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有他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论文文献综述）
刘素娟[1]（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温跃强[2]（2019）在《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文中指出陈洪作为我国近现代具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新音乐”运动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在立足自己的民族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进而创造富有中国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创建中国民族乐派,最终实现中国音乐的伟大复兴。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实践家,他立足学校音乐教育并关注参与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编辑期刊、创作音乐作品、译介西方音乐等,他从事的这些音乐实践是服务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从广义上讲,属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他不仅投身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而且还参与并关注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经历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萌芽期）、私立广州音乐院时期（早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中期）、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南京师范学院时期（晚期）。他的音乐理念产生自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救国”“中庸之道”“实用主义”等教育理念基本上贯穿了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他的每一阶段的音乐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有其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时期,他在高师音乐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师范性”“为师之道在于慈”“师德是教师的根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高师音乐教育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整体向何处去?就必须在深入考量当前形势和问题的同时,系统归纳和总结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了解并研究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为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陈洪作为近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去梳理和研究。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时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尤其是音乐教育事业有什么样的积极借鉴意义?从史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道路和音乐理念进行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评价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他倡导的立足民族性、借鉴西方形式的开创性音乐理念及“师范性”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着积极启示意义。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包括音乐教育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王海艳[3]（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孟文博[4]（2014）在《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校勘与发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把郭沫若的生平分为这样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前期，成立之后为后期。本文即把郭沫若前期的诸多文艺论著作为校勘和研究的对象，所谓论著，是指他的《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两部文艺著作，和最初发表在各个报刊上，后又收入到各个版本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以及《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和《沫若文集》十三卷“集外”中去的文艺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判定各篇文献资料是否是“文艺论文”的标准，是看郭沫若有无在其中提出文艺观点，所有提出文艺观点的论文，都算作是“文艺论文”。本文之所以选择对郭沫若前期发表的这大量文艺论著进行版本校勘，并标注出他在日后进行的所有改动，就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郭沫若研究学界中的绝大部分学者在对其前期文艺思想进行研究或者对其文艺论著资料加以引用时，都没有注意到郭沫若总是习惯于利用把自己最初发表的文艺论文收入进各个文集之机，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自我思想观念的改变，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在做完这些修改完后，又从不加以具体说明，结果这种文本修改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欺骗性的历史地表，对他很多最初的思想观念形态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在日后发生转变的真实状态造成了一种遮蔽，如果不仔细严谨地对这些不同版本文献加以考证校勘，便很难窥视到这种遮蔽之下真实的历史流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本论文写作之前，学界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的校勘工作极为缺乏，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黄淳浩先生出版过一部《<文艺论集>汇校本》，并且此汇校本对依据“一般文字变动”“则不一一录出”的编写原则，并没有真正全面细致地还原《文艺论集》各个版本历史流变的全貌，同时《文艺论集》中所收入的文艺论文，也仅仅占郭沫若前期发表并在日后又加以修改的所有文艺论文中的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其他还有相当大部分的文艺论著都是处在从未加以校勘的状态，从这个层面来说，本文是首次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进行了全面而完整地校勘。在最终形成此篇论文定稿之前的两年多时间内，笔者通过从相关网站进行下载，从全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复印、从私人手中进行购买等方式，基本找全了郭沫若前期所有发表过的文艺论著最初版本，以及日后又由各个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收入有这些文艺论著的各种文集。在拥有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各个版本的文艺论著内容进行逐字逐句对比的方式，找出了郭沫若在各个时期对其最初版本文艺论著所做的所有修改，最后把这些异文加以汇编，便形成了各章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笔者在编写这部分“校勘成果汇编”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学界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注意到郭沫若的这大量文论修改，从而没有涉及乃至结论错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阐释和评论，这就是每一章“学术发现”部分的内容。