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接受角度看史学着作的编纂（论文文献综述）
刘丹霓[1]（2014）在《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是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现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音乐史学学术范型转变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论文旨在对其音乐史学研究进行综合性考察,立足史学元理论思考与研究写作实践两个层面,以达尔豪斯的最主要研究领域之一——19世纪音乐史为焦点,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比照与互动中,展开对其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以实现对其史学研究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地位进行相对公允的评价,获得对于当下音乐史学研究的启示。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的核心要旨是审美与历史的关系,其音乐历史哲学以此为根本问题,其音乐史学研究写作实践以此为中心目标,其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则是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达尔豪斯并未真正提出一套立场鲜明、体系完整的音乐史学理论,而是在普通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下,对音乐史学各个维度（涉及历史事实、历史主体、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叙事、价值判断等）的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既有理论进行反思和论证,意在凸显音乐历史自身的特殊性,这在学理反思相当贫乏的音乐史学界不啻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然而,对于达尔豪斯这样一位笔耕不辍的着述者而言,具体音乐史课题的研究和历史写作或许比理论反思有着更为关键和切实的意义,其理论思考更多不是支配实践的决定性原则,而是为实践探索可行之路,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建议。其视野宽广、视角多元、态度开放、卷帙浩繁的研究着述最大程度地展现出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和敏锐深邃的音乐洞见。达尔豪斯独特的史学方法论是其整体音乐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本文总结了其方法论中最为突出、最具个性的三个方面：“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的折衷主义、作品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其中又以“结构性思维”占据主导,它普遍贯穿于达尔豪斯史学探索的各个层面,直接影响到其学术风格的成型。根据达尔豪斯的史学成就,基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并放眼当下的音乐学术生态,本文认为,达尔豪斯以其深刻的音乐史学原理反思、独特的音乐史学方法论、对诸多音乐历史问题的敏锐洞见以及规模庞大的着述成果,从传统音乐史学内部发动了意义深远的革新,成为引领音乐史学学术转向的主要先驱之一,在近四十年中先后对德语学界、英美学界和中国学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学术思想总体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务实性,同时也不乏矛盾性,在个别问题上由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和意识形态制约而略显保守。其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论以及个性化的历史诠释和写作方式对于当下中国的西方音乐史乃至中国音乐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本文主体内容由七章构成,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理论篇”包括第一章,主要围绕达尔豪斯对音乐历史哲学的反思,结合普通史学和艺术史学中的相关理论和倾向,分别审视其对各个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同时呈现了新旧史学思潮在其中的碰撞,力图表明达尔豪斯史学思想的折衷姿态、批判意识和务实态度。中篇“实践篇”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思想观念、艺术问题、社会建制三个方面来审视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研究。第二章涉及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总体看法。第三章论述了他对影响19世纪音乐的三种主要思想观念的深入研究,即绝对音乐观念、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第四章审视了其关于19世纪音乐中各种艺术问题的考察,主要触及这一时期音乐语言的普遍问题以及交响曲和歌剧两个领域中的创作问题。第五章聚焦于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的社会性研究,包括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以及相关的主要音乐建制。经过以上两篇对“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下篇“审思篇”致力于探索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并对其学术成就做一评价。此篇包含两章。第六章集中提炼和讨论了达尔豪斯史学方法论最具特点和借鉴意义的三个方面。第七章在对达尔豪斯既有接受状况加以概括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定位与当代启示两个视角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价。结论部分梳理和总结了本论文所解决的五个主要问题以及所得出的最终答案,并对作为“学者研究”的本论文的原创性做一说明。
张涛[2]（2019）在《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文中认为本文旨在探讨历史认识中的基础环节——历史证据。研究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为什么同样的历史证据可以得出彼此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发现:学者们往往将“历史证据”与“历史材料”相混淆,并且通过探讨历史材料的相关问题来回避/覆盖对历史证据的反思。这意味着不仅需要理清我们的概念,还需要重建历史证据与历史材料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本文在第2章和第3章中对“证据”和“历史证据”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甚至是繁琐）的分析。通过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本文力图清晰地揭露出论证语言（系统）背后所暗含的内容,即证据与本体论之间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塑造的互动关系。由此带来了两个直接问题:a.历史证据在认识中是否可以“脱离”历史本体论而存在（即必要性问题）?b.历史证据的真实性与历史本体论有何关系（即真实性问题）?它们指明了后两章的讨论方向。第4章前半部分以古希腊的历史证据观为案例,展示了本体论对证据观的影响;后半部分辅以一场思想试验,以反证的方式讨论了必要性问题。第5章从较宏观的层面讨论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即从认知模型的角度梳理了史学思想史）,并给出了在我看来较为合理的评判历史真实性的模型。在第6章中,我将本文前几章里涉及的思考方式及结论,应用到一个具体案例（即探讨戴维斯对一组证据的使用）之中,来检验本文理论设想的实际效用。理论对于普遍性的诉求,要求自身不仅要着眼于过去和当下,更要着眼于未来。所以在最后部分,作为全文的总结,或者也可以说作为未来探讨方向的路标,我常识性地讨论了新技术在历史认识中的基础性问题。
郝常见[3]（2020）在《当代中西历史编撰比较研究 ——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分别是集中20世纪后期中西秦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合着而成,两书在组织编撰、作者构成、历史思想、文本呈现方式、编撰成就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侧重对史事的呈现,问题意识较薄弱。编撰思想和原则较为统一,各部分内容之间少有歧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编作者的学术个性。历史思想方面,对秦汉王朝横向世界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注重考察中央集权和皇权加强的过程。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注意对思想形成背后的社会状况和背景的分析。认为“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和民族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是秦汉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重视对秦汉人物的性格品行和主要事迹的描述。其历史思想整体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在秦汉历史中的物质基础作用,注意辩证地观察和评价秦汉历史上的各种现象,少做史料以外的推论,注重通过全球视野对秦汉历史进行考察。