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机关党委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张学明[1]（1994）在《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机关党委工作》文中研究说明 在企业走向市场的新形势下,企业机关党委怎样帮助机关党员提高素质?怎样寻求新的工作方法和模式?怎样加强和改进党委的自身建设?这无疑是摆在企业机关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下面,我想谈谈这方面的看法。企业机关党委履行"协助、监督"职责,为经济工作服务,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教育和帮助机关党员提高素质,使他们在经济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去实
赵涛[2]（2019）在《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文中指出《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由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主管特定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自1993年设置以来,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减少了国务院直接管理的部门和事项,也有利于减少部门间的职责交叉,原由部门间协调的事项变为主管部委与国家局之间内部协调,便于提高行政效率,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设置类型,一直以来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根据2018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当前国务院共设置16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分别由11个国务院组成部门或直属机构负责管理。国家局的调整设置历来服从并服务于机构改革大局和国务院职能转变要求。纵观1993年以来的6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局机构设置呈现出“灵活性”和“稳定性”并存的特点。笔者通过对国家局的历史变迁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局政策文件及相关行政法规的系统梳理,运用历史的逻辑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央对国家局机构设置的初衷以及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职责关系的顶层设计,在制度层面明确了国家局与主管部委在领导体制、请示程序、立法权限、外事权限及人、财、物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对全文分析的基础性背景材料。为准确客观地获得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的评价,笔者对国家局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访谈和问卷调研,发现两者在实践中形成的主管部委“决策中有执行”,国家局“执行中有决策”的“实然”角色定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一些国家局实际上相当于“降了半格的部委”,在一些职能配置、机构设置上与主管部委雷同,与主管部委职责界定没有一个合理的划分标准,影响了两者职能作用发挥,与中央对两者体制关系的顶层设计也存在差距。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织结构层面上,主管部委与国家局属于“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但并未有效实现“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相分离”,主管部委对国家局的战略管理不够;部分主管部委或相关单位对国家局独立性重视不够,存在将国家局视同为部委内设司局或直属单位的情况;二是组织权力层面上,两者职责界定不够清晰,存在职责交叉、事权不清情况,主管部委对国家局业务管理权威性不够,在重大决策、重要事项协调等方面领导力度欠缺;三是人力资源层面上,主管部委统筹规划方面的管理人才不足;国家局内设机构设置不够合理;四是组织文化层面上,主管部委与国家局文化融合比较困难,“大部门”意识不强等。在本文关于国家局的应然角色定位设计中,主管部委与国家局应当分别承担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的角色功能。笔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层面的阐释。一方面,决策和执行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职能环节,决策权和执行权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两者适当分离具有政治学和管理学双重视角下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笔者分析了在国家大部门体制改革中主管部委和国家局应当实行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的现实必然性,明确了政治、社会、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在动因。在此基础上,搭建理论分析模型,从组织结构、组织权力、人力资源和组织文化四个视角切入,建立具体分析维度,指导全文研究。找准了存在问题,明确了角色定位,掌握了理论工具,笔者着力探索国家局与其主管部委在“应然”角色定位指导下应当建立的体制关系。对此,笔者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及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阐述。从国内来看,笔者首先对16个国家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共性”和“个性”实证分析,从“一般性”层面介绍了当前两者的互动关系,并根据调研和访谈数据,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体制关系总体评价进行了分类,其中,粮食局是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较为顺畅的典型,民航局是相对存在较多问题的代表。通过对正反两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探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获得了对两者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应然”角色定位的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总结。国外虽然没有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职能定位完全相符的机构设置和组织类别,但有的国家却存在内阁部与相关分立机构动态融合的大部制形态,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组织形态或所属关系类似。对此,笔者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新加坡中央（联邦）政府组织机构间“决策—执行”互动关系的介绍和阐述,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边界划分、制约协调的角度,形成对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的国外研究视角和实践经验;二是以美国交通运输部和其管理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为例,对美国内阁部与其归口管理的部内独立机构进行深入案例研究,形成对优化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最后,在全文研究基础上,笔者基于“决策-执行”关系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的优化路径,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方法论指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实践层面的具体对策建议。认为,从根本上推动实现国家局的应然角色定位,更好地优化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体制关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放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中统筹考虑。总的思路是,以调整和明确主管部委与国家局的职责定位为重点,遵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和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以合理划分二者职责关系和运行、协调机制为主要内容,科学配置国家局的机构规格和人员编制,培养高素质综合管理管理人才和专业化执行人才队伍,加强文化引领和融合,形成两者权责明确、分工合理、运转协调的体制机制。
刘忠全[3]（2019）在《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政策以大力推动创新活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强调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高创新设计能力,而“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进一步明确了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随着我国国家创新战略的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从微观层面看,技术创新是众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面对竞争愈加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是企业立足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成本管理对于促进增产节支、加强成本核算、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2016年进一步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其中的“降成本”即强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强成本管理工作。技术创新和成本管理是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受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近几年来技术创新及成本管理创新越来越为理论界所重视。已有文献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也有众多学者针对成本管理演进历程、影响因素及模式创新等进行了探讨。虽然偶有文献对技术创新与成本管理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查,如有学者通过对高科技企业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成本管理创新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协同关系,也有学者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作业成本法的产生是基于二十世纪80年代技术的进步,亦即技术创新推动了成本管理创新,但几乎没有学者对技术创新对成本管理创新的具体影响路径加以研究。