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庆祝自学考试创建十五周年——兼谈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马良生[1](2010)在《创建江苏开放大学方案的比较——“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方案制订的回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建江苏开放大学,经过了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对创建江苏开放大学三个方案的比较,可以看出电大人为寻求发展,探索建设江苏开放大学的艰难历程,弘扬电大人自强不息、创业创新的改革精神,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继续寻求新型大学发展之路,为建成和建好江苏开放大学而奋斗。
余小波[2](2007)在《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型为核心概念,牢牢抓住成人高等教育的型是什么,为什么要转型,转什么型和怎么转型四个关键问题展开,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目标指向、主要范畴和具体推进策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如下基本结论:一、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部分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的撤并,仅仅意味着成人高等教育某些办学形式的改变;将成人高等教育完全融入普通高等教育的做法,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以高等职业教育取代成人高等教育,更违背了成人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特点。二、成人高等教育是“型”的存在着的。根据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以价值取向的不同作为成人高等教育型的划分依据,可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主要划分为学历导向型、职业导向型和学习导向型三种型。三、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建国前的雏型期、建国到1976年的塑型期、1977年到1986年的成型期和1987年至今的转型过渡期四个基本阶段。四、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面临着全面转型的艰巨任务,顺应社会转型需要、促进成人发展、践行终身教育理念,是新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应把向学习型的转变作为转型的方向和最终理想追求,向职业型的转变作为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当前的重点,经职业导向型这一中介和过渡,最终向学习导向型转变。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整体性变革和质的飞跃,使成人高等教育获得新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观念的转变、制度的创新、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升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六、转型是一个矛盾交织丛生的复杂过程,其中既有支持转型的动力,也存在着反对转型的阻力,它们共处于一定的场域中,转型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博弈过程。在具体推进策略的选择上,应该注意:组织的学习化、机制的市场化、手段的信息化、保障的法制化和运作的有序化。
解德渤[3](2017)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学术命题,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没有健全的大学法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府学关系。大学“行政化”、“高成本”、“强内耗”等问题不断蔓延,这都是由府学关系不顺畅所造成的,它在公立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处理府学关系,根本宗旨是保护学术组织,终极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法人制度的演进史是大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世界大学法人制度发展经历了以“学者行会”为基本标识的“古典大学法人制度”、以“国家理性”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大学法人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为调控杠杆的“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古典大学法人制度最早在法律意义上认可并保障大学的“团体人格”,且以“特许状”的形式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最原始的法律支持;民族国家的崛起将近代大学法人制度推上历史舞台,国家成为大学自治的“守护者”且表现形式各异;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中,“市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这就是世界大学法人制度演进的基本脉络。我国现行的法人制度始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至今已逾三十年。我国现行的大学法人制度始于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但是,我国对法人制度以及大学法人制度的认识与实践都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历史地看,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历经“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法人”再到“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这就使得我国公立大学深深打上不同时期的制度烙印,从而大学法人制度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第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即“事业单位法人”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公立高校的法律需求;第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即我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是“私有余而公不足”的现实境遇;第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即当前我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简政放权”背景下的法律产物,从而并不具有法人权利内生的实质。这就导致了我国公立大学在“事业单位法人”基本框架下不健全的法人制度:“次级法人”的法律性质、“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政府主导”的评价制度以及“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集中暴露的是如何调整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透过2015年《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我们发现:政府对大学管理显现出从“行政管理”到“法人治理”的端倪,但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当前世界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对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就大陆法系而言,德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双重法人”、“公法社团”和“公法财团”三种,法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特殊公务法人”,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独立行政法人”框架下的“国立大学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设计的是“行政法人”。德国的“分类放权”、法国的“分层放权”以及在两国颇为流行的“行政合同”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改革历程与改革分歧使我们在是否缩减财政投入、是否扩大校长权力、是否迈向大学市场化等问题上须保持谨慎态度。就英美法系而言,英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特许状法人”、“议会法人”和“公司法人”三种,美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国家机构”、“公益信托”和“宪法自治大学”三种。英美多样化的大学法人类型设计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缓冲机构的设置对我国也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在“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建构出“天平杠杆模型”,以衡量不同大学法人类型的自治状况,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吸收。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应在改革理念、改革方案以及具体设计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刻思考。在改革理念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理应正视并超越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国家主义思潮;理应坚持以尊重大陆法系传统为主,汲取英美法系精髓为辅的法律取向;理应秉承以政治论为前提、以认识论为根本的教育哲学。