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拿大调整防务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韩春阳[1]（2020）在《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特朗普政府提出以“美国优先”为其政策原则,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支付更多的军费。特朗普频繁表示:美国承担了北约过重的军费负担,因此要求欧洲盟国尽快将各自的军费提高到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为了使欧洲盟国尽快达到上述要求,特朗普甚至扬言要退出北约,称北约已经“过时”,对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友进行十分无礼的批评,决定削减驻德美军,等等。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得美欧军费分担矛盾迅速激化,扩大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尽管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一直长期存在,但自冷战结束后,该矛盾总体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该矛盾呈现出高度激化的局面,出现了一些与过去相比不同的特点,值得去研究和分析。而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挑起该矛盾的原因、美欧就该矛盾进行的博弈、该矛盾的复杂影响等问题,也值得去研究和分析。本文以“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来全面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主体内容分为四个章节。本文第一章全面梳理了从北约成立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三个特性。本文第二章从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激化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包括特朗普政府挑起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原因、美欧就军费分担矛盾的博弈情况、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与美欧其他矛盾的牵连情况。本文第三章阐述了美欧双方对军费分担矛盾进行缓和的路径,分析了为何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难以持久,并结合2020年的新形势对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文第四章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该矛盾对于未来的北约发展、欧洲战略自主、俄欧关系、中国的战略压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结语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给出了我国可以考虑的对策建议。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很可能会继续增大,并且可能会策动北约欧洲盟国一起打压中国。因此,为了塑造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环境,中国应当利用好美欧联盟因为军费分担矛盾而裂痕扩大的有利机会,构建良好的中欧关系以防止北约欧洲盟国加入美国打压中国的阵营,同时加强中俄关系以应对北约的力量强化和威胁调整。
张自楚[2]（2020）在《北约“域外行动”研究》文中指出北约的“域外行动”指的是由北约在《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款划定的北约防区之外执行的,与北约利益相关但不属于集体防御性质的危机管理行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产生于冷战时期。由于美欧在面对“域外”军事冲突时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北约未曾在冷战期间执行“域外行动”。但冷战期间的“域外”军事冲突使北约增强了对于执行“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北约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成员国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域外”军事冲突,并为执行“域外行动”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为冷战后北约执行“域外行动”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执行了“域外行动”。部分北约成员国参与了美国组建的意愿联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行动、伊拉克战争中意愿联盟的组建,和北约领导的驻阿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分歧,对大西洋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北约“域外行动”的实践,北约逐渐发展出了“域外行动”政策、形成了“域外行动”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在北约“域外行动”政策、北约“域外行动”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北约“域外行动”为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和转型提供了理由。但美国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的矛盾,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未来,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式将松散化、联盟内部美欧矛盾将深化、联盟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大西洋联盟趋于退化。
