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统一看作是两者的完全一致是不科学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掩盖的,处理不当,结果只能是中共党史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中共党史研究只有很好地体现自身的内在属性和价值,才能恰当地完成其外在功能和附属价值,舍本逐末必将导致其一无是处。从长远的角度看,只有以求真务实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才更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有益于执政党的发展,也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中共党史研究注定成为历史的笑谈。当然,保持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需要研究者的自觉和努力。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变化外现于三十年来大量文献的公开以及研究者对文献发掘的重视,内隐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中研究者的思想解放和自身定位是关键,没有解放思想的前提,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道路还会延缓,但思想解放后,研究者的定位尤其重要,是政治家的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其结论大相径庭。三十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表明,历史学的研究正大行其道,这是与历史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们通过艰苦的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正本清源、匡谬纠误,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此,历史学家的贡献,基本的说,在于其自觉文献的不可或缺和巨大力量并且在研究实践中贯彻之。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证明,史料文献是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石,否定这一点,以论代史自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以论带史也难免削足适履或者挂一漏万,以史为主、论从史出才是出路,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史研究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刊布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直接作用所反映。对比1978年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可以清楚,思想禁锢之于文献刊布和研究的消极影响,以及思想解放后文献资料大量公布和研究进展对于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刊布,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步,也有力地把政治家的中共党史研究卷入其中,促使其日益注重借鉴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为政治服务。随意篡改历史为现实服务,甚至如“文革”中党史被任意涂抹为虎作伥的现象,随着中共党史主要文献的面世和主要史实的厘清,将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文献的作用。本文正是针对上述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的巨大变化,通过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的全面归纳介绍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概括总结,意在强调文献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也为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工具和铺垫中共党史的特殊性无疑是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研究当代史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更加特别而已。但在研究中详尽地占有资料,根据史实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也是必须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也许可以选择回避某些问题,但在面对特定问题时,选择回避某些文献则是不被允许的。
袁红[9]（2014）在《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建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它就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进行自身的建设。因此,“布尔什维克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自身建设目标的第一个口号是“群众党”。“群众党”建设是“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准备阶段,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布尔什维克化”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提出的建设目标,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确立起“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目标,并将原来的“群众党”建设目标融入到这一新的目标之中。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等原因,大革命失败,党的组织受到重大打击。这是中共成立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也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连续遭受“左”倾错误的危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成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推进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显着特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在方法上也都简单化为“组织的方法”。这就使得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离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目标愈来愈远,甚至有背离的危险,从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遭受到第二次严重挫折。在“左”倾错误长期统治中共中央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逐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和新理论,这是毛泽东突破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尽管毛泽东不断遭受排挤,其正确意见无法影响全党,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却代表着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正确方向。1935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持,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方向。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两个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通过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标准进行新的阐释；通过整风运动这一新的党建方式,通过与国民党关于“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论战,逐渐赋予中共“布尔什维克化”以“民族化”的新内涵,这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阶段。“民族化”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只有“民族化”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自身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这样一个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徐方平[10]（2006）在《蔡和森与《向导》周报》文中研究说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奋斗史,特别是其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发展史,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史,有一个重要人物和一份重要刊物是无法回避而必须深入研究的。这个重要人物就是蔡和森（1895—1931）。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公认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这份重要刊物就是《向导》周报（1922.9—1927.7）。她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为指导中国民族革命而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刊物。 