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平议（论文文献综述）
田丰[1]（2021）在《茅盾与“五四”精神》文中指出毋庸讳言,在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过程中茅盾对"五四"的认识上有过曲折,但总体而言他继承和发扬了敢于怀疑、坚持自我和维护个人自由的"五四"精神,并且在维护"五四"新文学传统及"五四"作家经典化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无产阶级运动兴起之际茅盾受到当时太阳社和创造社的围攻,在有所辩驳和坚持的同时也做了很大的妥协和退让,为了回归左翼阵营而及至在瞿秋白授意下对五四运动给予了过低的评价。但在此之后茅盾经过反复观察和认真反思开始重新回归自我,在恢复独立意识之后借助自身凝聚的强大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极投身于"五四"文学经典化的建构,为延续"五四"精神传统付出了巨大努力。
陈国恩[2]（2020）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纷争中的新旧矛盾与中西冲突》文中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百年,围绕它的纷争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革命民主派在中国面临鸦片战争以来新旧文化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相互纠缠的困局而试图突破旧思想牢笼的一个产物。它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形成了启蒙主义的"五四"文化观。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百余年间,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不同主张的左右摇晃,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追赶现代文明潮头时难以避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旧文化的争论中,站在革新派的立场上,同时又赋予其自身的阶级内容,从而发展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观。它赋予"五四"以新民主主义历史开端的重大意义,把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整合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中,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高度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重大课题。新民主主义"五四"文化观的核心是"人民本位"的思想,这为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重要经验。今天,把围绕五四新文化而展开的新旧矛盾和中西冲突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作为一个进行时的问题来研究,则应坚持人民本位立场、世界性的视野、实践性的观点以及现代文明的标准。其中的关键,是要在广泛的中外对话中让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
唐雅倩[3]（2019）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试探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审视其内涵及发展成为树立文化自信、构建民族文化的必经之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中国具体社会环境为现实依据,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文艺领域普遍有所成就,且文艺思想组成部分于个人于整体皆存在内在逻辑关联,具有开创性与引领性。但是,作为首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历了文化身份与思想认同的转变,接受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难免残存西方“主义”、中国“传统”等痕迹。因此,对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进行历时、共时的认识与研究是可行且必须的。这将有效地避免片面截取与狭隘认知,对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的系统整体把握大有裨益。本文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考察对象,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拟从以下五个层面进行论述:1.三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脉络及早期文艺观缘由。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诠释与宣传是诸多要素交织影响后的理论偏向与价值主导,存在独有的发展脉络。本章首先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为阶段划分标准,将三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脉络分为接触、早期、后期三个阶段,然后对影响其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文艺观形成与流变的主要因素进行宏观考察,最后简要叙述了三位领导人早期阶段文艺思想的差异并从主客观全面分析其缘由。2.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艺与社会观。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艺观聚焦现时社会,存在向反映与作用社会的位移。本章从“科学视域中的文艺与社会观”与“马克思唯物观下的文艺与社会观”两个层面分析其思想。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内藏了马克思主义意蕴的逐步增强。3.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艺与人民观。中国被迫迈进现代性社会,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矛盾尖锐,“人”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焦点。本章从“人道主义下的平民观”和“文艺大众化的萌芽”来查究他们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考,揭示他们对“平民”与“大众”的阶级考量。4.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论文艺主体与本体。身为文人的自觉让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探求文艺外在功用之余,也思考文学的审美特征。本章分为文学主体性内容与文学本体观两大节。文学在内容上是主观情绪的阐发,具有文学个性之美。同时他们提出文学独立于史学等其他门类,结合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文艺的设想。5.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变革“现实”必然审视过去、立足现实,三位领导人以多种形式抨击传统理论、参与文化论争,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章从传统思想内涵批判、文学论争及文学思潮评判等维度补充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艺思想。首先,破旧立新,三位领导人批评“老庄虚无主义”与“儒学伦理道德”,提出孔学不适合现世生活。其次,他们通过参与文学论争、评判东方文化派,扩大科学社会主义影响,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
杨国伟[4]（2018）在《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借助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得到学界不断地丰富。然而,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成果中,现代中国文学最为醒目的“底层叙事”现象不仅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选择从“底层叙事”视角论述现代中国文学,其根本目的是寻求现代中国文学新的阐释与新的解读方式,并为当下底层写作探索历史经验。除绪论和精要结语外,本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主要从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中某些最为显眼、最切合其叙事面貌的各层面展开论述,揭示其特征。绪论:阐述从“底层叙事”视角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紧迫性。梳理新世纪以来从“底层叙事”视角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确证从这一视角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古今中外底层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叙事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底层”“底层叙事”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确言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和意义。