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清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论文文献综述）
刘峰[1]（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王金娜[2]（2017）在《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文中提出再生产理论主要研究统治阶层与劳工阶层再生产,认为家庭阶层背景与学校教育能“自动符应”,强调阶层结构而非行动者的力量,没有考虑到阶层内部个体的差异性。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对中产阶层子女为主的白云小学和劳工阶层子女为主的蓝天小学进行田野调查,对20位母亲、4位父亲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利用场域、权力、符码理论探究中产阶层再生产如何在“国家支配教育实践”和中产阶层母亲“适应”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提出国家与中产阶层母亲同时发挥作用,兼具教育优势和教育风险,包含阶层惯习再生产和学业成就再生产的中国中产阶层再生产理论,即“新再生产”理论。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发现,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主要包括密集教育干预、教育选择、教育应对和教育参与。这四种教育卷入分别与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义务教育类政策的“分流”偏好、减负政策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家校合作政策的“家长责任”偏好相关。其中,前两种政策偏好具有明显的中产阶层性,契合中产阶层母亲的阶层惯习,给其子女带来潜在教育优势;“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对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母亲均有利与弊,不具有中产阶层性;“家长责任”偏好反映某些中产阶层母亲的利益诉求,具有不完全的中产阶层性。田野调查发现,尽管两所个案小学的教育实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教育改革政策支配下的教育实践具有弱国家、强市场、强家长的“家长主义”偏好。弱国家功能体现在两所小学的“教育功能”弱化、X市小学教育系统的“选拔功能”弱化;强市场功能体现在X市公办学校的就近入学制度、民办学校制度、课外补习场域的兴起与白云小学的“半精致型教育符码”;强家长责任体现在两所小学的家校合作制度。“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不仅要求家长“占有”资本,而且要求发挥个人能动性“有效激活”资本“适应”实践,才能实现阶层再生产。这使得教育获得主要依赖父母的资本和主体性,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因而存在教育风险。面对“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大多数中产阶层母亲能“有效适应”。她们在情感资本的推动下,激活惯习、发挥主体性,采用各种策略激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成为新再生产的行动者。情感资本包括教育责任感、高教育期望、教育焦虑和教育操心,由女性的性别结构、中间层的社会地位、教育场域共同作用而成,主要被中产阶层母亲所占有,是她们成为新再生产行动者的根本动因。除此之外,惯习、场域和主体性都是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卷入的动力因素。我国中产阶层再生产有先后进行的两条路径。第一,小学中年级以前以阶层惯习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教育责任感”的推动下,激活中等趣味、个性化性情、科学育儿偏好,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实施密集教育干预,培养孩子具有主体性且知识素养、兴趣特长、文化品位等全面发展;再选择表意性秩序相对开放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博放惯习”。劳工阶层母亲实施粗放教育干预,让孩子就读表意性秩序封闭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大众惯习”。第二,小学中、高年级以后以学业成就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较高“教育期望”的推动下,受被建构的中小学场域、母亲所在的“体制内工作”场域、“热知识”等影响,激活“苦行”性情、“非学校化”性情、风险意识,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选择优质而精致的补习班、“团课”等策略实施精约式教育应对;在“教育焦虑”的推动下,受地方性知识影响,激活“追求教育优势”性情、“阶层惯习排斥”性情,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以房择校、证书择班、考试择班进行教育选择;在“教育操心”的推动下,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以个人活动的形式参与学校教育,并使用与教师保持平等的不平等关系的策略进行教育参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有利于孩子学业成就再生产,但也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学习负担。劳动阶层母亲因资本、惯习的影响,给孩子报低质或不报课外补习班、无力教育选择、消极教育参与,不利于孩子学业成就的获得,但学习负担得以减轻。受我国升学制度的影响,阶层惯习与学业成就关联性不大,阶层惯习对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独立价值。然而,阶层内部存在差异性,并不是所有中产阶层母亲都能适应“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时间资本匮乏和居住位置偏远阻碍密集教育干预;“新型读书无用论”、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阻碍“精约式教育应对”;教师的专断权力,以家委会、信任为表现形式的集体社会资本的匮乏抑制参与学校教育;教育学类知识抑制参与家庭教育;孩子中等以下的学业资本量,母亲坚守师德惯习、重视知识惯习、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优越惯习阻碍与教师互动。其中,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使母亲成为反思性行动者、抵抗者。另外,激活资本未必产生教育利润,错过最佳时间、与教师保持绝对平等关系的激活资本方式不利于孩子的教育获得。这使得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多样性和风险性。因而,有必要增强学校教育功能、规范课外补习机构、弱化教育“分流”机制、改变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通过增加“国家责任”改变教育实践的“家长主义”偏好,以破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阶层间义务教育不公平日益凸显、中产阶层子女学业负担日益沉重的难题。
崔延力[3]（2019）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党的历史证明,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党的领袖群体。众所周知,延安时期是中共领袖群体从幼稚不断走向成熟稳定的时期,也是党的理论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时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全面总结与概括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促进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多次改选和调整,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袖群体。期间中共领袖群体逐渐从一个不够健全、不够成熟和不够稳定的群体,逐渐发展成为党的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和最成熟的领袖群体之一,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主体。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具有显着的历史特点,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这些历史特征彰显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的基本能力。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面临着复杂的时代背景:第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因此,党的使命与责任要求党的领袖群体必须开展理论创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第二,中共处于复杂的矛盾斗争当中,迫切需要党的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第三,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理论挑战,既要揭露国民党“假三民主义”的威胁,也要清除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因此,党的领袖群体必须通过开展理论创新,应对党内外出现的理论挑战;第四,党内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为党的领袖群体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氛围;第五,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为党的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理论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坚持古为中用,立足于民族自身,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的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之根;另一方面,坚持世界眼光,立足于时代,在反复分析、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之魂。