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九)（论文文献综述）
赵嘉[1]（2016）在《古籍版本图录研究》文中认为顾廷能先生在《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叙》中提到“自杨守敬创为《留真谱》,一书数刻,各抚其形,以便稽览,此言版本而注重於实难验也。若仅闻传本之众多而不获目睹其真面目,则诚有释氏所谓实山空返之憾也。故害影事业尤为从事目录学者当务之急。自《留真藉》问世以来,古籍版本图录诞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产生了为数众多、种类不一的古籍版本图录。学术界目前只对其中个别的几部版本图录做了简单的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划分了古籍版本图录的种类和发展阶段,但往往是参照了封其他种类目录的分类法,并没有反映出古籍版本图录的发展规律,主要原因在于对此类着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未能形成点面结合的研究系统本文充分利用华束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古籍版本图录及相关资料,搜集到出版自1901年至2014年的古籍版本图录85种。在吸收借鉴学术界多年来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结合文献原典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到考据出於对事实的梳理,义理源自封考据的概括,写成本文。通过对古籍版本图录百年以来发展史的概括,揭示出我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规律。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一,学术界对古籍版本图录的定义见仁见智,并不相同。本章通过梳理学界对古籍版本图录的认识过程,总结出共识,在此基础上对古籍版本图录加以定义。第二,从宏观上概括古籍版本图录的历史发展状况,对其加以分期及划分种类。第三,又特别封古籍版本图录的构成要素“图”、“录”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以体现出二者对古籍版本图录在种类上的影响。第四,通过举例说明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及功用。第二章：初创期。第一,本章先对古籍版本图录的滥觞——《留真藉》进行重新定位,该书与《日本访书志》、《经籍访古志》是紧密联系的,本文从这一角度明晰了《日本访害志》的版本问题,同时也对《留真谱》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第二,封《寒云书影》、《云间韩氏藏书目录》这两部明显带有1《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叙》.《民国丛书》第5编第100册。古籍版本图录萌芽特点的目录,主要在其成书背景上进行分析,以说明其受到当时版本学发展水平的影响,还根据存世文献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判断。第三,对《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盋山书影》、《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在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古籍版本图录,本文的侧重点则在於分析成书的过程、编目思想以及与各自所依据的传统版本目录作比较,以说明古籍版本图录独有的特点。对其中不足的分析则是为了指出其受到时代影响的局限性。第四,陶湘所编两部版本图录在编写角度和方法上与以上着作不同,封其研究有助於全面总结这一时期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第三章：发展时期。第一,《明代版本图录》是古籍版本图录进入发展时期的标志,但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该书的成书经遇、编目思想以及时代特点造行研究,其中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族认识。第二,《“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作为台湾学者最早编写的两部书目,在接续上一个时期版本图录特点的同时,还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大陆学者所编写的版本图录存在明显不同,有些更是成为一种“基因”被日後台湾的版本图录所继承,因此对这两部图缘的研究主要在其特点形成的原因及特点自身上。第三,《中国版刻图录》是我国考证型古籍版本图录的巅峰之作,但受印数不多等各种原因的影响,造成以往的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将其视为考证相网版本的权威依据。本文则从整体上将孩书在继承与发展方面的特点作为重点,特别是通过其对宋元本与明清本解题的差异比较来说明该书的不足,反映出当时版本学的发展特点。第四章：成熟期。第一,《“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中首次出现了不同於前两时期的新书志体型解题,成为这一时期的划分依据,本文通遇分析这一髓例的特点及与前人理输相通之处,貌明这一燮化是版本学发展的必然。第二,《宋版书特展目录》是台湾学者对《中国版刻图录》的模仿,虽有局部改良,但本收却较为集中地体现出该地区在古籍版本图录编写上所存在的一些积习,本文对此结合事实证据加以说明,用意在於规范版本目录的编写,使其健康发展。第三,《“国立故宫博物院”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是台湾地区较为出色的版本图缘录本文通过对其特点的分析,说明该书是一部采用了新书志体型解题、以上一个时期版本观念为指导思想而编成版本图录,带有过渡的痕迹。第四,《清代版刻一隅》、《清代版刻图录》则是从编写方法和编目思想上都明显与前两个时代不同的版本图录,这也是古籍版本图录成熟的体现之一,本文通过两书在体例的特点以说明这一点。同时,本文还举例说明了《清代版刻图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是分不开的。第五章：日本学者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研究。日本学者从事汉文古籍版本的研究由来已久,杨守敬的《留真谱》便是受到了日本学者森立之所编《留真谱》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初至本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学者先後编写了几十部与汉文古籍相关的古籍版本图录,而其中绝大多数为日文,至今国内对此少有翻译和研究。通过对其中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版本图录进行介绍和研究能够为我们今後古籍版本图录的编写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将这一章作为我国古籍版本图录的比较、补充,将其置於我国古籍版本图录发展史之後。第一,本文在日本学者编写版本图录上的条件上与我国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作比较,以说明前者拥有优越的条件。