本论文第一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的校勘。《文艺论集》是郭沫若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最初由上海的光华书局于1925年出版，之后由该书局又于1929年、1930年再版，最后一版就是郭沫若于年于1959年进过较大改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卷中的版本，本节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就是以其中各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为底本，与其他日后各版《文艺论集》中的版本进行校对，最后所形成的完整的“异文汇编”。第二节是依据《文艺论集》校勘成果，对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阐述进行的梳理与评论。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初登文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断转变，因此这就让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非常难以把握和研究，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转变自然与他总是积极参与时代进步浪潮的性情与人生选择紧密相连，同时反过来也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或主动或被动的角色选择与认同，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的特色，因此厘清和明晰这个问题，对我们全面而正确的认识郭沫若的文艺观，考察他所处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众多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此问题相关言论的大量修改，以至在研究结论上莫衷一是，甚至造成结论的错讹和重大偏差。笔者在重新校勘了这些文艺论著版本之后，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此问题上不断转变，但是从本质层面来说，却有起着决定作用的一点始终不变，那便是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坛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等知识分子“权力”的寻逐与把握。第二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的校勘。《文艺论集续集》收录了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共十一篇文艺论文，这十一篇文艺论文全部是体现其无产阶级文艺观的作品，因此总体上看郭沫若日后对其的改动并不算大，但是也有很多细节部分很有研究价值。本节是第一次把这部论文集进行了全面校勘，并标注出了所有异文。第二节是考察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及其背后深层的思想观念内因。以往学界几乎都认为郭沫若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是文学革命成功的必要保障，从而把他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郭沫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三十年代，对“五四”文学革命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其中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他表面上所强调的那些“公子派”、“好事家”没有“产出”“什么划时代的作品”，而是在更本质层面上源于对其个人“权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名利”的考量。当“五四”文学革命在国内风起云涌之时，郭沫若因还在日本留学，错过了这场难得的历史机遇，结果造成他虽然日后文名渐盛，却不能及时转化为实际利益，依然经济困窘。之后郭沫若敏锐地感到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洪流，并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利用无产阶级理论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际功绩，为自己在文坛及社会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开辟道路。可以说，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正源于其对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争夺。第三章第一节是对《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部分和《羽书集》中所有文艺论文进行的校勘。这两部分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是发表于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大体可以以郭沫若回国参加全面抗战为界限，分成两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内，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由于受不同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改变，而尤其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文艺观言论，往往又被其在日后进行大幅度的改动。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基于校勘工作之上，对郭沫若与李石岑、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真实关系的考察评论。郭沫若与李石岑历史恩怨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这段恩怨纠葛从二十年代初期一开始便体现了郭沫若鲜为人知的一种负面心态：偏狭，一直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他的这种偏狭心态都始终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甚至到了五十年代末都还有回响。关于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人们总是根据郭沫若在解放后编篡的《沫若文集》来认识考察，认为郭沫若是反蒋斗士，但殊不知郭沫若在编篡自己的《沫若文集》时，把他解放前创作中所有涉及蒋介石的言论都删改过了，而这种删改便对他们关系的真实状态形成了巨大遮蔽，尤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抗战时期的关系。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初期，郭沫若在言论上对蒋介石是非常恭敬的，甚至到了献媚的地步，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共产党势力对他的极力争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改变。而从郭沫若更深层的心态考察，无论是他对李石岑的负面评价，还是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的献媚态度，其背后都有郭沫若对自我“权力资本”的争取和维持。第四章第一节是对《蒲剑集》、《今昔集》两个集子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两个集子中的文艺论文均创作和发表于1939至1943年间，也就是全面抗战转入持久战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形态的巨大转变，国内政治形势随之发生急剧转变，这些都极大的影响到了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言论，使他的言论极具时代色彩，而日后他对这些论文的改动，也是非常大的。第二节是对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考察评论。“民间文艺”观一直是郭沫若文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却至今一直处于被边缘甚至被忽略的状态，笔者通过校勘其文艺论文发现，郭沫若并非像学者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关注民间文学事业”，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不同的态度，其中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有着较低的评价。郭沫若对待民进文艺的态度，与他根深蒂固的“精英-权力”意识紧密相联。