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诠释“政府行为”（论文文献综述）
史贝贝[1]（2019）在《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多重困境：理论和实证》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奇迹般的增长,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面对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赢,已然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公共社会福利的重要议题。事实上,尽管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其主要职责,并通过各种应对措施进行积极治理,但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污染排放不断加剧、环境事故频频发生,这一系列事实令我们产生这样的质疑,地方政府是否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困境,束缚或限制了地方政府改善环境质量的行为,而困境的存在才是环境污染久治无效的根源所在。鉴于此,全文从地方政府引资行为的角度来探究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困境,为了对该困境进行深入而全面地考察,本研究分别从政府竞争、财政压力、晋升激励以及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对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困境进行详细地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着“为增长而竞争、为竞争而污染”的行为模式,在引进大量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外资的破坏性流入,加剧了辖区内的环境污染,而这一竞争行为在不同因素驱动下表现在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困境有所差异。具体而言:首先,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在引资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主动采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补贴来吸引外资,在赢得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出现了地区间环境标准的“逐底竞争”,而过度的引资补贴促使地方政府进行税收转嫁、加剧辖区内的资源错配,并导致对本地企业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出现辖区内环境污染加剧、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非平衡性增长,故而引资补贴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整体发展与局部滞后之间的两难抉择;其次,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所造成的财政压力将迫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引进外资、提高企业数量的方式,而摒弃了推动已有外资企业产出规模增加的方式来实现短期内税基的增长,在缓解财政窘境的同时也为大量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流入提供可乘之机,从而出现环境质量的下滑与辖区内外资数量和质量的脱钩,因此,引资扭曲的存在迫使地方政府陷入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再次,在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非对称晋升考核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得优胜权,理性选择以外资来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并偏好引进第二产业的外资来实现短期内经济绩效的快速提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官员任期的限制会促使政府行为短视化,由此产生先增加后降低的引资周期和先降低后增加的排污周期,可以看出引资偏好的存在更多地体现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最后,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造成了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导致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大量转移与清洁型外资企业投资的增加,实现辖区内外资的策略性转移和外资结构转型,但事实上,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之间的不一致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激励,致使环境规制效果的弱化,引资转型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本研究所得结论揭示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困境,解释了不同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制约,有力地说明了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局限。因此,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改善环境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改变传统的引资模式、改革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以及加强环境规制与监督,这一系列机制设计的转变将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并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外资结构的转型以及绿色清洁发展方式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辛冲冲[2]（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提出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宋业臻[3]（2020）在《腐败犯罪思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主要体现在我国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形成腐败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上。采用腐败的主观测量方法、客观测量方法并引入传染病学的传播动力学模型,计算、估计十八大之后,我国腐败与反腐败发展趋势的“三高悖论”现象,对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高、查处绩效高以及个别地区和行业系统性腐败发生风险高。在“牛顿——实证主义”范式指导下的“方法论中心主义”心理学研究,由于缺失“本体论问题”,个体层面解释腐败现象时,难以形成与政治社会环境层面的呼应,故在解释系统性腐败成因方面面临宏观政治社会层面解释与微观个人层面解释的“两层隔离”困局。为了破解“三高悖论”之谜,突破“两层隔离”困境,本研究在吸纳心理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重塑了犯罪思维概念,采用“整体关联主义”范式指导下的质性量化混合研究方法的“探索式”、“解释式”与“嵌入式”设计,分别得出了以“权力”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权力型”、以“风险”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风险型”、以“利益是否合理”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三类型模型。从政治社会背景与个体差异性两层结合的角度分析,“功能性分权”背景下的“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生成了“权力的心理效应”,进而塑造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心理补偿”机制与“时代性焦虑”构成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的生成动力。“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机制与“重监督、轻制约”权力安排、“运动式廉政治理”塑造了“环境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进而塑造了“风险型”腐败犯罪思维,“公平交易”、“上级庇护”的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与“相对随机”结构、体制结构组织化的腐败网络形态与政治资源经营化交易机制互相对应。社会转型造成的多元价值混合、“道德价值一元论”、“常识理性”推理机制与社会关系网络的耦合系统塑造了“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合理”的腐败犯罪思维与腐败网络共同组成了利益交换的信任机制。在揭示出腐败犯罪思维的三类型理论及其多层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其特征、成因与前沿科技成果,提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技术支撑建议。在“不敢腐”层次上,应当加强“执法威慑”与“技术威慑”,改变腐败分子的腐败决策衡量标准;在“不能腐”层次上,应当借助信息公开平台与协同办公系统断绝腐败分子的腐败机会;在“不想腐”层次上,应当从源头上通过先进技术辅助杜绝“带病提拔”,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党员干部心理健康、心理平衡的辅助配套措施。
