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上甘肃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宋添力[1]（2021）在《疏勒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疏勒河中下游地区位于河西走廊西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人类活动经历了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三个时期。本文系统梳理了此三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简史、典型遗址、分布范围、分期和年代以及文化面貌等。本文认为史前时期该地区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是相互的。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气候日趋干冷,人群迫于生产压力,发展麦类/粟黍-畜牧业的混合经济,并从事青铜冶炼业。骟马文化时期气候一度湿润,草原面积扩张,人群转向游牧经济,仍兼营种植业和青铜冶炼业。两段时期人类的农业和青铜冶炼活动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但这种影响的强度和范围是有限的。本文还分析了该地区在史前时期的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史前时期该地区是“史前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组成部分,其上的文化交流大致经历了肇始→兴盛→式微三个阶段。
王晶[2]（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刘霜婷[3]（2021）在《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弘扬中华文明的“根”、“脉”、“魂”,从历史脉络的格局深入研究黄河文化,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是新时代下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底气。近几年,随着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对黄河文化的深入研究,黄河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与内涵,但是对于黄河文化整体的认知以及黄河文化遗产构成方面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研究从黄河文化的内涵认知着手,总结归纳陕西黄河文化构成要素,搭建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整理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清单。本研究首先以习总书记对黄河文化的本质内涵“根”、“脉”、“魂”三个角度的高度凝练依托和关键点,从时间、空间两大方面全面地进行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本质内涵、构成要素、属性特征等内容梳理。根据社会学、水利学、历史学等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诞生于黄河流域这一独特的地域环境内的黄河文化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这是由于黄河文化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等属性特征。黄河文化最早因华夏始祖炎黄二帝而表现为根祖文化,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产生了中心文化、农耕文化、治黄文化、红色文化等多文化要素。而陕西段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所在,其文化内涵也是由多文化要素的构成,基于此构建了陕西黄河文化构成认知框架和陕西黄河文化遗产体系。接着,结合陕西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方志,从空间上对陕西黄河文化区的分布进行分析,时间上对陕西黄河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在黄河文化内涵框架支撑下,梳理总结陕西黄河文化构成具体要素,形成了5大文化内涵构成要素,15个文化主题,38个子文化主题,诠释了陕西黄河文化在整体黄河文化五类构成要素——“根祖文化”、“中心文化”、“农耕文化”、“治黄文化”、“红色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最后,通过搭建陕西黄河文化“内涵构成——文化主题——遗产载体”遗产构成体系,以内涵构成分类为主体,以体现黄河文化连续性、根源性、主体性为核心梳理遗产载体,明确遗产载体的起源时间、载体类型、空间分布和保护层级,建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整理出首批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清单。该清单总共包括陕西黄河文化遗产340处,其中“根祖文化”系列遗产85处,“中心文化”系列遗产194处,“农耕文化”系列遗产17处,“治黄文化”系列遗产18处,“红色文化”系列遗产31处。
王锐[4]（2021）在《甘青彩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将甘青地区的彩陶纹饰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彩陶纹饰的产生与甘青地区的自然地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历史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密切。依据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考察资料进行分析,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图像学以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彩陶纹饰的产生、发展、演变与人类思想观念、审美观念的关系,分析复制彩陶生产者的彩陶制作逻辑和彩陶纹饰的人类学还原。论文总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关于甘青地区历史、地理、自然环境人文风土与习俗研究,首先对甘青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次是根据相关文献分析甘青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和地质条件对彩陶的影响,分析地理文化视野下的甘青地区与彩陶文化的关联。最后是关于人文风土与习俗的研究,描述甘青地区的民族分布与社会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文化。第二章,基于彩陶纹饰的人类学研究,阐述彩陶纹饰的类型与分布,彩陶纹饰与民俗图案的对比研究并且对彩陶纹饰进行图像学分析。第三章,关于彩陶烧制的人类学研究,彩陶烧制技术,彩陶纹饰的绘制,第四章,审美习俗与生产习俗的人类学还原。