指出“底层”是一个与“上层”相对的概念;“底层叙事”则是指作家以“底层”为叙述对象和内容,在特定的叙事姿态中有效地传达“底层”声音的叙述行为。这样的文学叙事文本则是“底层叙事”文本。第一章:“解密”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话语的生成、建构与整合过程,及其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探察“平民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这三种现代中国主流文学叙事理论的“底层”意识,以及它们各自丰富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揭示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话语与“底层叙事”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反思“底层叙事”话语对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实践的意义与限制。指出现代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底层叙事”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愈发严格的叙事规则也给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诸多损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在表现内容、思想精神等方面的丰富性。第二章: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互动关系。探讨现代中国作家选择叙述底层民众生活的革命背景,挖掘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革命性价值,反思底层革命叙事的不足。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性质促动着现代作家通过文学叙述底层民众,来参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建构。其主要革命性价值表现在,向底层民众输送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重构富于激情的底层革命文化;普及和宣传现代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勾勒新型国家宏伟蓝图;建构底层革命的合法性。同时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底层革命叙事的不足在于,存在混淆革命暴力与恐怖主义暴力,对自我革命认同的危机及压抑革命个体的情感等叙述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无形中消解了革命的现代性与合法性,也制约了底层革命形象的塑造。第三章:揭示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人民性维度及其缺点与不足,探讨其对当代底层写作的启示经验、价值与意义。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忠实地书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图景,深刻地表现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和理想追求:在阔深的视野中挖掘华夏民族和人民独特的性格品质,彰显中国人民在国破家亡面前大智大勇的优秀传统:创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中的作家自觉意识对于当代底层写作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然而,现代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也存在过度“代言”与“立言”、遮蔽底层民众的真实诉求、忽视人民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民群众性格品质多面性等现象,限制了文艺对生活表现的多样性,降低了文学的美学机制和审美形式,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文学的艺术自律原则第四章:辨析“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质之关联。“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文学新秩序的深层关系,是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显在的新秩序,同时它又以强大的整合和创造力量,规范着现代文学社团的组建、文学流派的生成、文学论争以及文学批评理念的建构。如果没有现代中国作家“底层意识”的叙事指向,那么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如此的恒稳、有序与现代格局。现代作家对“底层叙事”的默默持守,使现代文学既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它的新秩序,也最大程度上表达了它的现代性特征。不过,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也时常使人们陷入新的现代性漩涡中。
张德强[5]（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魏占兴[6]（2017）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新闻“两栖写作”（以下简称“两栖写作”）是指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新闻学发展相伴生的一种写作活动,它兼及文学与新闻两个领域的专业创作活动与职业写作行为,是一种文学与新闻彼此交融、互动共生的写作现象。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写作类型,伴随遽变而多质的社会发展进程同步前行。作为“两栖写作”主体的两栖作家,通常为具有职业新闻记者经历的作家或颇具作家气质的新闻记者,他们既有记者对社会变动的敏感又有作家的文情与哲思;他们关注并介入现实生活,并以文字迅速反映社会事件,创作出了大量兼具文学与新闻双重特征的作品。人类的新闻需要和新闻活动古已有之,在报纸诞生之前,新闻囿于封建制度的保守和新闻载体的匮乏,只能隐含或曰孕育于文学母体之中。随着报纸的出现,新闻也加速了孕育过程,并最终脱离文学母体。襁褓中的新闻不可能独立生存,它需要源源不断地向文学母体汲取营养:作家转型为记者,文人演变成报人,为新闻强健了骨骼;文学语言、文本结构和语法修辞等为新闻充实了血肉;甚至文学体裁也在为满足新闻的成长需求不断进行着变型与衍生。20世纪30年代以前,萌生期的“两栖写作”表现为新闻意识渐强的作家以报人角色或身份从事文学-新闻“二象性”文本的写作活动。30年代初,左联根据革命斗争新形势需求,在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的进程中,确立了文学与新闻两大战线密切配合、联合作战的思想,积极开展具有鼓动性与战斗性的报告文学的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报告文学的勃兴直接推动了作家与记者开展“两栖写作”的热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抗战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庞大的作家群体开始向战地报道的方向“大迁徙”,使得文学与新闻的交叉地带变得宽阔而丰厚。显然,现代战争生活为两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现代读者也对战地记者提出了艺术性的报道要求,这两种因素充分激发了两栖作家的写作情怀,充分调动了他们进行“文学化新闻报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新中国成立后,两栖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写作立场无不以国家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国家和民族共同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准则作为价值航标。两栖作家在政治语境下所取的单向政治归属,也就从根本上决定其作品歌颂-批判两极模式的生成。然而,随着歌颂的不断升级,部分作家开始走向迷失,对“大跃进”等虚假存在所作出的荒谬的报道与歌颂,使两栖作家原本强调客观真实的文本迅速沦落为失范异化的赝品。这一时期,“干预生活”的特写的出现,可谓知识分子在新体制下履行社会批判职志的一种尝试。尽管这些特写作家在之后到来的政治风暴中悉数遭受致命打击,但它的出现与发展无疑为“问题报告文学”在80年代的回归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期,随着以开放、多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化的建构,作家们开始以自主的姿态进行创作。报告文学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低谷之后再度走俏中国文坛,并于80年代中后期呈现井喷式发展之势。在这种繁荣背后起推波助澜作用的“生力军”中,曾经或当时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占了极大的比例。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使报告文学“歌颂与批判”的本性再次凸显。尽管顺应时代潮流,书写改革开放,讴歌主旋律的作品不断涌现,但“干预生活”的作品大有崛起之势,并以其深刻的启蒙意义参与着社会理性精神的重构。