丁伟航[3]（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刘玉丽[5]（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于红丽[6]（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田赐[7]（2020）在《国际秩序认知视角下的美日防务合作调整研究（2017-2020）》文中指出2017年后,美日国际秩序观和对现行国际秩序所处现状的认知,成为影响两国的防务合作调整的重要因素。在特朗普政府的认知中,第一,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面临被颠覆的风险;第二,日本有志于现行维护秩序;第三,特朗普政府认为确保军事优势,尤其是确保充分的战略威慑力,是美国维持秩序的关键要素。因此,特朗普政府积极谋求提高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以期其能够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面临潜在威胁,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日本,应当积极提高日美同盟的战略威慑力以对其加以维护。由此,提升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以维护秩序,成为这一时期美日防务合作调整的主要动力和方向。从双方防务合作调整的动向看,两国意在达成两个最基本目标。其一是提升日本自卫队的战略威慑力,其二是通过高频次的互动往来,以及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联演联训,提高两国武装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为双方在必要时刻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提高美日同盟的战略威慑能力。通过达成这两个基本目标,美日意在全面提升美日同盟的威慑力,推动两国的同盟在维护国际秩序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围绕国际秩序而开展的防务合作关系调整,将带来多重影响。在美日同盟关系层面,首先,新阶段的防务合作会巩固既有的“美国主导,日本追随”的同盟结构,在巩固美国联盟体系的同时满足美国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需要。其次,它会同时提高美日同盟在美日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促使美日在相关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在更宏观层面,围绕国际秩序问题和不同国家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认知差异,新时期的美日防务合作发展及美日同盟关系强化,客观上将带来亚太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固有的地区安全问题或因此被进一步激化。
赵婉廷[8]（2020）在《退盟后新西兰与美国防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西兰奉行无核化立场导致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破裂,两国防务合作受限、政治关系紧张。然而,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并未导致新美防务合作的完全切断。在经历了 20余年在多边场合下开展的低水平的军事合作后,新美防务关系以2010年《惠灵顿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进入了“新正常”阶段——两国重新建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西兰退盟后,新美防务合作在冷战终结、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调整的背景下逐渐加强,两国防务合作多以美国领导,新西兰参与的多边军事行动形式展开,如新西兰为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提供后勤支持、与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并肩作战以及在联合国号召下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战后重建工作等。新西兰在美国主导军事活动中的频频现身修复了其“可靠伙伴”的形象,促成了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下对新美防务关系的再评估,2012年签订的《华盛顿宣言》是两国盟友关系中断近30年后再次达成的正式防务协议。新美防务关系的戛然而止亦促使新西兰省察国家安全利益,重新锚定其国际角色,退盟后的新西兰在摸索中形成了颇为独特的国际事务参与路径。相较于新美同盟时期,当前的新美防务关系互利性和灵活性更加突出,这是两国在考虑到既往分歧和当今国际环境后作出的更加理性的选择。未来的新西兰与美国将继续在海洋安全、人道主义救援与灾后救援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防务合作。
李峰[9]（2020）在《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区域研究中,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普遍被认为起源于二战后兴起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之中,当前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兴起过程中域外行为体所推动的多边乃至区域实践,此类实践与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区域合作间联系的系统研究尚属欠缺。在东南亚的主要域外大国中,英国最早提出了“东南亚区域合作”（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理念,该理念最早出现于1944年12月的英国内阁文书中,并在此后成为战后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行动与政策的核心理念。但是,英国的这一“东南亚区域合作”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仍备受争议,其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间的联系与影响,与此后东盟区域合作的联系与影响因而也存有争议。