蔡和森作为旅法学生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先驱,作为着名的“海归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参与了《向导》的筹办,并成为其首任主编。蔡和森与《向导》的密切关系表现为:蔡和森是《向导》的具体筹办者、首任主编、排名第二的重要撰稿人和《向导》的第一位评述者;《向导》为蔡和森充分展现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华和宣传才干,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和平台。作为首任主编,蔡和森参与了《向导》办报宗旨、方针的拟定,在其组稿、出版和发行等各个环节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具有开创之功,影响深远。 继蔡和森之后,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了《向导》的第二、第三任主编。在三位主编中,蔡和森主编的时间最长,达2年零8个月,主编的期数最多,共116期,影响最大,人们一提到《向导》,就自然联想到了蔡和森。与当时党中央创办的其他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相比较,《向导》具有“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和及时报道、评论时政等特点。以《向导》、《新青年》、《前锋》等报刊为主体,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和政治宣传的强势话语体系。 蔡和森以《向导》为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重点宣传唯物史观。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积极宣传了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要在自己争斗中把马列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和森以《向导》为舆论平台,及时正确地指导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斗争。本文因为篇幅所限,仅以蔡和森在《向导》上组织中共方面的重量级理论家撰文评述商团事变为例来说明蔡和森主编的《向导》是如何及时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斗争问题的。商团事变是1924年发生的广州革命政府与广州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的严重事件。蔡和森从中共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商团事变的原因、性质、影响及其如何解决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评述,对于孙中山平定商团事变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能达
二、《党的机会主义史》史学价值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的机会主义史》史学价值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蔡和森的中共党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蔡和森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蔡和森的研究现状 |
| 1.2.2 蔡和森中共党史思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蔡和森的生平及其历史地位 |
| 2.1 蔡和森的生平 |
| 2.1.1 蔡和森的求学之路 |
| 2.1.2 蔡和森的革命之路 |
| 2.1.3 蔡和森的党史研究之路 |
| 2.2 蔡和森的历史地位 |
| 2.2.1 中共建党的重要倡导者 |
| 2.2.2 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 |
| 2.2.3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袖 |
| 2.2.4 “党史研究第一人” |
| 第三章 蔡和森中共党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
| 3.1.1 写作背景 |
| 3.1.2 主要内容 |
| 3.1.3 着作的党史意义和地位 |
| 3.2 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
| 3.2.1 写作背景 |
| 3.2.2 主要内容 |
| 3.2.3 着作的党史意义和地位 |
| 3.3 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 |
| 3.3.1 写作背景 |
| 3.3.2 主要内容 |
| 3.3.3 着作的党史意义和地位 |
| 3.4 蔡和森其他党史观点述评 |
| 3.4.1 高度评价国民党一大 |
| 3.4.2 细致解析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 |
| 3.4.3 深刻反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
| 3.4.4 系统总结“八七”会议 |
| 第四章 蔡和森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地位 |
| 4.1 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目的与立场 |
| 4.2 深刻阐释了中共党史研究理论方法——唯物史观 |
| 4.3 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
| 4.4 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与矛盾 |
| 4.5 蔡和森党史研究的局限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和所获荣誉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研究（1935-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分析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背景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思想渊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分子思想 |
| (二) 列宁的知识分子思想 |
| (三) 早期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社会背景 |
| (一) 全民族抗战的诉求凸显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 |
| (三) 国共对比下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认同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
| (一)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
| (二) 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 |
| (三) 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 知识分子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先锋和喉舌 |
| (二) 知识分子是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者 |
| (三) 知识分子是战时民族文化的保护者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 (一) 团结吸收政策 |
| (二) 提拔使用政策 |
| (三) 教育改造政策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实践创新 |
| 一、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在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
| (一) 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 |
| (二) 发挥知识分子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的作用 |
| (三) 发挥知识分子在选举制度和参议会制中的作用 |
| 二、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 (一) 以自然科学研究服务边区经济建设 |
| (二) 以科技知识推动农业大生产运动发展 |
| (三) 以科技知识推动工业大生产运动发展 |
| 三、发挥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
| (一) 发挥知识分子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
| (二) 发挥知识分子在文艺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 |
| (三) 发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评析和现实启示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效应 |
| (一)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汇聚了巨大的革命力量 |
| (二)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不足之处 |
| (一) 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 (二) 延安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对知识分子有所伤害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启示 |
| (一) 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
