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员积资法令(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胡小京[2]（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认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马琳[3]（2006）在《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文中研究指明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从1909年至1922年间，周湘先后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多所，有“图画专门学校”、“图画速成科”、“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学堂”、“背景画传习所”、“西法油画传习所”和“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周湘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开始萌芽与兴起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发生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而且，上海早期美术教育模式的种种尝试，也能在他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中找到影子，所有这些都可表明其在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意在通过对周湘及其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关系的分析与考察，澄清关于周湘研究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能让大家了解二十世纪初的美术教育历史。具体说来，本文在对周湘的研究成果作一概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周湘及其教育实践等方面的问题：共有六个章节，分别研究了周湘生平、周湘绘画实践和理论、周湘美术教育实践与办学模式、周湘创办的刊物、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进程、周湘在美术教育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
黄俊华[4]（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研究（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司法改革时,晚清政府从日本引入西方检察制度,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晚清政府对检察机关的设置、检察官管理、检察机关职权等方面做的开创性的设计,奠定了近代检察制度的基础。进入民国以后,北京政府秉承三权分立原则,继续改造、发展检察制度,在经历现实的困境之后,检察制度开始向传统回归,那些未设立法院的地方依然由县长兼理司法,检察职权由县长兼理,检察制度出现变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家政权相对统一,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致力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推进司法改革,检察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相对完善、规范。检察官参与案件的广度或深度都远超晚清和北京政府时期,这一阶段成为检察制度引入中国后的几十年当中,运行相对较好的阶段。检察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成为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近代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文章运用历史学并借鉴法学的研究方法,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机构设置、检察官管理、检察机关职权、检察制度运作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官与司法警察、检察官与律师间的关系,分析了制约检察制度的影响因素。文章主体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梳理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制度来源、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是在借鉴外国检察制度,并继承晚清和北京政府时期检察制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理论来自西方的分权学说和国内三民主义的社会本位思想;其制度设计既来自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法律规定,又来自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行的法律、法规,同时法界人士对制度的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检察制度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诸如机构设置情况、处务管理及其内部检察一体关系,说明这一时期检察制度在机构设置方面较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变化,其在制度建设方面,诸如处务管理的细化、规范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章,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检察人员的构成和管理状况。