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何正涛[1](2015)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特殊时期,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选题研究的背景、选题的国内外研究水平、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及其意义。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少数民族地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作了界定,并阐述了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三部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分析。在充分肯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经过客观剖析,指出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在论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采取的方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提出了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加强经济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物质基础;加强基层党建,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夯实组织基础;加强文化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文化基础;加强媒介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宣传平台;加强机制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制度保障。
伍玉功[2](201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肩负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神圣职责,是“坚强的共和国之盾”。因此,人民警察一定要研究并找准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结合点与切入点,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是指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过程中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保护权益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之一。同时,也对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提出了要求:即树立科学执法的理念、提高民主执法的素质和加强依法执法的技能。从整体上说,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是较强的,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人民警察自身素质不高、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弊端、公安教育与培训体制存在问题、公安经费保障不力、警力严重不足、公安立法存在缺陷以及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还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法律运用能力不高、专业技能较弱和语言表达能力较低等,已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威胁社会的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人民警察自身职业特点以及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能力、侦查能力、法律运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擒拿格斗能力等。只有通过改革人民警察录用培养体制;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完善人民警察执法考核监督机制;转变人民警察执法理念;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等等;才能提升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文章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瓮安事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而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差是“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既有现实价值,又能弥补理论上的一大空白。第二部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必要性。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第三部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之一。同时,也对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提出了要求:即树立科学执法的理念、提高民主执法的素质和加强依法执法的技能。第四部分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现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围绕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加大了队伍建设和为民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力度,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高。但由于人民警察自身素质不高、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弊端、公安教育与培训体制存在问题、公安经费保障不力、警力严重不足、公安立法存在缺陷以及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法律运用能力不高、专业技能较弱和语言表达能力较低等,急需提升。第五部分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很多,但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人民警察自身的职业特点以及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能力、侦查能力、法律运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擒拿格斗能力等。第六部分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途径。由于制约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原因颇多,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途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改革人民警察录用培养体制;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完善人民警察执法考核监督机制;转变人民警察执法理念;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等等;才能提升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
孙延青[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王敏[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刘尧[5](2019)在《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对意识形态工作甚为重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无数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今中国发展的客观实践,辩证地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文横向对新时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实践路径剖析论述。第一篇,基本概念阐释(第一、二章)。第一章,意识形态及相关概念梳理归纳,剖析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论述,阐释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地位、主要功能的论述。第二章,详释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述的理论来源,并分析当下的国内外背景。第二篇,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论述(第三、四章)。第三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论述;其次,根据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高度凝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指导地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最后,对习近平提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具体做法展开研究。第四章,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阐述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和外延界定;其次,分析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最后,对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进行研究。第三篇,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任务论述(第五、六、七章)。第五章,对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概括进行详细阐述,并研究其实现路径。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引导社会思潮。论述习近平对一些错误思潮的批驳,使人民明确自己的立场,与错误思潮作斗争,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第七章,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论述。鉴于当前对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不同程度地认识误区,威胁到意识形态工作的安全,对此,必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全方位,多角度展开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工作。第四篇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途径论述。即第八章,分别对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路径进行阐释论述。综上所述,本文根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结合国内外现状,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和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规律,目标任务,实现路径,以期为新时代的党、国家构建完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新时代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保障。