| (二) 完善科学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
| (三) 营造健康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党史学史研究的困境 |
| (一)研究的困境。 |
| (二)党史学史本身的“贫乏”。 |
| 二、党史学史研究的出路 |
（6）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 |
| (一)学术发展趋势分析 |
| (二)国内研究文献梳理 |
| (三)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核心文献 |
| 三、研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指导与借鉴 |
| (二)分析思路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与探讨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探讨难点 |
| 五、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改革开放：“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 (二)改革开放史及其研究范式 |
| (三)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
| (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及其学术发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上海改革开放概念辨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史的概念界定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价值意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背景变迁 |
| (一)改革开放由试点到全面深化、纵深发展 |
| (二)中共党史研究由规范、兴盛到全面发展 |
| (三)上海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由“后卫”到“排头兵”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时间脉络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萌生与初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规范与兴盛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全面发展 |
| 第二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问题聚焦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 |
| (二)关于领导人与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典型改革与试点的研究 |
| (一)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金融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五)关于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
| (六)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
| (七)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改革的研究 |
| (八)关于上海大型城市社会管理与治理的研究 |
| (九)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上海研究的热点问题 |
| (一)全球化与上海改革开放 |
| (二)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
| (三)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四,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一)对上海改革开放定位与特色的追问与解答 |
| (二)对上海改革开放实践模式与经验的总结与凝练 |
| (三)对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考与探索 |
| (四)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 |
| 第三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方法 |
| 一、文献史料研究方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史料来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文献史料研究方法运用 |
| 二、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 (一)什么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方法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如何更好地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 |
| 三、口述史学方法 |
| (一)何为口述史学方法？ |
| (二)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应用 |
| (三)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功用及局限 |
| 四、跨学科研究方法 |
| (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产生及流变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效果与改进 |
| 五、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
| (一)历史比较研究方法释义 |
| (二)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运用 |
| (三)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中效能与不足 |
| 第四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机构团体 |
| 一、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类型 |
| (一)国内研究成果的主要类型及分布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与影响力 |
| (三)上海报刊与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二、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机构社团及其人员组成 |
| (一)党史研究机构及党校 |
| (二)驻沪高校及上海社科院等机构 |
| (三)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纪念馆及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 |
| (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国内高校 |
| 三、海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机构、期刊、人员 |
| (一)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基本概况和发展趋势 |
| (二)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主要国家、机构、人员 |
| 四、海外上海研究的特点及与国内研究的异同 |
| 五、海外上海研究的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启示 |
| 第五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成就、特征及经验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就概述 |
| (一)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拓展 |
| (二)研究成果类型多样且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 |
| (三)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反思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
| (二)研究内容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政策性 |
| (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
| (四)研究视角与场域的多维性 |
| (五)研究问题的聚焦性与延展性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经验及借鉴价值 |
| (一)重视基本史实的研究,理清改革开放历史脉络 |
| (二)突出典型改革实践研究,凸显上海改革开放特色 |
| (三)做好研究规划和引导,注重研究资政育人功能发挥 |
| (四)整合研究力量,增强研究的协同性 |
| 第六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展望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一)官方档案的封闭性与民间史料的收集发掘 |
| (二)地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相对短缺、科研能力相关不足 |
| (三)党史学科归属及建设问题 |
| (四)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 |
| (五)对改革争论和理论突破的研究不足 |
| (六)区县改革开放研究相对薄弱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问题的改进 |