从检察人员的分布、教育程度、年龄结构、任职长短等方面论述这一时期的检察人员的分布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具有教育程度较高,年龄构成合理及任职时间不长等特点。此时检察人员的管理,无论考试、培训、任用或奖惩等方面,制度规定均日益走向规范和完善。同时,受司法党化的影响,检察人员管理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司法党化的历史特征。第四章,论述一般刑事案件和特殊程序、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构的职权。该部分在梳理检察职权的变化及检察官履职情况的同时,着眼于检察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执行情况及为适应中国实际所做出的改变及其背后原因,力图说明检察制度在职权方面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并通过相关事例及司法统计说明检察职权在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文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五章,就检察制度运作时的司法关联——检审、检律和检警关系等进行论述,剖析检察制度在运行时同其他相关司法部门之间的联动,说明检察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对其他司法部门产生影响并受该司法部门的牵制。第六章,通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历史特征、运行绩效和不足之处及其制约因素,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历史价值。文章力图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察制度在制度建设、职权运用等方面得以改造和完善,具有司法党化和本土化的特点,其在实施中一方面增强了人民的司法观念,提高了案件的办案效率,维护了社会公益,促进了近代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和司法经费的影响,决定了以分权和控审原则为基础的检察制度在建设中遭遇障碍和尴尬甚至发生变异。
李齐[5]（2017）在《民国时期大学教员升等研究 ——以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1941-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受到学界的关注。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如何获得任教资格,如何在学校内获得教职的晋升,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学界抑或是教育学界,在论及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时,往往仅停留于制度设计的层面,缺乏对于是项制度实际运作情况的讨论;或者,是过多地关注了非常态的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例,并以此为论据凸显民国时期大学的学术自由。因此,以具体的个案为基础,开展对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研究仍属必要,唯有如此,才能廓清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职称晋升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为当下的大学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改革提供借鉴。而现存的金陵大学档案中与教师职称晋升相关的丰富的资料,使得推进是项研究成为可能。本文关注的基础性问题即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的升等制度以及该项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并在随后切实贯彻落实了这份教育法令:《暂行规程》规定由教育部统一对各大学教员的资格进行审核、认定。1941年8月,金陵大学正式开展了教员资格送教育部审查的活动,这项活动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失去对南京的控制后才最终停止。在1941年至1949年期间,教育部围绕着大学教员资格审查,曾多次调整政策,金陵大学亦随之开展应对。本文着重关注了教育部的行政权力与金陵大学的学术自主权两者的张力,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本文认为,在执行教育部关于大学教员升等审查的政策的过程中,金陵大学逐渐放弃了自己具有教会学校特色的晋升标准,转而迁就教育部的政策;但是,当金陵大学教员的升等请求因为教育部的行政效率低下而未能获得及时的回应时,金陵大学又会积极运用学术自主权维护教员权益。就文章的结构而言,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选题缘起、学术史、资料的来源与本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正文的第一章回顾了自1898年维新派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到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及配套的《施行细则》之间一系列与大学教员的等级设置与晋升机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通过分析这些文件,本文认为,在制度设计的层面,清末至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等级设置经历了复杂的变革:从最初的一等制演化为最终的四等制。而不同等级的教员之间最初不存在明确的晋升机制,直到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推出了《大学教员资格暂行条例》,低等级的大学教员晋升至更高的等级才在制度层面成为可能。