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政策的人性基础（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郭紫琦[2]（2020）在《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与机制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政策给公共权力机关去解决某些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达到积极的公共目标以及实现公共利益提供了基准。在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政策执行,其关乎政策的影响效力,而良好的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政策传播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关联,此外,公共政策的媒体传播也正在成为公共政策传播的关键一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今信息网络飞速发展,时代也赋予了公共政策的媒体传播新的内容与含义,正因为如此,归纳整理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演进,以发现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内在机理,从而从机制上提出的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创新,不仅是现实上迫切的需求,更是实现公共政策有效解读与传播及其执行的必然选择。本文将以公共政策的媒体传播机制为研究重点,以此来展开对一些实际问题的研究分析。本文立足于公共管理的学科内容,同时将结合运用管理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基本相关知识,选择话语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沉默的螺旋理论、政策扩散理论、多源流理论为理论基础,紧紧围绕公共政策传播机制进行研究。从教育政策话语与新闻媒介话语的逻辑特征与关系出发,分析公共政策传播演进分析及其风险分析,进而提出公共政策传播机制创新的建议。文章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机理的分析。首先,将公共政策传播媒体分类,分析其特点。其次,说明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的阶段及其模式。再次,列出了影响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的因素。最后,总结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演进机理;第二,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风险分析。主要通过对一些公共政策传播的实例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对廉政政策、疫苗政策、个税政策改革的传播分析,以期总结新形势下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特点和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风险;第三,探讨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机制创新策略。这一章是本文的重要研究点,主要是通过对传统体制下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展望结合文章前期的研究为基础,以期分析得出新形势下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机制创新之路,主要从保障机制、协作机制、运作机制、创新机制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为今后的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机制改革提供参考。
李志杰[3]（2020）在《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形式和内涵层面的依托,实现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重点关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议题,为搭建一个兼具系统性和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做出必要的学术探索与恰切的理论准备。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视角深化研究主题丰富和扩展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继而为明晰政策执行问题之影响因子探寻提升政策执行产出与效果水平的实现路径,做出有益的探索与努力。追寻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发展轨迹品查国内外理论成果的思想启明,在审视与总结的基础之上,本文确立了最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即认为当前学界相关研究视角略显狭仄,特别是聚焦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问题的专项理论探讨的确还是存在着较为显着的进展空间。具体而言,现阶段政策执行相关研究视角及主流理念仍重点聚焦于政策主体之范畴,其核心思想旨在通过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回应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并未给予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之议题以真挚而充分的关切,现有之尝试也集中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指导力求凭借对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利益或内在需求的满足实现其主观能动性的提升,相关研讨明显缺乏更加系统完整的分析架构,因而难以针对如何提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水平之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策略分析。面对现阶段政策执行理论视域中存在的可称作是细微之遗漏,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便是本篇论文的研究初心和最重要的探讨议题。遵循此逻辑理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内涵和形式层面的依托,本文实现了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其中,“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聚焦（受信者）政策执行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的的可靠性指数;“信任”维度则重点关注（施信者）目标群体愿意给予信任资源的主观倾向（主观能动性）水平。由此,本文初步完成了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主干部分的搭建。接下来,将重点着墨于相关内容针对性的论述与阐释工作。首先,“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致力于实现政策环境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反应了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其影响因子包括:1.能力配置即政策执行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和实力（政策本身设计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保障性）有效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确保公共利益或需求得以回应与满足;2.正直品格即政策执行能否在长期的时间维度下保持对于目标群体持续的一致的公正对待;3.善意内涵即政策执行坚持公共利益或需求导向性的本质属性等三个方面。需要指明,尽管本文搭建的分析框架给予了目标群体之要素以重点关注,但是“值得信任”维度依然应被视作政策执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前提,其在理论和实务工作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次,“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一个影响要素是理性的认知型因子,也即关注目标群体成员个人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对于其认知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依凭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目标群体以等级序列呈现的诸项内在需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获得动态、针对性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其形成或加深愿意自觉强化主观能动性的所谓积极乐观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水平。