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环境的定价和分配问题（续）（论文文献综述）
苟廷佳[1]（2021）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青海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和“亚洲水塔”,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大江大河发源于此,惠泽我国20个省区以及东南亚5个国家,是维系全国乃至亚洲水生态安全命脉的腹地,拥有世界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和战略地位,是国家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保护屏障和生态产品供给地,为维护中国乃至亚洲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亚洲、北半球乃至世界气候变化的预警区、敏感区和启动区,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发挥着指示和前瞻的重要作用。然而,三江源脆弱的生态系统环境导致环境保护和修复成本高;受生态产品外部性影响,三江源地区积极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并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长期被无偿享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加上三江源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而被限制产业的发展,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上述因素导致当前三江源地区三生空间矛盾突出,同时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压力。因此,通过研究三江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探索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现人地和谐的发展模式,打造三江源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路径,实现三江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研究围绕“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题”,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框架,建立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分析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状和困境,全面系统的提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为缓解生态脆弱区人地矛盾、实现三江源可持续发展、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论文的创新点和主要贡献体现在:（1）系统的构建了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框架。研究框架中包括: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构成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构成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供给-需求”二元logit回归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系统性框架、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的原则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并提供指导。（2）建立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将三江源发展机会成本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三江源生态产品总价值为6568.56亿元/年。同时在绿色GDP指标基础上,提出构建“三江源经济-生态生产总值（SJYGEEP）”指标评价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突出三江源的生态地位和生态价值,对于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3）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需求”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受三江源居民“生态补偿满意度”和“生态旅游业认识”的影响;需求意愿受“淡水资源支付意愿”、“机会成本支付意愿”、“共享牧场支持度”、“对口支援省份是否享受生态产品特别优惠”等因素的影响。（4）从生态产品构成视角出发,全面系统研究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的具体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基于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三江源生态产品分类、价值实现现状和面临困境,提出贴合国家现行政策与三江源实际、突出三江源特色的价值实现路径,并结合路径,提出“调查监测-核算评估-经营开发-保护补偿-制度保障-持续推进”的系统性价值实现机制。由于三江源生态环境脆弱性和生态功能的重要性并存,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与生态产品供给地,实现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对促进当地生态产业发展和融合、保障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持续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缓解人地矛盾、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莎[2]（2021）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地是承载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要素,不仅提供食物、纤维等物质产品,还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物质与能量循环、娱乐休闲、农业文化承载等多种服务功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村传统产业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农地资源退化、乡村环境恶化、生态风险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推进区域协调战略、城乡统筹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农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关系、影响机理及可持续决策实现,对优化农地多功能利用,引导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决策,实现生态系统整体效益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典型的城郊农业区廊下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评估测度和空间表达。综合运用定量指标、模型模拟和社会价值感知等方法定量表征生态系统服务,运用GIS空间制图和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相互联系,识别农地空间主导功能特征及其与土地利用、景观特征之间的关联。（2）农户（行为）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及影响因素识别。分析农户（家庭/个体）不同土地利用行为对异质性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影响作用,识别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及其主导特征,探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3）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导向的农地管理与利用决策优化方案制定。运用情景分析工具以满足规划的多目标（矛盾）权衡、动态变化和公众参与需求,探讨不同情景下各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可能性,全面考虑相关利益主体与农地系统的互动及农地功能“权衡”,制定可供选择的农地管理（规划）方案;借助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工具拓展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框架,探讨农户利用决策优化的可能性和可选策略。