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世界”的学说——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研究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姚宏志[1]（2021）在《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产生于西方,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在积极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此基础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孙珊[3]（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研究表明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张雪飞[4]（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韩长袁[5]（2021）在《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初探》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受西方教育传入的影响,传统教育受到冲击,传统德育观念发生嬗变。在中国德育学科尚未创建之时,具有时代先进性和重要价值的杜威德育思想进入中国,并对中国德育和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对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西方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较多,但是对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专门研究却相对较少。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中外教育交流与比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本研究对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初步探究,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通过对其时发表的期刊报纸文献、着作、学人日记和回忆录等多元化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力图展现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早期图景。本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首先,对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背景进行概述,梳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教育思想背景,以及杜威德育思想的重要价值,为杜威德育思想的传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按照杜威来华之前、杜威在华期间、杜威离华之后的时间线索,通过对当时发表的期刊报纸文献、杜威在华讲演、出版的学术着作等揭示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具体路径与方式。再次,归纳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传播媒介多样、传播人员众多、传播内容丰富、传播时间长和范围广。最后,总结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德育研究和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对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改革的影响等方面。
万永彪[6]（2020）在《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主张向十月革命学习,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主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建党思想,聚焦“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立党、建党为了什么”等问题,形成了其建党思想。因此,深入探究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深刻内涵、鲜明特点以及当代价值,不仅有助于全面揭示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为深入领悟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长期以来,学界对李大钊从事的事业、思想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地位与作用、思想等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仍有可以拓宽和挖掘的领域,尤其是在其建党思想领域,截止目前此方面尚没有系统性的论着问世。因此,借鉴学界同仁已有的成果,采用逻辑分析、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方法,力图在对李大钊原着深度解读、阐释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当代价值,总结李大钊着作、论述、实践活动中带有规律性、个性化的建党思想结构及鲜明特点,更为全面地把握李大钊建党思想内涵和体系,以求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有所指导,是本论文的主旨。李大钊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建党思想为指导,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经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建党思想,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等层面,系统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这样的党、建党为了什么”等问题,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工人阶级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强固、精密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坚实保障,工农大众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变革的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其崇高目标是挽救民族和振奋国群”等一系列重要主张、论断和观点。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斗争形成伟大的实践。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而且积极主导参与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不仅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想的论辩,而且积极领导、指导和参与北京、天津、唐山、内蒙等地方党团的建设,积累丰富的建党经验,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深邃宽广的思想视野和亲力亲为的党团建设,展现李大钊建党思想历史的继承性、鲜明的时代性、非凡的实践性、卓越的预见性等鲜明特点。李大钊建党思想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升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农民同盟军思想、武装斗争思想的认识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也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建党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革命的产物,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即使放之于今天的中国,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傅辰晨[7]（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李俊尧[8]（2020）在《论鲁迅自然科学素养对其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文中提出作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开创者和反封建思想家,鲁迅拥有多元的知识结构,包纳了新旧学说与中西文化,其中,自然科学素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对鲁迅学习、思考、运用自然科学的状况进行整体性研究,探索鲁迅自然科学素养与其文学创作、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以期突破固有的研究思维,发现鲁迅“文学之外”的一面。鲁迅一生研习、应用自然科学知识的历程,按照时空节点、活动内容为线索,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鲁迅分别走过了对自然科学萌发兴趣、对重点理论深入探索、以及进入特定领域亲身实践的发展轨迹。终其一生,鲁迅始终没有失去对于自然科学的热情和兴趣,但其研究自然科学及从事相关活动的经历集中于求学南京时期和留日时期。鲁迅所拥有的自然科学素养,是家学氛围、时代潮流以及个人选择等多种因素共同凝聚而成的结晶。从自然科学影响的角度观察鲁迅,可以发现其思想层面上的多重身份认定:作为接受者,鲁迅在打通“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的逻辑通路之后完成了“立人”思想的构建与发展,并随着个人经历的变化不断对其进行丰富、革新和调整;作为观察者,鲁迅根据长期实践的规律,总结出了具有爱国、辩证、严谨求实等特征和品质的自然科学观,并用这种标准时刻关注科学的发展演进;作为传播者,鲁迅在准确判断近现代中国自然科学需求的基础上,秉持“中间物”的思想核心,以独特的传播思想向社会输入自然科学精神与理论。作为一名文学巨匠,鲁迅善于在作品中加入自然科学元素。在创作历程中,鲁迅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具有创造性的认知与运用,并在理论观点上实现了从“本能”到“生命力量”的跨越;在进行“疾病书写”的过程中,鲁迅以社会体验和个人体验的内容为基础,用医者身份对国民性病征进行诊疗,并且以患者年轻化、病症高致命性等特点隐喻社会发展前景;同时,鲁迅还在散文、杂文中创造性地加入自然科学观点,用以批判伪善的封建道德和奴隶社会文化心理,达到扩展言说范围、丰富批判形式、提升情感力度的目的。
陈元[9]（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认为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刘爱广[10]（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二、关于“世界”的学说——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研究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世界”的学说——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研究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输入中国 |
| 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迅速传播 |
| 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 |
| (一)经济学 |
| (二)政治学 |
| (三)社会学 |
| (四)历史学 |
| (五)逻辑学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 |
