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论文文献综述）
梁玲玲[1]（1997）在《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文中提出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商丘地区新华书店梁玲玲一、财务管理要实现由被动式运作向全面自主的科学理财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华书店作为一个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必须全面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计划指标和税利上交任务，企业没有自主理财权，在财务管理上处于被动状态。...
赵方杜[2]（2010）在《身体规训：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 ——以川北剑县为例》文中认为身体,是我们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同时,身体也是我们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然而,长期以来,身体却被归属为医学、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则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真可谓“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才逐渐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化”,这不仅出现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艺术等学科,也出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研究科目与持续至今的身体研究热潮。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深度访谈法,以川北剑县为例,通过对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国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研究,分析这种规训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探寻在社会进程中如何做到理解人和尊重人,进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西方与中国的身体研究分别进行了文献综述。并认为,这些研究为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规训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微观素材和分析框架。但也存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上的不足,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入探讨的空间。第二章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身体社会学理论和福柯的规训理论的发展脉络、理论逻辑及其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随后三章则开始论述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体规训状况,每一章都分别从具体时代的身体观念、国家的制度设置、日常生活中的规训表现等方面加以分析。第三章污名与改造,论述了清末民国以来的现代性启蒙时期的身体规训。在“东亚病夫”这种污名化的身体观下,人们把“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并通过培育新民、妇女解放运动、重视体育、军事训练、新生活运动等身体改造工程,试图塑造出强壮的身体,进而实现“保种强国”的目的。第四章革命与动员,论述了新中国初期在现代性初步探索阶段的身体规训。在革命化身体观的指引下,国家权力最大限度的动员和使用身体资源实现国家的价值理性目标。并从全能主义政治中的身体组织与动员、革命氛围中的身体政治学、集体社会中身体规训的日常形态等方面加以阐述。第五章世俗与消费,则关注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性全面建设时期的身体规训。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的逻辑在社会生活中取代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和价值理性的地位,使得以往附着在身体上的革命、神圣、崇高、伟大等一系列政治符码都趋于消解,更多的被赋予了现实生活的内容,形成了世俗化的身体观。并从后全能主义政治中的国家与个人、时间空间与身体、消费主义与身体等方面展开论述。第六章回顾与反思,回顾了西方现代性历程中的理性、自由和身体,反观和省视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规训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即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身体的使命化与工具化,民主-国家建设进程中身体的自主化、欲望化与商品化。通过前面的考察和研究,本文的结论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国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总体上由直接规训转向间接规训,由显性规训转向隐性规训；这个身体规训的转变过程,使得个体在获得自由、解放的同时,也面临被不断“异化”和“殖民”的境地；这也是人作为主体逐渐消逝的过程,应当培养人的主体性,构建具有自主性的身体,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谓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在理论研究上,对身体社会学的发展脉络、理论逻辑和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讨,推动了对社会理论的认识与发展。具体而言,明确划分了身体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将身体研究概括为结构模式和行动模式两种理论模式；认为身体问题隐喻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关注身体问题的实质是试图把人从现代理性的霸权下解救出来,达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在实践研究上,考察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国家权力与身体之间的动态规训关系,为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身体规训的分析框架。发现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身体表现出使命化和工具化的倾向；在民主-国家建设进程中,身体表现出自主化、欲望化、商品化和符号化倾向。而且,人们并不是身体规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特定的场域中采取各种策略,来或明或暗地表达他们对这种规训的抗拒。
周师师[3]（2018）在《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关注的是“家庭与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这一问题式。具体而言,本文旨在研究“家庭”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具体表征,它可以是“人性”的象征,可以是“私领域”的场域,也可以是“封建”的载体等。家庭在文本中的比喻意是“新时期”政治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理解家庭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不同流派及作家的现代化叙事可以帮助我们还原1980年代现代化的构筑过程,发现被现代化叙事遗漏与遮蔽的历史面相,进而思考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难题。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对“伤痕-反思”小说中“无人性的问题孩子”和“无人性的’文革’干部”两类叙事的考察中,尝试阐释“伤痕-反思”小说在“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的二元对立修辞批判中遗忘与屏蔽的历史内容。第二章论述了“改革文学”中三种不同群体与象征“私领域”家庭的差异关系暗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文化规范的更迭;而在农村题材的改革文学中,改革作家肯定了以发展家庭副业为主导方向的“新家庭”/“新人”的历史合法性,但通过剖析“改革新人”理解公/私的内在思维结构,会发现此“新人”身上沉积着“私权结合”的封建色素。第三章通过对“寻根小说”的解读,发现“寻根”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阿城与莫言等作家在民间/官方的二元对立中寻找非制度化的儒家“父子”认同,它们是“伤痕-反思”小说“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叙事模式的延展;而韩少功和王安忆对“传统家族”两副面孔的描写则折射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主体表述的深层困境。第四章勾勒先锋文学中存在的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指出其与“伤痕-反思”小说中革命/家庭二元对立的一致图景,并重点考察从“暴力型家庭”（历史）中走出来的“去历史化”个人的精神结构及其局限性。第五章以1980年代极具典型性的路遥为研究个案,剖析作家建构“理想现代化家庭”的话语实践方式,而其“理想型家庭”与“现实性家庭”之间的冲突则蕴含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第六章重点辨析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小说中的“新家梦”与“家庭创伤”深深根植于19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
黄倩[4]（2020）在《颜歌小说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颜歌作为一名“80后”的实力派作家,其创作却远跳出了其侪辈的窠臼。由于其知识分子家庭环境的影响,颜歌早期一直将主流严肃作家作为自我的目标,其在创作上具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并始终秉持着强烈的文体意识和叙事上的先锋性。而在“平乐镇”系列小说中,这种先锋性体现为一种奇特的叙事策略,使得这些小镇系列小说创作充满了独特的叙事张力和丰富的可阐释性。作为特定的小说空间,颜歌笔下的小镇也为我们透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南方小镇,甚至整个中国都提供了一个微缩化的窗口。颜歌将个人体验过的生活及价值重塑写进小镇的日常生活,在小叙事中蕴藏着大野心,她写其所感受到的地域生活,以此来延伸中文,表达中国。颜歌笔下的“平乐镇”实际上是一个具体与抽象的复合体,而小镇“城乡结合部”的身份定位也是其对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指认,从而投射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暧昧、复杂、含混的特征。颜歌另辟蹊径的方言书写,是其“中国”和“中文”意识的表达,也是其意图处理全球化深入背景下关于中国身份和中国形象建构的尝试。然而,颜歌在他国语言镜像中对于“中文性”的叙述,明显有着将“母语”（四川话）、“中文”本质化、神奇化的倾向,伴随着作家建构四川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的语言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强烈意愿,从而使其方言实践开启了新一轮的话语建构。这则为我们提供了去探求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将目光投射到了这些处于城市边缘的小镇上,时代的迹变风云给它们打上的烙印,及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生存和精神的双向困境,都将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镌刻进四川,乃至中国的发展轨迹中。本文主要讨论颜歌后期创作中的平乐镇系列叙事小说。本论首先在厘清“小镇”及“小镇叙事”的基础上,分析颜歌小镇创作的思想背景,对平乐镇的构建成因进行精神探源;进而从文本分析入手,探讨颜歌笔下平乐镇的艺术建构,分析其现实地域原型和文本社会空间,为小说提供叙事载体。其次分析小说先锋性和通俗性杂糅下的叙事策略及其后现代先锋特征,及日常书写下深层的叙事意蕴所表达的时代思考。最后讨论（平乐镇）小镇形象（符号）建构的意义,小镇的文化身份问题所引申的关于“中国身份”的危机,对小镇叙事的文化价值进行探询,分析颜歌对中国性杂交性建构的尝试,进而讨论在颜歌关于中国的书写中所流露出的精神品格和叙事“野心”。