李昕[5]（2021）在《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是认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环境考古研究有两条主线,分别是人类文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即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自然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气候、植被、地貌、水文等因子,人类文明系统则包括生业模式、聚落形态、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生业模式是人类对动植物等资源的利用方式,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生业模式是研究过去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不同时空尺度生业模式演变的历史和动力是当前地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热点科学问题。中国古人类生业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约10000-2200 a BP,“a BP”为“距今（1950 AD）年”）,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开展的工作则相对薄弱。河西走廊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研究史前和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及其对生业模式影响的理想地区。河西走廊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生业模式研究已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但历史时期生业模式的研究明显匮乏。一方面,河西走廊位于农牧交错带,远离农业政权核心,与生业模式有关的历史文献记录有限;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历史时期遗址的发掘和系统研究较少。尽管文献中有关于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人类利用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的记载,但是不同农作物和家畜的相对比例和不同食物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及其变化并不清楚。尤其是在文献记录有限的汉晋时代（2152-1530 a BP）,该时期也是丝绸之路开通和中央王朝开始掌控河西走廊的时期,但此时期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的先民的生业模式及其变化并不清楚。骨胶原稳定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先民摄食结构以及探索生业模式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可用于研究特定时段不同区域间人群交流情况。因此,从古人类食谱入手,开展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汉晋时期生业模式的研究,对认识丝绸之路开通前后关键节点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三个已经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系统采集了人骨和动物骨骼（含牙齿）样品,以及部分植物遗存样品,开展了动植物遗存种属鉴定、骨骼碳氮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工作。共测试了18份骨骼和植物样品的碳十四年代,鉴定了动物骨骼（含牙齿）1022块,并测试了37块动物骨骼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采集了三个遗址的185个先民骨骼（包括牙齿）样品,提出185个骨胶原样品并测试了碳、氮、氢、氧稳定同位素值。在上述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及其周边地区已发表的考古、历史文献和古气候资料,系统分析了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的摄食结构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该地区古人类食谱变化与东西方交流、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工作,获得以下主要结论和新认识:（1）三个遗址的样品分别来自两个阶段:～2150-1750 a BP和～1750-1500 a BP,分别对应汉代和魏晋时期。第一阶段（～2150-1750 a BP）,汉代时期张掖地区和白银地区先民摄食结构存在显着差异。白银地区先民的δ13C平均值（-9.5‰）显示,白银地区主要以C4食物（粟黍和食用C4食物的动物）为主,张掖地区先民(δ13C平均值=-16.0‰)既食用C3（麦类、豆科和食用C3食物的动物）也食用C4食物（粟黍和食用C4食物的动物）。这可能是两个地区不同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的。白银地区距离中央王朝近且处于季风边缘区,适合种植粟黍。而张掖地区则属于绿洲-沙漠区,积温较白银地区低,更适合种植小麦大麦和从事牧业生产。（2）第二阶段（～1750-1500 a BP）的魏晋时期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地区）的先民δ13C平均值（-18.2‰）显示,先民摄食结构以C3食物（麦类、豆科和食用C3食物的动物）为主。并且该地区人群氮同位素显着偏高,极高的δ15N值（16.1‰）说明魏晋时期先民食用了大量的动物产品,同时受到极端干旱环境的影响,因为极端干旱环境下,生物有机体的δ15N值较高。（3）张掖地区西汉中期与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先民的摄食结构有明显差异。西汉中期先民摄食了更多的C4食物(δ13C平均值=-13.3‰),而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先民摄食了更多的C3食物(δ13C平均值=-16.1‰),显示西汉中期张掖地区先民摄食结构很可能受到中央王朝早期移民戍边政策的影响。（4）张掖黑水国汉代墓群和白银黄湾汉代墓群出土人骨的氢氧同位素值只有少数重合,且只有极少个体的数据偏离本地人群的氢氧同位素数据,暗示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张掖和白银至多存在低强度的人群迁徙与交流。（5）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史前-汉晋时期人类摄食结构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不同时期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不一样的。在～4000 a BP,跨大陆交流给研究区带来丰富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为摄食结构变化提供了条件。