张力伟[4]（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周媛媛[5]（2020）在《“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考核压力源衍生的基层行为偏差,引发了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理论反思。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脱离平等、开放、包容的时代发展需要,释放出的第一信号就是被考核者的压力愈发增大。对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众,无一不期望考核的“返璞归真”。在减少考核压力、减轻考核负担的呼声中,渗透出对其进行优化与升级的价值期盼。本文以扶贫领域中的治理乱象以及乡镇扶贫干部的高压处境为线索,紧紧围绕“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也即,如何优化具体的指标考核机制,以缓解基层高压现状、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与根本遵循。为解答上述核心问题,对考核与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理性呈现,本文以扶贫考核的背景转变为契机,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深入调研与参与式观察。从最初对考核次数、频率、形式的表层关注权宜性的转变为对理念、内容、方式的立体式研判,完成了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这一微观命题的全景式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既有指标考核机制进行反思与沉淀,回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却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对扶贫考核的现实回应,本文以两个“调研故事”为逻辑主线,逐层揭开考核压力源的神秘面纱。故事一,过频考核使乡镇扶贫干部陷入高压境况,引发扶贫行为偏差。调研从多头考核、层层考核等现象入手,对造成显性考核负担的历史沿革、体制背景及过程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伴随着过频考核问题取得实务界的高度关切,减少考核频次、为基层扶贫干部减负走进了话语中心。在此基础上,对调研乡镇进行回访,也即故事二的源起。调研发现,当过频考核得到有效控制,乡镇干部的高压境况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缓解。可见,以过频考核为表征的显性考核负担对基层高压现状的解释力尚且不足,考核频率、次数并不是致使基层扶贫干部身陷高压处境的根本原因。为此,本文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对置身于复杂情境中的个体进行深度访谈,尝试找寻扶贫考核的深层压力源,建构起指标考核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由指标考核引发基层高压的现象并非扶贫领域特例,而是受指标考核的制度秉性所致。扶贫考核作为透视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窗口,其背后折射出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日常高压处境。本文以扶贫考核为现实素材,贯通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全局性理解。考核的价值初衷原本在于激发个体的工作动力,而目前的考核恰恰在不断消解这种基础。当指标考核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不仅会制约政府服务能力和行政效能的提升,还会强化被考核者的压力感知,引发职场行为偏差。考虑到指标考核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形塑了稳定的价值逻辑与制度安排,并伴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趋势,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及时从外部输入变革因子,进行适应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阻断考核高压的生成基因,破解低效失序的制度瓶颈。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考核理念—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进行了本源性、实践性的探索与展望,阐释指标考核机制面临的现实阻碍和重要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付诸长久的理论关切与持续性追问。
黄伟丽[6]（2019）在《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纺织产业升级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轻工大类中的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创造国际化新优势的重要产业。新中国成立至今,纺织产业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从吸纳就业人口近百万到上千万,从出口创汇1亿美元到2464亿美元,在美化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国际格局与国际贸易秩序变化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纺织产业发展呈现阶段性变化,贸易顺差仍保持一定增长,但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却快速上升,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理念日益强化,中国纺织产业整体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期。但是,长期贴牌生产,自主创新和品牌营销能力不足,增长动力后劲乏力问题日益显现,中国纺织产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实现竞争力可持续提升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剖析中国纺织产业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生机制与影响因素,为中国纺织产业实现竞争力的可持续提升寻找全新的路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也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的研究视角是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主题为现阶段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纺织产业升级问题实质是纺织产业竞争力可持续提升问题,主要内容和总体思路包括:一是在对纺织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产业结构主义观、全球价值链理论、产品质量阶梯理论均不能解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现阶段纺织产业面临的竞争力提升不可持续的现实困境。而产品空间理论的亮点就在于它捕捉到了产品空间的异质性,异质性意味着产品升级不连续,可能发生“断档”现象。从这一角度看,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中国纺织产业升级演化的轨迹、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更具解释力度。与此同时,对产品空间理论的思想来源、核心观点、关键概念、政策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二是采用横向的国际对比法和纵向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自我比较法,深入描述了中国纺织产业的发展现状与障碍。三是产品空间理论框架下纺织产业升级是内部结构升级与附加价值提升协同推进的过程。从能力角度讲,是一国企业发现其擅长生产的纺织产品并在“干中学”掌握这种能力的过程,其升级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在呈“核心—边缘”结构的全球产品空间中则表现为从边缘向核心区域渐进式跳跃的过程。本文将“渐进式升级”拓展至“跨越式升级”,即纺织产业的升级是在外部条件（产业政策）和内部条件（遵循比较优势进行自我发现自我创新）的共同作用下,当生产能力和要素禀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引发“质”的跨越式升级。四是有机地将物理学领域的复杂网络分析法和经济学领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对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创新性地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检验了纺织产业升级的非线性特征。此外,中国纺织产业的发展长期受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因此进一步研究了纺织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设计了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中国纺织产业升级路径。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纺织产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逐渐偏离了比较优势。利用中国1962～2018年98种纺织产品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回归发现,产品密度对纺织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这表明中国纺织产业逐渐偏离比较优势。