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灾后重建、根治水患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曾文[1](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认为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易新涛[2](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石武英[3](2013)在《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种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抗灾救灾成为中国历届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国初期,在新旧政权交替,执政党面临执政资源相当匮乏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连续发生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居于长江流域腹地的湖北省不仅面临着旧势力的破坏和千疮百孔的破败局面,而且还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特别是1954年,湖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洪灾。天灾人祸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给新生政权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对此,省委省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省政府承担起组织领导防汛救灾的重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湖北省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法规,新建了相关机构,初步形成了上下一贯的救灾体制;在这种举国体制下,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大力防灾、抗灾、救灾。他们组织全省民众加固堤坝、兴修水利、实施治理水患的综合举措;进行灾前防汛和灾后生产自救,对灾民进行紧急救助和妥善安置,领导、扶助他们开展农、副业生产,与严重的水灾作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全力动员全省人民,积极调动全省各阶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得灾区人民和非灾区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力协助政府抗灾救灾,加上全国其它兄弟省区的鼎力相助,使救灾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最终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政权的巩固。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救助积累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历届政府的经验,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正是今天防灾救灾工作所要吸取的教训。本文以建国初期湖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全省人民进行的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为研究基点,以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变动为背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内湖北省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和历史经验。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湖北省抗洪救灾的实践和经验是在历次大水灾中逐步摸索和形成的,特别是在经历1954年的特大水灾后基本完善。7年间实际形成了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民动员的抗洪救灾局面。本文在总体研究取向上注意如下两点:首先,注意从抗灾救灾的具体方针、措施和实际效果中考察当时中国共产党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和历史经验。其次,注意从抗灾救灾过程中考察党、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建国初期湖北省党委和政府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史实,还原历史原貌,促使当代的灾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并通过抗灾救灾这一重大事件来看出新生政权在内忧外患,执政资源匮乏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积极应对灾害、整合社会、获得拥护、巩固政权,并为我国当前的抗灾救灾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张勇[4](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焦双娜[5](2013)在《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是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水环境在环境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水环境的核心问题是水旱灾害问题,我国是受洪水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的高度重视。”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中下游交界处的鄱阳湖区,是江西省农业开发最早、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历来洪水灾害的重灾区和多发区,频繁的洪涝灾害危及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地制约着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淡水湖,其吐纳河川、削减洪峰的潜力更应该重视,做好鄱阳湖的防洪工作对整个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鄱阳湖区人类防洪史入手,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防洪方略、措施、机构、立法和主要治水人物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将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引起思考,并充分借鉴历史经验、提出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减灾建设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改善湖区生态环境、实现湖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理论贡献。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就国内外关于洪灾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区概况,包括鄱阳湖区的演化发展和湖区历史洪灾演变及成因;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划分出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此基础上针对各历史时段进行防洪治水方略、措施等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并探讨其在相应社会背景下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第四部分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就鄱阳湖区人类防洪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进行思考,同时为今后湖区防洪减灾提出建设性意见,即:①加快高标准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②防治水土流失,建设防洪安全体系的生态屏障;③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和展望,同时就论文的局限性作出阐述。
高峻[6](2003)在《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由追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治水实践入手,对建国初期,即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治水事业进行了历史考察。建国伊始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和政府,为安邦治国,谋划和制定出一系列治理江河水患的重大战略与决策,并积极付诸实施,新中国的治水事业由此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文章着重探讨了治理淮河、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战略与决策形成的背景、历程,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艰苦创业、辛勤努力下,连年泛滥成灾的淮河开始得到全面根治,水患频发的黄河、长江的防治和全面治理规划先后展开,取得成效。水土流失的治理得到重视。从而初步扭转了江河水患造成的被动局面,安定了人民生产生活,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本文还在理论的高度上对新中国治水的成功经验加以系统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和历史教训进行剖析,探索治水的客观规律,鉴往知今,启迪未来。
