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的两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瑶[1]（2021）在《Q市税务稽查局内部控制机制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张正伟,李建军,陈在上[2]（2020）在《捕诉合一:从制度到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的两大重要职能,捕诉关系直接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尽管"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争论不一,但是,基于捕诉合一试点运行情况,推行捕诉合一势在必行。当前,"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不再是讨论的重点,如何实行捕诉合一才是重要的工作部署。对于捕诉关系的调整,捕诉合一应当从制度层面予以设计。捕诉合一的设计需要和司法责任制、逮捕诉讼化、听证审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等制度调整相适应。捕诉合一改革功效的发挥更多地需要通过具体的办案机制来落实。基于捕诉合一试点地区所积累的经验,捕诉合一办案机制需要从分案机制、侦查引导机制和案件评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化。
李晶淼[3]（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孙世萍[4]（2020）在《刑事错案论》文中研究说明公平正义一直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然因一批冤错案的曝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小的震动,并引发关于“错案”问题的激烈讨论,由此也拉开了第四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错案率作为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指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也许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极度渴望,也许是出于改革的迫切心情,人们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刑事错案的成因以及预防的研究中,而对于刑事错案的本来样貌却甚少关注,并出现刑事错案概念泛化、重事实认定轻法律适用等倾向。这非常不利于对刑事错案的正确认识,也不利于全面系统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此,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冷静、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错案”问题以及相关司法改革问题。本文从认识论出发,重新界定刑事错案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刑事错案的法律属性,厘清事实认定对象与法律适用对象的界限,并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避开“错案预防”的习惯性视角,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在全面认识刑事错误的基础上,以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在刑事错案本原中重新审视抑制刑事错案的路径与方法,并重点从法律安全区的提倡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法官职业评价体系的完善等三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为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参考。
刘冰捷[5]（2020）在《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文中研究说明警察执法的体系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运作的规律性总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理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建立有法可依、执法有据、稳定统一、正当权威的履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法治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执法效能的提升,并且该提升应当具有理性权威和正当性,这对公安领域警察法制的体系化水平与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的研究产生了现实推力,同时,警察执法实践的规律性分析也能为公安机关在社会秩序中的治理现状提供评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警察也不断展现出其职权履行的现代性变革。警察的现代性变革不仅仅表现在警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于警察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限制和保护的平衡努力中。警察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基层一线执法警察的每一次个案执法进行表达的,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能够对警察执法的体系有清晰的结构性认知,进而探索警察在维护治安秩序过程中的治理脉络。警察依据法律规范履行其职能时,常常会面对制度化的执法缺陷。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我国警察类法律法规的现有规范无法适应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多且新型的治安秩序矛盾,导致公安机关不得不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细化警察类法律本文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文件治国”的大趋势下具有极高的适用频率,基层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和行政应诉中,规范性文件成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主要执法依据。但是,海量的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警察职能的规范上,时常呈现出适用冲突的局面,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因此,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执法中的适用冲突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化分析,以及规范性文件所构造出的实际警察执法的样态与模式,试图在社会秩序治理中对警察执法的制度逻辑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将警察法律法规、政治改革决策、政府治理文件和行政诉讼裁判的理论与实践贯通一体,打通立法维度、执法维度、司法维度的隔阂,尝试在法学规则与秩序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对秩序治理的实际运行机理作出观察,并从法学维度作出理论回应。借助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法学论文证成内容的原因在于,法律所代表的规则与秩序是多维度的,只有把多种维度的规范分析放到动态的可变项中观察,才能对法律作出彻底的研究,提出可靠的规律性解释。尤其是在现代行政法“结构性理论变迁”背景下,愈来愈重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式、协商式及多因素考量式的执法过程动态研究,因此,引入“社会控制概念论”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必要性也随之提升。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有关警察执法的研究创新点呈现出三重构造:第一,通过对警察执法中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分析,提供现有警察类法律规范实施现状的客观评估;第二,分析总结警察实际执法的经验性事实,试图解释适用规范性文件导致警察职权履行困境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公安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回应。第一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产生、发展及革新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警察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基本范畴概念——警察权的本土化阐释,并且对后四章警察执法的体系化讨论形成基础性理论支撑。从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国家决策的长期选择所形成的特定轨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双向融合,以及根据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警察职权的重心,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呈现出“稳定奇迹”的关键。从本土警察权产生开始,我国警察制度便以治安型警察权概念为主体,通过建立国家化、职业化的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提升国家强制控制力,我国以治安型警察权为主体概念的类型选择延续至今,这区别于概括性内务行政警察权概念。基于治安型警察权概念,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展现出的第一种特征便是填补型警察权,即通过警察这一组织机构,在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线的同时,根据警察工作模式及警务运作机制的特点,赋予警察其他的行政职权或国家权力。