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上)（论文文献综述）
文世芳[1]（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潘李添[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事关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同样也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胜利的关键法宝。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教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着作和成果,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和内容为切入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及主要措施,总结其历史作用,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借鉴。本文以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背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党内新情况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变化三方面内容的分析,得出党员干部思想政教育亟待开展。第二部分,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展开论述,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风教育、政策教育。第三部分主要阐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措施,主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和加强党校建设三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部分主要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历史评价,分析其历史作用和不足,结合新时代背景分析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从中梳理总结出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宝贵经验及规律,结合当前新时代特点推进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体制逐步健全和完善,这对于我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有着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晶芳,刘振清,沈传亮[3]（2012）在《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文中提出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韦朋飞[4]（2020）在《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研究 ——以党政关系为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体系中,请示报告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逐渐发展的,并在解放战争初期建立的一种党内制度。其基本功能最初是促进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沟通和交流,后来发展成为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组织纪律的重要制度。学术界多从党组织关系的视角研究请示报告制度,分析其与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关系。在政权系统中建立党组是中共实现对政权领导的基本手段之一,请示报告制度同样适用于政权系统内党组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权系统内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外延发生了变化,它实际上成为了党领导国家政权的一种制度机制。基于以上理念,本文以党的领导为主题,全国人大系统中的请示报告制度为研究对象,以立法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以党政关系为分析视角,对其发展历史、组织结构、运作过程和功能定位进行了全面研究,分析了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完善路径。本文认为,与单纯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相比,对于实现党的领导的意义上说,政权系统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外延拓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政关系的一种制度机制。请示报告制度从党内拓展到政权系统的过程,也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是为了解决如何实现党对政权领导的问题。建国初期,中共在中央政府系统内建立了党组,党组将政府工作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是实现党对政府领导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是政府立法工作中的必备环节,这同样适用于全国人大制度建立以来的立法工作。全国人大立法工作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如今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请示报告主体的,以立法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分歧等方面内容为请示报告事项的,以党中央为请示报告对象的制度规范。具体而言,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存在于立法过程的准备阶段、法律草案的起草阶段以及法律草案的审议阶段,其一般的流程是请示报告的事项的确定与文件的形成、请示报告文件稿的呈送、党中央的审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党中央相关意见的落实。与请示报告制度相衔接的党中央的审批环节是全国人大立法中的重要一环,这突显了党对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领导以及党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角色。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嵌入和人事嵌入为基础,作为处理党组织关系的请示报告制度,同样适用于党组和党中央之间的关系,这说明中共是通过将单纯的党政关系转化为党组织关系来实现其领导的。请示报告制度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它保障了党中央对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宏观把握以及立法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另一方面,有助于党中央对于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支持以及全国人大职权的发挥。
王心月[5]（2013）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不懈探索与努力追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直接理论渊源和历史实践基础。从整体上看，有关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因而，选择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认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整体研究中，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系统要素为着眼点，以此间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发展变化为时空背景，以1953年至1976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实践依据，以毛泽东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为主线，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发展历程，努力探寻此间探索所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力争客观公正的对毛泽东此间探索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给予适当的历史定位与评价。本文除导言和结论等部分之外，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研究的现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第一章紧紧围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相关的四个基本问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2.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与要素；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相互关系；4.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特点等，作了详细阐述。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为以后各章的相关论述作了理论铺垫与话语前提构建。第二章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背景。其主要的一个观点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化”探索，既不是他随心所欲创造的，也不是他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此间的曲折与坎坷、错误与成功，既都有鲜明的毛泽东特色，但也都有客观的时空原因。第三章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本章在有关历史过程主题、主线、起点等基本问题的意义上，把这一艰难探索的基本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走自己的路”实现成功突破的时期、历尽曲折明显双向的时期、“左”倾错误恶化发展的时期、步入迷茫陷入泥淖的时期等。具体内容中既有整体面貌的概述，也有例证方面的细微分析，努力把此一过程写得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第四章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判定及其积极成果。提出了创新成果的判定标准：1.有无一个明确的理论主题、主线及逻辑起点；2.是否具有客观深刻的时空背景和社会实践背景；3.是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4.是否具有作为“理论”成果的一般特征；5.是否具有“异端”的迹象。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探索“中国化”的五大创新成果，并对其中的积极成果作以简要概述。