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农地提供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供给服务与其他类型的服务存在较强的权衡（负向）关系,调节服务内部以及调节服务与支持服务之间大多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正向）关系,各项文化服务之间均表现出一定的协同关系。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集聚、互相影响、强弱不一的“簇”模式,反映出物质生产、生态涵养、文化休闲等功能在空间分布上的复合性和异质性,“簇”的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土地管理措施及地物布设特征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每个农户家庭（也可视为一个小型的“农场”单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是由资源系统、治理系统、资源单位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决定的。农户采纳不同的生计决策和土地利用行为会导致差异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表现出不同特征的服务权衡模式:工厂生产型、复合功能型、专业产粮型和公众偏好型。不同的服务权衡模式与自然、社会、管理、技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农业经营者虽然在工作内容上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都包括户外工作、体力劳动等）,但是他们对于各自所处位置的景观特征以及如何进行经营管理能够提升自身及家庭福祉具有独到的理解,差异性的需求、价值认知及工作动机都会影响经营者的土地利用行为和策略。（3）KESHO情景规划工具能够整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未来情景构建及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等一系列内容,将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及价值偏好反映到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产业发展轨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满足——不同的政策治理——以及（最终）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格局上。在研究所构建的2种不同情景（BAU情景和GE情景）下,耕地、林地、农林水复合用地、水域、村庄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和空间布局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全面提升农地的生产性、生境活力、韧性,有必要制定并落实与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相关的土地管制规则和调控措施,同时增强不同利益主体的环境共识和协同努力。（4）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引致物质生产-栖息地质量的矛盾关系,经济型、增值型和弱农型等不同特点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差异明显。通过农户的精心设计和妥善管理,有可能实现生产功能和非生产功能的同时提升,即实现“双赢”。可以考虑的政策思路有:采取种养结合、农林牧混和的利用方式,适当保留绿色生态空间;加强农户与政府、公益机构以及农业企业之间的互助共持,提升农民素养和技术水平;强化农产品品牌塑造,优化生产模式与营销策略,促进农业产品的价值最大化。
王琰[3]（2021）在《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消费行为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空气污染、能源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如何实现循环经济模式,以使得人类社会更具有可持续性。产品处置是其中的热点研究问题,目前关于产品处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的设计和制造实践,而忽视了对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充分研究。与此同时,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对处置环节的探索也相对不足。消费者行为涉及到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和使用后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决策过程。其中,使用后阶段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对产品的处置,产品的具体处置方式包括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等。这些行为和意图是促进积极的环境影响的重要因素,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策略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消费者的努力。消费者以恰当的方式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也至关重要。为了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有关环境和商业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促进了产品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在这种影响下,消费者的双边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加强,消费者可以更轻松地从产品接受者转换为产品处置者。消费者可以通过转售、丢弃、捐赠或回收来处置产品,但是这些处置方式带来的后续影响却存在差异。直接丢弃通常被认为是最不环保的选择,而回收、捐赠和转售通常被认为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处置方式。恰当地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至关重要。消费者产品处置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激励、影响和控制消费者对产品的处置。尽管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但大多数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局限于对某一种具体类型的处置意愿的探讨,缺乏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多种产品处置类型的研究。消费者通常必须在可持续性和其他结果之间进行权衡,在产品处置意愿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目标与其产品处置选择相关。现有研究普遍采用认知的视角来理解消费者的行为,即行为基于信息的寻求并且这一过程通常是由特定目标引导的。特定的目标可以由情境中的潜在的或随机的刺激触发,使相应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强化。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战略性地操纵情境刺激来提高目标的显着性和吸引力,以实现对消费者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产品的引导。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是三个特定的焦点目标:规范性目标、享乐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根据目标框架理论,焦点目标的相对强度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它们影响人们关注哪些信息、感知哪些选择,进而影响其行为意愿,因此,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三个焦点目标与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密切相关。与以往大部分只探讨单一处置选择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分析了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四种类型,即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同时从更综合的视角广泛地分析了目标框架理论中三种不同目标的作用机制,并且实现了对目标的操纵和激活。本文探索了不同的焦点目标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即在不同处置方式之间的权衡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通过对大量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整理,本文提出了研究框架。