在体裁上采用白寿彝首创的“新综合体”,全书内容详赡,浑然一体,但也存在内容重复的问题。史料上重视材料引证,充分利用史料对秦汉历史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挖掘和分析。叙事风格上,强调表述的确切、凝练和生动。而《剑桥中国秦汉史》则侧重对西方汉学界秦汉史研究现状的总结,问题意识较强。作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但也使得各部分内容间的统一性较差。历史思想方面,重视从纵向对秦汉历史地位以及社会经济的承上启下性进行分析。侧重对秦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发展能力的探析。重视对秦汉社会上至精英下至普通民众精神文化状况的全面探究,尤其重视从“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对秦汉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解读。民族关系上,侧重对民族间政治、军事关系的论述,粗暴地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当作“中国”与“外国”间的关系来看待,强调双方的矛盾与斗争。不重视对具体秦汉人物形象的描述,对传统史书中关于相关人物品行的记载多有质疑,否认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历史变动的非人力因素。其历史思想整体上侧重于思想文化研究,重视计量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注重以法律的眼光审视历史证据,重视对秦汉人物群体特性的研究。在体裁上采取剑桥系列丛书一贯的类似专题论文的形式。特别关注史料形成的背景和动机,重视对史料的文本考辨。历史叙事简略,注重分析和推论,叙述形式较为灵活,追求表述的生动、活泼、通俗。基于对两部着作的成书过程、历史思想及文本形式的分析、比较,本文最后对两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反思了当代中西历史编撰之优长得失,以此探究和推动双方的借鉴、交流。
张帆[4]（2010）在《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文中指出本论文对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探讨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部分。对于其建国前学术成果的研究已较为全面和深入,分别从各个侧面归纳了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在思想、观念和方法上的表现特征,对其建筑史研究的内在动因也有较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类研究更多地强调对梁思成的建筑史研究成果进行剖析,鲜有关注同时代国内外学者同类建筑史研究着作的比较研究。本论文的第一部分拟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与同时代建筑史家如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乐嘉藻以及王璧文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试图还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整体学术环境,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梁思成早期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学术思想、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及突破。梁思成于抗战时期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一书可谓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但并不能完全代表梁思成整个学术生涯中对中国建筑史所进行的全部思考。梁思成建国后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他积极主动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建筑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作为最早发表此类文章的学者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其研究思路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新的理论视角与他既有的学术理论体系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在1955年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错误批判中被过分放大,导致了其在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的变化,而最终影响了改革开放后及至今日该学科的学术研究理路。本论文的第二部分拟就梁思成建国后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梳理其建筑史学思想在该时期的调整和变化,进而反思中国建筑史研究在该时期的特殊境遇及其深远影响。
王瑜[5]（2010）在《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文学史观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诸多学者对此论题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现代文学史观而言,主要有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几种形态。从表面看,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但深层的透析可看出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地与特定的时段相联系。以进化论而言,其作为撰史的指导思想出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但时至今日它仍潜在地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面貌,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文学形态无法合理入史即是例证。因而本文对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的梳理不能仅仅看作是时间上的线性考察,主要是形态上探讨。在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之外,司马长风、夏志清等一些海外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品评作家作品的方法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引论”和“结语”外,本论文共有7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引论就当前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即以黄修己为代表的侧重史着梳理评述型和以朱德发为代表的侧重理论建构型。由于侧重史着评述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对大的成就,本文将主要关注理论形态的梳理。尽管是侧重于理论形态的考察,本文并没有忽略对重要着作的关注,而是试图选取各史观对应的较有代表性的着作加以论析,力求建立起理论和文本研究的互动,使理论的研究通过文本的阐释落到“实处”,同时也使相关着作在理论的烛照下被更合理地认知。历史和历史学是两个使用频繁同时又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历史是一种已经消逝的“过往”。历史学则是在主观认识的基础上对“过往”的一种记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在中国出现的较晚,它是对文学创作这一特殊形态的记载,不同于政治史、事件史等形态主要追求“真”,还要考察关注“善”与“美”的传递等。第一章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文学史观是一种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在书写或看待历史时所持有的或隐或显的观点,它潜在地影响并指导着如何记载历史。在中国,相关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文学史观,但现代意义上文学史观的出现却是由史学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这种变化的促成因子更多地来自他国。西方现代意义上学术分科观念的被引入导致教材型文学史的出现。林传甲、黄人等是模仿者也是开拓者。现代文学史观有两个层面的所指:其一,是与古代文学史观相对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其二,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现代文学史观亦可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本文所言的现代文学史观指的是第二个层面。第二章进化论及其主要书写实践进化论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相对较早且较大的一种文学史观。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仰赖于达尔文进化思想的传播。进化论原本是一种生物学用语,欧洲人出于某种目的将之引入到社会发展中。严复等一批留洋海外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将其引介到中国,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思想。歪曲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忽视了进化论作为一种生物学用语在社会领域的不适用性,片面地强调新胜于旧,漠视和忽视了进化中的变异和退化现象等。