但是,在1930年代,各大学依旧各自为政,不同学校的教员等级、晋升方式仍存在不同,这样的局面直到1940年教育部推出、落实《暂行规程》才宣告结束。第二章讨论了金陵大学教员升等的制度规范及变迁。金陵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倡导服务与奉献的精神,并且,自建校以来便有注重中国文化的传统。因此,在1928年金陵大学内部制定的教员晋升规定中,强调了对于教员服务精神的考察,同时,也积极采纳了大学院再度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中关于给予"国学"学者特殊晋升通道的规定。在1940年教育部出台《暂行规程》之后,金陵大学逐渐废止了此前的内部规定,并积极谋求与教育部的政策相统一。第三章分别从金陵大学教员的角度与金陵大学专门负责处理升等申请的升等晋级委员会的角度叙述了当时教员升等的实际过程。在申请升等的过程中,教员可能会遭遇到学校、教育部行政效率的影响,而无法尽快实现升等;同时,部分教员希望对1940年的《暂行规程》作出最有利于实现自己升等申请的解释。面对此种情况,金陵大学的升等晋级委员会作为教员与教育部之间的中间人,便需要在准确贯彻教育部的政策与维护本校教员权益之间作出平衡。第四章阐述了影响金陵大学教员升等的因素,首先,是《暂行规程》明确规定的晋升条件,即申请升等者的服务年限与提交的著作。其中,任职年限是最为基础的影响因素。而用于晋升审查的著作在1940年代初期并没有被足够地重视,这一状况在教育部多次重申升等著作的重要性之后才被改变。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教员本人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教员本人在学校内部可以调动的学缘关系,都会对教员本人最终晋升成功与否产生影响。余论部分回顾了 1940年教育部制定《暂行规程》时的政策目标,结合金陵大学的个案,本文认为教育部希望给予本土学者晋升为高级教员机会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在金陵大学的教员升等过程中,由于金陵大学教员升等晋级委员会这一组织的设置,使得金陵大学拥有了有效地矛盾化解机制,这一机制值得借鉴。但是,在金陵大学教员升等实践中,亦存在的忽略教员教学成绩的情况,亦值得反思。
上官小红[6]（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著。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著。
邓海燕[7]（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认为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许效正[8]（2010）在《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1895-19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庙产问题是指各地大规模强占民间庙产所引发的全国性的社会矛盾,它是由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庙产征用政策引发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习俗与现代意识、专制习惯和民主精神、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激烈冲突的一个缩影。庙产问题开始于清末新政期间,此后时缓时急,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夕。庙产问题的持续时间很长,涉及范围很广,社会影响也很深远,对之进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对庙产问题的第一个阶段,即清末民初（1895--1916）的庙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基本思路、选题意义、研究状况、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等问题；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清政府庙产征用政策出台的物质基础和时代原因。首先分析了清末全国的庙宇种类和庙产状况,分析了全国庙宇的房屋、土地和资金数量等,认为这是清政府出台庙产征用政策的前提。接着,分析了清政府出台庙产征用政策的四个时代原因,即,改革经费的严重匮乏是其经济原因,废淫祀的传统是其政治原因,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是其文化原因,而僧道的社会形象较差则是其催化剂；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清末庙产征用政策的演变过程和实施情况。笔者首先分析了章太炎、康有为、张之洞等人的建议的异同之处以及清末庙产征用政策的演化过程,接着研究了这项政策在各地的执行情况。认为清末庙产征用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各地征用民间庙产的粗暴举动直接导致了庙产问题的产生和迅速激化；第三章,主要研究了清末庙产问题的发展概况。笔者从社会学的概念出发,从宏观上研究了清末庙产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庙产问题首先表现为外交纠纷,接着表现为僧俗争讼,最后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第四章,主要研究了民国初年庙产问题的复杂化。首先阐述了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破除迷信运动的迅猛发展对庙产问题的影响,接着阐述了袁世凯对民间庙产态度的变化以及《临时约法》的颁布对庙产问题的影响,最后阐述了民国初年庙产问题的演变过程,即从群体性暴力事件发展为社团运作和司法诉讼；第五章,主要阐述了袁世凯政府围绕庙产问题与宗教社团的博弈过程。这些博弈主要是围绕着庙产保护标准、庙产所有权归属、庙产保护起始时间以及宗教社团的地位等问题展开的。