本研究认为,人们对于与焦点目标有关的信息和后果特别敏感。因此,目标会影响他们对替代方案的评估和感知,换言之,人们被目标“框定”了意向和行为。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并且规范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触发不同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影响产品处置偏好。而享乐性目标是人类目标中最先验的、最本能的,而不是后期社会化的经验所得,所以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其影响是直接的。并且,本研究引入了道德义务感和金钱欲望来作为中介变量、环境知识作为调节变量,来解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六个实验验证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发现,目标框架影响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其机制在于不同焦点目标下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存在差异,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在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个人对道德义务的感知更为强烈,从而提高了对产品的捐赠和回收的意愿。而获得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容易追求代表个人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金钱,刺激了消费者的金钱欲望,从而减少将其免费回馈给社会的意愿,因此,消费者更倾向于转售产品。另外,目标框架和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知识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即与环境知识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相比,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的道德义务感更强并拥有较高的产品回收意愿以及产品捐赠意愿,在享乐性目标下的产品丢弃意愿较低,在获得性目标下金钱欲望更低并拥有较低的产品转售意愿。最后,本文就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及管理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在理论上,本研究丰富了对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产品使用后阶段的研究,将产品处置研究的视角从供给侧延伸到了需求侧,综合考虑了多种目标对多种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并构建了关于消费者产品处置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同时,由于产品处置与产品更换以及企业策略调整密切相关,本研究为管理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延缓或遏制浪费和污染的见解,这对社会福祉的增加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成波[4]（2021）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河道生态基流的计算方法及保障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文中提出面对水资源短缺地区河流断流及萎缩等不可逆转的水环境恶化问题,亟需重点研究河道生态基流保障及补偿机制,以促进该区域河流水生态健康的恢复。基流保障是恢复河流水生态环境的关键,但目前为止对基于生态效益和可接受经济损失的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基流保障补偿量、基流保障补偿机制及补偿资金分担量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本研究主要针对缺水地区典型河流水资源特点提出了 4种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建立了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补偿量计算模型;建立了河道生态基流保障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模型;构建了河道生态基流保障补偿机制。本文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对上述研究方法进行了验证,主要研究成果如下所示:（1）本文分别采用经验公式法、水力学及一维水质模型计算了维持河流水沙平衡、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水质净化3个生态保护目标的适宜生态流速;结合3个适宜生态流速确定1个可以同时满足3个生态保护目标的耦合生态流速;基于3个河流生态保护目标耦合生态流速提出了河道生态基流的计算方法,并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研究结果表明:1)非汛期的耦合生态流速范围为[0.39,0.46 m/s]和汛期耦合生态流速底限值为0.80 m/s;2)非汛期河道生态基流为[5.66,7.42 m3/s],汛期河道生态基流底限值为21.69 m3/s;3)2000～2015年生态基流平均保障率为28.95%,不能达到政府部门要求的90%保障率。（2）将河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经济和生态服务功能,分别采用C-D生产函数法和当量因子法分别计算了河流生态和经济服务功能价值,并将两个价值加和,当其总价值达到最大值时,生态服务功能需水量即为河道生态基流:计算基流保障的农业经济损失,将其划分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经济损失,并在基流保障经济损失计算过程中各变量变化区间划分基础上计算了不同河道生态基流临界值的可接受经济损失概率,结合水资源决策者可接受农业损失概率建立了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将河流水资源划分为生态基流和经济用水,分别计算了经济用水效益和生态用水价值,以前者作为后者的机会成本,结合生态基流边际效益最大化目标建立了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以渭河干流宝鸡段枯水年为例,结果表明:基于河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最大化、水资源决策者可接受损失概率及生态基流边际效益最大化目标的河道生态基流分别为该段河流流量的35.02%、21.59%及33.83%。（3）基于河道生态基流定义、内涵、计算方法、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政府部门对河流考核指标定量化构建了适宜河道生态基流确定方法;并在分析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目标的基础上,构建了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补偿量计算模型,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研究成果表明:1)非汛期适宜河道生态基流底限为5.66 m3/s;2)基于投入成本的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补偿量为2.69亿元;3)基于河道生态基流价值增量的补偿量为0.95亿元;4)上述两个补偿量差异较大原因是人们对基流价值的认可度较低和外部性效应,本文以价值增量的补偿量为主,符合现阶段生活水平。（4）利用河道生态基流保障过程中不同个人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辨明了其保障的补偿主、客体;结合5种补偿途径的优缺点明确了补偿途径的最佳补偿方案;在补偿主体分享基流价值和其总价值比例的基础上建立了保障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量模型;结合补偿主、客体、最佳补偿方案、补偿量及补偿资金分担量构建了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补偿机制,以渭河干流宝鸡段2010年非汛期为例,研究成果表明:1)补偿主体分别为陕西省、宝鸡市、咸阳市、西安市及渭南市政府,补偿客体为受损农户和灌区管理局;2)现金、智力和项目补偿的3者组合是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最佳补偿方案;3)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系数分别为70.81%、22.84%和6.35%（陕西省（包含西安市和渭南市）、宝鸡市和咸阳市）;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量分别为0.67、0.22及0.06亿元。
王妍[5]（2021）在《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文中提出
