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务院批转劳动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张慧霞[1]（2011）在《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国民收入一般有三种来源:工作报酬、资产收益和国家对国民进行的再分配收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一般被定性为再分配基金。它在许多国家是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分配方式对社会阶层结构会产生影响,因此,讨论谁得到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什么时候和怎么获得的?就具有了社会学的研究意义。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分配方式的依据,故本文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如何被分配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它分配方式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1922-2007这段并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镶嵌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亦经历了巨变。在政策巨变的背后,是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覆盖范围和待遇标准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直接影响了个体利益的损益,也影响了受益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建国之初,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覆盖范围被界定为城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的固定工或合同工,随后被扩展到城镇企业的所有固定工或合同工;1984年之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展到城镇企业所有职工;2005年以后,覆盖范围又进一步扩展,部分事业单位职工、部分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也被包括在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政策范围之中。从政策文本的演变来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是不断扩展的。但从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这段时期内频繁调整和变化,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所覆盖的对象能否享受相应的政策承诺是值得商榷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所界定的受益对象因政策改变是否影响了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也有待考察。即政策规定的受益对象是谁,他得到了什么,得到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本文重要的研究概念“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不包括国家推行的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狭义的社会福利,也不包括目前在大部分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所实行的退休制度,更不包括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它主要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政策。因此,本研究对象主要指国家颁布并实施的正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时间从1922年到2007年。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只针对城镇企业职工,因为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长期以来主要的覆盖范围就是城镇企业及其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参与主体主要涉及代表国家的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单位（其中以企业为主）和个人（以城镇职工为主）。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有相对独立的基金和服务机构。论文基本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用七章来论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结果,对结果的分析。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是文献综述部分。首先提出研究问题。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资源,是如何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再分配的。文献综述部分主要阐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重在对概念的界定、研究目的和意义的阐述。第二方面主要是对国内外有关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研究进行阐述,重在强调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主要服务对象,实施的结果,分析其社会再分配的功能。第二部分:第二至第六章,其基本内容有三层。在每一章,首先简单描述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指标有就业人口的变化、职工流动和职工工资。这些指标是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基础。然后,以时间为线索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主要条文进行描述性分析,主要阐述政策目标、政策的覆盖范围、责任主体和待遇的支付标准四个方面。此部分主要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进行文本性分析。第三,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指标主要有:政策的覆盖范围、基金状况、参保过程、退休及待遇标准多少等。本研究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价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法,比较在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后,政策规定覆盖的群体与其他没有被政策覆盖的群体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被政策覆盖的群体内部因地区、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和雇佣形式的不同,他们在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方面存在的差别。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资源,总结在不同历史阶段条件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资源分配方面的文本特征,对受益群体的具体影响。政策实施的结果对文本政策的背离情况,最终对资源分配所造成的影响。简要阐述在各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国民收入的一种再分配工具,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并针对目前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詹华[2]（2013）在《建国以来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历史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老年社会经济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为了保障步入老年期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人口赡养比率的日益提高,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重要性不断显现,改革、健全、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官员、工商实业界人士、专家学者们等共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与焦点民生问题之一。在国内外有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研究方面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名家辈出、着述颇丰。丰富、充实的研究文献资料对于开展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历史研究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为研究的有效进行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物质条件,也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线索,使本研究能够充分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站在较高的理论视角上,对福建城镇社会基木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历史沿革以及在此历史进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体制运行的机制性问题做一番比较全面、客观、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对处于东南沿海的主要省份福建而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较低的历史条件下,面临较快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面对社会人口日益老龄化的现实,构建一套符合现阶段国情与省情的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与严肃的政治任务。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改革与实践,基本上没有完整、现成的范例可以充分效仿,它是一个需要不断试验和探索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学术理论的先行先试,即学术理论方面的先行性探索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改革与实践是国家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地区化管理和运作的重要内容。探索与研究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改革与实践问题必须要引入本土化的视角,立足于福建省的具体省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据。建国以来建立和不断健全、完善的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福建省情的重要体现,不同历史阶段的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发展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福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状况所决定的。每个历史阶段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发展都有着包涵时代特色的鲜明特征。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社会民生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既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体制优越性和积极因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和负面因素。对于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的历史性评价,应当要有一个全面、客观、辩证、理性的认识。因此,要充分地理解和认识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改革与实践问题的实质,必须对其整个历史沿革的概况和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做一个全方位、详细、深入的考察,由此可见,开展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相关历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客观必要性。