拓展的国别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同等水平的“低—中高收入类型”国家相比,中国纺织产业更加偏离比较优势,与国民收入水平增幅大的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进一步对中国纺织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产业升级受市场经济规律和政府行为的共同影响。中国模仿发达国家追求赶超式发展战略的政策引导使得纺织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比较优势。（2）中国纺织产业陷入“低端锁定”并非缘于路径依赖效应。门槛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品技术复杂度抑制了纺织产业升级,且抑制的程度呈现先加剧后减弱的非线性趋势。机理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复杂度虽然支撑了纺织产品持续保持优势,却抑制了纺织产品升级,结果抑制了纺织产业升级。这意味着中国纺织产业面临着既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还未形成的尴尬局面。对产品密度与产品复杂度的交互项进行门槛面板回归,发现产品密度不仅有利于抑制产品复杂度对纺织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而且随着产品密度水平的提高,产品复杂度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这表明中国纺织产业陷入“低端锁定”并非缘于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地纺织产业政策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纺织产业政策使得产品复杂度抑制了纺织产业升级。（3）中国纺织产业累积的生产能力和要素禀赋尚不足以支撑其实现跨越式升级。门槛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品机会前景收益对纺织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在逐步减弱。机理检验结果表明,产品机会前景收益通过抑制产品升级和产品失势从而抑制纺织产业升级。这表明产品机会前景收益对纺织产业保持比较优势的支撑作用呈递减趋势,且不利于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密度与产品机会前景收益的交互项进行门槛面板回归发现,产品密度对产品机会前景收益的正向调节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产品密度处于低水平区间时,产品机会前景收益抑制纺织产业升级;只有当产品密度跨越低水平区间时,潜在机会价值的开发才有利于纺织产业升级。结合中国的纺织产业之所以仍然位居“低端锁定”的现实,可知纺织产业的产品密度仍然处于低水平区间,意味着中国纺织产业目前累积的生产能力和要素禀赋尚不足以支撑其实现“跨越式”升级。（4）文末设计了适合中国纺织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升级路径。基于以上实证结论,在遵循三大原则即比较优势原则、优化纺织产品空间整体网络原则、依赖“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原则的基础上,设计了四条升级路径:一是沿着邻近产品进行升级;二是产品结构升级与产品价值升级协同推进;三是提升复杂度高的纺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四是挖掘升级潜力大的纺织产品的潜在机会价值。为保障纺织产业升级路径的顺利进行,从四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渐进调整赶超式的纺织产业发展政策;二是依托“一带一路”转移出口主战场,维持纺织产业既有比较优势;三是提高纺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核心驱动力;四是培养高级纺织技术和管理人才,多措并举保障中国纺织产业升级顺利可持续进行。
李波[7]（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李绵[8]（2019）在《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就十分重视效率,强调科学化、技术化、法治化。毋庸置疑,管理追求效率,强调科学和法治本身没有错,但过于偏重效率、科学、法治从而走上了一条抛弃价值、缺乏人文关怀的道路就是错误的。在工具理性的效率中心、价值中立和技术至上理念的主导下,政府行政成为纯技术性的管理工具,行政人员成为非人格化的人。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行政不应该是纯技术性的管理工具、行政人员也不应该是非人格化的人,它们应该是具有责任意识和伦理担当的责任主体,因此本文提出立足管理哲学视域来研究政府责任伦理。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是指政府在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行政政府机构内部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责任认知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政府责任伦理是以政府责任为核心的伦理,它的评价标准是看政府是否“尽己之责”,强调政府应该积极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政府责任伦理具有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统一和个体伦理与公共伦理统一的特征,是一种新型的应用伦理。在当今民主政治广泛流行、科技与经济异常繁荣的时代,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应该以公共性、以人为本和共生共存为基本原则。同时,通过对以往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总结,效率与公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割裂会导致社会畸形发展,因此政府责任伦理应该以效率与公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统一为内在规定性。基于政府责任伦理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定性,政府责任伦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内容,通过政府责任伦理制度化、建立和完善政府问责制以及树立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观等途径加以实施。从管理视角来看,政府责任伦理具有彰显政府管理的价值理性和改变政府管理与道德无涉状况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提升政府能力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实践价值。对于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来说,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政府责任伦理的重要性,并且,在环境保护、政府正义和人民利益满足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尽管目前还存在一定不足,但是我国一直在努力完善中。与此种逻辑线索相对应的解释框架是:第一章是对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相关概念进行阐释;第二章对中西方政府责任伦理思想进行历史回溯与理论基础探寻;第三章是从管理哲学的角度阐释政府责任伦理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定性、基本内容和实践途径;第四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诠释政府责任伦理的管理价值;第五章是基于对管理理论与实践反思角度来阐释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困境和救治方式;第六章对当前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反思,分析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已取得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以及完善方式,以期对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因此,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目的是通过强调政府的伦理追求和伦理担当导向政府向善,促进政府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更好的满足人民诉求,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生态的全面和谐。