由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间需求结构层次以及面向不同类型需求的满足程度均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使得政策执行无法精准回应和满足全体目标群体成员的内在需求。因此,现代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不能单纯立足“值得信任”之客观维度设计具体实践策略,而应当着眼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内在需求进展性发展的动态趋势予以针对性的关切与重视,推动传统意义上“应然-实然”两点论理念向着“应该是什么-期望是什么-是什么”三点论理念做出必要的演化与转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依据特定政策环境的现实状况在“压力”作用和“阻力”效应之间寻求一个动态、针对性的平衡,并着眼长远的发展目标选择适当的切入点设计合理的干预度。以及时准确地审视与把握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和相关期望发展变化为基础,并举保障性与激励性之手段或方法竭力引导目标群体主动将其自身需求进展性水平同政策执行的干预度实现适当的契合,从而最大限度争取来自目标群体的信任资源缓解相应的阻滞机制,实现良好的政策产出与政策效果。最后,“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二个影响要素为非理性的情感型因子,乃是聚焦目标群体成员在政策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对于其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经验表明,即便身处相同文化环境并且内在需求进展性水平大致接近的个体成员之间,其主观信任倾向水平往往依然可能存在着较为显着的程度差异。因此,若仅仅关注认知型因素之影响而忽视目标群体成员内在的情感型意向和偏好,势必将会陷入理论研究的狭隘空间。事实上,与认知型因子着眼“外在”刺激效应有所不同,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情感型因子重点聚焦“内在”因素之于“信任”维度的作用和影响,本质上乃是对于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利益或需求视界的恰切完善与必要突破,也是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相关问题研究视角的有力补充。需要指明,情感型因子所关注的是目标群体成员以人性生物学基础为发端,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被不断塑造和发展的剥离了认知因素的情感型信任倾向。而本文拟综合社会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以及基因组学等跨学科理论成果和话语体系,对于情感型因子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做出科学严谨的表述。及至政策执行之阈限,其作用与影响表现为:依凭社会生物学“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之研究范式,政策执行（自然选择）过程的不断推进将促使目标群体成员原本身处的政策环境的固有生存状况发生转变,于是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开始朝向生存优势型等位基因进行漂变,而政策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的等位基因将会指导目标群体成员形成和发展相应类型的情感型信任倾向。最终,政策执行这种对于目标群体成员原本政策环境中生存优势的影响,将逐步改变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成员、目标群体整群以至整个政策环境本身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的质量与水平。有鉴于此,着眼长远国家应该通过不断优化“自然选择”的内涵机理与运行机制努力构建道德与善的政策执行环境,为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指引明确的进化方向,保障作为道义主义的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等位基因取得必要而显着的生存竞争优势,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孕育出社会成员相应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继而从根本上净化政策执行的实践土壤。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谋求搭建的关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其分析对象兼具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以及目标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实际综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路径的特色与优势。其本身既是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响应政策执行理论研究面向“整合”路径的发展大势,也是对于该领域理论研究之使命与精神的继承和传播。其中,我们着重关注了“目标群体”这一核心要素组成,并对于影响其主观能动性水平的变量因子展开了系统性的凝练与总结,使得该要素在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分量,较之以往的确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和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有研究视角的更加完善以及研究架构的继续优化,事实上这也即是本文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贡献。此外,本文将信任理论工具作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分析框架形式与内涵层面的重要依托,将跨学科知识成果做为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有机借镜,对于进一步丰富政策科学之话语体系充分汲取多学科知识养分而言乃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从政策科学视角出发对于信任问题本身也做出了恰切而深入的查考。在尝试建构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的同时,对于信任问题的理论内涵与研究工具也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理解与认知,使得本篇论文的研究趣意和理论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与提升。
李哲民[4]（2020）在《社会偏好视角下的公务员行为及其管理》文中指出“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核心的理论假设,这一人性主张被直接或间接地应用在世界各国对公务员的管理当中。但近年来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观察和实验研究基础上发现大量个体在其行为活动中并非单纯地考虑自身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顾及他人、集体或公共的利益,这种亲社会的倾向被称为“社会偏好”。社会偏好在公务员行为管理中存在一定的价值,能够为政府部门绩效带来积极影响。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公务员行为认知中的两种假定及其对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究。“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天生就是懒惰且趋利的,必须施以一定鞭策并通过物质奖励来驱动,公共选择理论也认为政府部门存在着诸多缺陷,对公务员的评价也偏向消极,而现实中公务员在多种行为失范存在的同时仍然大量存在符合甚至超越各类标准的优秀群体。“经济人”假设下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是通过简单的物质激励来使个体服从于组织目标,并通过权力对雇员进行严格的控制来抑制和消除公务员个体的种种消极倾向与负面行为。“社会偏好”假设倡导“柔性”激励的管理模式,认为公务员的动机和行为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还会有一定的公益性考量,在行为上无需严苛的监督和惩戒,激励方式上重点也在于满足公务员的内在需求,提供内在激励。本文在分析了社会偏好的表现后对我国公务员行为中的社会偏好作了理论假设,并在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后验证了社会偏好存在且可以改进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假设,并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积极性、约束搭便车行为和降低道德风险四个方面对社会偏好改进公务员管理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社会偏好研究对于我国公务员行为管理存在一定的启示: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并利用社会偏好的管理价值,提高对社会偏好管理功能的认知,将“经济人”与社会偏好结合互补。在社会偏好的发展发面,应当从培育机制、保护机制和实现机制三个角度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偏好的组织环境,并塑造与社会偏好相匹配的信任体系,力求在行政过程中实现权力下放,确保在行政过程中实现信息透明、沟通无阻,最大程度地放大社会偏好的有效价值,以期改善政府部门绩效,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