就现实而言,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企业内部生产力的变化,从而会对企业内生产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从这一点来讲,技术进步必然会通过某种或某几种路径影响或导致成本管理创新。本文主要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Robert K.Yin认为,当研究的问题与其所处内外环境难以区分时,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技术创新、成本管理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对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都与企业环境密切相关,且难以区分,因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机制进行研究。本文遵循的案例研究步骤如下:第一,以创新理论、科学管理理论及组织理论为基础,初步构建技术创新对成本管理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论观点;第二,以理论观点为基础,设计案例研究方案,形成案例研究框架;第三,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为研究案例,通过现场访谈、现场观察等方法收集案例证据分析资料,并采用“模式匹配”证据分析技巧对证据资料进行分析,形成案例研究观点;第四,通过理论构建与案例证据分析的不断循环,最终形成本文的理论观点与研究结论。通过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技术创新通过生产组织形式变化、企业组织结构变化以及会计信息技术进步来影响成本管理创新的理论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对企业生产组织形式产生重大影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也推动着成本管理模式创新。本文着重考查了大庆油田因科技进步而导致的生产变化,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生产组织形式变化对成本管理模式的影响。首先,生产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变革,伴随着生产要素——劳动资料、管理要素与信息要素等的变化,成本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如标准成本法、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其次,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及生产流程的精细化分别促使企业采用成本预算控制及分批法等进行成本管理;最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品质量、种类等变化也对成本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进而推动了成本管理创新。第二,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组织结构产生相应变化,进而带动了企业成本管理模式的创新。本文通过梳理大庆油田责任有限公司技术创新历程,分别考查了以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为主的两个阶段,发现在不同的创新阶段分别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与其相适应,同时成本管理模式也随着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大庆油田为配合模仿创新阶段的生产实际采用了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并实际运用了与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相契合的成本管理模式——责任成本管理;在研发模式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为提高生产效率,案例企业在原有的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基础上引入了灵活性更强的职能制组织结构,并运用了相适应的作业成本管理方法。案例研究发现,整个成本管理模式的创新、演进都是基于与新型技术和组织结构变化的匹配,基于产量的生产技术创新催生着组织结构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变革又孕育着新的成本管理模式与之融合。第三,技术创新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变革,进而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产生影响。通过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两个单位的案例研究发现,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会计信息系统本身的发展能够直接推动成本管理创新。具体而言,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变革能够通过精细预算成本管理、规范成本核算管理、强化运营和管控成本等对成本管理创新产生正向作用;此外,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务共享中心的建立也能通过减少财务运营成本及提升核算效率等促进成本管理创新。会计信息系统是成本管理的物质基础之一,会计信息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成本管理也伴随着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而得到革新。本文研究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本文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技术创新是成本管理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初步构建了技术创新影响成本管理创新的分析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技术创新和成本管理的研究文献。理论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及“成本管理模式”等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未有学者就技术创新对成本管理创新的作用及作用路径进行探讨。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多角度地分析、论证了技术创新对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作用。第二,本文系统揭示了技术创新与成本管理之间的经济联系,并厘清了二者之间完整的传导路径。已有文献大多将技术创新和成本管理创新两者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就两者之间具体的经济联系进行探讨。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为案例企业,具体验证了生产组织形式、组织结构以及会计信息系统在技术创新和成本管理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从而进一步厘清了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与具体路径。第三,本文重点关注了技术创新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技术创新效应的研究领域。大量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多从生产活动、企业价值以及宏观经济后果等角度入手,很少有学者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管理行为产生的影响。技术进步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影响研究不应局限于其直接的经济后果,还应关注技术创新对企业管理所带来的间接影响。本文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落脚于企业成本管理创新,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技术创新经济后果和成本管理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对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玥[4]（2017）在《从党“建”金融到金融党建 ——中国共产党与金融关系再思考》文中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党执政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重要的在于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关键是党如何运用金融。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金融的作用,将金融作为夺取政权的重要手段。执政以后,作为国家治理强有力的力量,金融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更是党执政的重要内容。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党如何利用金融的力量调控经济和社会运行,促进现代化建设?如何将国家经济目标与党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实现惠及全体民众的发展,服务于党治国理政的目标?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本二者的属性出发,尝试梳理、分析和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的历史沿革,以及在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场域的实现机制。在基础理论部分,本文在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中建立了政党、资本和金融之间的理论关联,提出“金融党建”的基本概念。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维护公正,资本则追求效率。这两个要素,是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方面。政党和资本,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出发,党的领导是共产党的重要特性,是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原则。党要实现自身主张,必然要领导和运用资本。金融党建,就是指金融所代表的货币资本、金融信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政治信用有机结合,通过党的领导实现不同属性的执政资源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流动和整合,进而产生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生态文明产品,解决治国理政的难题。