王艺霏[9]（2020）在《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近年来当代西方学者对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研究热潮的兴起,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的文学作品开始被普遍阅读,其中存在的价值也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夏洛特·史密斯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位,她被评论家朱迪斯·斯坦顿和斯图亚特·卡润评为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认为是她开启了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流派。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政治思想表示关注。艾米·加奈认为夏洛特·史密斯通过文学创作参与到了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法国革命的探讨中,从中表达自身对政治的看法。关于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倾向,以往的研究者们存在着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夏洛特·史密斯作品中体现出的对政府与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所进行的批判与控诉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如果单纯地把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立场归为自由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夏洛特·史密斯在作品中表达的对不列颠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对不列颠民族如何更好地继承并发展优良传统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从这个角度看,在有关政治的问题上史密斯也带有民族主义的立场。本论文认为值得对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她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见解进行深入的探讨。本论文以夏洛特·史密斯的诗歌和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史密斯通过文学创作参与不列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和不列颠民族认同的建构这一议题。民族主义理论家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是可以互补的。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对应了史密斯思想中所涵盖的两种价值取向,适合用来解释分析史密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她的不列颠民族认同被塑造形成的过程。此外,本论文也试图挖掘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本论文围绕以下几个章节展开: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缘起。在梳理了研究对象夏洛特·史密斯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基础上引出了本论文对史密斯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关注;运用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论对论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民族、民族认同、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定义做了具体解释。运用耶尔·塔米尔的民族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予以界定;最后具体介绍了本论文的论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夏洛特·史密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这一章先是介绍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不列颠王国形成、法国革命、英法战争等历史事件对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史密斯等萌发民族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接着深入分析了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对史密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归纳分析了史密斯形成不列颠认同背后的原因和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原因。第二章,民族认同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发轫。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文学生涯早期的作品《达斯蒙德》和《老庄园》。这两部作品对“不列颠民族认同”、“不列颠民族--国家”有所探讨,从中梳理了史密斯本人民族认同的觉醒过程,分析了史密斯民族主义思想发轫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史密斯受到法国革命的启发开始流露出对民族主义相关议题的关注,并在作品中积极呼吁建立共和制的“不列颠民族-国家”。第三章,民族认同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修正。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在对法国革命产生失望幻灭情绪后创作的作品长诗《移民》和小说《被驱逐的人》。这两部作品书写与感慨了法国革命灾难性后果的,并对法国政治难民流亡欧洲各国情形表示同情。基于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挖掘出史密斯此时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她意识到民族主义存在着排斥异己和忽略个人权利的一面,为了修正这些负面影响,她试图通过强调一些自由主义价值来平衡她的民族主义主张。同时,这一时期英法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出于团结抗敌的原因,史密斯在这时期的作品中积极的宣扬不列颠认同,表明她的不列颠认同进一步巩固了。外部环境的变化触动了史密斯去修正她的民族主义主张,这种探索使得她的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民族认同的拓展与民族主义的完善。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创作生涯晚期的作品小说《年轻的哲学家》和长诗《比奇角》。前者描绘了不列颠民族移居海外生活的故事,后者对英国地标性风景“比奇角”赋予了不列颠民族历史意义的刻画。从两部作品中可以分析出史密斯此时的民族主义观点:她此时的民族主义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重视个人的意愿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接纳,认为民族的历史文化等精神资源比国家机器更能塑造民族认同。并且民族认同的范围也不局限于生活在同一疆界内的人类群体之中,对于拥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文化的人们来说,即使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仍然对同一民族身份拥有认同感。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趋于成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她民族主义的最终定位。第五章,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这一章阐述的是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可供参考借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警惕和修正民族主义中激进和狭隘的倾向、更新和填补自由主义中低估和忽略共同体对个体重要性的空白、寻求个人自我实现与民族发展的合一。结论:夏洛特·史密斯的民族认同是不列颠认同。为了宣传不列颠认同,史密斯一直在作品里书写对民族主义、探索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她民族主义主张的最终定位。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提倡各民族国家休戚与共、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借鉴参考的价值。
任恒[10]（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二、重新诠释“政府行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新诠释“政府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多重困境：理论和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理论争辩 |
| 2.1.1 FDI与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1.2 FDI与环境污染：“污染光晕”假说 |
| 2.2 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研究动态 |
| 2.2.1 引资补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2.2.2 财政压力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2.2.3 晋升激励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2.2.4 环境规制效果的评估研究 |
| 2.3 环境治理过程中困境的机制研究 |
| 2.3.1 环境规制对企业效益的研究 |
| 2.3.2 环境规制对外资转移的研究 |
| 2.3.3 环境规制对污染转移的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困境的理论框架 |
| 3.1 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困境的理论分析 |
| 3.1.1 政府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1.2 政府引资行为带来环境困境的分析思路 |
| 3.1.3 政府引资行为带来的环境困境：一个引资模型的解释 |
| 3.2 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困境的多维度分析 |
| 3.2.1 引资补贴下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的困境分析 |
| 3.2.2 财政压力下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的困境分析 |
| 3.2.3 晋升激励下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的困境分析 |