李晶[5]（2020）在《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演进,信息社会的到来不仅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乃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然而,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诱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政策行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使政府的各项工作面临新的环境。面对如此情境,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所谓政府网络公关,是政府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管理和服务职能,将网络沟通传播方式引入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收集和传播信息,与公众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以争取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从而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目标,塑造与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公关理念与行为。政府网络公关不仅涉及网络信息技术,而且涉及了一种以网络媒介为手段的崭新政府治理模式,其实质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双向互动与沟通,建立一种互利互信的理想公共关系状态。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始于1999年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2000年后开始“三网一库”工程建设,即大力推进政府办公业务网、业务资源网、政府公众信息网和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政府机关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了网络化、协同化办公,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快速发展。自2011年起,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又纷纷开设政务微博,将其作为获取社情民意、公开政务信息、推行网络问政、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平台。近几年,以政务APP为代表的移动客户端快速成长起来,与政务微博一起成为政府网络公关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沟通媒介,其巨大的媒介优势和信息沟通效果,使政府网络公关展现出新的形态、新的活力。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如今正朝着一个以公众为中心、政府网络公关媒介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迈进。但是,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是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公众,所涉及的事务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技术又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网络谣言、舆论压力、信息安全等问题对政府网络公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借助新兴网络媒介的优势,利用有效的公关手段,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网络公关策略,使其职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现阶段政府必须着重思考的问题。以职能为主线分析我国政府网络公关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能够全面、清晰地了解当前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实际状况,帮助我们探寻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策略。政府网络公关具有政府形象塑造、公共危机治理、公共政策传播和信息服务等四项基本职能。政府网络公关的首要职能是政府形象塑造,其能够借助多元化网络公关媒介的优势,帮助政府树立沟通型、互动型、创新型等良好的政府形象。不过,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需要不断提升政府自身能力与素质,强化对公众的正确引导,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和应用,从而使政府网络公关的政府形象塑造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其次,公共危机治理是当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政府网络公关的重要职能。政府网络公关在帮助政府获取准确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修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网络公关意识和专门网络公关部门的欠缺,政府与公众间出现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通过强化政府的网络危机意识、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系统,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再次,政府网络公关重新定义了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畅通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策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政策传播优化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公共政策传播的封闭性、公共政策传播反馈渠道受阻,以及公共政策传播的舆论场分离,严重阻碍了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的实现。为此,应借助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创新公共政策传播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实现公共政策传播的优化。最后,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有显着的正向效应,让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让政府信息服务的效能大幅提升。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政府在线信息服务能力不足、公众对信息服务参与度不高、政府信息服务不平衡以及政府与公众沟通不深入等问题。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通过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升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升级政府信息服务平台、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来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享受到优质的政府信息服务。中国已经迈进了新时代,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也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双向-主动-引导”是未来的发现方向,其既强调了政府网络公关在主客体间信息沟通的互动性,又能明确公关态度上的主动性,还体现了公关手段上的引导性,是未来政府网络公关模式的理想状态。