本文基于相关英国解密档案及已有研究,通过梳理1945至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辨析其属性的同时探究其影响。具体地,在这一时期,英国倡议并实践了哪些“东南亚区域合作”?此类合作的性质如何?此类合作对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此后的东盟区域合作是否具有影响?若有,又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对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为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本文基于区域合作理论,建构一种分析国际关系史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域外行为体在推动区域身份认知中谋求特定地位的”区域身份地位化”为主要切入点。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将通过对二战末期“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战后初期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最高专员、“科伦坡计划”、“英—马防务合作”以及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规划”等案例的分析,揭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这种阶段性中的连续性,以进一步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在组织、规范及机制等层面的影响。本文指出,“区域身份地位化”是英国提出并实践“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使该政策实践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因素。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可分为5个阶段,即从二战期间的政策酝酿至战后初期依托SEAC进行初步尝试的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8年5月,借由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围绕粮食危机开展区域层面技术合作的第二阶段;1948年5月至1955年5月,最高专员及其下属机构合并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政策实践重点转向、政策性质转变的第三阶段;1955年5月最高专员麦克唐纳去职至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区域实践由国家机构向区域机制发展,区域经济、安全合作呈现不同格局的第四阶段;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至1967年东盟成立,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流于失败的第五阶段。第一与第二阶段属于“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在第一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实践机构是民事化改革中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但是由于这一民事化改革并未成功,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也未开展有效实践。在第二阶段,为应对东南亚突出的粮食危机,新设立的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成为主要实践机构,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现了“机构化”。这一时期,英国开始了其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身份地位化”,但是,其对东南亚的区域认知仍是英帝国思维的遗产,特别专员署所展开的合作实际上是具有殖民性质及模式特征的“技术性合作”。在区域影响上,特别专员署的实践要强于同时期越南等域内行为体推动的多边合作,因而英国的实践在规范、制度等层面将对现代东南亚的区域建构及区域合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规范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向东南亚渗透了区域及区域合作这两大核心规范,以及“政府间合作”与“协商”、“全体一致”等若干子规范。第三阶段是由“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向现代区域合作过渡的阶段,合并了特别专员署的最高专员及其附属机构成为主要实践机构。就“身份地位化”而言,英国试图在尚未实现的区域霸权基础上进一步依托英联邦合作来挽救其帝国地位。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着变化,呈现出由基于传统殖民纽带的合作向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过渡,由国内机构主导合作向国际机制领导过渡。在区域影响上,最高专员的实践在推动东南亚冷战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同一时期的内生区域合作旨在谋求东南亚的区域自主与中立化,因而,英国在安全领域与东南亚的矛盾尖锐。第四阶段总体上符合现代区域合作的特征,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国际机制架构、行为体、合作方式等方面此外,这一时期的区域实践还体现出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相互分离的趋势。在身份认知上,英国试图谋求区域经济与政治—安全的双重领导,但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处于前一阶段的“身份地位化”进程中。在区域经济层面,“科伦坡计划”成为主要机制载体;英联邦被确认为合作纽带;建构了以双边与协商规范的结合以及包容性区域合作规范等为核心内容的“科伦坡规范”;塑造了“科伦坡五国”这一集体身份,后者为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区域政治—安全层面,英美在东南亚的安全互动逐渐形成了“美主英从”的格局,同时英国的区域防务组织建设进一步激化了印尼—马来（西）亚—英国三边矛盾,引发了“印马对抗”,英国在东南亚安全领域成为众矢之的,其原本意图谋求的区域经济向安全领域的外溢也以失败告终。