本论文着重于从历史学的视角,对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演变情况进行研究。考虑到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历史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应用性,由此,本论文将采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资料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并用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本文以“建国以来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历史演变研究”为题,围绕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发展的基本线索,充分结合史料,理论联系实际,介绍了社会养老保险金制度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内涵以及社会养老保险金制度构建的主要思想理论依据与制度建立、发展的历史渊源,论述了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的发展历程,对各个历史阶段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归纳和分析,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等角度入手,对不同历史时期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做了较为详细、深入地剖析与说明,就不同历史阶段的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状况进行了全面、具体、客观的评价,重点分析了其运行机制的历史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性,最后论述了现阶段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发展的主要改进思路。
马福云[3]（2001）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农民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作为发展主体的广大农村人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总体上而言，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逐步下降，中国人口增长类型正在由此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转变为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但是中国人口的社会结构转型却缓慢得多。中国人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人口数量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实现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 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是建立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因为在人口的现代转型中，社会是基础，个人是主体，而制度却是两者之间的必要纽带。一定背景下实施的制度规范着个人行为，制度是社会运行和人口发展的平台与框架，并对其运行发展具有促进或迟滞的作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制度诱导塑造的结果。对现代化发展进行社会学研究，重视非经济因素的探讨，就不能忽视对制度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正是运用社会学，尤其是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变革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的主题就是考察中国户籍制度在建国以来体制转规前后所发生的变迁；在考察户籍制度本月变迁过程中，也论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诸多权益配置等制度的调整。因为在我国户籍制度并非仅仅涉及到户籍本身，更重要的是户籍和基于户籍之上的户籍权益相关联，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渗透到个人国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户籍制度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制约下，户籍演变为个人身份、地位、社会威望等多方面的表征。 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在回顾我国古代和近代史上户籍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将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和调整置于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系与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中进行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分两阶段阐释了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和户籍挂靠在一起的权益分配格局是如何出现、强化和进行调整改革的。在阐述制度演变的同时也考察了这一户籍制度体系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探讨了户籍体系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及其特征，剖析了制度改革滞后的缘由及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此后，本文运用在山东省昌乐县进行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体系在这一社区中的运行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后果，因在社会现实中，户籍的权益化比户籍本身更为人们所关注。这一部分在介绍昌乐县镇概况和实际户籍制度管理机构、内容和程序的基础上，考察了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权利义务分配两方面的关系，探讨了户籍对人们的社会流动和婚姻家庭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在分析中笔者认为在我国，户籍获得的先天性、户籍变更的严控和户籍的权益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个人在经济社会行为上所进行的自主选择。尽管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正在进行调整，但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却大大滞后了。到目前为止，我国户籍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功能依然没有大的变革，户籍制度仍然是各种权益配置的基本标准之一，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性极大的背景下，户籍制度依旧在对我国人口迁移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农村人口在权益分配上依然处于劣势，而对人口迁移的控制使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难以获得城市居民地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仍需在多方面深化进行，以在户籍平等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过程，改善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加速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4]（198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初稿)》(专辑三)》文中提出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从宝鸡到成都的宝成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贯穿陕、甘、川三省,全长六百六十八公里,是连结我国西北和西南的交通干线。上旬中央召开杭州会议,讨论了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以及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十一日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提出,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个政治问题,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工作中急燥冒进的“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另外,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工作方法问题,讨论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问
朱珏[5]（2012）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精简城镇人口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和措施。本文以浙江省档案馆所藏档案为基础,结合调查访谈所获资料,对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结果,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进行分析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却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严重的困难。激进的工业化不仅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也使短期内城镇人口出现了非正常的膨胀,国家财政和市场供应压力巨大。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调整,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精简城镇人口。精简城镇人口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浙江省在精简工作中,无论是城镇人口减少的绝对数,还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下降率,在全国各省份中都处于中上水平。历时三年多的精简工作,涉及到浙江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从地区情况看,除台州地区本身人口较少外,其他几个地区被精简的城镇人口分布较为均匀。从各部门情况看,由于相互间部门特性的差异,被精简的人口数和构成也各不相同。关于浙江省被精简的人口数,由于统计口径等原因,档案资料中出现了不同的数据。综合考实,全省被精简城镇人口数应为92.3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构成则相当复杂。安置是精简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安置政策的落实,直接关系到精简工作的整体进展以及整项工作的实效。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安置政策和措施。就安置的政策和措施本身而言,兼顾到了精简时以及精简后的各个环节,较为完善。然而,这一系列安置政策和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特点,乃至遗留了许多历史问题,久悬而不能彻底解决。精简工作造成了三个层面的不同结果。就政策层面而言,精简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成功。就社会层面而言,大量人员离开城镇,进入农村,给城镇、农村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就个体层面而言,精简改变了全国两千多万人、几百万个家庭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尽管从1965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政策,对部分被精简人员进行救助,但由于救助的水平较低,且只涉及到少部分被精简人员,因此这些救助政策并未真正改善被精简人员的生活境况。时至今日,当年的被精简者由于在精简中失去了工作,同时失去了相应的社会保障等,以至生活普遍困难,个人养老及家庭子女问题突出。精简城镇人口,是一次“政治主导”下的人口“逆迁徙”。