第二,在日本学者九十余年所出版的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中遴选出考证型、赏鉴型版本图录共九种,重点在於对考证型的分析研究,以说明日本学者在当时的汉籍版本研究中所取得成就。第三,透过表象来分析日本学者所编写的汉文古籍版本图录的不足及根源,这些古籍版本图录在整体编写水平及着录对象上基本与我国发展时期的古籍版本图录大体相当。第六章：馀论。指出现今古籍版本图录所存在的问题,并对版本图录在今後的发展做出展望。总之,古籍版本图录是对传统版本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它诞生于传统版本目录学式微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藉助於新的技术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和发展,古籍版本图录近百年的发展史也反映出我国傅统版本目录学的一些特点。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及学术史意义,将古籍版本图录个案放在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学科学术史背景中讨论该版本目录的特点、成就和不足,从而揭示出古籍版本图录的发展规律。
刘勇[2]（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王璐[3]（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刘潇[4]（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祝平凡[5]（2019）在《书籍之为艺术—民国时期的线装书》文中提出明代中叶以后,线装书成为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制,而视书籍为艺术品的观念也在此期得到发展。至民国时期,中国书籍制度发生巨变,西式装帧逐渐占据主流。但在此时,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批有识之士从容面对,并维护中国传统中的一脉书香,出版了大量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线装书。本文以其中的代表人物陶湘、鲁迅、郑振铎、周叔弢和吴湖帆等为例,讨论了这一时期线装书中的精品制作,以及书籍之为艺术的观念。
张玄[6]（2017）在《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影响,笔记体小说被长期忽略,大量作品被排除在小说研究之外。而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又缺乏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在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成就,前不及唐、宋,后不如清代,是一个“成就不高”、“地位尴尬”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明代笔记体小说不但总结了唐、宋笔记体小说发展成果,还对清代笔记体小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而在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中前期显得较为沉寂,随着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转变,晚明时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作品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观念、文体、内容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而发达的出版业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笔记体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笔记体小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文体与文献研究并行。下编为《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对现存的晚明笔记体小说作品进行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发掘新作品、新材料。《叙录》分为作家、着录、版本、内容四个部分。考证作家生平事迹,介绍作品着录情况。标注版本,尽可能的搜罗每部作品的所有版本,详细着录版本信息,并加以研究。内容方面,辑录作品序跋,前人题识。在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展开上编文体理论的研究。首先,明确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梳理并思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客观、合理的研究方法。其次,考索晚明笔记体小说观念,解决什么是笔记体小说以及笔记体小说有何文体特点,进而对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成书、编撰者等基本问题进行归纳研究,揭示其内在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传播中出现的禁毁、评点、插图、增补与摘录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凸显其独特价值。晚明笔记体小说在文体方面,既有继承,也存在一定新变,对于这些新的文体特点,本文将采取宏观分析结合个案研究的方式,力图完整的呈现出其在叙事、语言、体制等方面的特点。最后,总结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及其在笔记体小说史中的过渡意义,并客观的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和缺陷。本论文在避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研究贴近文献,从晚明笔记体小说文献中来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讨。既有从小说史的宏观角度对晚明笔记体小说进行观照,也有从具体作品出发,来做“以小见大”式的研究。籍此,来管窥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演变及其独特价值。