胡适是进化史观的较早倡导者,其对白话和俗语文学发展的重视促使人们以别样的眼界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进化论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具体说来,其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格局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它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亟需摆脱新、旧作为价值判断体系的束缚,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第三章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阶级论史学观的形成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毛泽东等阶级斗争的理论总结。阶级论的史学观在中国曾表现为将作家作品价值的高低和作家的阶级成分直接对应起来考察,认为出身先进阶级的作家和表现赞扬先进阶级的作品在价值上必然是优秀的。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李大钊等人曾部分地介绍了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等对“革命文学”的提倡进一步强化了阶级学说在文学领域的传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的集大成者。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盛行的时期,出现了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一批实践者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史学着作。尽管王瑶是在有意识地以阶级史观作为自己撰史的指导思想,但《中国新文学史稿》仍是一部带着作者思考的着作。这一点是有别于丁易、刘绶松等同时期的编史者的。第四章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多重语义所指。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众说纷纭的。汪晖“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提出更增加了此概念的复杂性。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所指没有统一或相近的看法,却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近年编写中的热点语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一语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性质概念。这一性质上的存在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更加复杂了“现代性”的内涵。就现代性文学史观书写的表现看,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着作是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和王超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的提出实质上仍是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变相体现,它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试图打破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分而治史的格局,将新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较有影响的编写成果是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第五章不同的声音——周作人及海外研究者的探索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其演讲的整理记录,一直被认为是循环史观的代表作。但细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结合周作人其它的活动和作品来考察,我们发现周作人很难说是坚持所谓的“循环论”,更多地却是在突出新文学地位的条件下自言自语地讲故事。司马长风是纯文学观念的恪守者,他反对文学与“载道”或“政治”有任何牵连。司马长风的“纯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不承认杂文是文学作品,对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等作家作品误读颇多。这与他缺少系统的学术积累和生存环境紧迫有关。《中国新文学史》是其颇富激情创作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文学史散文化的写作形式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内地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典范”式的影响,它直接改变了我们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和模式。夏志清以纯文学意识、道德情怀及宗教精神为标准发掘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作家,充实了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所体现出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和关纪新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近年来影响颇大的两种文学史观。“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强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发展,对不同形态的文学创作一视同仁地加以审视,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摆脱了以往史学观片面关注历史线性纵向发展的弊端,在关注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基础上从史实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层面上,通过“时”、“空”两个维度的交合凸显了横向上被湮没的历史史实,即强调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各民族文学的平等看待等。“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审视此论题,使此史观的研讨走入了“误区”,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是近代以来才出现和形成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付诸书写实践的可行性,并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有着大致相同的修史诉求。第七章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状况及热点话题在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中,朱德发提出的“人学文学史观”、唐金海提出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朱文华的“风貌文学史观念”等从不同的侧面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思路。新时期,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审美转向”的趋势,但“审美转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内转”。它实际上同样是在受国内政治话语的操纵,并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所吸收不同的国际政治话语的决策有关。文学史书写中所坚持的“启蒙”立场同样不是单质的启蒙,而是被政治渗透的复合体。在通俗文学入史的问题上,由于史学理论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笔者就此谈了自己相对独特的认识。结语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人文科学,其必须承担起人文科学所应承担的对人内宇宙和精神层面关怀、规范和塑型的责任。人文史观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社会价值观传递的重要支撑点,潜在地规范着个体内宇宙的形成。文学的作用不仅是愉悦还要凸显善与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与文学和史学相关的学科,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关怀个体、传递人文精神的重任。人文史观编写上的应用可以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回到文学、史学固有的学科性质中,同时更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摆脱被外界“热潮”牵着跑的尴尬境地,回归到“人学”自身。除此之外,人文史观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甚或当代文学在治史中采用的统一标准,有利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合。