延安时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共领袖群体通过四个方面举措开展理论创新:第一,以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第二,通过调查研究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三,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四,重视大批理论工作者的“智囊”作用。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通过多种途径,最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斗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凝结了党的领袖群体的智慧结晶,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系统考察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与概括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得出:第一,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主导;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抵制错误文化思潮;第三,坚持把理论创新继承性和时代性有机结合;第四,坚持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原则;第五,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增强党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左志强[4]（2005）在《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后果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农民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农民负担本身是个“中性”词,具有自身的内涵。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关键在于农民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农民负担过重产生有它的历史根源,即建国初期国家发展战略的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形成了中国“二元结构”社会。而部门利益恶性膨胀、政府行为急功近利、法制建设不够完善和农民收入缓慢则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现实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业大国,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经济上,农民负担过重直接影响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农民大幅度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疲软,极有可能延缓全国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问题,直接影响党群、干群的关系,涉及农村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大局。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严重性、普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有标本兼治,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适应形势变化,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大力推进“三化”改革,彻底解放农民;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实现负担公平;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从立法和组织上保护农民利益。
孙迪亮[5]（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物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其测度指标具有多元性，其中最常用、最主要的指标是生活水平指标，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增K率来苻代。具体到农民的物质利益，一般也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改芊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W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对农民物质利益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既蕴含着许多基于新的实践而生成的新理念、新观点，从而体现出其现实创新性，也承接了古今中外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思想理论，从而体现出其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渊源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实现;r农结合与城乡协调的理论、H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的理论、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理论等；二是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农民、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是R趋深化、与时俱进的：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生活上的严重困苦，屮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随着农村脱贫目标的基本完成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鉴于农民小康总体实现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中国共产党自本世纪以来形成了以ia求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在每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相应举措。中M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解答了"为什么"实现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解答了"怎么样"实现农民物顶利益的问题。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iff，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视之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维护全H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和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铬径，屮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是"加减并用"。所谓"加"，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总量，这主要依赖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三个途径：所谓"减"，即减轻农^负担。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评析应恪守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进行，既不应为之涂脂抹粉，更不应对之无端指责，而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与局限，并就此进行善意而中肯的建言献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良好效应。但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民大国里，彻底解决九亿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确非易事，因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上，也总是闪露出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是：从思想的生成上看，应急性有汆而前瞻性不足；从思想的内涵上着，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从思想的践行上看，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鉴于此，在末来的发展完善中，理应重点强化三个环节，即：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郭瑞萍[6]（2005）在《农民负担过重的实质与农村税费改革思路的偏差》文中认为2000年开始的税费改革虽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却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未认清农民负担过重的实质,从而导致农村税费改革思路出现了偏差。农民负担过重实质上是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远远高于农民所获得的农村公共产品,所以,正确的农村税费改革思路应该是,农民的税费负担应与他们所获得的农村公共产品基本等价。为此,应将农村税费制度纳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框架内,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革。
