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成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化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罗大华,赵桂芬[1]（1997）在《我国刑事犯罪严重化的社会——心理成因》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刑事犯罪严重化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下列不良社会因素会影响一些人形成犯罪心理并外化为犯罪行为：经济上，商品交换法则的泛化、拜金主义盛行、追逐私利、分配不公、超前消费等；政治上，严重的腐败现象、任人唯亲唯钱、基层党政组织软弱涣散；文化教育上，腐朽性文化的侵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等。此外，管理和制约措施的弱化，警力不足，执法不力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刑事犯罪严重化的成因
徐镇强,何彩英[2]（2000）在《论警察腐败及其防治》文中指出警察腐败是指警察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私利而违法违规 ,将警察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的行为。警察腐败的类型大致有权官交易、权物交易、权钱交易等 8种。警察腐败严重化的原因主要有 :商品经济和私有制 ,管理体制的弊端 ,法制不健全等。防治警察腐败的对策主要有 :改革公安管理体制 ,消除警察职权与私利相连接的“黑色时空” ,坚持政治建警原则 ,完善法制 ,依法治警 ,加强监督 ,严惩腐败。
朱庆跃[3]（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沈远新[4]（2002）在《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阶级分析、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政治代表关系角度切入，着重对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认识个性、把握共性，总结现代政党执政的若干规律认识，总结和提出国外执政党在完善代表机制方面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从而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功能和执政基础，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 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由导论和正文十章组成。 第一篇为“问题与框架”，包括导论和第一、二章。 导论作为全文的逻辑起点，主要是提出问题，阐述木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本文三个核心概念，即执政党、利益和代表机制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章主要介绍当前国外政党执政状态的最基本情况，包括：从政治结构角度出发，分析竞争性、合作性和垄断性政党制度下的不同政党执政结构；政党履行执政功能的手段、方式和途径；执政与非执政的转换与机制；这种转换对执政党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从政治代表关系视角提出全文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从地位、性质、重要性和内在特征看，政治代表关系是与政治统治关系、政治管理关系、政治领导关系相并列的一种基本政治关系。而执政党政治代表关系又占有特殊重要性和位置。代表性与合法性、先进性、治理有效性紧密相关，是现代政党执政的核心问题。执政党代表性通过一定代表机制得以实现，代表机制的有效性与完备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执政党代表性。 第二篇“过程与机制”，包括第三至六章，主要从政治活动的过程与运作的具体机制，分析执政党代表机制的结构和各自承担的主要功能。 第三章主要分析执政党的代表对象，包括：代表对象对巩固政党执政基础的关键意义；执政党代表对象包括基本阶级、基本支持阶层、提供特定利益支持的社会群体、跨阶级阶层的合作等不同类型和情况；从宏观背景看，执政党代表对象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多元性与层次性、交叉性与复杂性相结合的特点；执政党代表对象的适时转换与调整，对加强执政党与代表对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则聚焦于国外政党在大选期间如何通过塑造自身形象，体现选民利益，来加强与代表对象关系，争取选举胜利和执政党地位。包括：选举过程中执政党代表形象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如执政经验和实绩、党的整体队伍、党的廉洁程度、政党领袖和党内精英状况等。执政党为争取执政，如何制定竞选纲领、如何运用选举策略、如何有效进行群众工作等。取得选举胜利后，执政党正式掌握国家行政大权，进入政治决策中枢，运作国家政权。政治过程中的代表关系构成了第五章的内容。主要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执政党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如何发挥主导决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实际发挥到何种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述。执政党的党政关系模式和执政党在政府中的组织配置方式。第六章涉及执政党代表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约束性因素。主要包括利益集团对执政党代表功能的取代和制约；一定政党格局下，在野党对执政党形成的现实政治压力；党内派系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制约；社会公共11 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舆沦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制约：国内外的突发性危机事件也可以对执政党代表性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 第三篇“挑战与应对”，包括第七、八两章，主要分析国外执政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执政党腐败问题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代表危机问题。 腐败是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毒瘤。理沦上，执政党地位极大地增加了腐败可能性；现实上，近几十年来，国外执政党普遍受到腐败问题困扰，构成了执政党代表危机的重要内各。第七章着力介析当今国外执政党腐败所呈现的形式、特点和主要趋势，并总结了国外执政党俏除腐败的主要策略和手段和经验。第八章结合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提出这一变迁过程总体上对各国执政党代表性构成了重大挑战。并着重从政府治理馍式、执政党改革、国际化背景等方面分沂了执政党代表危机及国外执政党的山对措施。 第四篇“Li｛价与用、考”，包括第儿、十两章。从两大方面进行评价、思考和概括，一是对国外执政党代表hMU的整体性计阶，二是分析如何借鉴国外执政党的执政经验，不断提高中囚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卜。 第九章的整体计价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分折：一是从总体上沦述了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局限性和白效成汁两大方面：二是分析国外执政党建构与完善自身代表机制的主要做法；三是汕牛如问冗行正地认识和分析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合理成果。第十章是借鉴篇、总结篇，上定十人行＃宵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主要是基十讨日外执政党代表村卜M的比较研究；分析。主川(厂’受邑 叶会结构人转唤的肯景下，中国共一党应与如呵允善代表机制，保旺竟在全面穴蒸厂放和长朋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打旺盛的生命活力，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K为刁能和执政基础。