第五章第一节是对《沸羹集》、《天地玄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集外”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三个部分中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主要发表于从四十年代前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大约八年的时间内，郭沫若的人生在这一时期内颇为跌宕起伏，他先是被蒋介石免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之后他所领导的“文工会”也被解散，由此便彻底结束了其在国民党体制内“交大运”的历程，但在与此同时，他却在共产党方面获得极高的认可，被定为“鲁迅的继承者”，获得了“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因此他的文艺观言论也明显地向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靠拢，因此日后郭沫若对这一部分文艺论文的改动，并不算非常大。第二节是笔者基于这校勘工作，发现并阐释了郭沫若在解放前对毛泽东毛文艺思想的接受及态度转变真实状态。历史的实情是解放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从最初仅仅印象深刻，到之后欣赏敬仰，再到最后达到崇拜歌颂，这样不断进行转变的。这一转变过程本质上体现了郭沫若在不同的历史机遇期中对“权力”的寻逐。总的说来，本文是郭沫若研究九十多年来，首次对他所有前期文艺论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校勘工作，在整个校勘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诸多久已被遮蔽的重要问题，以及以往学者们由于不清楚郭沫若的这大量修改所得出的错误研究结论，笔者在每一章的“学术发现”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厘清和阐释，并对错误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纠正。在研读和校勘郭沫若大量前期文艺论著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文艺观念上有着明显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特点，但是在他的这些观念在不断转变的背后，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心态在起着决定作用，那便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文化资本”的努力获取，以及在此“文化资本”的基础之上，对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有着直接影响力的“权力资本”的寻逐与把握。
徐化芳[5]（2013）在《祖谱》文中认为0微山湖的粗人们管杜厚堂叫泼皮溜溜头,半熟七叶子。略通文墨的细人们,六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了一道子,说什么塑造人物要讲究个丰满厚实。观看其做派,参照其脾性,又为他加添一个贴切的称谓:无皮拉稀。杜厚堂是个男人,腿裆里长着一嘟噜证明真实男人的物件。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他是一匹无用的骡子,那物件像根长长的软棉花筒子。花一样可爱的女人,除了享受他的种种谎言之外,并没有得到多少真诚和爱
刘琼[6]（2018）在《从自由主义看萧乾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流派之一,是以个人所有权和精神独立为核心,追求人的身心自由与平等价值,强调个人道德至上和自由选择,赋予人以平等的道德地位。它认为所有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可以通过改造实现向善的理想,追求人的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以人道主义作为其内在的价值尺度。萧乾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自由主义是贯穿萧乾文学创作和心路历程的主要精神脉络。既是他文学创作的灵魂,也是他精神世界的主体,充分体现在他对平等、自由、民主、向善的追求和人道主义关怀。自由主义在萧乾的身上,显现出一种自我存在的精神气度和审视世界的思想深度,最鲜明地体现在他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民主平等的理想和善与美的价值追求。萧乾作为一个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其心路历程也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表现。萧乾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追寻与沉淀的过程。童年时悲惨的人生遭遇激起他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进入青年后他树立起“不带地图旅行”的人生自由理想。三十年代在京派与《大公报》两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耳濡目染让他逐渐走向成熟。七年的海外漂泊生涯是他与自由主义思想的近距离接触,也奠定了他坚守自由信仰的思想基础。解放后萧乾以自我的消解与身份的认同来再造“新我”,以艺术的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体现其对生命本真的追求。虽有几次精神历程的急转,自由主义思想的被遮蔽,但他仍坚持以独立的灵魂和对平等生命尊严的追求来完成自我的道德完善,从而在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中把握自我的存在,实现了萧乾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拷问。这也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精神的漂游与浪漫主义精神的消逝过程,体现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现实的悲剧抗争历程。萧乾的小说创作观念中有着鲜明的自由主义思想。萧乾对底层民众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对自由民主的渴求,对文学创作个性的自觉选择,实现其对善和美的价值追求,有着独立的人格和浪漫的信仰,体现了萧乾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悲凉和忧郁是萧乾小说创作的情感基调,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时代民族苦难时的真实心境和无根漂浮命运的表现,以此表达他对底层民众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和对自由生命与性灵的追求,抒写独立清醒的灵魂。萧乾的散文创作展现了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思想世界。他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世界的观照,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终极追寻,以一种独立的人格重塑姿态写作,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他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独立自主的审美意识,以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精神所展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建构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世界。萧乾的新闻特写以“探寻”和“跋涉”为创作心理实现其探寻人生自由的梦想,将创作看作是一场深入探索生命自由和性灵自由的文字探险,以此实现他对文学的自由和“在鼓面上跳舞”的理想,以其自由主义的创作理念进行新闻文体的创作实践,以“对现实发言”的创作姿态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萧乾的书评理论与实践中也体现了自由主义思想中人的平等和精神独立的主张。萧乾认为书评家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实现思想和精神的独立和自由的评论空间,实践他“善”和“美”的文艺创作观念。独立宽容的态度,自由发表的言论空间,主张道德自主道德自律,这是书评创作艺术的标准也是客观公正、宽容平等的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萧乾以文字记录下他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嬗变,展现了一颗多情而敏感的灵魂漂游在这世界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感悟。自由是从心底的自我解放,也是萧乾精神世界里的自我释放与不断向外拓展,形成了他的思想边界,呈现他生命的完满和精神世界的丰盈,袒露出他深沉而轻盈的灵魂。在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思想空间里,知识分子们的精神世界的相互交织,形成了现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瑰丽多奇的精神场域。作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萧乾的自由主义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又很有代表性,从他的身上可看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对人类精神家园追寻的精神脉络和思想轨迹,清晰地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上个世纪近百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流变史。