郭亮[5]（2011）在《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 ——以合寨村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选取被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广西宜州合寨村为个案,以“小社区、大历史”为视角,以回归实践为目的,通过追溯历史上（尤其是清代以来）桂西北村寨治理和法秩序的变迁,强调村民自治在合寨村及桂西北地区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从近三十年来合寨村民主治理兴起、深化的实践出发,着重分析村寨变迁中的权威、规范与秩序,厘清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二元互动关系,最后回到转型期村寨民主与法治的现实困境,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法秩序的重构,进而为民主治理和农村法治建设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把握村寨民主治理的内在逻辑和乡村法秩序变迁的脉搏,探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进而提出“从书斋到田野”方法论转向,实现法律史研究的“自我”。笔者无意建构一套村寨民主治理的理论体系,也不打算为根治村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病症开出一副良方。这既非本文的主旨,也不是能用简单的逻辑论证概括或解决的。笔者将微观叙事与宏观视角结合起来,希冀通过合寨村这个普通而又典型的个案,展示桂西北国家与乡村、农民与政府、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形态,进而考察村寨法秩序的变迁状况。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获得关于转型时期中国民主、宪政与法治的一点新的认识。笔者浅薄的研究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具体言之,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是本文的逻辑起点,包括问题的提出、主要概念之界定、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研究的路径、方法与材料四个方面的内容。笔者从认识中国问题着手,指出法学研究的真正问题,不仅产生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入理解和发现,也来源于对中国农村9亿农民生存感受和未来希望的真情把握。而现实与历史又是难以分离的,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因此,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中国乡村问题时,需要走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道路”。法律史研究也不例外。本章还对一些重要概念,如“治理”与“民主治理”、“秩序”与“法秩序”,以及“桂西北”、“乡村”等研究区域、时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继而笔者从“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对村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对乡村社会规范与秩序的研究”三个视角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关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都没有成为中国乡村治理和秩序变迁研究的终结者。学术界对桂西北村寨治理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将历史中的地方自治与现实中的村寨治理勾连起来加以对比研究更是付之阙如。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富有激发性和挑战性,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个学术富矿。笔者采取“小题大做”的写作方式,坚持个案分析与区域比较相结合、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过程一事件”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强调在宏观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个案进行深度描述和解读,力图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第二章追溯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的历史变迁。旨在说明国家对乡村不是完全的控制,村寨社会也不是完全的自治,而是一直处于互动状态。自秦汉实行郡县制以来,古代中央王朝无不重视政令的畅通无阻和律法的基本统一,但受诸多因素限制,“皇权止于县政”,国家通过某种中间阶层对乡村社会实施“间接管理”。中间阶层有如天枰中的支点,使乡村权力结构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国家政权在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的同时,也受到了绅权、族权等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的平衡和约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桂西北乡村社会新旧权威进行了新一轮的组合,村寨法秩序格局呈现出新的态势。国家企图通过权力下沉,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但反而助长了地方自治力量的兴起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团练的兴起和绅权的扩张；二是近代乡村治理改革与族权、绅权的异化；三是共产党发动的红色风暴与村民的苏维埃追求；四是新桂系“三自政策”与“三位一体”制。即便如此,乡村治理模式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以后,共产党对桂西北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摧毁了旧的乡村治理模式,完成了社会权威的一体化,但其中也矛盾重重,为其日后瓦解种下了“祸根”。总之,厘清桂西北乡村治理及法秩序变迁的历史脉络,对于找到一把认识桂西北开创村民自治制度之必然性的“钥匙”,进而为下文分析村治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系,无疑有重要意义。第三章以合寨村为个案论述了村寨民主治理的兴起与深化。与桂西北大多数村寨一样,合寨村民们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但又因其“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典型身份,有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对合寨村的经验描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村民自治在桂西北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在本章中,笔者首先介绍了合寨村时空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村民的生活世界,对合寨村的大致轮廓作了一个简单素描。文章指出,因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加之英雄崇拜和对勇敢、强健、勤劳之品性的认同,合寨村民自古便具备了强烈的自主选择和需求意识。接下来笔者描述和展示了合寨村民自治诞生、普及、推广的全过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有的乡村利益格局,村寨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六多一少”的失范状态。合寨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治安联防队,民主选举村委会,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份村规民约。合寨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治理模式迅速影响到桂西北宜山、罗城等地,并得到自治区委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便被正式纳入“八二宪法”,村民自治得以合法化。再次,文章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角度展示了合寨村民主治理的主要绩效。村民们通过“小票箱”、“小人大”、“小宪法”、“小纪委”,改善了农村治理状况,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最后,笔者简要探讨了民主治理的合法性问题。第四章为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本章将合寨村权威、规范与秩序放到三十年来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并站在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对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互动关系作简要描述,从中进一步窥视出合寨村民主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法秩序变迁轨迹。主要,考察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权威与村寨权力结构。合寨是一个聚蒙、韦两个族姓而居的壮族村寨。新中国成立后,“都老”、“寨老”、“族长”等传统内生性权威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通过问卷统计和访谈调查,笔者发现合寨村民虽仍重视历史文化传统,但宗族意识及其影响与桂西北乃至全国其他村寨相比并不算太强。代之而起的是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为代表的掌握村寨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权威。合寨村实行支书主任“一肩挑”,提倡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体制内权威集政府命令与村庄利益于一身,是国家与村民互动交汇点上的中间人。此外,贤人、知名人士、经济能人等体制外权威及普通村民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二是规则之治与乡村社会控制。三十年来,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同时,乡村社会也复活和发展了许多古已有之的规约、习俗或惯例。为论述方便,笔者将民间规范分为“制度性规范”与“习惯性规范”两大类,前者以工作制度、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等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成为国家在乡村社会进行法制现代化改造的生长点。后者涵盖了风俗习惯、惯例常规、道德伦理、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宗教禁忌等非正式规范,很难基于文字加以真切言述,但却赋予村民信念和情感上的归属感,是村寨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相互作用和纠结,共同构成一个多重的乡村社会控制模式。笔者进而分析了法律规范与民间规范在村寨治理中是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三是纠纷解决与村寨秩序的维系。合寨村的纠纷分为“接触性纠纷”和“侵害性纠纷”两类。前者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民事领域,如婆媳纠纷、夫妻矛盾等,在村里发生比例较高。这类纠纷是个“面子”问题,一般通过争执、吵架、骂街等情绪发泄方式,即可自然平息。后者发生在不同家庭之间,大都由人身或财产等侵权行为所致。此类纠纷解决途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如调处、和解、行政救济或诉讼等,但村民更愿意选择非讼方式。接下来笔者以林权纠纷案为例重点分析了合寨村民主协商的解纠机制。该案是宜州市1999年六大纠纷之一,体现了合寨人“解决自己的事情就该由自己作主”的真谛。