| 3.2.4 环境规制下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的困境分析 |
| 3.3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政府竞争、引资补贴与外资和内资的非平衡增长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1 基准模型：不存在引资补贴的情形 |
| 4.2.2 扩展模型：存在引资补贴的情形 |
| 4.3 研究设计与指标测算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指标测算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引资补贴对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影响 |
| 4.4.1 主要实证结果 |
| 4.4.2 滞后效应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引资补贴行为的收益分析 |
| 4.5.1 引资补贴行为的经济收益 |
| 4.5.2 引资补贴行为的环境收益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压力、引资扭曲与外资数量和质量的脱钩 |
| 5.1 引言 |
| 5.2 外资数量和质量的脱钩现状 |
| 5.3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4 研究设计与指标测算 |
| 5.4.1 模型设定 |
| 5.4.2 指标测算 |
| 5.4.3 数据来源 |
| 5.5 财政压力对外资与环境污染的影响 |
| 5.5.1 主要实证结果 |
| 5.5.2 稳健性检验 |
| 5.6 引资扭曲行为的效应分析 |
| 5.6.1 引资扭曲行为的经济效应 |
| 5.6.2 引资扭曲行为的环境效应 |
| 5.6.3 引资扭曲行为的税收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晋升激励、引资偏好与外资产业结构失衡 |
| 6.1 引言 |
| 6.2 外资产业结构的失衡现状 |
| 6.3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4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 6.4.1 模型设定 |
| 6.4.2 指标选取 |
| 6.4.3 数据来源 |
| 6.5 晋升激励对外资与环境污染的影响 |
| 6.5.1 主要实证结果 |
| 6.5.2 异质性分析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晋升考核下的周期性分析 |
| 6.6.1 引资周期 |
| 6.6.2 排污周期 |
| 6.6.3 周期对比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引资转型与外资策略性转移 |
| 7.1 引言 |
| 7.2 政策背景 |
| 7.3 理论假设：两部门模型 |
| 7.4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 7.4.1 双重差分模型 |
| 7.4.2 指标选取 |
| 7.4.3 数据来源 |
| 7.5 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影响 |
| 7.5.1 主要实证结果 |
| 7.5.2 异质性分析 |
| 7.5.3 稳健性检验 |
| 7.6 环境规制下外资企业的决策分析 |
| 7.6.1 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
| 7.6.2 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7.6.3 环境规制对企业转移的影响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范畴探讨 |
| 一、能力与组织能力 |
| 二、地方政府 |
| 三、政府能力 |
| 四、政府财政能力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理论 |
|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债理论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构建 |
| 二、各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建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三、指标选取范围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方法 |
| 一、基础指标的无纲量化方法 |
| 二、熵值法 |
| 三、线性加权组合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及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三重财政能力内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
| 二、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动力识别 |
| 一、全国层面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二、区域异质性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判别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 一、合理分配各级政府事权 |
| 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 第二节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 |
|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
| 二、改革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第三节 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
| 一、亟待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律法规建设 |
| 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考核问责制度 |
| 四、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
| 第四节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 一、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综合评价机制 |
| 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
| 三、稳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
| 四、全方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腐败犯罪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第一节 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三高悖论” |
| 第二节 腐败成因解释的复杂性:“两层隔离”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腐败概念分析 |
| 第二节 犯罪思维概念分析 |
| 一、传统犯罪思维概念分析 |
| 二、系统梳理并重新界定犯罪思维概念 |
| 三、犯罪思维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混合研究方法的科学哲学讨论 |
| 一、“第三波方法论”运动与从“牛顿-实证主义”到“整体关联主义”范式变迁 |
| 二、“三高悖论”、“两层隔离”、话语多元性与心理学“本体论问题”丢失 |
| 第二节 采用怎样的混合设计模式 |
| 一、总体混合设计模式 |
| 二、具体混合设计方法1:“探索式”部分的混合设计 |
| 三、具体混合设计方法2:“解释式”部分的混合设计 |
| 第四章 腐败认知表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参与者 |
| 第二节 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络类型的“探索式”混合设计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均衡性”分析 |
| 三、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中心性”分析 |
| 四、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凝聚子群”分析 |
| 第三节 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络类型的“解释式”混合设计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研究结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腐败决策表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工具 |
| 一、腐败决策表征维度探索 |
| 二、腐败决策表征工具设计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 |
| 小结 |
| 第六章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质化研究 |
| 一、“权力型”不等于“一把手”:“功能型分权”下“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 |
| 二、““风险线索加工”与“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逻辑 |
| 三、“合理”与“常识理性-关系社会”耦合系统的“圈子”运行机制 |
| 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系的技术支撑 |
| 第一节 反腐败技术建议的制度基础 |
| 第二节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技术体系的建议 |
