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系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新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董大伟[1]（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张天明[2]（2016）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国教学论的文化根基。对这一文化根基的研究,是基于文化传承进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和探索,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基础研究。而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是指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进行的梳理与审视,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百年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只是进行了较为零星地探讨。为此,有必要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百年研究的变化沉浮展开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便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未来研究和现代转换提供基础与参考。百年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12-1949年的“沉寂与兴起”时期。该时期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在“全盘西化”、“文化本位”、残酷战争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沉寂、兴起、微弱延续三个阶段。该时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专题研究初步兴起。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阐释了“闻道”和“育人”,但较为零散;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学法研究初步显现;有关传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时机、考试等其他思想研究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多。二是比较类研究处于“表层对比”层次。虽出现了许多比较类的研究,但主要是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思想本身的对比。三是研究视角上史观多样。研究开始运用了实证史观、进化史观、实用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观点,不过,史观之外的其他视角非常缺乏。虽然该时期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如下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而极少进入教学论的学科视域;研究多为解读性研究,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运用;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呈现出难以融合样态。第二个时期为1949-1976年的“缓行与异变”时期。该时期的研究在“全盘苏化”、“中国化”、“革命化”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冷落、缓行、异变三个阶段。整个研究时期,相关论着不多,进展缓慢。该时期出现了学而不厌、启发教学、师生关系、闻道与行道、教学活动史等方面的研究专文,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初步独立。但是,该时期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比较类研究集中于儒家教学思想与法家教学思想之间的对比。经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时期的研究在发展态势上处于踟蹰状态,研究总体“下沉”,但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前行;研究性质逐步走向了异变,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研究主体的整体学术心态呈现出鲜明的“纠结”特征。第三个时期为1977-2014年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研究在“拨乱反正”、“国学热”、“本土化”等因素影响下逐步从恢复走向发展,进而达到相对兴盛。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研究总体上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出版了多部传统教学思想的相关学术着作;二是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传统教学目的研究兼有整体与细微,开始延伸到“自然”层面;传统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其本质观也渐受重视;传统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总体概述和纵向梳理,阴阳学教学内容受到重视;传统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研究全面繁荣,古代读书法备受关注;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禅宗教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教学主体研究上,教师研究集中于社会地位和德能素质,师生关系研究主题和视角有所拓展。此外,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三是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到文化内层。该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看上去非常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令人担忧:其研究论着数量的飙升只是相对于以往研究绝对性的数字增长,这些论着在研究内容上内含大量重复,其所谓内容之丰富并非完全真实,而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且其研究话语的表达西方化,缺少中国自身话语的运用。纵观百年,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百年里,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主题未能拓展细化;研究地位边缘化,传统教学思想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材料与外延材料忽缺;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对传统教学思想做到客观审视;研究话语他者化和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鉴于此,我国传统教学思想未来研究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挖掘原始典籍之教学本意,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加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维运用,强调中外教学思想的融合创生。
张嘉欣[3]（2018）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传播与接受》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革故鼎新、承上启下、反思与重构并存的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各个领域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消除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文化领域的消极影响,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历史知识便显得尤为必要。历史通俗读物做为传播历史知识最为普遍的载体,得到了国家与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通俗读物编写出版的高潮。史学工作者秉承着材料上尊重史实,内容上简明扼要,情感上宣传爱国主义的原则,在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新编写数量大概有一千多种,体裁包括史话体、传记体、故事体、问答体、图解体、历史散文、游记多种形式,种类包括通史类、断代史类、历史常识类、文化知识类、中国革命史类、地方史类、民族史类、中外人物传记类、文物遗产类、经济科技史类等。这批历史通俗读物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就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将读物传播给更多的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市场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84年进行的首届“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选,为广大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出版树立标杆的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对历史通俗读物的关注,推动了优秀读物的出版发行。