最后,文章就埃里克森所谓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作了简要探讨,指出和谐秩序并非没有法律存在,更不是不要法律,而是强调法律都并非保持社会秩序之核心。由此,合寨村民不愿打官司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五章探讨转型期村寨治理的困惑与选择。本章试图找到当下桂西北村寨整体机能当中的健康状况及其蕴含的病症,并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法秩序的重构问题。在这种全面而剧烈的变动之中,村寨民主治理面貌得到进一步型塑,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困境。如现代文明带给村民传统价值取向的整体性颠覆和诘问；乡政对村治的侵蚀与自治权的行政化；农民大规模和持续不断地被卷入现代化、城市化浪潮,致使村治参与凸显不确定性；民主法制意识亟待提高等。另一方面,如今的村寨是个半熟人社会,伴随国家“法律下乡”的加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间规范已被赋予了“现代性”因子,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亲和力越来越强；但国家法并非一路高歌驶向村寨社会,它会受到来自于村寨社会各种内生性力量的阻碍或“筛选”,甚至必须依靠民间权威和规范才能真正发挥调控作用。事实上,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互动一直就没有停息过,只不过互动的结果时好时坏、互动的程度或轻或重而已。研究者很难用“传统——现代”、“国家法律——民间规范”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村寨法秩序准确描述出来。文章指出,解决转型期村寨民主治理困惑的关键之道,在于如何将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协调起来,让国家与乡村这两种力量相互平等、相互制衡、相互协调、互利共赢,最终实现互动中自治的良性局面。当然,“互动”结论并没有宣告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的消失,也不否认转型期村寨社会可能出现的“失范”状态。村寨社会的民间规范与现代国家法律难免隔阂甚至冲突。这又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最后,对这种村寨治理方式的价值及发展前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赞美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文章指出,尽管村民自治与我们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并不能掩盖三十年来它取得的成就。村寨民主治理越来越不是个“摆设”,相反它有力地证明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真实的“民主操练”,为推动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村寨民主治理提供了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另一种思考。第六部分为余论。讨论至此,文章已从国家与乡村互动的视角阐释了村寨民主治理与法秩序状况,又从村寨经验反观国家民主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笔者希冀通过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这个平台,唤醒更多的学术同人在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发现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经验,从而获得认识中国的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余论从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丧失起笔,提出中国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要有一个深刻的本土化过程；不经历“本土化”,中国法学及法律史研究就只能是空壳和修饰,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文章指出,法学研究必须从空洞的法条或范式中走出来,消化、吸收西方理论学说并将其运用到理解中国经验中去,服务于中国社会实践,换言之,就是要走一条“从书斋到田野”的研究之路。这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从“逻辑推演”走向“实证调查”,也有助于拓宽传统法律史文献的范围,拓展法律史研究的视野,从而进一步激发法律史研究的生命力、批判力和创造力。这不仅能为中国法治建设及法学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和学术智慧,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史的史鉴价值。由是,中国法律史不再是“博物馆内的珍藏品”,相反却变得有血有肉起来,法律史乃至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也就有了希望。
康永久[6]（2004）在《知识输入还是制度重建 ——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中国道路》文中指出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度同质的文化环境中,又缺乏强有力的外来文化的威胁和竞争,传统中国的政治重心不是处理异质文化的相互关系,或团结本土的全部力量对抗外来威胁,而是对财富聚敛和封建割据进行打压,以清除地方自发势力对传统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权力结构的政治挑战。其结果,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公共生活及其相关的知识储备,又长期以天朝自居,对日益临近的外来威胁懵然不觉,只是到近代中国走向衰落而西方列强又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之际,才被迫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求维护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老大帝国的尊严。 但新的政治文化显然不能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盛世不再的氛围下顺利面世。官方和民间共同对财富集中和利益分化的长期打压,又使中国在多次历史紧要关头缺少中产阶级这样一支能支持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因而严重妨碍了传统中国向近现代社会的自发过渡。由天朝心态和现实反差所造成的浮躁焦虑,以及由内忧外患所带来的政治紧迫,又共同导致了思想启蒙运动的短暂,这使得那种从学术渠道对中国社会内在的知识不足加以弥补的做法也难以成功。而那些相互冲突的思想未及充分交流、融合和争锋就进入民主革命现场的结果,就是使一种强知识输入的体制取得了对革命后社会的控制权。 新中国奉行的是一种高速工业化的现代化战略,为的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新中国的公立学校制度,就直接内生于这一发展战略,其作用一方面在于为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输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军,另一方面则控制教育实践中的自发倾向,排除对这一发展战略的教育干扰,尤其是排除教育对经济剩余的侵蚀。然而,新中国为实现赶超目标而在教育中采取的强知识输入立场,严重低估了知识问题的复杂性,不但没有带来知识问题的缓解,反而导致了对理性知识及其明确主体的长期屈从。但是,即便在强知识输入的体制下,知识的内生也不可遏止。这种知识输入体制下的知识内生,最终促使中国公立学校在文革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教育社会的知识状况,尤其是理性教育知识开始出现分化,多知识源头的教育改革也开始表现出巨大的现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教育中的知识压力。但知识之间的等级还在,并且受制于新的封锁（条块分割）。在这里,依然内隐着一种理性主义的教育知识观与认识论,它无视教育知识的主观性、多样性和散在性,信奉理性能力的等级制,满足于大规模的知识输入,企图借助理性个人的“自由平衡理智”克服各种认知风险,最终却导致将知识孤立化、绝对化、人格化。政府对教育的过度管制、条块分割的封闭探索、脱离生活情境的改革目标、基于繁琐规则的科学管理、对教师观念的强制改造、单边主义的实践概念,都体现了这种改革的强制性。 然而,20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留给我们的,不单纯是一大堆孤零零的教育问题。某些初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组织条件,以及向开放性的竞争制度秩序迈进的内在需求,正在不断被催生。由此激发的制度博弈实践,也正在现实地将改革推向深入。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公立学校制度,已极有可能借助统一教育市场,走上一条向公共教育制度转型的道路,并引发公立学校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重新定位和改革教育改革本身,通过优先进行制度重建来解除对一线实践者的行政管制和逻辑困扰,促使他们直面真实的教育需求和市场竞争,从而内生出一种自主学习的持续动机,并在教师自身专业化的基础之上,努力营造一种作为价值共同体的特色学校。
王丽斐[7]（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交招呼语的历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分为四个时期,采用历时语用学的研究方法,从这四个时期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共搜集社交招呼语语料2156条,以此作为语料来源,将静态描写与历时梳理相结合,探讨社交招呼语的历时演变。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主要从选题缘起、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语料来源方面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其中,研究现状部分,主要对国外研究现状和国内研究现状分别作出介绍。国内研究现状又是主体,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招呼语的研究状况作出梳理,指出不足。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第一章,社交招呼语概述。该部分首先对社交招呼语的相关概念作出说明,包括招呼语、问候语和寒暄语概念的区分与社交招呼语的界定两个方面的内容。另外,对社交招呼语的基本类型、社交招呼语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历史分期也作了介绍。这一部分是全文研究的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二、三、四、五章,各个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使用情况与使用特点两个部分。使用情况主要从社交招呼语的类型、在作品中的分布以及使用频率三个方面作出分析,并归纳出各个时期的总体使用情况。使用特点是从使用情况中提取出来的相对特殊、相对普遍的部分,也即主要的使用特点,这一部分将从“语场”和“语旨”角度探究情景语境对社交招呼语使用的影响,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分析社会特征以及原因,对呈现出的使用特点进行解释。此部分是对各个时期社交招呼语的使用作共时的静态描写。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第六章,在前文各个时期研究的基础上,作历时梳理。该部分主要从社交招呼语的消亡与出现、变更以及沿用三个方面对演变情况进行归纳。“消亡与出现”主要表现在使用类型上,“变更”主要表现在从使用情况的归纳中提取出来的各个时期的主要使用特点上,而“沿用”则是纵观各个时期使用情况中除归属于变更之外的这部分进而得出的结论,归纳之后也对不变的原因作出解释。这一部分是立足于四个时期的使用作历时的归纳。第五部分是结论。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