| 第八章 总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扩展“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家-社会”解释路径 |
| 二、扩展“个体差异性”解释路径 |
| 三、扩展反腐败技术支撑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责任政治的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论证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证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责任政治的内涵阐释 |
| 一、责任的概念框架 |
| (一)责任的词源考释 |
| (二)责任研究的诸学科视角 |
| (三)责任的概念框架与基本关系 |
| 二、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一)责任政治的构词法与基本界定 |
| (二)责任政治涵义的辨析 |
| (三)责任政治的逻辑基础 |
| 第二章 责任政治的思想脉络 |
| 一、西方责任政治观念的演进 |
| (一)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伦理政治观的解体与社会契约论的诞生 |
| (三)走向现代社会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中国责任政治观念的源流 |
| (一)儒家思想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其他思想流派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三)近现代责任政治观念的嬗变与分流 |
| 三、中西责任政治观念的比较 |
| (一)中西思想传统与政治认知模式 |
| (二)“权利优先”抑或“责任优先” |
| 第三章 责任政治的历史演变 |
| 一、西方国家建构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变迁 |
| (一)城邦与共和时代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前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逻辑 |
| (三)早期现代国家进程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 |
| (四)成熟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塑造 |
| 二、中国政治发展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与嬗变 |
| (一)中国古代分封制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大一统”社会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中国古代责任政治运作之困局 |
|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责任政治形态的中西比较 |
| (一)西方“社会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中国“伦理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第四章 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 |
| 一、观念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观念的解释力 |
| (二)作为行动原因的观念 |
| (三)道德金规则: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辨析 |
| 二、结构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责任政治中的定责结构 |
| (二)责任政治中的履责结构 |
| (三)责任政治中的究责机制 |
| 三、行动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建构社会世界意义的责任行动 |
| (二)反思性监控对责任行动的修正 |
| (三)行动理论重思与责任行动的核心 |
| 结语:责任政治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已有文献述评 |
| (一)关于基层考核压力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多维任务指标考核的研究 |
| (三)关于专项任务指标考核的研究 |
| (四)对于当前研究的总结评价 |
| 三、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四、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六、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故事缘起:“扶贫考核”与“基层高压”的因果逻辑探寻 |
| 一、扶贫考核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发展 |
| (一)扶贫考核的历史脉络 |
| (二)扶贫考核的现实发展 |
| 二、扶贫考核造成基层高压的表现 |
| (一)以“痕迹主义”为代表的行为偏差 |
| (二)以“短视主义”为代表的行为偏差 |
| 三、扶贫考核造成基层高压的危害 |
| (一)减弱工作动力,阻碍脱贫目标实现 |
| (二)损害干群关系,降低政府公信力 |
| 第二章 顺势探寻:“过频考核”与“基层高压” |
| 一、对贫困乡镇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
| (一)调研背景阐述 |
| (二)“过频考核”中的乡镇政权 |
| (三)“过频考核”与“弱者的手段” |
| 二、“过频考核”的理论解析与体制背景 |
| (一)“过频考核”的理论解析 |
| (二)“过频考核”的体制背景 |
| 三、乡镇困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处境 |
| (一)乡镇的职能设置与组织现状 |
| (二)乡镇的政权特性与现实处境 |
| 第三章 追根溯源:“考核机制”与“基层高压” |
| 一、对贫困乡镇的第二次田野调查 |
| 二、基于“中国式官僚制”对扶贫考核的理性审视 |
| (一)“微妙的变化”:韦伯官僚制的中国式演变 |
| (二)行政吸纳政治:扶贫考核的“官僚制”逻辑 |
| 三、扶贫考核对基层高压的影响因素析出 |
| (一)扶贫考核致压因素模型构建 |
| (二)扶贫考核致压因素的阐释说明 |
| 第四章 现实阻碍: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的局限性 |
| 一、理念误区:指标考核机制价值理念的基因缺陷 |
| (一)“控制型理念”背离考核的价值初衷 |
| (二)“问责型理念”造成考核的激励失衡 |
| (三)“工具型理念”淹没考核的价值理性 |
| 二、内容瓶颈:指标考核机制内容设计的指标困局 |
| (一)过程型指标体系降低考核的使命效价 |
| (二)数字型指标体系模糊考核的价值意涵 |
| (三)机械型指标体系引发考核的逻辑谬误 |
| 三、方式桎梏:指标考核机制运作方式的路径依赖 |
| (一)封闭型考核方式造成考核的自我束缚 |
| (二)断裂型考核方式降低考核的合法意涵 |
| 第五章 优化路径: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的重塑 |
| 一、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根本:考核理念的转变 |
| (一)学习式考核:从控制理念到开放理念 |
| (二)激励式考核:从问责理念到激励理念 |
| (三)人性化考核: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
| 二、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基础:考核内容的调整 |
| (一)明确考核内容的目的性,提高指标考核机制的使命效价 |
| (二)提升考核内容的有效性,明确指标考核机制的价值意涵 |
| (三)增强考核内容的灵活性,重塑指标考核机制的情境逻辑 |
| 三、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保障:考核方式的突破 |
| (一)强化外部参与的考核方式,提升指标考核机制的回应性 |
| (二)建立上下贯通的考核方式,增强指标考核机制的合作性 |
| 结论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贡献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贡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 后记 |
（6）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纺织产业升级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产品空间理论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产品空间理论 |
| 2.1.1 产品空间理论的基本内涵 |
| 2.1.2 产品空间结构的刻画 |
| 2.1.3 产品空间理论的核心指标及其测度 |
| 2.1.4 产品空间理论的政策涵义与政策主张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产品空间理论文献综述 |
| 2.2.2 产业升级文献综述 |
| 2.2.3 纺织产业升级文献综述 |
| 2.2.4 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相关产业升级文献综述 |
| 2.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纺织产业发展概况与问题 |
| 3.1 中国纺织产业发展概况 |
| 3.1.1 纺织产业在轻工大类中的地位 |
| 3.1.2 中国纺织产业自身发展水平的纵向比较 |
| 3.1.3 中国纺织产业的国际定位 |
| 3.2 中国纺织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长期面临位居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 |
| 3.2.2 纺织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面临较大挑战 |