崔京宪[7]（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张金洪[8]（2018）在《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文中认为人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形成对不同群体的认同和归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同是人对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因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某个族群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形成两种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上来看,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在多族群国家内部,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张力,有时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在全球化的持续推动下,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紧密和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然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带给人们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带来的不稳定,使人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与不安。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但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历史条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仅关涉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还关乎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团结。也正因为如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指导之下,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证考察和现实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二者关系的处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加上绪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即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问题凸显、民族国家内部出现认同危机、以及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等。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明确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领域。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选取凉山彝族作为个案研究的缘由及数据说明等。第二部分是概念阐释和界定。分析了“认同”、“族群”、“民族”的概念,界定了本研究中相关概念的适用内涵和外延。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本身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是族群身份的构建和认可,指的是族群成员基于共同的血缘、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族群性和文化性。而关于国家认同,则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指的是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本国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的赞同和归属。就中国而言,国家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民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制度、政策等的赞同和忠诚;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的认同和维护。第三部分是对西方国家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的分析。重点阐述和分析了西方国家的三种理论形态:种族主义理论、同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合西方国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实施的政策实践及其效果的分析,对这些理论取向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实际上很难建构出一种精细而完备的普适性理论模式。民族国家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有效措施来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实证考察和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和总体趋向。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较多、文化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少数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历史上,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凉山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彝族,凉山彝族保留着更为完整的彝族传统社会形态、族群文化和风俗习惯,其族群认同亦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他们的国家认同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其本身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凉山彝族面临新的文化重组和变迁,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对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事实上处于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状态,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并且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族群认同程度。这为研究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第五部分是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探索。