认为这些博弈是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争夺民间庙产的控制权,袁世凯政府和宗教社团都从《临时约法》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这不仅直接推动了袁世凯政府庙产政策的完善,也将清末新政以来持续激化的庙产问题逐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从而使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暂时告一段落。第六章,主要研究了袁世凯庙产政策的主要内容、特征、宗教人士对这些政策的态度,并对袁世凯政府的庙产政策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这些庙产政策既反应了袁世凯政府的意志,又积极吸收了宗教人士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既有明显的传统痕迹,又具有诸多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政策的制定,不仅为各地处理庙产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对后来的庙产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语,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清末民初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是庙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清末民初时期庙产政策的前后矛盾是庙产问题持续激化的直接原因；三是袁世凯政府的二难选择增加了解决庙产问题的难度,但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最终将庙产问题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使庙产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总之,清末民初的庙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性社会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律、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牵涉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官吏以及普通民众。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缺憾,需要本人以及同仁进行长期的共同努力。
吴玉伦[9]（2006）在《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新学兴起和农工商实业发展的背景下,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由零散、不成系统的个别规章,逐步完善为全面、系统和法制化的学制体系。其生成机理既有与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相关联的“外生性”,又有与个人利益追求和教育自身规律相关联的“内生性”。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设计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由于教育观念变革的不彻底、制度施行所需相应条件不具备、发育运作时间不充分等原因,实际成效与社会期望相差甚大,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以致被谑称为“失业教育”。 本文从两个维度对清末实业教育制度进行考察,一是以制度的演进脉络为线索,梳理制度的孕育、形成和补充、调整过程;二是以办学和教学活动为线索,分析制度对实践的规范、约束和指导作用及实际的运行成效。其中第一章分前制度化,零散、非正式制度化和系统正式制度化三个阶段,考察实业教育制度产生的背景、机理和形成过程。对前制度化期的考察,重点寻求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成分,对零散、非正式化期的考察在于分析正式制度孕育、形成的背景和实践基础。最后以文本分析的形式,从概念体系、目标体系、组织体系、结构体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等若干方面,对系统化的实业教育制度进行剖析。 制度设计和运行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论文第二章讨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执行主体。执行主体应包括办学主体和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及管理者等。清末是实业教育初创期,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批实业教育的教学机构,故此期办学主体的实践活动和影响尤其重要。同时,论文试图从个人利益追求的角度分析清末实业教育制度产生的机理,特于此章分别对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组织在实业教育领域中的实践活动和利益追求进行考察,以服务于文中有关实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的论断。分析对象包括节制学务的巡抚、劝学助学的士绅、亦商亦儒的商人等阶层,及中央机关的商部、农部,地方会所和公司,教育会、商会等机构和团体;分析内容包括各主体对实业教育的态度、兴学活动概况、参与实业教育的动机、发挥的影响等。通过对诸内容的考察,寻求各办学主体在实业教育领域里的利益追求,并探讨这些利益追求在实业教育制度产生和运作中的促动作用。 第三章围绕实业教育的施教机构,对实业教育制度规定的各层次、各类型教学组织的教学活动和办学成效进行考察。考察对象分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商船学堂、艺徒学堂等,并对清末女子实业教育进行综述。内容包括,各类学堂与相应实业领