在第五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已呈现无可挽回的衰弱趋势,政治—安全领域的上述地位竞争与区域影响迫使英国从东南亚军事撤出,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内生区域合作的发展中进入“东盟时间”。英国在东南亚的“身份地位化”也因军事撤出及东盟的成立而被迫沦为东南亚普通的域外大国。最后,通过对上述五个阶段与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本文认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以及后来的东盟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共享合作成员、集体身份塑造、组织经验积累及区域规范影响,这种影响同时涉及实践与理念层面,体现出以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响为辅的特征。此外,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影响的国家政策,而非基于区域公益,旨在建构区域公共产品的区域合作。
张程[10]（2019）在《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欧盟已经从地区一体化组织发展成了全球经济行为体与重要政治角色。但寻根溯源,经济利益并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本源性动力,是西欧的安全诉求、防务战略推动着欧洲从分裂走向了联合。然而,作为一体化的起点与最初的目标,防务领域却成为了欧洲一体化的“落后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停留在“战略自主”阶段,防务政策的决策程序至今没能挣脱政府间主义的把控。由于缺少共同预算,承载了诸多希望的战斗群概念最终仅成了一个摆设。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经历了“圣·马洛声明”之后的辉煌,亦遭受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52%的民众赞成脱欧。这一结果让不少“欧洲派”人士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春天来了”。然而,英国真的是导致欧洲防务一体化举步维艰的罪魁祸首吗?欧盟与北约有22个共同成员国,两大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欧盟为什么要撇开北约另起炉灶?欧盟建设独立军事力量以来,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特朗普甚至声称要退出北约,美国真的会退出北约吗?跨大西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文认为,单纯从“国际权力体系”的角度出发,很难发现和平环境中导致欧盟防务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采取了自由政府间主义视角,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论述与调整,将这个偏重于经济一体化的多因理论框架应用到了防务一体化的研究中。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性与政府的主导地位,文章亦在理论中引入了影响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的经济变量,搭建了全文的分析框架。虽然本研究仍将地缘政治利益作为一国防务政策的目标,但剔除了防务政策的“高级政治”属性,将防务一体化视为成员国在非强制性、信息充足的欧盟政府间谈判中取得的累加性成果,通过分析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相对博弈权力与博弈战略,对上述问题试做回答。本文以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为主线,梳理了欧洲国家在冷战时期、冷战后与英国脱欧公投后三个时期中,分别以西欧联盟、欧盟为制度载体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对其每一阶段中防务合作的主要内容、形式与特征进行了析论。而后,本文运用一体化偏好密度决定谈判结果、塑造一体化进程的逻辑框架,分析了成员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与国防工业利益,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大西洋派”、支持德国与法国的“欧洲派”、坚持务实主义政策的中东欧国家和爱尔兰等中立国家的防务一体化偏好,以此作为分析防务一体化相关谈判结果（西欧联盟的复苏、战斗群概念和欧洲国防工业指令等）的核心变量。最后,本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北约与欧盟关系,将北约视为一种改变欧盟成员国博弈权力的“深化联盟”策略,探讨了北约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影响,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差异与较低的偏好密度是欧洲防务合作屡次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和平环境中,成员国地缘政治目标的重合范围小,安全利益亦不受盟国政策外部性的严重影响。各成员国在欧盟防务谈判中的博弈空间较小,实施旁支付、议题联系的意愿与余地均不足,谈判也不容易取得成果。由于防务政策的特殊性,防务一体化成为了法国、德国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两国无法在谈判中以单边替代政策、“结盟替代”策略威胁对手就范,只能通过妥协换取对方的支持。因此,欧洲防务一体化成果中更多体现了“大西洋派”等国家的偏好。再者,国防工业合作、军事力量共享的经济效益虽然对成员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对依赖欧洲市场的法国、德国的影响较明显,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整体作用尚不显着。英国的退出虽然为欧洲防务合作提供了动力,但对防务一体化的影响弊大于利。欧盟不仅失去了一个军事大国、核大国,更失去了一座跨大西洋关系的桥梁。英国离开后,法国、德国将从“战友”转变为统一又对立的微妙关系。欧盟权力体系的重塑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引发的动荡可能减少成员国的防务合作意愿。虽然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大部分重叠,但由于成立背景、主导力量、运行机制、甚至基本章程上的差异,这两大组织无法相提并论。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欧盟在防务问题上难以真正撇开北约,实现独立。北约作为“大西洋派”国家在谈判中的“深化联盟”策略,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额外的谈判筹码,这也使欧洲防务合作更难达成。本文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北约的防务地位不会动摇,“互补”将成为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核心原则。
