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至2001年度中国最大的1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任长秋[2]（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李国英[3]（2020）在《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应该实现高质量发展。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萎缩以及国内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价格的上涨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下降,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增值率低、国内产业链条短、缺乏自主创新基因等,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积极实施“再工业化”,另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中国加工贸易订单向外转移加速。因此,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情况下,作为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关键途径的中国加工贸易,其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优势依托问题日益凸显,探索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然后从综合优势视角出发,反思比较优势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陷阱,构建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研究其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发掘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概之,本研究不仅从优势依托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贸易理论分析视角,而且为实现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南,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一方面系统梳理了以往主要解释和指导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发现:不论是有李嘉图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外生要素禀赋优势,还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和新兴古典学派的内生比较优势,在解释中国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源泉及发展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表现在理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伪,面对“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困境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无法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困境和对策统一到同一理论框架下。另一方面,综合优势战略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经济发展取决于由该地区或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劳动、资本等）、分工创新优势（技术、工业化水平等）和交易效率优势（各种硬件设施和配套政策措施等）所构成的综合优势,综合优势越大,其竞争力越强,即同时兼备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产品、企业或产业最具竞争力,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问题上更具有实操性。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假设:（H1-H3）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着的正向作用;（H4）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是通过综合优势这个中介效应机制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作用;（H5）综合优势对实现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分别构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综合优势的衡量指标体系并量化;其次,用熵权法计算出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综合优势、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交易效率优势得分;进而从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以1998-2013年的全国层面的数据做时间序列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二是以省域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通过动态面板GMM（矩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全样本、分地区样本和分时段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综合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综合优势的影响作用最大且存在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综合优势通过中介效应机制来发挥作用,提升交易效率是增强加工贸易综合优势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中国加工贸易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要素禀赋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影响作用更强;在加工贸易较发达的东部省市和时间断点后分工创新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略高于要素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作用,这与供应链水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大,但在要素禀赋优势影响作用下降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呈弱化趋势。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提出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四个思路: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区域和产业差异化发展思路、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和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进而,基于这四个思路提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即明确已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培育中国加工贸易新综合优势:一是是依据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结合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培育区域综合优势产业和具有综合优势的主导产业,通过动态化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加工贸易的总体水平;二是促进要素禀赋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要素密度逆转”、促进分工创新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的制造升级、促进交易效率优势的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成本优势;三是完善对内对外开放的相关配套措施,借助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完善外商投资的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实现新开放共赢。
王佼[4]（2020）在《陕西省外资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在技术创新的各方面投入呈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R&D经费支出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二。在我国每年的R&D经费支出中,企业层面的R&D经费支出占绝大多数,可以说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支柱。外资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研发投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经济成果和效率进行研究,不仅能对企业微观层面的战略制定提供依据,也对国家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带来重要意义。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采用不同样本和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相去甚远:一方面主流观点认为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乏有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会产生滞后影响、负向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本文以陕西省外资企业2012-2016年的年检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陕西省外资企业基本情况和绩效情况、陕西省外资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的分析,挖掘外资企业的研发和绩效的特征;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等实证方法,分析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当期影响、滞后性和累积性效应、不同研发投入程度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对当期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2）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累积性,相比滞后2期,滞后1期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因此陕西省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3）研发投入并非越多越好,在合理的限度内,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影响,一旦超出该限度,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就具有负面影响,两者关系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4）当期和滞后1期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都存在倒“U”型的相关关系,滞后1期的倒“U”型曲线相比当期的曲线发生右移并变得更加陡峭,当期的研发投入强度最优值为22.16%,滞后1期的研发投入强度最优值为66.99%,滞后1期的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出现得更晚,且一单位研发投入强度引起的企业绩效水平增加量更高。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外资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决策时,应有依据地安排研发进程,确保资金投入在时间和规模上的合理性。
