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关于精神文明思想的启迪（论文文献综述）
张世定[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高尚[2]（2017）在《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被党和国家赋予重要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关系到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的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一个关注焦点:即聚焦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力求为旧题新作解析出一点新意;2、一个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为基础,结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及革命论作为贯穿全文的理论指导;3、一个分析框架:即以“冲击-反应”模式作为联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的桥梁,以揭示中国从封建主义经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机制;4、一组核心概念:即从文化学理论中提炼出诸如文化入侵与文化危机、文化幻觉和文化自觉、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再解释、文化涵化与文化重组等等,以此组建一个分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接受的学理系统;5、一个基本结论:即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胜利的重要基础。文章的基本思路如下: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方的崛起揭开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序幕,它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把处于落后状态的东方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又因其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西方列强对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的入侵既激化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随着西风冲击和中国反应的加深,推动了中国人民逐步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文章分别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外在环境与内在条件,并在文化传播理论的视野下分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三种机制:以在华洋人的新闻出版为载体的输入机制;以本土思想精英着书立说为媒介的转化机制;以学会社团宣传讲学为依托的扩散机制。与此同时则存在三种接受机制:即民族传统中对外来优秀文化的认同机制;在民族危机中应对严峻挑战的动力机制;在中外文化涵化过程中的内化机制。在方法上则借鉴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如何经过民族思想精英的本土化诠释,使中外不同的异质文化能够对接融合,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文化融合与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小京[3]（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马晨莲[4]（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张娟[5]（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丁燕燕[6]（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认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李媛媛[7]（2019）在《马君武育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和目标,也是教育实践发展的最高价值与追求。“育人”即对受教育者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以达到教育对象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使人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的身心健康的人才。可以说,培育具有综合能力和高尚品德的文明国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是每一时代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在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解放民众思想观念,追求独立个性与自由发展,探寻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众多先进爱国人士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举措。马君武生于激烈动荡、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作为我国着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广泛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社会思潮,在参与革命及教育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内容丰富的育人思想。为开启民智,涵养具有综合素质的新兴国民,推动近代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但也显现出若干历史局限性。新时代重新挖掘马君武育人思想的价值和不足之处,既能够对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起到重要启迪作用,也是为其育人思想注入新兴活力的有效之举。本文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展开系统梳理,依据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形成历程-理论体系-历史评价-现代价值”进行演进。首先,阐述马君武育人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展示其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其次,介绍马君武育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对其思想形成宏观把握和认识。再次,剖析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局限,肯定其巨大的历史贡献与存在的弊端。最后,立足新时代视角阐述马君武育人思想的重要现实启示,及在当代社会的拓展延伸,在传承其内在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他的育人思想。
袁博[8]（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黄建国[9]（2017）在《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陋俗文化形成于几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产物。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陋俗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直接导致农民群众备受陋俗文化束缚和压迫,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盲从迷信等色彩和倾向。民主革命时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众浓重的陋俗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思想意识上的最大敌人。如不肃清陋俗文化,党就成为农民的党,革命就不会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革命就会变为农民革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得不到贯彻落实,革命目标就不能实现,最终也就归于失败。如何才能在陋俗文化遍布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农村,宣传组织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思想文化革命,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肃清农民群众中的陋俗文化,使之认同并接受革命理论、积极参加革命的红线和主线。