任恒[6]（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马敏[7]（2019）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企业生育保障问题研究 ——以长沙X公司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严重等人口问题出现,危及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为此,我国开始改变原有的生育政策,在2013年开始放开二孩政策,并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为增加我国人口数量和优化我国人口结构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仍难以解决女性生育意愿低,人口增长缓慢等困境。充分发挥生育保障的作用可减少影响选择生育二孩的因素。因此,想要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更好的促进人口均衡化和合理化发展,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必须更加完善配套的人口生育保障政策和更好实施这一政策,以服务于全面二孩政策。生育保障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到生育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人口均衡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将研究重点聚焦在生育保障政策实施这一问题上。企业作为主要的用人单位,生育者数量众多,是生育保障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之一。为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本研究选取长沙X公司生育保障政策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个性和共性问题。本文涵盖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绪论。先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再论述了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然后阐释文章的大体思路和脉络,最后总括本文的核心内容及相关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是核心概念界定以及研究的理论基础阐释。主要厘清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的基础理论两大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现状分析,主要内容包括被调研公司基本情况介绍、被调研公司实施生育保障政策的现状。第四部分,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以被调研公司为例,对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生育保障实质精神发生偏移,生育保障标准落实效果欠佳,生育保障福利获取设坎。究其原因,主要是:生育保障政策本身还不够完善、生育保障政策实施主体的综合素质较低、企业场域下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环境的复杂化、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督乏力。第五部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加强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对策建议,以第四部分中企业生育保障实施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为基础,具体提出构建完备的生育保障政策体系、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综合素质、优化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环境和加强对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督等四项对策建议。
欧纯智,贾康[8]（2019）在《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对理性假设的反思与扩展认识》文中研究表明传统的公共政策分析是基于理性命题。然而,理性并非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假设前提,仍然有很多人类行为无法用理性解释,并且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并不总是像我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即使是理性,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有不同的定义。与其说人类行为是基于理性或者有限理性,不如说是基于人性。理性是人性的重要特质,理性之于人性,如同特性之于一般性,唯有用人性才能趋近于系统全面地解释人类行为。所以,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基于人性,以利于形成其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广义理性,更好地将人类的个体行为引导到公共利益的轨道上,将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整合在一起,促使公共政策尽可能实现最大化的公共利益。基于人性的公共政策广义理性,需要依托其相关制度安排的包容性、引导性与动态优化机制。
曹盟[9]（2019）在《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国内政策科学研究科学主义盛行,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和技术化,具有轻视乃至忽视政策科学思想研究的倾向。鉴于此,及时开展对政策科学史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是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政策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对丰富和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内涵与视野,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建设性作用。本文选择了约翰·杜威的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作为研究内容。在系统梳理杜威思想的内涵和逻辑的基础上,从中提取散布于杜威多部着作中的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进行脉络化、条理化研究,整理概括出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演变历程、内在结构和学术影响。“演变历程”主要研究的是杜威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也即是对杜威政策问题构建思想变化过程的研究。对嵌入时代背景中的进步主义运动、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的分析,概括出杜威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经历了萌芽期、硕果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研究表明,杜威政策问题构建思想极具动态化特征,即理论建构与现实关怀的双向互动过程。“内在结构”主要分为政策问题层次和问题构建方法两方面。在构建层次上,杜威的公共政策问题包含四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分别为哲学问题、政治问题、教育问题和学校制度问题,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的递进关系。在构建方法上,杜威的公共政策问题建构有四个不同的方法,分别为问题认识、问题聚焦、问题转换和问题阐明,并与四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呈一一对应的关系。四个问题与四种方法环环相嵌,共同构成了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主要内容。“学术影响”主要探究的是杜威政策问题构建思想中蕴涵的怀疑理性、情境主义、参与式民主、教育思想等内在元素对政策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证明了杜威对政策科学的起源、转向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通过对这三个部分的系统研究,较好把握住了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充分挖掘了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学术价值,填补了国内政策科学研究领域“杜威缺失”的空白。
姜东旭[10]（2016）在《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文中认为政府既可视为稳定的组织结构也可视为集体行动机制,开放性是考察他者参与政府程度的重要维度,体现为实际界限与理想界限的差距。政府分解为“功能—结构—行动”前后相联的组成部分,任何环节存在着排斥他者情形,都意味着开放性不足。本文从政府建构和政府运行两个方面研究开放性,前者分为功能建构、结构建构和建构人员三个方面,后者分为内部运行、外部运行和要素流动三个方面。从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功能可建构程度低,是完全封闭;管理型政府功能建构程度提高,相对开放,但是民族国家及主权不可建构,导致管理型政府开放程度不足。从内部结构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具有内生性,组织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是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式私人关系外化,可建构程度低。管理型政府是官僚制组织,具有形式独立特点,法也是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实质,具有有限开放性。从外部结构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与社会之间是“父爱式”统治,凌驾社会之上并统御社会,统治关系不可变更,对统治的任何染指都遭到残酷打击。工业社会发生领域分化,管理型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治理关系和平等的民事关系,具有较强建构性。