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研究中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能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文史观的建构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翟金明[6]（2017）在《文本的力量 ——以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助“汉文化整体研究”以及传播学、文本学理论,利用朝鲜李朝实录与朝鲜文集等史料,叙述了《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的相关史实,并探讨两书作为历史文本在“事、文、义”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魏晋时期,《史记》《汉书》开始向朝鲜半岛传播,以官方赐予为主,民间书籍交流也是一种补充方式。不过,中国历代王朝存在的史书“不宜在诸侯王”的观念,限制了《史记》《汉书》在域外的传播。尽管如此,在高丽、朝鲜时代,《史记》《汉书》还是得到了官方的提倡与印行,为经筵读史和以史为鉴提供了文本。早在高丽时期,就出现了以宋本为底本的雕版印刷的《史记》《汉书》。朝鲜时代则存在庚子字本、甲寅字本、显宗实录字本等金属活字印本。其中庚子字本和甲寅字本分别以元代彭寅翁本《史记》、大德九年（1305年）本《汉书》为底本,显宗实录字本则以明代《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为底本。但是,朝鲜君臣出于“不过文章家类”的论断,删掉了朝鲜本史汉《评林》的上栏评语。可见,《史记》《汉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被接受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历史文本。从朝鲜时代书目着录的《史记》《汉书》版本来看,以朝鲜本为主,中国本只占少数。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各种表现,与当时的程朱理学和古文风气有着密切关系。《史记》《汉书》与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通鉴》、《纲目》等均作为经筵召对时和讲读书籍,不仅为了以史为鉴,还在于阐明义理,使经史互相发明。高丽时代的《三国史记》和朝鲜时代的《高丽史》受《史记》等纪传体正史的影响,表现在确立本国正史,显示正统,体现民族与国家意识等方面。朝鲜文人认为史汉文章“记事有法”,所以选择部分篇目,编为选本,作为常备书籍,读至千遍,并主张“文理兼通”。儿童学习文章写作时,也以史汉选本作为教材。而且,《史记》《汉书》在作为“美丽文章”的同时,还是记载史实的历史文本,因而在朝鲜时代科举考试和政治生活中,其史实也往往被作为经典事例引用,以此来借鉴两汉的文风与治道。朝鲜时代书目中着录的大量史汉选本,其产生的原因与朝鲜时代书籍的缺乏、抄书现象的普遍有关,更直接受到当时的古文风气,推崇两汉治道,以及《史记》《汉书》所载“历史故事”等方面的影响。《古文真宝》《文章正宗》等中国古文选本,以及明代古文秦汉派及其着作成为朝鲜时代史汉选本的思想与文本来源。这些史汉选本为朝鲜时代人士的读史、求治、古文写作提供了范本,并成为日常必备书籍。朝鲜文人通过对史汉选本风格和水平的评论,提出“文主于理”的观点。可见,这些书籍并不能作为《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存在方式,而仅是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重要表现之一。朝鲜文人在接受《史记》《汉书》文章与史实的同时,也对其进行评论,主要表现在史汉文章论与史论散文两方面,而涉及史学研究及考订的情况较少。一方面,朝鲜文人肯定《史记》《汉书》文章在叙事方面的成就,并认为《汉书》逊于《史记》;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史汉体例与书法不符合义理的方面提出了批评。朝鲜文人对于《史记》《汉书》中史实的评论（史论、史论散文）,受程朱理学及宋儒史论散文的影响,呈现出“理学化”的特点,成为表达儒者历史观与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将义理的“普遍性”通过史实的“特殊性”进行表达和强化,因而与史学的关系比较疏远。不过,出于文理兼通与格物致知的需求,朝鲜文人对《史记》《汉书》仍有一些考证与注解,校订了一些文本的错误,但相关成果比较分散,且多以事理进行推断,较少利用考据方法的进行研究。从朝鲜时代将史汉《评林》的上栏评语删去以及史汉选本多抄录原文来看,朝鲜文人更加重视“原典”。他们对史汉文本句读、字音、字义、注解的相关成果,更多为了学习文章写作的需要。至于黄胤锡的《前汉书律历志解》与丁若镛的《班固艺文志论》,则是为了研究“三统历”和易学,虽然涉及对相关文本的校订,但不属于史学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对于我们阅读《史记》《汉书》,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所以,我们对于两书在朝鲜时代传播与接受的评价,仍需要更为具体地分析。《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与当时历史、文化、思想、文学等领域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史记》《汉书》文本在正统文学与义理史学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力量,并不具有惟一性,而是与其他典籍共同作用,从而显示了两书作为历史文本的共性与个性。这些属性有时摆脱了《史记》《汉书》作为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标签,而更多被视为具有文章和叙事两方面价值的历史文本,展示出独特的力量。这一点或许是现代学者对《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表现关注不够的重要原因。同时,从汉文化圈范围来说,日本有关《史记》《汉书》的版本以及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也显示出同一种文本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不同表现。这或许可以为东亚诸国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视角。
周明[7]（2020）在《元代通俗史学研究》文中指出元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时期,民族构成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相因共生。无论戏曲小说、科技医药,抑或理学、经学、史学,在此期间都有蓬勃的发展,参与主体和渗透层面均有扩张,呈现出不断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元代通俗史学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表现。通俗史学指传播主体把历史学的知识、意识与观念,通俗地向接受者阐释出来的过程与形态。针对古代通俗史学,应注意其向上层接受者传递世情风貌的功能。承袭宋代通俗史学之绪,元代通俗史学着述大体有教育发蒙、通要通略、纲鉴改编、历代纪年、史书节要五种形态,以教育发蒙和通要通略为特色。元代通俗史学着述言辞质野,内容简明显直,体例多仿纲目体,也受纂注体影响,体裁则以编年体为主。思想方面以朱子理学为宗,史论发达。元代通俗史家以经断史,书法观念本之《春秋》,思辨求是。他们具备会通精神,评点人事,意在用世。元代通俗史学影响深远,在代际上影响了元以降的史学编撰体例和编纂思想。在地域上辐射了朝鲜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为明代继承元代政治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盛亚军[8]（2014）在《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文中指出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民国时期的史学着作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与编纂体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史学着作。一些历史学家为了向普通民众普及历史知识,使用通俗语言,撰写了历史普及读物,为历史学在民间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期以来,大多史学史着作未将历史普及读物纳入研究范围,这与历史普及读物的巨大社会价值不相符。因此,有必要从普及传播历史知识的角度,研究史学着作的社会价值。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接续了明清史学大众化的传统,开启了建国后的史学通俗化的潮流。通过研究民国历史普及问题,既可以推动历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定位,又可为当前历史知识社会化提供一种思路,为历史学的长远健康发展服务。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是指1912-1949年间由历史学家撰写、写给普通民众、发行量大、影响传播广泛的历史着作。这类着作有普及性强、科学严谨、体例新颖、白话文写作、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等特点。民国时期的历史普及读物是“新史学”发展的产物,这类着作的写作既与新文化运动有关,又与民国时期的现代出版业密切相连。本论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进行叙述,共有六部分：“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引论”（绪论）、“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产生的背景”（第一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文本研究”（第二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特点”（第三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思想研究”（第四章）、“研究历史普及读物的现实意义”（第五章）。论文采用点面结合,即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民国时期的《三国史话》、《大丈夫》、《二千年间》、《秦始皇帝》、《明太祖》等经典历史普及读物,归纳出其般规律,进一步来指导当代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实践。历史普及读物长期被学术界忽视,而受百姓热捧的原因在于两者对历史着作的目的和写作原则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历史学功用的不同认识。学术界将历史学的功用论定位为经世致用,读者则是休闲娱乐。学术界认为历史学着作必须“求真”,百姓则认为历史学着作“有趣”。事实上,通俗性和生动性可以兼具。学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优长,写作新的历史普及读物正是解决这种分歧的最好办法。目前,经典的历史普及读物仍然较为匮乏,要想促进其更好发展,需要政府、学术界、读者、出版界的广泛支持。
