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论文文献综述)
吴辉[1](2019)在《抗战时期报刊视域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文论研究》文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脑力劳动者。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抗日战争这个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得到空前迸发,纷纷在众多报刊发表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文章论述,呼吁知识分子群体承担起时代使命,唤醒民众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力量。从已有文献资料梳理来看,抗战时期有关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文论大都分布在各种报刊的特刊、评论等栏目中,且版面位置、幅度迥异,体裁多样,作者分布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职业群体。从写作缘由来看,知识分子之所以创作发表大量有关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文论,主要源自于抗战时期的特殊场景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烈召唤和知识分子当时较为艰困的生存状态对担当社会责任的内在驱使。从主要内容来看,文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务必担负起唤醒民众民族意识、激发民众抗战情绪,建立民众抗战组织,发动全民抗战力量等诸多社会责任。二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特质、抗日战争的特殊性质要求其必须承担起其社会责任。三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主要通过投身全民抗战阵营、组织抗日文艺宣传、参与健全民众组织、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守住文化阵地等路径承担起了社会责任。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众多报刊创作发表大量自身社会责任的文章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担当承担社会责任、肩负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知识分子应当积极主动承担新时代应有的社会责任,勇于克服自身弱点,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功能,献身民族复兴伟业。同时,党和国家也应当进一步完善健全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其发挥专长建功立业提供制度保障。
高军龙[2](2019)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视角,根据不同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于担当和坚决履行的政治责任。在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时代,研究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非常重要和必要。何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从何而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何以实现?这些问题无疑需要理论界、学术界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阐释。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概念厘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多视角对“责任”“政治责任”“新时代”等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界定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责任政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关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责任,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党员领导干部所负担的、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应为政治行为,以及没有践行或没有践行好应为政治行为时所承担的实际所为政治行为带来的否定性后果。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本质上不仅是主动与被动相统一的责任,还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责任,更是“应然”与“实然”相统一的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是其理论来源,中国传统的政治责任思想是其思想资源,域外政治责任思想是其思想借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员领导干部始终都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与责任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实干践行使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履行宣传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政治责任、担当政治上“做老实人”的政治责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履行传承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政治责任、担当政治上对党忠诚老实的政治责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进一步压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落实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政治责任、落实坚决执行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担当在政治上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责任。通过对十八大以前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具体内容的分析与梳理,探寻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更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具有更强的溯及力、更凸显一定的限度性、更能体现普遍的支配性。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是指政治责任实现所依据的准则。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体现为政治责任的履行和政治责任的承担。因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应从履行责任与承担责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党务公开原则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基本原则,以推动责任的履行。倘若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不履行或未履行好自身的政治责任,就必然会在全面贯彻和落实“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等新时代政治问责原则的基础上,接受问责,承担相应的否定性后果,即承担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事关政治责任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对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基本原则的坚持,还是对新时代政治问责原则的贯彻与落实,都必然会通过推动和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担当与履行好政治责任的方式,促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等政治责任目标的实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最终要落脚在责任的实现上。