胡洪曙[7]（2005）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分析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较少顾及消费者的需求、基层政府财力的不足以及农民本身存在的文化特质等原因,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供给效率低下、总体不足、结构失衡、筹资不规范、农民负担沉重、城乡二元供给。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试图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以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以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提高供给的效率与公平为指导,在完善农村个人产权、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改革现行的农业税体制、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农村财税体制,并且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供给,从而最终建立一个既重效率又重公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一、农村公共产品的特征和功能农村公共产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在多层次性、较强的外溢性、范围的相对外延性、低效性、高依赖性及分散性等几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工业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为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发展提供保障;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降低农业风险;有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市场等。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对比研究在需求表达方面,人民公社时期和承包责任制时期比较类似,都是以领导者的政治、经济理性为主,农民的真实需求表达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在决策方面,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所有的决策权都被集中于社队或社队以上的各级政府;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虽然村民们有了一定的冲动和通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仍没有突破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的体制。在筹资方面,就物质成本分摊而言,人民公社时期是在分配之前直接从各个基本核算单位扣除,而在承包责任制下,是由农户直接交纳。就人力成本分摊而言,公社时期是以增加工分总数、降低工分值的方式分摊的,而在承包责任制时期大部分需以货币形式支付。在生产和管理方面,公社时期主要是自我生产、自我管理,而在承包责任
阳斌[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孙延青[9]（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邓国军[10]（2019）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重视历史研究,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发展中汲取智慧是党的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时期,党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武装农民、发动农民的重要方式,组织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队士兵、宣传员下乡进村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针,组织革命斗争。党结合革命中心任务要求,围绕土地革命、支前参战、发展生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农民革命热情,提高农民革命信心、动员了农民革命力量,促进了党的革命事业顺利进行。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农民,善于运用合理的方式方法影响农民。列宁认为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教育农民。毛泽东认为党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深入调查农民,围绕中心任务、运用科学方法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初创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不断深化农民问题的认识,把唤醒农民、提高农民政治觉悟作为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党根据形势变化和革命具体任务,不断地推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为解放战争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党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急剧变化的国内革命发展形势下,必然需要教育农民认清国内发展趋势,主动选择光明前途,同反革命势力做坚决斗争,争取革命的全面胜利。与此同时,解放战争的革命对象、革命道路方式也要求必须动员农民力量。没有广大的农民支持是不可能打败强大的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革命历练,中国共产党员也有力量、有组织、有经验教育动员农民。解放战争时期,党根据革命目标任务,结合革命实际和形势发展需要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以形势任务教育为基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阶级教育为突破口,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为重点,法制纪律教育为保障,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引导。解放战争时期,党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径是土地革命、支前工作、冬学活动、诉苦活动、整党运动。党灵活地运用了多种方法教育农民,采用最多、最体现时代特色、最管用有效的方法主要是启发引导法、比较教育法、典型教育法、宣传教育法、形象教育法。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保证了土地革命顺利进行,动员了广大农民参与解放战争,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威望和社会公信力。但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党的理论教育重视不够、依靠运动式教育等。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完成了历史使命,积累了宝贵经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引领力;结合中心工作,提高创造力;满足利益需求,提高吸引力;注重问题导向,提高说服力;创新途径方式,提高感染力;强调知行一致,提高认同力。新时代下,党要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善用科学理论武装农民,要在为民办实事中教育提高农民,运用新媒体、文艺等符合时代特色、农民乐于接受的方法教育农民,要严管农村党员干部,加强教育引导,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作用。
二、认清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清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个人意义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 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中产阶层的相关研究 |
| (二) 父母教育卷入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 研究现场的选择 |
| (二)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三) 资料收集的方法 |