马婷[6]（2021）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适应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协调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是生态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具有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示范的使命。为此,探明这个典型国家公园内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政策的适应性反馈机制对于其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了在保护地类型和国家生态保护转变过程中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农牧民的反应（家庭单元的生计状况、对保护政策的反应、形成的结果和态度）,在分析中引入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层和计划行为理论作为家庭/地方层面的适应策略;使用焦点小组方法来评估国家公园内外共同管理方法的公平性;采用条件价值法评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以及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从居民对自然保护的意愿和看法角度分析影响居民对于自然保护和生计权衡方案的倾向性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生态补偿计划已经在三江源地区实施了多年,由于其被指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增加了其他法规和补偿形式。自然保护区比国家公园的管理更为严格,对人类福祉的价值（或利益）并不总是明确考虑,最近其向国家公园模式转变的过程包括共同管理,而不是严格的命令与控制,这与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更全面的生态文明概念以及国家公园的发展相一致。2.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他们利用自然产品（特别是冬虫夏草和牲畜）产生的收入,以增加政府支出的能力;妇女和老年居民往往对政府态度不明确,经济和健康状况较低。3.来自政府收入的因素使居民更倾向于相信地方政府;丰富的财富使居民更加开放,觉得接受“变化”是值得的;大多数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无法理解专业术语,概念性规定可能不容易在当地采用,这并不妨碍最近的社会和生态转型趋势;居民对政策法规的比较支持通常与他们的利益相关,由于地域的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水平有所不同;对政府政策表现出更大信心的居民更有可能对未来的政府计划充满信心。4.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和接受补偿的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着效应;社会信任（对当地生态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是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受过有限的教育,居民不理解有些专业术语并不妨碍其支付意愿;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和接受补偿,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水平有所不同;居民认为他们的支付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5.居住在公园外但与公园相邻的人们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他们承担了许多费用,但与国家公园相关的收益却很少;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管护员无法有效执行其监视、保护和社区联络角色;生态旅游、垃圾处理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以及对人兽冲突赔偿也是重要的问题。本研究揭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与社会生态转型政策适应性反馈机制,建立了社会生态转型政策适应性感知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证实了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的观点;一户一岗（共同管理）的理念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方式的核心,即像“生态文明”范式所设想的那样,成功的社会生态转型需要平衡政府监管、补偿以及受影响人口继续获得环境资源的机会;决策者应该在优化社会生态转型政策时平衡居民对生计、自然保护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并在补偿和预期收益之间取得平衡;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决策者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开发的措施并且依据具体地点的特性而制定补偿计划;并充分利用牧民的传统生态知识,这对于共同管理模式的成功和发展至关重要。
高洁[7]（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骆明婷[8]（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提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刘菁元[9]（2021）在《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私人规制一般是指由各类私人实体所创设的一系列规则与实践。私人规制的出现既是对全球问题复杂化趋势的适应,也是对目前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体系的补充。本文结合全球治理的语境,将私人规制具体定义为一种由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劳工、人权和环境等领域进行标准编撰、标准执行情况监督和认证的治理机制。其中,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是其最为重要的方面。私人规制主要作用于社会、环境等领域,是缓解当前传统治理模式下“治理赤字”的重要出路,也是私人权威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有学者提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棘轮效应”使之成为近50年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规制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即其行为逻辑为何。此问题不仅涉及了私人规制的作用机制,更与其行为策略相关。行为逻辑是研究治理机制作用模式的重要工具。为了对私人规制的作用模式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行为逻辑研究框架。本文认为,私人规制因其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和自身性质的独特性,在一系列治理实践中形成了高度复合性的行为逻辑:即控制逻辑、赋权逻辑、市场逻辑。具体来讲,控制性逻辑通过对行为体的生产、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实现治理的环境价值;赋权逻辑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的方式实现治理机制的社会性目标;市场性逻辑以市场供求为利益杠杆,对行为体的经营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从而实现治理的经济价值。正是这样的复合性逻辑使得私人规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价值,实现更为全面的治理效果。本文绪论部分对私人规制的研究背景、现状、方法、意义进行了介绍。正文开篇由全球治理的“失灵”现象引入,进而论述了私人规制产生、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和成果。接着,作者构建了文章的理论框架部分,先后对私人规制行为逻辑的本质驱动、理论基底和具体形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为验证提出的分析框架,文章选取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FSC正是借助“控制”、“赋权”和“市场”三种行为逻辑来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治理价值。首先,FSC通过制定森林管理和林产品生产等方面的标准和规则、设立执行保证机制的方式对相关行为体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约束,以实现治理的环境价值;其次,FSC通过制度设计、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实现治理的社会性价值。其中,制度设计主要包含了“三分席位”模式、公众咨询机制、纠纷解决系统、开放性平台等方面。知识生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价值理念、概念创新和实践信息三个层次。最后,FSC运用市场逻辑,通过市场激励和市场宣传两种方式实现了治理的经济价值。其中,市场激励措施包括商标提供、市场运动等方面;市场宣传则主要包括构建宣传网络、拓展传播主体、大众媒体宣传和修辞策略运用等内容。文章的结论部分对国际森林问题及FSC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论述,并同时提出了私人规制研究的潜在方向和重点领域。