在以上各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即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但国家认同在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至上性和优先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应发挥主动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探索方面,本文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费孝通教授分析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表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并非是“二元对立”,相反,多族群共生、多族群互补是历史大传统,是理性实践、历史的选择,更是生存性智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针对于此,为进一步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二是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四是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五是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张慧[9]（2019）在《习近平青年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赢得青年,就赢得了祖国的未来,赢得了民族的希望。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关心青年的成长成才,始终把青年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青年成长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党关爱青年的优良传统,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阐述青年问题,关心青年、信任青年、依靠青年,号召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号召广大青年在实干中增长才干,增长见识,逐步形成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习近平青年观。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习近平青年观,对于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青年论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成才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第一章,绪论。主要从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论文的难点与创新之处这四大方面对习近平青年观的相关理论工作进行梳理,为深入研究习近平青年观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章,习近平青年观概述。本章从习近平青年观的相关概念、习近平青年观的位置、习近平青年观的特征这三大方面进行系统论述,为习近平青年观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习近平青年观的发展历程。本章从青年观发展的奠基期、青年观发展的雏形期、青年观发展的完善期这三方面对习近平青年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论述,系统整理出习近平青年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第四章,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渊源与现实依据。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青年观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青年观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年观理论这三大方面来探究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渊源;分别从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代青年的现实反思这三方面来为习近平青年观提供现实依据。第五章,习近平青年观的主要内容。本章从以下四方面对习近平青年观的主要内容进行论述,即:青年为本的观点和情怀、青年的成长与成才、青年的教育与培养、青年的组织与领导。通过此章的论述分析,让广大青年更加明确习近平青年观的主要内容,为指导青年工作提供根本遵循,为阐述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意蕴做准备。第六章,习近平青年观的当代价值意蕴。主要从助力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引发全社会对青年培养的重视、指导群团组织有效开展青年工作、促进广大青年自我修养的完善这四方面来分析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意蕴,为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指明方向,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提供根本指导,同时也能够深化青年理论工作的研究。
张承志[10]（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著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著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著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著译小说文本。他的著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二、要有他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要有他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论文提纲范文）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萌芽期—求学时期与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 |
| 第一节 求学时期 |
| 第二节 留法归国 |
| 第三节 新音乐思想 |
| 一、新音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新音乐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
| 三、新音乐思想的观点 |
| 第四节 新音乐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早期(广州音乐院时期) |
| 第一节 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 |
| 一、办学缘起 |
| 二、办学目标 |
| 三、课程计划和课程设置 |
| 四、教师和学生 |
| 第二节 重视音乐实践 |
| 第三节 创办《广州音乐》 |
| 第四节 重视音乐教育 |
| 第五节 专著和译介 |
| 第六节 音乐创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中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 |
| 第一节 专注教学管理 |
| 第二节 引进固定唱名法担任公共课教学 |
| 第三节 创办音乐期刊 |
| 第四节 编译音乐专著组建管弦乐队 |
| 第五节 音乐创作 |
| 第六节 培养的学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晚期—南京国立音乐院与南京师范学院时期 |
| 第一节 坚持音乐教育的师范性 |
| 一、培养目标紧扣“师范性” |
| 二、学制制订围绕“师范性” |
| 三、教材建设凸显“师范性” |
| 第二节 重视社会音乐教育 |
| 第三节 西方音乐的译介 |
| 一、选题考究 |
| 二、信达雅 |
| 三、选译作品的革命性倾向 |
| 四、关注音乐家的生活 |
| 第四节 音乐创作 |
| 一、讴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
| 二、饱含深情的艺术歌曲 |
| 小结 |
| 第五章 陈洪的音乐教育思想 |
| 第一节 专业音乐教育思想 |
| 一、教育救国 |
| 二、中庸之道 |
| 第二节 师范音乐教育思想 |
| 一、坚持师范性 |
| 二、师德是教师的根本 |
| 三、为师之道在于慈 |
| 四、一切从实际出发 |
| 第六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总结及当下意义 |
| 第一节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总结 |
| 第二节 陈洪的“中庸”思想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意义 |
| 第三节 陈洪“师范性”理念对我国当下教育事业发展的意义 |
| 结论 |
| 附录一 陈洪创作的部分歌曲曲谱 |
| 附录二 陈洪履历表 |
