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高天鼎[1](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提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陈博威[2](2015)在《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文中认为媒介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呈现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群众路线”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本研究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使用词频统计结合话语分析来考究意识形态演变的路径和取向,并运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通过研究《人民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关于群众路线相关报道的报道主题、报道体裁、引语来源,以及“群众”和“群众路线”内涵的演变四个层面来研究《人民日报》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不同时期使用的传播策略。不同时期与“群众路线”共现的词频是进行话语分析的主要依据。通过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群众路线”作为意识形态关键词,其能指一直被保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文本中。在《人民日报》对新闻话语的使用中,通过对“群众”概念的不同阐释和对“群众路线”某一特定内涵的重点描述来完成观念的塑造。在主流意识形态演变中,媒介文本中的新闻话语对“群众路线”进行不同阐释的高频词则可以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报道中的演变路径。在与“群众路线”共现高频词的考察中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显现了从“领导”身份到“服务”身份的转变,从“思想”灌输到“利益”动员的转变。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从《人民日报》报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策略从上来看,政府公文完成意识形态关键词在媒介话语当中的“生产”,然后通过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言论、观点、心得对关键词正当性的阐释,最终将意识形态关键词带入到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的话语中,并结合多领域主题报道进行大量重复,来建构心理学上“熟识”的传播效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报道话语中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阐释策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发生着变化:早期报道中,通过对“克理斯玛”权威的塑造并引述领袖话语来完成意识形态正当性阐释;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开始在报道中建构法理型权威,引述中共决议和法律条文来进行意识形态正当性阐释的变化;为了巩固意识形态正当性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对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创新。新的意识形态在获得正当性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采用了话语勾连的手法将“群众路线”与新意识形态进行语义上的连接,从而使后者获得正当性。除此之外,报道中对多元话语的“收编”也为意识形态正当性进行了佐证。
廖迅乔[3](2014)在《认知视角下《人民日报》社论(1966-1971)的批评语篇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以文革前期(1966-1971)的《人民日报》社论为研究对象,以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为基本理论框架,同时借鉴认知语言学的语篇世界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识解活动理论,考察社论在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的语言特征及其认知功效,阐释社论如何引导读者建构既定的语篇世界,进而控制读者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通过对1966-1971年间122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本研究有以下发现:在词汇层面,文革社论中的高频实词限定了语篇世界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元范畴的构成、性状和相互关系,将语篇世界虚构为两个对立阵营相互斗争的巨大战场,以强化读者的阶级斗争意识。在句法层面,社论一方面通过祈使句的密集使用来建构态度性亚世界,并以之作为语篇世界发展的方向,迫使读者按照既定的规则和方式进行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大量的引述句来建构认识性亚世界,用于限定和管束语篇世界的构成,迫使读者的视角和领袖的视角保持绝对一致,造就“以领袖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在语篇层面,社论通过“开篇—中段—结论”的结构,传递“虽然形势大好,但是社会危机仍存,因此必须继续革命”的基本逻辑,赋予了语篇世界“发展与危机并存”的矛盾特性,向读者灌输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最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中大量出现的事件结构空间隐喻将空间结构关系投射到语篇世界,限定语篇世界中各个概念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这样一个通过反复强化建立起来的语篇世界及其认知结构驱使读者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划分现实世界,同时强化了读者的恐惧焦虑心理和权威意识,释放了破坏攻击欲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失序。