李长娟[8]（2010）在《社会性别视角下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研究 ——基于三兴中学五位女教师的个人生活史考察》文中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些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是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身处社会文化变迁之中的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剧烈的震撼。在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突然感到无所适从,因为现代化破坏了生命的世界性原始背景,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当中,教育领域无疑也受到了影响,深处变迁当中的乡村女教师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何,传统的性别观念在其生涯发展中有何影响,她们又是如何具体表现个体的生涯智慧的。在大环境的大变动和社会性别的双重重压之下,普通岗位上的乡村女教师又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生涯发展的?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几位乡村女教师的个人生活史的追踪,探寻在大变迁时期,通过社会性别的视角去透视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的端倪,了解她们生涯发展背后的困境和意义,探寻出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的策略。研究者的十几年的基础教育是在乡村完成的,对乡村女教师一直充满着同情和敬意,并且亲眼目睹和听说了在社会变迁之下,许多乡村女教师由于社会性别和性别权利关系的影响,她们生涯发展的艰辛和困厄无助。她们内心的悸动和不安、恐惧和忧伤震撼着研究者,她们的平和和执着又感染着研究者,研究者对她们在漫长的生涯发展中所经历的挣扎和彷徨有深入的了解。因此,选择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为研究主题后,埋藏在记忆中的许多片段都复活了,但受社会性别影响下的被研究者的具体的生活体验和生活图景却隐晦不明。多文化视角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的脉动,而以往最容易被忽略的性别视角,将让你看到一副全新的结构变化图像。因此,本论文以研究者高中时的母校,吉林省玉安县（化名）一所乡镇中学——三兴中学（化名）的五位女教师为个案,她们正在三兴中学任教,或者曾在三兴中学任教,以她们的生活史为明线,以她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为暗线,揭示她们生涯发展背后的意义,探寻社会性别对她们生涯发展的影响这一主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里,一旦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性别观念确立,大众便会不自觉顺应这种话语,女性的主体性便也不复存在!女性话语中的女性主体性的确立是改变女性地位的关键所在!而乡村女教师的主体性看似呈现出在场的态势,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被男性的霸权话语压抑着。在学校和家庭中,她们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主体性一直缺席着。本文在文献研究和作者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揭示社会性别是如何构建乡村女教师的性别观念和影响她们的生涯发展的,社会性别又如何使乡村女教师主体性处于缺失地位,对乡村女教师主体性缺失的原因进行现实省察，并在女性话语基础上重构乡村女教师的主体性。采用个人生活史研究,揭示乡村女教师教育生活的矛盾和哲理。以生活叙事、访谈、田野观察、日记分析等手段,洞察乡村女教师个体的主观现实,重视个体在行动中的主观意义,彰显叙事思维的魅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教师生涯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对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的研究缺乏社会性别这样一个研究视角。这是研究者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做此研究的原因之一。研究者希望能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对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为教育研究提供一种认识和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因为,从书斋里走出来,到现实生活情境中去感受乡村普通女教师的生活与教育实践的丰富与深刻,或许能够触摸到乡村女教师生命中最丰富而最多样的内涵。
王峰[9]（2000）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基层组织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构成细胞，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如何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直是国内理沦界积极研究、认真探索的问题，研究的成果也很多，特别是关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建设的研究成果更多。但是，目前国内往往是比较注意对某一类具体问题或某一个方面的研究，即要么侧重经济组织、要么侧重基层政权组织、要么侧重其它非正式组织等，而如何把所有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都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研究则还不够。同时，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组织为媒介或载体，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研究得也不够充分。本文对近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过程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在认真吸收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基础上，作了一些新的思考，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尝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条件。这既给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客观上要求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注意总结、吸收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又要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农村组织建设的可取之处。这是本文立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基于此，在论证的逻辑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客观论述与理性分析相结合。这就是：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组织建设理论为指导，也要大胆借鉴国外组织建设的理论；既要继承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也要吸收国外对我有益的研究成果；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也要采纳国际上带有共同规律性的一般做法。 第二，全面阐述了我国农村组织的历史沿革，以及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发展过程，在作了简要评析之后，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历史沿革证明：保持农村稳定，必须有一套比较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体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今天，这一领导核心必须是党的组织；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不能来自人们头脑的主观加工，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物质经济基础的现实，而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承前启后，在充分利用现有组织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组织资源，充分发挥各个社会组织的整体效应；要正确处理农村基层组织创新与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高效率的组织体系往往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是不同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互动中形成的；市场经济已经和正在改变着农村基层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必须根据这一新的历史条件，着眼我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现实，重新构造和整合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思路应该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必须定位在村级组织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组织这个核心；必须坚持健全法制与执行政策制度相结合；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和原则，党管农村首先要管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更多地强调制度创新，不能一味追求分权让利。 第三，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治足社会参与国家、制约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思想，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水平是制约和促进村民自治的最基本、最上要的因素。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有效地推进村民自治的物质性固素。只有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提供强大的支撑条件和物质手段，而自治的形式也要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不断完善n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是处理好村委会与党支部、乡镇政府以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夫系。如何理顺这三个关系，既是我们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也皇国家在立法过程中遇到的客观难点。本文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性的探讨，当然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这些观点主要是；必须明确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披领导的关系，村委会必须自觉接受党支部的领导：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实质上星村民自治与政府行政管埋的夫系，村委会有义务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但政府也必须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利；村委会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按照“政企分开”的精神，维护集体经挤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引进了委托——代理理论，从新的视角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行研究分析，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一是从农村基层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关系两方面，论证了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农村基层组?