政治统合性是本土警察权展现出的第二种特征,也是我国当下社会治安“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将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及政治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机统合,使社会治安与政治稳定的融合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偏好,并以高配领导、物资倾斜等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协作,促使政治统合性警察权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职能在一定时期内,与填补型警察权概念中的填补性职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需要本土警察权在未来的发展中,完成政治职能与法定职权的区分。在警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中,应当对两种职能属性进行分层。涉及侦查职能时,警察的刑事司法权归为“事权”维度,进行具有司法独立性质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权则归为“组织权”维度,在行政内部对资源调配、权力授权及保障控制等问题行使行政权。本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嬗变的逻辑分析,以及本土警察权属性的分层定性,可以确立我国目前警察权调整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既限缩,也扩增”。在权力限缩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通过“两个标准”,以不断转移、限缩警察目前的权力范围:一是执行上是否具有不可迟延性,或者危害是否具有急迫性;二是是否经常使用警察手段,或者警察强制作用,对于不符合“两个标准”的警察职权应当进行限缩,但是要考虑到治安型警察职能所需保障的因果链。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及社会情势变化所需要的新型警察权,应当进行扩增,这也符合我国本土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逻辑轨迹。第二章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度化分析,总结出我国警察法制体系运行的基本构造是通过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案件的适用依据,以填补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因过多概括性条款而引起的法律概念之不确定性。警察类法律文本所展现出的立法模式,以原则性立法为导向,使得概括性条款成为法律法规适用的最大特点。概括性条款的概念运用不仅出现在《人民警察法》这类作为警察部门总则性法律之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范警察具体职权的行为法也利用概括性条款来包容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种种立法者无法预料的治安挑战,这从司法审查的视角中可以得出。除公安机关本身具有的职能规范外,行政协助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有关警察行政协助的法律法规,协助职能仅散落在其他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当中,这使得警察发动行政协助时同样也是援引警察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第一章提到,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统合性促使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高度融合,我国警察类概括性条款发挥政治功能的意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概括性条款的普遍适用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法治政府战略部署的推进,通过原则性立法使用概括性条款的立法选择只能是暂时性的,必须建立长效、精确的权责统一机制,现代警察立法理论应当基于警察职权“具体化”规制的解释框架。警察的每一项职权授予应当充分而具体。概括性条款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问题,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运作中有着自身的一套具体化路径——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细节化填补来应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规范的疏漏。因此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有着充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成为运用最多的权力规范形式。通过对税务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不同权力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的观察,既证明了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运用范围、方式及类型上的广泛性,也为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系。在公安领域,规范性文件的运用可以说最为广泛,形成对警察类法律法规的三重填补机制:一是非赋权性基础填补,基于规范性文件严格意义上的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的规范进行细化。二是赋权性对内职权填补,是指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机关新的职权,这类职权对于公安部门内部的事务推进和工作方式进行补充。三是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通过创设新的警察职权对社会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制约。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在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特征下确有一定的包容空间,但是,突破现行法律体系、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其职权的创设应当引起警惕。我国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填补功能,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法理逻辑在于警察执法的特质与依法行政存在天然的冲突。警察执法是面对公共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法律不可能在规范学意义上对每一种治安情形作出调整,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对特定情况、特定范围的事务进行细致化的规定以补充治安管控上的漏洞。警察执法的过程具有即时判断性的特点,法律无法对警察的即时判断作出规定,只能对不同治安对象和治安频密事件通过规范性文件制定出特定的判断导向。警察执法在作出即时判断后时常伴随着应急措施,而应激措施同样难以用法律进行规范。就我国现行警察法制而言,例如对于自杀的治安管控仅存在于有关“犯罪嫌疑人自杀行为”的调整上,但是警察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常见情形——“救济型”自杀类治安案件却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是应急强制措施还是应急非强制措施,都有超出法律在制度层面调控的范围,这就是规范性文件在警察领域作出填补功能的逻辑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因过度依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现状。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不仅有着创设具体警察职权侵害“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而且通过海量规范性文件中的量化指标条款,来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规范性文件所制定的指标考核体系在中国政府各层级的全面应用,既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治理“良策”,也是现代政府试图通过法律规则进行全面法治化治理路径上的一个阻碍。指标考核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指标考核来实现警察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会促使公安机关以任务指标的完成为终点,忽略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指标考核体系在形式上虽然与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路径并行,但是实质上其所具有的自身强化性与激励、约束相融机制,导致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权甚至是刑事侦查权时,更倾向于以完成指标考核为职能目的。指标考核体系的运作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在执法方式上的行政裁量基准量化,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上,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范,以行政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权作出分层。裁量基准的“高强度”适用导致执法裁量的过度僵化,而以裁量基准为规范路径又限于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误用,裁量基准本身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二是行政任务的量化。通过行政任务的排序、行政任务的分解以及具体量化指标成为工作目的等方面,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设定与完成路径。三是通过运动化执法实现的指标量化。