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董江流[2](2016)在《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七干校是1968—1979年期间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而举办的干部集中学习和劳动的学校。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是指湖北省的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五七干校。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北京的高等院校等在湖北举办的五七干校,都不属于湖北地方五七干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湖北省各级党政机关被“砸烂”,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大批“靠边站”干部,需要重新安置。“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五·七指示》发出后,湖北省有部分部队、工人、农民、学生尝试着走上“五·七”道路。湖北各级革命委员会为了解决广大“靠边站”干部,集中组织干部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没有真正起到既能安置“靠边站”干部,又能将他们引上“五·七”道路的作用。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涌现出来的。1968年10月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出后,湖北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纷纷开始筹办五七干校,干校成为安置“靠边站”干部的主要场所。“九一三”事件前,干部在五七干校都要参加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和高强度的集体劳动,其中,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对干部造成了极其残酷地打击,有部分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集团罪行和摒弃林彪的干部教育思想。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加大下放干部的分配工作,许多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职干部成为了干校的主要轮训对象。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数量继续增加,部分干校陆续与党校合办。“文革”后期,湖北地方五七干校还开展了错误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许多干部对此十分厌烦和反感。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开展了批判“四人帮”运动。随着五七干校的地位动摇,党校的地位不断提高,五七干校已不再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五七干校被撤销。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不久,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彻底走向停办。虽然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只存在11年的时间,但却对湖北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因此改变命运。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对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干部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除了负面影响外,还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学习马列原着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加生产知识、增强体质和磨练意志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密切干群关系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等。但巨大的负面影响完全大过有限的积极影响。总之,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应该予以否定,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张志明[4](1995)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文中认为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经历了由鼎盛、平复和衰亡的历史嬗变过程。在鼎盛时期,它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类似于军事管制的机构;在平复和衰亡时期,它逐渐演变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最终为地方人民政府所取代。 打破“文革”前政治体制后新建的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克服原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应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同时它也承担了管理其他社会事务的一些基本职能。 革命委员会的产生除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与“文革”前业已形成的体制、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中的弊端和错误有着深层的社会历史联系。 反思革命委员会的历史教训而知,唯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变革,才能逐渐实现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超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发育、完善和确立,无疑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昭示了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黄家周[5](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喻频莲[6](2016)在《“两报一刊”评论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特殊年代的一种非常规媒体现象,“两报一刊”评论极具个案研究的价值,是当代新闻史研究不可绕过的一个对象,是修当代新闻史尤其是“文革”新闻史的客观需要。而在当代新闻史研究中,“文革”新闻史为敏感地带,研究亦为薄弱地带,以“两报一刊”评论为对象的本体研究,至今尚付阙如。本研究走出的这一小步,旨在突破盲点,而完整准确地呈现“两报一刊”评论这份历史遗产,尚任重道远。本研究重点有二:一是通过考察在“领袖——媒体——民众”的政治控制模式下,“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面貌及其宣传运作的动态过程,还原“两报一刊”评论的真实历史面目;二是通过梳理舆论权威主体从“一报一刊”评论到“两报一刊”评论,再从“两报一刊”评论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变化轨迹,厘清“两报一刊”评论从形成到终结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本研究正论部分共有五章,研究思路总体上遵循纵的历史发展观,即依循“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展开,第一章考察“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渊源,即舆论权威从“一报一刊”评论到“两报一刊”评论的演化过程;第二、三、四章是对特殊历史时空下的“两报一刊”评论的本体研究;第五章考察“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终结,即舆论权威从“两报一刊”评论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演化过程。第一章“两报一刊”评论的形成主要考察“两报一刊”评论的前身“一报-刊”评论在特殊历史情境中,应形势所需演变为“两报一刊”评论的过程。第二章“两报一刊”评论的生存基础主要就更集中化的宣传体制、更权力化的新闻媒体两方面展开论述,揭示“两报一刊”评论的生存基础本质上是一个更一律的舆论环境。第三章“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内容从对“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议题分析入手,厘清“两报一刊”评论宣传内容共时性存在的内部逻辑以及历时性流变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两报一刊”评论背离实际的表达的虚伪性,及其顺应新的客观现实的表达流变。