马培洁[7]（2012）在《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鲍廷博是清代乾嘉时期藏书家的杰出典范,一生致力於书籍的收藏、校勘和刊刻,为古代文献的传播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在中国古代藏书史、出版史,乃至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云:"然则吾人敢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无所关。" ①陈氏之言正中肯綮,清代的藏书活动大力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知不足斋藏书宏富,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鲍廷博即命长子鲍士恭上呈家藏善本书籍七百余种,多为宋元旧本、校勘精本,为《四库全书》的纂修积极出力。在收藏大量典籍的基础上,鲍廷博刊刻了如《名医类案》、《陶说》、《岭云诗钞》、《庚子销夏记》和《古今姓汇》等一批单刻本,刊刻精美,纸墨俱佳,是清代版刻中代表一时风气之作。其用一生心血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收书二百余种,均为有益世道,有资考证之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巾箱小本,独具特色,是私家刻印丛书的精品。《丛书》自陆续刊行以来,风行海内外,影响较大,好评不断,当时众多名家竞相仿效,使辑刻丛书成为一时风气。其中刊刻的从海外访求的五种中土久佚的书籍,不仅为古籍的回传不懈努力,而且为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鲍廷博一生为书籍的收藏和刊刻倾尽家资,他为古代珍本文献的保存和传播所作的卓越贡献,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在借鉴前人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中尚未涉及,或已有所涉但深度远远不够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对鲍廷博着述《花韵轩咏物诗存》的版本作了全面的比勘,指出八千卷楼本比已影印出版的中山大学藏本多收录二十三首诗歌,且文字多优,版本价值更高;依据多种文献辑录了为知不足斋刻书的刻工姓名,彰显了这一群体在知不足斋刻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上图藏《诗传注疏》刊刻底本保存的鲍廷博手书的刻书费用清单,是清代出版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国图藏鲍廷博抄本《一角编》保存的鲍廷博画像,以及众多名家手识、像簧,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也是用力最多的部分,是利用寓目的各大图书馆藏善本,各种藏书志的间接记载,以及现有研究成果,通过抽样校勘,对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总目》稿本未曾交代的七十二种书籍刊刻底本的考察。笔者独立考察出的底本有五种,考察出底本源自何本的有五种,根据交游情况判断的有三种,考察出底本和校本收藏地的有三十六种借鉴前人成果并考察後认为结论可信的有九种,根据《丛书》跋文和版心等信息直接作出判断的有十四种。对刊刻底本和校本的版本优劣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将寓目之底本与鲍刻本进行校勘,从而判断鲍廷博刻书态度的忠实程度。校勘精审是《知不足斋丛书》古往今来受到学者重视的根本所在,因而校勘研究亦是论文重点之一。笔者以南图藏《归潜志》、《吹剑录外集》刊刻底本为例,从第一手的最为迫近鲍廷博校勘实践的材料出发,通过细致讨论,总结其校勘的方法、原则及特点,并发现一条鲍廷博以意补字的实例,客观指出其校勘中偶而背离校勘原则的做法。并以《知不足斋丛书》本《石刻铺叙》末的鲍廷博校勘记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对其校勘予以全面考察。《丛书》的刊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鲍廷博在初次刊刻印行後,挖改了一些书籍的板片。本文通过大量对比《丛书》初印本与後印本,指出两者存在的褚多差异,认为以後印本为优。尤以国图藏两种鲍廷博、吴骞校勘《金楼子》的稿本入手,指出《丛书》印行之後一再校改之事实,对鲍廷博校勘和刻书时孜孜以求的态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知不足斋丛书》保存的大量随文校勘记、考订案语,附录的存疑、附订、校补,无一不显示出这部丛书精於校雠的特点,藏书家和乾嘉学者的双重校勘群体保证了丛书的较高质量。对鲍廷博生平的研究,刘尚恒《鲍廷博年谱》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笔者通过调查所获得的新资料,以及旧资料的重新解读,对刘氏《年谱》进行了一些订正和补充。笔者还通过寓目的各大图书馆珍藏的稿本、抄本,以及各种藏书志等多种文献,辑录了鲍廷博及其後人撰写的题跋六十篇,可补季秋华《知不足斋序跋题记集录》之不足。目前研究涉及鲍廷博刊刻《永乐大典》辑佚书者较多,笔者主要从鲍廷博与四库馆臣、乾嘉学者的关系入手,探讨其获得《永乐大典》辑佚书副本的途径,进而对鲍廷博的辑佚学贡献作了探讨。《宛委别藏》是清代着名学者阮元编抄的一部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收录的十种书籍亦见载於阮氏《别藏》,笔者通过版本的比较,考察了宛委本的底本及相关问题,从而肯定了鲍刻本的版本价值。在考察鲍刻本的刊刻底本时,还考察出两种四库本的底本,并对《四库全书总目》着录进呈者的问题亦有考订,这对考察知不足斋藏书总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本文还以《曲洧旧闻》为例,对"鲍刻六种"和鲍氏四库进呈本的副本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本文下编对《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二百余种书籍逐一进行叙录,在各种版本的比较下,尽量凸显鲍刻本的版本价值,并对各书点校整理情沉和优秀研究成果予以述及,为论文上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伟业[8]（2021）在《《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文中指出《九家集注杜诗》共有五种版本,依次为南宋淳熙八年郭知达刻本、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清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民国二十九年《杜诗引得》铅印本。但因叶德辉、洪业等名家误导,学界对此多有误解,所谓"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活字）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所谓"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以《九家注》为例,可以窥见清代修书刻书与书籍着录之一斑:《四库全书荟要》不收《九家注》,是其编纂从速、去取不精的例子之一;学者、书坊、官书局等未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实情,错误地着录乃至"重刻"不少"聚珍本"。今人从推测清宫印出"聚珍本"《九家注》后又"不欲其流传",到断言清宫宋本《九家注》"绝不会是宋刻"等等,以讹传讹,应予澄清。