在具体的责任实现过程中,无论是对政治责任的担当与履行,还是在不履行或未履行好责任时对否定性后果的承担,都需要责任主体、责任客体、责任介体、责任环境四要素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具体而言,需要通过责任主体路径,充分发挥作为责任主体的党员领导干部的主导作用;通过责任客体路径,充分调动作为责任客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责任介体路径,发挥作为责任介体的党的监督制、问责制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保障和桥梁作用;通过责任环境路径,发挥作为责任环境的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熏陶、内化作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上看,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创新升华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思想,在理论上批判了自由主义和党内政治虚无主义;从实践层面上讲,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鑫[3](2017)在《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文中指出人类化妆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妆饰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说,原始社会的妆饰主要具有两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为了生存,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性吸引”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妆饰的第一个功能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个功能却越发紧要,且妆扮的主体也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容貌对女性至关重要,可惜古代化妆品种类有限,大体不出粉、黛、脂、香四品,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化妆品制造方法简单,产量有限,只可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工艺品,并且长期使用恐对身体有害,近代化妆品业即以上海为中心,应新需求而生。近代化妆品业的出现,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近代女性对“美”的新要求大有关联。开埠后的上海,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显着进步,中西沟通明显加强,特别是女性职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使得她们对新式化妆品的需求日盛。而近代化学知识的开发和推广,大机器作业的出现,使得化妆品由工艺品转变为商品成为可能,这就在客观上满足了女性的新需求。而近代摄影和媒体的发展,又促进“美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乐于使用新型化妆品,为化妆品的销售创造了市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对中国来说,近代化妆品是一种舶来品,初期流通于各通商口岸,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建厂自造,1903年广生行上海发行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民族化妆品工业正式在上海落户。自1903至1949年,上海的化妆品工业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化妆品工厂的建立,化妆品种类持续推陈出新,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也一直被强化。被称为“美丽经济”的化妆品行业,是近代新型工业经济形态,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企业创办者和生产制造商在创办化妆品品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企业宜传者和传播人士在选择和扩展市场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而女性对整个行业的认同,则意味着这个行业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正是在各方的协同下,近代的化妆品工业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运营路径。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比起一般的商品,化妆品行业的消费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产品一方面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层次上通过化妆品的养护,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看中的是商品的附加值,注重消费者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强调其预期收益。因此,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特别注重广告宣传。不仅在广告版面上尽量多占,刊登时间上也尽可能的持续,特别是重要节日,更是各商家争夺版面的“大战役”,广告在宣传上务求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强化其美容效果,创造出令世人无可抗拒的“美容文化”。他们不仅注重广告文案的编写,将宣传内容与时代、时尚相结合,搭配的图片也都是精挑细选,就连“近代美女”形象也多是使用宣传的化妆品后,建构出的“美女”,是化妆品企业为化妆品的销售所做的努力,他们将化妆品的消费紧紧地与“美容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容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差别,以及表达风格、品味、流行等象征意义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需求,化妆品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在其影响下,也注重与时尚和都市建立起联系,雇佣美丽的女销售员、精致的产品包装、明星海报宣传,化妆品行业被塑造为维持女性美丽与魅力的工具之一。同时消费者的个体性特征,将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追求高端奢华,另外一条则通向了日用所需。高端奢华的路径,如生产脂粉、香水、口红等商品,它们是都市女性追求摩登的消耗品,追求的是时尚性和个性化,日用所需品则更多的是销往上海周边的乡镇,像生产的肥皂、牙粉等,更多的为家庭生活所需用,要求的是实用和节俭。在1903至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有过安定,有过繁华,也有过动荡和凋敝,然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化妆品行业在时代的框架内,以市场为导向,在“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的相互形塑过程中,这个行业确实呈现出了近代化的趋势,新的贸易生产方式和贸易空间产生,化妆品工业由简单的工艺品转变为一门工业,化妆品厂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女性亦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按照心中所想进行妆扮。
罗康隆,杨庭硕[4](2020)在《生态文明视野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问世以来,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当下,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其实质而言,乃是重建人类与生态关系的和谐性。生态文明是立足于工业文明之上的人类文明样态,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要淘汰别的文明,而是要把所有的文明形态整合起来,保证各种文明都能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各得其所,各得其用,相互协调,在人类面对共同生态问题的时候,能够有协调的行动,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徐小夏[5](2017)在《民族复兴话语下的《妇女共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也是民族复兴思潮高涨的时代。三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给国内妇女界带来了十分巨大的思想冲击,以报纸刊物为主阵地,发出女性的声音,争取自身的权益,是当时女性群体与社会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妇女共鸣》于1929年创刊,1944年停刊,历经15年,基本横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较长的妇女刊物。一直以来,女性在社会上发出的声音都是微弱的,不被注意的。