张震[5]（2015）在《腐败官员罪错之道德性研究》文中认为腐败，历来是全世界备受关注的问题，被形象的比喻为“政治之癌”。当前的腐败问题，已经广泛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道德等领域，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社会稳定及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腐败现象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私欲对公共权力的侵蚀，也被称为权力的腐败。官员腐败行为本质上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共权力为自身谋取私利，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共权力的滥用造成了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但都围绕着权财、权色、权权三组关系展开。同时，官员的腐败行为是违背官员道德的失范行为，即官德失范，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着社会整体道德状况，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中，原本应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被部分道德素养不高的腐败官员以各种方式私自利用，导致公共权力恶变为损害国家公共权益的工具及官员谋取私利的作案器材。因此本课题的选题目的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对腐败官员的罪错进行道德方面的分析。第二，指出形成腐败现象的道德根源。第三，总结整理出惩治、控制、预防官员腐败的道德策略，为社会减少腐败现象提供借鉴。本课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通过本课题研究，对腐败现象进行道德归因，对官腐问题的道德理论解释提供借鉴，拓展学术界关于腐败问题道德方面研究的视角，并且从道德角度为控制和预防腐败问题提供实践工作经验及相关借鉴，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行为的现实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强化依法治国添砖加瓦。本课题在当今腐败一般现象的基础上较为详细的论述了腐败官员官德失范的表现、分析了官德失范的主客观原因，对官员腐败问题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归纳概括，整理总结出官德失范是造成官员腐败的道德根源，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对策方法，指出预防治理腐败不仅要着重提高官员道德素质、选拔官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择选德才兼备的官员、发挥媒介及群众的监督合力、加强道德监督力度及强化道德监督机构，还应坚持依法治国、依法防腐、依法行政，使“德治”与“法治”兼容并蓄。
马纳[6]（2018）在《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研究》文中指出自2011年缅甸民主改革加速推进以来,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规模和总量不断上升,但中国对缅甸投资日益高涨的激情却与缅甸不断上升的反华排华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多个重大投资项目遭到严重抵制,损失惨重,最为典型的是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项目。缅甸的区位优势及发展态势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举足轻重,而中国企业对缅甸的投资却举步维艰,一定程度上与缅甸投资软环境建设有极大的关系。投资软环境建设的核心是促进投资企业有效嵌入当地社会文化发展进程,进而保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论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中文化和制度转向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缅甸软环境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因素,构建适于缅甸民主转型期的以制度、社会、文化和舆论环境为准则层的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缅甸区域软环境的评价,以此获取投资软环境建设的科学依据;在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态势基础上,以软环境建设为视角,提出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⑴投资软环境的构成确定为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四个核心要素;评价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71个三级指标构成。⑵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缅甸投资软环境评价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上,总体评价为“中等”,制度、社会、文化和舆论环境的评价分别为“较差”、“良好”、“良好”和“良好”;从区域层面来看,缅甸中部的软环境最适于投资,而北部则十分堪忧。⑶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越多,抵制越强”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机制问题。⑷以软环境建设为视角的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应以“利益共享”为导向,在制度、社会、文化、舆论环境方面,通过中国政府“参与式”和企业“嵌入式”建设,实现“本地结网”,进而保障中缅经贸合作的顺利实施。
杨勇诚[7]（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指出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陈小娇[8]（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为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框定了边界,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同样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以下简称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指明了范围。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在党内政治实践和党内政治社会化中,通过对党内政治现象进行政治认知、情感、评价之后形成的,影响并决定其政治行为模式的党内政治心理和党内政治心理积淀。党内政治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思想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土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思想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观念形态有机体,其内在构成分为一般结构和特殊结构。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般结构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结构或者共性结构,也可以被称为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结构,由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主体、生成过程、生成客体三部分组成。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扩展结构或者个性结构,表现为党内各种政治文化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主体的视角来看,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由党内个体政治文化和党内群体政治文化两部分组成;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客体的视角来看,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由党内体系文化、党内过程文化和党内制度文化三部分组成;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时间的视角来看,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由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从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政治行为模式影响和决定程度的视角来看,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由党内政治心理和党内政治心理积淀两部分组成。党内政治文化一般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般功能,即维持党内政治关系、影响党内政治制度和引导党内政治行为。党内政治文化特殊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一般功能的具体实现方式。换言之,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是党内政治文化一般功能在不同类型党内政治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在长期的党内政治实践和党内政治社会化中形成了以忠诚观、务实观、清廉观为核心的优秀党内政治文化,这些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现有成就的突出表现。然而,由于国内外、党内外以及主客观等各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当前党内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以官僚意气、迷信思想、党内“自由主义”思想、“潜规则”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庸俗腐朽政治文化。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主体的视角来看,产生这些庸俗腐朽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原因有一部分党员的理想信念出现了滑坡,一部分党员的规矩意识出现了弱化,一部分党员的“官德”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等。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客体的视角来看,产生这些庸俗腐朽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原因有与党性格格不入的落后、腐朽、过度超前思想的影响和引导,党员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刺激和陶然,党内法规建设仍存在漏洞致使制度规范和制约作用缺位等。建设优良党内政治文化需要从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主体和生成客体着手发力。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主体的视角来构建优良党内政治文化,既需要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也需要提升党员的“官德”水平,还需要强化党员的规矩意识。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客体的视角来建构优良党内政治文化,既需要不断弱化不良思想观念对党员精神世界的影响,也需要不断净化党员的工作、生活、社交环境,还需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在制定、执行、变迁中的漏洞。