徐曼[10]（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环境的定价和分配问题（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环境的定价和分配问题（续）（论文提纲范文）
（1）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分析 |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文献分析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研究述评 |
| 2.4 国内外经验启示 |
| 2.4.1 国际经验和启示 |
| 2.4.2 国内经验和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框架 |
| 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
| 3.1.1 生态产品形成的基础理论 |
| 3.1.2 生态产品价值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1.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
| 3.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 |
| 3.2.1 相关概念及辨析 |
| 3.2.2 生态产品价值 |
| 3.2.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3.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3.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梳理 |
| 3.3.2 基于产权-需求矩阵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3.3.3 生态产品分类的价值实现路径 |
| 3.4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框架 |
| 3.4.1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供给-需求”二元回归模型 |
| 3.4.2 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性框架 |
| 3.4.3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的原则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的价值 |
| 4.1 三江源概况 |
| 4.1.1 地理位置 |
| 4.1.2 自然条件 |
| 4.1.3 社会经济条件 |
| 4.1.4 生态地位 |
| 4.1.5 生态保护 |
| 4.2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 |
| 4.2.1 三江源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 |
| 4.2.2 三江源生态资产总值 |
| 4.2.3 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 4.2.4 三江源发展机会成本估算 |
| 4.2.5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分析 |
| 5.1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问卷调查 |
| 5.1.1 调查地区选取及原因 |
| 5.1.2 问卷基本情况 |
| 5.1.3 数据收集和检验 |
| 5.1.4 描述性统计 |
| 5.1.5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5.1.6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分析结果 |
| 5.2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问卷调查 |
| 5.2.1 问卷基本情况 |
| 5.2.2 数据收集和检验 |
| 5.2.3 描述性统计 |
| 5.2.4 空间交叉分析 |
| 5.2.5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5.2.6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分析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6.1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分类 |
| 6.1.1 生态农畜产品 |
| 6.1.2 淡水资源产品 |
| 6.1.3 清洁能源电力产品 |
| 6.2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6.2.1 畜牧业发展现状 |
| 6.2.2 水资源价格和交易现状 |
| 6.2.3 绿电交易现状 |
| 6.3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6.3.1 市场基础不健全 |
| 6.3.2 生态畜牧业发展受限 |
| 6.3.3 社会参与程度有待提升 |
| 6.3.4 科技和人才支撑薄弱 |
| 6.4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6.4.1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直接交易路径 |
| 6.4.2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生态产业化路径 |
| 6.4.3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产业生态化路径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7.1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分类 |
| 7.1.1 三江源固碳释氧产品 |
| 7.1.2 三江源土壤保持产品 |
| 7.1.3 三江源水源涵养产品 |
| 7.1.4 三江源净化产品 |
| 7.1.5 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产品 |
| 7.2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7.2.1 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现状 |
| 7.2.2 三江源生态补偿现状 |
| 7.2.3 三江源生态补偿成效 |
| 7.2.4 对口支援三江源的成效 |
| 7.3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7.3.1 政府主导下三江源生态产品购买力度有待增强 |
| 7.3.2 基础制度和政策工具仍待完善 |
| 7.3.3 市场化交易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 |
| 7.4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7.4.1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市场化路径 |
| 7.4.2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横向生态补偿 |
| 7.4.3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纵向生态补偿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8.1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资源 |
| 8.1.1 三江源旅游资源 |
| 8.1.2 三江源文化资源 |
| 8.2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8.2.1 三江源生态旅游发展SWOT分析 |
| 8.2.2 三江源各地区旅游发展现状 |
| 8.3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8.3.1 生态文化产品开发和传播有待提升 |
| 8.3.2 生态文化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 8.3.3 生态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质量不高 |
| 8.3.4 三江源自然条件制约性明显 |