实际上,警察运动式执法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属于行政任务量化的范畴,仍然是将具体的指标考核纳入到具体任务执行的全过程中,形成“完成具体指标”等于“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将运动式执法单列为一种运作方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警察运动式执法不仅具备了行政任务量化的内涵表达,还具备政治导向明确、警力实施集中、处罚裁量上浮、违法行政易发、部门联合紧密等特点。运动式执法所具有的特定政治因素,其执法指标的转化以及对裁量基准的替代性,使其成为指标考核体系运作的特殊情形。相比于其他两种运作方式,运动式执法所展现出的量化指标运作模式对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框架冲击更大。运动式执法中政策因素的渗透性不仅仅作为公安机关执法的考量因素,甚至在特殊时间段、特定治安保护事项上,成为代替法规范的一种执法依据。指标考核体系通过行政裁量基准、行政任务量化及运动式执法的方式,使得行政内部监督的方式不断趋向指标数值评判的单一化模式,指标考核成为政府工作水平及行政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并且,量化指标体系的运作在不断地消解着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从多个公安部文件及地方公安机关文件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裁量基准甚至有着将基层执法警察变为法律“自动贩卖机”的倾向。显然,指标考核体系对于实现警察权设立的立法价值有着一定的偏离,结果导向型的指标考核体系,导致警察难以通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成警察权所要求的危害防止职能,同时量化的具体指标数值也使得警察所特有的执法即时判断能力不断弱化。第四章对现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分析,表明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创设性警察职权及警察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既有制度缺陷起到了良好的矫正功能,过往的有益经验对规范警察类规范性文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这样的矫正功能在“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权力运行背景下仍然有限。在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创设性警察职权问题上,司法审查更多的是选择在审判理由和审判依据中忽略违法或错误的规范性文件,以被告公安机关的败诉结果来否定规范性文件中违法的创设性警察职权。行政诉讼中法官对于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依据不合法或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直接否定案件的适用依据,而是通过引用警察类法律法规并解释该法律规范的方式,来纠正警察执法中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之适用。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对规范性文件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我们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尽管立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款明显不当情形的合理性审查路径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援引行政法总论中的比例原则理论,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依据。第二,法院通过能动裁判,确认了警察在社会治安管控中的治安“兜底职能”,警察通过概括性条款作出的职权裁量得到法院认可。第三,在审查单一的行政裁量行为时,合理性审查具有排他性,不应当与合法性审查的其他情形混用。第四,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两种情形,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应当进行区分,滥用职权不仅具有主观过错构成要件,而且在审查范围上要大于合理性审查。相比于规范性文件中的创设性警察职权,法院在裁判有关警察执法裁量规范的行政案件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解释性说理对警察执法的明显不当情形进行矫正。但是,无论是引导性矫正还是解释性矫正,都只能运用于行政诉讼的个案正义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异体”监督难以触碰到由规范性文件建立起的以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行政内部考核的强激励式政府治理模式,还是应当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进行解析,以重塑警察依法行政的体系,将警察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警察实践执法的运作在规范性文件上集中展现出的问题作出消解。第五章基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维度,通过分析警察类法律法规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法律制度的技术治理以及以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警察执法的框架体系,建立权威正当的警察法律法规适用规范以代替现有规范性文件主导的适用模式。从应然立法价值到实然法律制度,警察一般性立法的本土化诠释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顶层政治决策、地方行政机制、基层执法实践,作出具有本土立法价值、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的解释,以此成为重塑警察依法行政体系所依仗的“法”依据,以解决规范性文件在既有执法实践中所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尽管量化指标所形成的考核体系在行政权力运行内部一直以来作为主导性的政府治理路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法”依据的基本功能立场不可否认的一直在提升。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形式上形成中国政府对地方权力实行控制与监督的“双轨制”治理格局,而实质上指标考核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与依法行政标准认定的模糊性却使得前者在权力运行中不断强化,后者则不断弱化。依法治国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稳定的制约机制,是现代理性化科层政府的必经之路。警察类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明确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还应当结合警察法治共有的理论解释,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促使二者协同互动、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在制度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这便是要求既有的“双轨制”并行治理模式应当完成向治理法治化主导模式的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公安机关全面依法履行社会治安职责的政治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转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路径将权力与利益作出区分治理。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双向融合的制度设计,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质上就是将警察法治的价值内涵融入到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中,以政治的表达方式实现法治的现实转型。现有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对概括性条款的过度依赖导致依法行政中的“法”依据难以在个案中得到解释和适用,当然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和细化,甚至是创造实践中需要而制度中没有的警察职权。因此,概括性条款向具体警察职权的转换过程成为推进警察依法行政、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性改革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具体化转向应当确立概括性条款之于警察法制体系三层“金字塔”的结构,以当下最紧迫、现实最需要的警察职权类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具体化转向的中心着力点。听证是一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在警察执法中的适用是保障警察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现有的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的听证事项与听证程序的法律规范制定上过于粗疏,导致警察执法的听证实践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发挥非正式听证应当具备的程序正当之作用。