二、加拿大调整防务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拿大调整防务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产生(1949-1969) |
| 一、北约的建立与美国的保障 |
| 二、军费分担矛盾的出现与解决 |
| 三、美德之间的军费补偿谈判 |
| 第二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升级(1969-1991) |
| 一、“苏攻美守”期间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 |
| 二、卡特与里根对军费开支增速3%的要求 |
| 三、冷战末期美欧军费分担的矛盾性共识 |
| 第三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重现(1991-2016) |
| 一、冷战结束之初北约军费的削减 |
| 二、海外行动责任分担引发新争执 |
| 三、军费占GDP2%成为新的指标 |
| 第四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性 |
| 一、美国往往扮演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难者 |
| 二、有效缓解美欧军费分担矛盾需要特殊条件 |
| 三、美欧军费分担矛盾难以从根本上进行解决 |
| 第二章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激化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挑起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原因 |
| 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 |
| 二、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
| 三、欧洲盟国军费难以达标 |
| 四、美国保守主义外交复兴 |
| 第二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就军费分担矛盾的博弈 |
| 一、美国对欧洲盟国提高军费开支的施压 |
| 二、法、德等北约西欧盟国对美国的抵触 |
| 三、英国与北约东欧盟国对美国的迎合 |
| 第三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与美欧其他矛盾相牵连 |
| 一、与美欧经贸摩擦相牵连 |
| 二、与“北溪2号”问题相牵连 |
| 三、与美国破坏军控体系相牵连 |
| 第三章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与未来趋势 |
| 第一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路径 |
| 一、美国明确继续履行保卫欧洲安全的责任 |
| 二、欧洲盟国在提高军费的同时加强军力 |
| 三、欧盟国家将军费要求纳入欧盟共同防务 |
| 四、美欧内部呼吁完善防务责任分担指标 |
| 第二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难以持久 |
| 一、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程度远远小于苏联 |
| 二、欧洲并不认为自身在安全上搭美国便车 |
| 三、欧洲不愿拿出足够的财力实现军费指标 |
| 第三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展趋势预测 |
| 一、美国仍会继续要求欧洲提高军费 |
| 二、欧洲可能无法完成军费分担目标 |
| 三、美国对欧洲的施压力度可能减小 |
| 第四章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和影响 |
| 第一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 |
| 一、美国对欧洲的强迫性、交易性增强 |
| 二、西欧对美国的抵触性、独立性增强 |
| 三、美国政府内部的激进角色出现反转 |
| 四、欧洲盟国内部出现较为严重的分歧 |
| 第二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影响 |
| 一、北约实力增强但裂痕扩大 |
| 二、欧洲的战略自主面临机遇 |
| 三、俄欧关系的改善更加紧迫 |
| 四、中国的战略压力将会增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2）北约“域外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北约“域外行动”概念界定与问题的产生 |
| 第一节 北约的主要特征及“域外行动”概念界定 |
| 一、北约成立的背景 |
| 二、北约的性质及其主要特征 |
| 三、北约“域外行动”的概念 |
| 第二节 冷战期间北约的“域外行动”争论与应对 |
| 一、“域外”军事冲突及美欧争论 |
| 二、北约对“域外”军事冲突的应对 |
| 第三节 “域外”军事冲突对北约的影响 |
| 一、提升对“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 |
| 二、加强执行“域外行动”的军事政治准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及争议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北约转型 |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二、北约的转型 |
| 第二节 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 |
| 一、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二、北约“域外行动”的决策过程 |
| 第三节 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分歧 |