在历史考察部分,本文回顾民主革命时期党建金融的过程,阐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下的金融体制的特点、总结改革开放后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金融体制源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建金融的遗传基因,也有来自于苏联模式的塑造和影响。这个金融体制是集中统一的,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相对应的。改革开放后的金融体制以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导向,同时,为避免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取向,金融的制度性改革必须同步进行。于是,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确定了金融改革计划。其中,重塑金融系统中党的领导体制,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微观场域的金融党建,是指党组织“嵌入”至金融部门或金融企业,在企业内部进行组织构建。以经济社会学中“嵌入”理论阐释党的行为活动,可以认为政党组织是嵌入到一个系统,或者说一定环境之中的,需要与环境构成良性互动,才能促成自身目标的实现。从“嵌入”出发,党组织在金融企业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将自身特性带入企业之中。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行为,并不仅仅是西方“嵌入”理论的与公司行政系统的一种简单的连接作用,或者说桥梁作用,而是以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功能扩展,与企业组织相互复合和融合,进而创造出新的组织形态。通过这样一种组织形态,贯彻和落实党的意志。中观场域的金融党建,是中国共产党与金融部门的相互配合、共同作用。通过构建两者合作平台,把党的力量与资本的力量结合起来,实现治国理政的各种目标。本文认为,党与金融部门的积极合作,本质上是以政党（政府）代表的政治信用植入以金融领域部门代表的市场信用。两种信用关系的有机结合,解决纯粹市场逻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公共产品供给问题,重大民生问题,人民共享发展的问题。宏观场域的金融党建,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视角,即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中、在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如何操控和驾驭资本。对于全球化中资本的扩张和流动,中国共产党从三个方面提升驾驭资本、领导金融的能力。第一,以金融手段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第二,以资本的辐射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第三,以金融制度输出实现国家“话语权”的掌握。
单豪杰[5]（2017）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具备“六种力量”,这就给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应当怎样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又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解决党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之义,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内在要求,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是融合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党组织关系的必备前提。新时期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党建功能弱化、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企业党务工作者党建意识淡薄、国有企业党员队伍素质低下能力不足;选人用人问题多,“四风问题”禁而不绝等。国企党建出现问题主要原因:一是现代企业制度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企党建的冲击。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三是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未能有效衔接。四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机制创新滞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不断强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好党对国有企业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形式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到实处。
邢红[6]（2006）在《中国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国有林区是我国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林业建设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计划经济时期,服从国家垄断自然资源、攫取自然资源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形成了以“国”有产权为制度基础,以大一统的森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特性和林业的特殊性,使国有林区处在既有社会负担,又有生态义务,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责任的错综复杂的状态。也形成了国有林区系统运转效率低,资源经营粗放,森林资源恢复困难,林区经济发展滞后,林区职工生活贫困的等诸多问题。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天保工程实施以后,林区的产权结构、产业结构、运行机制、经营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管理林区的“国”字号为主的制度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有林区的发展从资源依赖型转为投资依赖型,林区还缺乏自主创新的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动力。本论文研究的视角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上,发挥政府在国有林区制度设定中的主导作用,以增加社会财富为总体目标,设定一种更为合理的管理制度。这里的管理制度只界定在国有林区的治理组织的设定这一层面,想通过一种组织的设定重新构架国有林区的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林区的各种资源导入到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用于林区资源状况的社会经济运行框架。具体包括产权结构、组织结构、运行规则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组织是核心,产权是基础,规则是延伸。本研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应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外林业管理制度安排的经验,在深入分析了目前国有林区存在的问题及管理制度的非均衡性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1）国有林区制度设定是以外在环境和内在森林资源状况为自变量的一个函数,不同的环境状况,不同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不同的制度构架。国有产权的制度安排,便于发挥国家积聚资金的优势,形成规模经济,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生产出更多的木材,并能减少木材的采伐成本。但随着时间变化,外在的环境从计划向市场经济推进,内在的资源状况,由高质量到低质量,由丰富到枯竭。说明在国有林区,国家大规模的森林资源的攫取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应以加快森林培育,提高经营水平为林区的主要任务。要加大中幼龄林的培育与抚育力度,尽快恢复大面积的森林,承担起国家重要的商品材生产基地的任务,在短期内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必须要从组织上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发挥以私有产权在经营领域里快速反应、精打细算、科学经营的优势。
许翾[7]（2018）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机构中,组织部的工作范围最广,角色最重要,地位最稳定,堪称党的职能机构中的“第一部”。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活动方式,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接受制度主义和行动者理论视角的启发,研究组织部的产生、发展、运行、特征以及在各种关系中的行动策略,试图理解和分析组织部的突出地位是如何形成与维系的。研究发现,组织部的胜出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强”因素。第一,中国共产党高度组织化类型,特别是长期党指挥枪、党领导政并通过干部实现的体制,使组织部成为唯一兼具组织和动员这两者功能的部门,长期处在结构优势位置;第二,组织部具有积极的部际竞争策略和能力,使组织部保持优势地位。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党规范对组织部的强有力支持,后者是组织部积极的能动行动。制度环境为组织部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框架和结构意义上的支持,组织部在过程中的能动行动回应了制度压力,其效果强化了制度环境。这个“双强模式”构成了对组织部的分析理路和研究框架。在强制度支持和强能动行动之下,组织部在面向党员、干部、人才的行动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肯定性激励的策略,建立了庞大的人才队伍,客观上巩固了组织部的地位;组织部在工作过程中形成命令—服从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反馈—调节机制以及三者的结合,主动强化了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得以处理复杂的组织问题;组织部妥善处理对上级的关系,保持适当的独立性,以维护部门威信;组织部通过娴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修辞的表达,塑造了部门的鲜明形象,消解了在公众中产生负面印象的危险。此外,组织部还特别注意捕捉党在各个时期面对新挑战的需要,作出灵活的调适,同时不断地扩展工作职能和范围,形成纵深的工作链条,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自我维持能力。组织部保持中心地位是党发挥组织优势的必然要求。组织部面临着多元社会对部门权威的挑战、腐败滋生对部门地位的挑战、刚性制度对部门韧性的挑战等诸多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不当将成为组织部保持“第一部”的最大隐忧。为此,组织部应平衡好组织动员和保护激励这两个功能,要利用制度规范强化严格的选人程序,重点防止干部产生的源头出现腐败;要重视三个“之家”的建设,细腻而灵活地开展对人的工作,发挥组织部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要协调各部门工作,形成组织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公开、透明、创新,取得社会支持和公众信任。