在改革方案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三种备选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私法人化”,这是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故不宜采纳;第二种方案是“公法人化”,这是一种呼声最高的改革方案,可以作为优选方案;第三种方案是“特殊法人”,试图在公与私之间作出调和,这种改革方案因浓郁的理想色彩而难以实现,所以也不宜采纳。如此说来,我国应在“公法人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构建一个结构相对完整、具有中国特色、运行顺畅有效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穿越复杂的世界大学法人丛林,结合我国法人制度改革动向,我国公立大学可采特殊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捐助法人以及企业非营利法人等四种法人类型。无论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在学理上剖析,抑或在实践中考量,我国军事类院校适宜采取“特殊机关法人”身份,中央部属院校适合采取“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公办地方本科院校适合采取“捐助法人”身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适合采取“企业非营利法人”身份。这种法人分类方式不仅符应了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而且在契合我国法人分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制度革新,这四种大学法人所享有的法人权利渐次增大。但在法人身份选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理应坚持“自主选择”、“合理引导”、“积极试点”的原则。应该说,不同的公立大学法人类型体现为不同的法律性质,折射出相应的治理结构、投入体制、人事制度、财产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监督机制等内容。这不仅有助于突破原有事业单位法人的体制性积弊,而且可以对事业单位法人进行规范性矫正,更有助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奠定法律基础。因此,把法人制度这一古老的世界命题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将是创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积极尝试,这一尝试必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制度能量,从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依法治校背景下最具有根本意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吴聚芳[4](1997)在《庆祝自学考试创建十五周年——兼谈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文中指出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1981年创建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五年不平常的历程。十五年来,自学考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如今,它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形式最活、投资最少、开放程度最高的一种教育形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考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自考事业,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事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自学考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确实是培养、选拔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完善,自学考试依托普通高校,构建了层次、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独特的教育方法;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管理、保证质量的制度和办法。正因为如此,自学考试成为既具有高等教育共性,
张裴[5](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党对教育事业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制定正确的教育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党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断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推动我国由教育大国逐渐走向教育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并不断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重要的“源与流”。“源”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和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理论基础,为其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前驱先路、创臻辟莽的作用;“流”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中的教育实际紧密相结合,在各革命根据地范围和全国范围内,初步开展了内容丰富、富于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办学实践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办学实践,这些初步的、具有实践特色的探索,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形成的重要实践根基。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知。实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构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而开始的,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由邓小平开其端,经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继续发展并基本成熟。包括邓小平时期的初步形成(1978—1992年)、江泽民时期的基本形成(1993—2001年)、胡锦涛时期的趋向成熟(2002—201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演进的此三个阶段中,各个时期领导人的教育思想、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形成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其中在各个时期列举的微观层面的重大教育政策、教育文件、教育法律法规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发展演进的实践依据,同时,根据每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发展状况简要分析了其演进特点、成效。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发展,增添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集中代表的新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教育事业和各项教育工作有条不紊地继续推进,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实践时期,此一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论述、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形成的社会背景,以“教育扶贫”、“新高考”政策、“双一流”学科建设、不断加大教育领域对外开放、中小学德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并根据此一时期教育政策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其演变的特点。实践永远不会停止脚步,时代仍在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虽已届“不惑”,今后仍需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理论与实践等发面继续完善补充。如增强教育自信,从传统文化教育中汲取制定教育政策的营养,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话语体系、从国情出发不断完善教育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等。