应当在听证书面结果的法律效力、坚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增加人身权限制的听证事项等三个方面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涉及人身权限制的治安处罚领域,通过听证程序保障处罚决定作出前的行政理性与权威正当性是现代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发现既有的警察执法体系在适用依据上的执法运作机制,结合政府治理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经验事实,总结出警察执法在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基本制度逻辑是,由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文的制定上存在普遍的原则性立法现象,导致警察执法不得不适用数量庞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弥补法律法规中概括性条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个警察执法体系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依据上过度地依赖规范性文件,因此呈现出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经过正式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保留原则下仍然会出现创设性警察职能以弥补现有警察法制体系概括性条款的粗疏,但是对现有行政法体系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冲击;二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量化指标考核规范具有强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指标考核体系成为政府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主要治理模式,使依“法”行政在实践执法中演化为依“指标考核”行政。尽管司法审查在充分发挥能动司法判决情况下对上述两大弊病有着显着的矫正功能,但是行政诉讼在“行政主导型”的本土基本权力结构中,只能在个案正义中进行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行政诉讼强势主导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司法都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新时代下应当对警察依照法律执法进行体系化的改造,确定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的双向融合,为警察法制体系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提供框架解释,结合立法的技术治理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行政体系的形式“双轨制”转向良法善治的法治主导模式。我国警察执法的规律性分析,既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治理逻辑中稳定政治内核的一种表达,更是公安机关作为部门行政机构展现出自身履职特征的一次呈现。警察执法体系的治理效能本文仅从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律性分析整合中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为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警察行政法学下一步还应当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并且注意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互动。
张天健[6]（2020）在《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综合行政执法,是指为解决原先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的职能交叉、责任主体不明以及职能分散等问题,将行政权配置进行一定地调整,最终由某一独立的新的行政主体来行使调整前交叉或者分散的执法权。在全国部分城市陆续开展关于综合行政执法的改革之后,2004年,泰山风景名胜区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关于综合行政执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和艰辛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多头执法、职能交叉、效力低下等问题,执法队伍的整体形象有了很大改善,泰山风景名胜区的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也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但在十多年的改革探索进程中,由于缺乏具体的顶层设计指导和现成的模式借鉴,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难题。如何深刻领会和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冲破一切阻碍改革的藩篱,积累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经验,不仅迫在眉睫,而且意义重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泰山风景名胜区十多年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历程,运用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剖析改革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为风景名胜区进一步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本文在研究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泰山风景名胜区十多年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明确了风景名胜区进行综合行政执法的价值所在,采用历史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对泰山风景名胜区推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又借鉴黄山风景区、蜀南竹海风景区和瘦西湖风景区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经验,进而提出泰山风景名胜区进一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具体对策。论文内容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通过介绍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综合行政执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为论述泰山风景名胜区十多年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历程做基础。第二部分对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初步构建以新公共服务理论、无缝隙政府理论和大部制理论为基础的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通过实地调查,描述泰山风景名胜区十多年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程,总结了泰山风景名胜区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效。第四部分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关照,全面梳理了泰山风景名胜区在进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总结归纳黄山、蜀南竹海和瘦西湖三个风景名胜区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取得的的成果和经验,提炼出对泰山风景名胜区进一步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有益启示。并在第六部分提出了泰山风景名胜区进一步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相应对策。论文最后对泰山风景名胜区十多年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作出整体性的总结,对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成果进行了展望。
于猛[7]（2020）在《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时至今日,如何实现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运行,已经超越国界的限制,成为各国司法改革中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解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关系。作为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运而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建立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各地法院亦展开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探索。但是,法官司法豁免的衡量标准、规范程序以及该制度本身如何恰当嵌入我国的司法传统和政法体制当中,进而产生积极效果等问题却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向维度,既要符合法官司法豁免的制度发生规律,也要契合中国特色的司法国情与体制机制;既要对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运作进行反思与检讨,也要将之上升到制度建构的层面进行理论关照,以建立符合审判权运行基本规律、契合法官职业特点,并兼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体系。为此,本文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演变脉络、运行现状、积极功效、存在问题及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未来改革和发展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设计以及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协调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司法公正以审判权独立运行为前提,以司法责任制为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坚持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的统一。