| (一)继续推进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规划 |
| (二)增强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
| (三)注重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互济 |
| (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前景趋势 |
| (一)注重改革开放经验模式的总结 |
| (二)突出“现代化”的研究叙事范式 |
| (三)继续以社会史为基础考察改革开放史 |
| (四)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 |
| (五)彰显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征 |
| 四、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予以关注的研究议题 |
| (一)对“人”的发现与关怀 |
| (二)对“改革开放精神”凝练 |
| (三)对“改革争论”的探讨 |
| (四)对改革开放“史”的定位与探究 |
| (五)对改革开放国际阐述与传播话语的构建 |
| (六)国家战略视阈下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结语 |
| 一、选题研究的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改进及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科研经历 |
| 后记 |
（7）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本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抗战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时代使命 |
| 第一节 战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一、历史认识论的转变: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
| 二、社会史论战与社会形态历史理论的构建 |
| 三、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的运用评析 |
| 第二节 “学术中国化”与抗战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一、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 |
| 二、“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新阶段② |
| 三、重庆学界与延安学界的相互交流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推进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构 |
| 一、关于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等问题论述 |
| 二、对各种错误历史观的批判 |
| 三、确立“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 |
| 第二节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
| 一、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强烈关注 |
| 二、史学方法论的总结 |
| 三、重视史料和历史考证的运用 |
| 第三节 社会形态史理论的研讨 |
| 一、古代社会史分期及其争论 |
|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读 |
| 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
| 第一节 古代社会史研究溯源 |
| 第二节 侯外庐的“古典社会”研究 |
| 第三节 吕振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 |
| 第四节 吴泽的古代社会史研究 |
| 一、吴泽与《中国原始社会史》 |
| 二、吴泽与《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
| 第四章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 第一节 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 |
| 第二节 吕振羽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
| 第三节 郭沫若、杜国库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一、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二、杜国库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嵇文甫与晚明思想史研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概述 |
| 一、进化史观指导下中国通史撰述回顾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通史着述 |
| 第二节 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理论的构建 |
| 第三节 通史研究中历史发展动因论分析 |
| 第四节 通史研究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
| 第五节 通史研究中的编撰方式问题 |
| 第六章 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评述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
|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反思 |
| 一、反思问题之一:史学要不要为现实社会服务? |
| 二、反思问题之二: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海外先进史学与文化的关系? |
| 三、反思问题之三::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
| 结语 |
| 附录一:抗战时期华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贡献 |
| 附录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着述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本文的研究内容、目的和意义 |
| 一、本课题的选题背景 |
|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架构和撰述目标 |
| 上编 近三十年新出中共党史文献举要 |
| 第一章 中共党史回忆录 |
| 第一节 以人物为中心的回忆 |
| 第二节 以事件为中心的回忆 |
| 第三节 港台、海外出版的党史回忆录 |
| 第二章 书信与日记 |
| 第一节 书信 |
| 第二节 日记 |
| 第三章 文集与年谱 |
| 第一节 文集 |
| 第二节 年谱 |
| 第四章 档案 |
| 第一节 中央档案文献 |
| 第二节 地方档案文献 |
| 第三节 苏联、共产国际档案文献 |
| 第五章 综合文献 |
| 第一节 人物、团体专题综合文献 |
| 第二节 事件专题综合文献 |
| 第三节 地方专题综合文献 |
| 下编 近三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域 |
| 第六章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建党关系考辨 |
| 第七章 李大钊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第八章 AB团和富田事变 |
| 第九章 逼蒋抗日问题研究述评 |
| 第十章 红军西路军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
| 第十一章 百团大战问题研究综述 |
| 余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分野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 |
| 四、本文的结构和创新 |
| 第一章 “群众党”：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前奏 |
|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指导思想及其建党模式 |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 |
| (二)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建党模式 |
| 二、建党初期的“群众党”建设目标 |
| (一) 中共“群众党”建设目标的确立及结构分析 |
| (二) 中共“群众党”建设目标的背离、回归与发展 |
| (三) 中共“群众党”建设目标的实现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确立 |
| 一、共产国际提出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 |
| (一) 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理论的内涵 |
| (二) 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理论的特点 |
| (三) 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开始 |
| (一)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和结构分析 |
| (二)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初步成果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左”倾演变与毛泽东的突破 |
| 一、大革命失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 |
| (一)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 |