| (四) 资料整理与分析的方法 |
| 五、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阶层再生产的理论视野 |
| 一、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机制 |
| (一) 首属效应:家庭资本与教育分层 |
| (二) 次属效应:家庭选择与教育分层 |
| 二、学校的再生产机制 |
| (一) 经济再生产机制 |
| (二) 文化再生产机制 |
| 三、家长教育卷入的再生产机制 |
| 四、未来的路径:“国家支配-母亲教育适应”的再生产机制 |
| 第二章 素质教育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与母亲的教育干预 |
| 第一节 素质教育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与高资本化 |
| 一、精致型符码的概念 |
| 二、素质教育政策的“精致型符码”偏好 |
| 三、新课程改革的“精致型符码”偏好 |
| 四、素质教育的“高资本化” |
| 第二节 个案学校的素质教育实践 |
| 一、白云小学表意性秩序的相对开放性 |
| 二、白云小学工具性秩序的封闭性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密集教育干预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密集教育干预的主导者与教育责任感 |
| 二、密集教育干预的符码类型与特征 |
| 三、密集教育干预的过程 |
| 四、密集教育干预的动因 |
| 五、密集教育干预的阻碍因素 |
| 六、密集教育干预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减负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与母亲的教育应对 |
| 第一节 减负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 |
| 一、减负政策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 |
| 二、个案学校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与小学教育选拔功能的弱化 |
| 第二节 课外补习场域的形成与阶层再生产 |
| 一、课外补习机构的崛起与监管缺失 |
| 二、课外补习机构作为阶层再生产的新工具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精约式教育应对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精约式教育应对的主体与高教育期望 |
| 二、精约式教育应对的过程 |
| 三、精约式教育应对的动因 |
| 四、精约式教育应对的阻碍因素 |
| 五、精约式教育应对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义务教育的“分流”偏好与母亲的教育选择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类政策的“分流”偏好与教育不公平 |
| 一、重点学校政策与“就近入学”的教育不公平 |
| 二、民办教育政策与民办学校的阶层排斥 |
| 三、重点班制度的教育不公平 |
| 第二节 教育实践的“分流”偏好:X市重点学校场域与“王牌”资本 |
| 一、重点高中场域与高升学率 |
| 二、重点初中场域与特权、重点校制度 |
| 三、重点小学场域与中上阶层家长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教育选择的主体与教育焦虑 |
| 二、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标准 |
| 三、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动机 |
| 四、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过程 |
| 五、中产阶层母亲教育选择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与母亲的教育参与 |
| 第一节 家校合作政策的教育责任转移:由“教师责任”到“家长责任” |
| 一、建国后到20世纪末之前教师作为家校合作的主要责任者 |
| 二、21世纪初家长作为家校合作的主要责任者 |
| 第二节 家校合作实践的“家长责任”偏好:个案学校的家校合作制度 |
| 一、个案学校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制度 |
| 二、个案学校的家长参与家庭教育制度 |
| 三、两所个案学校家校合作制度的异同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参与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教育参与的主体 |
| 二、主动参与:中产阶层母亲参与学校教育与集体社会资本 |
| 三、半主动参与:中产阶层母亲参与家庭教育与个人社会资本 |
| 四、中产阶层母亲与教师的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再生产:国家支配与母亲的教育适应 |
| 第一节 国家支配下中产阶层再生产的教育优势与教育风险 |
| 一、教育优势:教育改革政策偏好的中产阶层性 |
| 二、教育风险:教育实践的“家长主义”偏好 |
| 第二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适应:新再生产的行动者及两条路径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新再生产的行动者 |
| 二、阶层惯习再生产 |
| 三、学业成就再生产 |
| 第三节 破解教育改革难题的路径:从“家长主义”偏好到“国家责任” |
| 一、增强学校教育功能 |
| 二、弱化教育“分流”机制 |
| 三、规范课外补习机构 |
| 四、改变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其研究价值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价值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形成与巩固 |
| 2.1 遵义会议后中共领袖群体的变化 |
| 2.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新的领袖群体形成 |
| 2.3 1943年3 月中共领袖群体的新变化 |
| 2.4 中共七大中共领袖群体的最后形成 |
| 2.5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历史特点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时代环境 |
| 3.1 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
| 3.2 中共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之中 |
| 3.3 中共党内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 |
| 3.4 中共的理论面临严重的挑战 |
| 3.5 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意蕴 |
| 4.1 深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蕴含 |
| 4.2 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启蒙与教化 |
| 4.3 科学与民主新文化的直接洗礼 |
| 4.4 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坚信不疑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途径与方法 |
| 5.1 以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5.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调查研究 |
| 5.3 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5.4 重视大批理论工作者的“智囊”作用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 |
| 6.1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新 |
| 6.2 武装斗争理论的创新 |
| 6.3 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 |
| 6.4 群众路线理论的创新 |
| 6.5 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主导 |
| 7.2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抵制错误文化思潮 |
| 7.3 坚持把理论创新的继承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 |
| 7.4 坚持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原则 |
| 7.5 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4）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后果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农民负担涵义的全面考察 |
| 1、农民概念的刍议 |
| 2、农民负担的含义 |
| 3、农民负担的分类 |
| 4、农民负担的内涵 |
| 二、农民负担过重原因的辩证解读 |
| 1、国家发展战略失误 |
| 2、部门利益恶性膨胀 |
| 3、政府行为急功近利 |
| 4、法制建设不够完善 |
| 5、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
| 三、农民负担过重的后果分析 |
| 1、农民负担过重造成的经济后果 |
| 2、农民负担过重产生的政治后果 |
| 四、减轻农民负担过重的对策思考 |
| 1、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