武菲[7](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王建军[8](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迅速建立了在全国的治理体系,从而巩固了胜利成果,一扫旧社会痼疾,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党根据面临的形势,明确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通过党和政府付诸实践,取得治理成效,形成了一套包括国家治理机构、制度、体制、经验等在内,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本文的绪论及六章内容便是按照这一框架展开。绪论,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基本概念与选题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主要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的思路、论文创新与难点等。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治理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国家治理理论,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明确了消灭剥削和改变落后状态的经济纲领和政策,明确了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党在各地建立根据地后,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动员人民群众,改变社会面貌,产生巨大的成效,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治理体系。主要围绕党的政权思想和基本主张,迅速组建中央政权,并逐步完善地方政权,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大行政区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形式,设置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同时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政治治理形成了党领导国家工作的制度,并初步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治理体系。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丰富和发展党的经济思想,建立新经济体制和新经济秩序,并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治理体系。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领域的形势和现实,中共各级党组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文化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形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治理体系。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领域的形势,中共各级党组织,开展社会问题治理、重构社会阶层、重建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重塑社会风气和社会风尚,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形成了集体主义与崇尚英模的社会新风,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体制。第六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和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主要包括迅速肃清匪乱,医治战争创伤,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荡涤了鸦片烟毒、赌博、娼妓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全社会弘扬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安定了社会秩序,并继续推进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党又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新中国又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刻的社会变革整个国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经验,主要是发挥战略规划优势,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长期稳定性;发挥组织优势以支撑大型国家的重塑和转型;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全面性;有效统筹有限资源以保证集中力量干大事,保证整体快速发展;统一社会共同理想,形成社会凝聚力,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有效整合与协调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以保持社会稳定。
徐莎莎[9](2021)在《新中国县城迁址研究(1949-2019)》文中指出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全县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地址的变迁对全县乃至周边地区都是一件大事。本文以新中国时期(194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迁址的县城作为研究对象,查阅相关文献,梳理史料,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理清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间,总共有401个县级政区迁址县城,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皆有之。空间分布上除西南地区分布较多以外,其余地区数值分布较均。迁址次数方面,全国各地区都是以一次迁址为主,迁址次数与迁址个数呈反比,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迁址次数所占的比例有着细微的差别;时间分布上,县城迁址集中在建国初期,整体上呈减少的趋势。其次,分析总结出影响县城迁址的因素。通过分析,本文概括了县城迁址比较常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形地势、水源、地理位置、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以及行政区划调整、交通、经济发展、水利工程修建、匪患、开展行政工作等人为因素。再次,以江华瑶族自治县城、长江三峡库区移民、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城迁址为例,作为个案分析,具体阐述不同因素影响下县城迁址的具体情况,以小窥大,从个性中寻找共性,归纳概括县城迁址的一般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最后,通过前文的阐述,分析得出县城迁址总体上是一个以官方为主导,民众“接受”的活动。官方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民众的参与度较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县城迁址会引发民众不满,从而导致县城迁址作罢。县城迁址整体上以积极影响为主,迁址后促进了县境经济的发展,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改善了当地的民生状况,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旧县城的历史文物等等。但是县城迁址也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比如致使迁出地经济衰退、地名混乱等等。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府在决定县城迁址时,应该实地调查新址的各种情况,决策时谨慎为之,做好科学规划,科学建城,避免潜在的自然灾害可能对生产生活产生不良影响。
韩颖[10](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二、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灾后重建、根治水患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灾后重建、根治水患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动态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二、污水的治理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第五章 评价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一、主要经验 |