贾韬[9]（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柳丽娜[10]（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二、从接受角度看史学着作的编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接受角度看史学着作的编纂（论文提纲范文）
（1）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状况 |
| (二) 国内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现状的不足 |
| 三、本论文的写作内容 |
| 引论 背景透视 |
| 一、达尔豪斯的生平及其时代 |
| 二、达尔豪斯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 |
| (一) 结构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 |
| (二) 法兰克福学派 |
| (三) 诠释学 |
| (四) 接受理论 |
| (五)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
| 三、达尔豪斯音乐学术研究总体概况和特点 |
| 结语 |
| 上篇?理论篇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元理论反思 |
| 第一章 达尔豪斯的音乐历史哲学思考 |
| 第一节 音乐史的根本问题——审美与历史的关系 |
| 一、音乐史的困境：审美与历史的矛盾 |
| 二、音乐史的理想：审美与历史的调解 |
| 第二节 对象与事实 |
| 一、历史的事实、音乐的事实与音乐历史的事实 |
| 二、音乐史的中心范畴：作品 |
| 第三节 判断、理解与诠释 |
| 一、历史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 |
| 二、历史认识与价值判断 |
| 三、历史理解与历史诠释 |
| 第四节 连续性与聚合性 |
| 一、连续性与历史主体 |
| 二、组织方式与解释模式 |
| (一) 叙事链条与结构网络 |
| (二) 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 |
| 第五节 往昔与现在 |
| 第六节 新旧史学的碰撞：反思的反思 |
| 一、为作品与审美自律性正名 |
| 二、对作品经典和伟大人物的拯救 |
| 三、结构与叙事的调和 |
| 结语 |
| 中篇?实践篇 达尔豪斯的音乐史研究实践——19世纪音乐史 |
| 第二章 音乐史中的19世纪 |
| 第一节 音乐中19世纪的端点与分期 |
| 第二节 音乐在19世纪中的生存状况 |
| 第三节 对音乐浪漫主义的认识 |
| 第三章 音乐史的精神——思想观念 |
| 第一节 绝对音乐观念 |
| 一、绝对音乐观念的形成与审美范型的转变 |
| 二、绝对音乐观念与音乐的理解和接受 |
| 三、绝对音乐观念与标题音乐实践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 |
| 一、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音乐 |
| 二、19世纪歌剧中的现实主义 |
| 三、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民间风格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 |
|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 |
| 二、音乐民族主义与民族音乐风格 |
| 三、历史功能视角下的音乐民族主义 |
| 四、音乐中民族主义的审美表现 |
| 结语 |
| 第四章 音乐史的命脉——艺术问题 |
| 第一节 19世纪音乐语言和思维的普遍问题 |
| 一、主题与乐思 |
| 二、句法与结构 |
| 三、调性与和声 |
| 第二节 交响曲的问题 |
| 一、贝多芬之后交响曲的发展格局——“环极”状态 |
| 二、19世纪上半叶的交响曲创作 |
| 三、交响曲理想在交响诗中的延续与转型 |
| 四、19世纪下半叶交响曲的“第二时代” |
| 第三节 歌剧的问题 |
| 一、音乐与戏剧的关系问题 |
| 二、文本与实现的关系问题 |
| 三、后瓦格纳时代歌剧的问题 |
| 结语 |
| 第五章 音乐史的生态——社会建制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 |
| 一、“资产阶级”相关概念界说 |
| 二、19世纪音乐文化中的资产阶级 |
| 三、资产阶级文化中的“Bildung”理念 |
|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音乐建制及其社会功能 |
| 一、比德迈时期的音乐建制 |
| 二、合唱团活动 |
| 三、音乐批评 |
| 结语 |
| 下篇?审思篇 达尔豪斯音乐史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
| 第六章 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 |
| 第一节 结构性思维 |
| 一、作为研究工具的“理念型” |
| (一) 马克斯·韦伯的“理念型”理论 |
| (二) 达尔豪斯对“理念型”的运用 |
| 二、取代时代精神的问题导向 |
| 三、出自多维视角的散点透视 |
| 四、作为历史编纂方式的结构史 |
| (一) 音乐结构史的“结构” |
| (二) 音乐结构史的组织与叙述 |
| (三) 音乐结构史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节 多元方法的折衷主义 |
| 一、生平与作品——对传记研究方法的反思与运用 |
| 二、效果与影响——对接受史方法的反思与运用 |
| (一) 达尔豪斯对接受史的理论反思 |
| (二) 达尔豪斯对接受史方法的运用 |
| 三、风格与语境——对风格史和社会史的反思与运用 |
| (一) 风格史的问题 |
| (二) 社会史的考察 |
| 第三节 历史中的作品与作品中的历史 |
| 一、音乐作品与诸种“语境”的联系 |
| 二、音乐作品的“问题情境” |
| 三、历史叙述中的作品 |
| 结语 |
| 第七章 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思想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一节 达尔豪斯音乐史学思想的接受状况 |
| 第二节 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理论与实践的评价 |
| 一、历史定位 |
| (一) 达尔豪斯的革新性 |
| (二) 达尔豪斯的局限性 |
| 二、当代启示 |
| 结语 |
| 结论 |
| 一、论文的主要问题与最终结论 |
| 二、论文的原创性总结 |
| 三、论文的遗留问题与后续展望 |
| 附录一 达尔豪斯着述一览表 |
| 附录二 西方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
| 引用文献目录 |
| 致谢 |
（2）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历史证据的本体论的缺席 |
| 1.1 概念界定 |
| 1.2 探讨“何为历史证据”的两条思路 |
| 2 论何为证据 |
| 2.1 前期准备 |
| 2.2 证据话语的一般结构 |
| 2.3 辩证中的证据话语 |
| 2.4 小结 |
| 3 论何为历史证据 |
| 3.1 从逻辑的观点看 |
| 3.2 史料成为历史证据的潜能 |
| 3.3 小结 |
| 4 历史证据的前提假设 |
| 4.1 历史证据与古希腊哲学思想 |
| 4.2 思想试验:一种不成其为“历史”的历史书写形式 |
| 4.3 小结 |
| 5 辩证地真——论历史证据的真实性及历史真实 |
| 5.1 传统历史认识:有两名参与者的游戏 |
| 5.2 历史认识的辩证模型:有三名参与者的游戏 |
| 5.3 小结:辩证地真——一场自由的求真游戏/竞赛(GAME) |
| 6 论历史证据的阐释:以戴维斯对贝特朗的性与性格建构为例 |
| 6.1 历史证据与叙事结构 |
| 6.2 历史证据与文本阐释 |
| 6.3 历史证据与理论阐释层 |
| 6.4 历史证据与读者接受 |
| 6.5 小结 |
| 结语 作为信息的历史证据——关于史学中新技术应用的思考 |
| 1 数字化、量化、信息化: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 |
| 2 信息学的启示 |
| 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3）当代中西历史编撰比较研究 ——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 |
| 1.2.2 关于20 世纪中外秦汉史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的研究 |
| 1.2.4 关于《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与《剑桥中国秦汉史》成书过程之比较 |
| 2.1 两书的编撰 |
| 2.1.1 编撰缘起及研究旨趣 |
| 2.1.2 编撰过程 |
| 2.2 两书的作者构成及其分工原则 |
| 2.2.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的作者构成及其分工原则 |
| 2.2.2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构成及其分工原则 |
| 第三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历史思想之比较 |
| 3.1 对于秦汉历史地位的论述 |
| 3.2 对于秦汉政治制度的论述 |
| 3.3 对于秦汉社会经济的论述 |