随着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的逼近,国家需要妇女参与到抗战当中,《妇女共鸣》作为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当局默许的女性刊物,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呼喊声中,《妇女共鸣》以女性为主体,将妇女追求自我解放,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在经济动员的过程中,《妇女共鸣》以当时的“妇女国货年”为中心,发表民族复兴的言论。该刊认为复兴民族首先就要做一个爱国之人,而国货滞销,外货畅销正是国人不爱国所致。其中,化妆品、高跟鞋等进口货物数的连年增加,让时人认为妇女更应该承担提倡国货的责任。因此,《妇女共鸣》就提倡国货的民族复兴之路及其中遇到的困境进行探讨,希冀能有更多的人爱国、兴国。除了从政治、经济方面探讨妇女如何投身民族复兴运动,《妇女共鸣》还从文化救国的角度,提出“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的救国方略,并对当时妇女教育受到的阻碍,各界应作何努力来提高妇女教育等提出解决方法。在整个三十年代民族复兴思潮高涨的时期内,《妇女共鸣》对于民族复兴思想的理解整体上归属于国民党的话语体系内。例如将民族复兴与国民党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的“卫生、节俭、朴实”思想相结合,对广大女性进行舆论引导,体现在1934年“妇女国货年”中要求妇女勤俭持家,有卫生观念。尽管如此,《妇女共鸣》作为女性刊物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引导妇女投入抗战,在客观上起到了启发妇女智识、团结妇女力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范伟[6](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于光远[7](1992)在《关于“责任学”的两篇文章》文中研究说明 一、“责任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有关责任的问题进行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研究”这样的语言太长了,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责任学”。这样定名的方法是科学史和当代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有某一种需要,对某一领域的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就是建立某一学科。我提出这门学科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是这件事: 国务院对大兴安岭特大火灾责任者的严肃处理,这虽然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但它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它对端正干部职工的工作态度,提高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办事效率,减少工作的失误,坚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起了显着的促进作用。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系统地解决好严肃责任、加强责任心这件事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对有关责任问题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研究即对“责任学”的研究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可以提供有指导意义的科学成果。
于秀秀[8](2017)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强化政治责任,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体现了权力与责任对等的精神,为各级党组织强化问责提供了基本遵循,打造了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重要的制度之笼。其最终目的是让党的领导干部受到警示,履好职尽好责,肩负起管党治党责任。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对唤醒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确保实现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建立完善,以党内问责制的理论基础为依托,界定了党内问责制的相关概念,分析了党内问责的各要素,认为党内问责具有激励、教育、纠错等功能。对党内问责制从1921年建党以来至今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分析了十八大以来有关党内问责的新探索,得出历史启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需求是发展党内问责制的内在动力,良好的环境是发展党内问责制的外部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推动党内问责制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党内问责制执行中的问题:集体决策的不完善导致责任追究难以具体到个人,“试错”成本高引发领导干部不敢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指导性规定致使问责难落实,实践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对解决当前党内问责困境进行一些对策性思考:理顺集体决策问责的权责关系,延缓集体决策和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间的张力;通过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打消领导干部“稍有不慎就会被问责”的顾虑,使干部“能作为、敢作为”;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细化的地方,提出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可尝试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衔接起来以解决遇到的信息瓶颈问题等。最后,从党内法规体系的角度,提出发挥制度体系的综合效力。
唐成[9](2019)在《先秦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探究》文中提出责任是社会对人的客观要求,是一个人的分内应做之事。伦理学上的责任,主要是道德责任,它分为“必须”和“应该”两个层级。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责任行为表现为他律和自律,功利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责任的落实既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也需要主体的责任自觉。责任意识是主体履行责任的内在强大动力。在当代,责任价值的缺失、主体责任意识的淡薄是导致种种不负责任现象产生的根源。现代责任伦理仅仅呼吁人们要负责,却并没有解决为何负责、对谁负责以及如何负责的问题。责任伦理虽然应者如云,全社会的责任缺失现象却并没有得到改善。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家在探寻建立有序社会途径的过程中,就体认了责任的价值。孔子认为,良好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安其份、各尽其责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孔子的“正名”思想奠定了先秦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雏形,经孟子、荀子的发展,逐渐成熟,形成了一个良好且独具特色的责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责任伦理以“和”作为价值诉求,以“礼”作为制度保障,以责任意识为内在要求,追求“诚”的道德境界,确立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实践路径,在保障责任落实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培养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志之士。随着大型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权利思想的深入人心,先秦儒家责任伦理在现代难免会遭遇一些挑战。在责任缺位,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缺失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树立仁爱责任观,坚持责任本位,发挥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价值导向作用,不啻为传统儒家责任伦理转型的可行路径。
