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的科学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孔晓菲[1]（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张起梁[2]（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提出《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小景[3]（2020）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历史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实现其革命性变革、拥有面向未来的强大生命力的根本。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社会历史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和社会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这四重结构逻辑递进且辩证统一的辩证法,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阐述。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在对黑格尔思辨的概念辩证法进行颠倒、扬弃与超越的同时,在实践的、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内在地生成于历史唯物主义并随之不断发展的、四重结构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其理论内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理论界定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以历史解释原则和辩证思维方式为指导构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活动为出发点,以现实的人为历史主体、以客观对象为历史客体,主客体统一于历史总体的、揭示人和社会历史总体运动发展规律性和方向性的辩证法;其次,主题上,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是其永恒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主题;再次,本质特征上,根植于内在否定性基础之上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本质特征。二、第一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人的属性、本质和人的价值旨归的思想中,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人具有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二是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人具有基于“类本质”的类属性;三是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人具有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四是上述三重属性辩证统一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马克思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人性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既为我们把握人性提供了科学的、历史的尺度,又确立了马克思整个历史辩证法思想现实的人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始终的自由解放价值尺度,体现了其辩证法的主体和主体性维度。三、第二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以“三形态”说为依据,揭示了社会历史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这一过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在逻辑线索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从肯定阶段的抽象自由到否定阶段的异化自由最终到共产主义时期全面充分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和运动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将历史辩证法从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本性的认识领域递进到作为历史客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领域。四、第三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在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和辩证运动规律客观性,揭示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替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形成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客体性认识的深化。五、第四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导致其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并最终从内部必然走向自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揭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作为历史客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然必然性王国到物的必然性王国最终到自由王国的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总体性方向的辩证法。六、马克思四重结构的历史辩证法从构思方法、构思过程到构思维度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构思方法上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构思过程上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四重结构的构思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历史主体性居于主导地位和历史客体性居于基础性地位、且二者统一于历史总体性的逻辑过程和辩证关系的表达。从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本质的构思维度上看,马克思是在确立其新世界观本体论的基础上,从世界观—历史观—历史科学逐层推进、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维度,来构思四重结构逻辑递进且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整体结构。总之,马克思四重结构的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运用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考察,在揭示人及其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必然的方向性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世界观、历史观和历史科学三位一体维度的辩证统一。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指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纪英杰[6]（2020）在《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 ——对阿尔都塞解读的再阐释》文中指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问题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澄清这一原则的“本来面目”,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意义重大,阿尔都塞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为重新解读马克思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他重申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改造,其次,阿尔都塞通过对《资本论》的解构重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基,并将“历史”理解为实体性、结构性和同时性,但仔细剖析,不难发现,阿尔都塞的解读虽然推进了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原则的研究,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阿尔都塞为了赋予辩证法以历史性,不惜消解了历史时间与历史主体的作用,更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哲学的关系,这无疑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辩证法的“历史”原则的真实理论内容在于对主体性的澄明、对价值性的反思、对时间性的继承、对实践性的建构和对批判性的高扬,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通过回溯传统马克思辩证法研究中历史原则是如何缺失的,剖析了阿尔都塞之所以要“重新介入”唯物辩证法的原因;第二部分立足于结构主义的解读立场,具体地呈现在阿尔都塞的视域下,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何以能在辩证法中开显出来,并以此诠释了为何要通过阿尔都塞这一理论媒介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原貌;第三部分正面回应了阿尔都塞在解读过程中对马克思“本来面目”的歪曲,从历史的时间性、主体性、价值性和科学性四个维度反思了阿尔都塞的失误,在阿尔都塞与马克思这两位大思想家的“对话”中为还原唯物辩证法历史原则的真相揭开了序幕;第四部分通过回到马克思本身的经典文本,力求对唯物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作出超越阿尔都塞研究框架的阐释,尽可能地展示出马克思对历史这一问题的理解。阿尔都塞离开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拉入结构主义空洞的框架内,这场“保卫马克思”的理论尝试注定将无功而返。
