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讲”教育: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李晓霞[2]（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提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杨楠[3]（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王国龙[4]（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刘白杨[5]（2020）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发展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包含了以下三层意蕴: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政治属性,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遵循的内在逻辑,即所遵循的运行机制和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发展历程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当前实践的指引和规范。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充分搜集、占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相关文献资料、党的相关重要文件、党报党刊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展开研究,即,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通过梳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脉络,探究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揭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并在深刻把握这一内在逻辑和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对策。回顾建党近百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开端和发展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党的政治建设继续发展和曲折前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夕,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开创新局面的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切地体现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创新性发展。在梳理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凝练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历史逻辑的题中要义。纵观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党的政治建设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其一,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政治建设发展的主线,是主导和统率党的政治建设发展的主脉络。其二,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旨归,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取向,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从始至终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始终遵循的根本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其四,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求。这些是当前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法则和规范。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回顾党的政治建设历史进程,自创建以来,党就立足于自身的政治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历史经验,生成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在总结历史经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精准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定位,从而深刻理解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永恒课题来推进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全党上下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总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以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当前,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旨在深刻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发展的内在逻辑、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特别是立足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从坚定政治信仰、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共产党人的政治能力、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等方面着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徐航[6]（2020）在《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以黑龙江省D县为例》文中提出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党的领导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坚强战斗堡垒。因此,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采用文献研究——实证分析——理论构建的研究思路,应用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历史文献研究法和社会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典型代表——黑龙江省D县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研究,分三个层次对黑龙江省D县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第一章分析和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重点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进行研究;第二章立足于黑龙江省D县的实际情况,结合调研资料对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举措和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研究;第三章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认真分析了当前黑龙江省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并对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要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确保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侯怡如[7]（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想信念作为观念的、精神化的逻辑体系必须借助具体的规则和秩序来承载。制度化的理想信念建设存在于党的各个时期,贯穿于党的各项法规制度之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设,作出了系统的制度安排,取得了系列制度成果。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这一命题,旨在拓展理想信念建设的理性空间,观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形成过程,从制度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理想信念建设进行理论解读、实践总结和价值阐释。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实质是“意识形态——制度”关系的具体展开,集中体现在“理想信念——党内制度”的互动逻辑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是指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理想信念建设要求和制度受众的思想状况,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制度创设、评估、执行、考核等一系列程序,使理想信念建设在内容、方式、方法和机制建构等方面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最终促使党内成员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并产生系列习惯性行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想信念的制度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直接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以高度的制度自觉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客观上推动了理想信念建设的制度化进程。在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党中央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将理想信念建设贯穿于党的法规制度建设之中,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包括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在内的“1+4”制度模式,取得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成果。当然,目前理想信念建设在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评价和制度反馈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从总体来看,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开创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在理论层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在实践层面,有利于推动政党制度化建设,提升党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就世界意义而言,它为国际社会现代型政党的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孙国栋[8]（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王光明[9]（2020）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内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政治品格、文化根基、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大时代任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形成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90多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升华,又是着眼于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任务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新时代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导向、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体系,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统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思想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形式,在凝聚思想共识、规范政治生活和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魂”;传统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选贤任能思想、修身律己思想和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国外政党有序发展党内民主、重视政党法治、加强廉政建设、渐进推动政党改革和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政党文化,则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贯穿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始终。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奠基和探索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调试和曲折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修复和完善期。90多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二是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固本培元;三是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标识,在以政党-社会-国家为核心构成要素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文化支撑,筑牢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其次,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先进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培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土壤;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创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成效。但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存在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面临不良政治文化的冲击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封建思想、西方文化思潮等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挤压,以及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主客观因素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要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逻辑理路,自觉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和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保障、思想保障、主体保障和制度保障。