在～3700 a BP,先民摄食结构中C3食物比例显着增加,气候恶化很可能是促使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西汉中期,中央王朝向西扩张给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群的摄食结构带来短暂影响。西汉晚期至魏晋时期,不同区域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饮食传统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中国北方人类摄食结构出现明显空间差异的原因。（6）通过对比史前和汉晋遗址的人和动物骨骼的δ15N值,发现自～3700 a BP畜牧活动在河西走廊地区强化之后,就一直在河西走廊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西走廊先民摄入了较多的动物产品。即使是在人群更替后,畜牧业和动物产品依然在汉代和魏晋移民及其后代的经济生活和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上工作为认识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食谱的时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并且更新了我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人类生业模式变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的认知。主要表现在（1）历史文献虽然也记载了汉代河西地区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但是它们在先民日常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记载模糊。本项基于考古遗存的研究结果至少部分地突破了历史文献记录的局限性,定量地比较了不同种类农作物和家畜在先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本项研究发现了～3700 a BP河西走廊畜牧活动重要性显着提升,即使是在中原王朝把大量农民迁移到此地后,畜牧业依然在该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3）本项研究显示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地区后,地缘政治因素对当地先民摄食结构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饮食传统可能更重要。本项研究为认识汉晋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生业模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有助于理解丝绸之路关键节点地区在跨大陆交流强化背景下,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的变化。
许诗怡[6]（2020）在《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基于汉学界早期中国研究的特点与焦点,本文以梳理中外学界对甲骨文之前的早期信仰研究概观为背景,重点分析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近理论——“玉教”的提出过程以及其内涵与价值;探讨“玉教”理论为何以及如何作用于寻找驱动华夏文明发生的信仰之根;进而反思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构建中国版文化理论体系的诉求及其实践过程。本文共设三章。第一章重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概况,指出因为重于三代历史谱系的争论,有关甲骨文之前的早期信仰问题、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特点的观念动力问题在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均被讨论不多,在比较文学的传统领域更鲜有涉及。由此,本文探讨“玉教”提出的学术依据与现实背景,解释其问题意识的针对性与思想意义。第二章共有三节:第一节基于上章内容,总结早期中国文化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1）中华文明特质与连续性;（2）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本文认为,“玉教”理论正是对这两个焦点的有力回应和补充。第二节详细梳理叶舒宪的学术思想演进脉络,重点探讨他为何提出“玉教”。在跨文化比较和自识之路上,他一直聚焦“神话”而步步深入,希望打破带有局限性的任何既定认知框架。从理论到文本,从文本到器物,从器物再到理论,最后落实在“玉教”,他诉诸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全新的人文阐释视角和一整套理论体系。第三节对“玉教”内涵进行深入辨析,注重搜集和整合历经数年的、共计十五次的玉帛之路调研情况。本文认为,“玉帛之路”调研旨在探究史前不同地域的中华玉文化如何从多元分布逐渐走向华夏一体。针对学界对“玉教”关注不足或有一些偏见的现状,第三章进一步分析“玉教”理论何以成立的问题。笔者总结出神圣信仰、权力垄断、祭祀仪式等讨论维度,结合涂尔干的宗教理论思想分析,即从宗教的基本形式——信仰与仪式,宗教的意义——权力与道德性,来说明早期中国对玉文化的崇拜也可以称之为“玉教”。学界虽然已有众多研究叶舒宪学术思想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但是,对他近十年来最为重视的“玉教”理论却关注不够,即使有涉及也以访谈和引用观点为主。本文是首篇全面分析“玉教”理论的文章。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希望呈现出“玉教”理论的全貌,尤其重点剖析对物的崇拜何以成为“教”?对文明起源期的研究何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话语?笔者希望这项研究有助于全面分析中国文学人类学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开拓之处;展现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群体如何将文学的学科逻辑推进到与中华文明探源问题深层勾连的模式,拓展出文明起源研究的神话学范式,从而反思文学人类学在构建兼具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理论话语中的经验,检讨其革新与不足。