唐凯艳[10]（2019）在《近代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研究》文中认为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原先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进入近代以来,其族人陆续赴上海经商闯荡。在实业方面,蔡氏族人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宁波纬成织布局、蔡同德堂、蔡仁茂玻璃洋铁铺、惇叙银行的投资建设,在棉纺织业、国药业、玻璃业、金融业等新式行业中均获得了不俗的成就,经济实力大增。蔡氏家族逐渐转型成为颇具代表性的近代商业家族。同众多宁波帮的发展轨迹相似,蔡氏家族经商致富后不忘桑梓,积极造福乡里,所行善举包括水利建设、社会救助、文教事业等方面。考虑到族内子弟甚繁,蔡筠历时10年修建占地2102亩的蔡氏树德堂义庄,用以赡养族内鳏寡孤独。为保证同族、异性贫寒子弟可以顺利入学,蔡筠修建敦本、星荫义塾。蔡筠的善举为潘火桥蔡氏家族成为“甬水名宗”奠定了基础。其后代继承蔡筠美德,亦继续行善。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蔡氏家族捐助灵桥重修、它山堰水利的治理,参与义赈,创办蔡氏旅沪同宗会帮助贫苦族人,捐助友人出国游学等等。慈善教育事业是蔡氏家族参与的另一项重要事业。自蔡筠在树德堂义庄内设敦本义塾,免费支持族内子弟入读初小,后辈出资改良扩建敦本小学、星荫小学,建立星荫幼稚园,发起成立效实中学、大公职业学校,有力地振兴了地方教育事业。蔡氏家族热衷慈善公益事业的原因,既有身处宁波独特地理位置、时代潮流、近代格局变乱的影响,也承袭于从小受到的行善传统、个人信仰熏陶等因素,是社会历史背景和家族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慈善公益活动提高了家族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和名望,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地方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蔡氏家族建立的慈善公益事业,对于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教员积资法令(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员积资法令(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著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章 周湘生平考证 |
| 第一节 周湘经历考证 |
| 第二节 周湘师承问题考证 |
| 第二章 周湘绘画实践和理论 |
| 第一节 周湘的绘画艺术 |
| 第二节 《周湘山水画谱》及绘画美学思想 |
| 第三节 《水彩画二十四孝图说》研究 |
| 第三章 周湘美术教育实践与办学模式 |
| 第一节 上海油画院 |
| 第二节 背景画传习所 |
| 第三节 中华美术专门学校 |
| 第四章 周湘创办刊物考证 |
| 第一节 《中华美术报》考证 |
| 第二节 周湘与《美育》杂志考证 |
| 第五章 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进程 |
| 第一节 周湘之前的中国近代新式美术教育 |
| 第二节 周湘创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基础 |
| 第三节 周湘与土山湾画馆 |
| 第四节 周湘与上海美专的纠葛 |
| 第六章 周湘在美术教育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一节 作用与评价 |
| 第二节 办学成就与影响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湘年谱 |
| 附录二 周湘研究、评论辑录 |
| 附录三 上海油画院章程 |
| 附录四 《中华美术报》第1-8号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旨趣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 |
| 一、制度来源 |
| （一）国外检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二）检察制度的引进及初步发展 |
| 二、理论来源 |
| （一）西方分权学说 |
| （二）社会本位思想 |
| 三、制度设计 |
| （一）制度设计的法律基础 |
| （二）法界人士与制度设计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机关的设置与管理 |
| 一、各级检察机关的设置 |
| （一）最高法院检察署 |
| （二）高等法院检察处 |
| （三）地方法院检察处 |
| 二、各级检察机关的处务管理 |
| （一）检察机关的考勤制度 |
| （二）检察官的工作分配 |
| （三）检察机关的行文制度 |
| （四）检察职员的职责分工 |
| （五）检察机关的簿记制度 |
| 三、检察一体原则 |
| （一）检察机构的层级设置 |
| （二）检察人员组成上的层级关系 |
| （三）检察一体原则的体现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人员的构成及管理 |
| 一、检察人员的构成 |
| （一）检察人员类别构成及分布 |
| （二）检察人员的教育程度 |
| （三）检察人员的年龄构成 |
| （四）检察人员的在职年限 |
| （五）检察人员的籍贯分布 |
| 二、检察官的考试与培训 |
| （一）检察官的考试 |
| （二）检察官的培训 |
| 三、检察官的任用与待遇 |
| （一）检察官的任用 |
| （二）检察官的待遇 |
| 四、检察官的考核与奖惩 |
| （一）检察官的考核办法 |
| （二）检察官的奖惩办法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机关的职权与运作 |
| 一、刑事案件中的检察职权 |
| （一）实行侦查 |
| （二）提起公诉 |
| （三）实行公诉 |
| （四）担当自诉和协助自诉 |
| （五）监督判决执行 |
| 二、特别程序及民事诉讼中的检察职权 |
| （一）特别程序中的检察职权 |
| （二）民事诉讼中的检察职权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司法关联 |
| 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关系 |
| （一）检审关系的确立 |
| （二）检审机构的设置模式 |