程雄飞[10](2019)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颁布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定一系列发展规划来推进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发展。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这实际上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提出了“三有”标准,即:“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具体来说就是: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有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硬本领,有承担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的有力担当。为了培养“三有”大学生,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我们要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可见,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是建立在一定问题基础上的,是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时代回应,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研究意义。本论文从七个部分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展开系统研究。第一部分为绪论。这部分主要论述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的界定。这部分主要研究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相关概念,包括新时代、责任与社会责任、责任教育与责任感培养的含义。第三部分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一部分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相关论述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相关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和道德教育相关理论;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历史及经验教训。第四部分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的重要性,并通过查阅学界的相关调查数据,了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并发现其中问题。第五部分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内容。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中的认知教育、情感培养、行为塑造,尤其是文化教育、理想教育、道德责任教育、家国情怀和世界情怀教育。第六部分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原则。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性与方向性相结合、疏通与引导这三个一般原则和强化历史使命、因势而新、关怀体谅、和权、责、利相统一这三个特殊原则。第七部分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这一部分主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志愿服务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方面论述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
二、企业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报刊视域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文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抗战时期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报刊概述 |
1.1 抗战时期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报刊种类 |
1.1.1 抗战时期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综合性报刊 |
1.1.2 抗战时期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专门性报刊 |
1.1.3 特殊时期:抗战类报刊 |
1.2 抗战时期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报刊版式 |
1.2.1 版面位置 |
1.2.2 版面幅度 |
1.3 抗战时期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报刊栏目 |
1.3.1 特刊与特载类栏目 |
1.3.2 评论类栏目 |
1.3.3 通讯类栏目 |
1.3.4 学习生活类栏目 |
1.4 抗战时期报刊登载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体裁 |
1.4.1 理论文章 |
1.4.2 评论 |
1.5 抗战时期报刊登载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主要作者群 |
第二章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报刊写作登载社会责任文论的基本缘由 |
2.1 抗战时期的特殊场景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烈召唤 |
2.1.1 复杂的政治环境引发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深入反思 |
2.1.2 萧条的经济环境迫使知识分子寻找生存出路 |
2.1.3 民族危亡的紧迫关头促使知识分子停止派系论战 |
2.1.4 不良的社会风气引发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献身抗战的热情 |
2.2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对担当社会责任的内在驱使 |
2.2.1 知识分子失业、失学、破产的生活困境促使自身做出道路选择 |
2.2.2 知识分子迷惘、恐慌、苦闷的心理困惑需要正确思想的引导 |
第三章 抗战时期报刊登载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主要内容 |
3.1 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内涵的论述 |
3.1.1 唤醒民众民族意识,激发民众抗战情绪 |
3.1.2 建立民众抗战组织,发动全民抗战力量 |
3.1.3 推行民众抗战教育,增强全民抗战力量 |
3.1.4 发展革命文化运动,推动革命统一战线 |
3.1.5 重振民族斗争精神,营造良好抗战氛围 |
3.1.6 发挥科学技术特长,提供医疗军事物质支持 |
3.2 关于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原因的论述 |
3.2.1 知识分子的内在特质要求其必须深入反思社会责任 |
3.2.2 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明确责任 |
3.2.3 抗日战争的特殊性质需要知识分子勇于发挥文化专长 |
3.3 关于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路径的论述 |
3.3.1 从校园走向前线,投身全民抗战阵营 |
3.3.2 组织抗日文艺宣传,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
3.3.3 参与健全民众组织,凝聚民族抗战力量 |
3.3.4 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好基层群众工作 |
3.3.5 坚守象牙塔,守住文化阵地 |
第四章 抗战时期报刊登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文论的历史启迪 |
4.1 知识分子应当积极主动承担新时代应有的社会责任 |
4.2 知识分子应当勇于克服自身弱点,献身民族复兴伟业 |
4.3 知识分子应当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功能 |
4.4 完善健全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二)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现状的反思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学理概述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说 |
一、“责任”概念的语义分析 |
二、“政治责任”概念的界定 |
三、“新时代”概念的界定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界说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涵义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分析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理论来源、思想资源及借鉴 |
