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补充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李攀[1]（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王佳宁[2]（2017）在《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98～20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改革发端,到深化改革呐喊,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开大阖,其进程中的若干主次、节点值得系统回顾总结。当改革转入全面制度创新的轨道,理性回望来路,梳理40年改革脉络,使改革朝纵深探索,多见成效,少走弯路,减少成本,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国经济学品牌期刊,《改革》始终关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与读者一同见证和回眸中国改革开放征程。本期摘编整理19982002年大事,敬请垂注!
贵州省人民政府[3]（2012）在《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1979年—2010年）的决定》文中提出贵州省人民政府文件黔府发[2012]6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及时清除阻碍改革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维护法制统一、确保政令畅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省人民政府对1979年至2010年期间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
严士清[4]（2012）在《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城乡隔离、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等的负面效应。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拨乱反正”之前,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不断强化,使城乡隔离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更为牢固。“拨乱反正”后中央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非正常的城乡人口“对流”被遏制、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究其原因,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因被绑定了多种社会管理功能,造成城乡隔离、导致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实施“自理口粮户口”政策以来,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放开、由点到面逐步地展开。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小城镇开始,接着大中城市进行多样化尝试,稍后省、自治区在其辖区内进行改革探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得到了改善。大中城市政府实施的落户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改革、实施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等措施,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向更广的区域。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统一城乡户口改革的推进,使其辖区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公民在身份标识上实现了统一,也加快了革除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的步伐；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部分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因没有当地户口而导致的工作、学习、子女教育上的困难,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加速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本文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特征。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分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两个演化阶段。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空间上隔离,称之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同“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所组成的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隔离及其福利待遇差异的矛盾。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国户籍制度遂演变为“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福利待遇不平等的矛盾。其次,根据户籍制度演变过程中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情况,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体系进行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和身份定格功能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是对居民居住、就业、接受义务教育、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户籍身份进行规定（划分）,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身份定格功能从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两个方面对居民身份进行界定。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它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邦定提供了“接口”。所以,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不是“替罪羊”,而是发挥了“助手”或“帮凶”作用。显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从居民等级身份定格和居民空间身份定格两个方面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使中国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回归到一元户籍制度。第三,根据户籍制度改革中户籍结构变动情况,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分为“先三后一”型、“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和“合二为一”型四种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前期阶段出现的“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为有别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第三类户口形式。因此,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期为构建三元户籍结构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后期是将“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同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合并为城镇户口。这一改革阶段称为三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改革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构成,故称为“先三后一”型的改革路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三种路径,其中,城市落户制度改革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落户门槛,将农村人口转变城市户口,用二元户籍结构中的城市户口来消化吸收农村户口,最终实现二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形式称为“以一化二”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实行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是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建立新的“第三元户口”,同时规定“居住证转城市常住户口”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种通过第三元户籍形式使二元户籍结构向一元化过渡的改革实践,称为“三元过渡”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是在其辖区内将城乡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逐步实现所有居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将城乡两种户籍形式整合为一种,以实现户籍结构的一元化,故被称之为“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显然,省、自治区尺度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种路径区：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属于“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实行区域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则属于“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第四,分析小城镇、大中城市、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同路径的实施效果。小城镇采取的“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有效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小城镇户籍结构一元化的进程。但发达地区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这一改革路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特定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被迫叫停的事例。若向全国推广,必须谨慎行事。大中城市采取“合二为一”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对迅速推进辖区内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解决非本辖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同户籍人口福利待遇差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效果甚微。