徐三林[8]（1998）在《如何发挥企业机关党组织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发挥企业机关党组织的作用文／徐三林面对日益激烈、严峻的市场形势，燕化公司的生产经营要发展，改革要深化，机关党组织要尽快适应这一迅速发展变化的形势，努力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一、提高认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下，有一些同志对企业必须坚持党的...
杨发祥[9]（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提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鲁竞夫[10]（2018）在《国有企业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机制研究 ——基于两个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文中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使得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由此引发的集体性劳资冲突屡见报端。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2015年中央10号文件）提出各劳动关系主体应共同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落地到企业层面,企业内的管理方、党组织和工会如何协调配合以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呢?这一现实问题亟待理论研究的回应。既有的产业关系系统研究、公司治理研究和企业党组织研究都与该现实问题相关,但受制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局限性,无法针对性地回应本现实问题。为了回应集体性劳资冲突频发的紧迫现实,为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提供理论指引,本研究探究了资源型国有企业内的管理方、党组织和工会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行为、过程、效果和情境。具体来说,本研究提出了3个研究问题,分别是关乎行为存在性的研究问题1: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各劳动关系主体分别有哪些劳动关系管理行为?关乎管控过程的研究问题2: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各主体如何通过其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以及关乎情境的研究问题3: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情境如何影响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围绕以上3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历时4年,通过对两个背景相似、但劳资冲突管控效果迥异的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深入调研（包括共计50人的访谈、以及长达1个月的以轮岗实习为主要形式的田野调研）,基于跨界理论、劳动过程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嵌入理论等理论透镜,得到如下研究发现:第一,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企业的管理方、党组织和工会均存在劳动关系管理行为,分别是人力资源实践、党组织跨界行为和工会实践。第二,管理方和党组织分别通过人力资源实践和党组织跨界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班组长和工会分别在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发挥中介作用。在直接效应中,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实践与党组织跨界行为不存在优劣之分;但在中介效应中,以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为主的多种人力资源实践的有机整合,以及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的党组织跨界行为,更有利于班组长和工会发挥中介作用。第三,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要受到“新单位制”这一情境的影响。“新单位制”的转型对集体性劳资冲突具有“激发效应”,但不必然导致集体性劳资冲突。冲突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管控体系的内部运行失效及其“外部嵌入”较差,根本原因则是家长式人力资源实践和与生产经营脱节的党组织跨界行为本身潜藏隐患。第四,“关系”在中国情境下的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中非常重要。本研究可能的理论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实现了劳资冲突管控研究的中国情境化。一方面,本研究将企业层面的党组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主体纳入研究视野,构建了党组织跨界行为这一全新构念,并系统地探究了该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过程、效果和情境,在中国情境下拓展了劳资冲突管控研究的主体范围。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往往重视劳动过程中的“实践面向”对于劳资冲突管控的作用;与之不同,本研究发现“关系面向”在中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中更为重要,在应用劳动过程理论进行劳资冲突研究方面,实现了中国情境化。第二,充实和拓展了跨界理论。过往关于跨界理论的研究认为跨界行为由协调行为、使节行为和监管行为三个维度构成。本研究在编码过程中提炼出了垂范行为这一全新维度,并探究了该行为如何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充实和拓展了跨界理论的内涵和作用机制。第三,深化了人力资源实践相关研究。关于人力资源实践如何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既有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争议与矛盾。相应地,人力资源实践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过程和效果也变得模糊不清。作为回应,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人力资源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工会等主体的中介作用以及情境的变化等,都会对人力资源实践的效果产生影响。既有研究之间的争议与矛盾往往源自对某些影响因素的忽略。这就给予了上述争议与矛盾以合理的解释,深化了有关人力资源实践的研究。本研究可能带来如下实践启示:在企业一线的劳资冲突管理中,管理方和党组织应提高实效性,避免形式化;同时应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和一线班组长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企业应识时通变、顺势而为,时刻注意其劳动关系管理行为是否与时俱进。最后,本文总结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机关党委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机关党委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2）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与关系说明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二、两对主要关系的说明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和评价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和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章节安排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章节安排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基于历史和实践逻辑的实情探寻 |
| 第一节 历史的逻辑:国家局的历史变迁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与国家局机构调整 |
| 二、国家局机构调整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政策的依据:国家局的制度定位 |
| 一、相关政策文件和行政法规概要 |
| 二、国家局政策沿革的主要特点 |
| 三、制度层面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职责关系定位 |
| 四、基于历史逻辑和政策梳理的问题发现 |
| 第三节 实践的逻辑:国家局的实践问题 |
| 一、调研对象和方法 |
| 二、调研情况分析 |
| 第二章 一般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决策和执行的关系阐释 |
| 一、决策和执行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职能环节 |
| 二、决策权和执行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综合化决策权和专业化执行权应当适当分离的现实必然性 |
| 一、政治需求——不断强化内部领导权和外部协调能力的需要 |
| 二、社会需求——更好地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 |
| 三、经济需求——不断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 四、管理需求——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的需要 |
| 第三节 本文分析的理论模型 |
| 一、理论分析模型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模型的说明 |
| 第三章 国家局与主管部委评价分类和典型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局组织状态的“共性”与“个性” |
| 第二节 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评价分类 |
| 一、评价分类情况 |
| 二、评价分类的有关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民航局与交通运输部体制关系实证分析 |
| 一、民航局历史沿革及机构背景介绍 |
| 二、民航局与交通运输部在体制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民航局案例分析的反思和启示 |
| 第四节 粮食局与发展改革委体制关系实证分析 |
| 一、粮食局历史沿革及机构背景介绍 |
| 二、粮食局与发展改革委在体制关系方面形成的基本成效 |