谢廷秋[10]（2012）在《贵州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由“绪论”和第一章“抗战时期教育西迁对贵州文学的影响”、第二章“抗战时期文化西迁对贵州文学的影响”、第三章“抗战时期贵州的文学环境”、第四章“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学”等五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全景式地描述了抗战时期的教育两迁、文化西迁对于远在中国大西南偏僻落后的贵州的意义：由于抗战的教育西迁、文化西迁,竞迎来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时期,文学艺术呈现一派兴盛之景。揭示这场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促使贵州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相遇,历史灾难的另一面闪耀着令人无限感怀的光点。第一章从时代和地域两个维度,全面梳理了抗战时期教育西迁的过程与特点；西迁到贵州的高校与贵州建立的高校的关系；西迁高校对中国及贵州的影响；教育西迁对贵州文学的深刻影响,揭示教育西迁对贵州的价值和意义。第二章对抗战时期的文化西迁与贵州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揭示了文学与新闻出版、期刊杂志、各类艺术之间的联系,义聚焦式地展示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文化机构、文化活动对贵州文学的深刻影响。第三章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抗战时期的文艺社团、有影响的外来作家和本土作家的文学活动上,揭示抗战时期贵州的文学环境是一个交流与碰撞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五四新文学从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深度传播扩散。第四章对抗战时期的贵州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分别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贵州抗战文学的战争性、多元性、碰撞交流性,特别是对“和平村”反战文学的研究,昭示着贵州抗战文学的独特性及其价值。结语部分揭示贵州与抗战的全方位联系及研究贵州抗战文化与文学的深刻意义。
二、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论文提纲范文）
（2）身体规训：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 ——以川北剑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1.2.1 西方学者的身体研究 |
| 1.2.2 中国的身体研究 |
| 1.2.3 规训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概念、方法与框架 |
| 1.3.1 概念说明 |
| 1.3.2 方法与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二章 身体与社会:社会理论中的身体与身体规训 |
| 第一节 社会理论中的身体 |
| 2.1.1 身体社会学产生的原因 |
| 2.1.2 身体研究的两种理论模式 |
| 2.1.3 身体社会学与社会生物学 |
| 2.1.4 身体社会学的意义与展望 |
| 第二节 福柯的规训理论 |
| 2.2.1 规训的产生 |
| 2.2.2 规训的"微观技术" |
| 2.2.3 规训的宏观手段 |
| 2.2.4 规训的后果 |
| 2.2.5 简评 |
| 2.2.6 身体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功能 |
| 第三章 污名与改造:现代性启蒙时期的身体规训 |
| 第一节 污名化的身体观 |
| 3.1.1 "污名"的涵义 |
| 3.1.2 身体的污名化 |
| 3.1.3 身体隐喻 |
| 第二节 "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 |
| 3.2.1 培育新民:权力—知识—身体 |
| 3.2.2 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身体的开发 |
| 3.2.3 重视体育:强身以救国 |
| 第三节 战争与身体 |
| 3.3.1 军国民教育与军事训练 |
| 3.3.2 保甲重建与"抓壮丁" |
| 3.3.3 革命队伍中的身体规训 |
| 第四节 日常生活中的身体 |
| 3.4.1 "新生活运动":从传统的身体到现代的身体 |
| 3.4.2 军事体育与革命动员下的身体 |
| 第四章 革命与动员:现代性初步探索时期的身体规训 |
| 第一节 革命化的身体观 |
| 4.1.1 革命化身体观的意涵 |
| 4.1.2 革命化身体观的体现:教育场域中的身体塑造 |
| 第二节 全能主义政治中的身体组织与动员 |
| 4.2.1 初期的组织与动员:农民协会与土地改革 |
| 4.2.2 集体社会的形成:人民公社 |
| 4.2.3 弱者的反抗 |
| 第三节 革命氛围中的身体政治学 |
| 4.3.1 "社教运动":思想改造 |
| 4.3.2 "阴阳头":头发与政治 |
| 4.3.3 "军便服":衣服与政治 |
| 第四节 集体社会中身体规训的日常形态 |
| 4.4.1 "爱国卫生运动":医学话语中的身体 |
| 4.4.2 日常劳作的身体 |
| 4.4.3 文化娱乐中的身体 |
| 第五章 "世俗"与解放:现代性全面建设时期的身体规训 |
| 第一节 "世俗化"的身体观 |
| 5.1.1 "世俗化"的涵义 |
| 5.1.2 "世俗化"的身体观 |
| 5.1.3 新时期的教育话语对身体的塑造 |
| 第二节 后全能主义政治中的国家与个人 |
| 5.2.1 人民公社的解体 |
| 5.2.2 "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 |
| 5.2.3 新时期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
| 第三节 时间、空间与身体 |
| 5.3.1 社会学视野中的时间与空间 |
| 5.3.2 钟点时间中的身体 |
| 5.3.3 社会空间中的身体 |
| 第四节 消费主义与身体 |
| 5.4.1 消费主义:源起与理论阐释 |
| 5.4.2 消费主义:一种新的身体规训 |
| 5.4.3 身体规训的策略与思考 |
| 第六章 回顾与反思: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 |
| 第一节 西方现代性历程中的理性、自由与身体 |
| 6.1.1 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理性与身体 |
| 6.1.2 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与身体 |
| 6.1.3 福柯论理性、自由与身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规训 |
| 6.2.1 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身体的使命化与工具化 |
| 6.2.2 民主-国家建设进程中身体的自主化、欲望化与商品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家庭”与“人性” |
| 第一节 “救救孩子” |
| 第二节 干部、家庭与现代化 |
| 第二章 改革文学中的“家国”、“长幼”与“公私” |
| 第一节 改革文学中的家庭、国家与人群 |
| 第二节 改革文学中的“长幼”、“新旧”与“公私” |
| 第三章 寻根小说中的“父子”、“家族”和“革命” |
| 第一节 寻根小说中的“父子”叙述 |
| 第二节 韩少功与王安忆:“传统家族”(革命)的两副面孔 |
| 第四章 先锋小说中的“家庭”与“个人” |
| 第一节 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 |
| 第二节 马原与积极的“去历史化”个人 |
| 第五章 路遥的“现代化梦”与“现实性家庭” |
| 第一节 从“分开的家庭”到“复合的家庭” |
| 第二节 “自由恋爱”、“奉献型家庭”与“城乡平等” |
| 第三节 “离家出走”与“家庭幽灵” |
| 第六章 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谱系 |
| 第一节 前期叙事中的“新家梦”及其“1980年代”内涵 |
| 第二节 “新伤痕叙事”:近期作品中的“家庭创伤”书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4）颜歌小说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4 研究界定及思路 |
| 第2章 颜歌和她的“平乐镇” |
| 2.1 颜歌小镇创作的思想背景 |
| 2.1.1 “80后”文学的出走者 |
| 2.1.2 文学启蒙精神的重构 |
| 2.1.3 颜歌的文学原乡和乌托邦建构 |
| 2.2 “平乐镇”的现实书写 |
| 2.2.1 地域原型与文本呈现 |
| 2.2.2 小镇的人物众生相 |
| 2.2.3 小镇文化的时代缩影 |
| 第3章 小镇叙事的策略和意蕴 |
| 3.1 叙事策略的后现代先锋特征 |
| 3.1.1 无序的叙事时间与不可靠的叙事者 |
| 3.1.2 叙事视角的游移与越位 |
| 3.1.3 多重叙事线索与错杂的叙事结构 |
| 3.1.4 川味方言与荒诞意象的杂糅实验 |
| 3.2 多重交错的叙事意蕴 |
| 3.2.1 死亡与畸病的隐喻 |
| 3.2.2 欲望与身体中的权力话语 |
| 3.2.3 “家”传统的覆灭与坚守 |
| 第4章 小镇叙事的文化价值探询 |
| 4.1 “小镇”异质空间及其文化身份 |
| 4.1.1 “第三种空间”的生成 |
| 4.1.2 “小镇”文化身份的话语重塑 |
| 4.2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 |
| 4.2.1 “中国身份”的危机 |
| 4.2.2 “中国身份”的杂交性建构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 ——以合寨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主要概念之界定 |
| (一) "治理"与"乡村治理" |
| (二) "秩序"与"法秩序" |
| (三) "桂西北"与"乡村" |
| 三、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一) 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
| (二) 对村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 |
| (三) 对乡村社会规范与秩序的研究 |
| 四、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材料 |