大中城市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能够部分解决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上的困难,让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又能避免因大量人口流入而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第五,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根据采用四种不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状况、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条件。“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户口福利承载量比外来人口户籍地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户口福利承载量同外来人口户籍地户口福利承载量迅速接近的城镇或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小,通过设置适当的落户门槛,能够推动辖区内户籍结构一元化的城市或城镇。“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外来人口数量少、统一辖区内的城乡户口能够迅速推进户籍结构的一元化进程的城市,或者外来人口数量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小的区域。“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大,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城市或区域。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两种措施,即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首先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乡城流动人口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增加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统筹的力度；建立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城市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动态机制,使农村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城市户口；不断增加大中城市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不断降低城市居住证转常住户口的门槛,有利于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户籍制度改革中,也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欠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因当地户口的社会福利承载量小,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采取“以一化二”的改革路径,以加速户籍制度一元化步伐。在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宜采用居住证制度或者居住证制度同积分入户相衔接的“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这样,既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又能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或城镇产生的巨大冲击；在特大城市及少数大城市,可以采取“多元居住证制度”以满足不同类型城市外来人口的迫切需求,为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熊万胜[5]（2012）在《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文中提出本文思考的问题是：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基础是什么。市场秩序的最终反映是价格的稳定,但价格的背后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发现,在我国的粮食市场中,一些新型的社会结构因素已经形成,这些新的结构因素对价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用“体系”一词来概括新出现的社会结构。所谓“体系”指的是社会系统结构在权力与资源分布上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通常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粮食市场体系是一个粮食生产、经营和管理主体之间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心—边缘体系,包括中心结构、中间结构和边缘结构。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是国家管理粮食工作的科层体系；中间结构主要是由储备粮系统、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粮食批发市场、各种规模的粮食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构成；边缘结构则由未能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的农民集体、基层农业服务部门、中小粮食企业、个体户和种粮农户组成。在体系的内部,中心结构、中间结构与边缘结构之间存在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逐渐被制度化了。体系的出现是粮食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在粮食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稳定与粮价放开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其中,市场稳定是粮价放开的前提,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体系的形成使得这对矛盾的化解成为可能。在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化、市场统一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是同步发展的,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从实现市场统一的目标出发,可以认为粮食市场化改革存在两种路径,在2001年以前,实施的是以地方为重心的市场统一化方案,但改革遭到了失败,于是,中央转向了强化中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中央级国有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控制能力,并通过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产权改革,有效地瓦解了地方的政企合一关系。在粮食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粮食产业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得到了保留,其上层还在强化宏观调控机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它们形成了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新出现的那些中央级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相关企业构成了粮食市场体系中间结构的上层部分。随着国家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大,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对于民营粮食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府与民营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这些民营龙头企业和在改革中保留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一起构成了粮食市场体系中间结构的中下层部分。在国家专注于推动粮食市场化特别是强化市场的统一性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那些微小的生产经营主体和最基层的农民集体逐渐地被边缘化,它们成为粮食市场体系的边缘结构。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以后,市场经营的风险大增,各种新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环境同时趋于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依靠基层组织发动农民,越来越转向了指望企业与个体户带动农户。这个根本转变使得农户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越来越深刻地受到权力与资本的联合控制。体系对龙头企业和粮食经纪人的扶持,在短期内可能是帮助了农民,但长期地看,也排挤了组织经营农户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组织承包农户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小规模的承包农户向适度规模的经营农户的自发升级通道还存在障碍,经营农户在与雇佣农场的竞争中也不占优势。结果,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的前途日趋模糊。体系的形成与运作对于粮食价格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机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完整,使得不同部分之间可以相互支撑,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系统的基本功能；第二,体系内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化,使得粮食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有序和稳定的；第三,体系促进了供需平衡。因为,在粮食供应略微偏紧和体系结构还比较完整的前提下,有关部门确实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刺激生产,而且可以大致地预见这种投入的增产效果。依托粮食自给政策、储备粮系统、全国批发市场和其它国有粮食企业,体系结构对于流通的控制能力是强大的。近十年来,我国粮价避免了大起大落,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与体系的形成是有关系的。体系的出现带来了粮价的稳定,但是,体系自身却是不稳定的。如果体系沿着既有的逻辑继续强化自身,有可能威胁体系自身的可持续性。因为,体系的形成不完全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出于多种行动者的自主行动的复合作用,它整体上必然是无意识的,它的稳定也具有偶然性。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需要自觉地对体系进行改进,那么,这种自觉改进的方向是什么?
陈印静[6]（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表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本刊编辑部[7]（2008）在《抚脉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1998～2002）》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12月,伟大祖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庆典。30年的沧桑巨变,谱写了几千年中国历史最为灿烂辉煌的篇章。作为关注中国转型和发展的经济学品牌期刊,《改革》隆重推出"抚脉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以经济视角观瞻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运行轨迹及发展脉络,与读者一起见证和回眸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从2008年第2期开始,至2008年第7期结束,分6期载完。本期摘编整理1998～2002年大事.敬请关注!
