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1990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25日)（论文文献综述）
朱雯瑛[1]（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认为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黄秋硕[2]（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崔瑾[3]（2020）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文中提出1939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组织下,十几位科学家与教授、知名社会文化人士在重庆中央大学大学发起成立“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5年,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学术组织和111位科技人员代表正式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8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协会章程完善,各项事业和组织日趋发展。1950年,协会在历史使命结束后宣告解散。在民国时期着名科学社团中,中国工作者协会虽成立时间最晚,但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影响最直接且颇具贡献的综合性科学社团。通过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展的缘起、组织与活动、国际交流与影响及社团实质的考察,本文力图用宏观研究结合微观具体事件探究,纵向梳理结合横向分析,一方面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展历程作全景式勾画,另一方面对协会相关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当时国际国内科学共同体发展变化及中共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变迁运作之间的深刻联系,揭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家工会”的组织构成与实质,突出了它作为中共外围组织,提倡和平、民主的本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走向世界,在美组织“留美科协”,为留美学生归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科协的创立,加入二战后科学团体左转的进程。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立足于自身角色,进行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民主等等发挥科技团体社会功能的探索,主动进行左翼化的科学传播,这个模式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科协的组织化雏形。
董波[4]（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裴世东[5]（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孙兴武[6]（2019）在《张梓生与《申报年鉴》》文中研究表明张梓生（1892—1967）,又名森,字君朔、子乔、朔一,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编辑、记者、出版家。1892—1936年可视作其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他结识鲁迅,时有来往,又赴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申报》馆并开始参与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主编《申报年鉴》（1933—1936）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力。1933—1936年的《申报年鉴》,是张梓生编辑生涯的重要“作品”。1932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60周年为契机,于当年11月30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拟定12项“努力计划”,其中第11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次年,首部《申报年鉴》问世。《申报年鉴》由多方合作编撰而成,既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4次《申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1000多万字。目前,学术界对张梓生及《申报年鉴》的直接研究论着甚少,现有成果的关注点鲜有创新,研究方向尚未完全展开,研究年限过于集中,史料零散但总数可观,故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论文以张梓生与《申报年鉴》（1933—1936）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阐明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下文论述作铺垫。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勾勒张梓生从绍兴出生到入职上海申报馆的主要经历,也涉及张氏与鲁迅的交往和此时期发表的各类着述。第三部分论述《申报年鉴》的创刊背景、内容,分析历年大事日志词频和广告,并以“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视角,将该年鉴与《中华年鉴》进行比较。第四部分从当时、当今两个角度,阐述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语,简要评析张梓生在全面抗战前的经历及张氏与《申报年鉴》的相互关联。第六部分为附录,涵盖与本论文相关的统计以及笔者通过搜集整理材料编写的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马冬[7]（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认为《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陈闯[8]（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谢依伦（CHIA JEE LUEN）[9]（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屈怀凯[10]（2018）在《诚为传承乐教 终成治史名家 ——音乐史学家、教育家孙继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孙继南是我国当代为人敬仰的着名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其对黎锦晖、李叔同、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等专题的苦心耕耘,或颠覆学界认知,或有筚路蓝缕之功,均取得了极高成就。在音乐教育实践上,亦是涉及了学校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等各种教育领域。他淡泊名利、谦逊低调的处世之风,向来也被学界同仁引为标榜。本文以文献分析为基础。