封树芬[9]（2015）在《汲古阁刻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晋是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家与刻书家,声名远播,贡献卓着。论文以毛晋汲古阁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刻书活动,包括汲古阁之藏书、刻书目录、校勘情况、底本选择、印本先後等方面。全文共六章并一附录,首冠以绪论,以明研究现状。主体部分依次为:第一章介绍毛晋家世生平及着述。利用常熟图书馆藏抄本《汲古阁毛氏家谱》,补充其生平家世。对学界很少关注的毛晋着述进行文献学的考察,着录其作品内容、版本、流传及收藏地等信息,以供参考。第二章论述毛晋藏书,考察其来源及流散,重点研究最具有价值的毛抄本。初步汇编《存世汲古阁抄本目录》,并由此归纳分析毛抄本的特点、价值及影响。另详述毛扆所编鬻书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版本情况,以补前人阙漏。第三章研究其刻书目录,详细介绍并辑补“知而未见书目”及“代刊书目”;利用陶、顾二目分析毛晋刻书类别,结合明末社会背景及学术背景分析其选刊缘由。第四章研究其校勘,运用毛晋手校本诸多案例,分析归纳其校勘方法、内容,并将手校本与刻本相对校,还原校书至刻书的整个过程,研究其校勘改字处理方式,指出清代以来学人所谓的毛刻“好臆改”的观点,实有偏颇,不足为信。并汇编整理《毛氏手校本经眼录》;充分利用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及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考察毛本与诸本异文,具体分析其致误之由,进一步考实毛晋刻书并未如前人所言“舛讹甚多”。第五章考查汲古阁刻本采用底本情况,以《津逮秘书》及毛刻唐人集为代表,考察出毛晋在底本选择上,遵循择善而从的原则,以宋元旧本、抄本及家藏本为主,多为罕见之本。毛氏既不迷信宋本,亦不排斥坊本,而是从实际版本价值出发来选定底本,从而厘清了清人所谓毛晋刻书不据家藏善本而妄改的说法。第六章研究汲古阁本初印本及後印本的情况,略补前人研究之漏,了解毛晋刻书过程及其认真态度,批评了叶德辉称毛晋“亦妄庸者流”的不实之论。当时书坊据汲古阁原版重印及重刻本情况亦作了些汇编及论述。此外,研究清代以来汲古阁本的流传及影响,重点是《四库全书》采用汲古阁本的情况及馆臣对汲古阁本的评价问题。毛晋藏书刻书成就突出,为一时之冠,其刻书方法及思想极大影响後来者,为古籍保存及流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少鹏[10]（2017）在《《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一生最后五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部礼学巨着,其独创性地将礼学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七个部分,以《仪礼》为骨干,贯通三礼、广引经史子籍,对前人注疏或照录或节改,间加按语以考释,代表了朱熹礼学的最终成就,被誉为“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是研究朱熹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首先将朱熹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放在其一生的礼学实践中来看待,促成其晚年倾心编撰《通解》的动因应该是以下三个方面:1.朱熹早年进行的“以礼化俗”的礼学实践;2.朱熹中年在参与政治活动中的议祧庙、嫡孙承重讨论等经历;3.其晚年受到政敌攻击“伪学盗名”。受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促进,加之“庆元党禁”后朱熹赋闲,在庆元以后他开始全力纂修本书。《仪礼经传通解》的三十多位参编者都是朱子的心腹弟子或好友,朱熹通过编撰该书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些人在朱熹殁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考亭后学”的核心,对扩大朱子学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朱熹生前编撰本书时正值“庆元党禁”,朱子非常担心书稿被政敌构陷销毁,在其易篑前特别叮咛黄干继续完成。不久之后因党禁渐弛,嘉定年间由南康道院分两次将全书刊行,书版直到明初尚存,且有零星刊印。但明中期经过补修的板片比例已占到的七八成,这种嘉定刊宋元明递修本《通解》今天尚有完整的两部存世,分别藏于东京大学和北京、台北两地。到明正德年间,《通解》第一次被部分翻刻（仅有经文而无注文）,约同时朝鲜用铜活字进行了全文翻印。到清初康熙年间,吕留良的宝诰堂翻刻了全部《通解》,乾隆年间梁万方修订了全本《通解》并在聚锦堂重刊,到清末光绪年间另有数种印本。关于《通解》的特色,从三礼学史的视角看其特尊《仪礼》,振起唐初以来不绝如缕的《仪礼》之学;从解经学的视角看,《通解》对经、注、疏、按四者灵活搭配组合,不拘常例;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通解》有打通礼制与礼经之间的界限的倾向,略有以古化俗、为后王法的意味;在朱子学内部,此书却透出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与可以施行的《乡约》《家礼》判若两途,与朱子早年的学风也不尽相同。当进一步深入到《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学内部后,就会发现清代考据学者使用的几乎所有方法在其中都可以找到,文中举了大量的例证。细分言之,约有十目:1.贯通经意,申补注疏;2.攻疏之误,摘其瑕谬;3.纠注失当,为其诤友;4.注疏皆舍,另发新解;5.发凡起例,揭橥互见;6.表彰近贤,取长补短;7.阙而存疑,以俟后贤;8.校雠异本,修润经传;9.训释文字,参用己意;10.黄干继业,不坠师风。入清以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可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又开始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之考据学,提出朱子晚年曾有“考据学转向”,此后几乎所有的调和论者都注意到了朱熹晚年以《通解》贯通义理考据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讲,将“礼”作为朱熹晚年的学术归宿提出“礼融汉宋”,其实并不是“汉宋之争”发生后、持“调和汉宋”论者的调停之言,而是朱子及其后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学术立场,直至清初的江永、秦蕙田无不持此意见。我们将清代的礼学论着与朱子礼学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清代的礼学大师都关注《通解》的考礼文字,也就是说清儒与朱子的考礼在方法上一致、性质上接近、事实上继承,二者之间的承递关系显着,也表明了清代的考据学者对朱熹晚年考据成绩的认可。《通解》贯通三礼的宏大视野极大地启示了清代的三礼学者,有清一代出现了百卷上下的通礼相着作多部,无不深受《通解》的启发。甚至其影响还不仅于中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通解》的优点很多,同样也曾受后儒的一些批评,概括有三:1.割裂经文,信从杂书;2.分类勉强,体例稍杂;3.考据不密,间有疏失。
二、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九)（论文提纲范文）
（1）古籍版本图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古籍版本图录的定义 |
| 二、古籍版本图录的分类 |
| 三、古籍版本图录的构成要素及关系 |
| 四、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及功用 |
| 第二章 古籍版本图录的初创期(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 |
| 一、杨守敬《留真谱》 |
| (一) 《留真谱》与《日本访书志》 |