第一节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信仰思想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目标责任的相关论述 |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问责思想 |
第二节 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的政治责任思想 |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二、修身正己、廉洁奉公的思想 |
三、儒家大同思想 |
第三节 思想借鉴:域外政治责任思想 |
一、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责任思想 |
二、近现代时期的政治责任思想 |
三、当代西方兴起的政治责任思想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具体体现 |
第一节 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 |
一、履行宣传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 |
二、履行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政治责任 |
三、担当政治上“做老实人”的政治责任 |
第二节 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 |
一、履行传承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 |
二、履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政治责任 |
三、担当政治上对党忠诚老实的政治责任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及其特征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 |
一、进一步压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 |
二、落实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责任 |
三、履行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政治责任 |
四、落实坚决执行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责任 |
五、进一步担当在政治上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责任 |
六、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意义上的政治责任间的关系 |
七、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被动意义上的政治责任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主要特征 |
一、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 |
二、更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 |
三、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 |
四、具有更强的溯及力性 |
五、更能凸显一定的限度性 |
六、更能体现普遍的支配性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与目标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基本原则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
二、权力制约原则 |
三、党务公开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问责原则 |
一、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原则 |
二、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 |
三、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的原则 |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
五、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的原则 |
第三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目标 |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实现共产主义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之道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主体路径 |
一、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 |
二、大力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
三、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四、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客体路径 |
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 |
二、大力增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 |
第三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介体路径 |
一、全面贯彻和落实党的监督制和问责制 |
二、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
第四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环境的路径选择 |
一、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
二、构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运行机制 |
三、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第七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理论价值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 |
二、创新升华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思想 |
三、在理论上批判了自由主义 |
四、在理论上批判了党内政治虚无主义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实践意义 |
一、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
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 |
三、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四、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第一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兴起背景 |
第一节 化妆品引进前上海的城市发展 |
一、近代上海商业文明的构建 |
二、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
一、妇女谋生自养 |
二、女性活动空间扩展 |
三、女性对“美”的新认知 |
第二章 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 |
第一节 外国化妆品的传入 |
一、化妆品的进口 |
二、外来化妆品的生根 |
第二节 外国化妆品的销售 |
一、东西各国输华化妆品 |
二、化妆品原料的舶来问题 |
第三节 外国民众对上海舆论的影响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第三章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生产沿革 |
第一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1903——1927) |
一、近代化妆品民族企业家的努力 |
二、民族化妆品业的奋发 |
三、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期(1928—1937) |
一、民族化妆品厂概况 |
二、民族化妆品厂的革新发展 |
三、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的辅助 |
第三节 战事影响与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应对(1937—1949) |
一、战争时期化妆品工业的萎靡 |
二、化妆品业面临的问题 |
三、挽救颓势的努力 |
四、上海民族化妆品厂的转向 |
第四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 |
第一节 上海化妆品业的营销 |
一、经营分流 |
二、巧妙推销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的销售与市场 |
一、民族化妆品店的分布与格局 |
二、化妆品店的出品及销售 |