| 一、“域外行动”范围扩大引发美欧争论 |
| 二、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重要性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域外行动”形式多元 |
| 一、北约对军事行动种类的划分 |
| 二、北约的“域外行动”类型 |
| 第二节 以“意愿联盟”为主要行动方式 |
| 一、“意愿联盟”概念界定 |
| 二、“意愿联盟”的构建特点 |
| 三、“意愿联盟”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域外行动”中伙伴关系多样化 |
| 一、北约的伙伴关系 |
| 二、伙伴国对北约“域外行动”的贡献 |
| 三、美欧在北约“全球伙伴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北约在科索沃的“盟军行动” |
| 一、北约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及其原因 |
| 二、科索沃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二节 “意愿联盟”与伊拉克战争 |
| 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
| 二、美国组建“意愿联盟”并发动对伊战争 |
| 三、伊拉克战争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
| 一、“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构建及其行动 |
| 二、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效果及原因分析 |
| 三、阿富汗军事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约“域外行动”对大西洋联盟未来走向的影响 |
| 第一节 大西洋联盟组织形式松散化 |
| 一、“意愿联盟”趋势加强 |
| 二、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影响 |
| 第二节 大西洋联盟内部美欧矛盾深化 |
| 一、美欧军事行动政策矛盾的深化 |
| 二、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激化 |
| 三、美欧军事实力失衡矛盾显性化 |
| 第三节 大西洋联盟凝聚力呈下降趋势 |
| 一、联盟成员安全利益的分离 |
| 二、联盟成员经济、政治利益差异对安全合作的制约 |
| 三、美欧战略文化差异的影响 |
| 第四节 北约“域外行动”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影响 |
| 一、对中国西北部地区安全的影响 |
| 二、对中国南海岛礁安全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国际秩序认知视角下的美日防务合作调整研究（201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1、2017年到2020年: 承前启后的政策调整窗口期 |
| 2、美日防务合作关系研究固有的现实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
| 1、概念辨析: 美日关系、美日同盟关系与美日防务合作 |
| 2、美日防务合作问题的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观点 |
| 1、以认知为核心的建构主义的分析思路 |
| 2、关于国际秩序的认知问题及其如何影响防务合作 |
| 3、本文的基本假设和主要观点 |
| 一、对国际秩序现状的认知变化与美日对威慑力需求的提升 |
| (一) 国际秩序现状的认知变化与美国对威慑需求的提升 |
| 1、对国际秩序现状的认知变化促使美国提高战略威慑力 |
| 2、对日身份认知促使美国提高美日同盟威慑力 |
| (二) 国际秩序现状的认知一致促进美日防务合作调整 |
| 1、美日对国际秩序认知所具有的一致性 |
| 2、维护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促进美日防务合作调整 |
| 小结: 秩序认知、威慑需求与美日防务合作调整 |
| 二、威慑力需求提升与美日防务合作调整 |
| (一) 美日防务协作水平大幅提高 |
| 1、以高层次、高密度互动提升高层协作能力 |
| 2、以高水平联演联训提高联合进攻能力 |
| (二) 以高技术装备提高进攻能力 |
| 1、以高水平军售提高自卫队进攻能力 |
| 2、以装备技术水平进步强化驻日美军威慑能力 |
| (三) 以全方位合作强化联合反导能力 |
| 1、反导武器质量和数量的双重提升 |
| 2、反导体系的加速融合 |
| 小结:以提升战略威慑力为导向的美日防务合作调整 |
| 三、新时期美日防务合作调整带来的影响 |
| (一) 防务合作调整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影响 |
| 1、美国优势地位的巩固与同盟作用的提高 |
| 2、同盟战略意义的提高与集体行动概率的提高 |
| (二) 美日防务合作深化与亚太地区面临的潜在风险 |
| 1、美日维护秩序意愿与地区安全风险的同步提升 |
| 2、防务技术扩散、秩序塑造与地区安全风险提升 |
| 小结: 国际秩序认知差异、美日防务合作与地区安全风险提高 |
| 结语: 美日防务合作新态势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
| 参考文献 |
| (一) 政府文件、报告、法律、条约与政治宣言 |
| (二) 学术着作 |
| (三) 智库与企业报告 |
| (四) 期刊论文 |
| (五) 网络资料主要来源网站 |
（8）退盟后新西兰与美国防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美同盟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亚洲冷战与新美结盟 |
| 第二节 奉行英美平衡战略 |
| 第三节 新西兰反核立场的确立 |
| 第二章 新美防务合作的低迷(1985年-2000年) |
| 第一节 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 |
| 第二节 “五眼联盟”情报合作 |
| 第三节 增援海湾战争多国部队 |
| 第三章 新美防务关系的缓和(2001年-2009年) |
| 第一节 参战阿富汗及人道主义援助 |
| 第二节 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 |
| 第三节 支持“核不扩散安全倡议” |
| 第四章 新美防务关系的加强(2010年至今) |
| 第一节 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恢复双边及多边军事演练 |