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在政策层面取得成功,是执政党的社会动员,国家体制、城乡差异以及民众的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齐凯君[6]（2014）在《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文中研究表明“农民进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中一个贯穿性的问题。只有将“农民进城”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框架中审视,才能理清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挖掘其表象后的深层原因,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天津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具备研究的典型意义,同时区域史的考察可以使“农民进城”的整体研究更加深入具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政府主导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赶超型现代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高速度的特点,给“农民进城”打上鲜明的体制烙印和时代特征。“农民进城”随着现代化的探索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1949-1957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民进城”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相对自由到逐渐受到规范和限制；1958-1976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进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探索,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逐渐受到严格地禁止；1977-1985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进城”也开始日趋活跃,进城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从迁入地、迁出地和进城农民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不同时期“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进城渠道和进城后的职业流向与生活处境,纵向地梳理现代化战略与“农民进城”的关系,可以了解“农民进城”与现代化探索,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农民进城”相关政策的演变服务于工业化需要的特点。“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对现代化产生多元复杂的影响：从农民的迁入地看,进城农民是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加速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城市文明的多元化；同时“农民进城”也可能对城市的秩序造成冲击,给城市的管理带来挑战。就迁出地而言,“农民进城”可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迁；但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造成农村优秀人才的流失,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村现代化后继无人,发展乏力。最后,“农民进城”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促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不断走向现代化。“农民进城”在对社会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自上而下的教育,工业的生产方式对农民工人的塑造,以及城市生活的熏陶,都促进了农民传统性的嬗变和现代性的生长。在分析农民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寻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首先需要消除制度的区隔和排斥,这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前提；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是农民现代化的关键；输入地和输出地密切配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权益,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进城农民的自身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通过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的“农民进城”的纵向地考察和横向地分析,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包括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是影响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农民进城”的关键因素,积极主动消解制度性的障碍因素,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前提；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国家政权在“农民进城”中发挥了主导和控制作用,虽然保证了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但是也遏制了农民在迁移和流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保证；农业现代化在“农民进城”问题上具有基础性地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基础,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重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的脱节现象,影响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接受和吸纳,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劳动力顺利有序转移的关键。最后,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农民的现代化对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进城”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室[7]（1992）在《我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大事辑要（1986—1990年）》文中认为 一九八六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部署》提出,1986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部署》提出,从“七五”计划开始,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农业事业费将适当增加;国家从征收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税的增长部分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农业。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合同定购方法将不断加以改进,并稳定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补贴,对有困难的小化肥厂减免税收,以便降低化肥销价。地方财政也要尽可能多拿出一部分钱投入农业,扭转一些地方农业投资递减的现象。水利投资要尽快恢复到1980年财政包
李佩瑶[8]（2018）在《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普遍认为,工业的发展必然会造成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瓦解,即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取代整体本位的共同体。然而,在中国社会却并非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中独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单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和促进百业运营和发展,国家建设也急切需要重工业发展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根据地实践的基础上,逐渐修正并完善组织体制“单位”,作为一种重建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单位”作为中国特色的组织形态,既是保障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经济组织,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权力延伸的渠道,是重新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模式。单位作为生产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复合体,自产生以来就通过“单位办社会”的方式承担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和治安在内的各项功能。这种“大包大揽”式的功能覆盖使单位组织成员在单位办社会内就可以实现几乎全部社会关系,因此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工业化进程而造成社会的原子化,反而通过单位形成了地缘、业缘、甚至包括亲缘关系的多重复合,单位成员和单位组织相互依赖,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内核,构建了单位共同体。在目前对于单位制的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对单位制外在形态及内在功能两个维度的研究。对于单位制外在形态的考察,表现为对于单位制度的产生及变迁研究;对于单位制功能的考察则表现为对单位组织与国家、社会和家庭关系的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中,却都缺乏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视。与此同时,厂办大集体这一对于促成单位制变迁的重要因素却鲜有问津,并且对厂办大集体引入国营单位组织后,产权基础上形成的“国营+集体”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其所引发的单位组织结构性变化也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阐释。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家国同构”的逻辑一直贯穿始终,国家为轴的权威模式与以国家为中心辐射开来的家族与团体关系在不断的互动,并塑造出了大同思想下的“井田制”直到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的变动过程。单位制的出现也是在这些思想逻辑的引导下、变动过程的基础上发生的。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建构思想纳入到对单位共同体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厂办大集体”作为存在于国有经济内部的集体经济,虽然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厂办大集体并不是简单的、临时性的组织变动,而是深刻的、结构性的制度变迁。厂办大集体的产生首先造成了单位组织内部产权关系的分化,即国企由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国营+大集体”的二元结构模式,随之而来的则是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建立。这一“边界”的概念对于理解单位制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又是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由厂办大集体的兴起带来的组织边界入手,继而探讨单位共同体的衰落,对于研究单位制变迁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选取东北地区Y厂和T厂两所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要案例,描述一种典型的单位制模式。通过对两个案例厂厂办大集体的引入、运行和整体改制全过程的考察,以及其中国家政策变化、企业领导对政策的回应与执行、职工对单位共同体变迁的真实体验等维度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组织边界变迁为切入点,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单位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通过单位组织边界的变动来回视单位共同体的兴起与衰落。