李艳丰[6](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赵兴银[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杨洋[8](2020)在《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论研究对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把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纳入学术视野是一项现实任务。目前有关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正处于积极发展阶段,主要分为理论性和实务性研究,一是对组织力内涵、内容等理论建设和讨论,二是对如何提升党组织组织力的对策性建议。这两种研究的方式和思路是未来一个阶段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影响组织力的制约因素以及对其进行观察的方式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性研究可能是未来的重点之一。尽管组织力的研究热潮源自于十九大报告,但这一理论背后有着丰厚的思想渊源、理论论述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组织力这一概念,也根本不可能为中国发展实际提供直接的思路,但他们的思想包含有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力理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关党的支部建设、组织建设、人民史观等等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组织力建设的思想指南,对中国共产党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新时代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组织力建设发表过一系列的论述,为十九大形成组织力重大命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党在对自身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组织力”这一党“**力”体最新的话语表达,为指导实践提供了话语支撑。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组织力命题推向深入,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部署的宏观背景下,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顶层设计与战略决策相结合的方式,为组织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推进和新的起点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都在不断推进。党中央持续加强部署城市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科学实践,街道社区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组织架构、主要职责等方面的规定更加合理更加精准。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探索中形成了以“凝聚力工程”为抓手的特色党建形式,在此基础上逐渐构建起“1+2”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体制、“三三制”社区党建管理模式,这些兼具创新性和实效性的实践方式,为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选择了上海几个社区进行调研,辅以官方文件等相关资料,深入社区中观察社区党组织在自身建设和引领社区建设的各项状况,探讨和分析制约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的影响因素。上海市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居民社区,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也有着普遍性,经过初步调研和比较,最终决定选取四个社区开展进一步观察,分别为:一个历经了由差向好“根本性”扭转的大型社区、一个市中心老公房社区、一个市中心的纯商品房社区和一个兼具前三个社区部分特色的近郊商品房社区。组织力在这四个社区中呈现出强弱各异且有两极分化等的趋势。结合理论与实际,社区党组织组织力的强弱主要与党组织自身组织建设、功能建设,以及在社区中传播政党文化和树立政党权威有关,这样的观察结果就构成了制约组织力提升因素的分析框架,不仅对应着现实,也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内涵相互照应。从主体性因素来看,主要是组织建设和功能建设问题。组织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的根本,其中带头人队伍和组织体系建设是首要因素。具有很强个人能力和党性原则的干部队伍,能够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具有科学合理和不断优化的组织结构能够为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功能建设的弱化必然导致党组织整体上的逐步弱化。自建立以来,党就凭借自身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各项功能,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社区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必须以更新的时代任务为契机,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大力拓展以服务为中心的各项政党功能建设,在实现政党功能中提升党员素质,在推动自身对社区的有效领导和有效服务中打造坚强战斗堡垒,提升自身的组织力。从政党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发挥其从内部支撑向外部传播的问题。党的先进文化是党组织各项建设的价值支撑,这为推动服务型党组织的构建以及向外科学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文化是党和国家建设的推动性因素。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今,一些错误价值取向和腐朽文化不断冲击着党的先进文化体系,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危害。在城市社区,党组织必须不断传播优秀的政党文化,才能抵制各类错误价值取向和腐朽文化,形成以党的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形成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通过文化的传播,在社区形成政党文化与其他优秀文化的良性互动,推动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从政党权威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体问题。面对逐渐形成的原子化社会,党组织需要通过树立权威的形象,将持续分化的基层社会弥合起来。缺乏认同的社区难以跟上党组织各项建设的脚步,党组织的发展也缺乏强有力的支撑,这就形成了边缘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增强其认同感是树立政党权威的根本。从社区角度出发,需要通过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关系空间的建构,形成以党组织权威和核心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提升。组织力的提升需要有效地破解思路。第一,增强队伍建设和组织结构优化是组织建设的主体内容,也是其他几项思路的基本前提。只有选优配强党组织的带头人队伍,才能为不断扩大的党组织工作覆盖面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撑,才能不断满足来自党中央和社区两个方向上的合理期待。第二,强化功能建设是党组织开展有效服务的基本方式,对内的监督管理和规范方面、对外的服务整合和动员方面是社区党组织功能建设的重点,也是组织力提升的重要内容。第三,政党文化具有影响社区的持久性力量,厚植政党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和科学的传播将为凝聚社区,特别是为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供根本的精神依托。第四,在政党权威的建构下,党组织组织力将实现主动式和协同式的有效提升。尽管破解组织力难题的思路还有许多,但这几种思路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城市社区党组织提升组织力较为主要的优化路径。
张宏华[9](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丁俊萍,甘信奎[10](2010)在《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文中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内容涉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和启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执政能力的定义和科学内涵、执政能力理论建设与实现途径、制约因素与成效评价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和评析,有助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深入。
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研究的背景 |
(一)经济全球化和思想多元化的挑战 |
(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 |