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即是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关系的能动反映,并经历了观念萌生、初步建构、渐趋成型的演进过程。它以司法公正和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强调赋权与限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样的内涵和实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对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机制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然而,就目前来看,囿于司法传统观念、法院治理机制和法官素质现状的影响,我国司法责任制更侧重于如何对法官进行司法追责,而对于法官司法豁免未报以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出现了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运行机制泛行政化与法官依法独立履行审判职责实质退隐等系列问题,减损了该项制度所产生的实际效益,也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造成了影响。基于现实考量可以发现,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及完善,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正当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非但不会危及或破坏司法责任制,相反可以通过对司法追责权力的规范,改变“重追责轻豁免”体制下的司法责任制,并推动其全面落实。实际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必然包括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完善。维护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不仅为法官中立审判提供了基本保障,还有利于消除司法干预现象。在必要性方面,面对法官权责失衡难题、法官职业角色紧张以及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新态势,现有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完善,才能破解难题、缓解紧张及防范风险。在可行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具有宪法法律层面的依据,是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而且,我国当下不断推进的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和智识支持。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法院通过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制度化建设和实践则使其深化改革更加有章可循。党的十九大再一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价值追求,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此为契机,要破除法官司法豁免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必须审时度势,积极稳妥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首先应明确法官司法豁免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有限豁免和统筹协调三个基本原则,防止其偏离正确性的方向。并通过完善立法设计、畅通运行机制和强化监督管理三个层面依次改进、创新和优化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部构成,实现制度的规范完整、运行畅通和实施有效。同时,为了克服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障碍,还需与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联性制度如司法追责制、法官员额制、法官职业伦理和法官职业保障等制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有序的衔接协调,以达成司法改革之目标。
李晓晗[8]（2020）在《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税收执法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税收执法风险的诱发因素增多,税收执法风险的防控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与广大纳税人接触最为频繁、最为直接的基层税务部门发生执法风险的可能性增大。由此,有效实现税收执法风险的高效防控,构建完善的税收执法风险防控体系,已成为国家税务总局,尤其是基层税务部门当前最为急迫、必须合理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从税务机关服务定位转变、税收征管模式创新、国税地税合并、电子信息系统深化应用的新背景、新形势出发,采用文献综述、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了当下国内外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的先进经验。对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通过调查问卷和提纲访问的方式获得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工作的现状,从税务干部和纳税人两个角度探究黑河市税收执法的征纳环境,总结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成因分析。针对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的具体问题,从税收执法风险防控机制和流程两方面着手构建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体系,并提出保障性政策,为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提出新思路,有效提高黑河市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工作效率。
杜俊奇[9]（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罗欣,莫于川,秦前红,解志勇,张相军,常锋[10]（2019）在《严密法治监督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行政检察应当如何作为》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一手托两家",负有既维护司法公正,又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的双重责任,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充分发挥行政检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刊特组织专题予以探讨。
二、关于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的两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的两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捕诉合一:从制度到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推行“捕诉合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 2.1 公正和效率平衡的问题 |
| 2.2 监督权能发挥的问题 |
| 2.3 逮捕审批权和审查起诉权平衡的问题 |
| 3 捕诉合一制度的推行 |
| 3.1 不断完善的配套机制为捕诉合一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
| 3.1.1 司法责任制 |
| 3.1.2 逮捕的诉讼化 |
| 3.1.3 听证审查制度 |
| 3.2 宝贵的改革契机为捕诉合一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 3.2.1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
| 3.2.2 监察体制改革 |
| 4 捕诉合一办案机制的推行 |
| 4.1 捕诉合一办案机制的“范本”分析 |
| 第一,明确的改革目标。 |
| 第二,明确的办案程序。 |
| 第三,明确的立卷归档工作。 |
| 4.2 捕诉合一办案机制的内容 |
| 4.2.1 分案机制 |
| 4.2.2 侦查引导机制 |
| 4.2.3 案件评查机制 |
| 4.3 捕诉合一办案机制的运行 |
| 5 结语 |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第三方组织——法治政府建设的正义之维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内涵及外延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的二元价值 |
|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实体与程序 |
| 二、法治政府建设遵循的正义标准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外延与自然正义需求之契合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内涵对共识正义条件之满足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有特征 |
| 第一节 客观特征 |
| 第二节 主观特征 |
| 第三节 行为与结果特征 |
| 第三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既有实践状况 |
| 第二节 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三节 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实践遭遇的问题 |
| 一、第三方组织的专业标准异化 |