| 2、适应形势变化，努力提高农民收入 |
| 3、大力推进“三化”改革，彻底解放农民 |
| 4、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 |
| 5、完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实现负担公平 |
| 6、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通 |
| 7、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
| 8、从立法和组织上保护农民利益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相关概念解析 |
| 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 |
| （一）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
| （二） 实现工农结合与城乡协调 |
| （三） 国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 |
| （四） 促进农民合作化 |
| 二、 国际借鉴：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 |
| （一） 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 |
| （二） 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三） 改造传统农民 |
| （四） 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 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1978－1990） |
| （一） 改革之初农民的贫弱与困苦 |
| （二） 中国共产党保障农民温饱的思想与举措 |
| 二、 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1991－2001） |
| （一） 农村脱贫目标的完成与小康标准的制定 |
| （二） 中国共产党实现农民小康的思想与举措 |
| 三、 以促进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2002－） |
| （一） 农民小康的总体实现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 |
| （二） 中国共产党促进农民共富的思想与举措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 |
| 一、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一） 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夯实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 |
| （二） 通过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而激发国民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 |
| 二、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 |
| （一） 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
| （二）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之举 |
| 三、 维护全国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
| （一） 农村社会稳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前提 |
| （二）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是农村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
| 四、 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 |
| （一）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全民共富 |
| （二） 全民共富的关键是增进农民的物质利益 |
| 五、 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 |
| （一） 国际人权斗争的实质与中国的回应 |
| （二）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 |
| 一、 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 |
| （一） 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考察 |
| （二） 农民物质利益受损与新农村建设的重启 |
| （三）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物质利益之增进 |
| 二、 首要依托：农业现代化 |
| （一） 农业现代化是增进农民物质利益的首要依托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 （三） 中国共产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
| 三、 必由之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
| （一）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关键靠“农”外 |
| （二） 中国共产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论与实践 |
| 四、 战略举措：减轻农民负担 |
| （一）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必须“加减”并用 |
| （二） 中国共产党农民减负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三） 中国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之评析 |
| 一、 历史贡献 |
| （一） 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
| （二） 实践上的良好效应 |
| 二、 现实缺憾 |
| （一） 思想的生成：应急性有余而前瞻性不足 |
| （二） 思想的内涵：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 |
| （三） 思想的践行：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 |
| 三、 未来发展 |
| （一） 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 |
| （二） 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 |
| （三） 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分析与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五节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村公共产品的特征和功能 |
| 第一节 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 |
| 第三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
| 第二节 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比较 |
| 第四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三节 各国经验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五章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分析 |
| 第一节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分析 |
| 第三节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后果 |
| 第六章 农村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 |
| 第一节 农村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均衡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条件分析 |
| 第七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伦理基础及决策机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制度伦理分析 |
| 第二节 村民自治的个人产权基础 |
| 第三节 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与公共选择 |
| 第八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和生产改革 |
| 第一节 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农村财政体制 |
| 第二节 完善农村税制 |
| 第三节 农村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机制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重点 |
| (二) 研究的难点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 (二) 运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农民 |
| (三) 善用合理的方式方法广泛影响农民 |