陈玉照[9]（2006）在《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哲学思考》文中提出本文探讨了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内涵，考察了中外思想家关于公正、和谐社会思想，指出了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公正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公正是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并进而提出了公正是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 列举了当前社会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城乡、区域发展不和谐；收入分配及贫富差距不和谐；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加。推断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公的严重化。 提出要消除上述不和谐现象既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法治的道路；构建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根本的是要构建公民社会。
杨坤洋[10]（201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和政党兴亡的根本问题。在典型的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一个高效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任何政治系统有效运转所须臾不可缺少的,而政党无异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推手,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没有一种政党规范是万能的,政党危机几乎贯穿在政党政治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中。生发于社会的政党,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就可能因滥权而傲踞在社会和国家之上。随着政党自身作为“整合的工具”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政党就会从“冲突的力量”变身为“冲突的对象”,最终演绎了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重重悲情。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丧失政权?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敏感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期而至、不请自到、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新世纪以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实现了新的自觉。盛世而作“危言”,从历史和逻辑上理顺党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形成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采用体系式研究与问题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论证,强调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精确与近似、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等的多重结合。论文遵循由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来谋篇布局,贯穿论文的主线是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的“四位一体”分析工具。为了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拼凑事实的研究歧途,问题的开放和开放的问题是本研究力求坚持的研究路向。论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由六章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意义、方法和思路,重点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研究状况,并进行了简单评介。第一章旨在完成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建构。以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为切入点,立足于政党执政的经验性、科学性探求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通过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从反思维视角提炼政党执政不安全的类型形态。第二章旨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础理论。先勾勒了古今中外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接着从政党-国家-社会的范式分析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规定,最后导出“四位一体”的分析工具,即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第三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三次局部执政,考察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发展,初步梳理了党执政的规律性和鉴戒性。第五章立足于党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执政使命,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第六章初步提出了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的对策思路。要而言之,论文尝试以政治学范式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作了初设,创新了问题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并基于对党执政历史形态新的考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当然,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而言,论文还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如政党执政安全一般原理的进一步提炼,不同性质政党执政安全的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执政安全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梳理以及多学科方法的集成。
二、造成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化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造成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化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2）论警察腐败及其防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一、警察腐败的概念界定及其表现类型 |
| 二、警察腐败严重化的原因 |
| 1.管人管事相脱节, 造成警察队伍的“进口”和“出口”不畅。 |
| 2.财权和事权相脱节, 导致警察经费不足, 装备落后。 |
| 3.警察内部管理体制不顺。 |
| 三、防治警察腐败的对策 |
（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篇 问题与框架 |
| 导论： 从政治代表关系视角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
| 第一章 国外政党执政状态概述 |
| 1.1 现代政党政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
| 一、 政党政治：政治时代的一个主要舞台 |
| 二、 政党、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 |
| 三、 政党功能 |
| 四、 若干特点 |
| 1.2 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结构 |
| 一、 现代政党执政的结构类型 |
| 二、 竞争性政党结构 |
| 三、 垄断性政党结构 |
| 四、 合作性政党结构 |