杨文[7]（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高秀宁[8]（2019）在《习近平历史思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个民族的历史对这个国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根基作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的学习,在多种场合讲话及演讲中总书记都注重历史的运用,体现了他深厚的历史智慧和深邃的历史思维的重要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作为,在其精心的治理下国家各方面发展都取得了历史性巨变,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穿越历史的时空,善于运用历史思维方法论不无关系。历史思维作为他倡导的六大科学思维之一,贯穿于整个治国理政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把事物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思考,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此来把握历史规律、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从而也突显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点。论文以习近平历史思维为主线,紧密围绕“什么是历史思维”、“怎样坚持历史思维方法论”、“如何运用历史思维”及“历史思维应用的价值意义”等方面来展开研究,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历史思维的研究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为论文的研究找准方向;第二部分,对历史思维内涵、特点及关系界定等做出一般性论述;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习近平历史思维在治国理政和新时代新思想理论构建中的应用,体现其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从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时期三个方面来强调习近平对历史思维方法论的运用,进一步的坚定习近平历史思维方法论;第五章,主要论述历史思维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新思想的学习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价值意义。
谭诗民[9]（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郭夏[10]（2019）在《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文中研究表明对实践的理解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重要课题,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入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产生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要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就需要对这些理论和思潮作出认真的回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现代性语境下西方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在晚期,哲学解释学逐渐转向实践哲学,作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不论是从理论内容还是对实践的理解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相关性。人们往往从现象学或语言转向的视角去看解释学,但很少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解释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解释学共同的关键词,以实践为切入点,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根源、理论形态和理论应用的层面区分二者的不同态度。本文立足于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梳理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实践”的理论根源和表现形式,以对人的关注和对辩证法的理解为思路,分析二者各自的理论特色,探讨二者能够为对方的理论发展和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何种启示。伽达默尔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其特点在于把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类实践的前提和基本要素,突出语言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与杜特的谈话中,伽达默尔论述了自己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理解。“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这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1]他认为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实践,但实践还意味着更多,“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2]伽达默尔将实践理解为我们的生活形式,他将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相结合,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实践理解为对存在形式的反思性的活动,“追问正当生活的可能性”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核心。首先,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理解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将理解、解释和应用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组成要素,强调了解释学的实践内涵,解释学由方法论回归到实质性的问题。其次,伽达默尔突出实践构成了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他以人行动目的的内在性和外在性,区分了实践与技术的差异,强调人的实践活动自身具有的内在的目的性,是人生活方式的本身。最后,作为实践理性,它的反思是以理解和对话为基础的,由对话形成了与公众意义的理解,实践理性对公众意义的解读对于今天我们对公众意识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形式上,伽达默尔的实践观揭示了实践智慧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实践智慧强调理智性是一种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伽达默尔对实践的理解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理解,他认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一种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以科学的语言,也不根据科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以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以“善”为一般知识的最高对象,以“效果历史”为解释原则,力图通过向人的回归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找到现代的存在方式。社会理性的真理观既不是科学的工具理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理性。首先,它所强调的实践智慧和技术知识的不同,技术知识不涉及人和他人的关系,而实践智慧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将理论的应用与自我理解相结合;其次,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着重强调人们对越过人的自然秩序所进行的生命实践活动的思考,是一种人性化的理性,它内含着道德实践的自由意志,运用智慧服务于善的理念。它强调的理智性必须是由实践智慧和道德理性的共同作用,是由二者共同达成的在当下关于善的选择和判断;第三,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的真理性不是以“善”的最终达成为标准,它的真理性体现在人的自我协商的过程中,伽达默尔认为构成实践的是人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实践活动本身也就存在于它所批判的社会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无法通过科学预测和决定,只有通过本身的社会条件的校正和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实践的社会理性意义。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力图通过对黑格尔客观精神学说的吸收来实现关于善的有价值的自我论证,将这种论证恢复为一种正当的对人所存在的世界的理解,这体现在他对效果历史意识的论述中。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们对理论的获取体现在参与理论的活动中,在参与理性概念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实现了自我理解和丰富,历史的传承也为人自身的知识在传统中的交替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是为人类社会某种典范性质作出说明,人们在参与和分享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享受了共同性,并丰富和发展自己进而实现了自由。同时,解释学的真理本身是一种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由于前见、偏见的存在而一直在进行中,永远不会完结,伽达默尔由此批判了符合论的真理观,进而以体系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绝对真理的实现方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解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在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上,伽达默尔反对科技时代技术独断对人的统治,他以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为基础,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加以驳斥,进而批判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事实上,伽达默尔反对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宰制,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劳动对人的统治,他们都以形成自由的人和人的交往关系为价值旨趣,这正是马克思和伽达默尔可对话的真实基础。