从建构人员来看,农业社会建构政府的人数有限,统治者是唯一建构主体,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建构政府的机会。管理型政府从形式上比统治型政府建构人员范围扩大,其实仍由少部分人建构,是中心群体参与。从运行来看,统治型政府内部运行和外部运行都基于封闭权力展开,信息、人员和物资等要素的流动以单向的封闭为主。管理型政府的内部运行,岗位成了独立王国,分割并封闭了成员行为,其自由裁量具有任意倾向,排斥他者意义解释,开放性不足是官僚文化根源。外部运行中政府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治理,是工具理性化的具体化。政府人员按照法定规范作为,拒斥法律之外责任,科学理性的强势逻辑也进一步压缩公民发挥作用的范围。信息、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受到中心-边缘结构控制,政府以民事主体进行市场交易陷入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代议制充分体现了其开放的有限性,即便如此也发生了异化。政府开放性具有一定规律,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反过来政府开放也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政府开放程度与人员流动、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存在相关,政府开放程度变动产生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开放的经济约束。政府开放程度维持在动态的界限范围内,超过或低于界限都破坏社会结构。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给管理型政府带来挑战,科学技术呈现出原子化特点,具有无限通约的可能性,个体的行动力不断增强,个体化成为发展趋势,高速流动的要素消解民族国家等共同体边界,全球性的公共行动框架不断拓展,超国家公共性的需求不断增加。物质资源稀缺性减弱缓解了政府开放成本压力,创制性精神成为主要发展动力,多元性挑战同一特点的社会治理,网络技术推动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的均衡化,这些既给政府开放带来了压力,也为形成完全开放的政府创造支撑条件。服务型政府开放建构也要从政府建构和政府运行着手,在“功能—结构—行动”各层面同时展开,以伦理精神统摄多元复杂的矛盾体。集体行动框架由政府“独担”到去中心化的组织“多担”再到个体行动者“同担”。自我是由他者建构,他者对自我建构的越充分则自我越完满,自我越开放越能受到他者建构。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开放不仅是物理开放和制度开放,还是意识观念的开放和精神心理的开放,整体和个体在伦理精神指引下均实现“意识—行动—体验”的完满一致。
二、公共政策的人性基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共政策的人性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与机制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政策、公共政策 |
| 2.1.2 传播、公共政策传播、公共政策媒体传播 |
| 2.1.3 话语、公共政策话语、媒体传播话语 |
| 2.1.4 机制、公共政策传播机制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政策扩散理论 |
| 2.2.2 支持联盟框架 |
| 2.2.3 沉默的螺旋理论 |
| 2.2.4 多源流理论 |
| 2.2.5 话语分析理论 |
| 第3章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演进分析 |
| 3.1 公共政策传播媒体的分类 |
| 3.1.1 平面媒体 |
| 3.1.2 电波媒体 |
| 3.1.3 网络媒体 |
| 3.1.4 新兴媒体 |
| 3.2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的特点 |
| 3.2.1 传播演进趋势的人性化 |
| 3.2.2 传播演进终点的不可预见性 |
| 3.2.3 传播演进界限的模糊化 |
| 3.2.4 传播演进过程的反复性 |
| 3.2.5 传播演进重心的分散化 |
| 3.3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阶段及模式 |
| 3.3.1 初始传播阶段 |
| 3.3.2 缓慢扩散阶段 |
| 3.3.3 快速扩散阶段 |
| 3.3.4 逐渐消退阶段 |
| 3.3.5 政策传播的博弈循环模式 |
| 3.4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影响因素 |
| 3.4.1 政策传播内因 |
| 3.4.2 政策传播外因 |
| 3.4.3 支持联盟力量 |
| 3.4.4 政策扩散机制 |
| 3.5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演进机理 |
| 3.5.1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时空共生演进 |
| 3.5.2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机理图 |
| 第4章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风险分析 |
| 4.1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实证分析 |
| 4.1.1 廉政政策的媒体传播分析 |
| 4.1.2 疫苗政策的媒体传播分析 |
| 4.1.3 个税政策改革传播分析 |
| 4.2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风险 |
| 4.2.1 舆论失控影响传播效果 |
| 4.2.2 政策信息市场鱼龙混杂 |
| 4.2.3 传播沟通渠道有待整合 |
| 4.2.4 忽略政策传播的适应性 |
| 第5章 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的机制创新策略探讨 |
| 5.1 创新保障机制:公共政策媒体传播秩序 |
| 5.1.1 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5.1.2 确保网络言论的真实性 |
| 5.1.3 约束各政策传播媒体不当行为 |
| 5.2 创新协作机制:媒体的纵深融合 |
| 5.2.1 建设以受众为导向的媒体融合 |
| 5.2.2 推动建设全媒体为目标 |
| 5.2.3 加强媒体管理、领导与话语权的融合 |
| 5.3 创新运作机制:公共政策传播过程 |
| 5.3.1 完善公共政策传播渠道 |
| 5.3.2 均衡媒介话语权与公共利益 |
| 5.3.3 重视政策传播效果及其反馈修正 |
| 5.4 创新建设机制:政府自身及社会建设 |
| 5.4.1 政策传播应平衡价值取向 |
| 5.4.2 营造风清气正的传播环境 |
| 5.4.3 政策传播部门提高选人用人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课题及发表论文 |
（3）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策执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信任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信任理论的研究范式 |
| (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
| (三)文献研究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信任理论工具的内涵剖析 |
| (一)人格特质:心理学分析的集中体现 |
| (二)认知判断: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共同关注 |
| (三)性质、结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与焦点 |
| 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架构 |
| (一)值得信任与信任: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两大维度 |
| (二)“认知-情感”矩阵: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的施“信”选择 |
| 第二章 值得信任: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 |
| 一、“值得信任”维度的理论解读 |
| (一)有效性:政策执行的能力配置 |
| (二)公正性:政策执行的正直品格 |
| (三)公共利益导向性:政策执行的善意内涵 |
| 二、“值得信任”维度的现实对照 |
| (一)普惠型: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 (二)规制型: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 第三章 认知型因子影响的信任: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 |
| 一、逻辑与意涵:政策执行“信任”维度中的认知型因子 |
| (一)认知型因子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内在契合 |
| (二)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认知型因子的概念阐释 |
| 二、影响与启示:政策执行研究中认知型因子的解析和应用 |
| (一)认知型因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作用机理 |
| (二)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提升策略 |