| 1.3 现代社会政党组建政府的基本类型 |
| 一、 单独执政 |
| 二、 联合执政 |
| 三、 地方执政 |
| 1.4 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
| 一、 执政方式 |
| 二、 政策供给 |
| 三、 法律制定 |
| 四、 人事任命 |
| 五、 价值分配 |
| 1.5 执政与非执政的转换 |
| 一、 执政与非执政的转换是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普遍现象 |
| 二、 执政与非执政的转换机制 |
| 三、 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几个突出典型 |
| 第二章 执政党与政治代表关系 |
| 2.1 政治代表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 |
| 一、 什么是政治代表关系 |
| 二、 政治代表关系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
| 三、 双向互动、平等合作：政治代表关系的最基本特征 |
| 四、 政治代表关系与其它基本社会政治关系 |
| 2.2 执政党与政治代表关系 |
| 一、 执政党的执政功能 |
| 二、 执政党政治代表关系的特殊性 |
| 三、 持续强化政治代表关系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 |
| 2.3 代表性是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的根本问题 |
| 一、 什么是执政党的代表性 |
| 二、 代表性与合法性：执政党代表性的核心内容 |
| 三、 代表性与先进性：执政党代表性的实质基础 |
| 四、 代表性与治理有效性：执政党代表性的关键问题 |
| 2.4 执政党代表机制的构成 |
| 一、 代表机制与执政党代表性的实现 |
| 二、 执政党代表机制的主体因素 |
| 三、 执政党代表机制的目标指向 |
| 四、 执政党代表机制的过程要素 |
| 五、 执政党代表机制的结构约束要素 |
| 六、 执政党代表机制的运和规则 |
| 第二篇 过程与机制 |
| 第三章 执政党的代表对象 |
| 3.1 执政党代表对象与巩固执政基础 |
| 一、 代表对象与执政党力量的辩证关系 |
| 二、 执政党代表对象与执政基础 |
| 三、 扩大代表对象的三种基本方式 |
| 3.2 执政党代表对象的类型 |
| 一、 基本阶级 |
| 二、 支持阶层 |
| 三、 提供特定利益支持的社会群体 |
| 四、 跨阶级、阶层的合作 |
| 3.3 执政党代表对象的特点 |
| 一、 稳定性与变动性 |
| 二、 多元性与层次性 |
| 三、 交叉性与复杂性 |
| 3.4 执政党代表对象的转换 |
| 一、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
| 二、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转换的几个特点 |
| 三、 “阶层连续体”：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点 |
| 四、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与代表对象转换 |
| 第四章 政治选举中的代表关系 |
| 4.1 赢得选举是决定执政党代表性的核心环节 |
| 4.2 代表形象与争取执政 |
| 一、 政党代表形象的构成 |
| 二、 执政经验和实绩 |
| 三、 党的廉洁性 |
| 四、 政党领袖 |
| 五、 党内精英的新陈代谢 |
| 六、 整体队伍状态 |
| 4.3 竞选纲领与争取执政 |
| 一、 党的纲领与思想基础 |
| 二、 党的竞选纲领及其“政策中心主义”趋势 |
| 三、 竞选纲领的特点和代表功能 |
| 4.4 选举策略与争取执政 |
| 一、 利益立场定位 |
| 二、 竞选广告文宣 |
| 三、 执政功劳指称 |
| 四、 有效选举管理 |
| 4.5 群众工作与争取执政 |
| 一、 政党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 政党群众工作的组织体制 |
| 三、 加强候选人同选民的个人联系 |
| 第五章 政策过程中的代表关系 |
| 5.1 政策过程与执政党代表能力 |
| 5.2 执政党与利益表达、综合 |
| 一、 执政党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 |
| 二、 执政党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主要途径 |
| 三、 执政党进行利益综合的不同结果 |
| 5.3 执政党与政策决定 |
| 一、 执政党的政策决定体系 |
| 二、 执政党的政策决定过程 |
| 三、 执政党与代表对象的互动：执政党政策决策中的公众因素 |
| 四、 执政党政策过程的几个特点 |
| 5.4 政策过程中的执政党与政府 |
| 一、 政策过程中的执政党与政府 |
| 二、 政府主导型的党政关系 |
| 三、 政党主导型的党政关系 |
| 四、 党政合一型的党政关系 |
| 5.5 执政党在公共权力机构中的组织配置 |
| 一、 执政党在行政机构中的组织配置 |
| 二、 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配置 |
| 三、 执政党在司法机构中的组织配置 |
| 第六章 执政党代表性的主要制约因素 |
| 6.1 利益集团与执政党代表性 |
| 一、 利益政治的基础：利益集团及其资源 |
| 二、 利益集团制约执政党代表性的方式 |
| 三、 利益集团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制约 |
| 6.2 政党格局与执政党代表性 |
| 一、 在野党的基本功能 |
| 二、 “对立”格局下的政党力量对比 |
| 三、 在野党牵制执政党的途径与模式 |
| 四、 执政党在政党关系中的合纵连横 |
| 6.3 党内派系与执政党代表性 |
| 一、 以美国两大党为代表的领袖协调模式 |
| 二、 民主选举——领袖仲裁模式 |
| 三、 党内派系势力平衡模式 |
| 四、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模式 |
| 6.4 社会公共舆论与执政党代表性 |
| 一、 社会公共舆论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影响 |
| 二、 与执政党代表性相关的主要公共舆论主题 |
| 三、 社会公共舆论影响执政党代表能力的途径、方式 |
| 6.5 突发性危机事件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影响和冲击 |
| 一、 突发性危机事件对执政党代表性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 |
| 二、 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主要种类 |
| 三、 突发性危机事件对执政党代表性影响和冲击的特点 |
| 第三篇 挑战与应对 |
| 第七章 执政党与腐败问题 |
| 7.1 执政党权力与腐败的产生 |
| 7.2 执政党腐败的一般特点、类型和演展趋势 |
| 一、 “金权政治”：执政党腐败的一般特点 |
| 二、 执政党腐败的主要内容 |
| 三、 影响执政党腐败演展的主要因素 |
| 7.3 腐败与执政党代表危机 |
| 一、 直接引发严重危机，威胁政党执政地位 |
| 二、 引起经济持续衰退，导致代表能力下降 |
| 三、 导致社会心理扭曲，削弱政党执政基础 |
| 四、 政治代表关系的扭曲：腐败导致执政党代表危机的根源 |
| 五、 腐败导致执政党代表危机的类型 |
| 7.4 执政党与消除腐败 |
| 一、 政治资源的分布特点与执政党腐败模式 |
| 二、 国外执政党反腐败的主要策略和做法 |
| 三、 对国外执政党反腐败的主要策略和做法的简要评述 |
| 第八章 社会变迁中的执政党及其代表危机 |
| 8.1 时代变迁中执政党代表性的衰落 |
| 一、 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趋势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影响 |
| 二、 社会信息化：以网络扩张为轴心对政党执政的冲去 |
| 三、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下执政党代表性的衰退 |
| 8.2 政府治理方式变迁对执政党代表性的挑战 |
| 一、 权力重心的变迁：由政治统治向公共治理转型 |
| 二、 政治治理转型对执政党代表性的新挑战 |
| 8.3 社会结构转换中的执政党改革 |
| 一、 执政党改革的战略重心：以保持和强化代表性为轴心 |
| 二、 执政党改革的理论基础——以“第三条道路”为例 |
| 三、 执政党改革的组织应变——以适应媒体社会为方向 |
| 8.4 国际化背景对执政党代表性的挑战 |
| 一、 执政党的国际化类型 |
| 二、 国际化对执政党代表性、执政能力的挑战 |
| 三、 国际化背景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冲击：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 |
| 第四篇 评价与思考 |
| 第九章 对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整体思考 |
| 9.1 对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总体评价 |
| 一、 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总体局限及其表现 |
| 二、 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若干有效成分 |
| 9.2 国外执政党构建和完善代表机制的主要做法 |
| 一、 总结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有效的确定、强化与代表对象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做法 |
| 二、 在代表内容和方式上，注意区分不同层次的利益要求，并突出强调以现实利益、物质利益驱动为主要内容的动力机制作用 |
| 三、 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各具特色的组织动员和群众工作机制 |
| 四、 抓住执政过程中政治活动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保证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导 |