二、主要教训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缘起 |
1.2 选题的意义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主要框架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1.6.1 重点 |
1.6.2 难点 |
1.6.3 创新点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2.4.1 民本思想 |
2.4.2 大同思想 |
2.4.3 均平思想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4.2.1 治理盐碱地 |
4.2.2 排涝减渍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7.2.2 灾荒赈济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7.2.4 "五保户"供养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3)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局限及提升空间 |
三、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严重的水灾灾情和成因 |
一、建国初期湖北省政权的建立和行政区划 |
(一) 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
(二) 省属地方行政区划概况 |
(三) 新政权面临的政治经济状况 |
二、建国初期湖北省严重的水灾灾情 |
(一) 全国的水灾灾情 |
(二) 湖北省严重的水灾灾情 |
三、灾情成因 |
(一) 地理因素 |
(二) 历史原因 |
(三) 战争因素 |
第二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救灾体制的初步建立 |
一、湖北省防汛救灾的方针政策 |
(一) 防汛方针 |
(二) 救灾方针 |
二、防汛救灾机构的新建 |
(一) 救灾机构的新建 |
(二) 防汛机构的新建 |
三、防汛救灾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
第三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的抗洪抢险工作 |
一、荆江分洪工程的修建 |
(一) 修建原因 |
(二) 规划述略 |
(三) 工程实施 |
(四) 工程完成的重大意义 |
(五) 工程运用及效益 |
二、1949年至1953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一) 1949年的抗洪抢险概况 |
(二) 1950年防汛情况 |
(三) 1952年防汛情况 |
三、1954年抗洪抢险情况 |
(一) 组织动员 |
(二) 查堤防汛、加固培修堤防 |
(三) 采取紧急分洪,牺牲局部保全局 |
四、1955—1956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一) 1955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二) 1956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第四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的救灾工作 |
一、抢救与安置灾民 |
(一) 抢救灾民 |
(二) 转移灾民 |
二、实施临灾救济 |
(一) 粮款紧急赈济 |
(二) 以工代赈,进行修堤 |
(三) 对灾民实行医疗救助 |
三、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
(一)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促进灾民生产自救 |
(二) 发放农贷扶助,支援灾区生产 |
(三) 通过互助合作运动促进灾民生产救灾 |
(四) 大力发展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依靠供销合作社收购和推销 |
第五章 人民军队是抢险救灾的主力军 |
一、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
二、参加抗洪抢险 |
三、捐献款物救济灾民 |
第六章 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对救灾工作的响应和推动 |
一、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救灾动员 |
(一) 召开各类会议 |
(二) 通过报纸媒介等进行舆论宣传 |
(三) 组建宣传网,设立宣传员和报告员,进行面对面宣传 |
二、灾区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一) 积极参加防汛抢险 |
(二) 节约渡荒与开展社会互济互助 |
(三) 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
三、非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 |
(一) 人力支援 |
(二) 物力支援 |
(三) 社会捐助 |
(四) 热情接待和安置灾民 |
四、红十字会对灾区人民的援助 |
第七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抗洪救灾的成就与经验 |
一、抗洪救灾工作的成就 |
(一) 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
(二) 缓解了灾情,为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
(三) 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奠定了基础 |
(四)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凸显了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的精神 |
二、历史经验 |
(一) 党政军一体化的高度集中的举国机制是救灾工作的重要特点 |
(二) 充分发动群众与坚决依靠群众是生产救灾成功的内在动力 |
(三) 贯彻“有备无患,防重于治”的精神是战胜洪水的前提 |
三、防汛救灾中的失误与偏差 |
(一) 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问题 |
(二) 政府对救灾款物的管理存在欠缺,对赈灾腐败现象缺乏监管机制 |
(三) 救灾的社会化程度过低,政府是救灾的主体,其他力量发挥不够 |
结语 |
参引文献 |
后记 |
(4)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点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一) 研究对象 |
(二) 概念说明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小结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一、新省府工程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小结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小结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小结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小结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小结 |
结语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附录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5)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1.2.2 我国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1.2.3 对现有研究的思考 |
2. 研究区概况 |
2.1 鄱阳湖区的演化与发展 |
2.1.1 鄱阳湖区的地域范围和地理概况 |
2.1.2 鄱阳湖的演变与现状 |
2.1.3 鄱阳湖区历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2.2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及其成因 |
2.2.1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 |
2.2.2 鄱阳湖区洪灾原因分析 |
3.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 |
3.1 先秦至南北朝----防洪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
3.1.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1.2 防洪措施 |
3.1.3 主要治水人物 |
3.2 隋唐宋元时期----防洪思想的大发展时期 |
32.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2.2 防洪措施 |
3.2.3 主要治水人物 |
3.3 明清时期----防洪思想的繁荣时期 |
3.3.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3.2 防洪措施 |
3.3.3 城市防洪 |
3.3.4 主要治水人物 |
3.4 民国时期----防洪思想承前启后的过渡期 |
3.4.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4.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3.4.3 防洪措施 |
3.5 建国以后----防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时期 |
3.5.1 防洪思想与水利方针 |