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现实,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从走俄国式革命之路到找到了自己的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积极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局部执政的实践尝试。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面对赣南、闽西地处封闭落后的山区,封建陋俗文化异常强大,陋俗文化充斥整个地区,农民群众身上尽是陋俗文化身影的现实,为克服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陋俗文化,改变他们对革命的盲从暖昧、冷漠甚至敌视,使之真正认同接受革命,并以高昂的斗志和亢奋的精神投身革命,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深入系统的反陋俗文化,极大地肃清了陋俗文化,建成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革命阶级觉悟、建立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发展了苏维埃政权、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论文由绪论和五章内容及结语构成。绪论主要就选题的依据及意义,阐述为什么研究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及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就研究的学术梳理和述评、思路和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进行阐述,介绍研究的相关情况。第一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相关概念界定。简单回顾了苏区和中央苏区的相关问题,主要阐述了陋俗文化的涵义、性质和危害,为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背景与原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等四个方面阐述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基于此阐述了中央苏区反陋文化的思想现实动因,主要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反陋俗文化的不彻底和局限性、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开展的历史必然、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先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需要、培养和造就工农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的需要、建设坚定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的需要五个方面。第三章是陋俗文化在中央苏区的现实表现和影响。陋俗文化充斥整个中央苏区,具体包括: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交织,宗教迷信和宗族家族陋习,落后愚昧生活和“黄赌毒”陋俗,封建婚姻和限制妇女陋习等,严重阻碍制约中央苏区革命发展。并重点从出身于旧社会的党员干部小农思想意识强烈、脱胎于旧中国的革命政权未能摆脱封建政权的阴影、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成为笼罩革命的“两个错误倾向”、宗族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革命大公无私无畏精神、陋俗文化是王明“左”倾错误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封建陋俗陋习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表现和影响。第四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重大举措。这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着重从立足文化知识教育、狠抓革命理论教育、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围绕妇女革命动员、着眼革命宣传教育方式、紧抓公共卫生宣传普及和毛泽东等杰出共产党人反陋俗文化的实践等七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途径方法,构建了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科学体系。第五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研究历史重要的是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重要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三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反陋俗文化建成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验证了革命没有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是不可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胜法宝、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等阐述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对当前肃清陋俗文化残余具有重要启示,主要包括:肃清陋俗文化残余必须以科学理论指导为根本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和关键、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着力点和增长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为重要环节、以创新宣传教育媒介载体为必然选择。结语对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指出反陋俗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任道重远的艰巨任务。新时期新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央苏区开始反陋俗文化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着手,从战略上进行全新的构思和设计,以此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探索,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肃清陋俗文化残余推向新的高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中切实肃清陋俗文化。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近代中国关于精神文明思想的启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中国关于精神文明思想的启迪（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的研究现状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动态分析 |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
| 第2章 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外在环境分析 |
| 2.1 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与马克思的解读 |
| 2.1.1 资本主义的崛起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2.1.2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 |
| 2.2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变局的时代课题 |
| 2.2.1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国的时代课题 |
| 2.2.2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反应”模式 |
| 2.2.3“冲击—反应”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具体表现 |
| 2.3 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和时代课题的显现 |
| 2.3.1 统治集团与思想精英对西风冲击的不同反应 |
| 2.3.2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和社会革命任务的显现 |
| 第3章 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内在条件分析 |
| 3.1 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客观条件 |