严士清[9]（2012）在《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城乡隔离、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等的负面效应。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拨乱反正”之前,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不断强化,使城乡隔离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更为牢固。“拨乱反正”后中央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非正常的城乡人口“对流”被遏制、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究其原因,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因被绑定了多种社会管理功能,造成城乡隔离、导致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实施“自理口粮户口”政策以来,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放开、由点到面逐步地展开。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小城镇开始,接着大中城市进行多样化尝试,稍后省、自治区在其辖区内进行改革探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得到了改善。大中城市政府实施的落户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改革、实施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等措施,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向更广的区域。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统一城乡户口改革的推进,使其辖区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公民在身份标识上实现了统一,也加快了革除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的步伐；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部分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因没有当地户口而导致的工作、学习、子女教育上的困难,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加速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本文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特征。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分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两个演化阶段。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空间上隔离,称之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同“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所组成的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隔离及其福利待遇差异的矛盾。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国户籍制度遂演变为“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福利待遇不平等的矛盾。其次,根据户籍制度演变过程中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情况,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体系进行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和身份定格功能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是对居民居住、就业、接受义务教育、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户籍身份进行规定（划分）,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身份定格功能从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两个方面对居民身份进行界定。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它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邦定提供了“接口”。所以,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不是“替罪羊”,而是发挥了“助手”或“帮凶”作用。显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从居民等级身份定格和居民空间身份定格两个方面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使中国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回归到一元户籍制度。第三,根据户籍制度改革中户籍结构变动情况,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分为“先三后一”型、“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和“合二为一”型四种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前期阶段出现的“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为有别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第三类户口形式。因此,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期为构建三元户籍结构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后期是将“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同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合并为城镇户口。这一改革阶段称为三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改革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构成,故称为“先三后一”型的改革路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三种路径,其中,城市落户制度改革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落户门槛,将农村人口转变城市户口,用二元户籍结构中的城市户口来消化吸收农村户口,最终实现二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形式称为“以一化二”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实行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是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建立新的“第三元户口”,同时规定“居住证转城市常住户口”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种通过第三元户籍形式使二元户籍结构向一元化过渡的改革实践,称为“三元过渡”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是在其辖区内将城乡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逐步实现所有居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将城乡两种户籍形式整合为一种,以实现户籍结构的一元化,故被称之为“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显然,省、自治区尺度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种路径区：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属于“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实行区域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则属于“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第四,分析小城镇、大中城市、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同路径的实施效果。小城镇采取的“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有效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小城镇户籍结构一元化的进程。但发达地区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这一改革路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特定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被迫叫停的事例。若向全国推广,必须谨慎行事。大中城市采取“合二为一”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对迅速推进辖区内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解决非本辖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同户籍人口福利待遇差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效果甚微。大中城市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能够部分解决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上的困难,让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又能避免因大量人口流入而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第五,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根据采用四种不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状况、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条件。“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户口福利承载量比外来人口户籍地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户口福利承载量同外来人口户籍地户口福利承载量迅速接近的城镇或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小,通过设置适当的落户门槛,能够推动辖区内户籍结构一元化的城市或城镇。“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外来人口数量少、统一辖区内的城乡户口能够迅速推进户籍结构的一元化进程的城市,或者外来人口数量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小的区域。“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大,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城市或区域。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两种措施,即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首先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乡城流动人口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增加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统筹的力度；建立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城市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动态机制,使农村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城市户口；不断增加大中城市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不断降低城市居住证转常住户口的门槛,有利于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户籍制度改革中,也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欠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因当地户口的社会福利承载量小,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采取“以一化二”的改革路径,以加速户籍制度一元化步伐。