第五章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历史局限性与其本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主要是对基本历程基础上的“中国化”探索给出一个屡犯“错误”的原因分析。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一个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的极其艰难过程，即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会因各种原因而使中国化探索出现各种曲折。但纵观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单纯对毛泽东个人来说，他已经很尽力了，我们不能过分苛求。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毛泽东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宝贵成果与认识误区，既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邓小平理论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直接理论来源。对于此一时期毛泽东的这种探索，我们更当从别样的意义上去追寻其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沈志刚[6]（2016）在《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研究 ——以广东新学生社（1923-1926）为考察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学生群体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产物,自出现伊始便以反抗封建与专制的面目登上历史的舞台。在孙中山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青年学生贡献颇丰。五四运动引起了政党与学生的双重发现。学生在政治上的效能与局限为政党与学生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创建与早期活动中,青年学生占有重要地位。党团的学生工作是党团早期革命活动的切入点,也是党团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桥梁。广东是全国最早成立党团组织的地区之一,广东的五四运动为广东党团组织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在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与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中,广东区党团领导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这是由广东的革命形势、党团的战略调整及广东的学运状况共同决定的。动员学生参与国民革命、引导学生走向工农、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开展学生工作的主要政治目标。运用团组思想领导外围组织是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的组织领导策略;宣传导向上在国民革命的大目标下,阶段目标的达成注重行动的统一而淡化主义色彩,宣传内容紧扣时事,适合一般青年学生的心理,宣传形式灵活多样,文字宣传、口头宣传与活动宣传相结合,是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的宣传策略;为学生谋实际利益以赢得学生信任,围绕阶段目标广泛联合各界力量,灵活分清敌友、团结与斗争相统一是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中的联合与斗争的策略。广东区党团也注意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广东区党团的学生工作策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调动了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也提高了工农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广东党团组织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对于当下的党团学生工作也大有裨益。
刘建平[7]（2008）在《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文中提出2008年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开始分册出版。在"文稿"系列中,此前已有2005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1952年部分）和至1998年出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比较起来,从"刘文
刘友于[8]（1996）在《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６０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刘友于国内史学界对６０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开始的。研究成果大致如下：第一，发表了一批论文。如张弓、膝文藻的《关于六...
高冠龙[9]（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郭德钦[10]（2012）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革命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相对于中国的具体语境来说,它又具有一般性、外源性和深奥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是其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采取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大众实践的需求与时俱进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并内化为其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其实现层次表现为文本的通俗化、方法的大众化、价值内化和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延安时期,由于多方面的重视和努力,加之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对国共两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的比较中,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认同了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和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都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稳定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知识分子群体,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得以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得以非常成功地推进。这些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借鉴,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来整合和引导观念上层建筑建设,进一步夯实人民群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紧迫性。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全国抗战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的需要,是加强边区执政建设的需要,是推动新启蒙运动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批判教条主义危害的需要。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多相对的有利条件。这主要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此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并因而形成了较为和谐的社会氛围；教育宣传环境的相对改善,也为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较好的依托。正是由于有了以上的紧迫性和有利条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以及与党的领袖群体之间齐心协力,相得益彰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活动,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路线和教育实践,注重对在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调对老百姓的识字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同时注重借助新闻出版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或结合群众组织和文艺团体等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由于战事而分割成几大区域,即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东部论陷区和粤港地区等。重要的是,这几大场域间知识分子始终抱着“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围绕在共产党周围,遥相呼应,在积极互动中卓有成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们主要包括活跃在国统区和论陷区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国外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等。这几大场域间知识分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首先,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新闻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的胜利。其次,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且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再次,促进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并进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首先,砺炼主体素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保证。其次,知识分子群体与党的领袖群体形成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第三,注重结合实际,在实践中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第四,整风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助推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着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严峻挑战,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要勇于担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要认识到自身转型的紧迫性,即要注重向“三贴近”知识分子转型,做到学术研究与服务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相结合。第三,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挑战,当代知识分子要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以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社会思潮。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要协同推进,要把握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