| (二) 《留真谱》的特点 |
| (三) 後世对《留真谱》的评价 |
| 二、袁克文《寒云书影》 |
| (一) 《寒云书影》在我国古籍版本图录中的地位 |
| (二) 《寒云书影》着录简略及选书过少的原因 |
| 三、《读有用书齐古籍目录》、《云间韩氏藏书目》 |
| (一) 《读有用书齐古籍目录》编者曹元忠生平介绍 |
| (二) 曹元忠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和《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 |
| (三) 曹元忠所编韩氏藏书目的最初体例及编写时间 |
| (四) 《云间韩氏藏书目》的体例特点 |
| 附 征订样本三种 |
| 四、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 |
| (一) 铁琴铜剑楼历代楼主及藏弆简介 |
| (二)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体例的形成及特点的发展 |
| (三)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的成书过程 |
| (四)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的体例及特点 |
| (五)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存在的不足 |
| 五、柳诒徵《盋山书影》 |
| (一) 编者柳诒徵生平简介 |
| (二) 《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刊》的特殊意义 |
| (三) 《盋山书影》的体例及特点 |
| (四) 《盋山书影》存在的不足 |
| (五) 《盋山书影》所带来的启示 |
| 六、《故宫善本书影初编》 |
| (一)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的成书经过 |
| (二)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的体例及特点 |
| (三)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存在的不足 |
| 七、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书影目录》、《涉园所见宋版书影》 |
| (一) 陶湘生平及藏书、刻书活动 |
| (二) 《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书影目录》的编写目的和特点 |
| (三)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的体例特点与学术价值 |
| (四)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古籍版本图录的发展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
| 一、潘景郑、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 |
| (一) 编纂缘起及经过 |
| (二)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当时版本观念的变化 |
| (三)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的体例及特点 |
| (四)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存在的不足 |
| 二、昌彼得《“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 |
| (一) 编目所据善本图书的由来 |
| (二) 体例特点 |
| (三) 《“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三、赵万里等《中国版刻图录》 |
| (一) 《中国版刻图录》编写成功的原因 |
| (二) 《中国版刻图录》的编写思想 |
| (三) 《中国版刻图录》的体例及特点 |
| (四) 《中国版刻图录》存在的不足 |
| 第四章 古籍版本图录的成熟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
| 一、吴哲夫《“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 |
| (一) 体例及特点 |
| (二) 《“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二、王福寿、张月云《宋版书特展目录》 |
| (一) 体例及特点 |
| (二) 《宋版书特展目录》存在的不足 |
| 三、吴哲夫《“国立故宫博物院”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 |
| (一) 体例及特点 |
| (二) 《“国立故宫博物院”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四、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黄永年及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 |
| (一) 赏鉴型版本图录的回归 |
| (二) 《清代版刻一隅》体例及特点 |
| (三) 《清代版本图录》体例及特点 |
| 《清代版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第五章 日本学者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 |
| 一、日本学者编写汉文古籍版本图录的条件 |
| 二、日本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举要 考证型 |
| (一) 《善本影谱》三期(第一期十辑、癸酉十辑、甲戌十辑) |
| (二) 《静嘉堂宋本书影》 |
| (三) 《宋本书影》 |
| (四) 《十三经注疏影谱》 |
| (五) 《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 |
| 三、日本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举要 赏鉴型 |
| (一) 《恭仁山庄善本书影》 |
| (二) 《真福寺善本书影》 |
| (三) 《富罔文库善本书影》 |
| (四) 《图书寮宋本书影》 |
| 四、日本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五、启示 |
| 第六章 余论 我国古籍版本图录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 |
| 附录 古籍版本图录经眼录(1901-2014) |
| 参考文献 |
| 专着类 |
| 论文类 |
| 後记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2）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誊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 |
| 第一节 卫湜《礼记集说》的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的版本 |
| 一、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赵善湘刻本 |