对于研究对象的音乐生平,主要结合其学术生平、教育生平,整体疏理,文献分析的同时亦借鉴部分“口述”史料;对于其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了“口述”史料、网络资源;对于研究对象的音乐史学研究的研究,则进一步结合历史学、文化学、音乐哲学（美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方法。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孙继南音乐生平疏史,借鉴“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式,史论结合,将其一生分为虔心求学、音乐教育、潜心治史三个阶段。第二章为孙继南音乐教育贡献研究,在对其教育实践作出简单疏理后,继而对其教育贡献进行了归纳。第三章为孙继南音乐史学研究之研究,分别对其音乐教育、黎锦晖、李叔同等专题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缘起、研究路径、代表成果、学术评价等层面展开全面、细致的分析、思考。第四章为孙继南治史观研究及思考,在梳理其学术观念的基础上,对其所持之史学理念作了一定的拓展性思考。文章结语点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及大量相关音乐教育专题史料的研究,确立了孙继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的奠基人地位;其在黎锦晖和李叔同乐歌专题研究方面所产出的大量成果,使其成为两个专题的首席学者;其音乐教育实践及思考,为推动山东音乐师范教育体系完善及音乐史学研究在全国师范系统的专业化等层面,均做出了积极成功的探索。并通过前文分析、思考、感悟,结合“重写音乐史”论辩,对“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作了一定阐发。
二、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1990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25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1990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25日)（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3）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前身:“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
| 一、“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创立探源 |
|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
| 三、“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二章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历史演化 |
| 一、从“座谈会”到“协会” |
| 二、协会发展与活动 |
| 三、使命完成 |
| 第三章 组织结构变迁 |
| 一、协会内部结构变迁 |
| 二、领导层与会员分析 |
| 第四章 走向世界 |
| 一、参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活动 |
| 二、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 |
| 结语组织化实质与功能 |
| 一、左翼性质及政治化成因 |
| 二、社会功能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表格 |
| 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事记 |
| 致谢 |
（4）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张梓生与《申报年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张梓生早年经历(1892—1936) |
| 第一节 绍兴时期 |
| 一、近代绍兴概况 |
| 二、桑梓岁月 |
| 第二节 上海时期 |
| 一、初到申城 |
| 二、任职申报馆 |
| 第二章 《申报年鉴》内容 |
| 第一节 创刊背景 |
| 一、申报馆的演变(1872—1932) |
| 二、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出版业 |
| 第二节 内容编写与年鉴改编 |
| 一、多方合作编撰,内容总体准确 |
| 二、张梓生对《申报年鉴》的完善 |
| 第三章 《申报年鉴》特点 |
| 第一节 历年大事日志词频探析 |
| 一、史量才治下申报馆风格 |
| 二、“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统计 |
| 三、“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变动原因 |
| 第二节 历年广告探析 |
| 一、广告刊载概况 |
| 二、广告分析 |
| 第三节 《中华年鉴》与《申报年鉴》比较 |
| 一、《中华年鉴》简介 |
| 二、两者之对比——以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例 |
| 第四章 《申报年鉴》影响 |
| 第一节 《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
| 一、对张梓生:融合工作与兴趣,巩固基础积累经验 |
|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
|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
| 第二节 《申报年鉴》当代价值 |
| 一、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
| 二、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申报年鉴》历年“国内/世界/国外大事日志”(样本部分)地名人名词频语温梯度 |
| 表2: 《申报年鉴》历年广告目录及数量统计 |
| 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论题研究的现状和分析 |
| 三、重要概念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 |
| 第一节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历史回溯 |
| 一、孙中山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基础 |
| 二、戴季陶重构“以党治国”的哲学方向 |
| 三、蒋介石推进“以党治国”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民党“党化新闻界”有关法规的制定 |
| 一、确立蒋介石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垄断解释地位 |
| 二、执行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宣传制度 |
| 三、严控“新闻纸”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
| 一、课堂中的“党义”教育 |
| 二、校园中的“党化”控制 |
| 三、时间上的“党国”记忆 |
| 四、空间上的“总理”符号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 |
| 第一节 以制度时间为核心的符号宣传 |
| 一、总理纪念周的舆论推广 |
| 二、革命纪念日的媒体教化 |
| 三、孙中山陵寝的精神崇拜 |