通过对文革前期《人民日报》社论的分析,本研究希望解释文革语篇与文革思维和政治霸权之间的关系,揭示极端政治语篇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和对畸形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反思文革对个人和社会的冲击,倡导用理性和人性的语篇客观反映外部世界,塑造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赖正维[4](2002)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文中指出“文革”期间,福建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全省各地所谓老区农民组织。福建老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时期极短,来势异常迅猛,波澜壮阔,遍及全省,两起两落,结局悲壮。农民参加“文革”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公开打着老区农运旗号却唯有福建,并且老区组织中又集结了大量原地下党及游击队等老区干部,因而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老区问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个建国以来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在“文革”特定背景下以大规模农民运动形式爆发,然而矛盾并未解决,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长期困扰我党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依据已收集的丰富历史档案资料,拟对这一过程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谭震林,粟裕[5](2012)在《光明磊落 革命一生——缅怀陈毅同志》文中研究说明陈毅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军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6](1978)在《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前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奔腾澎湃,一往无前。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自觉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意义极其重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362页)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示我们:
老鬼[7](1998)在《血 与铁》文中研究指明 一至八章提要1947年8月22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生我之前,母亲有点犹豫,担心自己身体受不了。她那时因病住在边区医院,觉得已不年轻,身体又有病,想把孩子打掉。和她同住一病房的郝治平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鼓励把孩子生下,为革命壮大力量,于是母亲才改变了主意。生我的时候,果然难产,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还流了许多血,非常危险。多年后,母亲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要不是看在郝治平大姐的面上,绝不会要我。懂事后,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很是自豪,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好感。
四川大学校图书馆 历史系[8](1977)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文中研究指明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在这难忘的日子里,全国人民心潮起伏,哀思滚滚,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去年,周总理逝世后,由于万恶的“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尽管悲痛的巨澜席卷全国,悼念的深情笼罩大地,可是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不准发表哀悼周总理的文章和缅怀周总理的回忆录。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
华国锋[9](1977)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文中提出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首先,我提议: 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 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 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
吴家虎[10](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2)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思路 |
1.2.1 研究对象的选取:媒介话语中的关键词 |
1.2.2 “群众路线”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
1.2.3 以含“意识形态”关键词的媒介文本为切入点的意识形态传播考察 |
1.3 研究现状 |
1.3.1 国外意识形态研究概述 |
1.3.2 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
1.4 研究问题 |
1.5 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1.5.1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 |
1.5.2 内容分析方法 |
1.5.3 话语分析方法 |
1.6 研究的意义 |
1.7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1.7.1 研究内容 |
1.7.2 框架的选择 |
2 1946-1956年:全面的阐释和多样的演绎 |