“两栖写作”是作家顺应时代潮流而“辗转”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一种写作现象。作品之所以在两个领域皆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作用与价值,是因为它们在选题、立意以及文本写作上皆充分借鉴了文学与新闻两种表现形式之所长,其表现力也体现出文学与新闻的互补与叠加,进而使作品呈现出异于单纯的文学或新闻作品的别样景观。作家在两个写作领域之间的身份变迁绝非偶然的、无意识的职业选择,而是随着不同时代政治与文化生态的演变而产生的一种有其内在规律与明确目的性的价值取向与身份再定位。“两栖写作”不仅参与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建构,而且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及民族精神的重铸做出了独特贡献,可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万水[7]（2016）在《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对学界"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呼应,本文从活跃于1980年代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份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入手来考察1980年代我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历程。这份刊物在当时影响巨大,它所刊发的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共224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共9篇。本文认为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联和作协是文学体制的执行性实体机构。《当代文艺思潮》作为甘肃省文联主办的刊物,其性质当属文学体制的一部分。本文将《当代文艺思潮》刊发的文章大致分为四个类别:理论文本、史论文本、评论文本与方法论文本。在理论文本方面,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关于左翼文学理论的讨论,通过开辟"马列文艺思想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等专栏,刊发了相当一部分对已有结论提出商榷和另辟蹊径的文章,这些文章给传统左翼文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一个多元共生局面的形成。其次,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用"启蒙人道主义"代替了"阶级论",迅速突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抑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窠臼,将人道主义认同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以是否表现了完整的"人性"为标准来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但是,《当代文艺思潮》所倡导的"人道主义"难以突破"启蒙人道主义"的局限。再次,关于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文章体现了对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的双重尊重,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研究本体性的回归。又次,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文章体现了人学、人类学本体论研究思路和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以上讨论构成了一个倡导"人的觉醒"的系列。今天来看,《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高扬人的价值的文章,无疑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使之朝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文章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窠臼。最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开设"国外文艺思潮之窗"栏目以及刊发如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等文章推动了 "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史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就当代文学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回顾与展望——评论家笔谈、答问》以及围绕它们所组织的一系列文章参与了"进化论"和"断裂论"的文学史观在1980年代的形成与传播。在新时期文学应该承续五四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的问题上,《当代文艺思潮》刊发的文章各执一词,特别是主张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的陷阱。在评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表现出比同时期的同类刊物更加大胆的特点。但也留下了缺乏时间距离而产生的"沉淀"性不足的缺憾。但是,对以王蒙的作品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的肯定,对以刘索拉、徐星的作品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的深入分析,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寻根文学"的关注,对新锐批评家的重视,对青年批评家的提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们都体现了文学观念在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巨大变革。在方法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开设"文艺学与社会科学"、"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文艺学、美学与其他科学"、"文艺学与现代科学"、"文艺新百科"等栏目刊发了一系列研究文章,给予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沉重的打击,打破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唤醒了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但也存在着生硬"横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过高估计方法的作用的弊端。通过对《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我们发现: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单质化、纯粹化。至少是左翼文学观念与"新启蒙"文学观念并存。"新启蒙"文学观念应该处于主潮的位置,它在1980年代的形成是"体制"内变革的结果。作为"新启蒙"文学观核心观点的文学的人学属性和文学的自律性,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却缺乏反思。传统左翼文学观并没有对"新启蒙"文学观形成打压之势,相反,持左翼文学观的人士在对待"新启蒙"文学观的时候,大多数是采取交流和探讨的态度,而且对"新启蒙"文学观的一些核心观点,他们也是接受的。
陈志华[8]（2015）在《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文中提出对文学史的观照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本论文选取的宗教视野乃其中之一。这种视角选择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以“宗教视野”审视文学变革，可以跳出单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将历史的、学术史的综合研究方法纳入进来，这对《新青年》这样融合了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的研究客体来说，尤为必要；第二，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为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夸大了与旧文学的对立，“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等口号掩盖了许多丰富的历史内容，综合研究方法变焦点透视为散点透视，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简单的单线式文学史观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作为观察《新青年》及其主导的文学变革的视角，本文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实际含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对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客体，更是从属于思想史学术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目前，宗教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已比较成熟，但1919年“五四”事件之前的一段还很少有人涉及。