| 二、第三方组织的营利手段异化 |
| 三、第三方组织的志愿性异化 |
| 第四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功能 |
| 第一节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定位 |
| 一、协助政府全面履行职能 |
| 二、参与程序实现良性立法 |
| 三、监督政府严明公正执法 |
| 四、督促政府廉洁诚信行政 |
| 五、独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困境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数量不足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用领域单一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影响力有限 |
| 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促进程度低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积极作用的制约因素 |
| 一、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
| 二、历史观念的局限 |
| 第五章 打造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 |
| 第一节 完善第三方组织基本法的设想 |
| 一、以功能发挥为导向更新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管理立法 |
| 二、以提升治理能力为导向革新行政组织法相关规范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化拓展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性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度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程序性权利与义务规则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促进法”的构建 |
| 一、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激励规则 |
| 二、第三方组织加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的鼓励措施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观念保障 |
| 一、创新民主科学的传播载体与传播形式 |
| 二、坚持党在政治主流价值传播中的领导权 |
| 结论与展望 共同推动和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全面建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刑事错案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刑事错案概述 |
| 第一节 “错误”基本问题研究 |
| 一、错误的含义 |
| 二、错误的基本特征 |
| 三、认定错误的方法 |
| 第二节 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 一、司法实践对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 二、法学理论对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 三、刑事错案认识冲突的根源分析 |
| 第三节 刑事错案概念重构 |
| 一、刑事错案的主体 |
| 二、刑事错案的主观要素 |
| 三、刑事错案的客体 |
| 四、刑事错案的对象 |
| 五、刑事错案范畴外其他错误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元法律价值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一节 刑事错案中涉及的基本法律价值冲突问题 |
| 一、秩序及冲突 |
| 二、平等及冲突 |
| 三、效益及冲突 |
| 四、价值冲突的调和及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二节 刑事错案中涉及的诉讼法律价值冲突问题 |
| 一、实体正义 |
| 二、程序正义 |
| 三、诉讼法律价值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三节 法律原则中价值冲突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一、无罪推定原则 |
|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刑事错案中事实认定问题 |
| 第一节 事实认定的手段——证据 |
|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 |
| 二、证据及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证据规则及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二节 事实认定的程度——证明标准 |
| 一、证明标准的界定 |
| 二、证明标准的立法选择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证明标准的兑现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第三节 事实认定的证明方式——自由心证 |
| 一、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 |
| 二、自由心证的实现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自由心证的抑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刑事错案中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中事实问题的界限 |
| 一、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界限 |
| 二、构成要件事实中的法律问题 |
| 三、违法阻却事实的法律问题 |
| 四、责任阻却事实的法律问题 |
| 五、量刑事实的法律问题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中“法律空间”的影响因素 |
| 一、法律规范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 |
| 三、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效果的认定 |
| 一、认定对象 |
| 二、认定标准 |
| 三、认定方法 |
| 四、认定主体 |
| 五、认定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刑事错案的消解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错误的消解——法律安全区之提倡 |
| 一、构建法律安全区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安全区的构成 |
| 三、法律安全区的实现 |
| 第二节 事实认定错误的消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之完善 |
| 一、诉讼程序对刑事错案的抑制机理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 三、相关诉讼制度对正确适用法律的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冲突调和主体的规制——法官职业评价体系之完善 |
| 一、我国法官职业责任体系检视 |
| 二、国外法官职业责任体系探析 |
| 三、法官职业伦理评价体系之提倡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主流警察权体系的选择与移植 |
| 一、两种主流警察制度的区分 |
| 二、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近代移植 |
| 第二节 变迁中的填补型警察权概念 |
| 一、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延续 |
| 二、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产生与扩张 |
| 第三节 我国本土警察权的政治统合性 |
| 一、政治统合性的形成:公安行政首长参与政治决策 |
| 二、政治统合性的内容:警察权中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统合性的保障: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的倾斜 |
| 第四节 警察权属性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层 |
| 一、警察危害防止任务具有行政权性质 |
| 二、侦查权法律属性之辨析 |
| 三、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职能维度上的分层 |
| 第五节 现有警察权范围的调整与反思 |
| 一、警察权限缩的有限性 |
| 二、治安类警察权的理性扩增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有限填补功能 |
| 第一节 警察类法律文本与警察立法理论的差距 |
| 一、警察类法律文本中概括性条款的适用 |
| 二、警察行政协助的立法问题 |
| 三、现代警察立法理论:警察权限授予的具体化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对警察类法律文本的填补功能 |
| 一、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制度基础 |
| 二、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适用的普遍性 |
| 三、规范性文件的三重填补机制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 |
| 一、警务特性对法律文本的超越 |
| 二、警察执法的即时判断性 |
| 三、警察执法的措施应急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指标考核体系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风险构成 |
| 一、法律位阶的越权风险 |
| 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同案异罚的风险 |
|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隐性强制”风险 |