第四章“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路径主要从新闻媒体宣传路径、组织化宣传路径两方面就“两报一刊”评论宣传路径的特殊性展开分析,并通过考察具体议题沿着这两条路径展开宣传的概况,以窥全貌。第五章“两报一刊”评论的终结考察了困于表达僵局的“两报一刊”评论舆论威权渐渐折损,被新的舆论权威“特约评论员”文章取代的退场过程。通过以上五章分析,本研究最后结论是:从甚嚣尘上的喧哗到止于无力的静默,“两报一刊”评论有着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具体说来是:“两报一刊”评论诞生伊始,即建立起了超越文本的舆论威权的符号价值,在“领袖——媒体——民众”的政治控制模式中,“两报一刊”评论被赋予了宣达“最新指示”的政治权力,具有无上的威权,作为重要的权力角色,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凭借举国权威媒体的齐声呐喊和如毛细血管般延伸到每一个单位的组织化宣传网络,“两报一刊”评论将领袖的政治意志传达到每一个民众。提出和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一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两报一刊”评论的重要政治任务。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越来越难以继续,意识形态与实践的严重背离,使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己任的“两报一刊”评论逐渐陷入到表达的困境。新的舆论权威“特约评论员”文章横空出世,名声鹊起,承担起新的“改革”意识形态的启蒙任务,“两报一刊”评论权威折损,最终失守,退出政治的舞台,淡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其终结,正如其出场一样,都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刘海花[7](2019)在《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北京医疗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率先在上海做试点工作,试点成功后,北京各大医院派出医疗队到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甘肃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当地人民群众看病治病,不仅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甘肃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便是东西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和繁华阶段,但自宋之后丝绸之路日益衰落,加之地处内陆,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困苦。甘肃解放后,各项事业开始逐步发展,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滞后,于是周恩来总理自1967年亲派第一批医疗队入驻甘肃河西地区,此后源源不断先后共分十批,4000多人次的医疗队员来甘肃为广大贫下中农(牧)群众解决了看病难的大问题。一直以来较好的医疗资源都放在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城市地区,而广大农村长期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自毛泽东主席提出“六二六”指示后,党中央做出积极的响应,为甘肃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医疗人员和技术。带领他们自采自制中草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活动,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同时巡回医疗期间不仅要求队员把“卫生革命”和思想理论相结合,而且要抛弃“旧”的医疗观念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并且在医疗期间认真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北京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对甘肃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郭沅鑫[8](2012)在《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处于维护稳定、服务群众、调解处理矛盾的第一线。发展地区经济,建设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都要靠基层党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奋斗和拼搏。因此,无论是从新疆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高度出发,还是巩固党在新疆各民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的现实出发,都必须重视和加强新世纪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文着眼于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介绍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回顾了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过程,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层组织建设的现状,总结了基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考察了农牧区和城市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状况。通过分析和研究,试图回答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根据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要求,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应该如何改革和创新观念意识、领导方式、组织设置等,以建设成为具有相当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的坚强领导核心。论文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建构和历史考察,主要阐明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新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历程,包括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为现实研究,主要分析了新世纪以来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并分别考察了农牧区和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在第一部分中,绪论从基本概念入手,简要叙述目前学术界对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研究状况,并介绍了本文的逻辑结构与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学界关于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公共组织建设等理论,以便为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思想,还特别阐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新贡献。第二章主要回顾了新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历程,分析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新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状况。通过这些分析,既能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有所了解,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的建设为当前新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奠定的基础。第二部分中,第三章总体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当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新形势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对农牧区、城市社区、高校和企业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重要性、建设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结束语部分在总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思路。