王庆如[6](2012)在《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陕西作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种举步维艰的“高原期”。根据对陕西省现有的18所民办高校的实地调研发现,其症状表现为:发展态势正在衰减,生存空间日趋局促,前途命运未卜难测。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提升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走出“高原期”就成为目前民办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所在。本研究综合运用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田野研究法和德尔菲法有机结合,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概念、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并以此为框架,对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现状、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具体策略。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建构了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分析架构。通过对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概念的厘定,指出了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由大学理念、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内部管理、办学效益五个核心要素构成。依照这五个核心构成要素,建构了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五维要素结构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第二,梳理了陕西民办高校发展历程、成就及特征。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经历了自学考试助学机构阶段、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阶段、实施学历教育专科阶段、实施学历教育本科阶段和实施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陕西民办高校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跨越式发展,成为陕西高等教育的一大靓点,被称为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陕西现象”。第三,扫描了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问题与症结。利用分析框架,选取有代表性的民办高校,通过田野研究等方法,对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扫描。其主要表征是:大学理念方面存在着办学理念模糊、办学定位失当、校园文化淡漠的问题;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培养目标与实践脱节、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着师资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管理不完善的问题;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着行政管理科学性不强、教学管理专业化不高、学生管理重管轻教的问题;办学效益方面存在着办学经费日趋拮据、经费用途偏失、忽视社会和个人效益的问题。第四,剖析了制约和影响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生源数量萎缩与质量下降、转型期市场经济不健全、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从中观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存在缺陷、政策执行不力、政府管理中存在问题,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制度性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民办高校的逐利性动机和理念、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自身原因。第五,提出了新时期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具体策略。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需要建立整体的改革图景,需要政府、社会和民办高校共同协作。具体来讲:一是完善制度设计,理顺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实行分类管理机制、健全市场机制;二是端正办学思想,淡化逐利色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树立质量立校意识;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自有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师管理和考核及激励、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四是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多元参与、协作发展”的治理模式;五是加强财政资助,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引导其提高质量、培育办学特色。
封丽霞[7](2018)在《面向实践的中国立法学——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立法学的成长》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中国立法蓬勃兴起、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中国立法学应运而生并获得源源不断的成长力量。中国立法学四十年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其作为一个法学独立学科确立和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回应中国立法问题、逐步面向中国立法实践的过程。当代中国立法学大致经历了1978-2000年的创建与初步展开、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的"规范立法学"以及"后体系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立法学的学科体系、组织形式与学术载体也随之建立和发展。未来中国立法学的发展进路,应当实现从阐释性立法学转向建设性立法学、从封闭式立法学转向开放型立法学以及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徐吉洪[8](2017)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创新的产物,其目的是统筹利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资源,重点支持共建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引领、辐射并带动地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中央政府“将省部共建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精神的指引下,“省部共建”已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品质:从中西部的区域性政策到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全国性政策,从“单一”的政策成为一项“政策群”,“省部共建”政策的重心直接指向地方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快了“省部共建”的步伐,加大了“省部共建”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继续推进“省部共建”,需要促进政策的有效运行,并不失时机地对政策进行完善与创新。论文以G大学为案例,运用文献分析与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申报过程、运行成效及执行差距进行全面审视与考察,从而提炼和总结“省部共建”的政策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第二章。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廓清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现有研究的现状、进展及不足,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的视角、方法及内容框架。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部分,主要从历史纵切面考察了“省部共建”制定的背景,研究了“省部共建”政策渐进变迁的过程;从现实横切面厘清了“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提炼了“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论文研究者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地方高校“省部共建”已成为一项日趋成熟的制度。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部分是案例研究,即以G大学为个案,紧紧围绕教育部与省级地方政府签订的“省部共建”协议书,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的成效与执行差距进行深入研究。“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部分,主要从G大学自身组织转型的“内部因素”与G大学所处的政策环境等“外部变量”两个维度,阐述了 G大学是如何成为“省部共建”高校的。“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部分,论文从G大学“省部共建”以来在“学校身份”、“办学理念”、“学术水平”等三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显着变化,印证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同G大学进入省部共建是紧密相关的”这一观点。“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部分,论文从政府-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共建高校、共建高校内部治理等三个视角,从G大学“办学经费”、“对口支持与合作”、“机构设置”等三个方面入手对“省部共建”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实践进行了审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执行差距。