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论文文献综述）
张恩和[1]（1987）在《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文中指出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颗巨星。"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①。郭沫若则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③。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喜欢谈论的议题。本来,这是十分
吴作桥,吴东范[2]（2006）在《论郭沫若的鲁迅观》文中认为
张恩和[3]（1987）在《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文中认为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颗巨星。"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①。郭沫若则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③。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喜欢谈论的议题。本来,这是十分
何刚[4]（2014）在《鲁迅、唯物史观与“民族复兴”——郭沫若《驳〈说儒〉》撰著缘起初论》文中认为在现代学术史上,胡适的《说儒》堪称一篇鸿文。在这篇洋洋五万字的文章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基础上,结合新材料和学界新见,对儒家部分,特别是儒的起源与流变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礼教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宗教是殷礼,信守亡国遗民柔逊的人生观;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孔子在当时被认为是应运而生的圣者。而孔子的贡献在于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成刚毅进取的儒。胡适该文甫出即在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冯友兰、钱穆、李源澄、江绍原、贺次君等都曾撰文进行商榷,其中也包括郭沫若。郭沫若虽然承认《说儒》"举证相当丰富。我们知道胡适是费了不少的工夫,是他一篇得意
何刚[5]（2014）在《郭沫若《驳<说儒>》撰写缘起初论》文中提出在现代学术史上,胡适的《说儒》堪称一篇鸿文。胡适该文甫出即在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冯友兰、钱穆、李源澄、江绍原、贺次君等都曾撰文进行商榷,其中也包括郭沫若。郭沫若虽然承认《说儒》"举证相当丰富。我们知道胡适是费了不少的工夫,是他一篇得意之作"①但他在《驳〈说儒〉》一文中给予胡文几近全面否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也为学界所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多注重"平议"两人针锋相对的论点,然后从学术史角度指出各自的创获与不足等。②
程振兴[6]（2009）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鲁迅”——以序言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
付湛元[7]（2018）在《《总是不能忘记》与郭沫若文学思想发展》文中提出《总是不能忘记》是郭沫若所作的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原载于1941年10月19日《新蜀报》的副刊《蜀道》。文中郭沫若对于鲁迅的评价极高,有"鲁迅之前无鲁迅,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的赞叹,郭沫若在此文中也对研究鲁迅提出了重要的方法和建议。通过对这篇文章以及郭沫若其他相关文论作品的分析,可以对郭沫若文学思想的探究有所增益。
杨文军[8]（2011）在《新时期“非鲁”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时期“非鲁”思潮为主要研究对象。所谓“非鲁”,是指对鲁迅的著述、人格和思想进行否定性的评价。这对于秉有“鲁迅情结”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从情感和理性两方面都很难接受的事情,由此导致鲁迅接受史上的这一触目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正是有鉴于此,本文将“非鲁”纳入研究视野,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整体性考察,来揭示其得以兴起的政治、文化根源,评估“非鲁”思潮对于鲁迅研究的意义。引言部分首先对“非鲁”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并指出它与“毛泽东思想学派”对鲁迅“局限性”的批判之间有着本质性区别。接着通过对鲁迅接受史的简短回顾来还原鲁迅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真实地位,用以点明鲁迅自然形成的崇高地位是他被政治势力所借重的前提条件,而这也为“非鲁”埋下了伏笔。第一章是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体制化进程及其表现形式的考述。“鲁学”像儒学一样,在1949年以后获得了“王官之学”的地位,这首先源于鲁迅本身的思想倾向有被政治收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政治性解读,鲁迅和鲁迅研究被整合进了“官学”体系。作为“官学”的鲁迅研究有两大研究机构：其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下设的“鲁编室”,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鲁迅全集》的编注来对鲁迅以及与鲁迅相关的方方面面作出政治性的诠释；其二是鲁迅博物馆下设的“鲁研室”,它的主要任务除了进行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之外,还要对形形色色的“非鲁”言论给予驳斥,以捍卫鲁迅的“形象”。第二章通过对几个不同时期的“非鲁”事件的回顾来揭示鲁迅研究的官学地位在新时期的衰微趋势。在1980年前后围绕鲁迅所进行的“两个口号”论争中,双方都不断地诉诸国家权力,而权力也随时介入其中,充当裁决者。这表明此一时期鲁迅研究主要不是被当作学术问题而是被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的,不过这次论争也为“非鲁”打开了一个缺口。在1985—1986年的《杂文报》与《青海湖》事件中,当事人遭到了权力的惩戒,这表明这一时期鲁迅依然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鲁迅研究依然高据显学地位,“非鲁”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不过,在这两起事件中,以“非鲁”为策略的商业化模式初现端倪。2000年的《收获》事件具有鲜明的文化炒作的色彩,虽然当事人也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但是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遭到惩戒。这表明国家权力已无意介入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随之带来的是鲁迅研究的官学地位的衰微。不过,这对于鲁迅研究本身并非坏事,因为其官学地位衰微的过程其实正是它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第三章从“作品论”的角度对“非鲁”思潮进行考察。通过将新时期对鲁迅作品的质疑与1976年之前以及海外的相关“非鲁”言论相对照,指出前者在整体上并没有越出前人的窠臼。也同时指出,新时期“非鲁者”对鲁迅在长篇小说方面的缺失的批判,对鲁迅的“硬译”理论和实践的质疑,等等,仍然值得鲁研界认真对待。第四章从“人格论”的角度对“非鲁”思潮进行考察。