刘春迎[10]（2020）在《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本原则为根本指导,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和国外执政党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国内外局势的现实情况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和主要内容为主线,力图形成一整套概念清晰、内涵丰富、内容充实、系统全面、思路明确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为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梳理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第一,从世情、国情、党情三个层面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第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执政党建设思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三个方面归纳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第三,从习近平个人经历、理论功底等方面归纳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的主观原因。其次,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第一,揭示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第二,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略。第三,重点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最后,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进行了深刻评析,归纳了其基本特征,揭示了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时代价值来看,这一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凸显了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新的历史性飞跃;从现实意义来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为其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中国经验。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建设与治国理政方针的贯彻与落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全面创新与发展。
二、“三讲”教育: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讲”教育: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党内集中教育 |
| (二)科学与科学化 |
|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 |
| (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概述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列宁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三)斯大林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
| 三、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
| (一)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 |
| (二)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
| (三)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四)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奠基与开创 |
| (一)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 |
| (二)“运动式”整风整党模式的创立和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的继承与曲折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与中心工作两结合两促进 |
| (二)整风整党运动发生转折并偏离正确方向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创新与发展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优良传统的全面恢复 |
| (二)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活动式”集中教育的创新发展 |
| (三)通过建章立制规范集中教育过程管理的全面探索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完善与深化 |
| (一)以融入经常为目的的“主题式”学习教育的逐步完善 |
| (二)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的持续深化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 |
| 一、本质特征: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
| (一)贯彻思想建党方针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根本特征 |
| (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党内集中教育的鲜明本质 |
| 二、价值旨归: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一)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内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 |
| (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最终目标 |
| 三、原则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四、成效检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 |
| (一)发扬党内外民主,坚持由人民来评价的基本原则 |
| (二)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 |
| 五、根本保证:坚持党中央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
| (一)党的领导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 (二)正确政治路线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基本遵循 |
| (三)制度建设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根本保障 |
| 第四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国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国内局势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 |
| (二)帮助我们党统筹国内局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 |
| (二)助力我们党推进党建新布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
| (二)辅助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五章 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 |
| 一、明确目标定位,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 |
| (一)明确目标定位的重要意义 |
| (二)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依据 |
| (三)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切入点 |
| 二、优化内容体系,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 |
| (一)优化内容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优化内容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优化内容体系的主要着力点 |
| 三、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 |
| (一)健全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健全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
| (三)健全体制机制的主要方向 |
| 四、创新方式方法,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 |
| (一)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 |
| (二)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基本原则 |
| (三)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主要抓手 |
| 五、构建评价体系,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 |
| (一)构建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构建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内涵 |
| 1.2.2 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内涵 |
| 1.2.3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 |
| 1.2.4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 |
|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开端和发展 |
| 2.1.1 党的政治建设的开端 |
| 2.1.2 党的政治建设在继承中发展 |
| 2.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继续发展和曲折前行 |
| 2.2.1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八大路线的制定 |
| 2.2.2 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2.2.3 整肃作风和纪律,夯实政治根基 |
| 2.2.4 党的政治建设的失误和教训 |
| 2.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
| 2.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次飞跃 |
| 2.3.2 党的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不断发展 |
| 2.3.3 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2.3.4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的推进 |
| 2.3.5 重新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
| 2.3.6 不断突出领导干部讲政治的要求 |
| 2.4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在创新中发展 |
| 2.4.1 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明确提出 |
| 2.4.2 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