| 五、 根据不同国情特点，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不同执政方式，有效控制和主导政府，充分有效地实现党的政策主张 |
| 六、 注重通过立法程序和合法途径，把本党的政治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将自身执政党地位和本党在国家机关中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始终保持对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 |
| 七、 建立和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又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党内运作机刮，强调既要保证党的意志的集中统一，又要着力增强执政党自身活力 |
| 八、 建立健全规范化、程序化的党内精英新陈代谢机制，为保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组织和人员保证 |
| 九、 注重通过政治力量组合来形成有利于己的政治态势，在现有的政治能量中争取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
| 十、 大多数国家执政党还特别重视把反对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作为争取民心，提高自身代表性的重要措施 |
| 9.3 辩证认识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合理成果 |
| 一、 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缺陷：辩证认识其合理成果的前提 |
| 二、 正确认识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中法治原则包含的合理内核 |
| 三、 充分吸收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中竞争原则包含的有益成果 |
| 四、 适当运用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中群众参与模式的有效做法 |
| 五、 辩证分析国外执政党结合权力体制的特点强化自身代表性的成功经验 |
| 第十章 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功能和执政基础 |
| 10.1 始终坚持党的执政宗旨，切实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一、 切实代表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实践“三个代表”的灵魂和关键，也是决定人心向背的一个根本因素 |
| 二、 根据新的形势和时代发展要求，极大地增强执政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 |
| 三、 自始终至终从整体上、动态上牢牢把握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四、 不断从新的实践中汲取新的能量，建立健全一整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具体机制和渠道 |
| 10.2 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解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问题 |
| 一、 中国共产党“受民之托”，就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着力于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加以保证 |
| 二、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动社会主义责任政治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强化，确保“肯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 三、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动人民群众利益实现、保障机制的形成和强化，确保“能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 四、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动违背人民群众利益行为惩戒机制的形成和强化，确保“不能”、“不敢”“受民之托，违民之事” |
| 10.3 大力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一、 转变执政方式，实行依法治国方略，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
| 二、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理顺党政关系，建立健全法律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 |
| 三、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构建层次性和系统性突出、向心力强的党领导社会生活的新机制 |
| 10.4 构建科学的党内民主运行机制，大力提高党的整体效能 |
| 一、 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的前提 |
| 二、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构建科学的党内民主运行机制 |
| 三、 把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同整体推进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党执政的整体效能 |
| 四、 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民主运行机制，必须立足于坚持方向、发挥优势 |
| 10.5 大力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塑造执政党良好形象 |
| 一、 大力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塑造执政党良好形象 |
| 二、 塑造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执政党形象 |
| 三、 塑造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执政党形象 |
| 四、 塑造贴近民众、关心民生的执政党形象 |
| 五、 塑造与时俱进、跟上潮流的执政党形象 |
| 六、 塑造廉洁奉公、乐于奉献的执政党形象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5）腐败官员罪错之道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文献综述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个案分析法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2 当前腐败现象分析 |
| 2.1 腐败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的本质 |
| 2.1.2 腐败的形成因素 |
| 2.2 当前官员腐败表现形式及发展新势 |
| 2.2.1 当前官员腐败的表现形式 |
| 2.2.2 当前官员腐败的发展新势 |
| 3 腐败官员罪错之官德失范分析 |
| 3.1 官德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官德 |
| 3.1.2 官德失范 |
| 3.2 腐败官员官德失范的表现 |
| 3.2.1 腐败官员之职业道德失范 |
| 3.2.2 腐败官员之社会角色道德失范 |
| 3.3 腐败官员官德失范的原因 |
| 3.3.1 腐败官员官德失范之主观原因 |
| 3.3.2 腐败官员官德失范之客观原因 |
| 4 防治官员腐败的方法 |
| 4.1 加快官德建设，重视德才兼备 |
| 4.1.1 官德培养要着重六要素 |
| 4.1.2 官德教育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 4.1.3 官员选拔要德才兼备 |
| 4.2 加强官德监督，注重多管齐下 |
| 4.2.1 完善道德监督机制、强化道德监督机构 |
| 4.2.2 发挥民众及舆论道德监督合力 |
| 4.2.3 提升官员自我道德监督意识 |
| 4.3 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依法治国 |
| 4.3.1 加大反腐力度，落实“打虎拍蝇” |
| 4.3.2 坚持依法治国，深化法治反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区域投资软环境建设研究 |
| 1.2.2 企业嵌入性研究 |
| 1.2.3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研究现状 |
| 1.2.4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研究现状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解析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解析 |
| 2.1.1 投资软环境 |
| 2.1.2 制度环境 |
| 2.1.3 社会环境 |
| 2.1.4 文化环境 |
| 2.1.5 舆论环境 |
| 2.1.6 企业嵌入式投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2 区域投资环境分异理论 |
| 2.2.3 地域分工学说 |
| 2.2.4 区位理论 |
| 2.2.5 小岛清理论 |
| 2.2.6 企业嵌入理论 |
| 第3章 缅甸投资软环境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 |