| 3.2.3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理论解释 |
| 4.1 中国纺织产业在全球产品空间中的演进逻辑 |
| 4.1.1 中国纺织产品空间的小世界特质验证 |
| 4.1.2 中国纺织产品空间结构测度 |
| 4.1.3 中国纺织产品空间演化图 |
| 4.2 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理论框架 |
| 4.3 市场主导假定下纺织产品空间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4.3.1 产品密度对纺织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3.2 产品复杂度对纺织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3.3 产品机会展望收益对纺织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4 政府在纺织产品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角色分析 |
| 4.4.1 纺织产品创新活动存在马歇尔外部性 |
| 4.4.2 马歇尔外部性均衡下的政府适当引导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产品密度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内生性讨论 |
| 5.1.3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 5.2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测试 |
| 5.2.1 统计描述 |
| 5.2.2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产品密度影响纺织产业升级的机理检验 |
| 5.4 国别异质性 |
| 5.5 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产品复杂度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内生性讨论 |
| 6.1.3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 6.2 实证结果 |
| 6.2.1 统计描述 |
| 6.2.2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产品复杂度影响纺织产业升级的机理检验 |
| 6.3.1 主效应机理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2 产品密度的调节效应机理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 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产品机会前景收益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内生性讨论 |
| 7.1.3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 7.2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测试 |
| 7.2.1 统计描述 |
| 7.2.2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产品机会前景收益影响纺织产业升级的机理检验 |
| 7.3.1 主效应机理检验结果与分析 |
| 7.3.2 产品密度的调节效应机理检验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升级路径设定 |
| 8.1 沿着邻近产品进行升级 |
| 8.2 产品结构升级与产品价值升级协同推进 |
| 8.3 提升复杂度高的纺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 8.4 挖掘升级潜力大的纺织产品的潜在机会价值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纺织产品比较优势(1962-2017)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缘起: 探索农村环境变革之道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与研究方向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启示 |
| 一、西方环境威权主义反思与转向 |
| 二、西方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治理 |
| 三、西方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参与式治理: 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 |
|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二、参与式治理的理论诠释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参与式治理运行的CLEAR模型 |
| 二、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内在机理 |
| 第三章 解构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农业社会时期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环境动员式治理 |
| 三、乡政村治时期农村环境放任式治理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根源、特征及评价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实践特征 |
| 三、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达标压力型体制: 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的类型划分 |
| 二、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三、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局限困境 |
| 四、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变革方向 |
| 第四章 选择性认同: 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 |
| 第一节 新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离心化”现象 |
| 一、谋利型精英: 乡村公共权威的缺失 |
| 二、个体化农民: 乡村公共责任的淡化 |
| 三、农村社会“离心化”实质: 互动视角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离心化”与农村环境参与失序 |
| 一、“权威缺漏”与农村环境问题“越级诉求” |
| 二、“丛林法则”与农村环境资源“公地悲剧” |
| 三、“人际疏离”与农村环境合作“纽带松弛” |
| 第三节 选择性认同、社区重建与农村环境参与意愿 |
| 一、善港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与农村环境参与 |
| 第五章 组织化赋权: 农村环境参与的行动力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演化趋势 |
| 一、传统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的强自治组织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强管控组织 |
| 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必然选择 |
| 一、政治层面: 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需要 |
| 二、经济层面: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
| 三、社会层面: 维持社区环境秩序的需要 |
| 第三节 组织再造、赋权增能与农村环境参与能力 |
| 一、善港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实践考察 |
| 二、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再造的实践逻辑 |
| 第六章 民主式协商: 农村环境参与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
|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参与契合性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三、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有效条件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制度载体 |
| 一、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内部制度载体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外部制度载体 |
| 第三节 民主式协商、双轨政治与农村环境参与有效性 |
| 一、“双轨政治”模型的时代演化 |
| 二、“双轨政治”重塑与农村环境参与效力 |
| 第七章 建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内涵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比较 |
| 二、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回应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环境治理集体共识 |
| 二、改革环境硬法治理,加强运用环境软法治理 |
| 三、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8）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难点与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政府责任伦理限域的阐释 |