以“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为代表的大规模读书活动,参与人数达数千万,覆盖职工、农民、青年、少年儿童等不同职业年龄人群,配有专题讲座、书刊评介、读书演讲、读书征文、知识竞赛、读书研讨、论文答辩等辅助形式,设有专门评价激励机制。有效的保证了阅读效果,加快了历史通俗读物向大众的传播速度。同时,在全面改革的浪潮中,图书发行机制开始多样化,地方出版社自主性增强,民营书店、个体书摊兴起。在自负盈亏的体制下,图书发行销售机构加强了对新出版读物的宣传,并通过参加各种书市、书展多渠道促进读物尽快流向读者。从上百万的发行量和再版量来看,这批历史通俗读物阅读者多,社会需求旺盛;从现有的报纸杂志书评对这些读物的好评来看,这批历史通俗读物质量较高,影响力大;从读书活动等普通读者的反馈资料来看,这批历史通俗读物在受众中流传广,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易图强[5]（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指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贺琨[6]（2017）在《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深刻表明,无论是洋务运动的表浅“革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革制”,都未能彻底改变旧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迎来了新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民性的组织与最广泛的动员。这既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揭示出动员能力的重大意义,更是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逻辑和历史基础。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经济动员能力是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的本领,并决定经济动员潜力这个“自在之物”所能转化和发挥的程度。但是,在人类社会“暴力制胜”与“物质崇拜”意识倾向的战争历史中,人们对经济动员潜力的重视远远高于经济动员能力。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经济发展模式、国防军队改革及世界科技与军事革命的最新变化,都要求重视和重构经济动员能力。为此,本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博弈论为基本工具,从集体行动的角度重新解释经济动员的本质,并理清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为拓展与深化对经济动员能力的理解提供新视角,为重构经济动员能力提供理论依据。经济动员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经历了从“国王的战争”到“国家的战争”的发展历史,经济动员的产出则由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演变为纯公共产品,由此,国民经济动员本质上是一种参与者范围不断扩大的集体行动,经济动员能力便是一种集体行动能力,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经济效率问题。由于引发集体行动困境的诱因复杂多样,尤其在我国经济动员能力生成过程中,还需要特别考虑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人口等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主客观因素。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符合“有条件合作”的基本假设,由经济动员的国家属性出发,建立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领导者-追随者”理论分析框架,其中,“领导者”即担负组织职能的国家政府,“追随者”即广大民众。那么,基于该分析框架,有效实现经济动员能力生成,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处理好“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共容利益问题,实现对“领导者”的可置信约束。经济动员历史充分表明,共容利益是释放经济动员能力的基本前提,但当前市场逻辑的逐渐渗透、科学技术在经济动员中地位的上升、经济动员功能的不断拓展,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传统形式的共容利益带来新的挑战。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诉求的机制和原理,完善产权制度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措施。二是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实现对“追随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如强制措施、选择性激励和基于“小集团理论”的行业动员制度。其中,强制措施是由经济动员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宏观制度能力,能够发挥“领导者”的比较优势,并在宏观层面实现对“追随者”无差别的激励和约束。选择性激励则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随者”异质性的微观制度能力,符合激励相容原理,并实现对“追随者”赏罚分明的激励和约束。从行业层面实施动员则能避免大集团集体行动的难度,从中观层面增强经济动员能力的可实现性。博弈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共容利益与适当的制度安排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克服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动员史及其相关经验表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共容利益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者”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充分验证了“领导者-追随者”模型的适用性。由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优化和升级我国经济动员能力生成模式,既需要夯实“领导者”的治理根基,以更好地发挥信念管理和科层治理效能;也需要推动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以深化“领导者-追随者”的共容利益;还需要发挥信息技术的战略支撑作用,以提升制度安排的实施效率。
郭震旦[7]（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提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孙吉娟[8]（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黄广友[9]（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柳笛[10]（2020）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构成了“民生”概念的基本范畴,并在这些生存需要的改善和满足中不断丰富着“民生”的内涵。人类对丰衣足食的向往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一最为朴素的愿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便使“经济”具有了最初的价值,在基础与目的的循环往复之间,展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图样。“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是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秉持的初心和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回望历史,可以看出“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而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经济”。迈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指明了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循环贯通的基本逻辑,具体回答了在“何种发展”中“如何改善民生”这两个相互融通的问题,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掌握其运动变化的轨迹,对新时代交出“怎样做”的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的人”因其需要的广泛性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这既包含“吃喝住穿”的需要,也包含因“生产”所带来的“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需要,伴随着“生产”不断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使生活不再仅仅围绕“吃喝住穿”的同时,也围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延续。