| 3.1 利益分配机制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2 区域制度建设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3 区域社会结构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3.1 民族阶层分化的影响 |
| 3.3.2 宗教阶层分化的影响 |
| 3.4 区域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4.1 缅甸中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3.4.2 缅甸西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3.4.3 缅甸东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3.4.4 缅甸南部文化与中国对缅投资 |
| 3.4.5. 缅甸北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小结 |
| 第4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区域软环境评价体系构建 |
| 4.1 区域投资软环境评价方法 |
| 4.1.1 层次分析法 |
| 4.1.2 专家调查法 |
| 4.2 区域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投资软环境的特点 |
| 4.2.2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4.2.3 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4.2.4 指标选取 |
| 4.2.5 权重确定 |
| 4.2.6 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评价 |
| 5.1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 |
| 5.1.1 缅甸地缘环境与中国企业直接投资 |
| 5.1.2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现状 |
| 5.1.3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特征 |
| 5.1.4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时空演变格局 |
| 5.2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软环境总体评价 |
| 5.2.1 制度环境评价 |
| 5.2.2 社会环境评价 |
| 5.2.3 文化环境评价 |
| 5.2.4 舆论环境评价 |
| 5.2.5 缅甸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 |
| 5.3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软环境的区域评价 |
| 5.3.1 缅甸的区域划分 |
| 5.3.2 缅甸投资软环境的区域评价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态势 |
| 6.1 缅甸民主改革后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风险 |
| 6.1.2 中国对缅甸投资企业的自身反思 |
| 6.2 大国干预下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态势 |
| 6.2.1 大国干预对中国企业投资缅甸的影响 |
| 6.2.2 大国干预下的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 |
| 6.3 民主改革后缅甸各阶层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转变 |
| 6.3.1 缅甸各阶层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2 缅甸官方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3 缅甸社会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4.媒体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5 缅甸各阶层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转变 |
| 小结 |
| 第7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
| 7.1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软环境建设的途径 |
| 7.1.1 利益分享机制 |
| 7.1.2 本地结网机制 |
| 7.2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
| 7.2.1 制度环境建设 |
| 7.2.2 社会环境建设 |
| 7.2.3 文化环境建设 |
| 7.2.4 舆论环境建设 |
| 7.2.5 其他方面的对策建议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基本研究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论文研究的主题、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四、论文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其逻辑关联 |
| 第一节 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 |
|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 |
|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 |
| 第二节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 |
| 一、公共危机基本内涵 |
| 二、公共危机特征 |
| 三、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伦理理论 |
| 一、公共管理伦理内涵 |
| 二、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 |
| 三、公共管理伦理结构与功能 |
| 四、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
| 第四节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 |
| 一、风险是前期形态：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发生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
| 二、危机是后期表现：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潜在的损害变成现实的损害结果的直接表现 |
| 三、风险与危机的逻辑演绎：人类社会每经历一次风险或危机的考验也会得到一次新的进步与发展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 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
| 二、劳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
| 三、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现象严重 |
| 四、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 |
| 五、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
| 六、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时有发生 |
| 七、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呈多发态势 |
| 八、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风险诱发因素更为复杂 |
| 二、社会充满繁杂多样风险 |
| 三、风险事件之间相互制约与影响 |
| 四、与更多民生领域关联 |
| 五、利益冲突和利益融合并存 |
| 六、事件发展变化不易被发现和掌控 |
| 七、人类行动与实践可能导致更多风险后果 |
| 第三节 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一、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 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泛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
| 三、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和蔓延 |
| 四、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人们利益关系格局的大调整与变化 |
| 五、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的重新定位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追问及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应然伦理 |
| 一、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伦理价值 |
| 二、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伦理价值 |
| 三、公共危机的治理应体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具有的伦理特征 |
| 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性 |
|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权威性 |