| 第一节 责任、责任伦理与政府责任伦理的涵义 |
| 一、责任的涵义 |
| 二、责任伦理的内涵 |
| 三、政府责任伦理的涵义与多学科审视 |
| 第二节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阐释 |
| 一、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涵义与特征 |
| 二、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层次 |
| 三、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构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责任伦理思想的历史回溯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政府责任伦理思想的历史回溯 |
| 一、至善:古代西方城邦治理的责任伦理追求 |
| 二、个体权利:近代西方的政府责任伦理追求 |
| 三、效率到公平:现当代西方政府责任伦理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责任伦理思想的历史回溯 |
| 一、儒家“仁政”思想:中国古代的政府责任伦理思想 |
| 二、公共意识觉醒:中国近现代的政府责任伦理体现 |
| 三、为人民服务:中国当代的政府责任伦理追求 |
| 第三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契约论为政府责任伦理提供基本的阐释逻辑 |
| 二、康德道义论责任观为责任伦理奠定基础 |
| 三、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现代政府责任伦理提供参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内容 |
| 第一节 政府责任伦理确立的基本原则 |
| 一、公共性原则 |
| 二、以人为本原则 |
| 三、共生共存原则 |
| 第二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内在规定性 |
| 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 |
| 二、管理效率与管理公平的统一 |
| 三、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统一 |
| 第三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基本内容 |
| 一、维护公共利益 |
| 二、维护社会公正 |
| 三、保障公民权利 |
| 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 第四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实践方式 |
| 一、政府责任伦理的制度化 |
| 二、建立和完善政府问责制 |
| 三、树立政府公务人员的责任伦理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 |
| 第一节 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理论价值 |
| 一、政府责任伦理彰显了政府管理的价值理性 |
| 二、政府责任伦理改变了政府管理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
| 第二节 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实践价值 |
| 一、政府责任伦理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
| 二、政府责任伦理有助于提升政府能力 |
| 三、政府责任伦理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建设困境与救治 |
| 第一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建设困境 |
| 一、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理性困境 |
| 二、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主体困境 |
| 三、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方法困境 |
| 第二节 政府责任伦理建设困境的救治 |
| 一、理性完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弥合 |
| 二、政府治理方式: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
| 三、救治方法: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之思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
| 一、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 二、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需要 |
| 三、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提升政府内部软环境的需要 |
| 四、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维护政府公正的需要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成就 |
| 一、生态责任意识升华:“生命共同体”思想格局 |
| 二、政府正义的维护: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
| 三、人民利益维护:创新地提出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政府责任伦理建设不足与完善 |
| 一、政府责任伦理实践者的不作为问题及其应对之策 |
| 二、政府责任伦理核心问题:社会不公现象及其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夏洛特·史密斯的研究现状 |
| 1 夏洛特·史密斯在国外的研究现状 |
| 2 夏洛特·史密斯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 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民族的国家 |
| 2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意义 |
| 1 研究目标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夏洛特·史密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 |
| 第一节 浪漫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夏洛特·史密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基础 |
| 1 夏洛特·史密斯与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 |
| 2 夏洛特·史密斯与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 |
| 3 夏洛特·史密斯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立场 |
| 第二章 民族认同的唤醒与民族主义的发轫 |
| 第一节 《达斯蒙德》:对不列颠民族认同的唤醒 |
| 第二节 《老庄园》:对不列颠民族—国家的设想 |
| 第三节 史密斯早期作品中对民族主义政治诉求的呼应 |
| 第三章 民族认同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修正 |
| 第一节 《移民》:被战争巩固的不列颠民族认同 |
| 第二节 《被驱逐的人》:对民族内阶级差异的探讨 |
| 第三节 史密斯中期作品中用自由主义修正民族主义的探索 |
| 第四章 民族认同的拓展与民族主义的完善 |
| 第一节 《年轻的哲学家》:拓展国界的不列颠民族认同 |
| 第二节 《比奇角》:对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关注 |
| 第三节 史密斯晚期作品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
| 第五章 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对民族主义的修正 |
| 第二节 对自由主义的补充 |
| 第三节 自我实现与民族发展的合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详细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三)简要评析 |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 (四)小结 |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重新诠释“政府行为”（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多重困境：理论和实证[D]. 史贝贝. 西北大学, 2019(01)
- [2]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腐败犯罪思维研究[D]. 宋业臻.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5]“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D]. 周媛媛. 吉林大学, 2020(08)
- [6]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纺织产业升级路径研究[D]. 黄伟丽. 陕西科技大学, 2019(01)
- [7]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8]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D]. 李绵.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9]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D]. 王艺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