| 三、粮食局案例分析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国外典型相关机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组织机构间“决策—执行”关系探讨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执行局模式(Excutive Agencies) |
| 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法定机构模式(Statutory Board) |
| 三、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组织机构间“决策—执行”关系研究启示 |
| 第二节 美国交通运输部与联邦航空局体制关系案例分析 |
| 一、美国内阁部归口管理的独立机构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可比性 |
| 二、美国交通运输部与联邦航空管理局体制关系分析 |
| 第三节 国外相关机构研究的经验启示 |
| 一、主管部委要有专业化的决策支撑机构 |
| 二、主管部委要建立强有力战略管理机制 |
| 三、归口管理的独立机构要保持适当的独立性 |
| 四、大部门体制下要注重建立普遍认同的组织文化 |
| 第五章 基于“决策-执行”关系的路径优化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于“决策-执行”关系的优化路径分析 |
| 一、组织结构优化路径:进行横向和纵向结构的重塑 |
| 二、组织权力优化路径:建立“行政三权”相互协调制约机制 |
| 三、人力资源优化路径:根据组织价值需求配备人才、发展人才 |
| 四、组织文化优化路径:推动部门间共同价值观引领和文化融合 |
| 第二节 优化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调整优化两者的机构设置 |
| 二、着力统分协调,进一步优化明确两者的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 |
| 三、科学配置机构规格和人员编制,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
| 四、统一价值目标,积极推进组织文化的重塑融合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不足 |
| 三、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 |
| 一、宏观经济后果 |
| 二、微观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 |
| 一、生产要素和生产工艺流程的影响因素 |
| 二、生产要素和生产工艺流程的经济后果 |
| 第三节 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 |
| 一、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因素 |
| 二、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经济后果 |
| 第四节 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 |
| 一、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因素 |
| 二、会计信息系统的经济后果 |
| 第五节 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因素 |
| 一、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 |
| 二、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技术创新、生产组织形式与成本管理创新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建构与观点提出 |
| 一、技术创新、生产要素构成变化与成本管理创新 |
| 二、技术创新、生产工艺流程进步与成本管理创新 |
| 三、技术创新、产出产品升级与成本管理创新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设计 |
| 一、案例选择说明 |
| 二、证据资料收集与处理 |
| 第四节 生产组织形式案例分析 |
| 一、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及成本管理创新 |
| 二、技术创新、生产工艺流程及成本管理创新 |
| 三、技术创新促进成本管理创新—基于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完善与成本管理创新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建构与观点提出 |
| 一、技术创新结果、组织结构特征变化与成本管理创新 |
| 二、技术创新方式、组织结构形式选择与成本管理创新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设计 |
| 一、案例选择说明 |
| 二、证据资料收集与处理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
| 一、大庆油田技术创新历程回顾 |
| 二、技术创新对组织结构形式的影响 |
| 三、技术创新对组织结构特征的影响 |
| 四、技术创新通过组织结构影响成本管理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技术创新、会计信息系统与成本管理创新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构建与观点提出 |
| 一、信息技术的创新历程 |
| 二、信息技术创新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 |
| 三、会计信息系统对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 |
| 四、信息技术创新对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路径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设计 |
| 一、案例选择说明 |
| 二、案例证据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案例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
| 一、采油二厂会计信息化案例分析 |
| 二、中国石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案例分析 |
| 三、案例分析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 |
| 四、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4）从党“建”金融到金融党建 ——中国共产党与金融关系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与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一) 政党演进过程中的资本因素 |
| (二) 政府与市场:政党与资本的间接关联 |
| (三) 中国共产党与金融的关系 |
| (四)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创新性与不足 |
| (一) 论文创新的尝试 |
| (二) 不足 |
| 四、学术研究方法 |
| 五、关键词说明 |
| (一) 资本 |
| (二) 金融 |
| 第一章 政党、资本与金融党建:概念上的阐释 |
| 第一节 资本、资本化与金融 |
| 一、马克思主义语意下的资本 |
| 二、金融:一种资本化形式 |
| 第二节 政党和政党的特性 |
| 一、政党:早期政治学文献的描述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重要特点 |
| 第三节 列宁、斯大林时期党与金融的关系 |
| 一、列宁时期的金融体制 |
| 二、斯大林时期的金融体制 |
| 三、党与金融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释 |
| 第四节 金融党建:政党与金融关系的进一步阐释 |
| 一、政党与资本的逻辑联系 |
| 二、政党与资本的逻辑矛盾 |
| 三、金融党建:党领导下政党与资本的关系重塑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革命初期至局部执政时期:党“建”金融 |
| 一、革命与钱:党“建”金融的现实依据 |
| 二、早期党“建”金融思想与实践 |
| 三、陕甘宁边区银行设立后的主要举措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元化领导”下的政党与金融 |
| 一、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方式 |
| 二、党政不分和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三、“一元化领导”下的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过程中的政党行为逻辑 |
| 一、经济分权背景下的金融体制改革 |
| 二、从财政分权到金融集权 |
| 三、改革过程中党的领导与金融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微观场域的金融党建 |
| 第一节 “嵌入”理论中的政党组织 |
| 一、政党的组织“嵌入” |
| 二、“嵌入”理论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金融企业中党组织的定位及存在方式 |
| 一、现代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 |
| 二、党组织的角色定位 |
| 三、“嵌入”视角中的党组织 |
| 第三节 党组织结构与功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 |
| 一、公司治理中的党组织 |
| 二、组织的自身建设与功能扩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观场域的金融党建 |
| 第一节 市场信用与政治信用 |
| 一、金融交易中的市场信用 |
| 二、信用的市场逻辑及其困境 |
| 三、政党的政治信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用 |
| 第二节 市场信用与政治信用的联动作用 |
| 一、新疆:信用水平与基层政权的双重推进 |
| 二、安顺:从政党“控制”到政党“整合” |
| 三、包头:破解城市棚改难题的探索 |
| 第三节 政策性金融:政治信用与市场信用的有机结合 |
| 一、政策性金融的源起 |
| 二、政策性金融的特点 |
| 三、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变以及各国的实践 |
| 小结 |
| 第五章 宏观场域的金融党建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党政治 |
| 一、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动 |
|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党政治 |
| 第二节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险 |
| 一、金融全球化 |
| 二、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与金融的关系 |
| 一、起步:以金融工具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
| 二、调整:从对外开放到融入全球化 |
| 三、目标:资本的辐射力与金融输出 |
| 小结 |
| 结语:“金融党建”再界定 |
| 一、什么是金融党建? |
| 二、治理视阈下的“金融党建” |
| 三、三种场域金融党建的再考察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党建理论依据 |
| 一、国有企业党建理论渊源 |