| (一) 研究视角的选择 |
| (二) 研究方法和资料 |
| 第二章 桂西北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 |
| 一、传统社会的国家、宗族与士绅 |
| (一)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
| (二) 乡村权威与自治传统 |
| (三) 乡村社会法秩序的多面 |
| 二、社会变革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一) 晚清团练的兴起和绅权的扩张 |
| (二) 清末民初乡村治理的变迁 |
| (三) 红色风暴与苏维埃乡村追求 |
| (四) 新桂系"三自政策"与乡村自治 |
| 三、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震荡 |
| (一) 建国初期政权下移与秩序重组 |
| (二)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的组织结构与权力网络 |
| 第三章 民主治理的兴起与深化 |
| 一、合寨:桂西北的一个村寨 |
| (一) 村寨的时空环境 |
| (二) 村寨的文化传统 |
| (三) 村民的生活世界 |
| 二、村民自治的缘起和推广 |
| (一) 权力真空下的"失范"状态 |
| (二) "静悄悄的革命"从这里诞生 |
| (三) "合寨现象"的普及和推广 |
| (四) 村治缘起:偶然,还是必然? |
| 三、民主治理的主要成效 |
| (一) "小票箱"与民主选举 |
| (二) "小人大"与民主决策 |
| (三) "小宪法"与民主管理 |
| (四) "小纪委"与民主监督 |
| (五) 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分析 |
| 第四章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
| 一、社会权威与村寨权力结构 |
| (一) 传统型权威的弱化与更替 |
| (二) 承上启下的体制内村寨权威 |
| (三) 体制外权威与普通村民 |
| 二、规则之治与乡村社会控制 |
| (一) 村寨社会的制度性规范 |
| (二) 村寨社会的习惯性规范 |
| (三)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互动 |
| 三、纠纷解决与村寨秩序的维系 |
| (一) 纠纷样态及其解决途径 |
| (二) 民主协商的解纠机制 |
| (三) 无需法律的秩序? |
| 第五章 转型期村寨治理的困惑与选择 |
| 一、村寨民主治理的多重困境 |
| (一) 多元价值取向及其利益表达 |
| (二) 乡政对村治的侵蚀与自治权的行政化 |
| (三) 村治参与凸显不确定性 |
| (四) 民主法制意识亟待提高 |
|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村治创新与秩序构建 |
| (一) 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进村治创新 |
| (二) 法治视野中的村寨秩序构建 |
| (三) 村寨民主治理价值的再认识 |
| 余论:从书斋到田野 |
| 附录:合寨村治及法律生活状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知识输入还是制度重建 ——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中国道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研究的基础与框架 |
| 一、制度作为问题域 |
| 二、探究的历程 |
| 三、相关文献综述 |
| 西方研究点评 |
| 国内相关研究解读 |
| 现实问题与出路 |
| 四、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新制度分析 |
| 认识论视野 |
| 复杂性思维 |
| 五、篇章结构与主题词 |
| 上篇 公校制度的社会建构 |
| 一、精神支柱与制度特性 |
| 公立学校的三大支柱 |
| 公立学校的制度特性 |
| 二、新中国的公立学校构想 |
| 公立学校的中国语境 |
| 新中国公校的精神特质 |
| 公立学校制度的修辞 |
| 三、内在的制度性冲突 |
| 错综复杂的矛盾演化 |
| 单位制度与公立学校 |
| 新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 |
| 四、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缺陷 |
| 探索教育新秩序的尝试 |
| 对简政放权式改革的解读 |
| 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努力 |
| 五、公立学校的制度情境 |
| 公立学校的制度框架 |
| 五类现实的制度空间 |
| 中篇 教育改革的制度瓶颈 |
| 一、新中国教改的内生逻辑 |
| 初始的主知主义偏向 |
| 日益繁重的思想政治任务 |
| 教育问题的二元制度解 |
| 二、当代教改的混合结构 |
| 教改的压力与冲动 |
| 多元的教育改革取向 |
| 结构重组的新契机? |
| 三、教改的“新瓶旧酒” |
| 与日常生活的二分 |
| 强制在改革中的复制 |
| 改革的方法论缺陷 |
| 四、改革漩涡中的公立学校 |
| 学校目标的繁杂性 |
| 面临挑战的公校公共性 |
| 有效内部激励的缺位 |
| 五、三重的制度瓶颈 |
| 教育实践的体制性障碍 |
| 学校制度安排的系统错位 |
| 改革自身的制度瓶颈 |
| 下篇 公立学校的制度重建 |
| 一、教育知识与教育认识论 |
| 教育知识及其价值 |
| 教育中的“无知问题” |
| 超主体的教育认识论 |
| 二、知识问题的教育制度解 |
| 知识过程与制度实践 |
| 多元制度文化的关键意义 |
| 公立学校制度的再定义 |
| 三、新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 |
| 从统一学校到统一市场 |
| 国家教育权责的转换 |
| 学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 |
| 四、再造以人为本的优质学校 |
| 对学校教育哲学的依赖 |
| 教师专业化及其组织激励 |
| 选择教育的必要与限度 |
| 五、教育改革的方法论重建 |
| 制度重建及其优先性 |
| 一线实践者的主体地位 |
| 不同教育知识的共存对话 |
| 参考文献 |
（7）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交招呼语的历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六节 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社交招呼语概述 |
| 第一节 社交招呼语的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招呼语、问候语和寒暄语的区分 |
| 二、社交招呼语的界定 |
| 第二节 社交招呼语的基本类型 |
| 第三节 社交招呼语的主要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社交招呼语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社交招呼语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社交招呼语的使用情况 |
| 一、社交招呼语的类型 |
| 二、社交招呼语在作品中的分布 |
| 三、社交招呼语的使用频率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社交招呼语的使用特点 |
| 一、旧式招呼的遗留与使用 |
| 二、平等性质招呼的使用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社交招呼语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社交招呼语的使用情况 |
| 一、社交招呼语的类型 |
| 二、社交招呼语在作品中的分布 |
| 三、社交招呼语的使用频率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社交招呼语的使用特点 |
| 一、“同志”在不同场合的慎用 |
| 二、语录式社交招呼语的特有使用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的社交招呼语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社交招呼语的使用情况 |
| 一、社交招呼语的类型 |
| 二、社交招呼语在作品中的分布 |
| 三、社交招呼语的使用频率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社交招呼语的使用特点 |
| 一、反映经济发展的招呼语的使用 |
| 二、反映文化交流的招呼语的使用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的社交招呼语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社交招呼语的使用情况 |
| 一、社交招呼语的类型 |
| 二、社交招呼语在作品中的分布 |
| 三、社交招呼语的使用频率 |
| 第二节 新世纪以来社交招呼语的使用特点 |
| 一、网络用语生活化 |
| 二、西式招呼语在中国的使用 |
| 第六章 社交招呼语的历时演变 |
| 第一节 社交招呼语的消亡与出现 |
| 一、社交招呼语的消亡 |
| 二、社交招呼语的出现 |
| 第二节 社交招呼语的变更 |
| 一、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 |
| 二、“性别”“年龄”在使用特点中的凸显 |
| 第三节 社交招呼语的沿用 |
| 一、代表社会平等的招呼语的使用 |
| 二、代表基本礼仪的招呼语的使用 |
| 三、代表“官本位”思想的招呼语的使用 |
| 四、以“事件”为核心的招呼语的使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社会性别视角下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研究 ——基于三兴中学五位女教师的个人生活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被屏蔽的女性世界 |
| 二、倾听基层女教师的声音 |
| 第一章 选题依据与研究设计 |
| 一、选题依据 |
| (一) 缘何选择以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为研究主题 |
| (二) 文献综述 |
| 二、研究设计 |
| (一) 取样 |
| (二) 我的无数个守门员 |
| (三) 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
| (四) 研究伦理 |
| 第二章 走进三兴乡 |
| 一、回眸三兴乡 |
| (一) 三兴乡名字的由来 |
| (二) 三兴乡的自然生态 |
| (三) 三兴乡的性别文化 |
| 二、重返三兴中学 |
| (一) 三兴中学的发展 |
| (二) 我眼中的三兴中学 |