这个朴素的逻辑构成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般规律,二者的运动不仅包含了来源于其二者本身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也包含“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的外部条件的运动轨迹,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序地循环,反之则成为桎梏。针对“经济”和“民生”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属性和发展变化的特性,探究其之间变化规律的同时需要将二者置于纵深发展的历史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把发展作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难甫平,为了实现“民生改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出于国际竞争角度考虑,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需要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了动员起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当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国家财力物力基础薄弱,社会物质财富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依赖“高积累、低消费”、“统分统配”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人民生活,用“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办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以牺牲“农、轻、重”比例的协调,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这一时期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并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达到一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运而生,使得作为国家发展核心议题的经济建设开始成为推动国家富强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在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缓解了落后地区的贫困、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实现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愈发突出,解决好这些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在经济发展中真正使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产生这些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发展,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掣肘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在人民生活水平上呈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党中央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关系科学认识的深化,更回应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求。在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努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逐渐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精准发力,注重积极而为的同时更注重量力而行,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得以提升。总体上看,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正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当前民生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支撑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强化。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鉴于此,要遵循经济发展的价值旨趣,要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成为驱策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用民生的层级性发展优化经济系统的供给质量。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就如何妥善地把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关系和运动规律来讲,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的发展难题。未来的发展中要在不断建设的同时汲取各国的经验教训,要克服“贫困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警惕“高福利陷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质的飞跃,我国经历了以“经济与民生平行”、“经济先行,民生为标”、“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三个阶段。从二者的运动演进规律来看,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而改善民生始终是发展的价值坐标,要在不断夯实经济发展这一“水之源、木之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二者互动的外部影响条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进深化改革,持续完善制度建设,铸就创造历史伟业。
二、一部系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新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部系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新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及说明 |
| (一) 非公有制经济 |
| (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
| (三) 对概念处理的说明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总体概况 |
| (二) 基本观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 |
| 四、创新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 创新点 |
| (二) 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 |
| 一、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 |
| 二、城乡改革起步与个体经济萌芽 |
| 三、支持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政策 |
| 四、个体户发展面临的主客观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 |
| 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个体经济政策 |
| 二、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三、党对个体户政治整合的继续探索 |
| 四、推进个体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五、突出问题与相关应对 |
| 第二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 |
| 第一节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 |
| 一、治理整顿的背景 |
| 二、政治风波前治理整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三、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收紧从严 |
| 四、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上处境困难 |
| 第二节 初步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延续并稳定基本理论判断 |
| 二、调整经济政策 |
| 三、调整政治政策 |
| 第三节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 |
| 一、在经济上,非合理高收入和非健康高消费特征明显 |
| 二、在政治上,参政意识提升,参政目的单一,参政实践无序 |
| 三、在心理上,积极与消极并存,自卑与忧虑为主 |
| 第三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 |
| 第一节 深化改革开放,稳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南方谈话与十四大提供新机遇 |