曹中俊[7]（2020）在《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文物蕴含的粟特文化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丝绸之路河南道孕育于史前时期人类的活动,开辟于马家窑人群的迁徙,成熟于西羌人群的沟通,兴盛于吐谷浑人的绾毂。后由吐蕃人经营的唐蕃古道及唃厮啰人控制的青唐道是河南道发展和繁荣的延续。在河南道发展进程中,其承载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众多域外民族沿河南道进入中国,给沿线地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迹。论文以中古时期沿河南道活动的入华粟特人为线索,借助河南道青海地区出土的丝织品、金银器、彩绘木棺板画及岷江上游和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等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为重点,分析河南道出土文物中蕴含的粟特文化因素。以此窥探粟特人在河南道沿线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贡献,进而考察河南道在中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吐谷浑及吐蕃在河南道繁荣与畅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如今,我们需要做的是总结归纳历史经验,遵循古人的智慧,更好地将河南道沿线地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潮流之中,不断促进欧亚大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田雅宁[8]（2020）在《甘肃泾河流域考古史研究》文中指出自1920年桑志华在庆阳发现中国第一批旧石器以来,甘肃泾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百年来考古活动的进展与学术研究的成果使得泾河流域的考古事业成为甘肃、乃至全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参考王辉《20世纪甘肃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将甘肃泾河流域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期（1919-1949）,诞生期（1950-1979）和发展期（1980-2011）三个阶段。考古活动方面,第一阶段以桑志华、美国福格艺术第二考察团的考古调查活动为中心。桑志华在庆阳地区的考古发现意味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开始,福格艺术第二考察团的考察活动预示着甘肃泾河流域石窟与佛教考古问题的展开。第二阶段,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数量增加,以常山下层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得以发掘、周汉唐代墓葬的大量发现与清理,北石窟寺的发现、泾川舍利石函的出土为随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资料。另外,田野考古方法与流程,从调查到勘探、再到布方,划分底层,实际清理,文物收集与整理等程序已经基本完备。第三阶段,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商周、两汉、唐代墓葬数量成倍增长。省文物部门对甘肃泾河流域的中小型石窟进行系统的考察与清理。此外,一些学者对战国秦长城、秦直道、历代古城遗址等重要历史遗迹进行学术性的考察。学术研究方面,第一阶段,伴随着第一批旧石器和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的首次发现,在国外学者的主导之下,做了初步的探讨。意味着中国旧石器研究的起源在甘肃泾河流域率先展开。第二阶段,主要的研究围绕着北石窟寺的展开,然由于发掘资料尚未公布,成果不多。主要是在介绍的基础之上,对北石窟寺的兴建背景与造像风格形成了初步的认识。第三阶段,学术研究成果丰富,主要形成了几个学术研究的重心,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华夏文明的起源,泾河流域周人、周文化与中国早期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南、北石窟寺为代表的泾河流域石窟群与中国佛教的流传,魏晋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关系,秦长城、秦直道及历代古城遗址等。
郝钦[9]（2020）在《甘肃景泰地区“棺木彩绘”研究》文中提出使用器具盛放逝者入葬是中国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葬具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个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都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将精美且富有寓意的纹饰绘制于棺木之上,是生者对逝者表达精神寄托的一种特有方式,这种“寄情于物”的文化状态也因地域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正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可以从殡葬礼仪的角度纵观历史传承延续,挖掘民间习俗文化存在的价值给当下社会生活的启示。彩绘纹饰所蕴含的美好寓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对朴素存在价值的追求。从精神文化辩证属性来讲其更侧重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一副绘制精美的棺木带给人的或许不是恐惧,而是人类对死亡的一种安静的、理性的思考,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的最朴实的价值体现,同时其文化呈现出的价值同样具有研究意义。民间棺绘艺术是研究非物质文化中较为鲜活的样本,由于其生存的社会空间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性,加上民间艺人创作观念与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它有着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的魅力。棺绘艺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完善而固定的范式,这些范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传统民俗和现代生活的关系。对于“棺木彩绘”的研究,需要结合当地的风俗、地理环境、历史沿革进行梳理,也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现有人口的来源等诸多方面加以分析,以确保这种事物存在的独特性,还要分析这种事物存在于现今的价值体现,综合分析已有资料,才是合理的研究路径,成果具备社会应用价值。本文以甘肃景泰地区特有的“棺木彩绘”为研究对象,采集直接的研究证据,结合当地相对独特的民间习俗和信仰作为依据,探究其当下存在的现实价值,对景泰地区“棺绘纹饰”产生的根源和寓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挖掘蕴含其中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寄托。将产生于民间的艺术形式置身于特定的空间,以此展现其作为非物质文化样本的存在,为区域性民间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思路。