| 3.4 对于秦汉思想文化的论述 |
| 3.5 对于秦汉民族关系的论述 |
| 3.6 对于秦汉历史人物的评价 |
| 3.7 两书历史思想之特色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文本特色之比较 |
| 4.1 编纂体裁之比较 |
| 4.1.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编纂体裁的特点 |
| 4.1.2 《剑桥中国秦汉史》编纂体裁的特点 |
| 4.1.3 两书编纂体裁之比较 |
| 4.2 史料采用和解读之比较 |
| 4.2.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对史料的使用和解读 |
| 4.2.2 《剑桥中国秦汉史》对史料的使用和解读 |
| 4.2.3 两书使用及解读史料特点之比较 |
| 4.3 叙述风格之比较 |
| 4.3.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的叙述风格 |
| 4.3.2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叙述风格 |
| 4.3.3 两书叙述风格之比较 |
| 第五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 总体成就之比较 |
| 5.1 对于两部着作学术价值的评述 |
| 5.2 对于两部着作现实意义的评述 |
| 5.3 中西历史编撰优劣性比较及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从“史学思想”到“建筑史学思想” |
| 1.1.2 已有研究的空白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内容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预期目标 |
| 1.2.3 重点和难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历史地评价梁思成建构的中国建筑史理论体系 |
| 1.3.2 填补梁思成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
| 1.3.3 重新认识梁思成建筑史学思想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明清建筑二论》 |
| 1.4.2 《营造学社：梁思成建筑史论述构造之理论分析》 |
| 1.4.3 《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 |
| 1.4.4 《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征》 |
| 1.4.5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 |
| 1.4.6 《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所做的贡献》 |
| 1.4.7 小结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本细读、文本比较 |
| 1.5.2 历史研究方法 |
| 1.5.3 历史编纂学方法 |
| 1.6 论文框架 |
| 第2章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及理论特征：与域外学者比较 |
| 2.1 本章引论 |
| 2.1.1 西方中国建筑研究概况（1949 年以前） |
| 2.1.2 喜龙仁中国建筑研究 |
| 2.1.3 鲍希曼中国建筑研究概述 |
| 2.1.4 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 |
| 2.2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中文译着 |
| 2.2.1 营造学社讲座 |
| 2.2.2 《中国建筑史》 |
| 2.2.3 《中国古建筑装饰》 |
| 2.3 对中国建筑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
| 2.3.1 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定位 |
| 2.3.2 中国建筑之屋顶和塔 |
| 2.3.3 中国建筑研究之方法 |
| 2.3.4 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
| 2.3.5 中国建筑的地域分布特征 |
| 2.3.6 中国建筑类型之划分 |
| 2.3.7 中国建筑之特性 |
| 2.3.8 中国建筑研究的意义 |
| 2.3.9 对“西方现代建筑”的理解和评价 |
| 2.4 对中国建筑史分期的认识逐步深化 |
| 2.4.1 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分期 |
| 2.4.2 林徽因、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分期的论述 |
| 2.5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研究的几个特征 |
| 2.5.1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
| 2.5.2 充分研究前人的学术成果 |
| 2.5.3 广阔的文化史、艺术史视野和独特的宗教视角 |
| 2.5.4 “日本视角”和“东亚情结” |
| 2.6 小结：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理论体系之特征 |
| 2.6.1 “早熟”的中国古建筑理论？对梁、林中国建筑理论体系构建过程的历史考察 |
| 2.6.2 以清“则例”和宋‘法式’为基点，创建极富特色的中国建筑史学理论体系 |
| 2.6.3 研究方法的进步——高度关注建筑实物并对其进行科学、精确的测绘、分析 |
| 2.6.4 中西兼冶的广阔学术视野：日本经历对梁思成的重要意义 |
| 2.6.5 从“生物论”到“延续性”：对中国建筑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 |
| 第3章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编纂学观点：层次、体裁、义例、文笔 |
| 3.1 本章引论 |
| 3.2 乐嘉藻及其《中国建筑史》简介 |
| 3.3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评述 |
| 3.3.2 《中国建筑史》研究笔记中的摘录 |
| 3.3.3 崔勇对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的评价 |
| 3.3.4 乐嘉藻的文物建筑保护思想 |
| 3.4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的内容特征 |
| 3.4.1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动机和过程 |
| 3.4.2 从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古文学及绘画艺术等方面考察中国建筑之历史发展 |
| 3.4.3 庭园建筑研究内容详尽兼具可操作性 |
| 3.4.4 谈及南北方建筑之差异，关注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及评论 |
| 3.5 王璧文及其《中国建筑》 |
| 3.5.1 写作背景及动机 |
| 3.5.2 出版发行情况 |
| 3.6 王璧文《中国建筑》评述 |
| 3.6.1 对王璧文及其《中国建筑》产生影响的学者及着作 |
| 3.6.2 王璧文的中国建筑时空地域观 |
| 3.6.3 王璧文对中国建筑美学的理解 |
| 3.7 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编纂的看法 |
| 3.7.1 在层次上强调“作、述、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
| 3.7.2 在体裁上对建筑通史的写作进行严格要求 |
| 3.7.3 在义例方面强调建筑实物研究，对史料进行严格遴选,对各章篇幅进行严格限定 |
| 3.7.4 强调语言表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及制图的规范性 |
| 3.7.5 强调正确的建筑创作观和文物建筑保护观 |
| 第4章 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1949－1955 年梁思成的建筑史研究与写作 |
| 4.1 本章引论 |
| 4.2 背景：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及梁思成在其中的表现 |
| 4.2.1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 4.2.2 抗美援朝运动和学习苏联 |
| 4.2.3 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改革、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
| 4.3 建国初期关于建筑民族形式的探讨 |
| 4.4 《古建序论》 |
| 4.4.1 建国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写作之动因 |
| 4.4.2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 4.5 《中国建筑的特征》 |
| 4.5.1 对中国建筑基本特征的认识逐渐地清晰化和具体化 |
| 4.5.2 未提及影响建筑特征的“环境思想层面”因素 |
| 4.5.3 并未继续总结中国建筑之缺点 |
| 4.5.4 继续强调建筑“文法”，提出建筑“可译论” |
| 4.6 《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
| 4.6.1 中国建筑史分期原则比较 |
| 4.6.2 具体建筑史分期比较 |
| 4.6.3 从艺术史“循环理论”到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
| 4.6.4 对中国建筑发展动力的新认识 |
| 4.6.5 小结：建国初期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征 |
| 4.7 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与写作（1949－1955） |