|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党建理论 |
| 三、习近平国有企业党建理论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党建内涵界定 |
| 一、国有企业党建的内涵 |
| 二、国有企业党建的特征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历史沿革 |
| 第二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之义 |
| 一、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党的建设 |
| 二、抓好党的建设与现代企业制度衔接是时代的要求 |
|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同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必备前提 |
| 第二节 加强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的关键 |
| 二、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关键 |
| 三、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影响力的关键 |
| 第三节 加强国企党的建设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
| 一、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有助于破解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境 |
| 二、加强党建有助于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转型升级 |
| 第四节 融合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与国企党组织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
| 一、国企党建工作是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保证 |
| 二、国企党建工作是彰显我国国有企业特殊优势之所在 |
| 第三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障碍 |
| 第一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建政治功能弱化 |
| 一、党组织自身定位不清晰 |
| 二、政治功能与企业经济属性不协调 |
| 三、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不突出 |
| 第二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党建意识淡薄 |
| 一、缺乏先锋意识 |
| 二、组织观念淡薄 |
| 三、服务意识欠缺 |
| 第三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员队伍素质低下能力不足 |
| 一、人员不足，队伍老化 |
| 二、意志消沉，作风涣散 |
| 三、本领欠缺，能力不足 |
| 第四节 中央巡视工作中暴露出的国有企业党建问题 |
| 一、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 |
| 二、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 |
| 三、“近亲繁殖”，选人用人存在严重不正之风 |
| 四、顶风违纪，“四风问题”禁而不绝 |
| 第四章 国企党建面临新挑战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造成的冲击 |
| 一、政企分开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二、产权多元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三、新公司法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第二节 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不到位是弱化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因 |
| 一、国有企业广大职工群众主体地位不突出 |
| 二、“新三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三会”功能和作用 |
| 三、过分集中“一言堂”现象时有存在 |
| 第三节 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未能有效衔接 |
| 一、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存在矛盾 |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人事管理方法方式陈旧，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
| 三、党管干部与市场化选聘各有侧重缺乏统一 |
| 四、将党的建设纳入企业经营管理者考核仍需完善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机制创新滞后 |
|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制滞后 |
| 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任用机制滞后 |
| 三、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滞后 |
| 四、国有企业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
|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
|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
| 二、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 |
| 三、强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第二节 坚持党的建设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不偏离 |
| 一、党的建设要明确定位支持“新三会”依法行使职权 |
| 二、要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抓党建 |
| 三、要围绕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抓党建 |
| 四、要围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抓党建 |
| 第三节 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管理权 |
| 一、坚持党组织对人事工作的领导权 |
| 二、坚持党组织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 |
| 三、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
| 第四节 坚持和完善好民主管理制度维护工人阶级合法权益 |
| 一、坚持和完善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
| 二、坚持和完善好职工董事制度 |
| 三、坚持和完善好职工监事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独创性声明 |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
| 摘 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的借鉴 |
| 1.3 研究思路 |
| 1.4 内容与结构 |
| 1.5 研究的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研究的难点 |
| 1.6.2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国有林区的范围、作用和特征分析 |
| 2.1 国有林区的范围 |
| 2.2 国有林区的地位 |
| 2.2.1 国有林区的生态地位 |
| 2.2.2 国有林区的经济地位 |
| 2.2.3 国有林区的社会地位 |
| 2.3 国有林区的特征分析 |
| 2.3.1 国有林区的政府性 |
| 2.3.2 国有林区的契约性 |
| 2.3.3 国有林区的社会性 |
| 2.4 小结 |
| 3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变迁 |
| 3.1 制度的概念及内涵 |
| 3.1.1 制度的概念 |
| 3.1.2 制度的内涵和作用 |
| 3.2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 |
| 3.3 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
| 3.3.1 制度变迁的概念 |
| 3.3.2 制度变迁的类型 |
| 3.3.3 制度变迁的作用 |
| 3.3.4 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
| 3.4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变迁的历程 |
| 3.4.1 完全的计划经济阶段（1949-1984） |
| 3.4.2 计划体制改革的阶段（1985-1994 年） |
| 3.4.3 市场经济建立的阶段（1995 年-至今） |
| 3.5 现有的国有林区的制度框架 |
| 3.6 小结 |
| 4.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的非均衡性 |
| 4.1 现象层面的非均衡性 |
| 4.1.1 森林资源危机严重 |
| 4.1.2 林区经济发展困难 |
| 4.1.3 林区贫困问题突出 |
| 4.1.4 林区潜在的社会问题 |
| 4.2 管理制度层面的非均衡性 |
| 4.2.1 国家对林区宏观管理的低效率 |
| 4.2.2 人、财、物等资源运用的低效率 |
| 4.2.3 森林资源经营的低效率 |
| 4.3 小结 |
| 5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5.1 政府失误和失灵 |
| 5.1.1 政府政策失误 |
| 5.1.2 政府行为越位 |
| 5.1.3 政府职能缺位 |
| 5.1.4 政府行为自身的缺陷 |
| 5.2 国有林业企业的制度缺陷 |
| 5.2.1 国有林区企业的非市场合约的特征 |
| 5.2.2 委托代理关系扭曲 |
| 5.2.3 国有林区的履约问题 |
| 5.3 产权不清、政企不分 |
| 5.3.1 政企不分的主要表现形式 |
| 5.3.2 政企难分的原因分析 |
| 5.3.3 政企不分的主要缺陷 |
| 5.4 市场发育程度不足 |
| 5.4.1 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薄弱 |
| 5.4.2 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不健全 |
| 5.4.3 人力资源进入市场的成本高 |
| 5.4.4 社会第三者的监督薄弱 |
| 5.5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的系统诊断 |
| 5.5.1 系统诊断原理 |
| 5.5.2 系统诊断的过程 |
| 5.5.3 关系判断矩阵 |
| 5.5.4 划分层次 |
| 5.5.5 计算影响域和影响强度 |
| 5.5.6 系统诊断因子层次结构分析 |
| 5.6 小结 |
| 6 国外林业管理制度借鉴 |
| 6.1 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制度 |
| 6.2 国有林的运行规则 |
| 6.2.1 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 |