董博[5]（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与此同时,借助于吸引外资带动贸易发展的模式,使我国出口技术含量和质量长期低端锁定,不利于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开放经济的两轮之一,它的快速增长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参与国际竞争的单一模式。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切实提高了母国出口产品质量,从而对我国企业在出口竞争中的地位造成影响,目前学界尚未有明确的结论。基于此,本论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从国家、地区及企业层面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本论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不同动机、不同区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途径;其次,本文构建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再次,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展进行总结,并采用单价法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初步测度;之后本文分别从国家、地区和企业层面就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二,出口产品质量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且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较低的水平。进一步细分发现,中等质量产品在我国出口占比最大且比重逐年增加。出口至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要高于出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且不同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分布差异较大;第三,国家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着正向影响,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受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基础设施、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等因素也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影响;地区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其他地区;企业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剔除自选择效应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着正向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王鑫[6]（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侯翔[7]（2020）在《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时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以实现晋升为主要动机的持续性地方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题,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竞争的理念和手段也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竞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成为当前管理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政治和经济竞争背后的作用机理,揭示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表现形式和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行为模式和策略特征,即构建反映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广义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2000-2016年期间地方政府“政绩性竞争”、“公共性竞争”、“显性竞争”、“隐性竞争”、“自主性竞争”、“依赖性竞争”等不同竞争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适度的地方政府竞争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过度的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本分析时段内,总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其空间溢出效应也促进了其他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证实了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已逐步从竞争转向竞合的良性发展状态。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探索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因和改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提供了定性、定量上的分析依据,在以下方面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其一,建立了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初步理清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其二,本文在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较深入地刻画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和表征,结合学界和政府已有成果,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全局主成分分析模型应用到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评价中去。其三,引入三类空间权重矩阵（地理相邻、人均产出、外商直接投资）以识别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测算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影响。
耿米塞[8]（2020）在《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86年以来,老挝初步废除了计划经济,逐步建立了宏观层次的市场经济。老挝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好几年超7%,在东盟国家中名列前茅。中老贸易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其金额也大幅度增长。目前,中国是老挝最大的投资国,据中方统计,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金额已经累计高达约65.5亿美元。老挝在中国的实际投资约4900万美元。中老合作前景广阔。老挝国内发展目前有12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已成为老挝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这12个经济特区中,其中有4个是中国企业投资的。截至目前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是老挝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在老挝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老命运共同体正在推动全面合作。本文就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做出以下三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1）本文以老挝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中国直接投资的意图、方向和影响,立足于老挝本身分析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因素,从多个角度深入了解老挝吸引中国外资的情况。（2）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基础上,在老挝国内网和中国国内网收集多方数据,立足于宏观角度,以大量数据为支持,分析老挝的发展方向及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3）本文深入研究中国对老挝不同行业投资情况,通过数据资料分析中国投资该行业对于老挝该行业发展的影响,并分析老挝产业结构是否因此发生调整变化,从而分析得出外资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从中国对老挝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投资政策等多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与老挝的经贸合作以及中国对老挝各个行业的直接投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不仅有利于老挝获取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有利于丰富相关的理论,具有理论意义。当前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矿业、电力、农业、工业与手工业、服务业。行业分布与老挝的经济基础及资源禀赋密切有关。老挝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鼓励中国投资者到老挝投资。本文最后为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提出建议,改善基础设施,,老挝政府有必要提高与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效率,提高外商投资资金到位的及时性。加强政治互信,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制定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相关投资政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老挝投资环境正在日益优化,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也在加紧步伐。本文将以中国企业投资老挝的实际例子,阐述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历程、现状和未来,并发掘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中国企业投资老挝铺平道路,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蒋捷媛[9]（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张堂云[10]（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二、2000至2001年度中国最大的1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至2001年度中国最大的1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3）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 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 |