| 二、十四大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走上正轨 |
| 一、丰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 |
| 二、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调查研究,加强积极分子队伍建设 |
| 三、重视并吸纳工商联调研意见,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
|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系统化 |
| 第四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 |
| 第一节 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一、背景:新的争论与挑战 |
| 二、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三、落实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新理论的具体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新变化 |
| 一、新的发展特点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 |
| 一、党的执政理论系统阐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身份 |
| 二、拓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参政议政渠道 |
| 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 |
| 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上日程 |
| 第五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 |
| 第一节 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
| 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大政方针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稳定增长及社会贡献持续提升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相关数据变化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理论 |
| 二、在原有渠道内创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政治参与 |
|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渠道更加广泛 |
| 四、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
| 第六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数量增长及经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新形势下关于工商联工作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论发展 |
| 二、平稳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内政治安排 |
| 三、思想政治工作稳中有进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理论和新政策 |
| 一、十八大前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基本形势与问题 |
| 二、十八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发展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点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 |
| 一、统战理论新发展 |
| 二、丰富多彩、持续深入的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
| 三、光彩事业新发展 |
| 四、先进表彰活动新发展 |
| 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 |
| 六、开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局面 |
| 结语 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 |
| 一、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 |
| 二、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 |
| 三、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 |
| (一)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二) 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 |
| (三) 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 |
| (四) 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
| 二、研究的基本现状 |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发展概况 |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内容梳理 |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沉寂与兴起:1912-1949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沉寂--兴起--微弱延续 |
| (一) 清朝晚期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开端 |
| (二) 1912-1927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沉寂 |
| (三) 1928-1942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
| (四) 1943-1949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微弱延续 |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专题研究初兴·表层对比·史观多样 |
| (一) 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零散性地阐释“闻道”和“育人” |
| (二) 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与学法研究初步显现 |
| (三) “边缘化”教学专题研究:简要探讨中潜含着较大发展空间 |
| (四) 比较类研究: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的“表层对比” |
| (五) 研究视角:史观解读的多样与其他视角的缺乏 |
| 三、研究初步兴起之反思 |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 |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 |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大多为解读性研究 |
| (四) 传统教学思想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难以融合 |
| 第三章 缓行与异变:1949-1976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
| (一) 1949-195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冷落 |
| (二) 1956-196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缓行 |
| (三) 1966-197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异变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专题研究细化·首着问世·儒法比较 |
| (一) “元素性”研究状况:从“整体观照”走向“专题细化” |
| (二) 研究初步独立的标志: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 |
| (三) 研究异变集中表现: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 |
| (四) 比较类研究之转向:儒与法教学思想比较“研究”最受关注 |
| 三、研究缓行异变之省思 |
| (一) 研究发展之基本态势:踟蹰 |
| (二) 研究性质之变化状况:异变 |
| (三) 研究主体之学术心态:纠结 |
| 第四章 恢复与发展:1977-2014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恢复--发展--兴盛 |
| (一) 1977-1983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恢复 |
| (二) 1984-199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发展 |
| (三) 1997-2014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盛 |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独立化·百花齐放·文化内层 |