| （三）检审制约关系 |
| （四）检审关系的检讨 |
| 二、检察机关与律师的关系 |
| （一）检律关系的确立 |
| （二）检察机关对律师公会的监督 |
| （三）检察机关对律师的监管 |
| 三、检察官与司法警察的关系 |
| （一）近代中国检警侦查体制的确立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检警关系考察 |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历史评析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历史特征 |
| （一）司法党化及其影响 |
| （二）司法本土化及其表现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进步意义 |
| （一）检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
| （二）检察制度增强了社会法律维权观念 |
| （三）检察制度维护了社会公益、提高了办案效率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
| （一）检察制度历史局限性的表现 |
| （二）检察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 |
| 结语 |
| 附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颁行的有关检察制度的主要法规、法令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民国时期大学教员升等研究 ——以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194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缺陷与衍生问题 |
| (二) 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过程研究 |
| (二)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聘任研究 |
| 三、主要资料 |
| (一) 档案类 |
| (二) 民国图书、期刊与报纸 |
| 四、主要内容及学术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大学教员晋升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一节 晚清及北京政府时期的大学教员等级划分 |
| (一) 清末大学教员的等级设置 |
| (二) 北京政府时期的大学教员等级设置 |
| (三) 北京政府时期大学教员的晋级机制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教员晋升机制 |
| (一)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教员晋升制度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教员晋升制度 |
|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教员晋升制度 |
| 第二章 金陵大学的教员升等的制度规范 |
| 第一节 金陵大学的办学理念与早期的教员晋升规则 |
| (一) 金陵大学的办学特色、理念与教员的晋升规则 |
| (二) 金陵大学教员的升等规则 |
| 第二节 金陵大学教员升等的基本流程 |
| (一) 行政领导的推荐 |
| (二) 升等晋级委员会的初审 |
| (三) 升等晋级委员会的决定 |
| (四) 向教育部的呈报、印花费的缴纳及教育部的回复 |
| 第三章 金陵大学教员升等的实际情况 |
| 第一节 教员:升等中的求助者 |
| (一) 申请者与行政效率 |
| (二) 申请者与抗议行动 |
| 第二节 升等晋级委员会:中间人 |
| (一) 升等晋级委员会的组织与权限 |
| (二) 教员升等的政策制定与难题的解决 |
| 第四章 影响教员升等的因素 |
| 第一节 制度性因素:年资与著作 |
| (一) "年资":基础性与唯一性之辨 |
| (二) "著作":逐渐重要的因素 |
| 第二节 非制度性因素:教员的身份 |
| (一) 行政职务 |
| (二) 学缘关系 |
| 余论 |
| (一) 教员升等过程中的申诉渠道 |
| (二) 被忽视的"教学成绩" |
| 附录一: 金陵大学历次升等晋级委员会会议重要议决案整理 |
| 附录二: 1944年金陵大学部分申请升等教员信息汇录 |
| 附录三: 教育部核准教员资格至下发证书的周期 |
| 附录四: 金陵大学部分教员的升等著作汇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概况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闽籍华侨数量估算与海外分布 |
| 第二节 闽籍华侨的经济地位与职业结构 |
| 第三节 闽籍华侨的文教社团及其影响力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务机构设置与侨务理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福建暨南局的兴废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闽省的侨务机构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上) |
| 第一节 出入境管理与移民 |
| 第二节 争取与疏通侨汇 |
| 第三节 鼓励华侨回省投资政策 |
| 第四节 倡导侨办教育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下) |
| 第一节 侨政与福建归侨团体的兴起 |
| 第二节 福建归侨侨眷之战时救济 |
| 第三节 保护归侨侨眷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福建海外侨政 |
| 第一节 管理与密切联络海外闽侨社团 |
| 第二节 海外宣慰与宣传 |
| 第三节 保护海外华侨 |
| 第六章 侨政效果 |
| 第一节 侨乡施政效果 |
| 第二节 海外侨政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8）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1895-19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 第1章 清末庙产征用政策的出台背景 |