| 1.4.1 加工贸易 |
| 1.4.2 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1.4.3 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的文献回顾 |
| 2.1.1 国际分工的本质 |
| 2.1.2 国际分工的生产模式 |
| 2.1.3 国际分工导致的贸易方式 |
| 2.1.4 跨国经营的运行机制 |
| 2.2 基于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实践的文献回顾 |
| 2.2.1 加工贸易发展可依托的优势 |
| 2.2.2 加工贸易的利益 |
| 2.2.3 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困境 |
| 2.2.4 加工贸易发展对策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优势依托理论 |
| 3.1 比较优势理论 |
| 3.1.1 比较优势理论梳理 |
| 3.1.2 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 |
| 3.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
| 3.2.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概述 |
| 3.2.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经济与分工经济 |
| 3.2.3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模型 |
| 3.3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
| 3.3.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
| 3.3.2 综合比较优势应用的扩展——综合优势战略论 |
| 3.3.3 综合优势战略论的数理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4 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上的适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困境与发展方向 |
| 4.1 中国加工贸易基本状况 |
| 4.1.1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演变 |
| 4.1.2 中国加工贸易的基本状况 |
| 4.2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困境 |
| 4.2.1 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比较优势陷阱” |
| 4.2.2 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 |
| 4.3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 |
| 4.3.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
| 4.3.2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内在要求 |
| 4.3.3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发展的动力 |
| 4.3.4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制造业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的重要渠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全国层面 |
| 5.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指标与特征事实 |
| 5.1.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指标 |
| 5.1.2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事实 |
| 5.2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和特征事实 |
| 5.2.1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 |
| 5.2.2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特征事实 |
| 5.3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模型构建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检验 |
| 5.3.3 误差修正模型 |
| 5.3.4 实证分析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省域层面 |
| 6.1 计量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
| 6.1.1 实验设计与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 估计策略及实证检验结果 |
| 6.2.1 描述性统计和面板数据检验 |
| 6.2.2 估计策略及结果 |
| 6.2.3 综合优势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
| 6.2.4 综合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上的作用机理 |
| 6.3 实证分析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 |
| 7.1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思路 |
| 7.1.1 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 |
| 7.1.2 差异化发展思路 |
| 7.1.3 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 |
| 7.1.4 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 |
| 7.2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2.1 差异化发展路径 |
| 7.2.2 局部跨越式发展路径 |
| 7.2.3 新开放共赢路径 |
| 第八章 研究创新、不足与展望 |
| 8.1 研究创新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陕西省外资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界定 |
| 2.1.1 研发投入的定义 |
| 2.1.2 企业绩效的定义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创新理论 |
| 2.2.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生命周期理论 |
| 2.3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1 研发投入对当期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2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滞后性影响 |
| 2.3.3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 |
| 第三章 陕西省外资企业基本情况及绩效情况分析 |
| 3.1 陕西省外资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
| 3.1.1 外资企业主要投资来源国家(或地区)统计 |
| 3.1.2 外资企业区域分布情况 |
| 3.1.3 外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
| 3.1.4 外资企业投资方式情况 |
| 3.2 外资企业经营绩效分析 |
| 3.2.1 外资企业资产规模 |
| 3.2.2 外资企业盈利亏损分析 |
| 3.2.3 外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情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西省外资企业研发投入情况分析 |
| 4.1 陕西省R&D投入与全国R&D投入分析 |
| 4.2 陕西省规模以上企业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R&D投入分析 |
| 4.3 陕西省外资企业R&D投入情况分析 |
| 4.3.1 不同投资形式比较 |
| 4.3.2 不同资金来源国(或地区)比较 |
| 4.3.3 不同行业分布比较 |
| 4.3.4 不同高新技术类型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研发投入与当期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
| 5.1.2 研发投入与滞后期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
| 5.1.3 不同水平段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
| 5.2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5.3 研究变量及定义 |
| 5.3.1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 |
| 5.3.2 核心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强度 |
| 5.3.3 控制变量 |
| 5.4 模型设定 |
| 5.5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6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 |
| 5.6.1 研发投入一次项对当期/滞后期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6.2 研发投入二次项对当期/滞后期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 |