马云[9](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赖正维[10](2002)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文中提出“文革”期间,福建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全省各地所谓老区农民组织。福建老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时期极短,来势异常迅猛,波澜壮阔,遍及全省,两起两落,结局悲壮。农民参加“文革”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公开打着老区农运旗号却唯有福建,并且老区组织中又集结了大量原地下党及游击队等老区干部,因而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老区问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个建国以来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在“文革”特定背景下以大规模农民运动形式爆发,然而矛盾并未解决,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长期困扰我党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依据已收集的丰富历史档案资料,拟对这一过程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概念阐释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四、学术史综述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小结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小结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小结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第二节 学雷锋 |
第三节 学大寨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小结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小结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附录 A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创办的背景 |
一、“文革”全面发动后湖北党政机关被“砸烂” |
二、“文革”初期湖北尝试走“五·七”道路 |
三、湖北组织干部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第二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发出后创办 |
一、湖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创办 |
(一)湖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筹建 |
(二)湖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正式开办 |
(三)湖北省五七干校的红卫兵战校 |
二、武汉市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创办 |
(一)武汉市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建立 |
(二)武汉市各区五七干校的创办 |
三、其他市县五七干校的创办 |
(一)黄石市 |
(二)黄冈地区 |
(三)孝感地区 |
(四)咸宁地区 |
(五)荆州地区 |
(六)襄阳地区 |
(七)郧阳地区 |
(八)宜昌地区 |
(九)恩施地区 |
四、“九一三”事件前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 |
(一)政治学习 |
(二)政治运动 |
五、“九一三”事件前的集体劳动 |
第三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在“九一三”后进行大幅度调整 |
一、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
(一)批判林彪集团罪行 |
(二)摒弃林彪的干部教育思想 |
二、教育对象的调整 |
(一)下放干部纷纷走出干校 |
(二)以轮训在职干部为工作重点 |
三、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增加及与党校合办的新动向 |
(一)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数量继续增加 |
(二)湖北地方五七干校数量增加的原因 |
(三)部分干校与党校合办 |
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五、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第四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在“文革”后走到穷途末路 |
一、开展批判“四人帮”运动 |
二、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地位动摇 |
(一)党校地位提高,干校地位下降 |
(二)湖北地方五七干校已不受欢迎 |
三、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消亡 |
第五章 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的影响 |
一、政治上的负面影响 |
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
三、文化上的负面影响 |
(一)科技上的负面影响 |
(二)教育上的负面影响 |
四、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一)“左”倾思想和政治运动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二)恶劣环境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三)高强度劳动对干部的负面影响 |
五、学习马列原着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六、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加生产知识、增强体质和磨练意志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一)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加生产知识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二)集体生产劳动对干部增强体质和磨练意志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七、对密切干群关系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附图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一)学生时代 |
(二)军旅生涯 |
(三)成为“反革命” |
(四)接受改造 |
(五)成为“群众”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二)改造生活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一)求学 |
(二)工作 |
(三)管制 |
(四)改造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一)大队书记 |
(二)大队长 |
(三)其他干部 |
三.小队干部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一)党课制度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三)作风问题 |
六.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一.制造模范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二.解读模范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三)模范的奖励 |
三.典型模范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三)效果和经验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一)新的要求 |
(二)新的举措 |
(三)新的变化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一)人数统计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三)年龄分析 |
(四)基本情况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四)评优制度 |
(五)问题及对策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一)改造种子山 |
(二)抗旱蓄水 |
(三)抗洪抢险 |
(四)科学种田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五.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引言 |
第一章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