| 二、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新定郡斋刻本 |
| 三、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刻本 |
| 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四库荟要本 |
| 五、其他明清抄本 |
| 第三节 四库本《集说》的版本价值管窥 |
| 第四节 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与清初学风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记集说》引书研究 |
| 第一节 《礼记集说》引诸家考 |
| 一、唐及以前诸家 |
| 二、宋代诸家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引书体例略考 |
| 一、引宋以前书 |
| 二、引朱熹论着 |
| 三、《集说》征引标准蠡测 |
| 四、《集说》的辑佚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礼记集说》所见汉-宋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集说》在汉-宋经学史上的意义 |
| 第二节 “原境说礼”:宋儒还原行礼情境 |
| 第三节 “以理说礼”:宋儒注重礼外之意 |
| 第四节 自汉至宋孔子形象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礼记集说》所见宋-清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宋儒与清儒对《礼记》注疏态度之异同 |
| 一、作为清代“考据学”原点的宋学 |
| 二、宋儒、清儒对经典注疏之态度不同 |
| 第二节 宋儒与清儒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之异 |
| 第三节 时代导致的对经典理解的差异 |
| 第四节 《集说》所见宋儒治学粗疏举隅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湜《礼记集说》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后世对卫湜《礼记集说》的评价 |
| 一、“汇辑前修,有资考述” |
| 二、“备列众说,不加论断” |
| 第二节 陈澔与《陈氏礼记集说》 |
| 第三节 郑元庆与《(芷畦)礼记集说》 |
| 第四节 杭世骏与《续礼记集说》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礼记集说》相关序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四、论文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宋代官刻书籍发展的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
| 一、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 |
| 二、造纸、印刷、制墨技术的提高 |
| 三、宋代雕版印刷中心的形成 |
| 四、官刻工匠群体的扩大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的推行 |
| 一、文官政治的推行 |
| 二、科举入仕 |
| 第三节 教育文化的发展 |
| 一、学校教育的兴盛及普及 |
| 二、文化的发展 |
| 第四节 官刻多层次机构的设置 |
| 一、中央官营刻印机构 |
| 二、地方刻印机构 |
| 第二章 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上) |
| 第一节 经部书籍 |
| 一、经类及注疏书籍刊刻 |
| 二、韵书、字类书籍的刊刻 |
| 第二节 史部书籍 |
| 一、史书的修订及编撰 |
| 二、政事、官制等类书籍的刻印 |
| 四、刑法及敕令类刻印 |
| 第三章 官刻经史类书籍（下） |
| 第一节 宋代地理类书籍大量出现的原因 |
| 第二节 两宋方志撰修汇总 |
| 一、总志和其他志书的编修 |
| 二、路州县地方志的编修 |
| 第三节 宋代编修方志的特点 |
| 一、以当地执政官员为主持编修者 |
| 二、以基层官员及学校教员为编修人员 |
| 三、广泛搜集各类编修材料,考订取舍 |
| 四、多方筹集编修资金 |
| 第四节 宋代方志的影响 |
| 第四章 官刻子部集部书籍 |
| 第一节 子部书籍 |
| 一、诸子、类书的刊刻 |
| 二、医学类书籍的刊印 |
| 三、历日及生产技术类书籍的刊印 |
| 四、释、道类书籍的刊刻 |
| 五、其它类书籍刊刻 |
| 第二节 集部书籍 |
| 一、总集类书籍刊刻 |
| 二、别集类书籍刊刻 |
| 第五章 官刻书籍的收藏与流通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的收藏 |
| 一、宋代的征书、献书 |
| 二、图书的收藏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的流通 |
| 一、中央颁赐 |
| 二、市场流通 |
| 三、官府藏书流失 |
| 第六章 宋代官刻书籍的影响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
| 第三节 官刻书籍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
| 第四节 官刻书籍对刻印出版业的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附表一：刊刻机构刻工表 |
| 附表二：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附表三：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部分 |
| 二、今人着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5）书籍之为艺术—民国时期的线装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民国年间的书籍世界 |
| 一、莫里斯的书籍艺术 |
| 二、张元济与陶子麟 |
| 三、蒋汝藻与郭葆昌 |
| 第二章 陶湘及其刻书 |
| 一、陶湘与藏书 |
| 二、刻书与石印 |
| 第三章 鲁迅、郑振铎的《北平笺谱》与《十竹斋笺谱》 |
| 一、国故与利器 |
| 二、寻访与编刻 |
| 三、古物与新董 |
| 第四章 周叔弢的书籍五美与刻书艺术 |
| 一、藏书与五美 |
| 二、刻书与新标准 |
| 第五章 吴湖帆与书籍装潢 |
| 一、书籍的收藏 |
| 二、书籍的装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的界定 |
| 二、已有研究成果之梳理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上编 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 |
| 第一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观念考索 |
| 第一节 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为研究对象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概观及其整理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的分类及其特点 |