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内容作了回顾与总结,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政策成效与执行差距等三个方面提炼了“省部共建”学理内涵。为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政府要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省级政府要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地方高校要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李占伦[9](2012)在《落实《纲要》部署 再创辉煌业绩——纪念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创建三十周年》文中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成为我国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自主选择继续教育、有效实现终身学习的制度保障。面对新的发展形势,自学考试要以《纲要》为指导,努力使其成为我国继续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成为各类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纽带。为此,须更新教育观念,明确发展定位;深化体制改革,增强服务功能;制订学业标准,促进教育融通;扩充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能力;壮大文化影响,铸就教育品牌。
陈珏[10](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提出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二、庆祝自学考试创建十五周年——兼谈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庆祝自学考试创建十五周年——兼谈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创建江苏开放大学方案的比较——“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方案制订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一、“九五”期间的基本设想———1997年筹建方案 |
关于筹建“江苏开放大学”的设想 |
1. 江苏开放大学的性质、任务和设置原则 |
2. 江苏开放大学的专业设置、教材和课程建设 |
3. 江苏开放大学的教学形式 |
4. 江苏开放大学的招生对象及办法 |
5. 江苏开放大学学生的学籍管理、考核和发证 |
6. 江苏开放大学的师资和管理人员 |
7. 江苏开放大学的经费和编制 |
8. 关于江苏开放大学的筹建 |
二、“十五”期间的组建计划———2001年组建方案 |
关于组建江苏开放大学的方案 |
1. 组建江苏开放大学的指导思想 |
(1) 先进性: |
(2) 相融性: |
(3) 功效性: |
(4) 操作性: |
2. 江苏开放大学的办学定位 |
3. 江苏开放大学的基本框架 |
江苏开放大学的教学系统 |
江苏开放大学的组织系统 |
4. 江苏开放大学运行机制 |
5. 江苏开放大学的管理体制 |
6.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
三、“十一五”期间的改革项目———2010年综合改革方案 |
创建江苏开放大学, 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
1. 总体目标 |
2. 阶段目标 |
3. 改革措施 |
(1) 做好宣传发动。 |
(2) 整合教育资源。 |
(3) 调整成人高等教育结构。 |
(4) 探索开放型办学模式。 |
(5)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
(6) 建立学分积累、转换、认证与互认制度, 建设“学分银行”。 |
(7) 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
(8) 加强办学规范。 |
(9) 推进内涵建设。 |
(10) 加强组织领导。 |
4. 配套政策 |
5. 保障条件 |
6. 进度安排 |
7. 风险分析及应对预案 |
(2)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及方法 |
四、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成人高等教育概念及型的划分 |
第一节 成人高等教育概念与定位 |
第二节 成人高等教育型及其划分 |
第二章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型的演化过程 |
第一节 雏型阶段(建国前) |
第二节 塑型阶段(建国至1976 年) |
第三节 成型阶段(1977 年至1986 年) |
第四节 转型过渡期(1987 年至今) |
第三章 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理论之维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理论 |
第二节 成人发展的研究 |
第三节 终身教育的理论 |
第四章 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基本范畴 |
第一节 观念的转变 |
第二节 制度的创新 |
第三节 结构的调整 |
第四节 质量的提高 |
第五章 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力场分析与推进策略 |
第一节 转型的力场分析 |
第二节 转型的推进策略 |
结束语 |
附录一: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大事记 |
附录二:问卷调查表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3)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大学自主”: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 |
二、“十字路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该何去何从 |
三、“名不副实”: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挑战 |
四、“积极讯号”: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改革契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法人制度:一个有待廓清的基本问题 |
二、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学术论争 |
三、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共识 |
四、研究空间: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如何突破 |
第三节 研究问题 |
一、问题聚焦 |
二、研究价值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 |
第二章 大学法人制度的历史图景 |
第一节 “特许状”:古典大学法人制度 |
一、“团体性”是古典大学法人制度的外部特征 |
二、“自治性”是古典大学法人制度的内在气质 |
三、“特许状”是古典大学法人制度的基本标识 |
第二节 “国家理性”:近代大学法人制度 |
一、“大不列颠式”大学法人制度 |
二、“拿破仑式”大学法人制度 |
三、“洪堡式”大学法人制度 |
四、“美利坚式”大学法人制度 |
五、近代四种大学法人模式的比较 |
第三节 “市场机制”:现代大学法人制度 |
一、逻辑前提:高等教育市场的“不完全性” |
二、历史转折: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开拓 |
三、典型案例:美国市场机制下的大学法人制度 |
第三章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中国考察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历史演进 |
一、“没有法人地位”(1949-1984) |
二、“事业单位法人”(1985-2010) |
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2011-至今) |
第二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基本特征 |
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 |
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 |
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 |
第三节 “事业单位法人”制度框架下的公立大学 |
一、“次级法人”的法律地位 |
二、“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 |
三、“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 |
四、“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 |
五、“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 |
六、“国家主导”的评价制度 |
七、“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 |
第四节 《高等教育法》修订前后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一、1998年《高等教育法》中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二、2015年《高等教育法》中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三、《高等教育法》修订的法人制度成果与未竟任务 |
第四章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境外模式 |
第一节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德法经验与中国启示 |
一、多元法人类型:德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二、特殊公务法人:法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三、德国和法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中国启示 |
第二节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英美经验与中国启示 |