在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宜采用居住证制度或者居住证制度同积分入户相衔接的“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这样,既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又能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或城镇产生的巨大冲击；在特大城市及少数大城市,可以采取“多元居住证制度”以满足不同类型城市外来人口的迫切需求,为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王瑾[10]（2017）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交织着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充分展现着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其中,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重要措施之一。2000多万人的大迁徙,城市农村人口的大流动,工农业生产布局的大调整,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也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而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安置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出台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兴起。为了完成工业领域的高指标,各地开始盲目招工,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城镇人口急剧膨胀。囿于急转直下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从1959年初就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1959年,北京市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同时通过严格处理私招乱雇人员、整顿劳动组织等措施初步精简城镇人口。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后,再次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精简工作被中断。这次精简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在短期内遏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动员了一批城镇职工返乡,并整顿了劳动组织,为后来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积累了经验。第二章,主要是梳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历史过程。新一轮的“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粮食问题日益严重。迫于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深刻反思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政策之一。从1960年到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大致经历了酝酿、初步开展、高潮和扫尾四个阶段。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北京市主要从处理私招人员、精简机构和编制、精简非生产人员三个方面落实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在精简城镇人口的初步开展阶段,北京市在工业系统、城市人民公社系统和教育系统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这一阶段的精简工作也存在着精简政策执行不到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借机“甩包袱”等问题。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高潮阶段,北京市通过鼓励职工自愿还乡、严格控制增加职工、调整工业企业规模和精简事业机构等措施,取得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决定性胜利。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错减精简对象、生产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和精简对象“一刀切”等现象。在精简城镇人口的扫尾阶段,为了抓紧完成精简工作,北京市通过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动员家属回乡、节制生育等措施精简城镇人口,并灵活执行中央政策,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总之,北京市根据中央的政策,结合自身的实际,经过四个阶段稳步开展精简工作,坚决完成了精简城镇人口的重任。第三章,主要是分析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城镇人口被精简后,如何安置是精简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了使被精简人员能够在安置地安心生活和从事生产,北京市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实际的情况结合起来,对不同安置人员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安置工作的基本完成。从总体上看,北京市的安置效果是比较好的。接收地大都妥善安置了被精简人员,而且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能稳定情绪,安心从事生产。北京市被精简人员的安置工作,有很多可取的成功经验,比如加强被精简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做好精简单位和接收地的衔接工作、原精简单位加强回访调研、提高被精简人员生产技能等。安置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一些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不能安心生活、部分安置地不愿意接受被精简人员、有些地方对安置政策执行不力等。第四章,主要是评价精简城镇人口的成败得失和总结精简城镇人口的经验启示。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之所以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与北京市采取系统的政策和措施、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是分不开的。它的成功也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轻了城市粮食等供应的压力,缓解了国民经济的困局,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各方面建设。但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精简城镇人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精简城镇人口如此棘手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稳妥和顺利的,其成功之道能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出现大的政策波动;要加强“三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和安置保障;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贡献。
二、国务院批转劳动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务院批转劳动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文献回顾 |
| 第二章 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萌芽期(1922-1950)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养老保险 |
| 第三节 总结 |
| 第三章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期（1951-1968）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和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四章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维持期(1969-1983) |
| 第一节 文革及其恢复期的经济结构和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文革及其恢复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文革及其恢复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和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五章 现代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初创期(1984-1990) |
| 第一节 初创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初创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过渡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情况及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六章 现代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建立与完善期(1991-2007) |
| 第一节 建立与完善期的经济结构和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建立与完善时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现代社会养老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再分配功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国家颁布的有关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例 |
| 后记 |
（2）建国以来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历史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的主要概念、基本内涵、思想理论来源及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制度的主要概念 |
| 一、社会保险的定义和显着特征 |
| 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定义 |
| 三、制度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一、制度的基本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 |
| 二、制度构建的理念与原则 |
| 三、制度的筹资模式 |
| 第三节 制度的思想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社会养老保障的思想简述 |
| 二、西方社会养老保障理论简述 |
| 第四节 制度的历史渊源 |
| 一、国际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的历史渊源 |
| 二、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的历史渊源 |
| 第二章 建国后至文革时期的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研究 |
| 第一节 体制的发展概况 |
| 一、体制的管理机构沿革 |
| 二、企业退休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制度 |
| 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社会养老保险金待遇制度 |
| 四、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社会养老保险金待遇制度 |
| 五、企业退休职工出国及出境定居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待遇制度 |
| 六、企业退职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待遇制度 |
| 第二节 体制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一、建国后至文革前体制适度参照了苏联的国家保险模式 |
| 二、文革前在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方面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