| 3.1.1 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发酵 |
| 3.1.2 甲午战争失败对国人的刺激 |
| 3.1.3 思想精英对世界大战的反思 |
| 3.1.4 十月革命给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
| 3.1.5 民族工业的发展 |
| 3.2 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主观条件 |
| 3.2.1 无产阶级的形成 |
| 3.2.2 先进分子的觉醒 |
| 3.2.3 革命政党的建立 |
| 3.3 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两种契合 |
| 3.3.1 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契合 |
| 3.3.2 与东方社会变革要求的契合 |
| 第4章 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机制分析 |
| 4.1 文化交往与跨文化传播理论 |
| 4.1.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
| 4.1.2 民族交往与跨文化传播 |
| 4.1.3 跨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 |
| 4.2 跨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机制分析 |
| 4.2.1 五个W传播模式：以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为例 |
| 4.2.2 传播主体与受体：以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为例 |
| 4.2.3 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以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为例 |
| 4.2.4 传播渠道：以日本、欧美、俄国三个渠道为例 |
| 4.3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 |
| 4.3.1 影响文化传播的因素：传出文化对借入文化的实用价值 |
| 4.3.2 传出文化被整合为借入文化后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
| 4.3.3 西方学者的文化启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传播 |
| 4.3.4 传播过程及其各阶段的影响 |
| 第5章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接受机制分析 |
| 5.1 保持文化传统的三大要素与优秀文化的认同机制 |
| 5.1.1 三大要素对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作用 |
| 5.1.2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
| 5.2 近代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力机制 |
| 5.2.1 文明的“挑战-应战”机制理论：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为例 |
| 5.2.2 文化涵化与文化互化: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为例 |
| 5.3 近代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化机制 |
| 5.3.1 文化再解释与文化重组 |
| 5.3.2 文化变革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开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 四、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 |
| 第一节 知识新变引发的乡土关注 |
| 一、“别求新声”的教育经历 |
| 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身份危机催生的乡土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中国再发现 |
| 第四节 乡土志(教科书)形塑的“乡土中国” |
| 一、由爱乡到爱国:乡土中国的同理推衍 |
| 二、《中国矿产志》与鲁迅的乡土中国观 |
| 第二章 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 |
| 第一节 白话文学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异域文学启迪 |
| 第三节 现代思想内涵的确立 |
| 一、科学教育思潮引领的思想启蒙 |
| 二、现代校园培养的民主自由思想 |
| 第三章 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 |
| 第一节 “儿童本位”教育观与儿童的发现 |
| 第二节 “归乡”模式新变 |
| 第三节 文化空间下的乡愁书写 |
| 一、乡愁意象的转换运用 |
| 二、主体性建构下的两种乡愁与风景 |
| 第四节 作为知识的民俗书写 |
| 一、民俗知识与家国想象 |
| 二、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的乡村信仰--以庙宇祠堂为例 |
| 第四章 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 |
| 第一节 “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 |
| 第二节 现代学校:“乐园”与“窘境” |
| 一、解放天性的乐园 |
| 二、窘境:封闭乡村中的异质化存在 |
| 第三节 教师角色与启蒙职责 |
| 第四节 学生、女学生的乡村境遇 |
| 第五节 乡绅与教育变革中的乡村权势变迁 |
| 一、教育变革下的乡绅形象流变 |
| 二、从《孔乙己》到《离婚》:乡绅权势的常与变 |
| 第五章 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遴选评介 |
| 一、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
| 二、乡土文学概念的确定 |
| 第二节 教科书编写与文学史叙事 |
| 一、教科书编写的权力 |
| 二、文学史叙事的力量 |
| 第三节 教育与知识生产 |
| 一、知识教授与文学传承 |
| 二、作为教师的鲁迅与五四乡土文学 |
| 余论 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7）马君武育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来源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四、概念界定 |
| (一) 马君武的教育思想 |
| (二) 马君武的道德思想与德育思想 |
| (三) 马君武的育人思想 |
| 第一章 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历史考察 |
| 一、马君武育人思想的构建条件 |
| (一) 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 |
| (二) 东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碰撞 |
| (三) 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 二、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 萌芽时期 |
| (二) 形成发展时期 |
| (三) 成熟完善时期 |
| 第二章 马君武育人思想的理论体系 |
| 一、马君武育人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唤醒保家卫国意识的政治思想 |
| (二) 提升国民道德素质的道德观念 |
| (三) 培育个人综合素养的价值理念 |
| (四) 建设优良校风学风的育人意识 |
| 二、马君武育人思想体现的科学方法 |
| (一) 榜样力量的典型示范 |
| (二) 理论实践的有效结合 |
| (三) 奖励惩戒的合理运用 |
| 第三章 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历史评价 |
| 一、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一) 传播先进政治思想广开民智 |
| (二) 批判陈旧道德树立优良风尚 |
| (三) 激发爱国情怀丰富民族精神 |
| (四) 实施举措推动近代教育发展 |
| 二、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政治思想更多偏重革命号召 |
| (二) 革命实践与人民群众的相互脱离 |
| (三) 陷入过分强调“道德价值论”的思想漩涡 |
| 第四章 马君武育人思想的现代价值 |
| 一、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育人的价值导向 |
| (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育人的内在追求 |
| (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育人的根本任务 |
| (四) 创建适宜外部环境是育人的重要保障 |