(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 |
(四)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破坏 |
二、选题研究的国内动态、水平 |
(一)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含义的研究 |
(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的研究 |
(三)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成绩的研究 |
(四)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问题的研究 |
(五)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策的研究 |
三、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选题研究的目的 |
(二)选题研究的意义 |
四、选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一)选题研究的思路 |
(二)选题研究的方法 |
第一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重大意义 |
第一节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 |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大众” |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介 |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 |
第二节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意义 |
一、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
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要求 |
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要求 |
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 |
五、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的要求 |
第二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成绩 |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
(一)红军长征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播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种子 |
(二)建国初期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 |
(三)改革开放以来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一定的教育基础 |
(一)注重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培养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高校的快速发展 |
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广泛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坚实的组织基础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
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坚实的政策保障 |
第二节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有待提高 |
二、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较低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问题严重 |
第三节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影响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影响 |
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特殊性的影响 |
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影响 |
五、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 |
第三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以人为本 |
三、坚持“三贴近”原则 |
四、坚持理论创新的原则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 |
一、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推进思想武装 |
(一)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
(二)培育优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二、在解疑释惑的基础上加强思想疏导 |
(一)坚持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 |
(二)坚持正面引导与因势利导相结合 |
三、在实践锻炼的基础上促进行为养成 |
(一)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
(二)立足本职工作增强理论实效性 |
第三节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现路径 |
一、加强经济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物质基础 |
(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
(二)关注民生,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
二、加强基层党建,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夯实组织基础 |
(一)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二)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
(三)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素质 |
三、加强文化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文化基础 |
(一)加快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
(二)传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民族文化 |
(三)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 |
四、加强媒介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宣传渠道 |
(一)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实现传播手段的现代化 |
(二)建设全方位、立体化理论宣传平台 |
五、加强机制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制度保障 |
(一)建立健全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责任机制 |
(二)建立健全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激励机制 |
(三)建立健全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监督机制 |
(四)建立健全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评价机制 |
(五)建立健全推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馈机制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调查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目的 |
四、研究综述 |
五、研究思路 |
六、研究方法 |
七、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
第一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二、人民警察发展历程的呼唤 |
三、人民警察性质的内在规定 |
第二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一、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政治保证 |
二、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构筑稳定的安全保障 |
三、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夯实良好的社会基础 |
第三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 |
二、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应有之义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 |
第一节 树立科学执法的理念 |
一、人民警察树立科学执法理念的理性依据 |
二、人民警察树立科学执法理念的基本要求 |
第二节 提高民主执法的素质 |
一、人民警察提高民主执法素质的理论依据 |
二、人民警察提高民主执法素质的基本要求 |
第三节 加强依法执法的技能 |
一、人民警察加强依法执法技能的法理依据 |
二、人民警察加强依法执法技能的基本要求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现状 |
第一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现状 |
一、人民警察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
二、人民警察的法律运用能力不高 |
三、人民警察的专业技能较弱 |
四、人民警察的语言表达能力较低 |
第二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人民警察自身素质不高 |
二、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弊端 |
三、公安教育与培训体制存在问题 |
四、公安经费保障不力 |
五、警力严重不足 |
六、公安立法存在缺陷 |
七、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不合理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 |
第一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概述 |