| 2.4.3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创新 |
| 2.5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发展的基本特征 |
| 2.5.1 在党建布局中的统领性 |
| 2.5.2 鲜明的时代性 |
| 2.5.3 强烈的问题导向性 |
| 2.5.4 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 |
| 3.1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主线 |
| 3.1.1 主导党的政治建设的发展 |
| 3.1.2 规定党的政治建设的所有实践 |
| 3.1.3 正确认识和把握政治建设发展的主线 |
| 3.2 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旨归 |
| 3.2.1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 3.2.2 坚守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 |
| 3.2.3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
| 3.3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 |
| 3.3.1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党的政治建设始终 |
| 3.3.2 以强化党的政治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 |
| 3.3.3 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 |
| 3.3.4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中之重 |
| 3.4 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求 |
| 3.4.1 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共产党人要坚守的政治方向 |
| 3.4.2 党的政治路线是全党向党中央看齐的基线 |
| 3.4.3 党的政治路线对保持党的先进性意义重大 |
| 3.4.4 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事关事业的兴衰成败 |
| 第4章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
| 4.1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 |
| 4.1.1 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强调政治建设 |
| 4.1.2 讲政治是彰显中国共产党政治属性的根本要求 |
| 4.2 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是对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
| 4.2.1 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政治建设 |
| 4.2.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
| 4.3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
| 4.3.1 解决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的紧迫任务 |
| 4.3.2 提升党的建设实效的客观需要 |
| 4.3.3 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 |
| 第5章 把握历史逻辑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
| 5.1 坚定政治信仰,夯实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 |
| 5.1.1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从解决理想信念问题着手 |
| 5.1.2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
| 5.1.3 用理想信念指引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 |
| 5.2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
| 5.2.1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以严明政治纪律为抓手 |
| 5.2.2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首要政治纪律 |
| 5.2.3 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规范党的政治纪律要求 |
| 5.2.4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从严执纪 |
| 5.3 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 |
| 5.3.1 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基础性工作 |
| 5.3.2 正确处理党内政治关系是着力点 |
| 5.3.3 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强大动力 |
| 5.3.4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 |
| 5.3.5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成效要用党的作风来衡量 |
| 5.4 提高共产党人的政治能力 |
| 5.4.1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要提高党员政治能力 |
| 5.4.2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 |
| 5.4.3 突出干部选拔任用的政治标准是重要导向 |
| 5.4.4 学习教育与实践历练相结合是重要途径 |
| 5.5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强化政治建设的制度保障 |
| 5.5.1 强化制度保障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
| 5.5.2 建立健全政治规范体系,形成制度联动 |
| 5.5.3 增强制度意识,推进制度执行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以黑龙江省D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创新点摘要 |
| 绪论 |
| 1.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2.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3.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4.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
| 1.1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 |
| 1.1.1 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 |
| 1.1.2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 |
|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论述 |
| 1.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论述 |
| 1.2.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相关论述 |
| 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 |
| 1.3.1 毛泽东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 |
| 1.3.2 邓小平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 |
| 1.3.3 江泽民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 |
| 1.3.4 胡锦涛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 |
| 1.3.5 习近平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 |
| 第二章 新时代黑龙江省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举措和成就 |
| 2.1 黑龙江省D县概况 |
| 2.1.1 黑龙江省D县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基本概况 |
| 2.1.2 黑龙江省D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2.2 新时代黑龙江省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举措 |
| 2.2.1 抓政治建设压实从严治党责任 |
| 2.2.2 抓思想建设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
| 2.2.3 抓组织建设践行新时代组织路线 |
| 2.2.4 抓作风建设提高服务群众能力 |
| 2.2.5 抓“纪廉”建设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
| 2.2.6 抓制度建设提升依规治党水平 |
| 2.3 新时代黑龙江省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就 |
| 2.3.1 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
| 2.3.2 进一步规范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制度 |
| 2.3.3 进一步加强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
| 第三章 新时代黑龙江省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挑战和对策 |
| 3.1 新时代黑龙江省D县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 |
| 3.1.1 面临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的挑战 |
| 3.1.2 面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 |
| 3.1.3 面临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特殊性和复杂性的挑战 |
| 3.2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
| 3.2.1 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建设 |
| 3.2.1.1 清醒认识当前党面临的危险与考验 |
| 3.2.1.2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
| 3.2.1.3 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
| 3.2.2 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 |
| 3.2.2.1 加强党的领导保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
| 3.2.2.2 突出少数民族特色打造特色经济品牌 |
| 3.2.2.3 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增收创收 |
| 3.2.3 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努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 |
| 3.2.3.1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全力维护并增强民族关系 |
| 3.2.3.2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 |
| 3.2.3.3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因地制宜改进执政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章目录 |
| 致谢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范畴诠释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制度”的分析范式 |
| 一、意识形态需要制度确认且依托于一定的制度结构 |
| 二、制度是一定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且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
| 第二节 “理想信念——党内制度”的互动逻辑 |
| 一、理想信念培育是党内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
| 二、党内制度建设有利于理想信念培育的保障和深化 |
| 三、二者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之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概念辨析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特征 |
| 二、理想信念与理想信念建设 |
| 三、制度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 |
| 第三章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奠基 |
| 一、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之初的制度考量 |
| 二、巴黎公社原则的提出 |
| 三、在与其他流派的论战中规定政党性质 |
| 第二节 列宁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继承与创新 |
| 一、建立教育培训制度,保持党的思想统一 |
| 二、制定干部管理制度,保证党的作风优良 |
| 三、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完善党的组织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对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系统推进 |