一、公共法人:英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二、学术法人:美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三、英国和美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中国启示 |
第三节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探索及其启发 |
一、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
二、行政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
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几个启示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理论反思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思想基础 |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 |
二、新国家主义思潮下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 |
三、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思想根基 |
第二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法律取向 |
一、大陆法系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二、英美法系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三、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法律抉择 |
第三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教育哲学 |
一、政治论框架下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二、认识论框架下的建立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三、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教育哲学 |
第六章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改革方案 |
一、私法人化: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 |
二、公法人化:一种呼声颇高的改革方案 |
三、特殊法人化:一种充满理想的改革方案 |
第二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法人分类 |
一、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分类的“天平杠杆模型” |
二、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法人类型的变化及其逻辑 |
三、我国公立大学的四种法人分类及其证成 |
第三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制度构想 |
一、治理结构 |
二、投入体制 |
三、人事制度 |
四、财产制度 |
五、评价制度 |
六、监督机制 |
第四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实践进路 |
一、南方科技大学法人制度的贡献及其局限 |
二、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实践路线 |
第五节 未来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改革前瞻 |
一、“巨型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二、“虚拟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三、“混合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四、“合作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第七章 结语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创新 |
三、研究不足 |
四、研究展望 |
附件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研究的缘起及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一)以时间为线索,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与教育方针 |
(二)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为视角,研究我国的基本教育政策 |
(三)从学前教育、高等教育等具体角度,研究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政策 |
(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为视角进行研究 |
三、本研究若干概念辨析 |
(一)政策及其相关概念 |
(二)教育思想与教育方针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难点 |
(一)基本思路 |
(二)基本框架 |
(三)主要方法 |
(四)研究的难点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根基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 |
第二节 早期共产党人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
一、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教育思想 |
二、恽代英与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
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教育思想 |
四、革命时期中共教育政策在根据地的实践 |
第三节 新中国前30年中共教育政策的初步探索及其实践 |
一、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酝酿 |
二、1957-1965年间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初步探索 |
三、“文革”期间社会主义教育政策日益“左”倾化 |
四、1977-1978年间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局部恢复与调整 |
五、此期党的教育政策实践的“得与失”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初步形成 |
一、邓小平教育思想与“三个面向”教育方针的提出 |
二、指导教育体制改革的各种政策 |
三、“八九风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一、江泽民教育思想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 |
二、世纪之交的重要教育行动计划与法规 |
三、高校大规模扩招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
四、基本形成时期教育政策演变的几个特点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趋向成熟 |
一、胡锦涛的教育思想与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 |
二、素质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与发展 |
三、“两基攻坚”教育政策的实施 |
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的颁布 |
五、趋于成熟时期教育政策的成效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实践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提出背景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论述 |
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与“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
一、“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 |
二、“新高考”政策的实施及“双一流”学科建设 |
三、不断加大教育领域对外开放 |
四、中小学德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
五、从严治教与师德师风建设 |
六、《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颁布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演变的特点 |
一、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施策” |
二、由“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 |
三、由“拿来主义”到“本土化建设” |
四、由“投入不足”到“教育经费达到或超过4%” |
第四章 今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若干建议 |
第一节 进一步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 |
一、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
二、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 |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话语体系 |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不断完善教育政策 |
一、认清当前的教育国情及教育政策的价值导向 |
二、推动教育政策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与程序的科学化 |
三、落实教育政策督导机制常态化 |
第三节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
一、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