| 二、马君武育人思想的当代拓展 |
| (一) 将心理素质作为育人的重点 |
| (二) 注重和完善民众的法治观教育 |
| (三) 发展突出个人主体性的自我教育法 |
| (四) 发展注重个人成长与时代进步相结合的情感教育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学术活动及成果 |
（8）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9）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依据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梳理和述评 |
| (一) 中央苏区研究梳理 |
| (二) 陋俗文化研究梳理 |
| (三)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梳理 |
| (四)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苏区 |
| 一、苏维埃的含义 |
| 二、苏区的时间和区域 |
| 三、苏区的地位和影响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 |
| 一、中央苏区的时间跨度 |
| 二、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 |
| 三、中央苏区的地位影响 |
| 第三节 陋俗文化 |
| 一、陋俗文化的涵义 |
| 二、陋俗文化的性质 |
| 三、陋俗文化的危害 |
| 第二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背景与原因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的呈现和反映 |
|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社会历史环境 |
| 四、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思想现实动因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反陋俗文化的不彻底和局限性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开展的历史必然 |
| 三、建设先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需要 |
| 四、培养和造就工农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的需要 |
| 五、建设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的需要 |
| 第三章 陋俗文化在中央苏区的现实表现和影响 |
| 第一节 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交织掌控人民群众 |
| 一、革命前“四权”是反动统治最强有力的工具 |
| 二、革命后“四权”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是革命的大敌 |
| 三、附着的官僚等级特权思想严重影响革命发展 |
| 第二节 宗教迷信和宗族家族陋习是限制革命的重要因素 |
| 一、宗教迷信作为精神寄托严重影响革命热情 |
| 二、宗族家族陋习作为人身依附严重影响革命意识 |
| 第三节 落后愚昧生活和“黄赌毒”陋俗严重制约革命 |
| 一、落后愚昧生活是迟滞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原因 |
| 二、“黄赌毒”陋俗是影响革命发展的罪恶毒瘤 |
| 第四节 封建婚姻和限制妇女陋习严重阻碍妇女参加革命 |
| 一、封建婚姻是束缚控制妇女的最大精神枷锁 |
| 二、限制妇女陋习是妇女自由解放革命的主要羁绊 |
| 第五节 封建陋俗陋习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表现和影响 |
| 一、出身于旧社会的党员干部小农思想意识强烈 |
| 二、脱胎于旧中国的革命政权未能摆脱封建政权的阴影 |
| 三、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成为笼罩革命的“两个错误倾向” |
| 四、宗族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革命大公无私无畏精神 |
| 五、陋俗文化是王明“左”倾错误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重大举措 |
| 第一节 立足文化知识教育反陋俗文化 |
| 一、设置教育机构构建教育体系,积淀反陋俗文化的文化因素 |
| 二、编印文化教育书刊教材,拓宽反陋俗文化媒介 |
| 三、掀起识字学习运动,扩大文化知识受众群体 |
| 第二节 狠抓革命理论教育反陋俗文化 |
| 一、着重思想建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
| 二、开办党校及训练班,开拓反陋俗文化的平台和阵地 |
| 三、开展革命理论教育,启迪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 |
| 四、增进革命理想信念认同,奠定反陋俗文化的思想基因 |
| 第三节 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反陋俗文化 |
| 一、以革命政权建设,营造反陋俗文化政治生态 |
| 二、健全监督监察体系,着力反对苏区各种陋俗陋习 |
| 三、以先进模范典型,造就一支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 |
| 四、打造最廉洁的执政,获取最广泛的革命资源 |
| 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消除“左”倾错误生存的根基 |
| 第四节 围绕妇女革命动员反陋俗文化 |
| 一、以革除陋俗婚姻为突破,打破妇女束缚的封建枷锁 |
| 二、以参加政治生活为重点,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
| 三、以革命和生产“双重任务”,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
| 四、以妇女解放与发展,营造反陋俗文化的社会氛围 |
| 第五节 着眼革命宣传教育方式反陋俗文化 |
| 一、通过出版发行革命书刊,宣传革命反陋俗文化 |
| 二、通过革命标语口号,宣传革命反陋俗文化 |
| 三、通过群众性文艺活动,宣传革命新思想新文化 |
| 四、以通俗化大众化教育,为反陋俗文化提供动力保障 |
| 第六节 紧抓公共卫生宣传普及反陋俗文化 |
| 一、宣传普及提高公共卫生知识,改变愚昧落后生活状态 |
| 二、着力于公共卫生建设反陋俗陋习,树立新生活观念 |
| 第七节 毛泽东等杰出共产党人反陋俗文化实践 |
| 一、毛泽东反陋俗文化改造农民成分的党 |
| 二、朱德加强军队建设反陋俗文化 |
| 三、周恩来围绕右倾和“左”倾错误反陋俗文化 |
| 四、张闻天在反王明“左”倾错误中反陋俗文化 |
| 五、刘少奇着力改造工矿企业反陋俗文化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三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 |
| 二、反陋俗文化建成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 |
| 三、验证了革命没有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是不可能胜利 |
| 四、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胜法宝 |
| 五、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对当前肃清陋俗文化残余的启示 |
| 一、必须以科学理论指导为根本要求 |
| 二、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和关键 |
| 三、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着力点和增长点 |
| 四、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
| 五、必须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为重要环节 |
| 六、必须以创新宣传教育媒介载体为必然选择 |
| 结语 反陋俗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任道重远的艰巨任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近代中国关于精神文明思想的启迪（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2]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研究[D]. 高尚. 华侨大学, 2017(10)
- [3]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4]《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5]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马君武育人思想研究[D]. 李媛媛. 广西大学, 2019(01)
- [8]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9]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D]. 黄建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