第一节 “不破不立“:毛泽东笃信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初朝的改组和夺权 |
第三节 批判“资反路线”导致全国“全面夺权” |
第二章 从“上海人民公社”到“全国一片红” |
第一节 “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出现 |
第二节 毛泽东对夺取后新生政权名称的慎思和“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改变 |
第三节 全局失控、进退维谷:毛泽东号令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
第四节 “全国一片红”的曲折历程 |
第三章 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嬗变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鼎盛时期(1967年1月—1969年4月)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平复时期(1969年4月—1972年8月)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的衰亡时期(1972年8月—1979年9月) |
第四章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及功能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概念考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的社会功能及实际运作 |
第五章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体制条件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政治思想条件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理论条件 |
第六章 反思与超越:对革命委员会的历史评述 |
第一节 毛泽东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
第二节 毛泽东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之源 |
第三节 政权机构与经济体制的辩证法 |
结语 |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
谢辞 |
(5)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5.3.1 物质保障 |
5.3.2 组织保障 |
5.3.3 人力保障 |
5.3.4 制度保障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5.4.1 多样化态势 |
5.4.2 综合化态势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6.1.1 主要问题 |
6.1.2 制约因素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6)“两报一刊”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重要概念阐释 |
一、“两报一刊” |
二、“两报一刊”评论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主体性文献 |
二、背景性文献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两报一刊”评论的形成 |
第一节 “一报一刊”评论:“两报一刊”评论的缘起 |
一、“一报一刊”评论的出现 |
二、“一报一刊”评论的特殊规格 |
三、“一报一刊”评论的舆论转向 |
第二节 从“一报一刊”评论到“两报一刊”评论 |
一、《解放军报》比肩“一报一刊”的政治资本 |
二、《解放军报》与“一报一刊”联合署名的政治修辞 |
三、“由乱而治”:“两报一刊”评论的舆论基调 |
四、“两报一刊”评论的基本样态 |
第二章 “两报一刊”评论生存的基础 |
第一节 更集中化的宣传体制 |
一、“文革”前的宣传体制 |
二、“旧”宣传体系的瘫痪 |
三、“新”宣传中枢:特殊小组 |
第二节 更权力化的新闻媒体 |
一、“夺权”:新闻媒体的集中化 |
二、“越位”:新闻媒体的权力化 |
三、“宣达”:“两报一刊”评论的权力角色 |
第三章 “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内容 |
第一节 “两报一刊”评论的主要宣传议题 |
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二、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合法性 |
三、舆论审判党内阶级敌人 |
四、指导秩序重建 |
五、关切世界革命形势发展 |
六、扞卫毛泽东思想的一元化领导 |
七、指导军队建设 |
第二节 背离实际:“两报一刊”评论表达的虚伪性 |
一、虚构的两条路线斗争史 |
二、虚假的革命胜利 |
三、虚无的理想政治社会图景 |
第三节 顺应现实:“两报一刊”评论表达的流变 |
一、“天下大治”表达的流变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表达流变 |
第四章 “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路径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宣传网络的重建 |
一、新闻媒体宣传网络从失范到规范 |
二、组织化宣传网络的常规与非常规 |
第二节 “两报一刊”评论的新闻媒体宣传路径 |
一、“对版面”:报刊宣传的一律 |
二、“今晚广播,明日见报”制度化 |
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播造势 |
四、新闻媒体对“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议题再阐发 |
第三节 “两报一刊”评论的组织化宣传路径 |
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二、单位政治学习小组 |
三、基层民众对“两报一刊”评论的学习与讨论 |
第五章 “两报一刊”评论的终结 |
第一节 “两报一刊”评论舆论威权的折损 |
一、新的舆论阵地开辟:《理论动态》创刊 |
二、新的舆论阵线联盟的形成 |
第二节 从“两报一刊”评论到特约评论员文章 |
一、“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地位赋予 |
二、“两报一刊”评论的退场 |
结语:“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逻辑性 |
参考文献 |
一、专着类 |
二、期刊类 |
三、博、硕士学位论文 |
四、资料汇编类 |
五、外文资料 |
附录 |
一、“一报一刊”评论目录 |
二、“两报一刊”评论目录 |
三、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后记 |
(7)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三、选题的研究方法 |
四、选题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北京医疗队赴甘概述 |
第一节 “六二六”指示发出的背景 |
第二节 北京医疗队来甘缘由 |
第二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工作实践 |
第一节 直接从事疾病防治和卫生事业建设 |
第二节 协助政府完善地方医疗体系 |
第三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巡回医疗的特点 |
第一节 改善高寒偏远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
第二节 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
第三节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第四章 北京医疗队对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
第一节 促进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
第二节 促进甘肃省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组织、政党和政党的组织结构 |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
二、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目的 |
(二) 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一)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发展和变迁 |
(二)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角色 |
(三) 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稳定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拟创新之处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拟创新之处 |
五、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的基本框架 |
第一章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 |
一、关于组织建设的一般理论 |