| 四、风险源头——指标考核体系的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与运作 |
| 一、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方式 |
| 二、运作方式之一:行政裁量基准量化 |
| 三、运作方式之二:行政任务量化 |
| 四、运作方式之三:警察运动式执法的说明 |
| 第三节 指标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果 |
| 一、行政内部监督的路径单一化 |
| 二、警察执法中行政裁量权的消解 |
| 第四节 指标考核体系与警察权力运行的悖论 |
| 一、结果导向的量化指标侵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警察权的预防性与指标考核的矛盾 |
| 三、指标考核体系中考核路径的缺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对警察执法的矫正功能 |
| 第一节 司法审查下的创设性警察职能 |
| 一、履职困境:创设性职能的立法冲突 |
| 二、执法实务中生成的履职基准 |
| 三、职能规范冲突导致的行政不作为 |
| 第二节 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规范 |
| 一、公安类行政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明显不当情形的认定 |
| 三、明显不当情形在判决中的不当适用 |
| 四、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情形的适用辨析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的矫正路径 |
| 一、以判决结果作出的个案矫正 |
| 二、以裁判理由作出的解释性矫正 |
| 第四节 司法审查矫正功能的局限性 |
| 一、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 |
| 二、创设性警察职权司法审查的审慎立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法治化视野下警察执法规范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制定警察类法律文本的价值立场 |
| 一、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 |
| 二、法治立场的基本解释 |
| 三、政治导向与法治立场的双向融合 |
| 第二节 技术治理在警察立法中的运用 |
| 一、概括性条款具体化的法治内涵 |
| 二、概括性条款与列举性条款的关系 |
| 三、警察职权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转向——以行政管束为例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程序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警察听证制度的基本构造 |
| 二、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中的实施困境 |
| 三、听证制度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风景名胜区 |
| 2.1.2 综合行政执法 |
| 2.1.3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2 无缝隙政府理论 |
| 2.2.3 大部制理论 |
| 3 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历程与成效 |
| 3.1 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历程 |
| 3.1.1 改革的缘由与依据 |
| 3.1.2 改革试点的申报与批准 |
| 3.1.3 改革的核心内容 |
| 3.1.4 改革中的行政执法体制建设 |
| 3.2 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成效 |
| 3.2.1 多头执法、职能交叉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
| 3.2.2 行政执法能力显着提高 |
| 3.2.3 行政执法队伍形象明显改善 |
| 3.2.4 景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 |
| 3.2.5 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 |
| 4 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存在的困境 |
| 4.1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权责划转问题突出 |
| 4.1.1 划转标准不合理 |
| 4.1.2 划转程序不规范 |
| 4.1.3 划转的职责过多、权责不平衡 |
| 4.2 综合行政执法中的部门配合和衔接不畅 |
| 4.2.1 各部门配合协作力度不够 |
| 4.2.2 外部的衔接不够流畅 |
| 4.3 综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不规范 |
| 4.3.1 行政检查程序的设计不完善 |
| 4.3.2 行政相对人的听证和陈述申辩权未得到有效保障 |
| 4.3.3 文书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送达 |
| 4.4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社会公众参与严重不足 |
| 4.4.1 社会公众参与的意识缺乏 |
| 4.4.2 社会公众参与的渠道受阻 |
| 4.5 综合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亟需完善 |
| 4.5.1 缺乏对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的监督 |
| 4.5.2 缺乏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监督 |
| 4.6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保障有待加强 |
| 4.6.1 人员数量严重不足 |
| 4.6.2 队伍结构配置不优 |
| 4.6.3 高科技执法手段运用存在短板 |
| 4.6.4 缺乏完善有力的保障机制 |
| 5 我国典型的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及有益启示 |
| 5.1 黄山风景区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
| 5.1.1 黄山风景区“3+2”综合执法工作模式 |
| 5.1.2 黄山风景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四项举措 |
| 5.2 蜀南竹海风景区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
| 5.2.1 合理构建行政执法体制 |
| 5.2.2 合理集中行使处罚权 |
| 5.3 瘦西湖风景区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
| 5.3.1 明确行政执法主体 |
| 5.3.2 适当合并原有职能部门 |
| 5.3.3 完善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运行机制 |
| 5.4 典型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验对泰山景区的有益启示 |
| 5.4.1 科学确定综合执法范围 |
| 5.4.2 完善协调联动机制 |
| 5.4.3 以服务发展理念统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
| 6 深化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对策 |
| 6.1 科学合理划转行政执法权责 |
| 6.1.1 科学制定划转标准 |
| 6.1.2 严格规范划转程序 |
| 6.1.3 结合实际平衡职责 |
| 6.2 健全综合行政执法协调配合机制 |
| 6.2.1 加强执法机构职能部门配合协作的力度 |
| 6.2.2 完善跨部门法协作机制 |
| 6.3 严格规范综合行政执法程序 |
| 6.3.1 增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程序意识 |
| 6.3.2 细化和完善综合行政执法流程 |
| 6.3.3 规范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
| 6.4 促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社会公众参与 |
| 6.4.1 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识 |
| 6.4.2 拓宽社会公众参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渠道 |
| 6.5 完善对综合行政执法权的监督机制 |
| 6.5.1 完善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 |
| 6.5.2 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使用细则 |
| 6.5.3 构建对综合行政执法权的立体化监督体系 |
| 6.6 加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和保障机制建设 |
| 6.6.1 优化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配置结构 |
| 6.6.2 提高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 |
| 6.6.3 加强对高科技执法手段的运用 |
| 6.6.4 完善行政执法保障机制 |
| 7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硕士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 |
（7）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 三 本文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意义辨析 |
| 一 司法豁免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含义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其他主体司法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与理论基础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功能定位 |