本论文试图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考察它在1919年之前的宗教讨论和宗教观念对中国文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如此设定时间范围和研究内容，与文学及由它反映的整个时代的主题变换有关。《新青年》创刊时，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这使得新旧文学思想的矛盾更加明显，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形态错综复杂，呈现出转型期的激烈碰撞与交锋。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使新旧文学间呈现紧张对立状态，同时，《新青年》对宗教的态度也渐趋激烈，到“美育代宗教”说提出时，此倾向发展到一个极点。1919年的五四事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个社会由启蒙到救亡的主题变换，之后《新青年》迁回上海，原先的思想文化建设命题逐渐让渡给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问题，文学与宗教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二十年代后，“非基督教”运动等已含有明显的政治运动色彩，而应归在另一个主题下讨论。《新青年》对新文学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由于它将构建包括科学、宗教、艺术等在内的新文化当成主要目标，是在更高更宏阔的视野中提倡和促进文学变革，该杂志的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局限性，即宏观理论探讨大于文学创作实践，抽象理念阐发大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亦即“问题与主义”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使《新青年》的宗教问题讨论呈现出许多矛盾的地方，不但“同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尽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宗教情感和宗教评价在这五年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西、新旧文化系统的激烈对撞中，原有价值判断和理论设计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不得不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文学方面，当时有写实主义、人道主义等理论倡导，而在具体的创作中，中国和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想交织在一起，使此时段的文学过渡痕迹十分明显。其直接后果是，宗教与文学是《新青年》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二者存在相互影响，但内在关系更显扑朔迷离。本论文的中心线索，即要搞清在《新青年》的复杂文化生态中，二者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一章绪论，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廓清研究对象和问题，说明本论文的创新点。以往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宗教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宗教”两种类型。前一种的研究者往往持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所讨论的文学问题与特定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情感相联系；后者更关注文学史涉及的宗教内容，大多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和宗教主题。本论文试图跳出这两种模式，将宗教视为融合信仰体系、生存方式和经典文本在内的历史存在物，以此考察它在某个时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文学研究的参照体系，更是一种与学术史、思想史类似的研究视野。以此观照文学史现象，可以将史料（包括但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当成叙述主线，更多呈现作家心理、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创作形态的细微变化。第二章，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在陈独秀、胡适等新一代知识分子这里，基督教首先是西方文化的象征物，它的平等博爱观念、入世精神甚至对异端的血腥镇压，都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格局中被审视和接受的。由于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五四新文学家对基督教的态度，大多经历了由羡慕认同到质疑其合理性的过程，这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分歧明显。《新青年》与基督教会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责令更名”事件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青年》对西方文化由狂热崇拜到趋于理性的态度变化。同时，杂志的编辑方针也有所调整，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减少而同人原创文章增多，且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观念所受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还体现为译介西方作家过程中的“误读”。《新青年》一度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说看作是欧战的哲学基础，这和此前它主张的军国民主义明显矛盾；尼采哲学否定基督教道德观，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的矛盾态度也正代表了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托尔斯泰改造基督教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无抵抗主义、非战争主义、人道主义等，他实际具有宗教改革家和道德家的双重身份。中国知识分子对托氏的注意，以及围绕他展开的争论，和当时文学界的思想状况有关。此外，基督教与战争等也是《新青年》关注的重要话题，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第二章，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转变。近代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态度，有“学术研究”和“信仰对象”的不同，试图借助佛教来解决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践行中的诸多问题。新青年同人普遍表现出对佛教精神的认同感，反对孔教道教而不真正反对佛教，很多人甚至表现出对佛教经典和佛教精神的浓厚兴趣。这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和文学精神的变化。谢无量曾撰有《佛学大纲》和《中国大文学史》，“或文学或宗教”的特点使他表现出传统文学的包容性特征。陈独秀称赞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长诗代表了“最高国民精神”，胡适则批判了它的用典及古典主义倾向；两人都力图引导中国文学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而古典文学的旧形式能否承载新的文学精神，成了在评价谢无量问题上分歧的真正原因。诗僧苏曼殊的《碎簪记》含有包括佛教、基督教在内的复杂宗教情感；他对爱情欲望细腻而夸张的描写，既代表了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发展，也象征了新文学突破写实主义局限的可能性。苏曼殊去世后，他所代表的抒情传统遭遇更为复杂，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及后来的新文学家对苏曼殊的评价，实际代表了写实主义和主情主义的分歧。第三章，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在宗教视阈中，李叔同的文学史价值凸显出来，他在出家前创作的新体歌词从形式到思想情感都接近现代白话诗，且寓含了对宇宙人生的玄学思索。这些歌词之能表现人类隐秘情感，在于它们的“宜唱”性质。与之不同，《新青年》上的白话诗因过于注重文学的“说话”功能，渐渐有了偏重说理的倾向。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争取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而注意使用白话，创制并实验了“罗马化中国字”以代替原有的汉字书写系统。