| 附录三 后人对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捍卫” |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校勘与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艺论集》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观念的历史流变 |
| 第二章 《文艺论集续集》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真实动因 |
| 第三章 《沫若文集》第十一卷“集外”、《羽书集》文艺论文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之一：郭沫若与《学灯》编辑李石岑的历史恩怨 |
| 第三节 学术发现之二：全面抗战期间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复杂纠葛 |
| 第四章 《蒲剑集》、《今昔集》文艺论文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历史流变 |
| 第五章 《沸羹集》、《天地玄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集外”文艺论文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部分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及态度转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5）祖谱（论文提纲范文）
| 0 |
| 1 |
| 2 |
| 3 |
| 4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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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19 |
| 20 |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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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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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6）从自由主义看萧乾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一、自由主义 |
| 二、自由主义文学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自由主义与萧乾的心路历程 |
| 第一节 最初的自由旅程 |
| 一、清醒的反抗 |
| 二、地图与理论之争 |
| 三、文学自由的理想 |
| 四、跋涉山水之外 |
| 第二节 撕裂的自我与权威的阴影 |
| 一、阴影下的隐忧 |
| 二、质疑与被质疑 |
| 第三节 “把一切推倒”与自我重构 |
| 一、虔诚的思想之改造 |
| 二、再造“新我” |
| 三、自我的消解与身份的认同 |
| 四、自由的遮蔽 |
| 五、诗意的回归与自我理想之重建 |
| 第四节 从萧乾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 |
| 一、艺术的自由与自我的坚守 |
| 二、对生命本真的追求 |
|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与萧乾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思想与心理创伤体验 |
| 一、悲凉的人生与不平等的抗争 |
| 二、苦难的隐喻与无根漂浮的命运 |
| 三、人生的自由旅程与情感的“自由” |
| 第二节 性灵自由的创作心理 |
| 一、生命的萌动与性灵的创作 |
| 二、想象与情感的诗性与诗意 |
| 三、个性的自我与流派的精神遇合 |
| 第三节 乡土批判与自我审视 |
| 一、自由的失落与乡土的沉痼 |
| 二、仪式与自我审视 |
| 第四节 情感的自由表达 |
| 一、艺术的自由 |
| 二、忧郁的力量 |
| 三、梦的原乡与悲悯情怀 |
| 第三章 自由主义与萧乾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身份困惑与精神突围 |
| 一、身份困惑与突围的艰难 |
| 二、丰富与生动 |
| 第二节 民族理想与人生体验 |
| 一、无形的地图与家园意识 |
| 二、瑰丽的山水,晦暗的人间 |
| 第三节 乐观的理想主义与自我描摹 |
| 一、“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
| 二、性灵的自由 |
| 三、理想世界的建构 |
| 四、灵魂的解剖 |
| 第四章 自由主义与萧乾报告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对现实发言”的创作姿态 |
| 一、向实际人生中寻题材 |
| 二、“对现实发言”的创作姿态 |
| 三、真实与真诚 |
| 第二节 “探寻”与“跋涉”的创作心理 |
| 一、冒险的“越轨” |
| 二、“生命跋涉”的深度 |
| 第三节 “人生采访”与“文化对话”的价值追求 |
| 一、“人生采访” |
| 二、文化对话 |
| 三、“审视”与“被审视”的观照视角 |
| 第五章 自由主义与萧乾书评 |
| 第一节 净化与推动 |
| 一、“文化保镖”与“裁判” |
| 二、“筛子”的作用 |
| 三、传播和交流 |
| 第二节 潜思的镜子和自由的空间 |
| 一、持论客观与浇花守圃 |
| 二、多维度的表达空间 |
| 三、灵魂的自我净化 |
| 第三节 独立宽容的原则 |
| 一、无偏见的冷静 |
| 二、批评的宽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族群认同研究 |
| 1.2.2 国家认同研究 |
| 1.2.3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 |
| 1.2.4 凉山彝族相关研究 |
| 1.3 研究个案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
| 1.3.1 研究个案的选取 |
| 1.3.2 研究数据说明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阐释 |
| 2.1 关于全球化 |
| 2.2 多维视角中的认同涵义 |
| 2.3 族群与族群认同 |
| 2.3.1 族群与民族 |
| 2.3.2 族群认同及其产生 |
| 2.4 国家和国家认同 |
| 2.4.1 国家及其起源 |
| 2.4.2 国家认同 |
| 2.5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处理的理论基础 |
| 2.5.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国家观 |
| 2.5.2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 2.5.3 理性选择理论与情感理论 |
| 2.6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的理论取向 |
| 2.6.1 种族主义建构取向 |
| 2.6.2 同化主义建构取向 |
| 2.6.3 多元文化主义建构取向 |
| 2.6.4 简要评析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分析 |
| 3.1 凉山彝族概述 |
| 3.1.1 凉山的地理环境 |
| 3.1.2 彝族的族源、族称及凉山彝族的人口分布 |
| 3.1.3 凉山彝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 |
| 3.2 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分析 |
| 3.2.1 凉山彝族的家支认同及其社会功能 |
| 3.2.2 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 |
| 3.2.3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层级结构体系 |
| 3.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
| 3.3.1 古代帝国时期凉山彝族的国家认同 |
| 3.3.2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近代转型 |
| 3.3.3 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的实施 |
| 4.1.3 研究方法 |
| 4.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分析 |
| 4.2.1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体状况分析 |
| 4.2.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状况的具体分析 |
| 4.2.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状况的具体分析 |
| 4.2.4 凉山彝族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状况 |