2.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2.1.1 主题分布 |
2.1.2 体裁分布 |
2.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2.2 广泛的群众和“全面”的群众路线 |
2.3 克理斯玛权威的建构和多元话语的征用 |
2.3.1 领袖形象的塑造与话语引述 |
2.3.2 群众形象的塑造和大众话语的阐释 |
2.3.3 多元话语的使用——代表多数人的执政合法性建构 |
3 1957-1965年:激进与偏移 |
3.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3.1.1 主题分布 |
3.1.2 体裁分布 |
3.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3.2 群众路线:概念勾连的纽结 |
3.2.1 “技术” |
3.2.2 “革命” |
3.2.3 “劳动” |
3.2.4 “政治” |
3.2.5 “社会” |
3.2.6 “依靠” |
3.2.7 “研究” |
3.3 媒介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阐释来源的建构 |
3.3.1 克理斯玛权威的强化与领袖话语引述 |
3.3.2 领袖形象的更新与建构意识形态“正统性”引述 |
3.3.3 敌我身份的界限——阶级敌人形象的塑造 |
3.3.4 政党形象的拟人化塑造和大众话语对干部形象的提升 |
4 1966-1977年:斗争的标杆 |
4.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4.1.1 主题分布 |
4.1.2 体裁分布 |
4.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4.2 群众路线:阶级的标杆和狂热的助推器 |
4.2.1 “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
4.2.2 “教导”——“学习” |
4.2.3 “无产阶级”——“阶级”——“主义” |
4.2.4 “坚持”——“路线”——“同志” |
4.2.5 “广大”——“工人” |
4.3 意识形态正当性的一元化阐释 |
4.3.1 克理斯玛权威的极化和“舵手”身份的隐喻 |
4.3.2 报眼位置的语录和外国政要的附和 |
4.3.3 阶级身份的塑造 |
5 1978-1989年:解构与重塑 |
5.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5.1.1 主题分布 |
5.1.2 体裁分布 |
5.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5.2 重构的群众路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
5.2.1 “实事求是”——“作风”——“发扬” |
5.2.2 “方法”——“政策” |
5.2.3 “实践”——“实际”——“研究” |
5.2.4 “社会”——“民主” |
5.3 意识形态正当性来源的解构和转型 |
5.3.1 毛泽东话语的再造和再造领袖的失败 |
5.3.2 神化身份的解构和克理斯玛权威的继承 |
5.3.3 建构法理型权威的尝试 |
6 1990-2002年:意识形态的创新和法理型权威的建构 |
6.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6.1.1 主题分布 |
6.1.2 体裁分布 |
6.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6.2 “群众”内涵的更新与中共“服务”性质的强化 |
6.2.1 “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
6.2.2 “改革” |
6.2.3 “政治”——“根本” |
6.2.4 “提高”、“贯彻”、“加强”、“重要”、“组织” |
6.3 法理型权威的建构和多样化阐释正当性战略 |
6.3.1 累加式的权威声源塑造 |
6.3.2 法理型权威崭露头角 |
6.3.3 新意识形态元素的加入与其继承性论述 |
6.3.4 民族主义元素的感召 |
7 2003-2012年:“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亲缘脉络 |
7.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7.1.1 主题分布 |
7.1.2 体裁分布 |
7.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7.2 群众路线与以人为本:概念的勾连和相互的佐证 |
7.2.1 “始终” |
7.2.2 “党员” |
7.2.3 “教育” |
7.2.4 “深入” |
7.3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和观念的“科学”阐释 |
7.3.1 领导人亲民形象的塑造和对话模式 |
7.3.2 网友身份的出现和新的阐释路径 |
7.3.3 通过专家学者对“科学”的论证 |
8 2013-2014:一般性价值到核心价值的趋势 |
8.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8.1.1 主题分布 |
8.1.2 体裁分布 |
8.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8.2 传统的阐释和核心价值的建构 |
8.2.1 “开展”、“活动”、“实践活动”、“作风” |
8.2.2 “精神”——“书记”——“习近平” |
8.2.3 “中央”——“基层” |
8.3 新的“群众”和“柱石”:新策略与群众路线的交集 |
8.3.1 核心价值观中“公民”身份的描述对“依法治国”观念的巩固 |
8.3.2 文化合法性阐释成为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新柱石 |
8.3.3 网络声源的持续和对新技术的接纳 |
9 路径依赖与概念演绎:群众路线的内涵变迁与传播策略衍变的总体描述 |
9.1 路径依赖:新闻话语中群众与群众路线内涵的变迁 |
9.1.1 群众的内涵演变 |
9.1.2 主流意识形态演变的路径:与群众路线共现高频词 |
9.1.3 从共现的高频词的变化看主流意识形态演变路径的取向 |
9.1.4 群众路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作用:一种正当性的路径依赖 |
9.2 关键词的概念演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变迁 |
9.2.1 报道主题和报道体裁的运用——关键词的大众传播和重复的建构 |
9.2.2 报道中直接引语来源的变化——意识形态正当性论证的演变轨迹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认知视角下《人民日报》社论(1966-1971)的批评语篇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及问题 |
1.3 研究方法 |
1.3.1 语料收集 |
1.3.2 语料分析 |