| 6.2.2 政企分离的管理模式 |
| 6.3 私有林的运行规则 |
| 6.3.1 有效的政策引导 |
| 6.3.2 有力的政府扶持 |
| 6.3.3 健全的法律制度 |
| 6.3.4 私有林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4 中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6.5 小结 |
| 7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设计 |
| 7.1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设定的原则 |
| 7.1.1 “人本管理”和“能本管理”的理念 |
| 7.1.2 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
| 7.1.3 加快木材及林产品等物质产品的培育 |
| 7.1.4 即要保证公平又要兼顾效率 |
| 7.2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设定的依据 |
| 7.2.1 不同产权制度特征的理论分析 |
| 7.2.2 国有和私有产权在森林资源经营领域中的实证比较 |
| 7.2.3 私有产权在国有林区制度设定的逐步得到了认同 |
| 7.2.4 私有产权在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经营中的效益分析 |
| 7.3 国有林区的制度模型 |
| 7.4 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微观经济组织 |
| 7.4.1 林区确定私有产权的强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
| 7.4.2 新制度框架下的微观经济组织 |
| 7.4.3 林业企业组织形式取决于监督成本 |
| 7.5 有限理性的林区政府 |
| 7.5.1 政府的作为空间 |
| 7.5.2 政府不作为的领域 |
| 7.6 国有林区的市场体系建设 |
| 7.7 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 |
| 7.7.1 相互制衡的监督机制 |
| 7.7.2 产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 |
| 7.7.3 林业经营管理中的退出机制 |
| 7.8 小结 |
| 8 对策与措施 |
| 8.1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的强制性变迁 |
| 8.1.1 林区政府的职能重构 |
| 8.1.2 林区资产重组 |
| 8.1.3 林区林地及林木产权的重组 |
| 8.1.4 人力资本的重组 |
| 8.2 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
| 8.2.1 加大国家资金扶持 |
| 8.2.2 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 |
| 8.2.3 加快林区产业发展进程 |
| 8.2.4 积极培育社会中间组织 |
| 8.2.5 建立有效的法治体系 |
| 8.3 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博硕士论文同意发表的声明 |
（7）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1.1 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 |
| 1.1.2 组织部的国际比较 |
| 1.1.3 组织部为什么能成为“第一部”? |
| 1.1.4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央组织部对自身的工作研究 |
| 1.2.2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1.2.3 关于组织部的研究 |
| 1.3 问题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2. 建党时期的中央组织部 |
| 2.1 中央组织部成立的主要目的 |
| 2.1.1 组织群众的需要 |
| 2.1.2 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需要 |
| 2.1.3 指导工农运动的需要 |
| 2.1.4 国共合作的因素 |
| 2.2 早期中央组织部的主要工作 |
| 2.2.1 筹备党的“四大” |
| 2.2.2 提出组织工作思路 |
| 2.2.3 促进中央集权 |
| 2.2.4 制定交通办法 |
| 2.2.5 统计党员和组织情况 |
| 2.2.6 指导各地活动,分配人才 |
| 2.3 中央组织部的主要特征 |
| 2.3.1 与吏部相比 |
| 2.3.2 与苏共组织部相比 |
| 2.3.3 与后来的组织部相比 |
| 3. 组织部的发展和演变 |
| 3.1 1924-1949年的组织部 |
| 3.1.1 初期的探索与周折(1924-1928) |
| 3.1.2 工作起色(1928—1937) |
| 3.1.3 趋向成熟(1937-1949) |
| 3.2 1949—1978年的组织部 |
| 3.2.1 建国初期的工作(1949—1954) |
| 3.2.2 工作对象的拓展(1954—1966) |
| 3.2.3 “文革”时期的组织部(1966—1977) |
| 3.3 改革开放时期的组织部 |
| 3.3.1 落实干部政策(1977—1989) |
| 3.3.2 大规模地教育和培训干部(1989—2002) |
| 3.3.3 聚天下英才(2002-2012) |
| 4. 政治动员与有效组织 |
| 4.1 组织部面向干部的行动 |
| 4.1.1 对干部的认识 |
| 4.1.2 干部的选任 |
| 4.1.3 组织部的干部工作策略 |
| 4.2 组织部面向党员的行动 |
| 4.2.1 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动员 |
| 4.2.2 以党支部为基础的组织扩展 |
| 4.2.3 “先进分子”标准与思想政治教育 |
| 4.2.4 对党员的激励 |
| 5. 内部协调和运行机制 |
| 5.1 组织部职权分配和工作体系 |
| 5.1.1 中组部主要的职能机构 |
| 5.1.2 组织部门工作体系 |
| 5.2 主要工作准则 |
| 5.2.1 讲政治 |
| 5.2.2 服从纪律 |
| 5.3 决策和运行 |
| 5.3.1 组织网络 |
| 5.3.2 决策程序 |
| 5.3.3 调研机制 |
| 5.3.4 先行试验 |
| 5.3.5 执行过程的调节 |
| 6. 组织部处理对上关系策略 |
| 6.1 组织部的对上依附性 |
| 6.1.1 机构的撤销—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最严重表现 |
| 6.1.2 制度的规定—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基本保障 |
| 6.1.3 主导干部路线—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主要动机 |
| 6.1.4 强化中央集权—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一般结果 |
| 6.2 组织部的独立性 |
| 6.2.1 独立性的保持 |
| 6.2.2 确立独立性的挑战 |
| 7. 组织部的外部关系及部际竞争 |
| 7.1 主要联系机构 |
| 7.1.1 办公厅 |
| 7.1.2 宣传部 |
| 7.1.3 统战部 |
| 7.1.4 中纪委机关 |
| 7.2 主要协调事项 |
| 7.2.1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
| 7.2.2 党内教育实践活动 |
| 7.2.3 人才工作 |
| 7.2.4 扶贫济困 |
| 7.3 协调工作特点 |
| 7.4 部际竞争 |
| 7.4.1 组织部职能的扩大 |
| 7.4.2 组织部所处的竞争地位 |
| 7.4.3 三个“之家”建设 |
| 8. 组织部的反污名化策略 |
| 8.1 模范部门 |
| 8.1.1 各方对组织部的期许 |
| 8.1.2 组织部建设模范部门的努力 |
| 8.2 声望制度 |
| 8.2.1 政治机关:巩固中心地位 |
| 8.2.2 规章制度:建立共识观念 |
| 8.2.3 组织部长:部门象征 |
| 8.3 走出神秘 |
| 8.3.1 组织部的秘密工作的传统 |
| 8.3.2 组织部走出神秘的努力 |
| 8.3.3 成效 |
| 9. 超越惯性的努力 |
| 9.1 人才行动:结构上的跨越 |
| 9.1.1 建国前后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认识 |
| 9.1.2 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分子工作 |
| 9.2 “资本家”入党及组织建设创新 |
| 9.2.1 “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9.2.2 转变态度 |
| 9.2.3 试点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9.2.4 积极开展新社会阶层中的党建工作 |
| 10. 结语 |
| 10.1 组织部运行的“双强模式” |
| 10.2 新时期组织部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 |
| 10.3 组织部能动不足的隐忧 |
| 10.4 新的建设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附录: 相关调研分析 |
| 作者简历 |
（9）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10）国有企业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机制研究 ——基于两个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基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提出) |
| 1.2.1 研究问题1：企业内各主体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的存在性研究 |
| 1.2.2 研究问题2：各主体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过程研究 |
| 1.2.3 研究问题3：情境与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之间的关系研究 |
| 1.2.4 关于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为何聚焦资源型国有企业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学术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概念界定与释义 |
| 1.4.1 资源型国有企业的界定(限定研究对象的范围) |
| 1.4.2 人力资源实践的界定(管理方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 |
| 1.4.3 党组织跨界行为的界定(党组织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 |
| 1.4.4 工会实践的界定(工会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 |
| 1.4.5 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界定(管控结果) |
| 1.4.6 “新单位制”的界定(情境) |
| 1.4.7 “内部嵌入”与“外部嵌入”的界定(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度) |
| 1.5 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范式 |
| 1.5.2 技术路线图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管理方的行为：人力资源实践 |
| 2.1.1 人力资源实践的分类和构成 |
| 2.1.2 人力资源实践的结果变量 |