| (一) 研究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多部研究着作诞生 |
| (二) 教学目的研究兼顾整体与细微,延伸到“自然”层面 |
| (三) 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教学本质观引起注意 |
| (四) 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纵向梳理和阴阳学研究 |
| (五) 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全面繁荣,读书法备受关注 |
| (六) 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禅宗教学艺术专门研究 |
| (七) 教学主体关系研究视角拓展,教师地位和德能颇受重视 |
| (八) 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文化内层 |
| 三、研究兴盛繁荣之忧思 |
| (一) 总体繁荣景象之简要描绘 |
| (二) 数量飙升之思:绝对与相对 |
| (三) 内容丰富之思:真实与虚假 |
| (四) 研究话语之思:西方与中国 |
| 第五章 特点与趋势: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总体论析 |
| 一、纵向观照: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嬗变的主要特点 |
| (一) 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 |
| (二) 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 |
| (三) 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 |
| (四) 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 |
| (五) 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 |
| 二、横向反思: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重复性研究普遍,许多主题未能深入细化 |
| (二) 研究地位边缘化,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 |
| (三) 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和外延材料忽缺 |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客观审视 |
| (五) 研究话语他者化与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 |
| 三、未来展望: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 |
| (一) 清思待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 |
| (二) 返璞归真------努力挖掘材料的教学本意 |
| (三) 话语重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 |
| (四) 立体透视------加强视角方法的多维运用 |
| (五) 融合创生------强调中外思想的有机结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前人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四、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 |
| 1.1 编写原因 |
| 1.2 编写成就 |
| 1.3 编写原则 |
| 第二章 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传播 |
| 2.1 首届“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选:国家层面的倡导 |
| 2.1.1 评选缘由及经过 |
| 2.1.2 获奖作品的广泛传播及社会影响 |
| 2.2 国家推动下的读书活动与历史知识的传播 |
| 2.2.1 职工读书活动 |
| 2.2.2 青年与少儿读书活动 |
| 2.2.3 乡村读书活动 |
| 2.3 历史通俗读物的商业化传播运行 |
| 2.3.1 出版发行行业的新变化对历史通俗读物传播的促进 |
| 2.3.2 书刊宣传与翻译对传播的促进 |
| 2.3.3 书市、书展 |
|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接受 |
| 3.1 从出版情况看读物的接受 |
| 3.1.1 书籍发行量 |
| 3.1.2 书籍再版量 |
| 3.2 从专业工作者看读物的接受 |
| 3.2.1 专业人员作序 |
| 3.2.2 专业书评 |
| 3.3 从普通读者看读物的接受 |
| 3.4 1990年代读物对1980年代读物的接受 |
| 3.4.1 对编纂体裁的接受 |
| 3.4.2 思想与传播方式的接受 |
| 结语 |
| 附录A 1978-1989年主要新出版历史通俗读物 |
| 附录B 1980-1989年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历史通俗读物 |
| 附录C 1985香港“中国书展”参展历史通俗读物目录 |
| 附录D 20世纪1980年代报刊杂志历史通俗读物书评汇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求经济动员能力制度化重构 |
| 1.2.2 “大安全”与“大动员”呼唤基于能力的动员模式 |
| 1.2.3 国民经济发展新常态彰显经济动员能力地位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经济动员能力的研究 |
| 1.3.2 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 |
| 1.3.3 述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实践意义 |
| 1.4.2 理论意义 |
| 1.5 基本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内容概要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不足 |
| 第二章 集体行动:理解国民经济动员本质的新视角 |
| 2.1 无处不在的集体行动 |
| 2.1.1 二分法: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 |
| 2.1.2 丰富多彩的集体行动实践 |
| 2.1.3 集体行动的困境 |
| 2.2 国民经济动员的集体行动本质 |
| 2.2.1 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各种“争论” |
| 2.2.2 国民经济动员演变过程中的集体行动特征 |
| 2.3 我国特定环境下的国民经济动员集体行动 |
| 2.3.1 特殊的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
| 2.3.2 特定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 |
| 2.3.3 特别的人口因素:基于人民战争的集体行动规模结构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领导者-追随者”: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分析框架 |
| 3.1 “领导者-追随者”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1.1 决定于国民经济动员的主客体属性 |
| 3.1.2 适应于经济动员主客体间的有条件合作机制 |
| 3.1.3 “领导者-追随者”框架下的经济动员能力 |
| 3.2 “领导者-追随者”框架的分析工具 |
| 3.2.1 基本假设 |
| 3.2.2 “领导者-追随者”序贯博弈模型 |
| 3.3 “领导者-追随者”模式运行困境及其影响 |
| 3.3.1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困境 |
| 3.3.2 困境产生的诱因分析 |
| 3.3.3 困境的直接后果:效率损失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共容利益:约束“领导者”的可信承诺机制 |
| 4.1 指引集体行动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
| 4.1.1 共同利益的细分: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 |
| 4.1.2 共容利益支撑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的基本逻辑 |
| 4.1.3 经济动员共容利益的比较分析 |
| 4.2 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共容利益的现实挑战剖析 |
| 4.2.1 市场逻辑对共容利益的挑战 |
| 4.2.2 经济动员科技密集化对共容利益的挑战 |
| 4.2.3 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对共容利益的挑战 |
| 4.3 基于产权的现代经济动员共容利益治理 |
| 4.3.1 现代经济动员共容利益的产权基础 |
| 4.3.2 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产权现状问题 |
| 4.3.3 共容利益的产权治理之道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安排:将“追随者”组织起来的现实手段 |
| 5.1 宏观制度能力:强制 |
| 5.1.1 经济动员的强制逻辑 |
| 5.1.2 经济动员的强制形式 |
| 5.1.3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强制模拟 |
| 5.2 微观制度能力:选择性激励 |