本文通过双重对话,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和对异化理论的理解和解答两个方面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的实践观。从理论的现实意义上说,或许在科技时代我们更容易接受伽达默尔晚期所提倡的实践智慧,但当我们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尤其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从人的主体能动性去理解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看全部的问题,包括解释学的一系列问题,在克服抽象的同时,也克服了单纯的表象思维。依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的理解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人不应当只是参与和理解历史,“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1]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确切的说,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之于世界是否定性统一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说是对实践的理解,更体现为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吸收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规律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它给予本体即人的社会存在以生命力,以实现全体的自由性为目标赋予哲学以真正的生命力。同时,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虽然也有辩证法意蕴,但是他并没有奠基于人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关系,而是以理解和参与的方式奠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上,从这一方面来说,或许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只能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到环节性的推进作用。伽达默尔关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理论指出人们丧失了对于存在意义与行为选择的自由独立的实践理性判断,而是完全交给了代表科学与技术的专家权威,为我们透视现代技术文明社会的困境提供了一条温和的“对话”“团结”的路径,但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性质,由于无视物质生产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导致它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更无法以人与社会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为根本路径来真正的解决人的异化的社会问题。从理论的现实意义方面,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以吸取的有效经验,也可以理解为对哲学解释学精神的一种延续。通过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反思解释学,我们能够发现伽达默尔解释学真实的意义和局限,从而在面对新问题时理清思路积极回应,在新形势下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建设和传播。
二、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的科学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的科学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
| (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和发展 |
| (二)西方国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
| (三)马克思对西方国家古典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论述 |
|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
| (三)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觉醒与文化抉择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初步运用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 |
| 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二)社会主义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三)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四)“科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五)戴季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六)国家主义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三、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回应与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良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三)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四)马克思主义对“科玄论战”的回应与批判 |
| (五)马克思主义对戴季陶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六)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派的回应与批判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索与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 |
| 二、社会思想流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
| (一)“新生命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的认识 |
| (二)“动力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
| (三)“中国经济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
| (四)“全盘西化派”对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认识 |
| 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各种思想流派错误观点的理论批判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实践回应 |
| (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
| (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与“中国化”思潮的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及其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与初步阐释 |
| 二、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攻击 |
| (一)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倾向及其思想文化宣传 |
| (二)新专制主义对“三民主义”的篡改与重新阐释 |
| (三)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难和攻击 |
| 三、“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伪三民主义”实质的揭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论证 |
| (三)学术中国化运动开展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的确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共识在党内的形成 |
| (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提出及其在党内的确立 |
| 二、中国各政治党派关于抗日建国主张的思想分歧 |
| (一)国民党关于“三民主义”的建国主张 |
| (二)中间党派关于“中间路线”的建国主张 |
| 三、政治党派思想主张的破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新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争取与“中间路线”的破产 |
|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提出与全面阐释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历史必然性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现实重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时代发展性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复杂艰巨性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现实启示 |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准确把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与思想实质 |
| (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斗争的原则和方法 |
| (四)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 |