| 三、重视对社会特定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政策的制定 |
| 四、文革期间国营企业基本成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的责任主体 |
| 第三节 体制运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建国后至文革期间体制运行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二、建国后至文革期间体制运行的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体制运行的主要社会历史作用 |
| 一、建国后至文革期间体制运行的历史积极作用 |
| 二、建国后至文革期间体制运行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研究 |
| 第一节 体制的发展概况 |
| 一、体制管理机构沿革、相关管理职能的变化以及管理队伍的建设概况 |
| 二、企业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的发展概况 |
| 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的建立、发展概况 |
| 四、福建省城镇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的建立、发展概况 |
| 五、特殊社会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以宗教教职人员为例) |
| 六、体制的信息化建设 |
| 七、基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
| 第二节 体制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一、逐步实行“统帐结合”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
| 二、不同行业间及同一行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差异 |
| 三、体制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加 |
| 四、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的征收和支付水平不断提高,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 |
| 五、重视对特定社会群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等政策的制定 |
| 六、政府成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运行的责任主体 |
| 第三节 体制运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体制运行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体制运行的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体制运行的主要社会历史作用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体制运行的历史积极作用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体制运行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五节 体制的主要改进思路 |
| 第四章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3）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编、 引言 |
| 第一章、 选题与研究背景 |
| 一、 选题的由来及其意义 |
| 二、 研究背景：中国人口发展 |
| 三、 研究现状：现有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研究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
| 一、 研究的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的理论铺垫 |
| 三、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
| 1、 基本研究假设 |
| 2、 研究方法选择 |
| 第二编、 户籍制度：历史与现实 |
|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 |
| 一、 古代中国户籍制度 |
| 1、 编户的产生和完善 |
| 2、 保甲法的出现及其演变 |
| 二、 近代中国户籍制度 |
| 1、 近代意义上户籍制度的引入 |
| 2、 保甲制度的重现 |
| 三、 历史上户籍制度的启示 |
| 1、 中国户籍制度存延的原因 |
| 2、 中国户籍制度的特征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 |
| 一、 户籍管理的初建 |
| 1、 建国初期户籍管理 |
| 2、 农村人口外流与户籍管理的法制化 |
| 二、 户籍管理的混乱和强化 |
| 1、 “大跃进”时户籍管理的混乱和强化 |
| 2、 “文革”时户籍制度的混乱 |
| 三、 户籍权益化 |
| 1、 粮食、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 |
| 2、 住房制度 |
| 3、 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 |
| 4、 教育和就业制度 |
| 5、 兵役制度 |
| 6、 婚姻家庭制度 |
| 四、 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反思 |
| 1、 户籍制度形成的原因 |
| 2、 户籍制度的影响及后果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
| 一、 户籍制度的初步调整 |
| 1、 户籍制度的恢复和强化 |
| 2、 调整“农转非”政策 |
| 3、 实施“自理口粮户口”制 |
| 4、 暂住人口管理方法的出台 |
| 5、 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 |
| 二、 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 |
| 1、 试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 |
| 2、 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序化 |
| 3、 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试点及其户籍的放开 |
| 4、 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解决 |
| 三、 户籍权益调整 |
| 1、 粮食、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 |
| 2、 住房制度 |
| 3、 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 |
| 4、 教育和就业制度 |
| 5、 兵役制度 |
| 6、 婚姻家庭制度 |
| 四、 当代户籍制度改革的再探讨 |
| 1、 户籍制度改革过程的特征 |
| 2、 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 |
| 3、 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及后果 |
| 第三编、 个案研究：户籍与权益 |
| 第六章、 一个县城镇的户籍管理 |
| 一、 昌乐县镇概况 |
| 二、 行政机构及其户籍管理 |
| 三、 户籍管理的内容 |
| 1、 户籍管理的基本内容 |
| 2、 户籍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程序 |
| 四、 户籍管理中的问题 |
| 第七章、 户籍制度与资源利益分配 |
| 一、 改革前的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 |
| 1、 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2、 非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二、 改革后的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 |
| 1、 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2、城市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三、 户籍：一种重要的资源 |
| 第八章、 户籍制度与权利义务分享 |
| 一、 改革前的户籍与权利义务分配 |
| 1、 农业户口的权利义务 |
| 2、 非农业户口的权利义务 |
| 二、 改革后的户籍与权利义务分配 |
| 1、 农业户口的权利和义务 |
| 2、 非农业户口的权利和义务 |
| 三、 户籍，一种必要的资格 |
| 第九章、 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
| 一、 改革前的社会流动 |
| 1、 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2、 城镇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二、 改革后的社会流动 |
| 1、 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2、 城镇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三、 户籍，一道无形的壁垒 |
| 第十章、 户籍制度下的婚姻家庭 |
| 一、 改革前的婚姻家庭 |
| 1、 农村的婚姻家庭 |
| 2、 城镇的婚姻家庭 |
| 二、 改革后的婚姻家庭 |
| 1、 农村的婚姻家庭 |
| 2、 城镇的婚姻家庭 |
| 三、 户籍，一道人为的屏障 |
| 第四编、 结语 |
|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思索 |
|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构建理念 |
| 二、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特征 |
| 三、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逻辑 |
| 1、 从户籍到身份分野 |
| 2、 由身份到平等化 |
| 第十二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前瞻 |
|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 |
| 二、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途径 |
| 三、 余论：制度和发展 |
| 参考书目 |
| 附录 |
| 附录1、 社会调查大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附录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
| 附录4、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年表 |
| 后记 |
（5）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资料 |
| 2 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 |
| 2.1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
| 2.2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
| 2.3 激进的“工业化”与城镇人口的膨胀 |
| 3 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 |
| 3.1 精简工作在全国的推进 |
| 3.2 浙江省精简工作的开展 |
| 3.3 浙江省被精简人口数及构成分析 |
| 3.4 基于部门和地区的分析 |
| 4 精简工作中的安置问题 |
| 4.1 安置工作的部署 |
| 4.2 安置政策与措施 |
| 4.3 安置工作的开展及存在的问题 |
| 5 精简城镇人口的结果 |
| 5.1 政策层面的分析 |
| 5.2 社会层面的分析 |
| 5.3 个体层面的分析 |
| 5.4 精简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 |
| 6 精简工作的评价 |
| 6.1 “政治主导”下的人口“逆迁徙” |
| 6.2 精简过程中的社会动员 |
| 6.3 国家体制、城乡差异与社会心理 |
| 结语 |
| 附录 调查采访记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
| 四、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城门渐关：1949-1957年的“农民进城” |
| 第一节 新中国工业化的启动与“农民进城” |
| 1.1.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农民自由进城 |
| 1.1.2 吸纳与排斥并存：“一五”时期的“农民进城” |
| 1.1.3 规范与限制共生：计划经济体制与“农民进城” |
| 1.1.4 工业化减负前行的保证：动员进城农民还乡 |
| 第二节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农民进城” |
| 1.2.1 推动“农民进城”的自然因素分析 |
| 1.2.2 影响“农民进城”的社会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之间：“农民进城”的目的和渠道 |