| 8.3.5 地区发展与保护矛盾依旧突出 |
| 8.4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8.4.1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顶层设计 |
| 8.4.2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基础建设 |
| 8.4.3 三江源生态旅游的生态产业化 |
| 8.4.4 三江源生态旅游的产业生态化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
| 9.1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监测确权交易机制 |
| 9.1.1 推动三江源生态产品信息普查 |
| 9.1.2 推进三江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
| 9.1.3 构建三江源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机制 |
| 9.2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
| 9.2.1 推行三江源绿色产品认证标准 |
| 9.2.2 实现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平衡 |
| 9.2.3 拓宽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
| 9.2.4 促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增值 |
| 9.3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 |
| 9.3.1 完善三江源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 9.3.2 建立三江源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 9.4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
| 9.4.1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法律制度保障机制 |
| 9.4.2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考核机制 |
| 9.4.3 建立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利益导向机制 |
| 9.4.4 加大三江源绿色金融支持力度 |
| 9.5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 |
| 9.5.1 强化行政职能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5.2 设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 |
| 9.5.3 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5.4 健全三江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受益付费制度 |
| 9.6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机制 |
| 9.6.1 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体系 |
| 9.6.2 制定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 |
| 9.6.3 推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用 |
| 9.7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建议 |
| 9.7.1 持续发挥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和体制改革优势 |
| 9.7.2 持续推进三江源生态补偿提标扩面 |
| 9.7.3 加快实施三江流域协同保护共建共享机制 |
| 9.7.4 推进对口支援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7.5 打造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
| 9.7.6 加快推动三江源特色生态产业发展 |
| 9.7.7 建立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保障 |
| 第十章 结论、贡献与讨论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情况调查 |
| 附录二 三江源居民生态产品供给情况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 |
（2）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 |
| 1.1.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
| 1.1.2 单一供给服务型农地利用是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障碍 |
| 1.1.3 农地管理决策趋向主体多元性、需求多样性、利用多宜性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农地 |
| 1.3.2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1.4 研究区域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区选择与概况 |
| 1.4.2 研究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1.4 空间韧性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权衡的研究视域 |
| 2.2.2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与价值评估 |
| 2.2.3 农地(空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2.2.4 生态系统服务在土地利用管理中的决策应用 |
| 2.2.5 文献评述 |
| 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土地利用分析框架 |
| 3.1 生态系统服务与土地管理决策相融合的重点与难点 |
| 3.1.1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理论优势与应用挑战 |
| 3.1.2 生态系统服务应用在土地利用管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 |
| 3.2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尺度结构和权衡规律-权衡决策关联 |
| 3.3 融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概念框架 |
| 4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测度与空间表达 |
| 4.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空间制图 |
| 4.1.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内容选择 |
| 4.1.2 采样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3 评估结果与空间格局 |
| 4.2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和“簇”识别 |
| 4.2.1 相关性分析 |
| 4.2.2 主成分分析 |
| 4.2.3 生态系统服务簇 |
| 4.3 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3.1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联关系 |
| 4.3.2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空间特征的关联关系 |
| 4.4 小结 |
| 5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影响因素 |
| 5.1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理论的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
| 5.2.1 样本的获取与分布 |
| 5.2.2 变量选择及指标体系 |
| 5.3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
| 5.3.1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特征 |
| 5.3.2 家庭人口资源特征 |
| 5.3.3 农户家庭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特征 |
| 5.4 农户行为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特征识别 |