易新涛[8]（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李建中[9]（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指出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广东省人民政府[10]（2000）在《关于省人民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及各部门审批核准事项清理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府直属有关单位:改革审批制度,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的一项重要改革。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政府从微观的、行政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向
二、江西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补充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补充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98～2002）（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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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
（4）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阶段的研究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研究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 |
| 四、新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分析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一、二元经济结构 |
| 二、计划经济体制 |
| 三、人口数量巨大、人均资源贫乏 |
| 四、紧张的国际形势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过程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萌芽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形成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开始形成 |
| 二、城乡差别不断扩大 |
| 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追赶战略”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时期户籍制度的功能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空间特征 |
| 第三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背景 |
| 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
| 二、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下降 |
| 三、“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政治状况恶化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过程 |
| 一、“大跃进”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态进一步强化 |
| 二、城乡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第四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背景 |
| 一、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 |
| 二、“上山下乡”运动暴露的问题 |
| 三、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
| 四、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终结 |
| 五、城乡差距的存在 |
| 六、城市容量的限制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过程 |
| 一、对“农转非”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
| 二、“冤假错案”平反中相关人员城市户口的恢复 |
| 三、返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恢复 |
| 四、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政策的出台 |
| 五、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况发生了变化 |
| 二、城市常住人口间的等级性开始形成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空间特征的变化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五章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城镇外来人口的迅速增长 |
|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
| 三、就业制度同户籍制度绑定关系的变化 |
| 四、义务教育制度同户籍制度的绑定关系的变化 |
| 五、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
| 六、城市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第二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 |
| 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小城镇“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一、绝大多数小城镇户口已经失去吸引力 |
| 二、发达地区小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三、发达地区的部分小城镇落户门槛被逼抬高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动力 |
| 五、“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 |
| 第六章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化尝试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背景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城市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
| 三、户口管理“四项举措”的出台 |
| 四、西部大战略的实施 |
| 五、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设立 |
| 第二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路径特征 |
| 一、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历程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湖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二、石家庄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三、郑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大中城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中城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六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三、大中城市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七章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需不足 |
| 三、最高决策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 |
| 第二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过程 |
| 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区域性“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五、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八章 未来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过程特征 |
| 一、新中国户籍结构的演变过程 |
|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三、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及选择的依据 |
| 一、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 |
| 二、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 |