1.4 研究意义 |
1.5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文革报刊研究 |
2.2 文革大字报研究 |
2.3 文革小说研究 |
2.4 文革样板戏研究 |
2.5 文革政治口号研究 |
2.6 文革政治仪式语篇研究 |
2.7 文革语篇综合研究 |
2.8 本章总结 |
第三章 理论背景 |
3.1 批评语篇分析 |
3.1.1 批评语篇分析的理论渊源 |
3.1.2 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研究模式 |
3.1.3 批评语篇分析的基本原则 |
3.2 认知语言学 |
3.2.1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
3.2.2 语篇世界理论 |
3.2.3 概念隐喻理论 |
3.2.4 识解活动理论 |
3.3 本章总结 |
第四章 文革社论的词汇特征 |
4.1 高频实词的提取 |
4.2 高频名词 |
4.2.1 政治主体 |
4.2.2 政治观念 |
4.2.3 政治事件 |
4.2.4 时空范畴 |
4.3 高频动词 |
4.3.1 对立性关系 |
4.3.2 统一性关系 |
4.4 高频形容词 |
4.4.1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
4.4.2 资产阶级的落后性 |
4.4.3 对立性的空间满格 |
4.5 高频副词 |
4.5.1 性质状态 |
4.5.2 逻辑关联 |
4.5.3 评价态度 |
4.5.4 时间量度 |
4.5.5 空间量度 |
4.6 词汇特征与语篇世界 |
4.7 本章总结 |
第五章 文革社论的句法特征 |
5.1 祈使句 |
5.1.1 祈使句的概貌 |
5.1.2 祈使句的句法特征 |
5.1.3 本节小结 |
5.2 引述句 |
5.2.1 引述句的类别 |
5.2.2 引述句的句法特征 |
5.2.3 本节小结 |
5.3 句法特征与语篇世界 |
5.3.1 祈使句与态度性亚世界 |
5.3.2 引述句与认识性亚世界 |
5.3.3 本节小结 |
5.4 本章总结 |
第六章 文革社论的篇章特征 |
6.1 开篇:形势大好 |
6.1.1 政治形势 |
6.1.2 文化形势 |
6.1.3 经济形势 |
6.1.4 外交形势 |
6.1.5 本节小结 |
6.2 中段:危机深重 |
6.2.1 政治危机 |
6.2.2 文化危机 |
6.2.3 经济危机 |
6.2.4 外交危机 |
6.2.5 本节小结 |
6.3 结论:继续斗争 |
6.4 篇章特征与语篇世界 |
6.5 本章总结 |
第七章 文革社论的语篇世界 |
7.1 空间隐喻与语篇世界 |
7.2 位置关系 |
7.2.1 无产阶级范畴内的位置关系 |
7.2.2 资产阶级范畴与无产阶级范畴的位置关系 |
7.3 运动方向 |
7.3.1 无产阶级范畴的运动方向 |
7.3.2 资产阶级范畴的运动方向 |
7.4 运动路径 |
7.4.1 无产阶级范畴的运动路径 |
7.4.2 资产阶级范畴的运动路径 |
7.5 力作用关系 |
7.5.1 无产阶级范畴内的力作用 |
7.5.2 资产阶级范畴内的作用力 |
7.6 语篇世界与现实世界 |
7.7 本章总结 |
第八章 结论 |
8.1 研究发现 |
8.2 创新与局限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人民日报》社论122篇小样本及其类别 |
附录2:高频名词及频率 |
附录3:高频动词及频率 |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导论 |
一、 学术研究回顾及本文选题之缘由 |
二、 本文的理论依据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及资料来源 |
第一章 老区问题之历史渊源 |
第一节 辉煌的历史与特殊的贡献 |
一、 卓著的功勋 |
二、 巨大的代价与牺牲 |
第二节 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 |
一、 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
二、 “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及其原因 |
第三节 政治上的“多灾多难” |
一、 关于“反地方主义”问题 |
二、 “七千人大会”及1962年留有“尾巴”的平反工作 |
三、 “四清”运动 |
四、 1966年省委的工作总结及目标 |
第二章 “文革”中老区问题产生之背景 |
第一节 动乱升级对广大农才寸的冲击 |
第二节 红卫兵组织及大串连影响 |
一、 各种红卫兵组织及其它“造反组织”的建立 |
二、 大串连活动对农村的影响 |
第三节 所谓“一月夺权”的推动 |
第四节 原老区干部自上而下的推波助澜 |
第三章 老区农民运动形成、发展与首次高潮(66年底至67年2月) |
第一节 福州郊县农民首先参加“文革” |
—、 “贫下中农赤卫队”的成立与“九·一”大字报风波 |
二、 全省第一个农民造反组织及第一张农民大字报 |
第二节 各地老区农民活动的兴起及“一月夺权” |
一、 第一次农民开进福州 |
二、 第二次农民开进福州 |
三、 “一月夺权”风暴 |
第三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其特点分析 |
一、 连江的老区组织 |
二、 罗源的老区组织 |
三、 晋江专区的老区组织 |
四、 老区组织的特点分析 |
第四章 老区农民运动第一次受挫(1967年2-4月) |
第一节 “一·二六事件”及《福建前线部队公告》颁布 |
一、 “一·二六事件” |
二、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的颁布 |
第二节 “二·四”、“二·五”事件及老区农民第三次进福州 |
一、 “二·四”、“二·五”事件 |
二、 “二·七”事件及农民第三次开进福州 |
三、 批判“经济主义”及“揪高级政治扒手” |
第三节 省军区对老区等“造反派”组织的遏制措施 |
一、 省军区对前革造会势力的打击 |
二、 省军区对老区组织实行的遏制措施 |
第四节 “前革委会”的夭折及其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一、 “前革委会”的筹建 |
二、 “前革委会”省委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第五章 老区农民运动的平反与再次高潮(1967年4—8月) |
第一节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一系列指示及军管会对老区平反措施 |
一、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指示及省军管会的成立 |
二、 省军管会对老区问题的平反措施 |
第二节 老区组织的恢复及其活动 |
一、 老区组织重振旗鼓 |
二、 全省各专、县部分老区组织 |
三、 经费问题 |
第三节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及“八·一三”事件 |
一、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 |