| 三、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二节、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为研究对象 |
| 一、官修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为中心 |
| 二、史志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国史经籍志》为中心 |
| 三、私家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晁氏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脉望馆书目》为中心 |
| 四、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三节、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出版为研究对象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概况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特点 |
| 三、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二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 |
| 第一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及其特点 |
| 一、传承与创新的交融 |
| 二、中国笔记体小说史中的昙花一现 |
| 第二节 从分类来看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发展 |
| 第三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的意义 |
| 第三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方式: 自撰和杂抄 |
| 一、自撰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 二、杂抄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方式: 集腋为裘和集中写作 |
| 一、集腋为裘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 二、集中写作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方式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的特点 |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与文体意识 |
| 四、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与成书方式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材料的来源 |
| 一、读书 |
| 二、见闻 |
| 三、藏书 |
| 四、稗贩 |
| 第四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研究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来源及其特点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编撰动因 |
| 一、广见闻、资考证、益教化、供谈助 |
| 二、居家无聊时的消遣 |
| 三、补史之不足 |
| 四、文献的保存和流传 |
| 第三节、影响编撰者创作的因素 |
| 一、环境 |
| 二、个人经历 |
| 三、学问、出身 |
| 四、职业 |
| 第四节、藏书家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一、藏书家与笔记体小说关系之概述 |
| 二、晚明藏书家的编撰活动 |
| 三、藏书家对笔记体小说发展的贡献 |
| 余论 |
| 第五节、“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一、明代“博学之风”源流论 |
| 二、“博学之风”影响下的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三、“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时代特征 |
| 第五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传播研究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禁毁研究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评点研究 |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研究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类型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形式和内容 |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特点 |
| 余论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增补与摘录 |
| 第六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性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的自觉与多元化 |
| 一、文体认知的自觉 |
| 二、理论的自觉 |
| 三、文体的多元化 |
| 第二节、清真隽永: 独树一帜的小品体语言风格 |
| 第三节、叙事的张力: 传承创新的《续耳谈》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体制的新变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丛编与类编 |
| 二、辑稗为史: 《名山藏广记》的纪传体体例 |
| 第七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和地位 |
| 第一节、钩沉历史: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献价值 |
| 第二节、考镜源流: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理论价值 |
| 第三节、传承开拓: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
| 第四节、承前启后: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过渡意义 |
| 结语 |
| 下编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 |
| 凡例 |
| 志怪 |
| 杂事 |
| 杂录 |
| 谐谑 |
| 小品 |
| 说丛 |
| 说汇 |
| 存目 |
| 附录: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晚明笔记体小说订补 |
| 参考文献 |