3.5.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3.5.3 防洪措施 |
3.5.4 城市防洪 |
4.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4.1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的经验启示 |
4.2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4.2.1 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的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 |
4.2.2 加强湖区水土保持工作,为湖区防洪建设提供生态安全屏障 |
4.2.3 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 |
5.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治水实践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水利实践 |
第二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治水实践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黄河归故斗争始末 |
第四节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治水的经验总结 |
第三章 新中国治水方略的初定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严峻水利形势 |
第二节 建国初期毛泽东治理江河的战略思想 |
第四章 根治淮河的起步 |
第一节 治淮的先行工程——对沂沭河的治导 |
第二节 治淮方略的制定 |
第三节 对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 |
第四节 治理淮河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
第五章 黄河的防治与规划 |
第一节 黄河防治事业的展开 |
第二节 编制黄河规划与动工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
第三节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第六章 长江分洪工程的兴建 |
第一节 兴建荆江分洪工程 |
第二节 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的兴建 |
第七章 余论 |
附录 新中国治水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中文摘要 |
(7)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 |
第一节 国人的三峡设想与首次勘测 |
一、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设想 |
二、首次勘测三峡水力资源 |
第二节 美国人的三峡开发计划与夭折 |
一、潘绥计划 |
二、萨凡奇计划 |
三、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
四、萨凡奇计划的中止 |
第二章 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 |
第一节 毛泽东描绘三峡蓝图 |
一、水利是工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 |
二、“毕其功于一役” |
三、中苏合作开展查勘 |
第二节 林李之争与三峡决策 |
一、最初的争论 |
二、南宁会议上的“御前争论” |
三、周恩来查勘三峡与成都会议 |
第三节 三峡工程第一次筹建热潮 |
一、“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三峡科研大协作 |
二、200米蓄水位的初步设计工作 |
三、“有利无弊”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 |
一、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提出 |
二、建设中的波折 |
第三章 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 |
第一节 重提三峡工程 |
一、坝址选择 |
二、纷争再起 |
三、邓小平的三峡之行 |
第二节 三峡工程第二次筹建热潮 |
一、三峡工程加速上马与“翻两番”战略目标 |
二、审查通过150米蓄水位方案 |
三、用改革的办法建设三峡 |
第三节 关于工程近期能否上马的争论 |
一、蓄水位之争 |
二、党内外的争论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
一、开展重新论证 |
二、论证中的论争 |
第四章 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 |
第一节 三峡工程重新进入决策进程 |
一、历史的插曲:围绕《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的争论 |
二、江泽民视察长江 |
三、“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
四、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
五、审查通过175 米蓄水位方案 |
第二节 表决定案 |
一、三峡宣传热 |
二、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三峡工程议案 |
第五章 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 |
第一节 施工准备阶段 |
一、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与施工 |
二、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第二节 工程建设期 |
一、一期工程建设 |
二、二期工程建设 |
三、三期工程建设 |
第三节 三峡移民政策 |
一、实施优惠政策 |
二、外迁移民安置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基本概念与选题意义 |
(一)基本概念 |
(二)选题意义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案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的思路 |
(三)论文创新与难点 |
第一章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国家治理的探索 |
一、党的国家治理思想 |
(一)建立新民主主义进而建立社会主义 |
(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
(三)消灭剥削和改变落后状态的经济纲领 |
(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
二、党对革命根据地的治理历程 |
(一)苏维埃时期的根据地治理 |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治理 |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治理 |
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国家治理成效和经验 |
(一)产生巨大的成效 |
(二)形成国家治理的经验 |
第二章 围绕巩固和提高执政力构建国家政治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思想 |
(一)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
(二)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 |
(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 |
(四)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新型民族关系 |
二、构建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政权 |
(一)筹备召开新政协代行人大权力 |
(二)确定国家政权机构 |
(三)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四)根据宪法和法律调整政权机构 |
三、构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政治体制 |
(一)军政合一的过渡形式 |
(二)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建政 |
(三)公开建党扩大党组织覆盖 |
四、构建国家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体系 |
(一)建立全国统一、运行高效的国家政权 |
(二)强化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
第三章 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治理面临的形势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形势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面临的封锁和禁运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治理思想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
(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
三、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经济体制 |
(一)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管理体系 |
(二)组建国营经济体系 |