| 三、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 |
| 四、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理想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采用理想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路径的前提 |
| 一、确立中央政府在户籍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
| 二、建立缩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的动态机制 |
| 三、及时准确地把握户籍制度改革两种路径的适用范围 |
| 四、尽快寻找新的“管理平台”以取消户籍制度的异化功能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经济学中的市场秩序研究 |
| 1.1.1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秩序考量与自发秩序理论 |
| 1.1.2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
| 1.1.3 宏观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分析 |
| 1.1.4 本土学者对市场秩序的研究 |
| 1.1.5 本土学者对于粮食市场秩序的研究 |
| 1.2 社会学对市场秩序的理解 |
| 1.2.1 对嵌入性的论证 |
| 1.2.2 新老经济社会学中的市场秩序 |
| 1.2.3 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的市场秩序问题 |
| 1.3 解释框架与基本概念 |
| 1.3.1 体系中的秩序 |
| 1.3.2 基本概念 |
| 1.3.3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1.4.1 方法论的考虑 |
| 1.4.2 选取的产业调查对象:粮食产业 |
| 1.4.3 选取的社区调查对象:安徽省桐汭县 |
| 1.4.4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 第2章 作为社会结构的粮食市场体系 |
| 2.1 粮食市场体系的结构 |
| 2.1.1 关系结构:一个多维和多层次的中心-边缘体系 |
| 2.1.2 制度与场域:强大的权力媒介 |
| 2.1.3 不可忽视的行动者 |
| 2.2 体系概念的理论资源:作为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基础 |
| 2.2.1 西方理论家对于国家自主性的认知及其迟疑 |
| 2.2.2 对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基础的讨论 |
| 2.2.3 国家自主性在粮食市场体系中的体现 |
| 2.3 体系概念的政策依据:一种迅速上升的文本现象 |
| 2.3.1 "体系"一词在农业政策文本中用量的增加 |
| 2.3.2 "体系"一词在农业政策文本中的用法 |
| 2.3.3 体系与体制 |
| 第3章 粮食市场化与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 |
| 3.1 对粮食市场化过程的重新解释 |
| 3.1.1 体系形成是价格放开的结构条件 |
| 3.1.2 粮食市场化的方向明确阶段(1978-1992年) |
| 3.1.3 中央集权、市场统一与主体多元的同步发展阶段(1993-2004年) |
| 3.1.4 体系的中心结构强化阶段(2004年至今) |
| 3.2 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 |
| 3.2.1 粮食生产主体的规模分化 |
| 3.2.2 粮贩子队伍的发展壮大 |
| 3.2.3 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内部分化 |
| 3.2.4 桐汭县的粮食购销主渠道 |
| 3.2.5 非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与分类 |
| 3.3 市场空间体系与行政区划体系的分离 |
| 3.3.1 市场空间结构的改变 |
| 3.3.2 大型粮油批发市场的空间分布 |
| 第4章 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 |
| 4.1 我国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基本结构 |
| 4.1.1 我国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的一般结构 |
| 4.1.2 地方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区域差异 |
| 4.1.3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
| 4.2 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的弊病以及调整 |
| 4.2.1 既有的讨论 |
| 4.2.2 多头管理与整合努力 |
| 4.2.3 过度集权与分权实践 |
| 4.3 粮食局系统的集权化 |
| 4.3.1 基层粮站与农民关系的断裂 |
| 4.3.2 粮食局系统的集权化 |
| 第5章 粮食市场体系的中间结构 |
| 5.1 国家财政扶持政策与中间结构的形成 |
| 5.1.1 财政扶持的重点从基层转向企业 |
| 5.1.2 财政扶持转向企业的机制 |
| 5.2 国家粮食储备政策与中间结构 |
| 5.2.1 我国储备粮制度的演变 |
| 5.2.2 国家粮食储备的行政管理 |
| 5.2.3 承储与代储制度及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3 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建设与中间结构 |
| 5.3.1 政府发展批发市场的努力 |
| 5.3.2 国家对两种市场空间体系的整合 |
| 5.4 在钻营的过程中被制度化 |
| 5.4.1 中心结构对于市场法人的制度化甄别 |
| 5.4.2 法人行动者的策略性嵌入 |
| 第6章 粮食市场体系的边缘结构 |
| 6.1 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困境 |
| 6.1.1 经营农户及其在桐汭的分布 |
| 6.1.2 11个村民组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 |
| 6.1.3 经营农户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
| 6.2 基层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退化与结构改变 |
| 6.2.1 体系的形成与基层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的虚化 |
| 6.2.2 基层组织农业服务体系的新结构 |
| 6.3 个体户的角色双重化 |
| 6.3.1 作为政府为农服务帮手的农村个体户 |
| 6.3.2 作为管理对象的个体户 |
| 6.3.3 对体系的顺从或远离 |
| 第7章 体系维系秩序 |
| 7.1 体系的关系结构对市场秩序的影响 |
| 7.1.1 我国粮食市场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及其相互协调 |
| 7.1.2 作为"补台机制"的边缘结构 |
| 7.2 体系的制度/场域结构对市场秩序的影响 |
| 7.2.1 国家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手段 |
| 7.2.2 体系化的微观控制 |
| 7.2.3 体系内的相互牵制 |
| 7.2.4 体系的自我修正能力 |
| 7.3 部分地重建粮食市场的计划性 |
| 7.3.1 粮食基本自给政策 |
| 7.3.2 产量控制 |
| 7.3.3 流通量的控制 |
| 第8章 结语:体系自身的不确定性 |
| 8.1 体系的自我否定趋势 |
| 8.2 体系自我改进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卷内备考表 |
（6）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四、江西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补充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98～2002）[J]. 王佳宁. 改革, 2017(04)
- [3]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1979年—2010年）的决定[J].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2(03)
- [4]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5]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D].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 2012(06)
- [6]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抚脉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1998～2002）[J]. 本刊编辑部. 改革, 2008(06)
- [8]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9]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10]关于省人民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及各部门审批核准事项清理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J].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政报, 20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