于菁竹[10]（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认为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二、丝绸之路上甘肃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丝绸之路上甘肃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疏勒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疏勒河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
| 第一节 疏勒河中下游地区概况 |
| 第二节 西城驿文化 |
| 第三节 四坝文化 |
| 第四节 骟马文化 |
| 第二章 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 |
| 第一节 环境变化对史前人类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史前人类活动对本地区环境的影响 |
| 第三章 疏勒河中下游地区与临近地区的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肇始:西城驿文化时期 |
| 第二节 兴盛:四坝文化时期 |
| 第三节 式微:骟马文化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与发展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述 |
|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与文明的产生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 |
| 一、海洋概念 |
| 二、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三、海洋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构成 |
| 一、海洋文化的主体 |
| 二、海洋文化的客体 |
| 三、海洋文化的中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发展理论 |
| 一、海洋文化的发展路径 |
|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动力 |
| 三、海洋文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合浦海洋文化的兴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的繁荣 |
| 三、合浦海洋文化的延续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
| 一、合浦地理位置的海陆一体特征 |
| 二、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
| 三、合浦是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影响 |
| 一、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深植经济文化交往厚谊 |
| 二、向东南亚、南亚诸国传播和合交往理念 |
| 第三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
| 第一节 合浦器物文化符号的主要标志 |
| 一、蚕桑丝绸业是汉民族生产方式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二、玻璃烧制技术是海外生产技术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三、羽纹铜凤灯是生活用具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四、南珠与奇石异物是海上贸易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五、钵生莲花器是佛教传播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六、宝石珠饰形制是审美价值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七、叠涩穹窿顶墓是丧葬习俗的器物文化符号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一、海陆一体是合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二、辐射影响是合浦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海外文化的融合符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符号 |
| 一、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开放包容的价值符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和合交往的价值符号 |
| 第四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与学术意义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精髓 |
| 一、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 |
| 二、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 |
| 三、合浦海洋文化是“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核心价值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 |
| 一、对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批判 |
| 二、对中国海洋文化失觉的反思 |
| 三、合浦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核心价值的根本区别 |
| 第五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与现实双重展望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展望 |
| 一、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
| 二、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发展理念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现实展望 |
| 一、为中国海洋文化夯实发展基础 |
|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
| 三、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讲好中国故事”与住建部课题的提出 |
| 1.1.2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黄河文化研究 |
| 1.3.2 关于文化遗产研究 |
| 1.3.3 关于黄河文化遗产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范围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黄河文化内涵认知 |