| 三、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时效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坚守的伦理原则 |
| 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 二、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建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幸福新模式 |
| 四、关注公民生存境遇保障其个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安宁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及伦理困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 |
| 一、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二、事故灾难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五、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 |
| 一、立法更加科学 |
| 二、预警体系日趋完善 |
| 三、组织协调能力稳步提高 |
| 四、全民应对危机意识不断增强 |
| 五、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 |
| 一、观念性伦理困境 |
| 二、制度性伦理困境 |
| 三、行为性伦理困境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伦理困境之原因及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原因：市场化进程和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低制度化、高人情化的历史传统加大了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风险 |
| 第三节 体制原因：现行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 |
| 第四节 观念原因：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式微与现代公共服务型伦理价值观的缺失 |
| 第五节 政府官员个体原因：不合伦理规范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的一致批判与指责直接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 |
| 第六章 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伦理困境的救赎之道 |
| 第一节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伦理建设 |
| 一、养成良好社会道德 |
| 二、推进伦理制度化规范化 |
| 三、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
| 四、强化危机治理协作性 |
| 五、对事件受害者给予更多人文关怀 |
| 第二节 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 |
| 一、彻底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评机制 |
| 二、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
| 三、通过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
| 第三节 健全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一、相关法律法规 |
| 二、预警机制 |
| 三、权威信息发布制度 |
| 四、应急联动机制 |
| 五、全民广泛参与机制 |
| 第四节 维护制度权威遏制权力腐败 |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 二、强化制度意识 |
| 三、净化社会风气 |
| 四、反对功利主义 |
| 五、消除制度性缺陷 |
| 第五节 加强和创新风险社会下政府社会管理 |
|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
| 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 |
|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化基层基础建设 |
| 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
| 五、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国内外政治文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外政党文化研究状况 |
| (三)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概念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定义和特性 |
| 一、政治文化的定义 |
| 二、政治文化的特性 |
| 第二节 政党文化的定义和特性 |
| 一、政党文化的定义 |
| 二、政党文化的特性 |
| 第三节 党内政治文化的定义和特性 |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定义 |
|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性 |
| 第二章 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意识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 |
| 一、民本思想 |
| 二、大一统思想 |
| 三、大同思想 |
| 四、中庸思想 |
| 五、清廉思想 |
| 六、“官本位”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思想 |
| 一、自由思想 |
| 二、民主思想 |
| 三、法治思想 |
| 第三章 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 |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般结构 |
|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 |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般功能 |
|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 |
| 第四章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有成就 |
| 一、忠诚观:忠于党和人民 |
| 二、务实观:实事求是 |
| 三、清廉观:清正廉洁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存挑战 |
| 一、官僚意气 |
| 二、迷信思想 |
| 三、“自由主义”思想 |
| 四、“潜规则”意识 |
| 第三节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现存挑战的原因 |
| 一、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主体的现存问题 |
| 二、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客体的现存问题 |
| 第五章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提升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主体自身素养 |
| 一、筑牢理想信念 |
| 二、打牢“官德”之基 |
| 三、强化规矩意识 |
| 第二节 优化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客体 |
| 一、优化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思想客体 |
| 二、净化党员的工作、生活、社交环境 |
| 三、完善党内法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哲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其关系 |
| 2.1 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内涵 |
| 2.1.1 公正概念与历史演化 |
| 2.1.2 和谐概念与历史演化 |
| 2.2 公正与和谐社会关系说明 |
| 2.2.1 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
| 2.2.2 公正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
| 2.2.3 公正是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
| 第3章 当前不和谐社会因素及原因说明 |
| 3.1 当前社会不和谐现象 |
| 3.1.1 城乡区域发展不和谐 |
| 3.1.2 收入分配及贫富差距不和谐 |
| 3.1.3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和不断增加扩大的群体性事件 |
| 3.2 不和谐现象的原因分析 |
| 3.2.1 从城市二元结构上来看 |
| 3.2.2 从收入分配上来看 |
| 3.2.3 从腐败因素上看 |
| 第4章 重塑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 |
| 4.1 摆脱社会严重不公的途径 |
| 4.1.1 以发展求和谐 |
| 4.1.2 以法治建设为手段 |
| 4.1.3 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 |
| 4.2 构建公民社会走向公正和谐 |
| 4.2.1 利益失衡源于权利的失衡 |
| 4.2.2 “治本”之路在于构建“公民社会 |