第二节 公共服务能力 |
一、人民警察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必要性 |
二、人民警察公共服务能力的内涵 |
第三节 侦查能力 |
一、人民警察提升侦查能力的必要性 |
二、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界定 |
三、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构成 |
四、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特点 |
五、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分类 |
第四节 法律运用能力 |
一、人民警察提升法律运用能力的必要性 |
二、人民警察法律运用能力的构成 |
第五节 人际交往能力 |
一、人民警察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必要性 |
二、人民警察人际交往能力概述 |
第六节 语言表达能力 |
一、人民警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
二、人民警察语言表达能力概述 |
第七节 擒拿格斗能力 |
一、人民警察提升擒拿格斗能力的必要性 |
二、人民警察擒拿格斗能力概述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途径 |
第一节 改革人民警察录用培养体制 |
一、改革人民警察的录用体制 |
二、改革人民警察的培养体制 |
第二节 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 |
一、人民警察正规化的涵义 |
二、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的构想 |
第三节 完善人民警察执法考核监督机制 |
一、构建科学规范的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体系 |
二、加强监督,依法治警,从严治警 |
第四节 转变人民警察执法理念 |
一、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的理论概述 |
二、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存在的误区 |
第五节 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 |
一、人民警察执法环境的现状 |
二、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为什么海外要重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一)中国模式的兴起 |
(二)华盛顿模式的困局 |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况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五、研究意义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一)海外 |
(二)中国学 |
(三)海外中共学 |
(四)海外中共党建研究 |
七、写作框架 |
第一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意识形态建设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调适 |
一、毛泽东思想 |
二、邓小平理论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四、科学发展观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一、“中国梦” |
二、“四个全面” |
第三节 意识形态内化机制 |
一、党内学习制度 |
二、党内集中教育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组织建设 |
第一节 组织构成 |
一、技术官僚 |
二、党员 |
三、新社会阶层入党问题 |
第二节 组织制度 |
一、干部任命制 |
二、干部考核制 |
三、干部选拔标准 |
四、干部培训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一、领导小组 |
二、纪委 |
三、基层党组织 |
四、党组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反腐败斗争 |
第一节 腐败成因及对策 |
一、腐败成因 |
二、反腐对策 |
第二节 对十八大之前反腐的评价 |
一、选择型反腐 |
二、打个“平手” |
第三节 对十八大以来反腐的评价 |
一、真反腐vs选择型反腐 |
二、反腐动因 |
三、反腐之道 |
四、反腐成效、影响及前景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执政前景 |
第一节 悲观主义 |
一、社会力量的增强 |
二、体制衰朽 |
三、悲观主义观点简评 |
第二节 乐观主义 |
一、出色的政党适应性 |
二、强大的治理能力 |
三、丰富的执政资源 |
四、乐观主义观点简评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化 |
一、走向西式民主 |
二、走向中国特色民主 |
三、几种可能的民主模式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范式与研究方法 |
第一节 范式 |
一、市民社会 |
二、法团主义 |
三、权威主义 |
四、合法性 |
五、政党适应性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一、定量研究 |
二、田野调查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结语 |
第一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一、贡献 |
二、不足 |
第二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启示 |
一、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启示 |
二、对提升党建研究质量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第一篇 基本概念梳理阐释 |
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概念阐释 |
1.1 意识形态理论 |
1.1.1 意识形态概念及发展 |
1.1.2 意识形态基本特征 |
1.1.3 意识形态主要功能 |
1.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1.2.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内涵 |
1.2.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特征 |
1.2.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功能 |
1.3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地位论述 |
1.3.1 事关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
1.3.2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
1.3.3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 |
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要功能论述 |
1.4.1 决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
1.4.2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1.4.3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
2 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述的理论基础和背景条件 |
2.1 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
2.1.2 毛泽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2.2 国际背景 |
2.2.1 国际政治领域 |
2.2.2 思想文化领域 |
2.2.3 全球化网络化领域 |
2.3 国内背景 |
2.3.1 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发展时期 |
2.3.2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根本性变化 |
第二篇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论述 |
3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3.1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
3.1.1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3.1.2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
3.1.3 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 |
3.2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 |
3.2.1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 |
3.2.2 思想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挑战 |
3.2.3 网络信息化的挑战 |
3.3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主要方法 |
3.3.1 坚持党性原则 |
3.3.2 党员、干部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3.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4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
4.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
4.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
4.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统一 |
4.2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
4.2.1 党和人民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
4.2.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4.2.3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4.3 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
4.3.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4.3.2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