| 三、以史为鉴:“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启示 |
| (一)“耗羡归公”政策的颁设背景:清代官员的低俸制度 |
| (二)临危受命:“耗羡归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刚柔相济:“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情感型因子塑造的信任: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 一、理论与范式: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研究基础 |
| (一)从达尔文到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渊源 |
| (二)“基因-文化”协同:情感型信任倾向问题的研究范式 |
| 二、还原论与简化论:社会生物学面临的抨击与反诘 |
| (一)还原论:政治邪说与种族主义的“高帽” |
| (二)简化论:异想天开的轻率之举? |
| 三、口径调适:社会生物学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
| (一)属性层面:政策执行乃是一个“精明的钟表匠” |
| (二)进度层面:政策执行中“基因-文化”协同更加迅速 |
| (三)对象层面:政策执行研究需要简化逻辑勾连 |
| 四、过程与延伸:政策执行研究中情感型因子的展示和反思 |
| (一)情感型因子如何完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塑造? |
| (二)非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强化路径 |
| 第五章 应用之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角色与影响 |
| 一、逻辑前提:“值得信任”维度的可靠性指数稳步攀升 |
| (一)总体而言,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较大但幅度渐趋平稳 |
| (二)中观层面,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平稳之势未来可期 |
| (三)具体年份,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幅度并非受到重视程度主导 |
| 二、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其信任倾向水平的波动 |
| (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水平之评估 |
| (二)教育政策执行对于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回应历程 |
| 第六章 应用之二: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演进 |
| 一、1956-1976:教育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左”倾教育思想的萌生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教育思想的蔓延与影响 |
| 二、邓小平教育思想对于政策实践土壤的改良 |
| (一)目标群体生存状况的转变:教育战线“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 |
| (二)等位基因进化方向的指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显着提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社会偏好视角下的公务员行为及其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难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社会偏好 |
| 2.1.2 利他行为 |
| 2.1.3 亲社会行为 |
| 2.1.4 公共服务动机 |
| 2.1.5 公务员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2.2 社会偏好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公务员行为认知中的两种假定及其对管理的影响 |
| 3.1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公务员行为 |
| 3.1.1 “经济人”的动机与行为 |
| 3.1.2 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务员行为的判断 |
| 3.1.3 现实生活中的公务员行为 |
| 3.2 基于社会偏好假设的公务员行为 |
| 3.2.1 社会偏好假设对“人”的解释 |
| 3.2.2 社会偏好存在的实验证明 |
| 3.2.3 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解释 |
| 3.3 两种不同假设对公务员管理的影响 |
| 3.3.1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公务员行为管理 |
| 3.3.2 基于社会偏好假设的公务员行为管理 |
| 3.3.3 两种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局限和互补 |
| 第四章 我国公务员行为中的社会偏好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
| 4.1 社会偏好的表现与价值 |
| 4.1.1 社会偏好存在的表现 |
| 4.1.2 社会偏好对组织机构的价值 |
| 4.2 研究假设与统计分析 |
| 4.2.1 研究设计与调查 |
| 4.2.2 研究假设 |
| 4.2.3 问卷结构与发放 |
| 4.2.4 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实证分析 |
| 4.2.5 实证分析结论 |
| 4.3 社会偏好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 |
| 4.3.1 降低管理成本 |
| 4.3.2 提高工作积极性 |
| 4.3.3 约束搭便车行为 |
| 4.3.4 降低道德风险 |
| 第五章 社会偏好研究对公务员管理的启示 |
| 5.1 重视并利用社会偏好的管理价值 |
| 5.1.1 充分认识并改变“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
| 5.1.2 重视社会偏好假设的管理功能 |
| 5.1.3 将“经济人”与社会偏好假设结合互补 |
| 5.1.4 在聘任阶段考察社会偏好与动机 |
| 5.2 创造有利于社会偏好的组织环境 |
| 5.2.1 构建有利于社会偏好的培育机制 |
| 5.2.2 构建有利于社会偏好的保护机制 |
| 5.2.3 构建有利于社会偏好的实现机制 |
| 5.3 塑造与社会偏好相匹配的信任体系 |
| 5.3.1 在政务实践中力求权力下放 |
| 5.3.2 在组织内外确保信息透明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5）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网络公关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内涵解析 |
| 一、政府网络公关的涵义 |
| 二、政府网络公关的基本要素 |
| 三、政府网络公关的特征 |
| 四、政府网络公关的比较性优势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主要形式 |
| 一、政府门户网站的综合公关 |
| 二、电子邮件的针对性公关 |
| 三、政府网络论坛的引导公关 |
| 四、“两微一端”的“微时代”实时公关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主要职能 |
| 一、政府形象塑造 |
| 二、公共危机治理 |
| 三、公共政策传播 |
| 四、政府信息服务 |
| 第四节 政府网络公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再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 |
| 三、分众传播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兴起的背景 |
| 一、信息社会的来临 |
| 二、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信息社会我国政府网络公关面临的机遇 |
| 一、政府网络公关基础夯实 |
| 二、政府网络公关动力增强 |
| 三、政府网络公关能力提升 |
| 四、发达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信息社会我国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挑战 |
| 一、信息传播方式变革,致使政府网络公关的难度加大 |
| 二、信息传播速度提升,致使政府网络公关的反应时间减少 |
| 三、传受角色模糊,致使政府网络公关针对性不足 |
| 四、把关人角色弱化,致使政府网络公关信息传播失真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发展历程 |
| 一、政府网络公关之萌芽:政府门户网站的建立 |
| 二、政府网络公关之成长:“三网一库”工程”的建设 |
| 三、政府网络公关之强化:“政务微博”的实时互动 |
| 四、政府网络公关之新形态:新兴媒介的开发应用 |
| 第三章 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信息社会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 |
| 一、政府形象与政府形象塑造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政府形象塑造的紧迫性 |