| (二) 中共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与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 |
| 二、“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 |
| (一) “左”倾盲动错误时期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
| (二) 中共六大开始的全面“布尔什维克化” |
| (三) “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
| (四)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期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
| (五) “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结构分析及其后果 |
| 三、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探索与突破 |
| (一) 毛泽东创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 |
| (二) 毛泽东对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创新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民族化”新内涵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
| (一)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新变化 |
| (二)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新内涵的政治与理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立 |
| 二、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新内涵 |
| (一) 党的性质“两个先锋队”的新概括与中共的大发展 |
| (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理论 |
| (三) 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总目标的提出与整风运动的开展 |
| (四) 毛泽东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新解释 |
| (五)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新内涵的结构分析及其新方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 |
| (一)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各国共产党的“民族化” |
| (二) 中共的“民族化”与“布尔什维克化”的本质联系 |
| (三) 中共七大对自身建设的总结与“伟大的工程”的完成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发展规律 |
| 一、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特征 |
| 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党的建设目标的关系 |
| 三、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的发展规律 |
| 四、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的波浪式推进 |
| 五、党的建设目标与党的建设方式的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蔡和森与《向导》周报（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
| (一) 大陆方面 |
| (二) 港台地区和国外方面 |
| 二、本选题的意义、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选题的意义 |
| (二) 希望解决的问题、重难点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论文框架和研究资料的说明 |
| (一) 蔡和森与《向导》历史过程关系的总体研究 |
| (二) 蔡和森主编《向导》特点的横向面研究 |
| (三) 蔡和森在《向导》上所发表文章的内容的横向面研究 |
| (四) 社会各界对蔡和森主编《向导》的评价及其深远影响研究 |
| 第一章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的密切关系 |
| 第一节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的创刊 |
| 一、国内形势与《向导》周报的诞生 |
| 二、蔡和森出任《向导》首任主编 |
| 三、蔡和森与《向导》宗旨的确定 |
| 四、蔡和森与《向导》创刊号的问世 |
| 第二节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的运作 |
| 一、蔡和森与《向导》宗旨的贯彻 |
| 二、蔡和森与《向导》经费的筹措 |
| 三、蔡和森与《向导》的出版和发行 |
| 第三节 蔡和森离任《向导》周报主编 |
| 一、蔡和森离任《向导》主编的原因 |
| 二、离任后继续关心《向导》的发展 |
| 第二章 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周报之特点 |
| 第一节 《向导》周报三任主编比较之特点 |
| 一、蔡和森是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 二、蔡和森主编的时间最长、期数最多 |
| 三、蔡和森主编名副其实 |
| 四、蔡和森为《向导》撰稿最多 |
| 第二节 《向导》与《新青年》、《前锋》比较之特点 |
| 一、宣传党的纲领，党中央政治机关报的性质明显 |
| 二、宣传形式多样，重点宣传现实斗争，时效性突出 |
| 三、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战斗力强 |
| 四、出版时间最长，最有规律 |
| 第三章 蔡和森以《向导》为阵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一节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探索 |
| 一、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 |
| 二、对近代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分析 |
| 第二节 蔡和森对中国革命对象和动力的探索 |
| 一、对中国革命对象的分析 |
| 二、对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
| 第三节 蔡和森关于武装斗争的探索 |
| 一、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分析 |
| 二、工农是武装斗争的主体 |
| 三、支持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 |
| 第四节 蔡和森关于统一战线的探索 |
| 第四章 蔡和森以《向导》为阵地对斗争实践指导举例 |
| 第一节 蔡和森关于商团事变的评述 |
| 一、蔡和森对商团事变原因的分析 |
| 二、蔡和森对商团事变性质的分析及其建议 |
| 第二节 对蔡和森关于商团事变评述的评价 |
| 一、商团事变的特点 |
| 二、对蔡和森评述商团事变的评价 |
| 第五章 社会各界对蔡和森主编《向导》的态度和评价 |
| 第一节 国际社会对《向导》的态度和评价 |
| 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评价 |
| 二、列强对《向导》的态度和评价 |
| 第二节 国内社会对《向导》的态度和评价 |
| 一、中共对《向导》的评价 |
| 二、国民党对《向导》的态度 |
| 三、军阀对《向导》的摧残 |
| 四、读者对《向导》的称赞 |
| 五、各类报刊对《向导》的态度和评价 |
| 第六章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经验 |
| 一、开创了党管党报和政治家办党报的优良传统 |
| 二、培育了党报宣传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
| 三、创造了党报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 四、形成了党报文章文笔犀利的战斗风格 |
| 第二节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教训 |
| 一、时评有时过于主观，削弱了其客观性 |
| 二、文字有时晦涩难懂，影响了宣传效果 |
| 三、批评有时过于偏激，妨碍了国共合作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党的机会主义史》史学价值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2]蔡和森的中共党史思想研究[D]. 余薇. 武汉理工大学, 2017(02)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研究（1935-1945）[D]. 张栗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4]《党的机会主义史》史学价值评析[J]. 王学勤. 北京党史, 1992(01)
- [5]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笔谈[J]. 王学勤. 中共党史研究, 1992(04)
- [6]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D]. 于文善.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8]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2008）[D]. 衡朝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08(11)
- [9]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D]. 袁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10]蔡和森与《向导》周报[D]. 徐方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