| (三) 三兴中学的五位女教师 |
| 第三章 求学成长:"女孩"成长为"女人" |
| 一、在家族的故事:亲情筑起性别的藩篱 |
| (一) 性别期待 |
| (二) "女孩要有女孩样" |
| (三) "不能像个假小子" |
| (四) "女孩子玩出格了人家会说伤风败俗" |
| (五) "女不有私财" |
| (六) "女孩都得做家务" |
| (七) "女孩子当老师好处多" |
| 讨论与评析 |
| 二、在学校的故事:戴着性别的脚镣跳舞 |
| (一) "听话就是好学生" |
| (二) "男女授受不亲" |
| (三) "体育课就是给男生上的" |
| (四) "大事还得找男生" |
| (五) "教材上的英雄人物、科学家不都是男的吗" |
| (六) "农村还是闭塞,不知考大学是咋回事" |
| 讨论与评析 |
| 第四章 恋爱婚姻:改变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的轨迹 |
| 一、新新 |
| (一) 目前身份:暂居"寡妇楼"的黄花女 |
| (二) 择偶标准:"学历一定要般配" |
| (三) 家务承担:"该我我,该他他" |
| (四) 未来职业定位:"女人定位在家庭,男人定位在事业" |
| 二、阿缘 |
| (一) 恋爱:"我追的人家嘛" |
| (二) 毕业分配:"女随男嘛" |
| (三) 结婚后:"我想我得做个贤妻良母" |
| (四) 家庭地位:"你这败家媳妇,竟敢拿碗打当家的" |
| (五) 生育:"唉,人家就是拿你当生孩子的工具" |
| (六) 对工作评价:"你呀,也就比死人多口气吧" |
| (七) 家务:"家里活你必须得给我拿下来" |
| (八) 未来:"一息尚存哪" |
| 三、朝杰 |
| (一) 享受自由恋爱的一片天 |
| (二) 分手:"我分在农村嘛!城乡差距嘛" |
| (三) 疗伤:"三年麻将,学会遗忘" |
| (四) 找对象:"三兴是个女儿国" |
| (五) 未来:"越老越不想离家" |
| 四、季老师 |
| (一) 名花始有主 |
| (二) 婚姻生活:"我忍气吞声,达到极限了" |
| (三) 高墙外:"我义无返顾地想办法抽他出来" |
| (四) 无奈离婚:"对我实行精神暴烈" |
| (五) 离婚后:"寡居门前是非多" |
| (六) 季老师的精神救赎 |
| 五、谭老师 |
| (一) 订婚:咫尺姻缘用线牵 |
| (二) 结婚:"好汉不去争家产,好女不穿嫁妆衣" |
| (三) 主妇:"我觉得家庭这些活就应该是我的" |
| (四)夫妻关系:“我能为他挡枪,他也能为我挡枪” |
| 讨论与评析 |
| 第五章 职业历程:性别权力主体的发展 |
| 一、新新:全心投入 |
| (一) 备课:"必须多看资料" |
| (二) 上课:"我会的,我就想让学生会" |
| (三) 批改:"一个对号,是我的工作;几句话,是心灵的沟通" |
| (四) 升职:"如果我是男的,我会很努力" |
| 二、阿缘:左冲右突 |
| (一) 提高文凭:"爱人总说我瞎折腾啥" |
| (二) 走出小城子:"小城子搁不下你了" |
| (三) 调入三兴中学:"他说你就一朵花开不了" |
| (四) 冲刺性别权威:"我不能平庸活着" |
| (五) 冲破牢笼:"我得往高处走" |
| (六) 投降:"完了,豆腐渣啦" |
| 三、朝杰:背井离乡 |
| (一) 缘何离乡 |
| (二) 离乡前的准备 |
| (三) 离乡中的遭遇 |
| (四) 离乡的心路历程 |
| 四、季老师:缩手缩脚 |
| (一) 在家 |
| (二) 在学校 |
| 五、谭老师:奉献牺牲 |
| (一) "把好处给丈夫,咱往后一点" |
| (二) "我就是不愤劲儿(服气)" |
| (三) "认了" |
| 讨论与评析 |
| 结语 |
| 一、乡村女教师主体性缺失 |
| 二、乡村女教师主体性缺失的省察 |
| (一) 外因:乡村女教师主体性的建构是以男教师为话语体系的建构 |
| (二) 内因:乡村女教师的主体意识迷失或归顺男教师话语 |
| 三、乡村女教师主体性重构 |
| (一) 国家话语的重构 |
| (二) 乡村女教师自身话语的重构 |
| 余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着作及论文情况 |
（9）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 经济发展的组织资源：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的意义 |
| 二、 深化农村基层组织创新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结构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 研究方法 |
| 三、 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及评价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合作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 |
| 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理论的新贡献 |
| 第二节 当代国外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及评价 |
| 一、 国外组织理论的一般观点 |
| 二、 制度变迁理论 |
| 三、 代理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组织的历史考察 |
| 一、 我国农村组织的历史沿革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制度的变革 |
| 三、 几点启示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市场经济 |
|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 |
| 二、 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不同地区状况分析 |
| 一、 关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划分标准的界定 |
| 二、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特点 |
| 三、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特点 |
| 四、 结论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回顾 |
| 第二节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 |
| 一、 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治理论 |
| 二、 村民自治的历史必然性和基本特点 |
| 三、 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和基本内容 |
| 四、 影响村民自治的经济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需要理顺的三个关系 |
| 一、 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 |
| 二、 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 |
| 三、 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一节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可行性 |
| 一、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客观条件与农村基层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 |
| 二、 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性质与农村基层组织的角色转换 |
| 三、 委托——代理关系结构与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界定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效用分析 |
| 一、 扩大农村政治参与，促进村民政治认同 |
| 二、 维护农民利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
| 三、 缓解政府和村民的矛盾，推动政府和村民的良性互动 |
| 四、 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向深层次发展 |
| 五、 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构成要素 |
| 二、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三、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变革的政策取向 |
| 一、 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主要矛盾 |
| 二、 改变合约的形式和内容，重新构造村民、村委会和政府的合约 |
| 三、 拓展村委会的生存空间，增强代理人的履约能力 |
| 四、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委托——代理关系结构的优化 |
| 五、 以法制的方式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农村基层组织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
| 一、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变迁的主要成果 |
| 二、 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变迁与农村基层组织创新是一个彼此支撑、相互耦合的统一过程 |
| 三、 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以来的农村基层组织创新 |
| 第二节 对农村基层组织创新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 |
| 一、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实质 |
| 二、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作用 |
| 三、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原则 |
| 四、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制度建设与农业产业化 |
|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节 合作经济的特定涵义和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类型 |