| 三、信息社会政府形象塑造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塑造政府形象的实效 |
| 一、政府网络公关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积极作用 |
| 二、政府网络公关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困境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塑造政府形象的策略 |
| 一、提升政府自身素质与能力,夯实政府形象塑造的基础 |
| 二、增进与公众的信息沟通,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塑造环境 |
| 三、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与应用,完善政府形象塑造机制 |
| 第四章 公共危机治理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信息社会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 |
| 一、要求政府第一时间争夺话语权 |
| 二、要求信息沟通公开透明 |
| 三、要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
| 四、要求重视日常危机预警和处置预案的建设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对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突出作用 |
| 一、沟通信息与引导舆论,塑造应对公共危机的良好环境 |
| 二、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 |
| 三、修复与优化政府形象,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应用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 |
| 一、政府网络公关的意识狭隘、能力欠缺 |
| 二、缺少专门的政府网络公关部门和统一的制度规划 |
| 三、政府网络公关的信息沟通不畅 |
| 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制约政府网络公关 |
| 第四节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网络公关的完善 |
| 一、提升政府的网络公关能力 |
| 二、培养合格的“网络公民” |
| 三、优化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
| 第五章 公共政策传播优化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状 |
| 一、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传播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公共政策传播的新态势 |
| 三、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促进公共政策传播优化的机理 |
| 一、两者的建构理论相同 |
| 二、两者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性能相同 |
| 三、两者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促进公共政策传播优化的策略 |
| 一、以“共治共享”理念为引领,创新政策传播思维 |
| 二、以人性化为原则,创新政策传播内容 |
| 三、以多元化为方向,创新政策传播方式 |
| 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创新政策传播媒介与手段 |
| 第六章 政府信息服务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信息服务的现状 |
| 一、政府信息与政府信息服务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政府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 |
| 三、目前我国政府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政府信息服务问题的成因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的正向效应 |
| 一、实现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目标 |
| 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的实现方式 |
| 三、提升政府信息服务的整体效能 |
| 第三节 基于政府网络公关考量的政府信息服务完善对策 |
| 一、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 |
| 二、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 |
| 三、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 |
| 四、提高公众参与政府信息服务的能力 |
| 结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发展趋势 |
| 一、变单向为双向:强化政府与公众的网络互动 |
| 二、变被动为主动:提升政府网络公关的主动性 |
| 三、变牵制为引导:强化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详细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三)简要评析 |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 (四)小结 |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企业生育保障问题研究 ——以长沙X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研究的基础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全面二孩政策 |
| 二、生育保障 |
| 三、生育保障政策 |
| 四、企业生育保障政策 |
| 第二节 研究的基础理论阐释 |
| 一、公共政策执行理论 |
| 二、积极福利理论 |
| 第三章 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被调研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 第二节 被调研公司实施生育保障政策的现状 |
| 一、被调研公司在实施生育保障政策上采取的措施 |
| 二、被调研公司在实施生育保障政策上取得的成效 |
| 第四章 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第一节 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实施歪曲:生育保障实质精神发生偏移 |
| 二、政策实施敷衍:生育保障标准落实效果欠佳 |
| 三、政策实施附加:生育保障福利获取设坎 |
| 第二节 原因分析 |
| 一、生育保障政策本身还不够完善 |
| 二、生育保障政策实施主体的综合素质较低 |
| 三、企业场域下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环境的复杂化 |
| 四、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督乏力 |
| 第五章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加强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完备的生育保障政策体系 |
| 一、制定规则实现生育保障政策的实质精神 |
| 二、进一步规范生育保障政策 |
| 三、加快制定企业生育保障过程管理的政策 |
| 第二节 提升政策实施主体的综合素质 |
| 一、运用政策学习提升专业能力素养 |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道德素养 |
| 第三节 优化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环境 |
| 一、加强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信息沟通 |
| 二、平衡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
| 三、理顺企业生育保障政策传导的体系 |
| 第四节 加强对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督 |
| 一、促进企业生育保障政策的内外部监督主体建设 |
| 二、完善企业生育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督机制 |
| 三、健全对企业生育保障政策监督后的追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对理性假设的反思与扩展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反思经典理性假设与数学工具的运用 |
| 三、关于人类理性认识的反思 |
| 四、从人性的视角看人类行为 |
| 五、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 |
| 六、基于人性的公共政策制定:依托制度包容性、引导性与动态优化 |
| (一)对于政策所依托的合理有效制度安排,要具有包容性与引领性 |
| (二)对于人性自利的引导性,要有动态优化 |
| (三)公共政策对于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冲动性和进取性,要注重审慎包容 |
| 七、结语 |