| 4.7.1 “中国建筑研究室” |
| 4.7.2 脚踏实地的中国古建筑研究 |
| 4.7.3 文物建筑勘察及保护建议 |
| 4.7.4 “中国民族形式的新建筑” |
| 4.7.5 刘敦桢对中国建筑史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 |
| 4.7.6 小结：建国初期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征 |
| 第5章 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工作：1956－1966 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 5.1 本章引论 |
| 5.2 1956－1966 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及梁思成在其中的表现 |
| 5.2.1 双百方针 |
| 5.2.2 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 |
| 5.2.3 “大跃进”运动 |
| 5.2.4 纠“左”工作和广州会议 |
| 5.2.5 梁思成在上述运动中的表现 |
| 5.3 1956-1966 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及写作 |
| 5.3.1 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活动 |
| 5.3.2 几篇建筑史科普文章 |
| 5.3.3 《中国的佛教建筑》 |
| 5.3.4 《广西容县真武阁的“杠杆结构”》 |
| 5.3.5 《营造法式》注释研究 |
| 5.3.6 1956-1966 年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研究及写作 |
| 5.4 第一届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 |
| 5.4.1 梁思成在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
| 5.4.2 林志华：《我国建筑理论研究中的一场辩论》分析 |
| 5.5 梁思成执笔撰写第六稿（讨论稿）绪论 |
| 5.5.1 写作时间考证 |
| 5.5.2 袁镜身对梁思成第六稿绪论的评价 |
| 5.5.3 文章内容总体特征 |
| 5.5.4 影响中国建筑特征的因素及中国建筑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
| 5.5.5 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详尽介绍 |
| 5.5.6 对建筑史分期问题的回避 |
| 5.5.7 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史观和阶级分析观点 |
| 5.5.8 对中国建筑特征的总结 |
| 5.6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稿绪论、结语比较研究 |
| 5.6.1 刘敦桢、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稿结语 |
| 5.6.2 刘敦桢执笔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七稿绪论 |
| 5.7 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编纂过程中的工作 |
| 5.7.1 梁思成、汪季琦、乔匀先生意见 |
| 5.7.2 刘敦桢关于第八稿修改的信件 |
| 5.7.3 小结：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编纂过程中的工作 |
| 第6章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长期延续发展的理论构建：指导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及西方现代建筑研究 |
| 6.1 本章引论 |
| 6.2 指导中国近代建筑研究 |
| 6.2.1 梁思成进行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之动因 |
| 6.2.2 第一阶段：建国以前对中国近代建筑的评价 |
| 6.2.3 第二阶段：建国初期对近代建筑的评价（1950－1954年） |
| 6.2.4 第三阶段：1956－1958 年 |
| 6.2.5 梁思成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之特征 |
| 6.2.6 梁思成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之意义 |
| 6.3 梁思成指导研究生对西方现代建筑的研究 |
| 6.3.1 刘先觉回忆：梁思成指导梁友松研究西方现代建筑 |
| 6.3.2 梁友松自述：梁思成的具体指导及论文的基本情况 |
| 6.3.3 历史研究：清华大学的西方建筑史课程 |
| 6.3.4 小结：再谈梁思成的建筑史观——从《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一书说起 |
| 6.4 未完成的研究计划和学术思考 |
| 6.5 小结：建国后梁思成建筑史研究的几个特征 |
| 6.5.1 “进化观”和“延续性”：建国后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历史发展规律的描述 |
| 6.5.2 唯物史观的运用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积极影响 |
| 6.5.3 唯物史观的运用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消极影响 |
| 第7章 结论 |
| 7.1 梁思成的建筑史学思想 |
| 7.1.1 对建筑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 |
| 7.1.2 对建筑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 |
| 7.1.3 建筑史料学观点 |
| 7.1.4 建筑历史文学观点 |
| 7.2 本论文的学术创新之处 |
| 7.2.1 对建国前国内外建筑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 |
| 7.2.2 对建国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历程及主要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 |
| 7.2.3 循着三条途径回顾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全部历程 |
| 7.3 需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工作 |
| 7.3.1 梁思成建筑史研究成果的不断结集再版 |
| 7.3.2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编纂过程 |
| 7.3.3 《中国建筑史》教材的编写及版本的更迭 |
| 7.3.4 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编纂始末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大事记 |
| 附录 B 伊东忠太、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分期比较 |
| 附录 C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分期的不同论述 |
| 附录 D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过程 |
| 附录 E 已有研究成果对梁思成建筑史学思想的考察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 |
| 第一节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观 |
| 第二章 进化论及其主要书写实践 |
| 第一节 进化论和进化文学史观 |
| 第二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 |
| 第三章 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及书写实践 |
| 第一节 阶级论、阶级论文学观的中国传播及阶级论的文学史观 |
| 第二节 阶级论的书写实践 ——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及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例论析 |
| 第四章 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现代、现代性、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辨析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
| 第五章 不同的声音 ——周作人及海外研究者的探索 |
| 第一节 周作人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
| 第二节 海外研究者的探索 |
| 第六章 理论形态上的两种文学史观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及其文学史观 |
| 第二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史学价值及其研讨的局限与反思 |
| 第七章 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状况及热点话题 |
| 第一节 众声喧哗——新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观研究 |
| 第二节 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 |
| 第三节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
| 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文本的力量 ——以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文本是一种力量 |