| 一、 合作经济的特定涵义 |
| 二、 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模式 |
| 一、 合作经济组织生存和发育的理论依据 |
| 二、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实必然性 |
| 三、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改革的三个基点：思路·机制·环境 |
| 一、 基点之一: 廓清思路 |
| 二、 基点之二：完善机制 |
| 三、 基点之三:优化环境 |
| 第七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第一节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涵义 |
| 一、 农业社会化服务概念的界定 |
| 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功能的定位 |
| 三、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质是市场化、产业化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组织对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 |
| 一、 农村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物质基础 |
| 二、 农村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开展组织内部服务，不但使组织自身建设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 农村集体和合作经济不但能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在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中，直接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
| 四、 农民自办、联办服务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柱 |
| 第三节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
| 一、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
| 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三、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集体经济 |
| 四、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适度规模经营 |
| 五、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产业化问题 |
| 第四节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设的若干构想 |
| 一、 充分发挥政府在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设中的作用 |
| 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要遵循自愿、有偿、量力而行的原则 |
| 三、 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
| 四、 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形式对不同服务要求和服务内容的适应性 |
| 五、 坚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同时优先发展合作社服务系统 |
| 六、 建立和完善各类服务组织运行的法律规范 |
| 第八章 中外农村组织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国外农村组织的概况 |
| 一、 西欧、北欧国家的农村合作组织 |
| 二、 美国的农村组织 |
| 三、 日本的农村组织 |
| 四、 印度的农村组织 |
| 五、 国外农村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 |
| 第二节 中外农村组织体制比较分析 |
| 一、 中外农村组织体制的共同趋势 |
| 二、 我国农村组织建设的中国特色 |
| 三、 从中外比较看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启示 |
| 第九章 结 语 |
| 参考文献 |
| 后 记 |
（10）贵州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教育西迁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教育西迁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教育西迁的过程与特点 |
| 一、教育西迁阶段 |
| 二、教育西迁路线 |
| 三、教育西迁特点 |
| 四、教育西迁中心 |
| 第三节 西迁到贵州的高校与贵州建立的高校 |
| 一、西迁到贵州的高校 |
| 二、抗战时期贵州建立的高校 |
| 第四节 教育西迁的影响 |
| 一、教育西迁对中国的影响 |
| 二、教育西迁对贵州的影响 |
| 第五节 抗战时期教育西迁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一、抗战时期教育西迁对贵州文学的促进作用 |
| 二、教育西迁的宝贵文学遗产——“湄江吟社”与《湄江吟社诗存》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文化西迁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新闻与出版业 |
| 一、抗战时期的贵州新闻业 |
| 二、抗战时期的贵州期刊 |
| 三、抗战时期的贵州出版业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艺术 |
| 一、抗战时期的贵州音乐 |
| 二、抗战时期的贵州美术 |
| 三、抗战时期的贵州电影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文化西迁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一、文化名人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二、文化业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三、文化活动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贵州的文学环境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文艺社团 |
| 一、抗战时期的贵州文艺界抗日救国组织 |
| 二、抗战时期的贵州音乐社团 |
| 三、抗战时期的贵州话剧社团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贵州有影响的外来作家 |
| 一、巴金与贵州 |
| 二、茅盾与贵州 |
| 三、齐同与贵州 |
| 四、李青崖与贵州 |
| 五、田汉与贵州 |
| 六、熊佛西与贵州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贵州有影响的本土作家 |
| 一、谢六逸 |
| 二、蹇先艾 |
| 三、冰波 |
| 四、肖之亮 |
| 五、张道藩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学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小说 |
| 一、抗战时期贵州小说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贵州小说的主题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诗歌 |
| 一、抗战时期贵州诗歌的创作 |
| 二、抗战时期贵州诗歌的主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散文 |
| 一、抗战时期贵州散文的创作 |
| 二、抗战时期贵州散文的主题 |
| 第四节 贵州抗战时期的戏剧 |
| 一、抗战时期的贵州话剧 |
| 二、抗战时期的贵州川剧 |
| 第五节 抗战时期的贵州反战文学——“和平村”反战文学 |
| 一、抗战中的“和平村” |
| 二、“和平村”的反战文化与文学活动 |
| 三、鹿地亘与“和平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论文参考文献）
- [1]书店财会:向旧观念告别[J]. 梁玲玲. 出版发行研究, 1997(01)
- [2]身体规训：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 ——以川北剑县为例[D]. 赵方杜. 南开大学, 2010(07)
- [3]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D]. 周师师. 厦门大学, 2018(07)
- [4]颜歌小说的小镇叙事研究[D]. 黄倩.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5]桂西北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 ——以合寨村为个案[D]. 郭亮. 西南政法大学, 2011(09)
- [6]知识输入还是制度重建 ——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中国道路[D]. 康永久. 华东师范大学, 2004(11)
- [7]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交招呼语的历时研究[D]. 王丽斐.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8]社会性别视角下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研究 ——基于三兴中学五位女教师的个人生活史考察[D]. 李长娟. 东北师范大学, 2010(08)
- [9]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D]. 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01)
- [10]贵州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D]. 谢廷秋.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