（9）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导论 |
| 一、杜威与政策科学 |
| 二、杜威思想与公共政策问题建构的关系 |
| 三、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 |
| 一、材料来源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分期标准 |
| 一、美国杜威研究中心的分期标准 |
| 二、其他杜威传记作者的分期标准 |
| 三、杜威自述的分期标准 |
| 四、本文的分期标准 |
| 第二节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的分期阶段 |
| 一、第一阶段“萌芽期”：1903-1929 年 |
| 二、第二阶段“硕果期”：1929-1939 年 |
| 三、第三阶段“成熟期”：1939-1946 年 |
| 第三节 杜威问题构建思想演变的特点 |
| 第三章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的内在层次 |
| 第一节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内在层次的划分依据 |
| 一、杜威本人自述的问题层次 |
| 二、本文对杜威构建公共政策问题层次的划分 |
| 第二节 杜威构建的哲学问题 |
| 一、我们需要怎样的哲学来认知世界和指导生活 |
| 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的价值去指导生活 |
| 第三节 杜威构建的政治问题 |
| 一、“自由主义”的应有之意 |
| 二、民主的理念和信仰 |
| 第四节 杜威构建的教育问题 |
| 一、教育的标准 |
| 二、教育自由问题 |
| 三、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
| 四、人文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分裂问题 |
| 第五节 杜威构建的学校制度问题 |
| 一、学校行政的僵化 |
| 二、教学体系的混乱 |
| 第四章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基本方法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主体知识论的重建与价值批判 |
| 一、认识论基础：经验自然主义 |
| 二、实验性认知理论：探究的理论 |
| 三、对价值“主观性”的批判 |
| 四、道德科学的逻辑条件 |
| 第二节 问题聚焦——社会意识形态探究 |
| 一、观察法 |
| 二、历史追朔 |
| 三、哲学批判 |
| 第三节 问题转换——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理念化 |
| 一、政治自由的基础是智力的自由 |
| 二、民主本身就是教育原则 |
| 三、教育哲学对科学发展的功用 |
| 第四节 问题阐明——从机能主义到制度主义 |
| 一、从人的习惯到学校制度 |
| 二、知识、信息与理解之间的关系到教学体系的设置 |
| 第五章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对政策科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怀疑理性对政策批判精神的影响 |
| 第二节 情境主义对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与式”民主思想对政策科学民主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教育思想对政策分析的影响 |
| 第六章 总结与反思 |
| 第一节 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内容概括 |
| 第二节 杜威与邓恩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对比 |
| 第三节 开展本研究对国内政策研究的参考意义 |
| 第四节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治理的开放性视角 |
| 1.1.2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必要性 |
| 1.2 政府和开放性概念的再认识 |
| 1.2.1 政府的再认识 |
| 1.2.2 开放性的理解 |
| 1.3 政府开放性研究文献综述 |
| 1.4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政府建构的开放性 |
| 2.1 政府建构的维度 |
| 2.1.1 功能建构 |
| 2.1.2 结构建构 |
| 2.1.3 建构人员 |
| 2.2 统治型政府建构的封闭性 |
| 2.2.1 政府功能建构的封闭性 |
| 2.2.2 统治者对政府独占 |
| 2.2.3 政府结构建构的封闭性 |
| 2.3 管理型政府建构的有限开放性 |
| 2.3.1 政府的公共性呈现 |
| 2.3.2 政府功能的建构 |
| 2.3.3 政府结构的建构 |
| 2.4 “主权”不可建构 |
| 2.4.1 主权“排他性” |
| 2.4.2 政府治权的独立性 |
| 2.4.3 “主权”与“单中心”治理 |
| 第三章 政府运行的开放性 |
| 3.1 组织结构内部运行的开放性 |
| 3.1.1 从岗位看组织横向运行开放性 |
| 3.1.2 等级制的有限开放性 |
| 3.1.3 官僚制组织的封闭文化 |
| 3.2 政府外部运行的开放性 |
| 3.2.1 法律治理开放性 |
| 3.2.2 政府管理主义 |
| 3.2.3 社会治理中的经济思维 |
| 3.3 要素流动的开放性 |
| 3.3.1 信息流动的开放性 |
| 3.3.2 人员流动的开放性 |
| 3.3.3 物资流动的开放性 |
| 第四章 政府开放性的约束维度 |
| 4.1 社会是政府开放性决定性因素 |
| 4.1.1 政府整体开放与社会变迁的互相依赖 |
| 4.1.2 政府开放的整体性 |
| 4.1.3 集体行动与政府开放性 |
| 4.2 社会要素流动对政府开放的冲击 |
| 4.2.1 人的流动性与政府开放性 |
| 4.2.2 信息流动性与政府开放性 |
| 4.2.3 知识进步、传播与政府开放性 |
| 4.3 政府开放性的哲学思考 |
| 4.3.1 政府开放性中“结构与能量”约束 |
| 4.3.2 政府开放中的经济与成本约束 |
| 4.3.3 政府治理理念的开放性 |
| 第五章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的推动因素 |
| 5.1 科学技术变革与政府开放性 |
| 5.1.1 科学技术与社会行动 |
| 5.1.2 科学技术新变革: 对上帝的图谋 |
| 5.1.3 互联与信息共享 |
| 5.2 工业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变化 |
| 5.2.1 共同体界限趋于消逝 |
| 5.2.2 管理型政府控制力下降 |
| 5.2.3 后工业化社会的融合发展 |
| 5.3 文化多元与政治融合 |
| 5.3.1 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多元性 |
| 5.3.2 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与劳动方式的转变 |
| 5.4 个体独立的增长 |
| 5.4.1 个体独立行动能力提升 |
| 5.4.2 个体对社会依赖性的增强 |
| 5.4.3 自我的再思考 |
| 5.4.4 个体碎片化 |
| 第六章 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建构 |
| 6.1 自我的建构 |
| 6.1.1 行动的非均衡性 |
| 6.1.2 开放自我 |
| 6.1.3 集体行动规则的去中心化实现 |
| 6.2 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2.1 政府内部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2.2 政府外部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3 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形式 |
| 6.3.1 政府实现的多样性 |
| 6.3.2 开放政府建构中的去“物化” |
| 6.4 政府开放性建构中的支撑 |
| 6.4.1 解构“中心-边缘” |
| 6.4.2 伦理精神追求 |
| 6.4.3 开放的信息系统 |
| 6.4.4 开放的思维方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公共政策的人性基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公共政策媒体传播演进与机制创新[D]. 郭紫琦. 湘潭大学, 2020(02)
- [3]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D]. 李志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4]社会偏好视角下的公务员行为及其管理[D]. 李哲民. 西北大学, 2020(06)
- [5]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D]. 李晶.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7]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企业生育保障问题研究 ——以长沙X公司为例[D]. 马敏.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8]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对理性假设的反思与扩展认识[J]. 欧纯智,贾康. 当代财经, 2019(09)
- [9]杜威公共政策问题构建思想研究[D]. 曹盟. 深圳大学, 2019(12)
- [10]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D]. 姜东旭. 南京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