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背景 |
| 2.1 新中国成立前后思想政治领域面临复杂环境 |
| 2.1.1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 |
| 2.1.2 思想政治宣传体制不健全 |
| 2.2 中国共产党内面临新形势 |
| 2.2.1 党领导人民执掌政权 |
| 2.2.2 党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 |
| 2.2.3 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入城市 |
| 2.3 党员干部队伍发生变化 |
| 2.3.1 党员干部数量迅速增加 |
| 2.3.2 党员干部队伍构成复杂 |
| 2.3.3 党员干部队伍出现新问题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3.1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 3.1.1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1.2 学习毛泽东思想 |
| 3.2 开展党性教育 |
| 3.2.1 保持“两个务必” |
| 3.2.2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 |
| 3.2.3 开展党员标准教育 |
| 3.2.4 开展党的团结纪律教育 |
| 3.3 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
| 3.3.1 开展统一战线教育 |
| 3.3.2 开展镇反运动背景下的纠偏教育 |
| 3.3.3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时政宣传教育 |
| 3.3.4 开展土地改革政策学习宣传教育 |
| 3.3.5 开展学习苏联模式宣传教育 |
| 3.3.6 开展“一化三改”学习宣传教育 |
| 第4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措施 |
| 4.1 加强制度建设 |
| 4.1.1 加强法制建设 |
| 4.1.2 健全监督制度 |
| 4.2 开展整风整党运动 |
| 4.2.1 1 950年整风运动 |
| 4.2.2 开展“三反”运动 |
| 4.2.3 开展“新三反”运动 |
| 4.3 加强党校建设 |
| 4.3.1 开办正规化党校 |
| 4.3.2 采取轮训方式 |
| 4.3.3 编译出版学习材料 |
| 第5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 |
| 5.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作用 |
| 5.1.1 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 |
| 5.1.2 巩固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
| 5.1.3 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
| 5.1.4 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
| 5.1.5 在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
| 5.2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之处 |
| 5.2.1 教育方式以“运动式”为主 |
| 5.2.2 教条主义倾向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思想 |
| 5.2.3 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偏激 |
| 5.3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
| 5.3.1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 |
| 5.3.2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 |
| 5.3.3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 |
| 5.3.4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知行合一 |
| 5.3.5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3）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论文提纲范文）
|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
| (一)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
| (二) 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 |
| (三)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问题 |
| (四)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
| (五)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
| (六)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上的若干争论 |
| 五、中共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
| (一) 关于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 |
| (二) 关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生平思想研究 |
| (三) 关于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 |
| (四) 关于陈云生平思想研究 |
| (五) 关于华国锋生平思想研究 |
| (六) 关于胡耀邦生平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陈独秀生平思想研究 |
| (八) 关于王明生平思想研究 |
| 六、中共历史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进展 |
| (一) 中共历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现状 |
| (二) 史学思潮对党史研究的影响 |
| (三) 中共历史学理论 |
| (四) 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方法 |
（4）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研究 ——以党政关系为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范围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建立与发展阶段(1954 年之前) |
| (二)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的实践与衰退(1954-1978 年) |
| (三)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1978 年至今) |
| 二、全国人大立法中请示报告制度的结构与运作 |
| (一)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运行的组织基础 |
| 1.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系统 |
| 2.全国人大的组织系统 |
| 3.全国人大的党组系统 |
| (二)全国人大立法程序中的请示报告 |
| 1.立法准备阶段中的请示报告 |
| 2.法律草案起草(包括修改)阶段中的请示报告 |
| 3.法律草案审议阶段中的请示报告 |
| (三)案例分析:1982 年宪法与2018 年监察法中的请示报告 |
| 1.1982 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请示报告 |
| 2.2018 年监察法制定中的请示报告 |
| (四)党组织关系嵌入: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国人大的运作机制 |
|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形成:从人事嵌入到组织嵌入 |
| 2.从组织嵌入到组织关系嵌入的形成 |
| 三、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定位与功能 |
| (一)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基本定位 |
| 1.党中央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机制 |
| 2.立法程序中的非正式制度 |
| (二)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功能 |
| 1.保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中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
| 2.有助于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工作的支持 |
| 四、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发展趋势与完善路径 |
| (一)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发展趋势 |
| 1.制度规范化程度不断加强,相关制度机制也不断完善 |
| 2.制度运行常态化,执行力度加大 |
| (二)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完善路径 |
| 1.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制度 |
| 2.完善请示报告制度的运作程序 |
| 3.明确请示报告事项的标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命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基本问题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
| （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与要素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相互关系 |
| （四）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特点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探索“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