| 第二节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向心宣传 |
| 一、对国民党其它重要人物和势力的轻视 |
| 二、对镇压共产党行动的支持 |
| 三、对“新生活运动”的拥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抗争宣传 |
| 一、对被动抵抗日本侵略的无奈宣传 |
| 二、与苏联关系曲折恢复的尴尬报道 |
| 三、借美国政治外交支持的自惭宣传 |
| 四、维护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重点报道 |
| 第二节 以民权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宣传 |
| 一、烘托推进民权的氛围 |
| 二、展现间接民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以民生主义为旨向的发展经济及社会文化宣传 |
| 一、主张改善生产环境 |
| 二、疾呼充实粮食生产 |
| 三、展示交通建设发展 |
| 四、列举文化建设措施 |
| 五、号召顺应服饰潮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 |
| 第一节 间接阐释公共舆论的立场 |
| 一、呼吁挽救民族危亡 |
| 二、要求实现国内统一 |
| 三、号召促进民生进步 |
| 第二节 直接反对“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 |
| 一、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策略性 |
| 二、展现新闻纸遭受检查的普遍性 |
| 第三节 利用短评坚守“文人论政” |
| 一、涉及国计民生全方位的议题设置 |
| 二、代表公共舆论守门人的价值立场追求与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 结语 |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
| 第一章 梦下南洋初绽红:《红楼梦》入境马来亚的起始探源 |
| 第一节 传教士学中文传福音 |
| 第二节 领事官弘扬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星洲寓公邱炜萲对《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梦在南洋百年红:《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代表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教科书中的《红楼梦》节选 |
| 第三节 书业与《红楼梦》销售市场 |
| 第四节 《红楼梦》藏书的分布与价值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梦植南洋百花红:《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影视传播 |
| 第二节 戏剧传播 |
| 第三节 音乐传播 |
| 第四节 艺术文化传播 |
| 第五节 中式美食文化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南洋入梦千朝红:马新《红楼梦》研究 |
| 第一节 报章期刊上的《红楼梦》文章 |
| 第二节 大学机制下产生的《红楼梦》研究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楼梦》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
| 总结—历史、现状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诚为传承乐教 终成治史名家 ——音乐史学家、教育家孙继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孙继南音乐生平疏史 |
| 第一节 虔心求学阶段(1928—1954) |
| 一、蒙于乐亦爱于乐 |
| 二、投考“山师”遇伯乐 |
| 三、得荐“上音”勤补缺 |
| 第二节 音乐教育阶段(1955—1984) |
| 一、进修返校传乐学 |
| 二、“艺专”时期始发文 |
| 三、调入“山师”兴乐教 |
| 四、为兴乐教勤作歌 |
| 五、高师乐史“讲习班” |
| 六、高师“学会”任会长 |
| 第三节 潜心治史阶段(1985—2016) |
| 一、重回“山艺”建师范 |
| 二、《名曲欣赏》得出版 |
| 三、“弘学”研究踏征程 |
| 四、求其本真撰《黎评》 |
| 五、尽职尽责通《简编》 |
| 六、为传乐教编《纪年》 |
| 七、诚为“乐史有传人” |
| 八、云归佛土足此生 |
| 小结 |
| 第二章 孙继南音乐教育贡献研究 |
| 第一节 音乐师范教育体系的初步构建 |
| 一、“社会本位”结合“学生本位” |
| 二、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
| 三、“疏”而勿“堵”的引导教育 |
| 第二节 开拓创新编写音乐教材 |
| 一、音乐史教材编写及评价 |
| 二、《中外名曲欣赏》分析及评价 |
| 第三节 音乐普及与乐教传承 |
| 一、以身为范的个人要求 |
| 二、乐在普及的教育归旨 |
| 三、走出区域的教育格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孙继南音乐史学研究之研究 |
| 第一节 音乐教育研究之研究 |
| 一、《纪年》缘起 |
| 二、《纪年》版本比较 |
| 三、《纪年》学术评价 |
| 第二节 黎锦晖专题研究 |
| 一、黎锦晖研究缘起 |
| 二、进化的批评 |
| 三、《黎评》与《黎派》比较分析 |
| 四、学术评价 |
| 第三节 李叔同专题研究 |
| 一、李叔同研究缘起 |
| 二、渐至精细的研究路径 |
| 三、重要研究成果 |
| 四、学术评价 |
| 第四节 其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孙继南治史观研究及思考 |
| 第一节 学术观念形成 |
| 第二节 学术理念认知 |
| 一、“史学只是史料学” |
| 二、决断于“一手史料” |
| 三、以“史家生命”治史 |
| 四、书写“人文音乐史” |
| 第三节 学术方法缕析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孙继南年谱 |
| 附录2 孙继南各研究专题学术成果年表 |
| 附录3 孙继南研究文章年表 |
| 附录4-1《纪年》“初版”1840-1949时限,修订与增补情况表 |
| 附录4-2《纪年》“初版”与“增订本”1840-1989修订、增补情况表 |
| 附录4-3《纪年》“增订本”与“新版”修订、增补情况表 |
| 附录5-1《黎评》与《黎派》结构编排对照图 |
| 附录5-2《黎派》主要丰富内容 |
| 附录5-3《黎派》主要历史场景的内容精确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1990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25日)（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D]. 崔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4]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6]张梓生与《申报年鉴》[D]. 孙兴武. 扬州大学, 2019(02)
- [7]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8]“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9]《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10]诚为传承乐教 终成治史名家 ——音乐史学家、教育家孙继南研究[D]. 屈怀凯. 山东艺术学院,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