(三)建立国家经济新秩序 |
(四)开展国家“一五”计划 |
四、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
(一)围绕土地改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
(二)围绕厂矿企业民主改革解放发展城市生产力 |
五、构建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
(一)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
(二)把个体手工业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
(三)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四)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
第四章 围绕塑造和提升凝聚力构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化治理面临的形势 |
(一)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
(二)社会阶级阶层的价值倾向混乱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化治理思想 |
(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
三、构建新型文化管理体制 |
(一)建立文化管理体系 |
(二)接管、改造旧新闻媒体 |
(三)建立党的报纸和宣传机构 |
四、塑造国家文化治理软实力 |
(一)改革语言文字 |
(二)教育的废旧立新 |
(三)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
五、构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 |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 |
(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三)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 |
第五章 围绕调动和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 |
(一)毒品危害深重 |
(二)妓院藏污纳垢 |
(三)匪患祸害人民 |
(四)大量的封建会道门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社会治理思想 |
(一)关于社会问题治理 |
(二)关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 |
三、构建社会各阶级的划分体系 |
(一)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保障阶级划分 |
(二)划定阶级成分 |
四、解决社会顽疾重塑社会风气 |
(一)抗美援朝运动唤发爱国热情 |
(二)镇压反革命横扫反动势力 |
(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
(四)建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五)改革整顿宗教组织 |
五、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
(一)“包下来”的政策与劳动力的“统包统配” |
(二)建立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和救灾抗灾制度 |
六、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整合体系 |
(一)强化了对城市社会的治理 |
(二)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的整合 |
(三)加强了对干部的管理 |
(四)深化了对农村农民的组织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和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主要成效 |
(一)全面巩固了国家政权 |
(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
(三)初步构建了一个协调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
(四)塑造了良好国家治理气象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经验 |
(一)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保障 |
(二)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
(三)协调配套的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框架 |
(四)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 |
(五)破旧立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新中国县城迁址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二、研究范围 |
三、研究方法 |
(一)文献资料分析法 |
(二)计量分析法 |
(三)图表分析法 |
四、研究现状 |
(一)历史时期政区研究 |
(二)现代行政区划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县城迁址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县城和县级政区 |
二、县城迁址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一、中心地理论 |
二、增长极理论 |
第二章 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的时空分析 |
第一节 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情况 |
一、东北地区 |
二、华北地区 |
三、华东地区 |
四、华中地区 |
五、华南地区 |
六、西南地区 |
七、西北地区 |
第二节 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空间分析 |
第三节 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时间分析 |
第三章 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一、地形地势 |
二、水源 |
三、地理位置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人为因素 |
一、行政区划调整 |
二、交通 |
三、经济 |
四、水电站、水库、河道等基础设施的修建 |
五、匪患、战略等政治军事因素 |
六、政府开展工作 |
七、其他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第一节 行政区划调整引起的迁址——以江华瑶族自治县为例 |
第二节 三峡库区县城迁址 |
第三节 综合因素带来的县城变迁——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迁址为例 |
第五章 结语 |
第一节 县城迁址的特点 |
一、县城迁址是一个协调矛盾的过程 |
二、县城迁址缓冲时间越来越长 |
三、县城迁址是官方主导、民众“接受”的活动 |
第二节 县城迁址的影响 |
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二、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 |
三、对“移民”和“土着民”融合问题的影响 |
四、对地名的影响 |
第三节 县城迁址的借鉴意义 |
一、政府决策时,应慎之又慎 |
二、协调新城与旧城的发展关系 |
三、注重科学规划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小结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小结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小结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一、表彰奖励 |
二、税收激励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小结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灾后重建、根治水患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2]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3]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D]. 石武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4]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5]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D]. 焦双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6]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D]. 高峻. 福建师范大学, 2003(03)
- [7]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949-1956)[D]. 王建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新中国县城迁址研究(1949-2019)[D]. 徐莎莎. 西南大学, 2021(01)
- [10]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