| 2.1.3 人力资源实践研究述评 |
| 2.2 企业党组织的行为：党组织跨界行为 |
| 2.2.1 研究党组织跨界行为的必要性 |
| 2.2.2 跨界行为的分类和构成 |
| 2.2.3 跨界行为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调节变量 |
| 2.2.4 跨界行为研究述评 |
| 2.3 企业工会的行为：工会实践 |
| 2.3.1 工会实践的分类和构成 |
| 2.3.2 工会实践的结果变量 |
| 2.3.3 工会实践研究述评 |
| 2.4 劳资冲突及其管控 |
| 2.4.1 劳资冲突的分类和影响 |
| 2.4.2 如何管控劳资冲突？两种主流学派的纷争 |
| 2.4.3 劳资冲突及其管控研究述评 |
| 2.5 劳资冲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理论视角：劳动过程理论视角 |
| 2.5.1 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性 |
| 2.5.2 劳动过程理论的意涵和优势 |
| 2.5.3 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 |
| 2.5.4 劳动过程理论研究述评 |
| 2.6 组织学习理论：解释管控过程中,劳动关系主体自身的变化过程 |
| 2.6.1 组织学习的意涵 |
| 2.6.2 组织学习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2.6.3 组织学习的影响因素 |
| 2.6.4 组织学习的作用 |
| 2.6.5 组织学习理论研究述评 |
| 2.7 社会交换理论：解释管控过程中,员工-组织关系的变化过程 |
| 2.7.1 社会交换理论释义 |
| 2.7.2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如何应用于劳动关系研究？ |
| 2.7.3 社会交换在组织内发生的层次 |
| 2.7.4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劳动关系研究述评 |
| 2.8 情境：“新单位制”及其转型的影响 |
| 2.8.1 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 |
| 2.8.2 市场经济下的资源型国有企业中的“新单位制” |
| 2.8.3 “新单位制”及其转型与集体性劳资冲突 |
| 2.8.4 “新单位制”的转型所带来影响的理论解释：嵌入理论 |
| 2.8.5 关于情境变化的影响之研究述评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案例研究方法简介 |
| 3.1.1 案例研究方法的意涵、发展和分类 |
| 3.1.2 为什么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
| 3.1.3 为什么本研究采用比较案例研究？ |
| 3.2 本案例研究的特殊之处：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2.1 拓展式案例研究的意涵、发展和分类 |
| 3.2.2 拓展式案例研究的特点 |
| 3.2.3 为什么本研究需要使用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2.4 本研究如何进行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3 案例选择 |
| 3.3.1 案例选择的抽样逻辑：理论抽样 |
| 3.3.2 案例选择的原因 |
| 3.4 数据收集与分析 |
| 3.4.1 数据收集方法 |
| 3.4.2 数据收集情况 |
| 3.4.3 数据分析方法 |
| 3.5 从数据到理论 |
| 3.5.1 方法论方面的说明 |
| 3.5.2 应用典型范例 |
| 3.6 效度和信度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案例背景 |
| 4.1 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 |
| 4.1.1 S1公司的基本情况 |
| 4.1.2 S2公司的基本情况 |
| 4.2 情境相同：均长期身处“新单位制”下,并面临转型 |
| 4.2.1 S1公司和S2公司均长期身处“新单位制”下 |
| 4.2.2 S1公司和S2公司均面临“新单位制”的转型 |
| 4.3 劳资冲突的管控效果对比：S1公司的失败与S2公司的成功 |
| 4.3.1 S1公司的管控失败：发生了集体性劳资冲突 |
| 4.3.2 S2公司的管控成功：未发生集体性劳资冲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存在性研究：各主体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的存在性及其构成 |
| 5.1 企业管理方：人力资源实践 |
| 5.1.1 S1公司的人力资源实践 |
| 5.1.2 S2公司的人力资源实践 |
| 5.1.3 S1、S2公司人力资源实践的对比 |
| 5.2 企业党组织：党组织跨界行为 |
| 5.2.1 S1公司的党组织跨界行为 |
| 5.2.2 S2公司的党组织跨界行为 |
| 5.2.3 S1、S2公司党组织跨界行为的对比 |
| 5.3 企业工会：工会实践 |
| 5.3.1 S1公司的工会实践 |
| 5.3.2 S2公司的工会实践 |
| 5.3.3 S1、S2公司工会实践的对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直接效应研究：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作用 |
| 6.1 企业管理方：人力资源实践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1.1 S1公司管理方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1.2 S2公司管理方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1.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6.2 企业党组织：党组织跨界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2.1 S1公司党组织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2.2 S2公司党组织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2.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6.3 企业工会：工会实践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1 S1公司工会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2 S2公司工会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介效应研究：班组长和工会的中介作用 |
| 7.1 中介过程的关键角色：工会(组织层面)和班组长(个体层面) |
| 7.1.1 组织层面的中介角色：工会 |
| 7.1.2 个体层面的中介角色：班组长 |
| 7.2 管理方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中介过程 |
| 7.2.1 S1公司管理方的中介过程 |
| 7.2.2 S2公司管理方的中介过程 |
| 7.2.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7.3 党组织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中介过程 |
| 7.3.1 S1公司党组织的中介过程 |
| 7.3.2 S2公司党组织的中介过程 |
| 7.3.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情境研究：“新单位制”及其转型对劳资冲突管控的影响 |
| 8.1 管控成败的“外部嵌入”分析：基于嵌入理论视角 |
| 8.1.1 S1公司管控体系的“外部嵌入”：差 |
| 8.1.2 S2公司管控体系的“外部嵌入”：好 |
| 8.2 管控成败的内部过程分析：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 |
| 8.2.1 管控成败的内部过程分析：直接效应分析 |
| 8.2.2 管控成败的内部过程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果与讨论 |
| 9.1 命题1：关于行为存在性的命题 |
| 9.1.1 命题1的提出(回应研究问题1) |
| 9.1.2 命题1相关内容的研讨 |
| 9.2 命题2：关于作用过程的命题 |
| 9.2.1 提出命题2.1(关于直接效应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2.1 |
| 9.2.2 提出命题2.2(关于中介效应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2.2 |
| 9.2.3 命题2的提出(回应研究问题2) |
| 9.3 命题3：关于情境影响的命题 |
| 9.3.1 提出命题3.1(关于“情境是什么”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3.1 |
| 9.3.2 提出命题3.2(关于“情境变化的影响”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3.2 |
| 9.3.3 命题3的提出(回应研究问题3) |
| 9.4 “涌现”出的其他研究发现：“关系”的重要性 |
| 9.5 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模型 |
| 9.5.1 “新单位制”下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图解 |
| 9.5.2 “新单位制”转型时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图解 |
| 9.6 贡献与启示 |
| 9.6.1 理论贡献 |
| 9.6.2 实践启示 |
| 9.7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9.7.1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9.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田野调研实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机关党委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机关党委工作[J]. 张学明. 学理论, 1994(01)
- [2]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D]. 赵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D]. 刘忠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从党“建”金融到金融党建 ——中国共产党与金融关系再思考[D]. 郭玥.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D]. 单豪杰. 兰州大学, 2017(03)
- [6]中国国有林区管理制度研究[D]. 邢红. 北京林业大学, 2006(02)
- [7]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D]. 许翾. 浙江大学, 2018(02)
- [8]如何发挥企业机关党组织的作用[J]. 徐三林. 中国石化, 1998(03)
- [9]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10]国有企业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机制研究 ——基于两个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D]. 鲁竞夫.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