| (二)早期传播 |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行性分析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 一、传教士群体 |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加强中外教育比较与交流的重要性 |
| 2.近代中国传统德育观念的嬗变 |
| 3.杜威德育思想与近代德育转型相契合 |
| (二)选题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1.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2.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比较研究法 |
| 3.历史研究法 |
| 4.生活史 |
| (五)研究目标、难点与拟创新点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难点 |
| 3.研究的拟创新点 |
| 一、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
| (一)西方教育的传入 |
| (二)中国传统德育观念的嬗变与中国德育学科尚未建立 |
| 1.中国传统德育观念的嬗变 |
| 2.中国德育学科尚未建立 |
| (三)杜威德育思想具有先进性 |
| (四)小结 |
| 二、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
| (一)杜威来华之前 |
| (二)杜威在华期间 |
| (三)杜威离华之后 |
| 1.着作传播 |
| 2.期刊报纸传播 |
| (四)小结 |
| 三、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
| (一)传播媒介多样 |
| 1.期刊报纸传播 |
| 2.讲演传播 |
| 3.着作传播 |
| 4.教学传播 |
| (二)传播人员众多 |
| (三)传播内容丰富 |
| (四)传播时间长、范围广 |
| 四、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
| (一)对德育研究和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 |
| 1.吴俊升对杜威德育思想的吸收与传播 |
| 2.学界对杜威德育思想的吸收与发扬 |
| (二)对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的影响 |
| 1.对1922 年新学制的影响 |
| 2.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1 李大钊建党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2.1.1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 |
| 2.1.2 十月革命的胜利 |
| 2.1.3 民国初年政党建设的实践 |
| 2.1.4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 |
| 2.2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思想 |
| 2.2.2 列宁建党思想 |
| 2.3 李大钊的自身文化背景 |
| 2.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
| 2.3.2 日本留学经历 |
| 2.4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发展历程 |
| 2.4.1 民国初年超政党思想的政党观的形成 |
| 2.4.2 “府院之争”时期政党观的提高与变迁 |
| 2.4.3 十月革命后创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思想的形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党的性质:建立什么样的党 |
| 3.1.1 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
| 3.1.2 建立工人阶级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
| 3.2 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怎样建立党 |
| 3.2.1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 |
| 3.2.2 强固、精密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坚实保障 |
| 3.3 党的基本纲领:建党为了什么 |
| 3.3.1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方向 |
| 3.3.2 挽救民族、振奋国群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目标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实践 |
| 4.1 李大钊与北京、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4.1.1 李大钊与北京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4.1.2 李大钊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
| 4.2 李大钊与唐山党团组织的创建及工人运动的开展 |
| 4.2.1 李大钊与唐山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4.2.2 李大钊与唐山工农运动的开展 |
| 4.3 李大钊与其他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创建 |
| 4.3.1 李大钊与内蒙古、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 |
| 4.3.2 李大钊与晋、豫、陕、甘等地党组织的创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特点及地位 |
| 5.1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特点 |
| 5.1.1 历史的继承性 |
| 5.1.2 鲜明的时代性 |
| 5.1.3 非凡的实践性 |
| 5.1.4 卓越的预见性 |
| 5.2 李大钊建党思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影响 |
| 5.2.1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认识 |
| 5.2.2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认识 |
| 5.2.3 对农民同盟军思想的认识 |
| 5.2.4 对武装斗争思想的认识 |
| 5.3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建党思想 |
| 5.3.1 李大钊建党思想与陈独秀建党思想 |
| 5.3.2 李大钊建党思想与蔡和森建党思想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当代价值 |
| 6.1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 |
| 6.1.1 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个“拯救中国的导星”不动摇 |
| 6.1.2 不断增强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
| 6.2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有机结合 |
| 6.2.1 必须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情状”和“实境” |
| 6.2.2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 |
| 6.3 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6.3.1 强固、精密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保障 |
| 6.3.2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 6.4 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 6.4.1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
| 6.4.2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
| 6.5 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 6.5.1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目标 |
| 6.5.2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现状述评 |
| 六、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萧条与西方国家的应对 |
| 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 |
| 二、法西斯统制经济 |
|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 |
|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
|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 |
|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 |
| 三、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需要 |
| 章节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 |
| 二、国家社会主义 |
| 三、单税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受日本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
| 一、中国传统的土地公有思想 |
| 二、中国传统的养民观念 |
| 三、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 |
| 章节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思潮中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异同的认识 |
| 一、明确区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 |
| 二、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无明显区别 |
| 三、承认两者的区别,但不以名称为区分 |
|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适用性的认识 |
| 一、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回顾 |
| 二、计划经济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
| 三、计划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
| 四、计划经济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基本情况的讨论 |
| 一、关于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 |
| 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 |
| 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与肯定 |
| 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质疑与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形成原因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实行“经济计划”的讨论 |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行“经济计划” |