| 二、列宁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一) 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的迫切的问题 |
| (二) 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 |
| (三) 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教育影响农民 |
| 三、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一) 重视农民问题,强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
| (二) 深入调查农民,把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 |
| (三) 围绕中心工作,调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四) 运用合理方式,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
| 第二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基础 |
| 一、解放战争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 党初创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 (二)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 (四)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 二、解放战争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经验借鉴 |
| (一) 高度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首要前提 |
| (二) 内容科学,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内在要求 |
| (三) 方式多样,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有效条件 |
| (四) 组织有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基本保障 |
|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背景 |
| 一、形势要求:需要教育农民认清国内革命发展形势 |
| (一) 战和之间,需要教育动员农民积极准备,应对复杂局面 |
| (二) 全面内战,需要教育动员农民坚定立场,勇敢反击自卫 |
| (三) 战略反攻,需要教育动员农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
| 二、斗争需要:革命道路方式决定了必须动员农民力量 |
| (一) 革命斗争的对象决定了需要教育动员农民 |
| (二) 革命斗争的方式和道路决定了需要紧紧依靠农民 |
| (三) 农民作为重要民主革命力量需要动员组织 |
| 三、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组织领导教育农民 |
| (一) 党的正确领导是政治保障 |
| (二) 人民政权和武装力量是力量保障 |
|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形势教育 |
| (一) 政治形势教育 |
| (二) 军事形势教育 |
| (三) 经济形势教育 |
| 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 |
| (一) 革命前途教育 |
| (二) 革命性质教育 |
| (三) 革命长期性教育 |
| (四) “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念教育 |
| 三、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教育 |
| (一) 破除旧思想,宣传阶级观念 |
| (二) 讨论“谁养活谁”,提升阶级意识 |
| (三) 划成分斗地主,开展阶级斗争教育 |
| 四、党的政策教育 |
| (一) 经济政策教育 |
| (二) 军事政策教育 |
| (三) 民主政策教育 |
| (四) 文化政策教育 |
| 五、法制纪律教育 |
| (一) 法制观念教育 |
| (二) 战勤纪律教育 |
|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途径 |
| 一、在土地改革中教育农民 |
| (一) 宣传党的土地政策,教育农民翻身做主 |
| (二) 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激发农民阶级斗志 |
| (三) 鼓励保卫土改果实,动员农民参军支前 |
| 二、在支前工作中教育农民 |
| (一) 开展生产支前教育,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
| (二) 开展参军参战教育,动员农民走向前线 |
| (三) 加强民工组织教育,把民工队当成学校来办 |
| 三、在冬学活动中教育农民 |
| (一) 冬学组织:保障冬学顺利 |
| (二) 冬学内容:强调政治教育 |
| (三) 冬学方式:力求生动活泼 |
| (四) 冬学目的:促进文化翻身 |
| 四、在诉苦活动中教育农民 |
| (一) 走访宣传动员,启发农民忆苦 |
| (二) 组织集体诉苦,鼓励苦主吐苦水 |
| (三) 引导深挖苦根,积极开展斗地主 |
| 五、在整党运动中教育农民 |
| (一) 整党缘由:推进土地改革 |
| (二) 整党实施:开门整党 |
| (三) 整党效果:整顿改善了党和群众两支队伍 |
|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
| 一、启发引导法 |
| (一) 提问启发:解除思想疙瘩 |
| (二) 民主讨论:相互提高认识 |
| (三) 正面说服:坚持正确方向 |
| 二、比较教育法 |
| (一) 比较鉴别:增强辨别能力 |
| (二) 回忆对比:启发思想觉悟 |
| (三) 横向比较:促进反思提高 |
| 三、典型教育法 |
| (一) 选树优秀典型 |
| (二) 组织学习典型 |
| (三) 培养照顾典型 |
| 四、宣传渗透法 |
| (一) 明确宣传内容 |
| (二) 改进宣传方法 |
| (三) 丰富宣传载体 |
| 五、形象教育法 |
| (一) 改造旧戏剧,创造新内容 |
| (二) 改造旧艺人,塑造新文艺工作者 |
| 第七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及问题 |
| 一、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 保证了土地改革顺利进行 |
| (二) 动员了广大农民支前参战 |
| (三) 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 思想观念上:错误思想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 |
| (二) 教育内容上:党的理论教育不足 |
| (三) 教育方式上:依赖运动式教育 |
| 第八章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
| 一、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 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力 |
| (二) 结合中心工作,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力 |
| (三) 满足利益需求,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
| (四) 注重问题导向,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 |
| (五) 选用合适方法,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 |
| (六) 强调知行一致,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力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一) 提高认识,重视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 (二) 突出重点,坚持用科学思想理论武装农民 |
| (三) 把握要点,注重在为民办实事中教育农民 |
| (四) 创新方式,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影响农民 |
| (五) 抓住关键,强化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认清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2]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D]. 王金娜.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3]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D]. 崔延力. 西北大学, 2019(01)
- [4]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后果及对策研究[D]. 左志强. 华侨大学, 2005(05)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D].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2012(12)
- [6]农民负担过重的实质与农村税费改革思路的偏差[J]. 郭瑞萍. 科技导报, 2005(05)
- [7]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分析与改革路径研究[D]. 胡洪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5(12)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10]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邓国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