| 5.2.1 选择性激励是动员实践的必然选择 |
| 5.2.2 选择性激励的基本内涵与逻辑 |
| 5.2.3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选择性激励模拟 |
| 5.3 中观制度能力:行业动员 |
| 5.3.1 基于小集团理论的行业动员逻辑 |
| 5.3.2 依托行业协会的行业动员能力 |
| 5.3.3 行业动员能力生成的现实经验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动员能力生成实践 |
| 6.1 经济动员能力实践的历史事实 |
| 6.1.1 1927~1949 年的根据地时期: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1.0 版本 |
| 6.1.2 1949~1978 年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2.0 版本 |
| 6.1.3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3.0 版本 |
| 6.2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经验分析 |
| 6.2.1 经验一:先天的共容利益基因 |
| 6.2.2 经验二:党坚强领导下的二阶集体行动 |
| 6.2.3 经验三:实施了有效的制度安排 |
| 6.3 经济动员能力实践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6.3.1 盲目性与低效性并存的突出问题 |
| 6.3.2 外在要求与内生模式的双重挑战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路径分析:打造新时代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4.0版本 |
| 7.1 根基:筑牢“领导者”的治理基础 |
| 7.1.1 加强“领导者”的自身建设 |
| 7.1.2 提升“领导者”的“办事”能力 |
| 7.2 战略:深化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 |
| 7.2.1 溢出效应:军民融合的共容利益机制 |
| 7.2.2 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的措施 |
| 7.3 工具:发挥信息技术的战略支撑作用 |
| 7.3.1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信息原理 |
| 7.3.2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信息举措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1.1 经济动员能力是一种集体行动能力 |
| 8.1.2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始于共容利益 |
| 8.1.3 经济动员能力生成成于制度安排 |
| 8.1.4 “领导者”是决定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关键变量 |
| 8.2 展望 |
| 8.2.1 在理论研究方面 |
| 8.2.2 在实践进展方面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9）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整体上把握民生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
| 1.3.2 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作用研究 |
| 1.3.3 民生改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性创新之处 |
| 1.6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
| 2.1.2 经济发展的目标 |
| 2.1.3 民生概念界定 |
| 2.1.4 民生改善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理论逻辑 |
| 2.3.1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关系的媒介是“人” |
| 2.3.2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内在互动机理 |
| 2.3.3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实现互动关系的外部条件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推进工业化中保障民生 |
| 3.1 构建保障民生的经济基础 |
| 3.1.1 恢复经济是首要目标 |
| 3.1.2 土地改革奠定发展基础 |
| 3.1.3 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
| 3.1.4 统筹规划发展布局 |
| 3.2 经济恢复发展民生初步改善 |
| 3.3 经济条件制约民生改善水平 |
| 3.3.1 国家财政积累薄弱 |
| 3.3.2 工业化发展依赖“高积累、低消费” |
| 3.3.3 农、轻、重比例关系让步于工业体系发展 |
| 3.4 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低水平的平衡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改善民生 |
| 4.1 民生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
| 4.1.1 农业是发展生产的核心 |
| 4.1.2 解决贫困是发展的基本要求 |
| 4.1.3 注重效率与公平是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1.4 解决民生问题是发展的基本目的 |
| 4.2 经济发展推动民生改善新面貌 |
| 4.2.1 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 |
| 4.2.2 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
| 4.2.3 多种所有制经济保障就业 |
| 4.2.4 脱贫减贫取得显着成就 |
| 4.3 “经济先行”使民生改善面临瓶颈 |
| 4.3.1 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 |
| 4.3.2 发展不平衡对民生领域的直接影响 |
| 4.3.3 发展不平衡对民生领域的间接影响 |
| 4.4 “改善民生”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坐标 |
| 第5章 新时代奏响民生改善最强音 |
| 5.1 构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
| 5.1.1 明确改善民生新思路 |
| 5.1.2 拓宽民生改善边界 |
| 5.1.3 高质量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 |
| 5.1.4 优化保障良性循环的外部条件 |
| 5.2 新时代民生改善的新成就 |
| 5.3 民生领域仍然存在短板 |
| 5.4 使民生改善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
| 5.4.1 民生改善是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源 |
| 5.4.2 民生改善优化供给质量 |
| 5.4.3 民生改善是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趣 |
| 第6章 中国经济发展中民生改善的经验梳理及未来展望 |
| 6.1 我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规律认识 |
| 6.1.1 二者平行发展阶段 |
| 6.1.2 民生为标,经济先行 |
| 6.1.3 经济与民生良性循环 |
| 6.2 警惕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不良的弊端 |
| 6.2.1 贫困陷阱 |
| 6.2.2 中等收入陷阱 |
| 6.2.3 高福利陷阱 |
| 6.3 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未来展望 |
| 6.3.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
| 6.3.2 不断补齐民生短板 |
| 6.3.3 不断完善良性循环的外部条件 |
| 6.3.4 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一部系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新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D]. 张天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3]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传播与接受[D]. 张嘉欣. 河南师范大学, 2018(01)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6]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研究[D]. 贺琨.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7]“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8]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9]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10]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柳笛.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