二、 “八·一三”事件—农民第四次开进福州 |
三、 中央为禁止武斗及农民进城所做的种种努力 |
第六章 老区农民运动二次受挫及易帜后争斗(67年9月—68年12月)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改旗易帜 |
一、 中央及军管会稳定福建局势的措施 |
二、 老区组织与省农总司的合并 |
第二节 “七二三”协议的签订及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一、 北京学习班及“七二三”协议的签订 |
二、 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三、 两届革委会委员中对老区干部之任用及其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悲壮的结局 |
一、 对所谓“范黄地下黑司令部”与“八月提纲”的批判 |
二、 革委会成立后老区活动的逐渐平息 |
第七章 拔乱反正 老区问题之最终解决 |
第一节 政治上的扬眉吐气 |
一、 老区问题之初步解决(1976—1978年) |
二、 老区问题之较彻底解决(1978年—1985年) |
第二节 经济上的致富与文化上的繁荣 |
一、 不遗余力的扶贫开发 |
二、 老区建设的巨大成就 |
第八章 与老区组织及活动有关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中央、军管会及其他“造反派”组织与老区组织的关系 |
一、 中央“文革”小组与老区组织 |
二、 省军区、军管会与老区组织 |
三、 “八·二九”与老区组织 |
四、 革造会与老区组织 |
第二节 “文革”期间的韩先楚 |
总结 老区问题带来的思考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后果 |
第二节 福建地方干部队伍之分析 |
第三节 老区问题的经验教训 |
附一: 福建“文革”前期大事记(1966.5.16—1969.12) |
1966年5月16日前福建部分与“文革”有关大事 |
1966年 |
1967年 |
1968年 |
1969年 |
附二: “文革”时期福建省各群众组织所出版的报刊一览: |
附三: 文革期间与老区组织有关的部分资料选编 |
一、 “洪乐急电” |
二、 1966年1月28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独有英雄驱虎豹——赞福州市郊九九野战兵团》 |
三、 1967年3月7日福州军区转发闽侯军分区告《告闽侯地区贫下中农书》 |
四、 1967年3月7日凌尚武所做的检查 |
五、 1967年3月14日《福建日报》关于“本省召开革命根据地工作座谈会”的报道 |
六、 1967年2月拟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材料 |
七、 1967年6月3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老区问题的讲话 |
八、 省军管会关于老区组织平反的系列公告 |
九、 有关“八·一三”农民进城的资料 |
十、 1967年8月17日福建两大“造反派”组织在京达成的四个协议 |
十一、 1967年10月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 |
十二、 1967年11月省革造会发言人就派代表上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事发表谈话 |
十三、 关于各群众组织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两份协议 |
十四、 有关1968年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资料 |
十五、 有关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自动撤消”的资料 |
十六、 1968年10月8日韩先楚在福建省革发会核心小组和常委会议上关于各地农总、农革总、农司三结合问题及生产队是否成立革委会问题的讲话 |
附四: 论文主要参考文献资料一览 |
档案资料 |
出版著作、报刊: |
中文摘要 |
(8)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10)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概念阐释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四、学术史综述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小结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小结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小结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第二节 学雷锋 |
第三节 学大寨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小结 |
第六章 学毛著: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小结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附录 A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2]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D]. 陈博威. 武汉大学, 2015(07)
- [3]认知视角下《人民日报》社论(1966-1971)的批评语篇分析[D]. 廖迅乔.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D].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2002(02)
- [5]光明磊落 革命一生——缅怀陈毅同志[A]. 谭震林,粟裕. 铁流21——纪念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 2012
- [6]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J].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02)
- [7]血 与铁[J]. 老鬼. 中国作家, 1998(05)
- [8]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J]. 四川大学校图书馆 历史系.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7(01)
- [9]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J]. 华国锋. 文史哲, 1977(S1)
- [10]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