| 1.1 庙产征用政策出台的物质基础-清朝末年的庙产状况 |
| 1.1.1 清朝末年的庙宇种类 |
| 1.1.2 清朝末年的庙宇数量 |
| 1.1.3 清朝末年的庙产概况 |
| 1.2 清末的庙产政策出台的时代原因 |
| 1.2.1 资金匮乏是经济原因 |
| 1.2.2.废淫祠的传统是其政治原因 |
| 1.2.3 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是其文化原因 |
| 1.2.4 佛徒道众的社会形象较差是其助推剂 |
| 第2章 清末庙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 2.1 清末征用庙产政策的制定和演变 |
| 2.1.1 征用庙产政策的出台 |
| 2.1.2 征用庙产政策的实施 |
| 2.1.3 征用庙产政策的波折 |
| 2.1.4 征用庙产政策的继续 |
| 2.2 清末各地对民间庙产的征用情况 |
| 2.2.1 对庙宇房屋的占用 |
| 2.2.2 对庙宇土地的征用 |
| 2.2.3 对庙宇资金的征用 |
| 第3章 清末的庙产问题 |
| 3.1 庙产问题的开端——浙江事件 |
| 3.2 庙产问题的发展——僧俗诉讼 |
| 3.3 庙产问题的激化——官民冲突 |
| 3.3.1 僧道与官府的暴力冲突 |
| 3.3.2 传统士绅与官府的暴力冲突 |
| 3.3.3 普通民众与官府的暴力冲突 |
| 第4章 民初庙产问题的复杂化 |
| 4.1 辛亥革命后各地征用民间庙产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
| 4.1.1 新政权征用民间庙产力度的加大 |
| 4.1.2 破除迷信运动对庙产的冲击 |
| 4.2 民国初年发生的有利于保护民间庙产的变化 |
| 4.2.1 袁世凯对民间庙产态度的转变 |
| 4.2.2 《临时约法》对庙产问题的影响 |
| 4.3 民国初年普通百姓的反抗 |
| 4.3.1 暴力冲突 |
| 4.3.2 司法诉讼 |
| 第5章 袁世凯政府的应对之策 |
| 5.1.袁世凯政府与宗教社团的博弈 |
| 5.1.1 关于宗教庙产判断标准的博弈 |
| 5.1.2 关于宗教庙产所有权归属的博弈 |
| 5.1.3 关于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博弈 |
| 5.2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佛教总会的整治和打压 |
| 5.2.1 中华佛教总会特殊地位的形成 |
| 5.2.2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佛教总会的整治 |
| 5.2.3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佛教总会的打压 |
| 第6章 袁世凯政府的庙产政策评述 |
| 6.1.袁世凯政府庙产政策的主要内容 |
| 6.1.1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的主要内容 |
| 6.1.2 《管理寺庙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
| 6.2 佛教道教人士对《管理寺庙条例》的批判和接受 |
| 6.2.1 对寺庙的分类的批判 |
| 6.2.2 关于庙产所有权问题的批判 |
| 6.2.3 太虚大师对《管理寺庙条例》原则的认同 |
| 6.3 袁世凯政府的庙产管理政策的影响 |
| 6.3.1 在法律上弥合了正统信仰和民间信仰的裂痕 |
| 6.3.2 取消了各类寺庙和宗教的特权 |
| 6.3.3 对以后的庙产管理政策的影响深远 |
| 结语 |
| 一、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是清末民初庙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
| 二、政策的前后矛盾是清末民初庙产问题不断激化的直接原因 |
| 三、袁世凯政府的庙产政策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将庙产问题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9）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末实业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
| 第一节 前制度化的职业技术教育 |
| 一、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成分 |
| 二、学徒制中的职业技术教育 |
| 三、前制度化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环境 |
| 第二节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孕育、形成和调整 |
| 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
| 二、实业教育制度的实践基础 |
| 三、实业教育制度文本的出台 |
| 四、实业教育制度的补充与调整 |
| 第三节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文本分析 |
| 一、概念体系与目标体系 |
| 二、结构体系与组织体系 |
| 三、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
| 第二章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执行主体 |
| 第一节 权重一方、节制学务的总督巡抚 |
| 一、督抚兴办实业教育的概况 |
| 二、督抚参与的动因分析 |
| 三、督抚兴学的特点 |
| 四、督抚在实业教育中的作用 |
| 五、周馥、端方个例分析 |
| 第二节 劝学助学、造福桑梓的地方士绅 |
| 一、士绅参与的活动概述 |
| 二、士绅参与的动机分析 |
| 三、士绅参与的历史作用 |
| 四、孙诒让、熊希龄个例分析 |
| 第三节 父实业、母教育的实业巨子 |
| 一、周学熙的实业教育实践 |
| 二、盛宣怀的实业教育实践 |
| 第四节 亦商亦儒、热心向学的商人和商人组织 |
| 一、商人和商人组织的兴学活动 |