4.3.3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特色” |
第三篇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任务论述 |
5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5.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述 |
5.1.1 国家层面 |
5.1.2 社会层面 |
5.1.3 个人层面 |
5.2 坚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
5.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 |
5.2.2 党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指南 |
5.2.3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思想指引 |
5.3 找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 |
5.3.1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5.3.2 重点关注相关领域 |
5.3.3 注重大众化通俗化 |
6 马克思主义引导社会思潮的论述 |
6.1 新自由主义思潮 |
6.1.1 新自由思潮的产生和基本观点 |
6.1.2 习近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 |
6.1.3 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 |
6.2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6.2.1 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特点 |
6.2.2 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内容 |
6.2.3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 |
6.3 改革开放质疑论及其反思 |
6.3.1 改革开放质疑论的基本观点 |
6.3.2 习近平反对改革开放质疑论的主要内容 |
6.3.3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
6.4 马克思主义引导社会思潮 |
6.4.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6.4.2 科学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
6.4.3 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话语权 |
7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 |
7.1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新态势 |
7.1.1 新时代党组织意识形态现状 |
7.1.2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 |
7.1.3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隐患 |
7.2 坚守网络意识形态主战场 |
7.2.1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7.2.2 构建意识形态科技生态体系 |
7.2.3 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
7.3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方法 |
7.3.1 一以贯之马克思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
7.3.2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三权”的系统建设 |
7.3.3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第四篇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途径论述 |
8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路径 |
8.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基本原则 |
8.1.1 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 |
8.1.2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
8.1.3 坚持根本和创新发展相统一 |
8.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主要路径 |
8.2.1 坚持不懈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
8.2.2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
8.2.3 加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和系统建设 |
8.2.4 坚持意识形态建设贯彻全过程 |
8.2.5 巩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
8.2.6 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 |
8.2.7 增强宣传思想工作者队伍的“四力” |
8.2.8 讲好中国故事更好传播中国声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缘起及选题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二、重、难点及创新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创新点 |
三、研究综述 |
(一) 研究概况 |
(二) 研究评析 |
(三) 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思考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来源 |
一、概念的定义与界限 |
(一) 制度的概念 |
(二) 党的制度相关概念 |
(三) 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四) 毛泽东思想语境中的制度概念 |
(五) 党的制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
二、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前应该厘清的几个问题 |
(一)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地位不应否定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研究对象 |
(三)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关系 |
(四)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与党的其他建设思想的关系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一)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二)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三) 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四) 关于党内选举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五) 关于党内监督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六) 关于党对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第二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形成过程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萌芽时期(1918-1927)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早期酝酿向具体实践过渡 |
(二) 节点:创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完成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开始萌发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1927-1935)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发动工农向武装斗争过渡 |
(二) 节点: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 |
(三) 特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发展突出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形成时期(1935-1949)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指导地方向指导全党过渡 |
(二) 节点:遵义会议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
(三) 特征:革命党制度建设思想体系框架基本建构完成 |
四、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成熟时期(1949-1956)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二) 节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全面成熟 |
五、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总结借鉴向全面自主过渡 |
(二) 节点:中国共产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在曲折中发展 |
第三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基本内容 |
一、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 |
(一)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思想 |
(二) 中央对地方领导制度思想 |
(三)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 |
(四) 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制度思想 |
(五) 多党合作制度思想 |
(六) 党对军队领导制度思想 |
二、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 |