| 一、毛泽东:逐步明确理想信念建设的制度化方向 |
| 二、邓小平:将制度作为根本保障解决党内思想问题 |
| 三、江泽民: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制度建构 |
| 四、胡锦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现实关照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基本思路 |
| 一、以理想信念为引领,确保党内法规制度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二、以政治建设为根本,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
| 三、以党性教育为核心,强化共产党人的作风建设 |
| 四、以道德规范为基础,提升共产党人的品性修养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的主要制度成果 |
| 一、党章: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总纲 |
| 二、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强化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组织保障 |
| 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指导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统筹力量 |
| 四、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以自我革命的态度改造主观世界 |
| 五、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构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的制度困境 |
| 一、制度设计与群体行为模式的互动困境 |
| 二、制度执行与结构安排科学化的协调困境 |
| 三、制度评价与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耦合困境 |
| 四、制度反馈与理想信念培育常态化的勾连困境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优化路径 |
| 一、贯彻专业人本的理想信念建设制度设计理念 |
| 二、构建科学高效的理想信念建设制度执行系统 |
| 三、建立公正合理的理想信念建设制度评价体系 |
| 四、健全多元开放的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反馈机制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的价值阐释 |
| 第一节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新境界 |
| 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
| 二、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地位的认识达到新境界 |
| 三、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新境界 |
| 第二节 提升党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
| 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推进理想信念建设 |
| 二、践行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互动逻辑 |
| 第三节 开拓了国际社会政党建设的新视角 |
| 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规律的挖掘 |
| 二、开拓了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化实践的新路径 |
| 结语 走出制度神话,理性认识现实的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小结 |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党文化 |
| (三)党内政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界定 |
|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要素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阐释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相关论述 |
| (二)列宁建党思想的相关论述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阐释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益启迪 |
| (一)民本思想 |
| (二)德治思想 |
| (三)法治思想 |
| (四)选贤任能思想 |
| (五)修身律己思想 |
| (六)廉政思想 |
| 三、国外政党政治文化的合理借鉴 |
| (一)有序发展党内民主 |
| (二)重视加强廉政建设 |
| (三)塑造良好政党形象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 |
| (一)奠基与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二)调试与曲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三)修复与完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
| (二)加强党内集中教育,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基础 |
| (三)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培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根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
| 一、有利于筑牢建设“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 |
| (三)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
| 二、有利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构筑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三)党内政治文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
| 三、有利于强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保障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进展与成效 |
| (一)培厚实践土壤: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创新建设理念: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
| (三)厚植思想制度根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认知存在偏差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三)党内存在不良政治文化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外部环境因素:多元文化冲突的挤压 |
| (二)政党内部原因: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提高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
| 一、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方法 |
| (一)坚持赓续传统和善于创新相统一 |
| (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二、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力量 |
| (一)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 |
| (二)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夯实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 |
| (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 |
| (四)借鉴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拓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泉 |
| 三、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培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核 |
|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 |
| (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 |
| 四、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保障 |
| (一)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
| (二)切实发挥党组织的关键支撑作用 |
| 五、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涵养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制度保证 |
| (二)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境外研究现状 |
| 3. 研究述评 |
| (三) 相关概念界定 |
| 1. 中国特色社主义新时代 |
| 2. 执政党建设理论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1. 创新之处 |
| 2. 不足之处 |
| 一、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 |
| (一) 时代背景 |
| 1. 中国的世界担当需要党的执政理论创新 |
| 2. 新时代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新要求 |
| 3. 党内问题亟需新的执政理论指导 |
| (二) 理论渊源 |
| 1. 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 |
| 2. 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
| 3.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思想 |
| (三) 个人因素 |
| 1. 良好家风的培育 |
| 2. 知青岁月的锤炼 |
| 3. 从政经历的磨练 |
| 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一) 核心思想 |
| 1. 价值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 2. 根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
| 3. 基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 以“四个全面”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略 |
|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具体目标 |
| 2.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夯实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基础保障 |
| 3.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巩固执政党建设的法治基础 |
| 4. 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度 |
| (三) 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举措 |
| 1. 突出政治建设,明确党的建设方向 |
| 2.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
| 3. 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夯实组织基础 |
| 4. 大力反腐倡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
| 5. 加强纪律建设,抓住治党的根本之策 |
| 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及意义 |
| (一) 基本特征 |
| 1. 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 |
| 2. 坚定的人民立场和为民情怀 |
| 3. 突出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
| 4. 实现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 |
| (二) 重大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三讲”教育: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5]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研究[D]. 刘白杨. 南昌大学, 2020
- [6]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以黑龙江省D县为例[D]. 徐航.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4)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建设制度化研究[D]. 侯怡如. 安徽财经大学, 2020(10)
- [8]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9]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光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10]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刘春迎.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