| 2.1 孕育黄河文化的自然环境 |
| 2.1.1 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 |
| 2.1.2 黄河流域气候与土壤 |
| 2.1.3 黄河水系支流 |
| 2.2 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 |
| 2.2.1 黄河文化的起源阶段 |
| 2.2.2 黄河文化的形成 |
| 2.2.3 黄河文化的鼎盛时期 |
| 2.2.4 黄河文化的迟滞与式微时期 |
| 2.2.5 黄河文化的挑战与再生时期 |
| 2.3 黄河文化区分布 |
| 2.4 黄河文化本质 |
| 2.4.1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 |
| 2.4.2 黄河文化是中国历史的“脉” |
| 2.4.3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 |
| 2.5 黄河文化构成 |
| 2.5.1 根祖文化 |
| 2.5.2 中心文化 |
| 2.5.3 农耕文化 |
| 2.5.4 治黄文化 |
| 2.5.5 红色文化 |
| 2.6 黄河文化的属性特征 |
| 2.6.1 连续性 |
| 2.6.2 根源性 |
| 2.6.3 正统性 |
| 2.6.4 包容性 |
| 2.6.5 创新性 |
| 2.7 小结 |
| 3 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构成研究 |
| 3.1 陕西黄河文化区的分布 |
| 3.2 陕西黄河文化历史发展沿革 |
| 3.2.1 陕西黄河文化起源 |
| 3.2.2 陕西黄河文化的发展 |
| 3.2.3 陕西黄河文化的鼎盛 |
| 3.2.4 陕西黄河文化的衰退 |
| 3.2.5 陕西黄河文化再生 |
| 3.3 陕西黄河文化内涵研究 |
| 3.3.1 根祖文化 |
| 3.3.2 中心文化 |
| 3.3.3 农耕文化 |
| 3.3.4 治黄文化 |
| 3.3.5 红色文化 |
| 3.4 小结 |
| 4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建构 |
| 4.1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建构方法 |
| 4.2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梳理逻辑 |
| 4.2.1 按文化构成要素分类 |
| 4.2.2 体现黄河文化的连续性 |
| 4.2.3 以黄河文化的根源性、主干性为核心 |
| 4.3 遗产载体梳理范围 |
| 4.3.1 时间范围 |
| 4.3.2 空间范围 |
| 4.3.3 载体范围 |
| 4.4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清单 |
| 4.4.1 “根祖文化”系列遗产 |
| 4.4.2 “中心文化”系列遗产 |
| 4.4.3 “农耕文化”系列遗产 |
| 4.4.4 “治黄文化”系列遗产 |
| 4.4.5 “红色文化”系列遗产 |
| 4.5 小结 |
| 5 总结与展望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1.1 认知黄河文化内涵 |
| 5.1.2 总结陕西黄河文化构成要素 |
| 5.1.3 搭建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 |
| 5.2 不足与展望 |
| 5.2.1 研究不足 |
| 5.2.2 建立黄河流域共同体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所做的工作 |
| 附录1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信息汇总表 |
| 附录2 图录 |
| 附录3 表录 |
| 致谢 |
（4）甘青彩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国内关于甘青地区研究的数据可视化 |
| 三、选题目的和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历史、地理、自然环境、人文风土与习俗研究 |
| 一、甘青地区历史综述 |
| (一)甘青地区石器时代的历史 |
| (二)甘青地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 |
| (三)甘青地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历史 |
| 二、甘青地区自然环境地理地质条件 |
| (一)地形地貌与气候特征 |
| (二)土壤植被与河湖水系 |
| 三、甘青地区的民族分布与社会文化 |
| (一)甘青地区的民族分布 |
| (二)甘青地区的社会文化 |
| 四、甘青地区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 |
| (一)甘青地区的民间信仰 |
| (二)甘青地区的宗教文化 |
| 五、甘青地区民间艺术文化 |
| (一)甘肃地区的民间艺术文化 |
| (二)青海地区的民间艺术文化 |
| 第二章 彩陶纹饰的人类学研究 |
| 一、彩陶纹饰类型与种类分布 |
| (一)彩陶纹饰的类型 |
| (二)彩陶纹饰的种类分布 |
| 二、彩陶纹饰与民俗图案对比研究 |
| (一)彩陶蛙纹、剪纸蛙纹与刺绣蛙纹的对比研究 |
| (二)彩陶万字纹、剪纸万字纹与刺绣万字纹的对比研究 |
| (三)彩陶葫芦纹、剪纸葫芦纹与刺绣葫芦纹对比研究 |
| 三、彩陶纹饰的图像学分析 |
| (一)马家窑类型彩陶纹饰图像学分析 |
| (二)半山类型彩陶纹饰图像学分析 |
| (三)马厂类型彩陶纹饰图像学分析 |
| 第三章 彩陶烧制的人类学研究 |
| 一、彩陶烧制技术 |
| (一)临洮闫建林彩陶烧制技术 |
| (二)临洮雷智勇彩陶烧制技术 |
| (三)临夏马黑麦彩陶烧制技术 |
| 二、彩陶纹饰的绘制 |
| 第四章 审美习俗与生产习俗的人类学还原 |
| 一、审美习俗的人类学还原 |
| 二、生产习俗的人类学还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骨胶原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简介 |
| 1.2 骨胶原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古人类摄食结构的研究进展 |
| 1.2.1 旧石器时代研究进展 |
| 1.2.2 新石器-青铜时代研究进展 |
| 1.2.3 历史时期的研究进展 |
| 1.3 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原理及研究进展 |
| 1.3.1 骨骼氢氧稳定同位素研究基本分析原理 |
| 1.3.2 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在考古领域的研究进展 |
| 1.4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时期古食谱和生业模式研究进展 |
| 1.4.1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时期古食谱和生业模式研究进展 |
| 1.4.2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古人类摄食结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5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地理和气候背景 |
