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谈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若干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晓微[1]（2021）在《成就·经验·反思·构建：中国体育学若干重要议题探骊——黄汉升教授学术访谈》文中研究说明黄汉升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科评审组专家。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第五届、六届、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评审专家组成员、教育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全国体育硕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首席专家。其科研成果荣获中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一等奖和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程建平,陈丽,郑永和,张剑[2]（2021）在《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文中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基础引领作用。"十四五"时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亟待深化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战略定位的认识。文章梳理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的阶段演进,分析了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趋势特征,提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策源全面创新、培育创新人才、联接高效体系、引领开放创新、塑造科学文化和示范深化改革等6个方面的功能定位,为系统推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更好发挥其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独特作用提供决策参考。
汪寿阳,陶睿,王珏[3]（2021）在《优化科学基金资助政策,助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加速演进,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基础科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优化资助布局,调整资助政策,完善管理模式成为科学基金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命题。文章对国际科学基金组织基础研究的资助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借鉴的先进经验,聚焦科学基金资助格局与管理模式,提供可行性建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未来发展中优化资助政策,助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源头创新能力提供管窥之见。
李阳[4]（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胡剑,陈延庆[5]（2021）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推动我国科研体制改革》文中研究说明1981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会议期间,为了改革我国科研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加强科学研究,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解决基础性研究经费不足,人才断层,促进出成果、出人才等问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10月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以下简称"学部委员"）就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简称"科学基金"）问题纷纷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建立科学基金意义重大,
郑小凤[6]（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姜雪[7]（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梁壮[8]（2021）在《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我国与他国间科技联系也在加深,同时,国家间在科技领域中你追我赶的竞争也渐趋白热化。这个过程中,我国对于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在逐渐加深。基础研究政策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指引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推动基础研究实现更大突破,充分发挥其源动力的作用,应在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发展保驾护航。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关注点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在研究中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和工具,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下辖各部委在1978—2019年期间发布的400份基础研究政策的历史发展轨迹、政策发文主体、以及政策工具进行了系统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数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理解加深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政策的政策聚焦点也随时代而变化。根据文件数量和关键事件的发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即1978年—1984年（恢复调整阶段）、1985—1994年（体系初建阶段）、1995年—2005年（改革发展阶段）、2006年—2011年（深化改革阶段）和2012年—2019年（战略发展阶段）。在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时期,通过系统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础研究的发展道路,深入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发展所处阶段、领域布局、施政重心等情况,了解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的政策聚焦点,及其演化趋势,建立高效合理的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在我国推进建设并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节点,对基础研究政策进行系统分析,为自主创新提供稳固的政策支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发现,基础研究政策在各个阶段有着鲜明的政策聚焦点,在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演化趋势。政策制定者关于基础研究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基础研究目标的制定与引导也越来越明确;但同时存在基于实用主义导向的基础研究政策渊源。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发展规律和经验,从增加经费投入、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基础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几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建议基础研究政策的完善必须基于对基础研究本质的正确把握,必须转变政策制定中的实用主义倾向,转变基础研究管理部门的职能,突出科学共同体在基础研究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从而实现推动中国基础研究良性发展的目标。
纪玉伟,陈媛媛,范红坤[9]（2021）在《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研究是原始性创新的源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提高国家的原始创新水平,必须从战略上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文章对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差距;通过经费结构特征的比较,找出中国在基础研究经费的配置倾向、资金来源、各主体投入强度等结构特征方面存在的差距,进一步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配置结构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在基础研究政策效力、资助部门特征、资助模式、项目监督机制等维度的政策差异,探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低及配置结构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促进我国政府支持原始性创新的对策建议。
许志星,赖德胜[10]（2021）在《新时代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与历史使命》文中认为科学基金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学人才、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面对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科学基金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本文通过回顾科学基金的发展历程,展现科学基金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当前情境下科学基金面临的挑战,以及科学基金在新时代战略定位的重塑以及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本文为进一步深化科技治理体制改革,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谈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若干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谈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若干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成就·经验·反思·构建：中国体育学若干重要议题探骊——黄汉升教授学术访谈（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体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 |
| 二中国体育学的学科属性特征与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条件 |
| 三中国体育学科体系构建面临的机遇挑战、发展趋势与关键问题 |
| 四 中国体育学发展的关键点与建议 |
（2）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的演进历程 |
| 1.1 国家创新体系在中国的演进 |
|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功能及资助导向演进 |
| 2 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趋势特征 |