| 1.3.1 比较利益触动下的劳动型迁移 |
| 1.3.2 为实现家庭团聚的随靠型迁移 |
| 1.3.3 传统进城渠道的延续：社会关系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城门紧闭：1958-1976年的“农民进城”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与“农民进城”的潮起潮落 |
| 2.1.1 “大跃进”的起落与“农民进城”的顿挫 |
| 2.1.2 举步维艰：城乡二元壁垒下的“农民进城” |
| 2.1.3 农村合同工：工业化的“候补部队”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与规范 |
| 2.2.1 “以粮为纲”、“劳力归田”：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导向 |
| 2.2.2 “以农补工”的关键：人民公社对“农民进城”的规范 |
| 第三节 城乡二元壁垒下“农民进城”的目的与渠道分析 |
| 2.3.1 执着前行：劳动型迁移进城 |
| 2.3.2 阻碍重重：生活型迁移进城 |
| 2.3.3 屡禁不止：社会关系网络渠道进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门初开：1977-1985年的“农民进城” |
| 第一节 转折与解冻：“农民进城”的日趋活跃 |
| 3.1.1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增强 |
| 3.1.2 选择性和有限性：城市对进城农民的接纳 |
| 3.1.3 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与“农民进城” |
| 第二节 推力与引力并存：农村改革与“农民进城” |
| 3.2.1 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进城”的推动 |
| 3.2.2 改革的深化：统购制度的解体与农民进城经商的活跃 |
| 3.2.3 改革的创举：社队工业对“农民进城”的分流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的原因和渠道分析 |
| 3.3.1 进城脚步的坚定：城乡差距的明显化和清晰化 |
| 3.3.2 “农民进城”渠道的拓宽和途径的多样化 |
| 3.3.3 “农民进城”社会关系网络的规范和现代意义的探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进城”与社会现代化 |
| 第一节 “农民进城”与城市社会的发展 |
| 4.1.1 “农民进城”对城市现代化的推动 |
| 4.1.2 “农民进城”对城市现代化的冲击 |
| 4.1.3 “农民进城”对城市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农民进城”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
| 4.2.1 “农民进城”对农村发展的积极影响 |
| 4.2.2 “农民进城”与农村空心化 |
| 4.2.3 农村的“半边户”与留守现象 |
| 第三节 “农民进城”与社会管理现代化 |
| 4.3.1 拆除进城藩篱：户籍制度的破冰与改革 |
| 4.3.2 消解制度排斥：收容制度的沿革与废止 |
| 4.3.3 消除就业歧视：用工制度的改革与变迁 |
| 4.3.4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特征分析和改革方向 |
| 第五章 “进城”与农民自身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进城农民传统性的嬗变与现代性的生成 |
| 5.1.1 有形的塑造：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的教育 |
| 5.1.2 无声的教育：“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 |
| 5.1.3 城市的熏陶：进城农民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
| 第二节 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与认同困境 |
| 5.2.1 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优势和阻碍 |
| 5.2.2 进城农民对乡村的归属与疏离 |
| 5.2.3 兼业对农民现代性的影响 |
| 第三节 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的途径 |
| 5.3.1 农民现代化的前提：消除区隔性的制度障碍 |
| 5.3.2 农民现代化的动力：提高农民的素质 |
| 5.3.3 农民现代化的保障：“组织起来” |
| 结语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方法论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案例介绍 |
| 1.4 文章基本结构 |
| 第2章 单位制研究评述 |
| 2.1 单位制度研究综述 |
| 2.1.1 单位制度的产生 |
| 2.1.1.1 苏联模式影响说 |
| 2.1.1.2 “单位”的根据地传统 |
| 2.1.1.3 社会资源总量约束说 |
| 2.1.1.4 典型单位制起源说 |
| 2.1.2 单位制度的变迁研究 |
| 2.1.2.1 单位组织的二元化 |
| 2.1.2.2 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的单位制度变迁 |
| 2.1.2.3 单位制度消解的讨论 |
| 2.2 单位组织与国家、社会及家庭关系 |
| 2.2.1 单位组织与国家 |
| 2.2.1.1 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单位 |
| 2.2.1.2 作为利益组织化表达途径的单位 |
| 2.2.1.3 庇护主义下的网络化单位 |
| 2.2.1.4 单位共同体 |
| 2.2.2 单位组织与家庭关系 |
| 2.2.2.1 工业化与家族网络的解体 |
| 2.2.2.2 单位组织对家庭的重组与再编 |
| 2.2.2.3 关系主义逻辑下的国企家族化 |
| 2.3 对以往单位研究的回应 |
| 2.3.1 单位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轻视 |
| 2.3.2 单位研究对“厂办大集体”的重视不足 |
| 第3章 共同体与社会闭合 |
| 3.1 西方共同体理论与单位共同体 |
| 3.1.1 滕尼斯:村落共同体 |
| 3.1.2 马克思:虚幻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
| 3.2 资源的社会分配 |
| 3.2.1 社会闭合:差异化的资源分配 |
| 3.2.2 单位资源分配中的差异与限定 |
| 3.3 “家国同构”思想下的单位共同体 |
| 3.3.1 “小共同体本位”的情理社会 |
| 3.3.2 全能主义与“家国同构” |
| 3.3.3 “父爱主义”下的单位共同体 |
| 第4章 体制内外区隔:有限覆盖的单位共同体 |
| 4.1 单位制建立的“工合”起源 |
| 4.1.1 “工合”运动的兴起与衰落 |
| 4.1.2 “工合”实践的反思:组织、动员与社会建设 |
| 4.1.3 “工合”的延续与完善:单位制的建立 |
| 4.2 单位人身份的获得 |
| 4.2.1 集中审批下的招用工制度 |
| 4.2.2 “家属革命化”与三线厂家属安置 |
| 4.2.3 作为福利保障的子女接班 |
| 4.3 伴随单位人身份的单位福利 |
| 4.3.1 单位分房制度 |
| 4.3.2 覆盖至单位人家属的医疗体系 |
| 第5章 厂办大集体的产生: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型塑 |
| 5.1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
| 5.1.1 集体所有制的产生 |
| 5.1.1.1 新中国成立前的“合作社”生产实践 |
| 5.1.1.2 手工业合作社运动与“小集体” |
| 5.1.2 单位准入机制的变迁:集体产权引入国营的历史条件 |
| 5.1.2.1 “文革”期间用工制度的混乱与倒退 |
| 5.1.2.2 “文革”后用工秩序的逐渐恢复 |
| 5.1.2.3 政策修补的成效与隐患 |
| 5.1.3 厂办大集体的兴起 |
| 5.1.3.1 厂办大集体的建立 |
| 5.1.3.2 单位共同体的结构性扩张 |
| 5.2 厂办大集体对单位共同体功能的重塑 |
| 5.2.1 “潜在单位人”对单位共同体的依附 |
| 5.2.1.1 就业选择中的依附意识 |
| 5.2.1.2 依附意识下管理的宽松制度与宽容执行 |
| 5.2.2 厂办大集体对单位生产功能的分担 |
| 5.2.2.1 承担生产任务的知青厂 |
| 5.2.2.2 服务单位生活的第三产业 |
| 5.2.2.3 划拨劳务费与“吃空饷” |
| 5.2.3 所有制身份混合后的得益者与失意者 |
| 5.2.3.1 “混岗中最吃亏的是大集体” |
| 5.2.3.2 “让我回国营我都不回去” |
| 5.3 全覆盖的单位共同体与单位组织内边界的产生 |
| 5.3.1 家国同构的实践 |
| 5.3.1.1 扩大到单位人子女就业的福利性与社会性全面覆盖 |
| 5.3.1.2 单位资源共享边界的扩大 |
| 5.3.2 单位组织内自反性力量的结成 |
| 5.3.2.1 结构化边界下待遇二元化的固化 |
| 5.3.2.2 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第6章 组织内边界强化与组织外边界的弱化: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
| 6.1 国营与集体的逐渐分离: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强化 |
| 6.1.1 组织重组的制度性分离 |
| 6.1.1.1 从劳动服务公司到企业公司 |
| 6.1.1.2 可跨越界限到结构壁垒 |
| 6.1.2 体制内边界两侧的人情权力关系 |
| 6.1.2.1 国营:正规制度下的变通与人情味 |
| 6.1.2.2 集体:领导权力的运作场域 |
| 6.2 厂办大集体改制:单位共同体衰落的先声 |
| 6.2.1 辅业改制前的厂办大集体 |
| 6.2.1.1 家族化的单位组织 |
| 6.2.1.2 局限发展或艰难生存 |
| 6.2.2 厂办大集体的改制路径与职工的身份转换 |
| 6.2.2.1 厂办大集体改制的两种路径 |
| 6.2.2.2 厂办大集体职工的身份转换 |
| 6.3 国企改制:单位体制外边界的式微 |
| 6.3.1 效益追求与市场面向 |
| 6.3.1.1 经济责任制的建立与企业自主化改革 |
| 6.3.1.2 市场化改革与国家资本的退出 |
| 6.3.2 单位社会性功能的剥离 |
| 6.3.2.1 住房改革:从福利分房到商品化住房 |
| 6.3.2.2 医疗改革:从单位福利到社会保障 |
| 6.3.3 国企改制与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
| 第7章 单位共同体变迁的逻辑分析 |
| 7.1 政策的制定者:从闭合到开放 |
| 7.1.1 有意设定的边界:资源的体制内共享 |
| 7.1.1.1 计划下的生产和分配 |
| 7.1.1.2 单位人身份获得的限制性和排他性 |
| 7.1.2 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重置 |
| 7.1.2.1 城乡边界松动与劳动力流动 |
| 7.1.2.2 开放市场与选择性 |
| 7.1.3 从闭合到开放:单位合法性的重构 |
| 7.2 政策的执行者:身份转变与权威重塑 |
| 7.2.1 身份转变:从“内部人”到“外来者” |
| 7.2.1.1 归属感的衰落与共同体的逐渐疏离 |
| 7.2.1.2 “人情、关系”权力交换的淡化 |
| 7.2.2 公共意识的模糊与角色政治性的淡化 |
| 7.2.2.1 “小公”空间的扩大与公共意识的模糊 |
| 7.2.2.2 领导角色政治性的削弱 |
| 7.2.3 角色转变与管理权威的重塑 |
| 7.3 政策的参与者:从“单位人”到企业员工 |
| 7.3.1 职工间身份的差异化体验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7.3.1.1 临时工与正式工的身份差异 |
| 7.3.1.2 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身份差异 |
| 7.3.2 职工工资、福利议题的缺失 |
| 7.3.2.1 从工资等级制到岗薪制 |
| 7.3.2.2 职代会议题的缺失 |
| 7.3.3 职工与单位组织间关系的转变:从制度依附到利益依赖 |
| 第8章 结语:后单位时代的共同体 |
| 8.1 回视单位共同体变迁 |
| 8.2 对单位共同体变迁的反思 |
| 8.3 新共同体:确定性与自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国营) |
| 附录2: 访谈提纲(厂办大集体) |
| 附件3: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9）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阶段的研究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研究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 |
| 四、新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分析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一、二元经济结构 |
| 二、计划经济体制 |
| 三、人口数量巨大、人均资源贫乏 |
| 四、紧张的国际形势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过程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萌芽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形成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开始形成 |
| 二、城乡差别不断扩大 |