|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从希腊到德国的演变: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希腊哲学:辩证法的精神家园 |
| 一、探寻本源: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素朴直观的辩证法思想 |
| 二、化一为多:古希腊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三、伦理转向:古希腊走向衰退期的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第二节 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思辩王国 |
|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识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三、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四、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规律到范畴的进展:唯物辩证法的深刻体现 |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联系与发展总特征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阶级的联系与发展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逻辑的联系与发展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规律的运动与发展 |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的精髓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 |
|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范畴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范畴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范畴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范畴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现实与可能的辩证法范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发展 |
| 第一节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实施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内涵澄明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实施 |
|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真实内涵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运用发展 |
| 第三节 从后思索法: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内涵界定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作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一、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
| 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 |
| 三、理解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基础的奠定 |
| 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钥匙 |
| 二、科学劳动范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 |
| 三、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向历史深处的科学范畴 |
| 四、三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历史演进的科学形态 |
| 五、社会有机体: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范畴 |
| 六、资本逻辑:主宰现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 |
|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表达的开创 |
| 一、实践观: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辩证发展 |
| 二、自然观: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 |
| 三、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 四、结构观:人类社会三个维度形成三种结构 |
| 五、演化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
| 六、主体观:人民群众位居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
| 七、价值观:人类文明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
| 第四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辩证原理的贯穿 |
| 一、唯物史观关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关系原理 |
| 二、唯物史观关于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原理 |
| 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原理即人民主体性原理 |
| 四、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推动力原理 |
| 五、唯物史观关于手段与目的内在结合辩证关系原理 |
| 六、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辩证统一原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文本到当代的开显: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 |
| 一、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的但也是微观的理论体系 |
| 二、唯物辩证法是历史的但也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三、唯物辩证法是具体的但也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
| 四、唯物辩证法是当代的但也是民族的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启迪 |
| 一、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 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
| 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关键举措 |
|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战略性抉择 |
| 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内涵 |
| 2.1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的扬弃 |
| 2.1.1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基本内涵 |
| 2.1.2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论困境 |
| 2.1.3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与超越 |
| 2.2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念及展开 |
| 2.2.1 历史辩证法的概念界定 |
| 2.2.2 历史辩证法的实践观基础 |
| 2.2.3 历史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2.3 历史辩证法的主题及特征 |
| 2.3.1 历史辩证法的人类自由解放主题 |
| 2.3.2 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性特征 |
| 2.3.3 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特征 |
| 第3章 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 |
| 3.1 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 |
| 3.1.1 物质资料是生存的第一需要 |
| 3.1.2 生产劳动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 |
| 3.1.3 自然属性向“类本质”的过渡 |
| 3.2 基于“类本质”的类属性 |
| 3.2.1 “类本质”的概念 |
| 3.2.2 “类本质”的自由向度 |
| 3.2.3 社会性类本质对抽象的类本质的扬弃 |
| 3.3 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 |
| 3.3.1 生产关系的社会性 |
| 3.3.2 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和类属性的统一 |
| 3.4 人向符合社会的人的复归 |
| 3.4.1 异化劳动中人的本质及三重属性的异化 |
| 3.4.2 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和解 |
| 第4章 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辩证法 |
| 4.1 原初的人的依附性形态 |
| 4.1.1 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自由 |
| 4.1.2 早期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自由 |
| 4.1.3 人的依附性关系的终结 |
| 4.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 |
| 4.2.1 私有制对私有财产的确立 |
| 4.2.2 以利益为媒介的人的独立性的确立 |
| 4.2.3 人的物化对自由独立性的否定 |
| 4.3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态 |
| 4.3.1 私有制的扬弃 |