| 二、商人和商人组织的办学特色 |
| 三、商人和商人组织兴学的动力来源 |
| 第五节 实业教育的其他兴办主体 |
| 一、中央机关之商部(农工商部) |
| 二、中央机关之邮传部 |
| 三、地方局、所、会社及公司 |
| 四、各地教育会 |
| 第三章 实业教育制度的施教机构 |
| 第一节 农业教育: 教喻服田力穑、冀图地无弃才 |
| 一、清末农业教育兴起的背景 |
| 二、农业学堂兴办述略 |
| 三、农业教育的总体规模与结构布局 |
| 四、农业教育的成效与局限 |
| 第二节 工业教育: 精研器物制造、造就局厂工师 |
| 一、工业教育的兴起 |
| 二、洋务时期的工业技术学堂 |
| 三、癸卯学制前的工业教育 |
| 四、实业学堂的工业教育 |
| 五、工业学堂办学实例 |
| 第三节 商业教育: 通晓商事商情、促进贸易繁盛 |
| 一、新式商业教育兴起的背景 |
| 二、商业教育体系的初创 |
| 三、清末商业教育的特点和成效 |
| 第四节 铁路学堂: 发达交通枢纽、蓄养铁路工师 |
| 一、负笈游学，取石他山——清末铁路教育的开端 |
| 二、诸校迭兴、体系初创——清末铁路教育的兴办梗概 |
| 三、弃旧图新、求实通达——清末铁路教育的管理和教学 |
| 四、微效初著、罅隙待补——清末铁路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 第五节 矿业学堂、商船学堂和艺徒学堂概述 |
| 一、研求矿脉矿质、培养矿工矿师的矿业学堂 |
| 二、授以航海技艺、造就管带驾驶的商船学堂 |
| 三、教授粗工浅技、裨益贫家子弟的艺徒学堂 |
| 第六节 女子实业教育:传授劳动技术、养成自立资格 |
| 一、女子实业教育的门类 |
| 二、女子实业教育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
| 第四章 清末实业教育的教学和管理 |
| 第一节 实业教育行政管理 |
| 一、实业教育中央行政管理 |
| 二、实业教育地方行政管理 |
| 第二节 实业教育学堂行政管理 |
| 一、实业学堂行政组织机构 |
| 二、总办和监督的人选及作用 |
| 第三节 实业教育财政和财务 |
| 一、实业教育财政 |
| 二、实业学堂财务管理 |
| 第四节 实业教育师资 |
| 一、实业教育师资的来源 |
| 二、实业教育师资管理 |
| 三、实业教育师资的总体状况 |
| 第五节 实业学堂学生 |
| 一、学生数量 |
| 二、入学资序 |
| 三、学生管理 |
| 四、学生出路 |
| 五、学生“滋事” |
| 第六节 课程、教学和考试 |
| 一、实业教育的课程 |
| 二、实业教育的教学 |
| 三、实业教育的考试 |
| 第五章 比较与鉴别 |
| 第一节 清末实业教育的比较分析 |
| 一、实业教育的内部比较 |
| 二、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的比较 |
| 三、清末实业教育与同期国外同类教育的比较 |
| 第二节 清末实业教育的历史定位 |
| 一、实业教育的历史成就 |
| 二、是“实业教育”还是“失业教育” |
| 第三节 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 |
| 一、民初实业教育的发展 |
| 二、实用主义教育的一度流行 |
| 三、职业教育的发展 |
| 四、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系与分野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10）近代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蔡氏家族的历史沿革 |
| 一、蔡氏家族概述 |
| 二、蔡氏家族的近代转型 |
| 三、蔡氏家族的近代形态 |
| 第二章 蔡氏家族的慈善公益事业 |
| 一、兴修水利 |
| 二、赈灾救荒 |
| 三、其他慈善公益事业 |
| 第三章 蔡氏家族与地方教育事业 |
| 一、建立义塾 |
| 二、创建幼稚园、小学 |
| 三、捐资兴办中学、职业学校 |
| 第四章 蔡氏家族的慈善公益事业评析 |
| 一、蔡氏家族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动因 |
| 二、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的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十九世岘苔公墓志铭》（张之洞撰） |
| 二、《二十三世仁初公五十寿序》（聂其杰撰） |
| 三、《鄞县蔡君仁初墓表》（鄞县高振霄撰、潮阳陈运章书） |
| 四、《蔡君雨潮家传》（张寿镛撰） |
| 五、1921-1924年蔡氏旅沪同宗会会员题名录 |
| 致谢 |
四、教员积资法令(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2]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3]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D]. 马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06(12)
- [4]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研究（1927-1937）[D]. 黄俊华. 河南大学, 2016(02)
- [5]民国时期大学教员升等研究 ——以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1941-1949）[D]. 李齐. 南京大学, 2017(08)
- [6]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7]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8]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1895-1916）[D]. 许效正. 陕西师范大学, 2010(11)
- [9]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D]. 吴玉伦. 华中师范大学, 2006(09)
- [10]近代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 唐凯艳.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