| 4.2.3 公民社会是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的可靠载体 |
| 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个人简历 |
|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10）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局限 |
| 第一章 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 |
| 一、政党的起源 |
| 二、政党的内涵 |
| 三、政党制度的概念与特点 |
| 四、政党政治的走向 |
| 第二节 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 |
| 一、政党、国家与社会的逻辑关系 |
| 二、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定 |
| 第三节 政党执政安全的基本内涵 |
| 一、相关概念的考察与准备 |
| 二、政党执政安全的基本内涵 |
| 三、政党的执政不安全模式类型 |
| 四、政党执政安全的致因分析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古代执政安全思想评介 |
| 二、西方近现代执政安全思想评介 |
|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安全思想评介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内在规定 |
| 一、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的考辨 |
| 二、正确处理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一种中国逻辑的思考 |
|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本内涵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研究的工具理论 |
|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执政党自身状况理论 |
| 二、作为分析工具的执政认同理论 |
| 三、作为分析工具的公共权力理论 |
| 四、作为分析工具的外部干预理论 |
| 第三章 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对执政安全的探索 |
| 第一节 苏维埃时期党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 |
| 一、苏维埃时期党的自身状况 |
| 二、苏维埃时期党的执政认同状况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权力状况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党执政安全的创新 |
|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自身状况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执政认同状况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力状况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执政安全的拓展 |
| 一、解放战争时期党的自身状况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执政认同状况 |
| 三、人民民主政权的权力状况 |
| 第四节 局部执政时期的外部干预应对 |
| 第四章 建国后党执政安全的演变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畸变 |
| 一、建国初期党执政安全的奠基与夯实 |
| 二、中共八大后党执政安全的曲折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执政安全的破坏衰减 |
| 四、改革开放前对外部干预的应对状况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安全的巩固和创新 |
| 一、改革开放前期党执政安全的巩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党执政安全的发展 |
| 三、全面建设小康时期党执政安全的创新 |
| 四、改革开放以来对外部干预的应对 |
| 第三节 执政经验的总结与执政规律的探索 |
| 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
| 二、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与把握 |
| 第五章 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实考量 |
| 第一节 党的历史方位与执政使命 |
| 一、党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
| 二、新形势下党的执政使命 |
| 第二节 新形势下党自身状况的考量 |
| 一、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 |
| 二、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建设 |
| 三、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 |
| 四、新形势下党的制度建设 |
| 五、新形势下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考量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认同考量 |
| 一、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销蚀党的执政认同 |
| 二、利益整合状况对党执政认同的影响 |
| 三、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现状与问题 |
| 四、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执政认同 |
| 五、“维稳”的异化和膨胀在侵蚀党的执政认同 |
| 第四节 新形势下公共权力状况的考量 |
| 一、新形势下党的权力状况考量 |
| 二、新形势下党与人大关系的考量 |
| 三、新形势下党与政府关系的考量 |
| 四、新形势下党与政协关系的考量 |
| 第五节 新形势下的外部干预考量 |
| 一、西方对中国进行外部干预的本性不会变 |
| 二、新形势下经济政治干预的考量 |
| 三、信息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干预的考量 |
| 第六章 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安全的思路探析 |
| 第一节 有效治理腐败是党执政安全的核心 |
| 一、腐败问题是当前党执政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 |
| 二、当前有效治理腐败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三、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打赢反腐败人民战争 |
| 第二节 民生、民主与发展同频共振，夯实民心基础 |
| 一、民生是维护和巩固党执政安全的根本 |
| 二、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保障 |
| 三、以民生财政的建构为突破口，破解社会改革难题 |
| 四、构建民生法治体系，加强民生的法治保障 |
| 第三节 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公权力的有效制约 |
| 一、权力有效制约的内在逻辑要求 |
| 二、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实现党内外监督一体化 |
| 三、以政府体制改革作为当前政治变革的突破口 |
| 第四节 坚持和平发展，积极应对外部干预 |
| 一、维护经济、社会的发展安全，夯实应对外部干预的硬实力 |
| 二、维护政治、文化的发展安全，夯实应对外部干预的软实力 |
| 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应对外部干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造成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化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刑事犯罪严重化的社会——心理成因[J]. 罗大华,赵桂芬. 政法论坛, 1997(05)
- [2]论警察腐败及其防治[J]. 徐镇强,何彩英. 政法论坛, 2000(01)
- [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4]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D]. 沈远新. 中共中央党校, 2002(02)
- [5]腐败官员罪错之道德性研究[D]. 张震.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5(10)
- [6]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研究[D]. 马纳.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
- [7]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8]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D]. 陈小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哲学思考[D]. 陈玉照. 福建师范大学, 2006(01)
- [10]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D]. 杨坤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