(一) 国外关于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 |
(二) 国内学界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观点 |
(二)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观点 |
(三) 毛泽东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思想 |
(四) 邓小平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思想 |
(五)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 |
(六)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贡献 |
第二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 |
一、和平解放前新疆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疆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一) 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二)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党员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一) “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基层组织普遍瘫痪 |
(二) 军队接管地方工作,加强社会稳定 |
(三) 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及整党建党 |
(四) 全面整顿中党的基层组织状况 |
四、历史转折时期新疆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一) 徘徊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
(二) 平反冤假错案,加强民族团结 |
(三) 整顿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员发展的领导 |
五、改革开放以来至西部大开发之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一) 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二)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
(三) 强化“双语”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 |
六、新世纪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层组织建设的实践和目标 |
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 |
(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
(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存在的问题 |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
(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 |
(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任务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
一、新疆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 发挥推进农牧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领路作用 |
(二) 维护农牧区和谐稳定、抵御分裂渗透的战斗堡垒 |
(三) 密切党同农牧民群众联系的桥梁 |
(四) 农牧民共同富裕奔小康的主心骨 |
(五) 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乡风的组织者 |
二、新疆地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
(一) 严峻复杂的稳定形势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二) 农牧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弱化趋势 |
(三) 农牧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不足 |
(四) 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亟待提高 |
三、加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措施 |
(一) 巩固民族团结,确保边疆和谐稳定 |
(二) 加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 |
(三) 促进村级经济发展 |
(四) 创新党建工作机制 |
(五) 提高农牧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水平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
一、加强新疆地区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
(一)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
(三) 推进城市基层民主进程的必要条件 |
(四)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选择 |
二、新疆地区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一) 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使社区党组织建设复杂化 |
(二)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未能形成合力 |
(三) 城市社区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难度较大 |
(四) 城市社区党务工作者队伍力量薄弱 |
(五) 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经费和活动场所缺乏 |
(六) 思想认识的滞后影响着社区党建的发展 |
三、加强新疆地区城市社区党建的对策思考 |
(一) 明确社区党组织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社区稳定的政治责任 |
(二) 调整社区党建职能定位 |
(三) 形成共建合力,建立社区党组织和单位党组织的协调机制 |
(四) 激发党员活力,健全党员分类管理机制 |
(五) 坚持服务群众,创新社区党建内容和形式 |
(六) 加强自身建设,巩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
第六章 新世纪以来新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
一、加强新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一) 面对边疆地区复杂环境特殊要求 |
(二)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文化的需要 |
(三) 新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加强高校党组织建设 |
二、当前新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
(二) 领导体制有待完善 |
(三) 党的执行能力有待提高 |
(四) 基层组织建设亟待加强 |
(五)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有待加强 |
三、加强新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思考 |
(一) 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 |
(二) 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
(三) 提高执行能力和治校水平 |
(四)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 |
(五)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
第七章 新世纪以来新疆地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 |
一、新疆地区企业党建的地位和作用 |
(一) 推动企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二) 巩固党的政权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
(三) 加强民族团结,筑牢新疆地区社会稳定基础的迫切需要 |
二、新疆地区企业党建面临的严峻挑战 |
(一) 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导致党组织边缘化 |
(二) 对企业党建的认识仍然滞后 |
三、加强企业党的建设的对策思考 |
(一) 科学定位企业党组织的作用 |