三、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的市场功用 |
第三节 上海化妆品的消费 |
一、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
二、化妆品的消费方式 |
三、化妆品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
第四节 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舆论评价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第五章 商家营销与“美容消费” |
第一节 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 |
一、化妆品广告的整体分析 |
二、广告对“美”的宣传 |
三、广告对化妆品造就“美”的宣传 |
第二节 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不断建构 |
一、化妆品广告之内容分析 |
二、化妆品广告模特的变迁 |
三、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
第三节 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功之梦 |
一、金刚石、狮子牌牙粉:陈蝶仙的日本样本 |
二、无敌牙粉:对洋妆品的推崇与仿制 |
三、大卖“国货” |
四、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 |
第六章 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生活 |
第一节 化妆品业的多维角色 |
一、化妆品工业之于都市女性:摩登的诱惑 |
二、化妆品工业之于乡村女性:日用所需 |
三、化妆品工业对女性的“消费” |
第二节 社会现象之呈现平台 |
一、社交的发展:闲暇与消费 |
二、风俗的变迁:审美与伦理的紧张 |
三、游艺民俗的转变:兴趣的西洋化 |
四、社会的变革:女性爱国 |
第三节 化妆品工业的新挑战 |
一、广告商消费的女性“身体” |
二、女性的魅惑与迷茫 |
三、妇女的解放还是被奴役? |
结语 近代化妆品业变迁的逻辑与特点 |
一、为美丽创建市场 |
二、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特点 |
余论 近代化妆品工业所造就的女性妆容特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5)民族复兴话语下的《妇女共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创新与不足 |
四、《妇女共鸣》杂志概述 |
第一章 政治救国:民族复兴的前提 |
第一节 “国家兴亡,匹妇有责” |
第二节 民族复兴的动员:《妇女共鸣》关于女性救国的宣传 |
第三节 妇女投身民族复兴的途径 |
第二章 经济动员:抵制外货,提倡国货 |
第一节 以复兴为中心的“妇女国货年” |
第二节 举步维艰:妇女国货年的困境 |
第三节 何去何从:国货复兴之路的探索 |
第三章 文化救国:“妇女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 |
第一节 民族复兴下妇女教育的必要性 |
第二节 多重阻碍下的妇女教育 |
第三节 发展妇女教育的努力 |
第四章 《妇女共鸣》民族复兴思想评价 |
第一节 进步意义 |
第二节 存在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三) 文献综述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创新之处 |
(三)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致谢 |
(7)关于“责任学”的两篇文章(论文提纲范文)
一、“责任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
二、责任学和债学 |
(8)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1.2.1 关于问责制相关概念界定的研究 |
1.2.2 关于党内问责要素分析的研究 |
1.2.3 关于党内问责功能、作用及意义的研究 |
1.2.4 关于党内问责存在问题的研究 |
1.2.5 关于党内问责对策性思考的研究 |
1.3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1.3.1 论文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党内问责制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党内问责制的概念界定 |
2.1.2 党内问责与监督执纪的关系 |
2.1.3 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比较分析 |
2.2 党内问责制的责任体系 |
2.2.1 关于政治责任 |
2.2.2 关于领导责任 |
2.2.3 关于道义责任 |
2.3 党内问责制的要素分析 |
2.3.1 党内问责的主体 |
2.3.2 党内问责的客体 |
2.3.3 党内问责的内容 |
2.3.4 党内问责的原则 |
2.4 党内问责制的功能定位 |
2.4.1 激励功能,激发担当精神 |
2.4.2 纠错功能,保障权责一致 |
2.4.3 教育功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演进 |
3.1 党内问责的初创阶段(1921-1949) |
3.1.1 党内问责路径与问责处分方式的确立 |
3.1.2 党内问责主体的确立 |
3.1.3 党内问责救济理念的萌芽 |
3.1.4 党内问责目的和原则的提出 |
3.2 党内问责的稳定发展阶段(1950-1956) |
3.2.1 理顺各类问责主体之间的关系 |
3.2.2 通过发动群众和整风运动启动问责 |
3.2.3 规定了党内问责的程序与内容 |
3.2.4 党内问责相关党内法规的出台 |
3.3 党内问责曲折发展和遭遇重创阶段(1957-1977) |
3.3.1 一大批党员干部被错误问责 |
3.3.2 党内专门监督问责机构不复存在 |
3.4 党内问责恢复发展阶段(1978-2012) |
3.4.1 党内问责机关的恢复 |
3.4.2 党内问责相关文件的大量出台 |
3.4.3 从责任追究概念的提出到问责制的确立 |
3.5 党内问责走向制度化、常态化阶段(2012-今) |
3.5.1 建立党内问责体系,发挥制度合力 |
3.5.2 抓住“关键少数”,实行终身问责 |
3.5.3 高悬问责利剑,典型问题严肃追责 |
第4章 党内问责制发展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 |
4.1 党内问责制发展的历史启示 |
4.1.1 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需求是发展党内问责制的内在动力 |
4.1.2 良好的环境是发展党内问责制的外部保障 |
4.1.3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推动党内问责制发展的关键要素 |
4.2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执行中的问题分析 |
4.2.1 集体决策的不完善使责任追究难以具体到个人 |
4.2.2“试错”成本高引发领导干部“不敢为” |
4.2.3《问责条例》的指导性规定致使问责难落实 |
4.2.4 问责实践中遭遇信息不对称问题 |
4.3 解决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
4.3.1 理顺集体决策问责的权责关系 |
4.3.2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打消领导干部疑虑 |
4.3.3 制定实施办法,提高《问责条例》的执行力 |
4.3.4 将纵向问责机制与横向问责机制有机衔接起来 |
结语 贯彻执行《问责条例》,发挥制度体系的综合效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先秦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 |
第一章 责任和责任伦理 |
第一节 责任的含义和本质 |
第二节 责任的特征和价值 |
一、责任要求的层级性 |
二、责任行为的差异性 |
三、责任意识:责任的价值之核 |
第三节 现代责任伦理的产生及其不足 |
一、现代责任伦理的产生 |
二、现代责任伦理的实践困境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形成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时代背景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 |
一、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责任性 |
二、履行责任是人的道德价值的体现 |
第三节 正名: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雏形 |
一、构建礼制责任社会 |
二、培养君子责任人格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思想体系 |
第一节 “和”: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价值诉求 |
一、先秦儒家的“和”是多样性的、差等的和谐 |
二、责任精神是“和”的价值的主要推动力 |
第二节 “礼”: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制度保障 |
一、作为社会制度的“礼”的形成 |
二、“礼”对责任的全面保障 |
第三节 “诚”: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内在要求 |
一、“诚”是主体责任自觉的状态 |
二、“内圣外王”的“诚”身之道 |