| 4.3 族群差异及原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 |
| 5.1.1 族群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1.2 国家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先赋性客观因素的影响 |
| 5.2.2 社会教育因素的影响 |
| 5.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先赋性客观因素对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
| 5.3.2 社会教育因素对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
| 6.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 |
| 6.1.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异性 |
| 6.1.2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 |
| 6.2 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
| 6.2.1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 |
| 6.2.2 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 |
| 6.2.3 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 |
| 6.2.4 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
| 6.2.5 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
| 6.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的情况 |
（9）习近平青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论文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4.1 论文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青年观概述 |
| 2.1 习近平青年观的概念解读 |
| 2.1.1 青年 |
| 2.1.2 青年观 |
| 2.1.3 习近平青年观 |
| 2.2 习近平青年观的地位 |
| 2.2.1 青年理论的创新发展 |
| 2.2.2 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 |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融合 |
| 2.3 习近平青年观的特征 |
| 2.3.1 着眼现实突出青年地位的时代性 |
| 2.3.2 立足中国聚焦青年问题的本土性 |
| 2.3.3 博采众长指引青年成长的引领性 |
| 第3章 习近平青年观的形成和发展 |
| 3.1 青年观的雏形期 |
| 3.1.1 知青岁月的生活体验 |
| 3.1.2 学习生活的独立思考 |
| 3.1.3 基层工作的充分肯定 |
| 3.2 青年观的发展期 |
| 3.2.1 办好教育理念中的青年观 |
| 3.2.2 推进群团改革中的青年观 |
| 3.2.3 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青年观 |
| 3.3 青年观的完善期 |
| 3.3.1 纪念五四运动讲话中的青年观 |
| 3.3.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青年观 |
| 3.3.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青年观 |
| 第4章 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渊源与现实依据 |
| 4.1 理论渊源 |
| 4.1.1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青年观理论 |
| 4.1.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理论 |
| 4.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年观理论 |
| 4.2 现实依据 |
| 4.2.1 瞬息万变的国内背景 |
| 4.2.2 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 |
| 4.2.3 当代青年的现实反思 |
| 第5章 习近平青年观的主要内容 |
| 5.1 青年为本的观点与情怀 |
| 5.1.1 明确青年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 |
| 5.1.2 遵循青年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 |
| 5.1.3 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 |
| 5.2 青年的成长与成才 |
| 5.2.1 立志成长立德成才 |
| 5.2.2 学习成长吃苦成才 |
| 5.2.3 实践成长创新成才 |
| 5.3 青年的教育与培养 |
| 5.3.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 |
| 5.3.2 以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 |
| 5.3.3 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激发青年 |
| 5.4 青年的组织与领导 |
| 5.4.1 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权 |
| 5.4.2 推动青年引领方式方法的时代创新 |
| 5.4.3 完善面向青年“大宣传”理念的体制机制 |
| 第6章 习近平青年观的时代价值 |
| 6.1 助力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
| 6.1.1 青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
| 6.1.2 青年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利保证 |
| 6.1.3 青年是国际间交往的重要载体 |
| 6.2 引发全社会对青年培养的重视 |
| 6.2.1 家庭教育的不可缺失 |
| 6.2.2 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 6.2.3 政府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 |
| 6.3 指导群团组织有效开展青年工作 |
| 6.3.1 提供认识当代青年的科学依据 |
| 6.3.2 揭示当代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 |
| 6.3.3 推进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深化改革 |
| 6.4 促进广大青年自我修养的完善 |
| 6.4.1 在自我教育中促进知行合一 |
| 6.4.2 在自我管理中获得价值提升 |
| 6.4.3 在自我监督中建立完备体系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10）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著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要有他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2]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D]. 温跃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3]《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4]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校勘与发现[D]. 孟文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5]祖谱[J]. 徐化芳.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3(01)
- [6]从自由主义看萧乾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D]. 刘琼. 云南大学, 2018(01)
- [7]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8]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D]. 张金洪.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9]习近平青年观研究[D]. 张慧.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