| 2.1.2 植被和稳定同位素背景 |
| 2.1.3 河西走廊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文化背景 |
| 2.2 研究材料和样品采集 |
| 2.2.1 白银黄湾汉墓 |
| 2.2.2 黑水国汉墓 |
| 2.2.3 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14)C方法测年 |
| 2.3.2 动植物遗存的采样、鉴定和统计分析 |
| 2.3.3 骨胶原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考古遗址样品实验结果 |
| 3.1 分析样品的年代序列 |
| 3.2 动植物考古遗存结果 |
| 3.2.1 植物遗存结果 |
| 3.2.2 动物遗存结果 |
| 3.3 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3.3.1 白银黄湾汉墓动物和人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3.3.2 黑水国汉墓动物和人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3.3.3 佛爷庙湾——新店台人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第四章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时期动物和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1 黄湾汉墓动物和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1.1 黄湾汉墓动物食物特征 |
| 4.1.2 黄湾汉墓先民食谱特征 |
| 4.2 黄湾汉墓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4.3 黑水国汉墓动物和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3.1 黑水国汉代动物葬俗和动物古食谱特征 |
| 4.3.2 黑水国汉墓先民食谱特征 |
| 4.4 黑水国汉墓动物和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4.5 佛爷庙湾——新店台晋墓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6 佛爷庙湾——新店台晋墓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4.7 汉晋时期先民食物结构小结 |
| 4.8 汉晋时期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第五章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与影响因素 |
| 5.1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 |
| 5.1.1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先民摄食结构的空间差异及流动情况 |
| 5.1.2 河西走廊人类摄食结构的历时性变化 |
| 5.2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 |
| 5.2.1 地缘政治因素对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影响 |
| 5.2.2 生存环境差异对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果与结论 |
| 6.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玉教”提出背景:早期中国信仰研究概观 |
| 第一节 国外研究概况反思 |
| 一、对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研究的反思 |
| 二、对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概况的反思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概况反思 |
| 一、信仰之根的断裂:古史辨派的理念奠基 |
| 二、中华文明探源与早期文化研究 |
| 第二章 “玉教”理论提出过程与内涵辨析 |
| 第一节 “玉教”理论起点:早期信仰研究的焦点 |
| 一、焦点之一:中华文明特质与连续性问题 |
| 二、焦点之二: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 |
| 第二节 “玉教”的提出:从神话—原型到文明探源 |
| 一、将神话—原型理论用于中国本土文化 |
| 二、从本土阐释到跨文化比较 |
| 三、在跨文化视野中聚焦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
| 第三节 “玉教”内涵辨析 |
| 一、基于汉字特征和中国典籍而提炼 |
| 二、从文献到无文字溯源 |
| 三、多元如何一体:开启玉帛之路 |
| 第三章 对“玉教”理论的反思 |
| 第一节 玉器崇拜可以构成宗教吗? |
| 一、“宗教”的限度与使用 |
| 二、回归早期中国信仰经验 |
| 第二节 作为信仰的玉教:以涂尔干的思想为分析视角 |
| 一、涂尔干的宗教学思想 |
| 二、“玉教”理论的合理性 |
| 第三节 “玉教”理论的宏旨:打破轴心突破说对中国文化的遮蔽 |
| 第四节 “玉教”理论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期刊报纸 |
| 附录 |
| 表一:叶舒宪有关“玉教”的论文 |
| 表二:叶舒宪有关“玉教”的专着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文物蕴含的粟特文化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河南道与粟特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河南道历史溯源及交通路网 |
| 一、丝绸之路河南道的概念 |
| 二、丝绸之路河南道历史溯源 |
| 三、丝绸之路河南道交通路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粟特人 |
| 一、粟特人及粟特文化 |
| 二、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粟特人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织锦及金银器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河南道出土丝织品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一、河南道出土丝织品 |
| 二、河南道出土织锦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河南道出土金银器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一、河南道出土粟特系统金银器 |
| 二、河南道出土金银器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棺板画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河南道出土木棺板画 |
| 一、青海德令哈市出土木棺板画 |
| 二、青海乌兰县出土木棺板画 |