二、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 |
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Ⅰ 1978-2011年各级各类教育政策简表 |
附录Ⅱ 十八大以来各级各类具体教育政策的演变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民办高校面临的困境需要深化该项研究 |
1.1.2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极具代表性 |
1.1.3 休戚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1.4 相关概念及边界 |
1.4.1 民办高校 |
1.4.2 办学水平 |
1.4.3 策略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架构及内容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第2章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理论关照 |
2.1 民办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与价值诉求 |
2.1.1 民办高等教育本质属性 |
2.1.2 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
2.1.3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诉求 |
2.2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1 高等教育系统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办学水平五维核心构成要素的论证 |
2.3.2 办学水平核心构成要素的概念解析 |
2.3.3 制约办学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3章 陕西省民办高校发展历程回顾 |
3.1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基本历程 |
3.1.1 自学考试助学机构阶段(1984—1995年) |
3.1.2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阶段(1996—1999年) |
3.1.3 实施学历教育专科阶段(2000—2004年) |
3.1.4 实施学历教育本科阶段(2005—2010年) |
3.1.5 实施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2011年—) |
3.2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取得的成就、特点和经验 |
3.2.1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成就 |
3.2.2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特点 |
3.2.3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基本经验 |
3.3 陕西民办高校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 |
3.3.1 陕西民办高校目前的社会地位 |
3.3.2 陕西民办高校在我国的影响力 |
第4章 现阶段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 |
4.1 大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
4.1.1 办学理念模糊 |
4.1.2 办学定位失当 |
4.1.3 大学文化淡漠 |
4.2 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
4.2.1 培养目标与实践脱节 |
4.2.2 专业结构不合理 |
4.2.3 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
4.3 师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
4.3.1 师资结构不合理 |
4.3.2 师资队伍不稳定 |
4.3.3 师资管理不完善 |
4.4 内部管理方而存在的问题 |
4.4.1 行政管理科学性不强 |
4.4.2 教学管理专业化不高 |
4.4.3 学生管理重管轻教 |
4.5 办学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
4.5.1 办学经费日趋拮据 |
4.5.2 经费用途存在偏差 |
4.5.3 忽视社会和个人效益 |
第5章 制约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原因分析 |
5.1 社会环境的变迁 |
5.1.1 生源数量萎缩、质量下降 |
5.1.2 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
5.1.3 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 |
5.2 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 |
5.2.1 政策制定存在的缺陷 |
5.2.2 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 |
5.2.3 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
5.3 民办高校办学动机和办学行为存在缺陷 |
5.3.1 逐利性的办学动机占据主导地位 |
5.3.2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
5.3.3 管理人员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要求 |
第6章 提升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策略分析 |
6.1 完善制度设计,为提升办学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6.1.1 理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法律地位,让其公平竞争 |
6.1.2 实行民办高校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机制 |
6.1.3 健全市场机制,为民办高校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
6.2 端正办学思想,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提升办学水平 |
6.2.1 淡化逐利色彩,强化公益属性 |
6.2.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
6.2.3 把提高教学质量视为立校之本 |
6.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借助优质师资提升办学水平 |
6.3.1 加强自有教师队伍建设 |
6.3.2 完善教师队伍的管理、考核和激励机制 |
6.3.3 积极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 |
6.4 完善治理结构,依靠科学管理提升办学水平 |
6.4.1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章程 |
6.4.2 完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 |
6.4.3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协作发展”的治理模式 |
6.5 加强财政资助,积极扶持民办高校提升办学水平 |
6.5.1 纳入公共政策框架,积极扶持发展 |
6.5.2 以财政资助引导学校提高教育质量 |
6.5.3 培育办学特色,形成错位发展格局 |
第7章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7.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面向实践的中国立法学——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立法学的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一、1978-2000年:中国立法学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
(一) “大立法时代”亟须立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撑 |
(二) 立法学论着与教科书的问世 |
(三) 立法学创立初期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
二、2000年之后:中国立法学的规范发展 |
(一) 全国立法学教材的统一修订 |
(二) 立法学研究进入“规范立法学”阶段 |
三、2011年:“后体系时代”的中国立法学研究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立法学 |
(二) “后体系时代”中国立法学研究的新主题 |
1. 党领导立法 |
2. 立法与改革 |
3. 民主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立法公众参与 |
4. 科学立法与立法技术、立法后评估 |
5. 依法立法与宪法监督、备案审查 |
6. 扩大地方立法权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 |
7. 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立法”的研究 |
四、中国立法学研究的组织形式与学术载体 |
(一) 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及各省立法学研究会的活动 |
(二) 立法学研究中心、立法研究所等立法学研究基地 |
(三) 立法学研究的专门刊物 |
五、中国立法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主题变迁 |
(一) 立法学与法理学的“扬手作别” |
(二) 从“非自觉立法理论”到“自觉立法理论” |
(三) 从“追仿型”研究进路到“自主型”研究进路 |
(四)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立法学研究的互为补充 |
六、面向实践:中国立法学的贡献与未来 |
(一) 从阐释性立法学转向建设性立法学 |
(二) 从封闭的立法学转向开放的立法学 |
(三) 走向立法学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
(8)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注 |