| 5.5 不同权衡类型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
| 5.6 小结 |
| 6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利用规划 |
| 6.1 情景规划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6.2 KESHO情景规划工具 |
| 6.2.1 情景规划的概念与特点 |
| 6.2.2 KESHO情景规划工具 |
| 6.3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导向的情景界定和展开 |
| 6.3.1 情景基础界定 |
| 6.3.2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建立 |
| 6.4 建模 |
| 6.4.1 土地利用变化可能性及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
| 6.4.2 土地需求量确定 |
| 6.4.3 土地利用变化发生的概率确定 |
| 6.5 情景分析的综合、反馈及规划方案输出 |
| 6.5.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况 |
| 6.5.2 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布局及调控政策 |
| 6.5.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及因果链 |
| 6.5.4 验证、评估与反馈 |
| 6.6 小结 |
| 7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优化 |
| 7.1 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框架 |
| 7.2 物质生产和栖息地质量的评估计算 |
| 7.2.1 生计指数 |
| 7.2.2 综合丰度 |
| 7.3 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权衡关系分析 |
| 7.4 农户土地利用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4.1 阻碍可持续农业的约束因素 |
| 7.4.2 通向农业可持续的路径与措施 |
| 7.4.3 农地整治中的生态过程与服务权衡:基于PPF曲线的再审视 |
| 7.5 小结 |
| 8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科研成果 |
| 参与科研项目 |
（3）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消费者产品处置 |
| 2.2 目标框架理论 |
| 2.3 道德义务感 |
| 2.4 金钱欲望 |
| 2.5 环境知识 |
| 第3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框架的设计 |
| 3.2 理论推演与研究假设 |
| 3.3 研究假设汇总 |
| 第4章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1 实验一: 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 |
| 4.2 实验二: 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 |
| 4.3 实验三: 金钱欲望的中介作用 |
| 4.4 实验四: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Ⅰ) |
| 4.5 实验五: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Ⅱ) |
| 4.6 实验六: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Ⅲ) |
| 4.7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理论贡献 |
| 5.3 管理启示 |
|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水资源短缺地区河道生态基流的计算方法及保障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河道生态基流定义 |
| 1.2.2. 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1.2.3. 河道生态基流价值 |
| 1.2.4.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补偿机制 |
| 1.2.5. 河道生态基流管理 |
| 1.3.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状况 |
| 2.1. 研究区域 |
| 2.2. 基础数据 |
| 2.2.1. 区域水资源量 |
| 2.2.2. 气候状况 |
| 2.2.3. 河流泥沙 |
| 2.2.4. 社会经济 |
| 2.2.5. 行业用水 |
| 2.2.6. 土地利用 |
| 2.2.7. 水环境及生物多样性 |
| 2.3. 宝鸡峡塬上灌区概况 |
| 2.4. 研究区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基于河流生态保护目标的耦合生态流速的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3.1. 河流生态保护目标选择 |
| 3.2. 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3.2.1. 维持水沙平衡的生态流速 |
| 3.2.2.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流速 |
| 3.2.3. 满足水质标准的生态流速 |
| 3.2.4. 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3.3.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道生态基流 |
| 3.3.1. 维持水沙平衡的生态流速 |
| 3.3.2.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流速 |
| 3.3.3. 满足水质标准的生态流速 |
| 3.3.4.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流生态流速 |
| 3.3.5.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流生态基流 |
| 3.3.6. 结果合理性分析 |
| 3.3.7. 河流生态基流保障现状评价 |
| 3.4. 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价值最大和可接受损失保障目标的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1. 河道生态基流价值计算方法 |
| 4.1.1. 河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 |
| 4.1.2. 河道生态基流价值计算方法 |
| 4.1.3.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道生态基流价值 |
| 4.2. 不同类型经济用水效益计算方法 |
| 4.2.1. 工业用水效益 |
| 4.2.2. 农业灌溉用水效益 |
| 4.2.3. 其他经济用水效益 |
| 4.2.4. 不同经济用水的总效益 |
| 4.3. 基于河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最大目标的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3.1. 河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 |
| 4.3.2. 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3.3. 渭河干流宝鸡段的河道生态基流 |
| 4.4. 基于水资源决策者可接受经济损失概率目标的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4.1. 优先保障河道生态基流的农业经济损失评估 |
| 4.4.2. 基于水资源决策者可接受经济损失概率目标的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4.3.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道生态基流 |
| 4.5. 基于生态基流边际效益最大化目标的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5.1. 河道生态基流计算方法 |
| 4.5.2.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流生态基流及其价值的拟合曲线 |
| 4.5.3. 农业灌溉用水效益与农业灌溉用水的拟合曲线 |
| 4.5.4. 渭河干流宝鸡段河道生态基流 |
| 4.6. 四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5.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补偿量计算模型 |
| 5.1. 适宜河道生态基流确定方法 |
| 5.1.1. 适宜河道生态基流确定方法 |
| 5.1.2. 渭河干流宝鸡段适宜河道生态基流 |