这给新文学家以启发，他们对“罗马化中国字”及世界语表现了极大热情，由此也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层次的汉字革命。汉字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将文字与其负载的孔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联系起来，表音化汉字书写体系真正想取代的，是与象形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汉字革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反基督教思想启发产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革命。第四章，试图建构新文化精神核心的“宗教代替说”。蔡元培1917年前后的几篇演说表明了其对孔教及其他宗教的定位，总体而言，他的同情态度十分明显；但不久他又推翻了其中的很多观点，转而贬抑宗教。他与陈独秀一唱一和的“双簧信”表明，《新青年》在重新评价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有意调整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模糊认同到明确反对是《新青年》同人对待宗教态度的基本特征。对科学主义的高扬，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宗教思想整体上的否定，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唯理化”倾向。宗教在过去甚至当下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有核心位置，为打破这种稳态结构，各种“宗教代替说”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代替并非简单的反对或“打倒”，它不排除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要用“符合人性”的新宗教代替过去迷信鬼神的旧宗教。美育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形式在教育中的作用，它之能够“代替”宗教，在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陶养情感和慰藉心灵的需要。“美育代宗教”说既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警惕了科学主义过度膨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接续了儒家的礼乐传统，弥合了新文化因“全盘反传统”产生的裂痕，从而重构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精神核心。结论。以宗教视野进行考察，发现“五四”事件前的五年中文学变革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既是作者群体变化造成的，更和宗教、哲学、艺术等外围文化环境变化有关。由于此时期各种宗教的思想体系和传播方式不同，它们影响文学变革的方式和程度大小也不同。一般而言，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外国作家作品译介大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和语言形态大于流派风格；影响的结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另外，文学对宗教的反作用力明显，“宗教代替说”既是对宗教强力介入文学的反动，也为之后科玄论战和“非基督教”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宋声泉[9]（2013）在《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文中研究指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大转折处”；且在文学的现代演进中,始终作为需要被对话的核心事件。对文学革命的深入理解不但具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然而,在文学革命研究中,对其所处身的具体环境,即民初（民国初年的简称）的评价一直偏于负面。对民初文学界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视其主要由堕落的南社文人、反动的清遗民诗文、逆历史潮流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派构成的认识水平。本论文则尝试以“共和语境”理解民初,借此反观晚清与“五四”,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并非要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民初文学,而是力求探析作为方法的民初。“民初作为方法”,不仅是要将民初作为研究对象,更希望通过研究这个时段,重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图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它的历史,尤其是民初时段走向文学革命的契机。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作为历史话语的“民初”在文学革命史上被书写时的角色转换。“文学史”发轫之时,“民国元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史的时间意识和叙述框架。在民国视阈中考察新文学发生的文学史理路,是北洋时期着史者的共同体认,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十分常见,但此时受政治环境、文艺思潮、学术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民元”记忆开始消逝。1949年以后,知识界整体上对“民元”的认识统一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内,其文学史形象沦为单一的政治想象。近二十年来,个别文学史对“民元”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对“民元”界标之于新文学价值予以肯定的复归之路,仍在艰难行进。第二章,以小说这个最能表征现代中国的文体为切入口,借以呈现文学革命前的“民初”所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及其为新文学的发生积蓄的文化资本。在清代主流社会舆论里,小说被鄙夷的程度空前绝后；尽管晚清“小说界革命”受到知识界欢迎,但对民间士人力量的估计不宜过高。民国建立,国体由帝制变为共和,小说的创作、出版、购买与阅读在整体上实现了合法化；“小说”既被国文教科书采纳,也成为“文学史”观照的对象；女性破天荒地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为掌控民初文坛的男性文人所接纳,使女性创作小说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接受。“小说是文学”观念的知识化与女性小说创作权的获得,都为日后的文学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第三章,以文学革命发生最重要的载体《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展示出文学革命的开启过程本身便置身于“民初”时段之中。《青年杂志》自创刊时就没有设立刊登旧体诗文的文苑栏,凸显出其与《甲寅》等民国初年政论类报刊的不同；虽亦发表过三篇旧体诗,但背后蕴含着编者求变的文学关怀；其对写实主义的译介与提倡是文学革命最原初的根基。现行的文学史对文学革命开端年的叙述,受制于新文学家的自我陈述,形成了十分固定的模式,造成了对方孝岳等所谓“折衷派”的压抑。1917年的文学革命,不仅没有形成赞同派、折衷派、反对派这样的格局,也不存在所谓的“改良”与“革命”两种路径的差异。第四章,侧重探讨新文学在民初时期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首先重估文学革命对民初文坛的批判。《新青年》同人批判的“鸳鸯蝴蝶派”专指民初以徐枕亚、吴双热等为代表的骈体言情小说；而民初小说家们同样对“四六体”言情小说及黑幕小说不满,可见,民初文坛与新文学的诉求之间并非没有融合之处。其次,剖析民初的“共和语境”之于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意义。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对文学革命的正面意义不大,亦未直接引出林纾的出场。1918年夏秋之际,文学革命在公共舆论中崭露头角；年末之时,已然声势日隆。但真正让《新青年》名声大震的关键时刻便是1919年春初的那场围剿林纾时的“新旧之争”,通过分析民初舆论界的态度,可以看到林纾败北的根源在共和话语。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以民初作为方法对重写文学革命史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并对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予以展望。