|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经济计划” |
|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实现形式的讨论 |
| 一、产业合理化运动 |
| 二、经济的干预政策及统制政策 |
| 章节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
| 一、国民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中的主要流派 |
| 一、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三、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 |
| 四、“法西斯蒂”统制经济流派 |
| 章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论鲁迅自然科学素养对其思想和文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语 |
| 1.1 晚清科学教育与传播的体系:鲁迅的科学思想源头 |
| 1.2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价值判断演变:鲁迅学科认识的确立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二章 鲁迅自然科学素养的形成及相关思想 |
| 2.1 自然科学兴趣萌发和对《花镜》的植物学实践 |
| 2.2 对自然科学知识积累与研究的积极探索:时代与教育的影响 |
| 2.2.1 南京时期:系统认识自然科学学科及其政治功用 |
| 2.2.2 留日时期:自然科学与政治和文学理想的融合探索 |
| 2.3 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期:个人气质与传播观念 |
| 第三章 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科学元素 |
| 3.1 从弗洛伊德到厨川白村:“本能的躁动”与“突进和跳跃” |
| 3.2 医学身份与“疾病书写” |
| 3.2.1 医学视域下的疾病:社会经验与个人体验 |
| 3.2.2 科学眼光与疾病描写 |
| 3.2.3 具体的疾病隐喻:以《药》与《明天》为例 |
| 3.3 自然科学观点在鲁迅散文与杂文中的批判实践 |
| 3.4 观察与思辨:鲁迅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的自然科学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解说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主要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19世纪末“社会主义”语词初入中国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概念的西方溯源与考辨 |
| 第二节 新教传教士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一、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概况 |
| 二、新教传教士对“社会主义”综合阐释 |
| 三、《万国公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首次介绍 |
| 第三节 晚清驻外使节与欧美“社会主义” |
| 一、洋务机构翻译概况 |
| 二、清驻外公使对“社会主义”的综合考察 |
| 第四节 早期知识精英与留学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一、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的引入 |
| 二、康有为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三、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四、王韬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五、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第五节 晚清末期“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
|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 |
| 二、“社会主义”概念的西语“造词” |
| 三、“社会主义”概念的日语“借用” |
| 四、对晚清“社会主义”概念多种导入方式的考察 |
| 第二章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的流行与泛化 |
| 第一节 留日浪潮与“社会主义”论说 |
| 一、洋学兴盛与“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原初表述 |
| 二、浮海东渡与“社会主义”摄取的源头转向 |
| 三、留日群体对日源“社会主义”的借用 |
| 第二节 最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语义分叉 |
| 一、经济体制之争:全部国有化、自由竞争抑或心理分配? |
| 二、发展方式之争:和平调节抑或革命斗争? |
| 三、本质属性之争:无政府抑或民主共和? |
| 四、发展方位之争:财产共有抑或阶级对立? |
| 五、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争对“社会主义”概念产生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早期认识 |
|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
|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
| 三、革命党人调试“社会主义”语义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关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翻译评价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面相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隐喻认知 |
| 一、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前提与生发基础 |
| 二、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与手段 |
| 三、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与“社会主义”概念的混说 |
| 一、“泛劳动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二、“新村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三、“基尔特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四、无政府“共产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转向及其影响 |
| 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转向 |
| 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转向的深远影响 |
| 第四章 中共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新诠释 |
| 第一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释与传播 |
| 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与创见 |
|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维进路 |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原初认知与建构 |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三、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四、李汉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第三节 建党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及影响 |
| 一、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 |
| 二、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确立的影响 |
| 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因论析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共创建提供了样板效应 |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活动,为中共创建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 |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着述文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
| 四、“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为中共创建正本清源 |
|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群体的结合,为中共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与创建 |
| 一、思想上的协助、指导,明晰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建党思路 |
| 二、在组织上的参与、指导,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
| 三、人才上的培育、输送,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建设提供了骨干力量 |
| 四、理论上的示范、引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成效 |
| 一、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二、初步勾勒了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 |
| 三、启动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先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四、关于“世界”的学说——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研究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J]. 姚宏志. 学术界, 2021(07)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4]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5]20世纪上半期杜威德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初探[D]. 韩长袁.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万永彪. 河北大学, 2020(02)
- [7]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
- [8]论鲁迅自然科学素养对其思想和文学的影响[D]. 李俊尧. 河北大学, 2020(08)
- [9]“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10]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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