| 三、青海都兰彩绘木箱画 |
| 四、其他流落民间木棺板画 |
| 第二节 河南道出土棺板画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一、棺板画中的人物服饰 |
| 二、棺板画中的粟特器皿 |
| 三、棺板画的构图内容 |
| 第三节 从出土木棺板画内容看吐蕃与粟特的关系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的粟特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 |
| 一、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 |
| 二、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 |
| 第二节 佛教造像艺术风格蕴含的粟特文化因素 |
| 一、梁大同三年圆雕立佛像衣带纹样 |
| 二、南朝菩萨造像联珠饰品 |
| 三、头光及背屏联珠纹饰 |
| 第五章 从丝绸之路河南道看入华粟特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沿丝绸之路河南道入华粟特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河南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河南道畅通繁荣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甘肃泾河流域考古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第一章 1949年之前甘肃泾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 |
| 第一节 中外学者的初步考察 |
|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研究的开始 |
| 第三节 甘肃泾河流域石窟寺的初步探讨 |
| 第二章 1950-1979年甘肃泾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 |
| 第一节 古墓葬、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
| 一、史前遗址的发现 |
| 二、佛教石窟的发现与清理 |
| 三、泾川舍利石函的出土 |
| 四、历代墓葬的清理 |
| 第二节 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研究 |
| 一、北石窟寺 |
| 二、舍利石函 |
| 第三节 田野考古技术的发展 |
| 一、田野考古技术改进 |
| 二、地方博物馆考古人员水平提高 |
| 第三章 1980-2011年甘肃泾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 |
| 第一节 古墓葬、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
| 一、史前遗址的调查与发现 |
| 二、历史时期墓葬的发现与清理 |
| 三、佛教遗址调查与清理 |
| 四、秦长城、秦直道及历代城址的考察活动 |
| 五、碑刻资料的出土 |
| 第二节 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研究 |
| 一、史前文化研究 |
| 二、石窟寺及佛教问题的研究 |
| 三、历代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 |
| 四、魏晋隋唐泾河流域少数民族的分布、管理与汉化 |
| 五、秦长城、秦直道及历代城址址 |
| 第三节 考古研究方法的进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甘肃泾河流域出土文物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甘肃景泰地区“棺木彩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课题研究背景 |
| (二)课题研究目的 |
| (三)课题研究意义 |
| (四)课题研究方法 |
| 二、棺木彩绘概述 |
| (一)棺木彩绘的历史渊源 |
| (二)棺木彩绘的表现载体与内容 |
| (三)封建等级制度影响下的棺木彩绘 |
| 三、地域差异下的棺木彩绘分析 |
| (一)中原地区棺木彩绘分析 |
| (二)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棺绘分析 |
| 四、甘肃景泰地区棺木彩绘的形成及文化特征 |
| (一)甘肃景泰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历史 |
| (二)甘肃景泰地区“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 |
| (三)甘肃景泰地区的民俗活动与民俗艺术 |
| (四)多民族融合对景泰地区丧礼习俗形成的影响 |
| (五)中原丧礼习俗对景泰地区棺木彩绘的影响 |
| (六)景泰地区棺绘的文化特征 |
| 五、甘肃景泰地区民间艺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
| (一)民间丧葬习俗对棺木彩绘的需求 |
| (二)简化后的丧葬习俗对棺木彩绘的影响 |
| (三)棺木彩绘从业者的现状 |
| (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 六、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 一、保家纹 |
| 二、马蹄纹 |
| 三、锅圈纹 |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丝绸之路上甘肃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疏勒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D]. 宋添力. 兰州大学, 2021(12)
-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研究[D]. 刘霜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4]甘青彩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D]. 王锐.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5]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昕. 兰州大学, 2021(09)
- [6]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D]. 许诗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7]丝绸之路河南道出土文物蕴含的粟特文化因素研究[D]. 曹中俊.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甘肃泾河流域考古史研究[D]. 田雅宁.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甘肃景泰地区“棺木彩绘”研究[D]. 郝钦.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10]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