(二) 毛泽东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三) 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三、党的干部制度思想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制度的探索 |
(二) 毛泽东党的干部制度思想内容 |
(三) 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四、党的监督制度思想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监督制度的探索 |
(二) 毛泽东党的监督制度思想内容 |
(三) 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五、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思想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制度的探索 |
(二) 毛泽东党的管理制度思想内容 |
(三) 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六、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思想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宣传制度的探索 |
(二) 毛泽东党的宣传制度思想的内容 |
(三) 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第四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解析 |
一、毛泽东制度建党思想中的制度属性探讨 |
(一) 制度属性的质疑与评判标准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特征 |
(三) 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思想的特例 |
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一) 人性善恶与制度设计 |
(二) 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 |
(三) 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 |
三、制度建设的技术抉择 |
(一) “人民主体”的实质正义追求 |
(二) “群众路线”的程序正义保障 |
(三)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与偏离 |
四、制度调整的关键把握 |
(一) 三个选择 |
(二) 三对关系 |
(三) 四个要点 |
第五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意义与启示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 |
(一)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党中国化先河 |
(二) 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三) 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总体性框架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一)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位置 |
(二) 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解决制度缺位和制度虚设问题 |
(三) 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 |
(四)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部分 |
(五)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于研究成果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与文献评价 |
(一)研究综述 |
(二)文献评价 |
三、核心概念 |
(一)组织力 |
(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
四、研究内容与思路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第一章 提升党组织组织力命题的思想、论述和实践基础 |
一、支部与群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渊源 |
二、党员与组织:历史实践中对组织力的理论论述 |
(一)历史文献中关于组织力的理论论述 |
(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大命题的形成 |
三、部署与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创新 |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命题形成 |
(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丰富了党的工作路线思想内容 |
第二章 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历史发展与上海实践特色 |
一、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发展:从探索到新起点 |
(一)初步探索 |
(二)全面推进 |
(三)新的起点 |
二、上海的实践特色:凝聚力工程与制度创新 |
(一)以“凝聚力工程”为抓手的基层党建实践 |
(二)以服务群众为核心的工作方向 |
第三章 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社会观察与制约因素 |
一、若干社区观察点选取的考虑 |
(一)三种社区类型的介绍与比较 |
(二)上海四个社区观察点的选取 |
二、四个社区组织力建设的情况 |
三、深入四个社区观察点的发现 |
四、制约组织力建设的原因分析 |
(一)组织建设与功能建设:有效领导与服务的前提 |
(二)政党文化:由内向外推动价值统合的精神支撑 |
(三)政党权威: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的社区共同体 |
(四)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
第四章 从组织覆盖到功能强化:组织力提升的主体性因素 |
一、组织建设:提升社区党组织有效领导的根本方式 |
(一)内聚与延伸:队伍建设与对社区的示范效应 |
(二)优化与覆盖:自身架构与社区的工作覆盖面 |
(三)规范与期待:党与社区两个方向的合力塑造 |
二、功能建设:提升社区党组织有效服务的基本方式 |
(一)结构与目的:社区中政党功能的意涵与指向 |
(二)一致与差异:政党功能与组织力之间的关联 |
(三)向内与向外:政党功能聚焦发力的四项内容 |
第五章 向内支撑到向外传播:组织力提升的政党文化因素 |
一、服务型党组织:政党文化支撑与承载的具体指向 |
(一)政党文化在社区中的“服务”属性 |
(二)政党文化是服务型党组织的内核 |
二、吸引与传播:城市社区政党文化的主要建设方向 |
三、统合与转化:以政党文化提升组织力的内在逻辑 |
(一)政党文化对社区的统合 |
(二)文化力向组织力的转化 |
第六章 服从合作到主动认同:组织力提升的政党权威因素 |
一、服从与合作:政党权威在社区中的双重实质 |
二、两种认同:政党权威与组织力提升的关联性 |
三、三个空间:政党权威推动组织力建设的重点 |
第七章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优化路径 |
一、组织建设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二、政党功能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三、政党文化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四、政党权威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资料 |
二、学术着作 |
三、期刊论文 |
四、学位论文 |
附录 |
一、访谈提纲 |
二、调查问卷 |
三、访谈对象 |
四、文档资料 |
后记 |
(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一、自然条件 |
二、政治生态 |
三、农民生活 |
四、社会文化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二)禁烟禁毒 |
(三)树立模范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结语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一、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
二、关于中央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
三、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定义和科学内涵 |
四、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理论建设 |
1. 执政理念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2. 执政基础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3. 执政方略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4. 执政体制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5. 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建设 |
6. 执政资源与执政能力建设 |
7. 执政环境与执政能力建设 |
五、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有效途径 |
1. 主体建设 |
2. 政府职能改革 |
3. 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
六、关于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测评 |
1. 影响因素 |
2. 评价标准 |
3. 评价主体 |
4. 评价手段 |
七、评价与展望 |
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D]. 何正涛. 兰州交通大学, 2015(08)
-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D]. 伍玉功. 湖南师范大学, 2012(05)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D]. 刘尧.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6]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8]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D]. 杨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10]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J]. 丁俊萍,甘信奎.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