| 樱桃河忆往(代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7）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鲍廷博生平及学术活动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问题展望 |
| 第二章 鲍廷博着述研究 |
| 第一节 鲍廷博着述考 |
| 第二节 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版本评述 |
| 第三章 鲍廷博刻书研究 |
| 第一节 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 |
| 第二节 鲍廷博与《永乐大典》辑佚书研究 |
| 第四章 《知不足斋丛书》校勘研究 |
| 第一节 《知不足斋丛书》校勘述略 |
| 第二节 从《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底本看鲍廷博的校勘——以南图藏《归潜志》、《吹剑录外集》为例 |
| 第三节 《石刻铺敍》鲍廷博校勘记研究 |
| 第四节 《知不足斋丛书》初印本与後印本的差异 |
| 第五节 印行之後一再校改的代表——《金楼子》 |
| 第五章 《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底本及校本考 |
| 第一节 刊刻底本及校本考(上) |
| 第二节 刊刻底本及校本考(下) |
| 第六章 鲍廷博知不足斋书事丛考 |
| 第一节 《知不足斋序跋题记集录》补遗 |
| 第二节 《鲍廷博年谱》订补 |
| 第三节 鲍廷博抄本《一角编》与鲍廷博画像 |
| 第四节 《宛委别藏》与《知不足斋丛书》同收书版本考 |
| 第五节 《四库全书》底本及进呈本考 |
| 第六节 鲍廷博知不足斋研究二题 |
| 结语 |
| 下编 《知不足斋丛书》子目叙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花韵轩咏物诗存》 |
| 附录二 论文书影 |
| 後记 |
（8）《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家注》版本叙录 |
| 二、清宫宋本的发现与误说的提出 |
| 三、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 |
| 四、既无乾隆刻本亦无地方翻刻本 |
| 五、“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 |
| 六、清宫宋本卷二五、二六之来源 |
| 七、未入《四库全书荟要》之由 |
| 八、“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 |
| 九、结语 |
（9）汲古阁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毛晋生平与着述 |
| 第一节 毛晋家世生平及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毛晋着述考 |
| 第二章 毛晋藏书 |
| 第一节 汲古阁藏书来源及流散 |
| 第二节 汲古阁抄本 |
| 第三章 汲古阁刻书书目 |
| 第一节 《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版本述略 |
| 第二节 陶湘“知而未见书目”考 |
| 第三节 毛氏代刊书目 |
| 第四节 毛晋刻书之类别与特点 |
| 第四章 汲古阁校勘研究 |
| 第一节 校勘者 |
| 第二节 校勘示例 |
| 第三节 毛氏手校本经眼录 |
| 第四节 毛晋校勘方法及内容 |
| 第五节 校刻改字问题 |
| 第五章 汲古阁刻书采用底本情况 |
| 第一节 《津逮秘书》底本考 |
| 第二节 《津逮秘书》本与《秘册汇函》本 |
| 第三节 汲古阁本唐集底本情况 |
| 第六章 汲古阁本之刻印与流传 |
| 第一节 汲古阁本之刻印 |
| 第二节 汲古阁本与《四库全书》 |
| 结语 |
| 附录 毛氏题跋拾遗 |
| 主要参考文献 |
（10）《仪礼经传通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朱熹的礼学实践 |
| 第一节 朱熹中年以前礼学活动编年 |
| 第二节 朱熹晚年礼学活动编年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修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撰刻与流传 |
| 第一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基本结构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版刻与流传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方法（上） |
| 第一节 贯通经意，申补注疏 |
| 第二节 攻疏之误，摘其瑕谬 |
| 第三节 纠注失当，为其诤友 |
| 第四节 注疏皆舍，另发新解 |
| 第五节 发凡起例，揭橥互见 |
| 第四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方法（下） |
| 第六节 表彰近贤，取长补短 |
| 第七节 阙而存疑，以俟后贤 |
| 第八节 校雠异本，修润经传 |
| 第九节 训释文字，参用己意 |
| 第十节 黄干继业，不坠师风 |
| 小结 |
| 第五章 《仪礼经传通解》与清代考据学 |
| 第一节 朱熹晚年的“考据学转向”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与清儒的礼学考据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校勘价值举隅 |
| 小结 |
| 第六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影响和不足 |
| 第一节 《仪礼经传通解》体例的影响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在域外的影响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存在的不足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九)（论文参考文献）
- [1]古籍版本图录研究[D]. 赵嘉.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2]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4]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5]书籍之为艺术—民国时期的线装书[D]. 祝平凡.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6]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D]. 张玄.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7]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D]. 马培洁. 南京大学, 2012(07)
- [8]《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J]. 龙伟业. 文献, 2021(02)
- [9]汲古阁刻书研究[D]. 封树芬. 南京大学, 2015(01)
- [10]《仪礼经传通解》研究[D]. 李少鹏. 吉林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