鲍焕然[10]（2012）在《样板戏的发生与改编研究》文中提出在1966-1976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无论是作为文学运动,还是作为与艺术表演形态并行的文学文本,都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学史事实。主导样板戏运动发展过程和样板戏文学文本及表演形制的生产、改编与传播的文艺派别,无论在当时以“京剧革命的促进派”、“京剧革命公社”、“革命战斗兵团”或“无产阶级文艺队伍”“骨干”自称,还是后来在学者的研究中被冠以“极左文艺派别”、“文学激进派”或“激进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等名称,也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存在。对于样板戏这样一种从发生成因、文化构成、改编机制到存在样态都极为复杂的文学史事实,只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各个时期影响其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源流的梳理,进行动态的历史与审美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其深层的文化蕴涵及文学史意义。本论文正是在对样板戏从源头文本到各期改编文本进行细读与校勘的基础上,通过对样板戏发生、形成与改编过程的考述,探寻样板戏发生与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脉理,揭示意识形态认同诉求与激进政治策略对于样板戏改编的规约,探讨世俗生活世界与传统伦理价值在革命话语规训下的存在境遇,分析样板戏改编过程中对江湖话语及江湖伦理的借用、改写与收编,考辨样板戏与民族传统戏曲遗产的深度关联及其传承变异,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美学、国家政治诉求与民族文化特性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中,力图将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趋于一体化的文学制度与激进革命话语对异质因素的清除与改造过程置于样板戏改编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具体的考察与阐释,从而勾勒出样板戏改编与国家政治理想诉求、革命文艺思想传承、民间伦理价值置换和传统戏曲质素改造等多层复合的文化关联。本论文内容的总体布局,分为引论、主体部分和结语。引论阐述了“样板戏”作为形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经历的三种述史模式的嬗变,即基于个人与社会记忆分类与整合的经验复现模式、基于文化理论与方法移植的概念想象模式、基于历史同情与语境还原的学理建构模式。说明为了进一步探讨“样板戏”现象所昭示的文化意义,必须把“样板戏”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历史语境中,建构一种文化整体性视域,寻绎与梳理“样板戏”与传统质素的深度关联以及它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仪式的文化表征。主体部分分布在第2、3、4、5、6章。第2章重点论述样板戏的历史渊源与发生机制。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阶段的国家戏剧政策与戏剧活动,足以说明自1950年代后期起文艺样式的中心向戏剧位移。而建国以后的戏曲改革也通过启动全方位的一体化进程开始走上了一条不断纯粹化的道路。在经历戏剧领域的话剧与戏曲、戏曲界的各地方戏剧种与京剧、京剧舞台上的传统戏与现代戏、现代戏中的生活题材与社会主义题材的多重争持与纯粹化之后,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合题最终以革命现代京剧的体式来实现。在革命现代戏趋向独尊的历程中,戏剧在纯粹到极致的同时也从丰富走向狭窄和单一。但戏剧纯粹化引致的文艺样板化倾向从其源头来看,并不始于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在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即已发其端绪。样板戏名称的提法、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机制、样板戏作者队伍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样板戏的传播方式都可以在延安文艺中找到其历史渊源。由于样板戏最早发端于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艺,以这一历史因缘为起始对样板戏进行分期,就可将样板戏的发生、形成与改编过程分为萌发期（1942-1958年）、争持期（1959-1963年）、定名期（1964-1967年）、定本期（1968-1976年）四个历史阶段。第3章集中梳理样板戏主要剧目的稿本流变,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当时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在样板戏形成与改编中的主导效应。本论文选择第一批8个样板戏中具有文学叙事特性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第二批样板戏中被认为在艺术上可以与第一批样板戏相媲美的京剧《龙江颂》与《杜鹃山》等9个剧目,作为样板戏的主要代表性剧目,以演变时段、作品体式、作品名称、编创单位、作者或编剧、导演、主要人物及重要角色、对应主要人物角色的演员、审看结果与传播情况、稿本内容主要改动情况等10个要素为变量,从其发生的源头稿本到最终的改编定本分别对各剧目的改编演变情形进行梳理,并以表格形式直观呈现出来。在梳理样板戏主要剧目稿本流变的基础上,从主导样板戏改编的意图、样板戏的剧情结构、样板戏的题材取向、样板戏的人物设置以及通过清除戏剧改编的异端倾向而形成的“三突出”及其衍生原则等方面阐述了样板戏改编过程中的政治话语运作方式及其最终结果。第4章论述了世俗伦理价值在样板戏改编中的潜隐与解构。在社会主义的阶级启蒙、群体启蒙语境中,世俗伦理所指向的私人情感、物质欲念、家庭观念等都是主导样板戏创作与改编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敌人。原初的、素朴的生活世界退出了表现领域,其所包孕的私人情感、物质话语渐被放逐,民间世俗的复仇理念也在样板戏改编中实现了现代性转换,以作为英雄人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并转化为其行为动力。而作为传统价值的家庭结构及其伦理秩序同样被革命意识形态解构,但家庭理念中一部分契合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和新村理想的价值碎片,则被移植与嵌入样板戏主题所展现的乌托邦愿景之中,并与样板戏中革命化的人物关系和崇高的精神净化冲动一起,构成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社会动员的象征图景。第5章以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的改编为个案,以原型研究方法为基础,考察了革命话语对江湖话语的收编。三个样板戏文本体现了革命话语收编江湖话语的不同策略。《智取威虎山》的改编,重点体现在革命话语对江湖侠义的妥协与借用。通过对饮酒竞豪、猛士斗虎、射箭赌技、寻图秘籍四个江湖文化母题的借用与改造,基于不同阶级立场的敌我殊死搏斗,借用江湖道义原则巧妙地转化为“江湖事、江湖了”的民间伦理冲突。《沙家浜》的改编则主要体现在革命话语对江湖伦理的分理与改写。无产阶级话语对江湖话语采用分理的方法,在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江湖特征处理上区别对待,对英雄人物的江湖背景尽量抹却和淡化,对反面人物的江湖特征则予以加强,以彰显江湖伦理的负向价值特性。而《杜鹃山》从话剧到京剧的最后改编,通过对样板戏既成的人物三角结构模式的重复演绎,在突出“党指挥枪”这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同时,也最后完成了对江湖伦理的洁化与系统收编。第6章从文本结构和表演形态两方面,对样板戏与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变异进行梳理与探讨。样板戏一方面在激进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通过“京剧革命”宣称对传统戏曲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另一方面又不仅在文本构成上而且在舞台表演形制上同传统戏曲质素保持者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都用崇高的革命话语加以包装。本论文从“立主脑”与“减头绪”的现代演绎、对偶美学的承袭、赋赞与说因果的变异、戏剧开场及人物上场程式的新“变格”和脸谱造型的重构等五大方面揭示了样板戏对于古典戏曲艺术机理的传承与变异,并在对样板戏脸谱重构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新概念脸谱”的观点。结语指出革命样板戏是社会主义先锋派建构的神话,重点对社会主义先锋派这一当代文学派别概念成立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二、“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平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平议（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与“五四”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2）新文化运动百年纷争中的新旧矛盾与中西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门槛 |
| 二、 思想分歧反映了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
| 三、 新民主主义五四文化观的历史逻辑 |
| 四、 新旧文化交锋的思想路径及其经验 |
（3）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试探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间和人物界定 |
| 二、选题研究现状 |
| 三、写作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位领导人”文艺思想脉络及早期文艺观缘由 |
| 第一节 三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 |
| 一、接触阶段(1915-1919) |