| （一）两大阵营背景下的中苏结盟与分裂 |
| （二）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方位转变 |
| （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及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
| （四）可资借鉴的“苏联模式”和党史上的根据地建设实践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探索“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
| （一）关于“历史过程”认识的一般性问题 |
| （二）照搬苏联模式时期 |
| （三）“走自己的路”实现成功突破时期 |
| （四）历尽曲折明显双向时期 |
| （五）“左”倾错误恶化发展时期 |
| （六）步入迷茫陷入泥淖时期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中国化探索创新成果的判定及其积极成果 |
| （一）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判定与分类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探索“中国化”的积极成果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其“中国化”探索中所面临的局限性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中国化探索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局限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中国化探索所面临的个人认识局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研究 ——以广东新学生社（1923-1926）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关于“大革命时期”的界定 |
| （二）关于“广东区党团”的说明 |
| （三）“学潮”、“学运”与“学生工作”辨析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一）学术史梳理 |
| （二）研究方法介绍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中共党团成立初期对学生工作的认识与实践 |
| 1.1 五四运动以后政党与学生的“双重发现” |
| 1.1.1 政党“发现”学生：学生对于政党的价值 |
| 1.1.2 学生“发现”政党：政党对于学生的价值 |
| 1.2 中共党团成立初期对学生工作的认识与实践 |
| 1.2.1 共产国际对早期党团学生工作的指导 |
| 1.2.2 中共成立初期对学生工作的认识与实践 |
| 第2章 广东区党团早期学生工作与广东新学生社的创建 |
| 2.1 广东区党团的创建及其早期学生工作 |
| 2.1.1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2.1.2“安”、“马”分流与广东党组织的成立 |
| 2.1.3 广东区党团的早期学生工作 |
| 2.2 成立新学生社开展学生工作的历史背景 |
| 2.2.1“六·一六”兵变与党团活动的停滞 |
| 2.2.2 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党团活动重新活跃 |
| 2.2.3 历史合力作用下成立新学生社 |
| 2.3 广东新学生社的成立及其初期发展 |
| 2.3.1“新学生社”名称的由来 |
| 2.3.2 新学生社的初期发展 |
| 2.4 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开展学生工作的政治目标 |
| 2.4.1 动员青年学生参与国民革命 |
| 2.4.2 引导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
| 2.4.3 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同志 |
| 第3章 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探析 |
| 3.1 组织层面：广东区党团对新学生社的领导策略 |
| 3.1.1 外围组织探微：广东区党团与新学生社的关系 |
| 3.1.2 团的组织模式：新学生社的组织架构 |
| 3.1.3 团组领导策略：新学生社的组织运作 |
| 3.2 宣传层面：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的宣传策略 |
| 3.2.1 宣传导向上：在国民革命的大目标下统一行动重于统一主义 |
| 3.2.2 宣传内容上：紧跟时事潮流，适合青年学生心理 |
| 3.2.3 宣传形式上：文字宣传、口头宣传与活动宣传相结合 |
| 3.3 行动层面：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中的联合与斗争策略 |
| 3.3.1 为学生谋实际利益，广泛团结学生 |
| 3.3.2 围绕阶段工作目标，广泛联合社会力量 |
| 3.3.3 灵活分清敌友，团结与斗争相统一 |
| 第4章 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的成效与启示 |
| 4.1 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的成效 |
| 4.1.1 唤起了广东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 |
| 4.1.2 提高了广东工农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 |
| 4.1.3 促进了广东区党团组织的发展 |
| 4.1.4 推进了广东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 |
| 4.2 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的当代启示 |
| 4.2.1 党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作用，与时俱进地开展学生工作 |
| 4.2.2 学生工作应强化共青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
| 4.2.3 学生工作应维护青年学生的利益，注意青年学生的特点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早期的党史文献编纂与党内路线斗争 |
| 二、建国后党史文献编纂的个人崇拜偏向 |
| 三、公布档案、服务研究:新时期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探索 |
（9）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五、创新点和难点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
| 第一节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形势 |
| 二、“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三、1977、1978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
| 第二节 经济工作中出现新冒进 |
|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 |
| 二、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 |
| 三、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 |
| 四、新冒进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
| 一、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 |
| 二、会议名单及分组 |
| 三、会议的主要经过 |
| 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会议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讨论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
| 一、如何认识我国的当前形势 |
| 二、如何认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
| 三、如何认识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 |
| 二、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 |
| 三、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 |
|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则 |
| 一、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 |
|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
| 三、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是做好宣传工作 |
| 四、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三章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问题的讨论 |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 一、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权力过于集中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 |
| 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放权让利于地方和企业 |
| 第二节 对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 |
| 一、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 |
| 二、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环境 |
| 第四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与评价 |
| 第一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 |
| 一、国民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
| 第二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
| 一、会议的历史意义 |
| 二、会议的主要特点 |
| 三、会议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目前研究的不足 |
| 四、本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路线及创新性分析 |
|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理论分析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基本情况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研究对象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界定 |
| 二、延安时期界定 |
| 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界定 |
| 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人物分析 |
| 一、地缘分析 |
| 二、思想背景分析 |
| 三、家庭背景分析 |
| 四、教育背景分析 |