| 第二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与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 |
| 一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观念萌生 |
| 二 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前(1979—2011):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初步建构 |
| 三 十八大以后(2012至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渐趋成型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基本现状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规范依据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积极功效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现有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 传统司法观念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制约 |
| 二 法院治理机制泛行政化对法官权利的侵蚀 |
| 三 法官素质现状对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影响 |
| 第三章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现实考量 |
| 第一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 |
| 一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 |
| 二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
| 三 维护法官中立性地位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
| 一 破解法官权责失衡难题的必要条件 |
| 二 回应法官职业角色紧张的实践需要 |
| 三 防范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有效途径 |
| 第三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
| 一 制度保障 |
| 二 技术条件 |
| 三 现实依据 |
| 第四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建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 遵循司法规律 |
| 二 有限豁免原则 |
| 三 统筹协调原则 |
| 第二节 健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路径 |
| 一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的立法设计 |
| 二 畅通法官司法豁免的运行机制 |
| 三 强化法官司法豁免的监督管理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衔接协调 |
| 一 司法豁免与司法追责制 |
| 二 司法豁免与法官员额制 |
| 三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伦理制度 |
| 四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研究特色 |
| 第2章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现状 |
| 2.1 税收执法风险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税收执法风险 |
| 2.1.2 税收执法风险防控 |
| 2.2 黑河市税务局概述 |
| 2.3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征管风险防控现状 |
| 2.3.1 税源登记及税源管理 |
| 2.3.2 税务核查及减免管理 |
| 2.3.3 税收征管行为及流程管理 |
| 2.3.4 其他征管执法风险防控工作 |
| 2.4 黑河市税务局稽查风险防控现状 |
| 2.4.1 税务稽查组织及人员管理 |
| 2.4.2 税务稽查职权风险管理 |
| 2.4.3 税务稽查措施风险管理 |
| 2.4.4 强制执行风险管理 |
| 2.5 黑河市税务局其他执法风险防控现状 |
| 2.5.1 滥用职权行为管理 |
| 2.5.2 贪腐行为教育管理 |
| 2.5.3 行政处罚管理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调查 |
| 3.1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问卷调查 |
| 3.1.1 调查目的 |
| 3.1.2 调查时间、方法和对象选取 |
| 3.1.3 调查问计卷设计 |
| 3.1.4 调查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3.2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访谈调查 |
| 3.2.1 调查目的 |
| 3.2.2 调查时间、方法和对象选取 |
| 3.2.3 访谈调查设计 |
| 3.2.4 访谈结果统计 |
| 3.3 黑河市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存在的问题 |
| 3.3.1 执法风险管理手段落后 |
| 3.3.2 纳税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
| 3.3.3 执法队伍难以适应要求 |
| 3.3.4 税收执法缺乏有效监督 |
| 3.3.5 行政执法裁量权滥用 |
| 3.4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问题成因分析 |
| 3.4.1 防控机制原因 |
| 3.4.2 执法意识原因 |
| 3.4.3 执法人员原因 |
| 3.4.4 执法监督原因 |
| 3.4.5 执法规范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体系构建 |
| 4.1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目标 |
| 4.1.1 事前目标 |
| 4.1.2 事中目标 |
| 4.1.3 事后目标 |
| 4.2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体系构建原则 |
| 4.2.1 预防为主原则 |
| 4.2.2 全面管理原则 |
| 4.2.3 重点监控原则 |
| 4.3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机制体系构建 |
| 4.3.1 深化税收执法责任机制 |
| 4.3.2 构建良好征纳服务机制 |
| 4.3.3 完善人员专业化机制 |
| 4.3.4 夯实税收执法监督机制 |
| 4.3.5 推进税收执法规范机制 |
| 4.4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流程体系构建 |
| 4.4.1 事前防范 |
| 4.4.2 事中监察 |
| 4.4.3 事后查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河市税务局执法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的保障措施 |
| 5.1 环境保障 |
| 5.1.1 营造执法风险防控良好氛围 |
| 5.1.2 优化营商环境 |
| 5.2 人员保障 |
| 5.2.1 提高执法主体能力 |
| 5.2.2 培养公职律师队伍 |
| 5.2.3 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
| 5.3 监督保障 |
| 5.3.1 丰富内部监督措施 |
| 5.3.2 拓宽外部监督渠道 |
| 5.4 技术保障 |
| 5.4.1 重点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 |
| 5.4.2 利用大数据进行信息整合 |
| 5.4.3 提高执法设备使用率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1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访谈调查(纳税人) |
（9）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四、关于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的两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Q市税务稽查局内部控制机制建设研究[D]. 张馨瑶. 燕山大学, 2021
- [2]捕诉合一:从制度到机制[J]. 张正伟,李建军,陈在上.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20(04)
-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刑事错案论[D]. 孙世萍.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5]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 刘冰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5)
- [6]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D]. 张天健.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2)
- [7]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D]. 于猛. 郑州大学, 2020(02)
- [8]黑河市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防控研究[D]. 李晓晗.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5)
- [9]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10]严密法治监督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行政检察应当如何作为[J]. 罗欣,莫于川,秦前红,解志勇,张相军,常锋. 人民检察, 20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