| 二、早期阶段(1919-1927) |
| 三、后期阶段(1927-1935) |
| 第二节 早期三位领导人文艺思想形成的宏观考察 |
| 一、挽救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
| 二、文艺思想的现代性追求 |
| 三、三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基石 |
| 第三节 早期三位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差异及其原因 |
| 一、早期三位领导人的人生经历 |
| 二、早期三位领导人的人格特征 |
| 三、早期三位领导人的理论途径 |
| 第二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艺与社会观 |
| 第一节 科学视域中的文艺与社会观 |
| 一、科学的概念及诠释 |
| 二、社会乃文艺之源泉 |
| 三、写实主义以需要为基准 |
| 第二节 马克思唯物观下的文艺与社会观 |
| 一、马克思唯物观的认识与接受 |
| 二、文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 |
| 三、中国现实主义的初兴 |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艺与人民观 |
| 第一节 人道主义下的平民观 |
| 一、人道主义 |
| 二、白话文的价值 |
| 三、无产阶级“平民主义”思想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的萌芽 |
| 一、何为“大众” |
| 二、文艺大众化的初始 |
| 第四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论文艺主体与本体 |
| 第一节 文艺主体性内容 |
| 一、主体意识 |
| 二、文学个性之美 |
| 第二节 文艺本体观 |
| 一、文学独立 |
| 二、社会主义文艺之设想 |
| 第五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学及文化批评 |
| 第一节 传统思想内涵批判 |
| 一、老庄“虚无主义” |
| 二、儒学伦理道德 |
| 三、孔门现世价值 |
| 第二节 文学论争及文学思潮评判 |
| 一、文学论争的评判 |
| 二、东方文化派的批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底层叙事”视角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
| 一、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底层叙事”视角 |
| 二、“底层”“底层叙事”概念的界定 |
| 三、“底层叙事”视角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第一章 “底层叙事”话语的建构 |
| 一、“底层叙事”话语生成的背景 |
| 二、“底层叙事”话语的建构与整合 |
| 三、“底层叙事”话语与创作实践的深层互动 |
| 四、反思与重估 |
| 第二章 “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革命 |
| 一、“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 |
| 二、“底层叙事”的革命性价值 |
| 三、“底层”革命叙事的反思 |
| 第三章 “底层叙事”的人民性思考 |
| 一、“底层叙事”中的人民性特征 |
| 二、“底层叙事”的人民性反思 |
| 三、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 |
| 第四章 “底层叙事”与文学的现代性 |
| 一、“底层叙事”与现代文学新秩序 |
| 二、“底层叙事”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本质 |
| 三、“底层”现代性的诱惑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 后记 |
（6）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蔚为大观的“两栖写作” |
| 二、“两栖写作”研究现状 |
| 三、“两栖写作”研究试图探索的几个问题 |
| 第一章“两栖写作”的“春笋时节” |
| 第一节 现代报刊催生文本新样态 |
| 第二节 新写实文体的传承与流变 |
| 第三节 作家的新闻意识与叙事张力 |
| 第二章“峥嵘岁月”的上下求索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生态催生“两栖写作” |
| 第二节 报告文学的盛行与“两栖写作” |
| 第三节“战争书写”的生成与流变 |
| 第三章 共和国旗帜下的“价值航标” |
| 第一节 政治归属与写作倾向 |
| 第二节 唱响新中国的主旋律 |
| 第三节 歌颂与批判的变奏曲 |
| 第四章“破茧”之后的开新与守正 |
| 第一节 主体回归与记者转场 |
| 第二节 启蒙语境开新求变 |
| 第三节 守正固本和而不同 |
| 第五章“两栖写作”的共生与互补 |
| 第一节 和合共生的近缘性 |
| 第二节 新闻内核与文学演绎 |
| 第三节 文学介入与新闻魅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体制内的革新者——《当代文艺思潮》概况 |
| 第一节 《当代文艺思潮》发生场域 |
| 第二节 《当代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与编者、作者群体 |
| 第三节 《当代文艺思潮》的"风雨人生" |
| 第四节 《当代文艺思潮》的编刊思路与栏目设置 |
| 第二章 左翼文学理论探讨——《当代文艺思潮》之理论文本研究(一) |
| 第一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马列文论研究的趋势 |
| 第二节 反映论文学观与典型理论的作用和时代命运 |
| 第三章 人的觉醒——《当代文艺思潮》之理论文本研究(二) |
| 第一节 人道主义讨论 |
| 第二节 "主体性"与"向内转" |
| 第三节 实践美学与凡俗的文学观 |
| 第四章 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命运——《当代文艺思潮》之理论文本研究(三)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
| 第二节 《当代文艺思潮》中的现代主义主题 |
| 第五章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革新——《当代文艺思潮》之方法论文本研究 |
| 第一节 1982-1984:"方法论热"的预热 |
| 第二节 1985-1987:"方法论热"的升温及其余绪 |
| 第六章 断裂进化与继承传统——《当代文艺思潮》之史论文本研究 |
| 第一节 "进化论"与"断裂论"的文学史观 |
| 第二节 左翼传统与五四传统 |
| 第七章 作家、作品、批评家评论——《当代文艺思潮》之评论文本研究 |
| 第一节 作家、作品评论 |
| 第二节 对评论家的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当代文艺思潮》总目录(1982-1987,共三十三期) |
| 附录二:《当代文艺思潮》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文章一览表 |
| 后记 |
（8）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 |
| 二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本论文要突破的问题，创新点和主要论证框架 |
| 第一章 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五四前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 |
| 一 文化象征：五四前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基本看法 |
| 二 《藏晖室劄记》与胡适的“宗教” |
| 三 陈独秀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 |
| 第二节 《新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冲突 |
| 一 《新青年》与基督教会刊的冲突 |
| 二 《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调整 |
| 第三节 《新青年》文学译介中有关基督教的“误读” |
| 一 尼采、宗教与帝国主义 |
| 二 托尔斯泰：宗教改革家还是道德家？ |
| 三 基督教与战争 |
| 第二章 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变化 |
| 第一节 近代知识分子的佛教观念 |
| 一 学术与信仰：近代佛教的双重品格 |
| 二 《新青年》是否反“佛教” |
| 三 “佛学远，哲学迩” |
| 第二节 谢无量与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转向 |
| 一 学术史上的谢无量及其《佛学大纲》 |
| 二 《八十四韵》与“最高国民精神” |
| 三 从用典问题到文学的写实主义 |
| 第三节 苏曼殊：新旧文学转折处的“抒情”诗僧 |
| 一 以情证道的虚妄 |
| 二 《碎簪记》中的宗教情感 |
| 三 “诗僧”苏曼殊与文学抒情传统的转向 |
| 四 《新青年》及新文学界对苏曼殊的接受和阐释 |
| 第三章 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 |
| 第一节 李叔同与早期白话诗的说理倾向 |
| 一 李叔同在五四前的突然转向及其文化意义 |
| 二 李叔同早期歌词中的“宗教哲学理想” |
| 三 五四早期白话诗的说理倾向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认同意义上的语言嬗变 |
| 一 宗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语言的影响概说 |
| 二 世界语及“罗马化中国文字”的讨论 |