| 一、从“文本”到“历史文本” |
| 二、“事、文、义”——《史记》《汉书》文本的力量 |
| 三、汉唐以来《史记》《汉书》传播的特点 |
| 四、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 |
| 五、“汉文化整体研究”与“多元一体”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 |
| 一、《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的传播 |
| 二、《史记》《汉书》在朝鲜的刊刻、抄选 |
| 三、《史记》《汉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
| 四、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评论 |
| 五、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注解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的初传 |
| 第一节《史记》《汉书》传播条件的形成 |
| 一、《史记》《汉书》的空间传播 |
| 二、《史记》《汉书》文本的发展 |
| 第二节《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的初步传播 |
| 一、汉字、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
| 二、《史记》《汉书》初传朝鲜半岛的时间探析 |
| 第三节《史记》《汉书》向域外传播的特点及方式 |
| 一、《史记》“不宜在诸侯王” |
| 二、唐代以后《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传播的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史记》《汉书》在朝鲜半岛的刊印 |
| 第一节 从写本到刊本——高丽时代的《史记》《汉书》文本 |
| 第二节《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刊刻 |
| 一、朝鲜时代早期对《史记》《汉书》的重视 |
| 二、庚子字本《史记》与彭寅翁本的关系 |
| 三、庚子字本《汉书》与元大德九年本的关系 |
| 四、甲寅字本《史记》《汉书》 |
| 第三节《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在朝鲜的流传 |
| 小结 |
| 第三章《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存在方式 |
| 第一节 朝鲜时代书目概况 |
| 一、朝鲜时代书目的特色 |
| 二、对朝鲜时代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书目着录《史记》《汉书》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朝鲜时代对《史记》《汉书》的接受 |
| 第一节 朝鲜时代之前《史记》《汉书》的受容情况 |
| 一、史汉典故与儒家思想 |
| 二、经史并重，古为今用 |
| 三、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
| 四、文章当须慕班马 |
| 五、成一家之史 |
| 六、理学影响下的高丽文人史论 |
| 第二节 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表现 |
| 一、与性理之书相为体用 |
| 二、纪传体史书与正史观念 |
| 三、文当期于班马 |
| 四、重视两汉历史 |
| 第三节 史汉选本及其特点 |
| 一、产生原因探析 |
| 二、内容来源及特点 |
| 三、史汉选本之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评论及研究 |
| 第一节 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文章评论 |
| 一、取其文，不取其意 |
| 二、以义理批评《史记》《汉书》 |
| 第二节 朝鲜文人的史论散文与史论 |
| 一、史论散文的“理学化” |
| 二、文章与义理——阅读《史记》《汉书》的方式 |
| 三、李敏求的《读史随笔》 |
| 第三节 考证与注解 |
| 一、文理兼通与格物致知 |
| 二、阅读与注解 |
| 三、黄胤锡的《前汉书律历志解》 |
| 四、丁若镛的《班固艺文志论》 |
| 小结 |
| 余论朝鲜、日本、越南接受《史记》《汉书》的初步比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朝鲜时代书目着录《史记》《汉书》情况一览表 |
| 表2 奎章阁曝书目录 |
| 表3 朝鲜时代史汉选本书目 |
| 表4 韩国（朝鲜）历史年代表（三国至朝鲜时代）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元代通俗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古代通俗史学概念与表现形式 |
| (二)元代通俗史学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元以前通俗史学的演进 |
| 第一节 通俗史学概念辨析 |
| 一、“通俗”词义的演变 |
| 二、通俗史学的意涵 |
| 第二节 元以前通俗史学的发展 |
| 第三节 古代通俗史学的着述形式 |
| 一、纲鉴改编类 |
| 二、历代纪年类 |
| 三、史书节要类 |
| 四、教育发蒙类 |
| 五、通要通略类 |
| 六、演义体类 |
| 第二章 元代通俗史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元代通俗史学的文本分类 |
| 一、教育发蒙类 |
| 二、通要通略类 |
| 三、历代纪年类 |
| 四、史书节要类 |
| 五、纲鉴改编类 |
| 第二节 元代通俗史学的成就——以新安学派为中心 |
| 一、元代新安学派概况 |
| 二、元代新安学派的通俗史学成就 |
| 三、一桩学术公案——《增广通略》是否本之《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
| 第三章 元代通俗史学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元代通俗史学文本的书写特点 |
| 一、简明显直,言如桑麻菽粟 |
| 二、图、表、文一体 |
| 三、混合语——言辞质野 |
| 四、架构体例多仿纲目体 |
| 第二节 元代通俗史学的发展特点 |
| 一、受纂疏经学影响 |
| 二、以朱子为宗,渲染人心道心 |
| 三、以经断史 |
| 四、思辨求是 |
| 五、书法观念本《春秋》 |
| 六、评点人事,意在用世 |
| 第三节 元代通俗史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元代主要通俗史学着作版本信息表 |
| 附录2 元代主要通俗史学着作题录信息表 |
| 后记 |
（8）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引论 |
|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产生的史学背景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产生的文化背景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文本研究 |
| 第一节 吕思勉的《三国史话》研究 |
| 第二节 范文澜的《大丈夫》研究 |
| 第三节 胡绳的《二千年间》研究 |
| 第四节 吴晗的《明太祖》研究 |
| 第五节 何炳松的《秦始皇帝》研究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规律研究 |
| 第一节 使用白话文进行写作 |
| 第二节 注重语言表达 |
| 第三节 写作体例与立意的创新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历史普及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吕思勉的历史普及思想研究 |
| 第二节 范文澜的历史普及思想研究 |
| 第三节 胡绳的历史普及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顾颉刚的历史普及思想研究 |
| 第五章 研究历史普及读物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对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历史普及读物的教育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10）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从接受角度看史学着作的编纂（论文参考文献）
- [1]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D]. 刘丹霓. 上海音乐学院, 2014(12)
- [2]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D]. 张涛. 浙江大学, 2019(07)
- [3]当代中西历史编撰比较研究 ——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中心[D]. 郝常见. 河北大学, 2020(08)
- [4]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D]. 张帆. 清华大学, 2010(08)
- [5]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D]. 王瑜. 山东师范大学, 2010(12)
- [6]文本的力量 ——以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D]. 翟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7]元代通俗史学研究[D]. 周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D]. 盛亚军.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1)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10]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