二、基于“省部共建”政策对我国高校发展的影响 |
三、基于论文研究者的工作经历与研究旨趣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价值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公共政策过程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研究 |
四、教育政策运行研究 |
五、文献述评 |
第四节 核心概念 |
一、教育政策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
三、省部共建 |
四、政策运行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
第一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确立的背景 |
一、政治背景:政府机构改革 |
二、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三、教育背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演进 |
一、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萌生与兴起(2004-2007) |
二、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发展与探索(2008-2011)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调整与深化(2012-至今) |
第三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 |
第四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 |
一、“省部共建”主体的多元化 |
二、“省部共建”布局的区域性 |
三、“省部共建”内容的全面性 |
四、“省部共建”府际关系的协同性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 |
第一节 G大学“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 |
一、G大学经历的四次组织转型 |
二、G大学组织转型发生的变化 |
第二节 G大学“省部共建”的政策环境 |
一、国家的宏观政策:科教兴国与高等教育强国 |
二、浙江的区域政策:科教兴省与高等教育强省 |
第三节 G大学“省部共建”战略的确立 |
一、“四校合并”:G大学“省部共建”的外生变量 |
二、“抓质量,建名校”:G大学“省部共建”的内生变量 |
第四节 G大学“省部共建”确立的过程 |
一、G大学-浙江省政府的良性互动:G大学“省部共建”的前提 |
二、教育部-浙江省的互动协商:G大学“省部共建”的关键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 |
第一节 “省部共建”提升了G大学的“身份” |
一、大学身份:内涵与意义 |
二、“省部共建”:进一步巩固了G大学省属高校“排头兵”的地位 |
三、“省部共建”:G大学由“地方军”走向“国家队” |
第二节 “省部共建”更新了G大学的办学理念 |
一、“省部共建”进一步明确了G大学的办学定位 |
二、“省部共建”实现了G大学发展主线的转移 |
三、“省部共建”使G大学确立了“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方向 |
第三节 “省部共建”提高了G大学的学术水平 |
一、“省部共建”丰富了G大学的学术资源 |
二、“省部共建”提升了G大学的学术序位 |
三、“省部共建”促进了G大学核心指标的跨越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 |
第一节 G大学“省部共建”办学经费政策的执行差距 |
一、中央政府模棱两可的“省部共建”经费支持政策 |
二、浙江省政府模棱两可的“省部共建”经费支持政策 |
第二节 G大学“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的执行差距 |
一、“完整”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形式 |
二、“权宜”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内容 |
三、“打折”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过程 |
第三节 G大学“省部共建”机构设置的执行差距 |
一、“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设置:非独立性与附属性 |
二、“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职能:象征性与符号性 |
三、“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人员:非专业性与兼职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 |
第一节 “省部共建”:我国地方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探索 |
一、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均衡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 |
二、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结果的差距与行动的偏离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 |
一、中央政府: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 |
二、省级政府: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 |
三、地方高校: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G大学协议书 |
附录B: 受访对象一览表 |
附录C: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运行访谈提纲 |
在读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有志有力有物相之——一位山里放牛娃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 |
(9)落实《纲要》部署 再创辉煌业绩——纪念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创建三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一、更新教育观念, 明确发展定位 |
二、深化体制改革, 增强服务功能 |
三、制订学业标准, 促进教育融通 |
四、扩充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能力 |
五、壮大文化影响, 铸就教育品牌 |
(10)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㈠理论意义 |
㈡实践意义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㈠对“女犯”的解读 |
㈡对“女监”的界定 |
三、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㈠研究成果概述 |
㈡研究主要内容 |
第一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几个阶段 |
第一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初创与停滞 |
一、建国早期女犯改造的初创阶段 |
㈠关押机构“大集中小分散” |
㈡管理手段强硬 |
二、文革时期女犯改造的停滞阶段 |
㈠文革前的社会背景 |
㈡冲击与亮点并存——“开门改造”试点 |
第二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恢复与重振 |
一、改革开放后女犯改造的恢复阶段 |
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 |
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与监狱工作恢复 |
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犯改造的重振阶段 |
㈠从数据看女犯改造形势已发生变化 |
㈡从管理看分类改造已形成 |
第三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
一、21世纪女犯改造的改革阶段 |
㈠整合资源为女犯改造服务 |
㈡加大对女犯的文化教育比重 |
二、新时代女犯改造的创新阶段 |
㈠打造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 |
㈡研发具有可推广性的女犯评估量表 |
第二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与体现 |
第一节 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一、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㈠旧上海侵犯女性人格尊严的思想 |
㈡20世纪50年代改造旧时代的运动思想 |
二、惩治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㈠女犯关押机构未形成独立监狱设置 |
㈡看守人员未形成专业化队伍 |
㈢改造手段与男犯基本无异 |
㈣携带儿童服刑的特权逐渐被剥夺 |
㈤对孕产妇女犯的规定趋于规范 |
第二节 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一、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㈠划分警戒度的监狱管理理念 |
㈡以分类促安全的监狱管理理念 |
二、管理安全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㈠严峻社会形势带来的新要求——安全底线 |
㈡管理手段之新尝试——宽严相济 |
㈢文化改造之初体验——人文关怀 |
第三节 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一、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㈠再社会化改造的思想理念 |
㈡罪犯再社会化改造的发展历程 |
二、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㈠与地区衔接促进监所内外联动 |
㈡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女犯改造 |
㈢实践“个体定制化”改造方式 |
㈣探索民警与女犯“同频共振” |
第三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内容变迁 |