| 三 语言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 |
| 第三节 汉字如何实现“革命” |
| 一 “文字乃思想传播之利器” |
| 二 “废灭汉文”的主张 |
| 三 汉字革命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改换 |
| 第四章 宗教代替说：重构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 |
| 第一节 有关宗教问题的蔡陈“双簧信” |
| 一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双簧信” |
| 二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新调整 |
| 三 蔡陈“双簧信”对孔教批判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青年》的宗教讨论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
| 一 《新青年》宗教文化观念的历史演进 |
| 二 宗教讨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唯理化倾向 |
| 三 “宗教代替说”：新“神”的寻找和再造 |
| 第三节 “美育代宗教”：建构新文化精神核心的尝试 |
| 一 “代替”不是简单的“反对” |
| 二 美育，不是美术 |
| 三 重构新文化的精神核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与本论文相关的大事年表（1912-1920）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只有晚清,何来“五四”? |
| 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状况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目标、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消逝的界标：“民元”在文学史叙事中的百年浮沉 |
| 第一节 早期文学史中“民元”的“缺席”与“在场” |
| 1.1.1 “文学史”的发轫及其书写限制 |
| 1.1.2 “国朝”的隐退与“民元”的在场 |
| 第二节 民国视阈中的“文学革命” |
| 1.2.1 “民元”界标的初生 |
| 1.2.2 民国视阈的流行 |
| 第三节 渐行渐隐的“民元”记忆 |
| 1.3.1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历史遮蔽 |
| 1.3.2 “民元”解构的背后 |
| 第四节 一元史观下的“民元”批判 |
| 1.4.1 新民主主义史观的注入 |
| 1.4.2 遗忘的迅速与复归的艰难 |
| 第二章 共和初肇：小说走向现代的制度性支持 |
| 第一节 从帝制到共和：小说文运兴起的官方背景 |
| 2.1.1 “小说”成为禁忌 |
| 2.1.2 “闸门”的开放 |
| 2.1.3 国文教科书中的“小说” |
| 2.1.4 文学史课堂里的“小说” |
| 第二节 历史浮出的背后：民初文坛与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 |
| 2.2.1 鼓励与扶助 |
| 2.2.2 推介与标榜 |
| 2.2.3 域外新知的输入与启迪 |
| 2.2.4 质疑之音与女子新声 |
| 第三章 回到原点：重构文学革命的“生成” |
| 第一节 《青年杂志》与“新”文学 |
| 3.1.1 独树一帜的《青年杂志》 |
| 3.1.2 一样的旧体与不一样的心情 |
| 3.1.3 写实主义与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1917：文学革命的发难与响应 |
| 3.2.1 新文学家的现身说法与历史压抑的生成 |
| 3.2.2 为“折衷”正名——以白话文学的讨论为中心 |
| 3.2.3 “改良”与“革命”的纠葛 |
| 第四章 “运动”的由来：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再审视 |
| 第一节 重估《新青年》同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
| 4.1.1 漂浮的能指：作为概念的“鸳鸯蝴蝶派” |
| 4.1.2 普遍的不满与共同的诉求 |
| 4.1.3 美丽的“帽子”与历史的误会 |
| 4.1.4 一概而论的误区 |
| 第二节 “林纾败北”前后的文学革命 |
| 4.2.1 被神话的“双簧戏” |
| 4.2.2 重访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的结怨之路 |
| 4.2.3 成为公共舆论的“文学革命” |
| 4.2.4 共和话语：“林纾败北”的根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样板戏的发生与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文化整体性视域中的样板戏研究 |
| 1.1 问题与意义：样板戏研究中文化整体性视域观念的成因 |
| 1.2 模式与阶段：样板戏研究的思维转换及文化理论的应用 |
| 1.3 维度与方法：样板戏整体性研究的基本理路 |
| 2 “神曲”的诞生 |
| 2.1 戏剧中心化与现代戏的升格 |
| 2.1.1 文艺样式的中心向戏剧位移 |
| 2.1.2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的国家戏剧政策与戏剧活动 |
| 2.1.3 多重纯粹化：现代戏升格为样板戏 |
| 2.2 样板戏发生的历史渊源 |
| 2.2.1 样板戏何时构成文学事实 |
| 2.2.2 没有延安文艺,何来样板文艺? |
| 2.3 样板戏的历史分期 |
| 2.3.1 “本事”的角度与“因缘”的角度 |
| 2.3.2 样板戏生成与演变的四个时期 |
| 3 改编的政治 |
| 3.1 样板戏的稿本流变 |
| 3.1.1 样板戏剧目的选择 |
| 3.1.2 样板戏稿本的演变 |
| 3.1.3 从《林海雪原》到《智取威虎山》稿本演变源流补说 |
| 3.2 样板戏改编的激进化策略 |
| 3.2.1 意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激进政治认同 |
| 3.2.2 结构：激化矛盾,营构冲突,突出对立阵营的斗争格局 |
| 3.2.3 题材：体现党史教材特性 |
| 3.2.4 人物：强化正反对立的造型原则 |
| 3.2.5 争持：“戏剧性”与“思想性”之争及“三突出”原则的新变 |
| 4 世俗的潜隐 |
| 4.1 生活世界的退场 |
| 4.2 民间价值的解构 |
| 4.2.1 大复仇民间理念的现代性转换 |
| 4.2.2 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境遇 |
| 5 江湖的收编 |
| 5.1 《智取威虎山》：革命话语对江湖侠义的妥协与借用 |
| 5.1.1 江湖义气原则的重复性确认 |
| 5.1.2 江湖侠义母题的结构性嵌入 |
| 5.2 《沙家浜》：革命话语对江湖伦理的分理与改写 |
| 5.2.1 阿庆嫂：江湖女侠传奇的政治改写 |
| 5.2.2 胡传奎：草莽英雄江湖结盟的末路 |
| 5.2.3 刁德一：民间幕客文化遗存的变异标本 |
| 5.3 《杜鹃山》：革命话语对江湖话语的洁化与收编 |
| 5.3.1 江湖话语成分的洁化处理 |
| 5.3.2 兄弟结义母题的反弹琵琶 |
| 5.3.3 人物三角结构的重复演绎 |
| 6 本体的归趋 |
| 6.1 由中国戏剧本体之争缘起 |
| 6.2 “立主脑”与“减头绪”之现代演绎 |
| 6.3 对偶美学的承袭 |
| 6.3.1 语言修辞上的对偶运用 |
| 6.3.2 结构布局上的对偶设计 |
| 6.4 赋赞与说因果的变异 |
| 6.4.1 赋赞：以抒情唱段来体现 |
| 6.4.2 说因果：痛说家史与往事回忆 |
| 6.5 开场家门、引子及上场诗的新“变格” |
| 6.5.1 传统戏曲之家门、引子及上场诗、联辨正 |
| 6.5.2 家门变态为序幕,继而序幕也在大多数京剧样板戏中被取消 |
| 6.5.3 引子变相遗存,上场诗、上场对联则渐行渐远 |
| 6.6 传统脸谱的废除与新概念脸谱的重构 |
| 7 结语 革命样板戏：社会主义先锋派的神话 |
| 参考文献 |
| 攻傅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平议（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与“五四”精神[J]. 田丰. 后学衡, 2021(02)
- [2]新文化运动百年纷争中的新旧矛盾与中西冲突[J]. 陈国恩. 广东社会科学, 2020(06)
- [3]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思想试探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考察对象[D]. 唐雅倩.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4]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D]. 杨国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5]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D]. 魏占兴. 兰州大学, 2017(08)
- [7]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D]. 万水. 辽宁师范大学, 2016(06)
- [8]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D]. 陈志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9]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D]. 宋声泉. 南开大学, 2013(07)
- [10]样板戏的发生与改编研究[D]. 鲍焕然. 武汉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