除了将新时期对鲁迅人格的质疑与1976年之前以及海外的相关“非鲁”言论相对照之外,还将新时期鲁研界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新时期“非鲁者”对鲁迅人格的质疑也表现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过其路径是试图将鲁迅降格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他们对鲁迅婚姻关系的拷问和对鲁迅“病态化”人格的揭露同样值得鲁研界认真对待。第五章是对文化民族主义者的“非鲁”论的评估。这一派“非鲁者”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全盘性反传统”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思维模式,与极左思潮有同一渊源。还有一批“非鲁者”从“东方主义”的角度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作出检讨。他们认为鲁迅这一思想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而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有偏见的,所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也应该被扬弃。不论是对鲁迅“反传统”思想的批判,还是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检讨,本质上都是“文化民族主义”心理在起作用。这一派对鲁迅等人的批判表现出鲜明的去西方化的倾向,然而他们的批判武器又来自于西方理论,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无法化解的根本矛盾。第六章是对自由主义者的“非鲁”论的评估。自由主义者通过将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指出了鲁迅在自由主义理念方面的缺失。本文则试图证明,鲁迅固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理念有相通之处。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质疑,是新时期“非鲁”思潮中最有学理性,也最有现实价值的部分,但将鲁迅树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有欠考虑的。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路径与胡适的“制度建设”路径是能够并行不悖的,“制度建设”不能以排斥“国民性改造”为前提,自由主义理念的推行也不能以否定鲁迅为前提。第七章是对“卫鲁者”和“非鲁者”知识结构的分析。“毛泽东思想学派”在新时期因为逐渐失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实际支持,也就基本丧失了它在知识上的合法性和说服力,但仍有一批学者顽强地坚守着这一学派的研究立场,于是不可避免地要与新生代学术势力（如王富仁、汪晖等）发生碰撞。其实双方共同分享着“鲁迅+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只是在前者的知识结构中,“毛泽东”是主线,“鲁迅”是辅线；而在后者的知识结构中,“鲁迅”是主线,“毛泽东”是辅线。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新时期学术地位的不同以及对“非鲁”言论的态度的不同。新时期有一部分鲁迅的崇拜者转变为他的批判者,除了出于文化炒作的目的和对鲁迅研究体制的反感之外,知识结构的转变是一个根本原因。结语部分是对新时期“非鲁”思潮的意义的总结。虽然新时期“非鲁”言论的总体水平有待于提高,但“非鲁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值得鲁研界充分重视。鲁研界必须学会从自己的对立面汲取资源,因为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必然是由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共同营造的。实际上,近十年来鲁研界一些研究者确实对“非鲁”的声音作出了较为理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正好体现了“非鲁”思潮的价值。
傅安辉[9]（1999）在《试论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改变》文中研究说明
傅安辉[10]（1999）在《试论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改变》文中指出郭沫若在鲁迅生前曾猛烈攻击过鲁迅,鲁迅逝世后,又对之大加赞赏,其态度突然奇转,源于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以及文人宗派主义的克服。
二、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论文提纲范文）
（2）论郭沫若的鲁迅观（论文提纲范文）
| 1 |
| 2 |
| 3 |
（7）《总是不能忘记》与郭沫若文学思想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总是不能忘记》——鲁迅逝世前后的郭沫若 |
| 二、《总是不能忘记》之后的郭沫若文学观 |
| 三、《总是不能忘记》与郭沫若学术思想 |
| 四、结语 |
（8）新时期“非鲁”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鲁迅研究的官学化 |
| 一、官学地位的确立 |
| 二、两大官方研究机构 |
| 附表 |
| 第二章 鲁迅研究官学地位的衰微 |
| 一、"名公巨卿"的发难 |
| 二、两个"小人物"的挑战 |
| 三、名作家的酷评 |
| 附表 |
| 第三章 新时期"非鲁"思潮之作品论 |
| 一、对鲁迅小说的质疑 |
| 二、对鲁迅散文的质疑 |
| 三、对鲁迅翻译的质疑 |
| 第四章 新时期"非鲁"思潮之人格论 |
| 一、对爱国者鲁迅的质疑 |
| 二、对欲望化鲁迅的探究 |
| 三、对病态化鲁迅的渲染 |
| 第五章 新时期"非鲁"思潮之思想论(上) |
| 一、从"激进主义"角度 |
| 二、从"东方主义"角度 |
| 第六章 新时期"非鲁"思潮之思想论(下) |
| 一、关于"宽容"与"不宽容" |
| 二、关于"自由"与"平等" |
| 三、关于"国民性改造"与"制度建设" |
| 第七章 接受者的分化:从"卫鲁"到"非鲁" |
| 一、"毛泽东思想学派"的遗老 |
| 二、"鲁迅+毛泽东"的二维结构 |
| 三、鲁迅的命运:从莱谟斯到拉伊俄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论文参考文献）
- [1]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J]. 张恩和. 郭沫若研究, 1987(00)
- [2]论郭沫若的鲁迅观[J]. 吴作桥,吴东范. 鲁迅研究月刊, 2006(07)
- [3]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A]. 张恩和. 郭沫若研究第三辑, 1987
- [4]鲁迅、唯物史观与“民族复兴”——郭沫若《驳〈说儒〉》撰著缘起初论[A]. 何刚. “走向世界的郭沫若与郭沫若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集, 2014
- [5]郭沫若《驳<说儒>》撰写缘起初论[J]. 何刚. 新文学史料, 2014(04)
- [6]1938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鲁迅”——以序言为中心的考察[J]. 程振兴. 鲁迅研究月刊, 2009(12)
- [7]《总是不能忘记》与郭沫若文学思想发展[J]. 付湛元. 戏剧之家, 2018(21)
- [8]新时期“非鲁”思潮研究[D]. 杨文军. 武汉大学, 2011(05)
- [9]试论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改变[J]. 傅安辉. 郭沫若学刊, 1999(02)
- [10]试论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改变[J]. 傅安辉.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