| 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追赶战略”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时期户籍制度的功能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空间特征 |
| 第三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背景 |
| 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
| 二、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下降 |
| 三、“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政治状况恶化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过程 |
| 一、“大跃进”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态进一步强化 |
| 二、城乡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第四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背景 |
| 一、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 |
| 二、“上山下乡”运动暴露的问题 |
| 三、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
| 四、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终结 |
| 五、城乡差距的存在 |
| 六、城市容量的限制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过程 |
| 一、对“农转非”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
| 二、“冤假错案”平反中相关人员城市户口的恢复 |
| 三、返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恢复 |
| 四、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政策的出台 |
| 五、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况发生了变化 |
| 二、城市常住人口间的等级性开始形成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空间特征的变化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五章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城镇外来人口的迅速增长 |
|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
| 三、就业制度同户籍制度绑定关系的变化 |
| 四、义务教育制度同户籍制度的绑定关系的变化 |
| 五、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
| 六、城市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第二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 |
| 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小城镇“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一、绝大多数小城镇户口已经失去吸引力 |
| 二、发达地区小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三、发达地区的部分小城镇落户门槛被逼抬高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动力 |
| 五、“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 |
| 第六章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化尝试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背景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城市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
| 三、户口管理“四项举措”的出台 |
| 四、西部大战略的实施 |
| 五、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设立 |
| 第二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路径特征 |
| 一、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历程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湖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二、石家庄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三、郑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大中城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中城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六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三、大中城市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七章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需不足 |
| 三、最高决策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 |
| 第二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过程 |
| 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区域性“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五、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八章 未来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过程特征 |
| 一、新中国户籍结构的演变过程 |
|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三、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及选择的依据 |
| 一、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 |
| 二、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 |
| 三、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 |
| 四、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理想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采用理想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路径的前提 |
| 一、确立中央政府在户籍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
| 二、建立缩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的动态机制 |
| 三、及时准确地把握户籍制度改革两种路径的适用范围 |
| 四、尽快寻找新的“管理平台”以取消户籍制度的异化功能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资料 |
| 第一章 “大跃进”运动与城镇人口膨胀 |
| 第一节 “大跃进”导致城镇人口膨胀 |
| 一、北京市“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工业领域城镇人口急剧膨胀 |
| 三、教育领域城镇人口大幅增长 |
| 第二节 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提出及措施 |
| 一、精简城镇人口的提出 |
| 二、处理私招乱雇人员 |
| 三、整顿劳动组织 |
| 四、成效与评价 |
| 第三节 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必要性 |
| 一、新一轮“跃进”导致城镇人口再次膨胀 |
| 二、城镇人口膨胀引起市场供应紧张 |
| 三、机构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 |
| 第二章 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大规模开展 |
| 第一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 |
| 一、处理私招人员 |
| 二、精简机构和编制 |
| 三、精简非生产人员 |
| 第二节 精简工作的初步开展阶段 |
| 一、精简政策的出台 |
| 二、精简的成效 |
| 三、精简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精简工作的高潮阶段 |
| 一、1962年再次加大精简力度 |
| 二、制定精简措施 |
| 三、精简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精简工作的扫尾阶段 |
| 一、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 |
| 二、动员家属回乡 |
| 三、开展节制生育工作 |
| 四、灵活执行中央政策 |
| 第三章 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 |
| 第一节 城镇职工的安置 |
| 一、发放工资和补助 |
| 二、发放口粮 |
| 第二节 其他城镇人口的安置 |
| 一、干部和城市人民公社生产服务人员的安置 |
| 二、商业人员的安置 |
| 三、社会闲散劳动力的安置 |
| 四、外地精简来京人员的安置 |
| 第三节 安置效果分析与评价 |
| 一、安置的基本效果 |
| 二、安置的成功经验 |
| 三、安置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章 精简城镇人口的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成功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 |
| 一、系统的政策和措施 |
| 二、有效的社会动员 |
| 三、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 |
| 第二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影响 |
| 一、产生的积极作用 |
| 二、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启示 |
| 一、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大的政策波动 |
| 二、要加强“三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
| 三、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保障 |
| 四、要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四、国务院批转劳动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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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国以来福建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金体制历史演变研究[D]. 詹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3(01)
- [3]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D]. 马福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01)
-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初稿)》(专辑三)[J].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 计划经济研究, 1983(26)
- [5]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D]. 朱珏. 浙江大学, 2012(05)
- [6]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D]. 齐凯君. 南开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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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D]. 李佩瑶. 吉林大学, 2018(01)
- [9]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D]. 王瑾.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