第一节 政治改造的变迁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㈠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造反革命为主要目标 |
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目标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第二节 监管改造的变迁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㈠监管工作有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 |
㈡出现了分类管理的雏形 |
㈢监管和教育工作界限不明朗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㈠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上注重人性化 |
㈡女犯整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手段变革 |
㈢变性人之殇——监管改造面对的新形势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㈠民警管理工作规范度提升层级 |
㈡女犯管理模式在稳定中求变革 |
㈢通过狱务公开检验女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 |
第三节 教育改造的变迁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㈠以女犯思想动态的掌握为核心 |
㈡以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㈠以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为媒介 |
㈡重视综合素质提升 |
㈢以“个别谈话”解决个体问题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㈠通过系列读书活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
㈡“高低并轨同行”提升个体女犯学历 |
㈢开展精品技术教育 |
第四节 劳动改造的变迁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劳动改造 |
㈠女犯劳动改造强度大 |
㈡以生产效能为主要评价标准 |
㈢劳动改造与其他改造手段高度熔合 |
二、文革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㈠准确定位适合女犯的劳动项目 |
㈡“监企分离”适度改变女犯劳动改造方向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㈠以生产安全为衡量劳动改造的红线和底线 |
㈡质量控制成为核心环节 |
㈢将女犯技能培训与劳动改造紧密结合 |
第五节 文化改造的变迁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㈠以亲情专题系列教育为抓手 |
㈡以警囚互动为形式 |
㈢以科学评估为前提 |
第四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环境变迁 |
第一节 女犯改造之法律环境的变迁 |
一、女犯减刑、假释等权利的变迁 |
㈠减刑假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
㈡女犯减刑假释执行情况的变迁 |
二、女犯通信、会见权利的变迁 |
㈠基本通信、会见制度逐渐规范 |
㈡资源共享搭建特殊会见平台 |
㈢通讯模式电子信息化 |
三、女犯探家、安置权利的变迁 |
㈠“周末监禁”、探家等回归前的探索与尝试 |
㈡通过安置政策确保顺利回归 |
四、女犯其他法律权利的变迁 |
㈠申诉、控告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
㈡法律援助保障女犯权益 |
㈢保护狱内的其他合法权利 |
㈣关注外籍女犯合法权利保护 |
五、女犯深挖工作的变迁 |
第二节 女犯改造之生活卫生环境的变迁 |
一、女犯伙食条件变迁 |
二、女犯医疗卫生条件变迁 |
㈠女犯医疗机构专业化 |
㈡对重点时间段和重点病犯的管理不断加强 |
㈢规范疾病预防和病情档案整理工作 |
三、女犯生活和生产条件变迁 |
四、女犯囚被服、作息时间变迁 |
第三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环境的变迁 |
一、警戒条件的变迁 |
㈠提高监狱二大门科技水平以加强警戒 |
㈡监管信息技术化的实现为警戒工作护航 |
㈢加强对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和管理 |
㈣集约警务与增强责任意识并举 |
二、应急条件的变迁 |
㈠应急预案演习种类不断完备、形式更加科学 |
㈡通过单位联动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
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中的单元格 |
三、惩戒条件的变迁 |
四、证据保全条件的变迁 |
第四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者环境的变迁 |
一、女犯改造管理者的变迁 |
㈠监狱管理者来源正规化 |
㈡监狱管理者工作制度详细化 |
㈢监狱管理者培养机制化 |
二、女犯改造科研环境的变迁 |
第五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思考 |
第一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 |
一、政治是女犯改造变迁的原动力 |
㈠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女犯改造的政策指导方向 |
㈡国家的政治变革引起女犯改造的重要变化 |
㈢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女犯改造方式的变化 |
二、经济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物质基础 |
㈠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女犯改造的物质条件 |
㈡国家的经济进步促进女犯改造的物质环境改善 |
㈢国家的经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女犯改造具体措施的改变 |
三、法制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规则支持 |
㈠国家的法制精神是女犯改造的制度渊源 |
㈡国家的法制原则是女犯改造原则的形成依据 |
㈢国家的重大法制事件可能引起女犯改造制度的变化 |
四、文化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精神助力 |
㈠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女犯改造的精神基础 |
㈡国家的文化氛围制约女犯改造的变迁速度 |
㈢国家的文化进步是女犯改造变迁的起点 |
第二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
一、女犯改造变迁的三大特点 |
㈠在法制层面比男犯相对宽松 |
㈡在改造手段上比男犯更多样 |
㈢在文化领域比男犯更易受影响 |
二、主要原因分析 |
㈠政治改造上把女性社会责任融入 |
㈡监管改造上能兼顾女性生理特点 |
㈢教育改造上与女性特色贴近匹配 |
㈣劳动改造上向培养适宜女犯的实用技能倾斜 |
㈤文化改造上用女性元素构建氛围 |
第三节 女犯改造变迁历史带来的启示 |
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 |
㈠社会文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
㈡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
㈢女犯改造的进步依赖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二、对女犯改造的启示 |
㈠改造精神上注重树立培育自立女性的矫治理念 |
㈡改造原则上注重形成有利于女犯回归的矫治目标 |
㈢改造手段上注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矫治模式 |
㈣预防警囚“互害”模式的产生 |
三、对女性犯罪预防的启示 |
㈠从“女权主义”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㈡改变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 |
㈢增强女性的个人能力 |
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四、庆祝自学考试创建十五周年——兼谈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创建江苏开放大学方案的比较——“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方案制订的回顾[J]. 马良生.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06)
- [2]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D]. 余小波. 厦门大学, 2007(07)
- [3]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D]. 解德渤. 厦门大学, 2017(01)
- [4]庆祝自学考试创建十五周年——兼谈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J]. 吴聚芳. 中国考试, 1997(S1)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演变研究[D]. 张裴.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1)
- [6]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D]. 王庆如.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
- [7]面向实践的中国立法学——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立法学的成长[J]. 封丽霞. 地方立法研究, 2018(06)
- [8]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D]. 徐吉洪.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 [9]落实《纲要》部署 再创辉煌业绩——纪念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创建三十周年[J]. 李占伦. 考试研究, 2012(01)
- [10]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