| 5.2.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补偿量计算模型 |
| 5.2.1. 计算模型理论基础分析 |
| 5.2.2.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量计算模型 |
| 5.3. 渭河干流宝鸡段基流保障的农业补偿量 |
| 5.3.1. 基于成本投入的农业补偿量 |
| 5.3.2. 基于河道生态基流价值增量的补偿量 |
| 5.4. 本章小结 |
| 6.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
| 6.1.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补偿主、客体界定原则 |
| 6.1.1. 补偿主、客体界定原则 |
| 6.1.2. 渭河干流宝鸡段基流保障的补偿主体分析 |
| 6.1.3. 渭河干流宝鸡段基流保障的补偿客体分析 |
| 6.2.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最佳补偿方案 |
| 6.2.1. 生态补偿途径的划分 |
| 6.2.2. 基于生态补偿途径的补偿量计算模型 |
| 6.2.3.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最佳补偿方案 |
| 6.2.4. 渭河干流宝鸡段多种生态补偿方案 |
| 6.3.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量计算方法 |
| 6.3.1. 不同层次资金分担量计算模型建立原则 |
| 6.3.2. 河道生态基流价值 |
| 6.3.3. 河道生态基流保障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系数 |
| 6.3.4. 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量计算模型 |
| 6.4. 渭河干流宝鸡段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量 |
| 6.4.1. 河流生态基流服务功能影响范围界定 |
| 6.4.2. 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系数 |
| 6.4.3. 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担量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适应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本研究内容、目的与意义 |
|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社会生态转型适应性反馈机制研究 |
| 2.2 自然保护与生计发展权衡的研究 |
| 2.3 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研究 |
| 2.4 保护地内生态资产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 |
| 3.1 研究区域 |
| 第四章 居民与社会生态转型适应性反馈机制构建 |
| 4.1 三江源国家公园近年相关政策和事件 |
| 4.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会生态转型政策适应性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五章 社会生态转型政策适应性感知影响因子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研究结果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公园内外共同管理方法的公平性评估 |
| 6.1 研究方法 |
| 6.2 研究结果 |
| 6.3 讨论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居民对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
| 7.1 研究方法 |
| 7.2 研究结果 |
| 7.3 讨论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居民对国家公园内生计策略和保护区优化方案的倾向性研究及建议 |
| 8.1 研究方法 |
| 8.2 研究结果 |
| 8.3 讨论与建议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创新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项目 |
（7）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
| (一)何为“私人规制”? |
| (二)关于私人规制的现有研究 |
| (三)对FSC的现有研究 |
|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失灵”与私人规制的兴起 |
|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失灵” |
| 一、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概念的兴起 |
| 二、全球治理失灵的背景及表现 |
| 第二节 私人规制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私人规制的概念与分类 |
| 二、私人规制的兴起和演变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中的私人规制 |
| 一、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发展现状 |
| 二、全球治理领域私人规制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行为逻辑的驱动:合法性问题 |
| 一、关于合法性的研究 |
| 二、关于组织合法性的研究 |
| 三、组织合法性研究路径 |
| 四、合法化与合法化策略的研究 |
| 第二节 复合式行为逻辑:“控制”、“赋权”与“市场” |
| 一、逻辑一:“控制”逻辑 |
| 二、逻辑二:“赋权”逻辑(Empowerment) |
| 三、逻辑三:“市场”逻辑(Marketing) |
| 第三节 治理逻辑与治理价值 |
| 一、“控制”逻辑与环境价值 |
| 二、“赋权”逻辑与社会价值 |
| 三、“市场”逻辑与经济价值 |
| 四、复合式行为逻辑与可持续发展 |
| 第三章 私人规制视角下的森林管理委员会 |
| 第一节 国际森林治理的背景与进展 |
| 一、国际森林治理的历史与背景 |
| 二、国际森林治理进展与现状 |
| 三、国际森林治理的特点和趋势 |
| 第二节 国际森林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
| 第三节 国际森林治理中的私人规制——FSC |
| 一、国际森林治理中的“私人”转向 |
| 二、国际森林治理中的森林规制 |
| 第四章 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逻辑一:基于环境价值的“控制”逻辑 |
| 一、“控制”逻辑下的标准与原则 |
| 二、“控制”逻辑下的执行保证机制(Assurance System) |
| 第二节 逻辑二:基于社会价值的“赋权”逻辑 |
| 一、制度赋权 |
| 二、知识赋权 |
| 第三节 逻辑三:基于经济价值的“市场”逻辑 |
| 一、市场激励策略 |
| 二、市场宣传 |
| 结论 |
| 一、国际森林问题发展态势 |
| 二、可持续发展与森林治理 |
|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方向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10）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环境的定价和分配问题（续）（论文参考文献）
- [1]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D]. 苟廷佳. 青海师范大学, 2021
- [2]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D]. 陈莎. 浙江大学, 2021(01)
- [3]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琰. 吉林大学, 2021(01)
- [4]水资源短缺地区河道生态基流的计算方法及保障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D]. 成波. 西安理工大学, 2021
- [5]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D]. 王妍.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6]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适应与对策研究[D]. 马婷.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7]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8]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9]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D]. 刘菁元. 外交学院, 2021(11)
- [10]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