| 1.2.2 OFDI母国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3 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框架、方法及范围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范围 |
| 1.4 研究难点、创新及不足 |
| 1.4.1 论文研究难点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1.4.3 论文研究不足 |
| 2 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与模型构建 |
| 2.1 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 |
| 2.1.1 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 |
| 2.1.2 不同区位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 |
| 2.2 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构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OFDI和出口的发展及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 3.1 我国OFDI的发展 |
| 3.1.1 我国OFDI的增长 |
| 3.1.2 我国OFDI的分布 |
| 3.2 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
| 3.2.1 中国出口规模与方式 |
| 3.2.2 我国出口贸易的特点 |
| 3.3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 3.3.1 测度方法介绍 |
| 3.3.2 测度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国家层面 |
| 4.1.1 计量模型构建、方法与数据选取 |
| 4.1.2 静态面板估计 |
| 4.1.3 动态面板估计 |
| 4.2 地区层面 |
| 4.2.1 计量模型构建、方法与数据选取 |
| 4.2.2 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层面 |
| 4.3.1 计量模型构建、方法与数据选取 |
| 4.3.2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宏观层面政策建议 |
| 5.2.2 微观层面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 |
| 2.1.1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
| 2.1.2 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 |
| 2.2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2.2.1 政策沿革及发展历程 |
| 2.2.2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 |
| 2.2.3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 2.3 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 |
| 2.3.1 五大发展理念 |
| 2.3.2 产业升级和“效率” |
| 2.4 小结:研究现状评论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经济高质量发展界定 |
| 3.1.2 地方政府竞争界定 |
| 3.2 作用特征 |
| 3.3 影响机理:基于不同竞争方式的分析 |
| 3.3.1 支出竞争 |
| 3.3.2 税收竞争 |
| 3.3.3 晋升竞争 |
| 3.4 影响机理:基于生产要素层面的分析 |
| 3.4.1 区域异质性 |
| 3.4.2 流动性 |
| 3.4.3 外部性 |
| 3.5 数理模型演绎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事实描述 |
| 4.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
| 4.1.2 地方政府竞争指标体系 |
| 4.2 方法论和数据来源 |
| 4.3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评价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测度步骤 |
| 4.4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描述 |
| 4.5 地方政府竞争评价结果呈现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 |
| 5.2.1 基准回归 |
| 5.2.2 稳健性检验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对策建议 |
| 6.1 基本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垄断优势理论 |
| 2.1.3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 |
| 2.1.4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5 比较优势理论 |
| 2.1.6 投资环境理论 |
| 2.1.7 投资周期理论 |
| 2.1.8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1.9 技术地方化理论 |
| 2.1.10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老挝对外投资国内研究现状 |
| 2.2.2 老挝对外投资国外研究现状 |
| 2.2.3 研究述评 |
| 3 老挝吸引外资投资环境现状及外商投资动因分析 |
| 3.1 老挝吸引外资投资概况 |
| 3.1.1 外商对老挝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3.1.2 外商对老挝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 |
| 3.1.3 外商投资老挝的行业及其变化 |
| 3.1.4 外商投资老挝的国际贸易效应 |
| 3.2 老挝吸引外资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变量的选择 |
| 3.2.2 假设变量关系 |
| 3.2.3 回归模型的建立 |
| 3.2.4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3.2.5 协整检验 |
| 3.2.6 VECM误差修正模型 |
| 3.2.7 结果分析 |
| 3.3 老挝吸引投资环境现状 |
| 3.3.1 基础设施 |
| 3.3.2 投资政策 |
| 3.3.3 金融体系 |
| 3.3.4 税收体系 |
| 3.4 外商投资老挝动因分析 |
| 3.4.1 市场导向型因素 |
| 3.4.2 所有权导向型优势 |
| 3.4.3 区位导向型优势 |
| 3.4.4 内部化导向型优势 |
| 3.5 直接投资对老挝企业影响的传导机制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效应实证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 |
| 4.1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总量分析 |
| 4.1.3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概况 |
| 4.1.4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 |
| 4.2 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立 |
| 4.2.2 数据的选择和相关说明 |
| 4.2.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2.4 协整分析 |
| 4.2.5 结果分析 |
| 4.3 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资本供给 |
| 4.3.2 技术输入 |
| 4.3.3 产业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
| 4.4 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第一产业技术溢出的大小 |
| 4.4.2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第二产业技术溢出的大小 |
| 4.4.3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第三产业技术溢出的大小 |
| 4.4.4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三次产业技术溢出分析 |
| 4.5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老合作的挑战与前景 |
| 4.5.1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老合作的挑战 |
| 4.5.2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老合作的前景 |
| 4.6 本章小结 |
| 5 老挝吸引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机会及风险 |
| 5.1 老挝吸引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5.1.1 基础设施薄弱 |
| 5.1.2 产业结构不合理 |
| 5.1.3 人力资源问题 |
| 5.1.4 执法力度不足 |
| 5.2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机会分析 |
| 5.2.1 老挝具备适宜中国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
| 5.2.2 老挝国内资源丰富,生产要素价格低廉 |
| 5.2.3 老挝经济增长快速,区位优势明显 |
| 5.2.4 2014-2018年间具体投资热点 |
| 5.3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
| 5.3.1 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现象比较普遍 |
| 5.3.2 投资法律体系不完备,政策随意性大且缺乏透明度 |
| 5.3.3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四、2000至2001年度中国最大的1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3]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D]. 李国英. 广西大学, 2020(07)
- [4]陕西省外资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王佼.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6)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D]. 董博.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D]. 侯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研究[D]. 耿米塞.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9]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