(二) 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
(三) 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
(四) 加强企业党员队伍建设 |
(五)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
结束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9)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一 农村 |
二 扫盲教育 |
三 社会控制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一 集中学习 |
二 分散学习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导论 |
一、 学术研究回顾及本文选题之缘由 |
二、 本文的理论依据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及资料来源 |
第一章 老区问题之历史渊源 |
第一节 辉煌的历史与特殊的贡献 |
一、 卓着的功勋 |
二、 巨大的代价与牺牲 |
第二节 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 |
一、 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
二、 “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及其原因 |
第三节 政治上的“多灾多难” |
一、 关于“反地方主义”问题 |
二、 “七千人大会”及1962年留有“尾巴”的平反工作 |
三、 “四清”运动 |
四、 1966年省委的工作总结及目标 |
第二章 “文革”中老区问题产生之背景 |
第一节 动乱升级对广大农才寸的冲击 |
第二节 红卫兵组织及大串连影响 |
一、 各种红卫兵组织及其它“造反组织”的建立 |
二、 大串连活动对农村的影响 |
第三节 所谓“一月夺权”的推动 |
第四节 原老区干部自上而下的推波助澜 |
第三章 老区农民运动形成、发展与首次高潮(66年底至67年2月) |
第一节 福州郊县农民首先参加“文革” |
—、 “贫下中农赤卫队”的成立与“九·一”大字报风波 |
二、 全省第一个农民造反组织及第一张农民大字报 |
第二节 各地老区农民活动的兴起及“一月夺权” |
一、 第一次农民开进福州 |
二、 第二次农民开进福州 |
三、 “一月夺权”风暴 |
第三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其特点分析 |
一、 连江的老区组织 |
二、 罗源的老区组织 |
三、 晋江专区的老区组织 |
四、 老区组织的特点分析 |
第四章 老区农民运动第一次受挫(1967年2-4月) |
第一节 “一·二六事件”及《福建前线部队公告》颁布 |
一、 “一·二六事件” |
二、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的颁布 |
第二节 “二·四”、“二·五”事件及老区农民第三次进福州 |
一、 “二·四”、“二·五”事件 |
二、 “二·七”事件及农民第三次开进福州 |
三、 批判“经济主义”及“揪高级政治扒手” |
第三节 省军区对老区等“造反派”组织的遏制措施 |
一、 省军区对前革造会势力的打击 |
二、 省军区对老区组织实行的遏制措施 |
第四节 “前革委会”的夭折及其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一、 “前革委会”的筹建 |
二、 “前革委会”省委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第五章 老区农民运动的平反与再次高潮(1967年4—8月) |
第一节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一系列指示及军管会对老区平反措施 |
一、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指示及省军管会的成立 |
二、 省军管会对老区问题的平反措施 |
第二节 老区组织的恢复及其活动 |
一、 老区组织重振旗鼓 |
二、 全省各专、县部分老区组织 |
三、 经费问题 |
第三节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及“八·一三”事件 |
一、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 |
二、 “八·一三”事件—农民第四次开进福州 |
三、 中央为禁止武斗及农民进城所做的种种努力 |
第六章 老区农民运动二次受挫及易帜后争斗(67年9月—68年12月)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改旗易帜 |
一、 中央及军管会稳定福建局势的措施 |
二、 老区组织与省农总司的合并 |
第二节 “七二三”协议的签订及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一、 北京学习班及“七二三”协议的签订 |
二、 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三、 两届革委会委员中对老区干部之任用及其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悲壮的结局 |
一、 对所谓“范黄地下黑司令部”与“八月提纲”的批判 |
二、 革委会成立后老区活动的逐渐平息 |
第七章 拔乱反正 老区问题之最终解决 |
第一节 政治上的扬眉吐气 |
一、 老区问题之初步解决(1976—1978年) |
二、 老区问题之较彻底解决(1978年—1985年) |
第二节 经济上的致富与文化上的繁荣 |
一、 不遗余力的扶贫开发 |
二、 老区建设的巨大成就 |
第八章 与老区组织及活动有关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中央、军管会及其他“造反派”组织与老区组织的关系 |
一、 中央“文革”小组与老区组织 |
二、 省军区、军管会与老区组织 |
三、 “八·二九”与老区组织 |
四、 革造会与老区组织 |
第二节 “文革”期间的韩先楚 |
总结 老区问题带来的思考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后果 |
第二节 福建地方干部队伍之分析 |
第三节 老区问题的经验教训 |
附一: 福建“文革”前期大事记(1966.5.16—1969.12) |
1966年5月16日前福建部分与“文革”有关大事 |
1966年 |
1967年 |
1968年 |
1969年 |
附二: “文革”时期福建省各群众组织所出版的报刊一览: |
附三: 文革期间与老区组织有关的部分资料选编 |
一、 “洪乐急电” |
二、 1966年1月28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独有英雄驱虎豹——赞福州市郊九九野战兵团》 |
三、 1967年3月7日福州军区转发闽侯军分区告《告闽侯地区贫下中农书》 |
四、 1967年3月7日凌尚武所做的检查 |
五、 1967年3月14日《福建日报》关于“本省召开革命根据地工作座谈会”的报道 |
六、 1967年2月拟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材料 |
七、 1967年6月3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老区问题的讲话 |
八、 省军管会关于老区组织平反的系列公告 |
九、 有关“八·一三”农民进城的资料 |
十、 1967年8月17日福建两大“造反派”组织在京达成的四个协议 |
十一、 1967年10月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 |
十二、 1967年11月省革造会发言人就派代表上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事发表谈话 |
十三、 关于各群众组织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两份协议 |
十四、 有关1968年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资料 |
十五、 有关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自动撤消”的资料 |
十六、 1968年10月8日韩先楚在福建省革发会核心小组和常委会议上关于各地农总、农革总、农司三结合问题及生产队是否成立革委会问题的讲话 |
附四: 论文主要参考文献资料一览 |
档案资料 |
出版着作、报刊: |
中文摘要 |
四、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湖北地方五七干校研究[D]. 董江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D].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 1995(12)
- [5]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6]“两报一刊”评论研究[D]. 喻频莲.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
- [7]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D]. 刘海花.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8]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D]. 郭沅鑫. 武汉大学, 2012(05)
- [9]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10]“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D].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