第四章 “修齐治平”: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实践路径 |
第一节 修身之责 |
第二节 齐家之责 |
第三节 治国之责 |
第四节 平天下之责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现代转型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遭遇现代挑战 |
一、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
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现代路径 |
一、仁爱责任观 |
二、责任本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10)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选题缘由 |
2 研究现状 |
3 研究意义 |
4 研究思路 |
5 研究方法 |
6 解决的问题及创新之处 |
第1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1 新时代的含义 |
1.1.1 新时代的形式要件 |
1.1.2 新时代的实质要件 |
1.2 社会责任教育 |
1.2.1 责任与大学生社会责任 |
1.2.2 责任教育与责任感培养 |
1.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1.3.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含义 |
1.3.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要素 |
第2章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2.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2.1.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2.1.3 道德教育理论 |
2.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实践基础 |
2.2.1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历史回顾 |
2.2.2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成功经验 |
2.2.3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深刻教训 |
第3章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3.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重要性 |
3.1.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宏观重要性考察 |
3.1.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中观重要性考察 |
3.1.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微观重要性考察 |
3.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必要性 |
3.2.1 大学生社会责任及其教育的现状 |
3.2.2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存在的问题 |
第4章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内容 |
4.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基本内容 |
4.1.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教育 |
4.1.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情感培养 |
4.1.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行为塑造 |
4.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重要内容 |
4.2.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文化教育 |
4.2.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理想教育 |
4.2.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教育 |
4.2.4 新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和世界情怀教育 |
第5章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原则 |
5.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一般原则 |
5.1.1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
5.1.2 科学性与方向性相结合的原则 |
5.1.3 疏通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 |
5.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特殊原则 |
5.2.1 强化历史使命的原则 |
5.2.2 因势而新的原则 |
5.2.3 关怀体谅的原则 |
5.2.4 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 |
第6章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 |
6.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引领 |
6.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联系 |
6.1.2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6.2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起点 |
6.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联系 |
6.2.2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6.3 以革命文化教育为基点 |
6.3.1 革命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联系 |
6.3.2 在革命文化教育中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6.4 以志愿服务教育为抓手 |
6.4.1 志愿服务教育与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联系 |
6.4.2 在志愿服务教育中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6.5 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契机 |
6.5.1 创新创业教育与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联系 |
6.5.2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企业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报刊视域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文论研究[D]. 吴辉.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D]. 高军龙.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5)
- [3]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D]. 张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4]生态文明视野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J]. 罗康隆,杨庭硕.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0(02)
- [5]民族复兴话语下的《妇女共鸣》研究[D]. 徐小夏.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6]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7]关于“责任学”的两篇文章[J]. 于光远. 学术研究, 1992(01)
- [8]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D]. 于秀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7(02)
- [9]先秦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探究[D]. 唐成. 苏州大学, 2019(06)
- [10]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D]. 程雄飞. 南昌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