| 4.3.2 “物的解放”对自由个性的承诺 |
| 4.3.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预设 |
| 4.4 “三形态”的辩证逻辑关系 |
| 4.4.1 原初单纯肯定性阶段的抽象自由 |
| 4.4.2 以利益为媒介的否定性阶段的异化 |
| 4.4.3 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性自由阶段 |
| 第5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 |
| 5.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
| 5.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 5.1.2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
| 5.1.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 |
| 5.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
| 5.2.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 5.2.2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 5.2.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 |
| 5.3 基于辩证规律的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 |
| 5.3.1 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的基本内涵 |
| 5.3.2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性 |
| 5.3.3 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
| 第6章 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
| 6.1 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意义 |
| 6.1.1 资本主义对古典抽象人性论的革命 |
| 6.1.2 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
| 6.1.3 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推动 |
| 6.2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
| 6.2.1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
| 6.2.2 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之间的二律背反 |
| 6.2.3 两大阶级对立的矛盾 |
| 6.3 资本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
| 6.3.1 剩余价值对剥削秘密的揭露 |
| 6.3.2 资本主义生产了否定自身的无产阶级 |
| 6.3.3 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批判本性 |
| 6.4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 6.4.1 资本主义扞卫的虚假的“必然王国” |
| 6.4.2 “共产主义”作为“自由王国”的终极指向 |
| 6.4.3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必然性 |
| 第7章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四重结构的辩证统一 |
| 7.1 构思方法: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1.1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思想的超越 |
| 7.1.2 《资本论》中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1.3 四重结构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及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2 构思过程:主体与客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历史总体性的辩证统一 |
| 7.2.1 历史的主体及主体性 |
| 7.2.2 历史的客体及客体性 |
| 7.2.3 主、客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历史总体性的统一 |
| 7.3 构思维度:世界观、历史观、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
| 7.3.1 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
| 7.3.2 历史观与历史科学的统一 |
| 7.3.3 四重结构基于世界观、历史观与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 ——对阿尔都塞解读的再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传统马克思辩证法研究中历史性原则的缺失 |
| (一)黑格尔“阴影”的束缚:掩盖唯物辩证法的“颠倒”真相 |
| (二)教条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宰制:剥离“历史”概念的现实语境 |
| (三)文本解释学的“留白”:遮蔽马克思的哲学表征 |
| 二、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 |
| (一)实体性的复归:探寻唯物辩证法新的地基 |
| (二)结构性的在场:架起“历史”与辩证法的桥梁 |
| (三)同时性的确证:解密历史原则的真实内涵 |
| 三、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原则的再确认:从阿尔都塞到马克思 |
| (一)历史时间的找回:破除同时性解读的迷梦 |
| (二)历史主体的挺立:对“无主体的过程”的反思 |
| (三)历史价值的彰显:“诸要素相互复合”的重新颠倒 |
| (四)历史科学的建构:澄清唯物史观的“合理形态” |
| 四、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原则的本来面目:回到马克思 |
| (一)“人的活动”的重新发掘:历史的主体性原则 |
| (二)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历史的价值性原则 |
| (三)思辨辩证法的遗产:历史的时间性原则 |
| (四)超越思存同一性:历史的实践性原则 |
| (五)改变世界的辩证方法:历史的批判性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 一、田野调查 |
| 二、社会仪式 |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 一、经典载录 |
| 二、地方文献 |
| 三、官方统计 |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 一、钟情“乡巴佬” |
| 二、关注“小城镇” |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 二、地方性知识 |
| 三、理解“他者” |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习近平历史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的综述与借鉴 |
| 1.3 主要研究思路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法 |
| 1.3.3 历史系统分析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研究角度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第2章 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基本内容概述 |
| 2.1 历史思维的科学内涵 |
| 2.1.1 历史思维的概念及由来 |
| 2.1.2 历史思维与其他思维的关系 |
| 2.1.3 历史思维与历史观的关系 |
| 2.2 习近平历史思维形成的渊源及特点 |
| 2.2.1 习近平历史思维形成渊源 |
| 2.2.2 习近平历史思维特点 |
| 第3章 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 |
| 3.1 历史思维基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认识历史和把握现实 |
| 3.1.1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看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
| 3.1.2 坚持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辩证的看待现实发展方向 |
| 3.2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分析社会矛盾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
| 3.2.1 将社会基本矛盾作为整体把握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
| 3.2.2 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运动决定历史的进步性 |
| 3.2.3 社会形态中的矛盾运动辩证的推动社会未来的发展 |
| 3.3 从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视角分析历史发展规律 |
| 3.3.1 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 |
| 3.3.2 深化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历史功能 |
| 3.3.3 从坚定历史事实中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袭 |
| 第4章 习近平历史思维在党史国史重大问题论述中的体现 |
| 4.1 运用习近平历史思维方法评价历史人物 |
| 4.1.1 全面正确认识历史人物 |
| 4.1.2 强调科学的评价历史人物 |
| 4.2 运用习近平历史思维评析重大历史事件 |
| 4.2.1 全面完整科学的客观评价历史事件 |
| 4.2.2 善于从历史事实中坚定历史自信 |
| 4.2.3 从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传承红色基因 |
| 4.3 运用习近平历史思维评述三个历史时期 |
| 4.3.1 党历史发展三个时期的重要意义 |
| 4.3.2 运用历史思维评述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
| 4.3.3 正确看待党的发展历史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