| 五、知识结构分析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一、指导全国抗战的需要 |
| 二、武装干部队伍的需要 |
| 三、加强边区建设的需要 |
| 四、推动新启蒙运动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
| 五、批判教条主义的需要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利条件 |
| 一、外部环境相对稳定 |
| 二、教育宣传环境相对改善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途径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
| 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学生是当务之急 |
| 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干部是重中之重 |
| 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是力量源泉 |
| 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点和作用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活动 |
| 一、宣传活动的原则 |
| 二、宣传活动的方法 |
| 三、宣传活动的特点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活动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一、哲学大众化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
| 二、哲学大众化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
| 一、政治经济学大众化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
| 二、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 |
|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必要性 |
| 二、灌输革命理论 |
| 三、培养政治意识 |
| 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评价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 |
| 一、史学大众化代表人物及其成果 |
| 二、史学大众化评价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大众化 |
| 一、文艺大众化的提出 |
| 二、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 |
| 三、文艺大众化的成就 |
|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实现的特点 |
|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奠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成就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各场域间知识分子在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一节 从全国视角看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 |
| 第二节 边区外知识分子背景分析 |
| 一、活跃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背景分析 |
| 二、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背景分析 |
| 三、国外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背景分析 |
| 第三节 各场域间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实践 |
| 一、文学艺术大众化方面的互动 |
| 二、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大众化方面的互动 |
| 三、新闻出版领域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 |
| 四、与外国籍知识分子力量的互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四节 各场域间知识分子在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在与反动文化逆流和奴化教育的斗争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力 |
| 二、在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斗争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力 |
| 三、在“学术中国化”思潮的论战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力 |
| 四、在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力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成就 |
| 第一节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形成 |
| 三、中国化马克主义理论的形成 |
| 第二节 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第三节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通俗化 |
| 二、推动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
| 第四节 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
| 一、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 |
| 第五节 为新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奠定基础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砺炼主体素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保证 |
| 一、坚定信仰，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确方向 |
| 二、潜心钻研，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水平 |
| 三、普及文化，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群体与党的领袖群体的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 |
| 一、政治上尊重和关怀加速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化 |
| 二、知识分子群体与党的领袖群体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三节 在实践中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 |
| 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阵地建设 |
| 二、注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 |
| 三、注重结合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 |
| 第四节 整风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助推器 |
| 一、促进知识分子角色转换 |
| 二、知识分子实现“改造者被改造” |
| 三、知识分子由“自发”转向“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五节 重视与各场域间知识分子力量的互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赢得了新闻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的胜利 |
| 二、在客观上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 |
| 三、促进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
| 第八章 当代知识分子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 |
|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
| 二、实践领域的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 |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阵地建设 |
| 第三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真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二、“真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三、“真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四、“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第四节 当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一、主旋律文化遭受着严峻挑战 |
|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第五节 加强基层组织和文化团体建设,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潘李添.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3]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J]. 刘晶芳,刘振清,沈传亮.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2(01)
- [4]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研究 ——以党政关系为分析视角[D]. 韦朋飞. 吉林大学, 2020(08)
- [5]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研究[D]. 王心月.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6]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策略研究 ——以广东新学生社（1923-1926）为考察中心[D]. 沈志刚.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6(12)
- [7]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J]. 刘建平. 中国图书评论, 2008(09)
- [8]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J]. 刘友于.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6(01)
- [9]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郭德钦.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