|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
（3）优化科学基金资助政策,助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际科学基金组织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情况 |
| 2 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的发展 |
| 4 优化科学基金资助政策的若干建议 |
（4）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推动我国科研体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 |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启动实施 |
| 实践与成绩 |
| 推进我国科研体制改革 |
（6）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论文的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研究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 3.3.1 基本概念 |
| 3.3.2 基本理论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 3.4.1 量表修订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量表评价 |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 4.1.1 初创阶段 |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 4.2.2 考核制度 |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 4.2.4 薪酬制度 |
| 4.2.5 聘任制度 |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8 分析讨论 |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 6.1.1 职称情况 |
| 6.1.2 学术成果 |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 6.6 结果分析 |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 6.6.7 奖励“一刀切” |
| 6.6.8 薪酬偏低 |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初始量表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正式量表 |
| 附录4:访谈提纲 |
| 附录5:项目分析 |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7）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基础研究政策相关研究 |
| 1.2.2 政策变迁研究 |
| 1.2.3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2.4 政策文献计量的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基础研究 |
| 2.1.2 基础研究政策 |
| 2.1.3 政策变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文献计量理论 |
| 2.2.2 政策分析理论 |
| 2.2.3 政策科学理论 |
| 第3章 基础研究政策库和主题词表的构建 |
| 3.1 基础研究政策库的构建和分析 |
| 3.1.1 政策文献的来源 |
| 3.1.2 政策发布数量分析 |
| 3.1.3 政策文种变化趋势 |
| 3.1.4 政府部门名称变化统计 |
| 3.1.5 政策颁布机构分析 |
| 3.2 主题词表的构建与分析 |
| 3.2.1 高频主题词提取 |
| 3.2.2 构造共现矩阵和相异矩阵 |
| 3.2.3 社会网络分析 |
| 3.2.4 聚类分析 |
| 第4章 基础研究政策变迁量化分析 |
| 4.1 基础研究政策主题变迁的动态分析 |
| 4.1.1 恢复调整阶段: 1978—1984年 |
| 4.1.2 体系初建阶段: 1985—1994年 |
| 4.1.3 改革发展阶段: 1995—2005年 |
| 4.1.4 深化改革阶段: 2006—2011年 |
| 4.1.5 战略发展阶段: 2012—2019年 |
| 4.2 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演化趋势 |
| 4.2.1 政策制定者对于基础研究认识更加深入 |
| 4.2.2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依然存在着基于实用主义导向 |
| 4.2.3 中央联动地方,高校企业并进的多层次演进 |
| 4.2.4 引进来迈向走出去的国际科研合作 |
| 4.2.5 人才政策的发展完善 |
| 第5章 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建议 |
| 5.1 需要制订充分激发基础研究工作者内生动力的政策 |
| 5.2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
| 5.3 讨论管理的边界和本质,规范管理秩序 |
| 5.4 根据科技活动特性制定相应的评估机制 |
| 5.5 重视高校在基础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5.6 多维度政策加大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9）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对比分析 |
| （一）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远低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创新型国家水平 |
| （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仍低于其他创新型国家 |
| 二、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及投向比较 |
| （一）从R&D经费支出结构来看，中国R&D经费资源配置明显呈“重试验开发，轻基础与应用研究”倾向 |
| 三、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政策比较 |
| （一）从支持基础研究所采用政策的效力来看，其他创新型国家多通过政策效力较强的立法或计划法令保障基础研究投入，我国在保障基础研究方面政策的效力相对较低 |
| （二）从资助部门来看，美国基础研究资助部门及资助领域具有较强的学科领域侧重，中国的基础研究资助管理部门缺乏学科侧重，资助时需要统筹协调，不易形成研究合力，实质上存在同质化与竞争性资源浪费现象 |
| （三）从经费资助模式来看，其他创新型国家政府主要是采取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稳定性支持为主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中国基础研究经费资助则是以竞争性支持为主导 |
| （四）从项目监督考核机制来看，中国基础研究项目绩效考核主要依赖量化考核，过于急功近利，缺乏对长远研究价值的关注与柔性考核机制 |
| 四、关于中国政府支持原始创新工作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与保障力度 |
| （二）构建支持基础研究的科技立法保障体系 |
| （三）健全多元的基础研究资金投入机制 |
| （四）完善财政的基础研究资助机制 |
| （五）提高基础研究在各科研主体中的地位 |
| （六）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监督考核机制 |
（10）新时代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与历史使命（论文提纲范文）
| 一、科学基金机构的发展及演变 |
| 二、科学基金的独特作用 |
| （一）基金委的成立使得在国家层面有了资助基础研究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
| （二）基金委发现和培养了高水平多样化的科研人才队伍，为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
| （三）科学基金制代表着新型的科研管理制度，即兼具学术性和管理性的资助管理模式 |
| 三、科学基金面临的时代挑战 |
| （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力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
|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 |
|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基础研究的范式发生变化 |
| （四）新时代资源配置发生转变，协同创新日趋重要 |
| 四、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重塑 |
| （一）作为国家政府体系中专注于基础研究资助管理的专业化学术管理机构，科学基金机构定位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充分落实 |
| （二）从工作方式来看，科学基金沿用至今的资助工作原则，依然是“自下而上，自由探索” |
| （三）从人员需求来看，科学基金的有效运转缺乏一批懂科学、会管理的高素质战略型科技人才 |
| （四）从科学共同体视角来看，科学基金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 （五）从国际交往来看，科学基金在推动中国与国际科学界建立联系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
| （六）从塑造科研文化来看，科学基金弘扬科学精神的功能亟待增强 |
| （七）从引领社会投入来看，科学基金的多重职能有待进一步厘清 |
| 五、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 |
| （一）促进知识生产，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 |
| （二）直面经济问题，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 |
| （三）培育科研人才，吸引公众投身科研 |
| （四）推动国际交流，打造科技发展全球网络 |
| （五）维护科学文化，构建科学共同体生态圈 |
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谈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若干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成就·经验·反思·构建：中国体育学若干重要议题探骊——黄汉升教授学术访谈[J]. 王晓微.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 [2]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J]. 程建平,陈丽,郑永和,张剑.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1(12)
- [3]优化科学基金资助政策,助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J]. 汪寿阳,陶睿,王珏.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1
- [4]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推动我国科研体制改革[J]. 胡剑,陈延庆. 神州学人, 2021(08)
- [6]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D]. 郑小凤.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7]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8]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D]. 梁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9]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J]. 纪玉伟,陈媛媛,范红坤. 科技智囊, 2021(03)
- [10]新时代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与历史使命[J]. 许志星,赖德胜.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