| 第5章 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当代价值 |
| 5.1 有利于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
| 5.1.1 从历史文化中提取经验智慧来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
| 5.1.2 以历史逻辑为基础从现实发展状况中坚定对党长期执政的清醒认识 |
| 5.1.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检验党执政的最终成效 |
| 5.2 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
| 5.2.1 从历史的视角深化对新时代新思想的认识 |
| 5.2.2 从理论的角度深化对新时代新思想的学习 |
| 5.2.3 从实践的角度深化对新时代新思想的学习 |
| 5.3 有利于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
| 5.3.1 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深化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解 |
| 5.3.2 始终坚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
| 5.3.3 以历史文化为基础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意识 |
| 5.4 有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
| 5.4.1 增强对党史国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5.4.2 深化从历史的角度正确看待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含录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及论文框架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创新 |
| (一)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 |
| (二)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范式”与文学理论范式 |
| 一、“范式”概念及其理论内涵 |
| 二、文学理论范式的内涵与演变 |
| 三、范式创造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核心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 |
| 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渊源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 |
| 第一节 为文艺正名:审美范式建立的理论前提 |
| 一、社会政治范式:理论来源、特征与局限 |
| 二、为文艺正名: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理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哲学基础 |
| 一、文学是人学:早期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 |
| 二、《手稿》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 |
| 第三节 美学大讨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学科参照 |
| 一、20世纪中国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和影响 |
| 二、美学讨论与文学审美主体性原则的建立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二、“审美反映论”的文学观 |
| 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观 |
| 第二节 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形式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二、语言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三、符号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第三节 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超越论文学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
| 二、审美超越与自由生存 |
| 三、审美超越与终极关怀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 |
|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 |
| 一、审美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
| 二、审美和文学的审美本质 |
| 三、审美贯穿文学活动始终 |
|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 |
| 一、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 |
| 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美在于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 |
| 第三节 文学接受的审美阐释 |
| 一、文学审美接受的心理机制 |
| 二、文学审美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复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对象、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及现状 |
| 1.2.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发展略述 |
| 1.2.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任务——理性对人自身的理解 |
| 2.1 实践与语言——人类社会的共同性 |
| 2.1.1 文化和词语:解释学的基础 |
| 2.1.2 博学的散文:修辞学的初衷 |
| 2.1.3 时代与范式:语言的创造性 |
| 2.2 实践与公众——理性的启蒙作用 |
| 2.2.1 对理智性的理解:人类的启蒙运动 |
| 2.2.2 对确定性的寻求:大众的新修辞术 |
| 2.2.3 对合理性的信仰:全新的自我理解 |
| 2.3 实践与“善”——现代社会的理智性 |
| 2.3.1 参与者的理想:实践哲学的提出 |
| 2.3.2 哲学与科学:实践哲学的正当性 |
| 2.3.3 技术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价值尺度 |
| 第3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形态——社会理性的真理观 |
| 3.1 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基础 |
| 3.1.1 社会理性: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 |
| 3.1.2 理性化力量:实践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 |
| 3.2 效果历史意识——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存在方式 |
| 3.2.1 问答逻辑:解释学和辩证法的关联 |
| 3.2.2 合法的偏见: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的重合 |
| 3.3 宽容的意义——社会理性真理观的价值追求 |
| 3.3.1 对“善”的追求: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
| 3.3.2 对宽容的理解:技术合理化视角下 |
| 第4章 以自由为旨趣的实践观——马克思与伽达默尔的对话 |
| 4.1 实践与自由的理论根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 |
| 4.1.1 效果历史与范畴文明:对辩证法和时代的思考 |
| 4.1.2 颠倒的世界:对辩证法具体普遍性的理解 |
| 4.2 实践与自由的现实基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 |
| 4.2.1 人的自由与物的枷锁: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不同理解 |
| 4.2.2 资本逻辑的桎梏: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 |
| 4.3 实践与自由的实现路径——对“合理化”的思考 |
| 4.3.1 唯物史观对“合理化”的思考: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提出 |
| 4.3.2 唯物史观对社会理性的理解:思辨逻辑的认识论 |
| 第5章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 |
| 5.1 时代文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的理解 |
| 5.1.1 语言转向与时代精神的表征 |
| 5.1.2 语言转向与时代文明的辩证形态 |
| 5.1.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积极成果的汲取 |
| 5.2 公众意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方案的推进 |
| 5.2.1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
| 5.2.2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征 |
| 5.2.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方案面临的时代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的科学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D]. 王小景. 吉林大学, 2020(03)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 ——对阿尔都塞解读的再阐释[D]. 纪英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8]习近平历史思维研究[D]. 高秀宁.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9(05)
- [9]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D]. 郭夏.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