| 第三节 探索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对退盟后新美防务关系的评析 |
| 第二节 对退盟后新西兰外交及国际角色的评析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思路及其创新性与不足 |
| 第四节 文献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域外行为体与区域合作: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区域合作与域内外行为体 |
| 第二节 域外行为体的“区域身份地位化” |
| 第三节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身份地位化” |
| 第二章 特别专员署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二战后英国东南亚身份及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特别专员署与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开端 |
| 第三节 特别专员署实践的区域影响 |
| 第三章 最高专员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东南亚最高专员与英国的区域身份变化 |
| 第二节 马来亚“紧急事件”与英国东南亚政策转向 |
| 第三节 东南亚政策转向的区域影响 |
| 第四章 “科伦坡计划”与东南亚区域经济竞合 |
| 第一节 英美经济地位竞争与“科伦坡计划”的产生 |
| 第二节 “科伦坡计划”与ECAFE在东南亚的竞合 |
| 第三节 “科伦坡计划”的区域影响 |
| 第五章 英国的东南亚防务建设与区域安全竞合 |
| 第一节 英美安全地位竞争与区域防务组织建设 |
| 第二节 “印马对抗”与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防务组织建设的区域影响 |
| 第六章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及其区域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东盟起源及其性质的争议 |
| 第二节 “东南亚区域合作”与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 |
| 第三节 “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盟及其起源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产生 |
| 一、欧盟性质的界定:地区性国家合作制度 |
| 二、自由政府间主义的逻辑与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一体化的谈判需求——国家偏好 |
| 一、国家偏好的概念与主导行为体 |
| 二、国家偏好的价值取向与塑造理论 |
| 三、国内社会视角下的内生性政策理论 |
| 第三节 一体化的谈判结果供给——政府间博弈 |
| 一、欧盟谈判的效率问题 |
| 二、欧盟谈判环境的非强制性 |
| 三、欧盟谈判环境的充足信息分布 |
| 四、欧盟谈判中博弈权力的来源 |
| 第四节 超国家性的基础——汇集和委托主权 |
| 一、可靠性承诺解释 |
| 二、双层博弈理论 |
| 第五节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调整和本文理论框架 |
| 一、欧洲防务一体化研究的局限性 |
| 二、假设调整:政府在防务领域的主导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启动 |
| 一、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 |
| 二、冷战期间的欧洲政治合作 |
| 第二节 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
| 一、欧盟框架外的防务合作——重振西欧联盟 |
| 二、欧盟框架内的防务合作——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三、欧洲国防工业一体化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新进展 |
| 一、《欧盟全球战略》 |
| 二、欧洲防务基金 |
| 三、永久结构性合作 |
| 第四节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基于务实主义的政府间合作 |
| 一、政府间色彩 |
| 二、务实主义思想 |
| 三、核心政策的缺失 |
| 四、欧盟指令的执行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与偏好密度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分析 |
| 一、“大西洋派”国家:深化北约 |
| 二、“欧洲派”国家:建设欧洲自主防务力量 |
| 三、中东欧国家:务实主义防务政策 |
| 四、中立国家:“有限参与” |
| 第二节 防务政策的经济效益对成员国偏好密度的影响 |
| 一、欧洲防务合作的经济效益 |
| 二、经济因素对成员国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围绕西欧联盟的博弈 |
| 一、西欧联盟的复苏 |
| 二、欧盟成员国的西欧联盟构想 |
| 三、围绕西欧联盟重建的博弈过程 |
| 四、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欧盟框架下的成员国防务一体化博弈 |
| 一、欧盟战斗群概念 |
| 二、欧盟防务相关产品转让指令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公投后成员国防务一体化博弈 |
| 一、英国脱欧对欧洲防务合作的可能影响 |
| 二、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约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转型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关系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北约对欧洲防务合作的影响 |
| 一、军事能力差距 |
| 二、欧盟与北约关系发展的困境 |
| 三、北约对欧盟成员国谈判权力的影响 |
| 第四节 北约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件 |
四、加拿大调整防务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D]. 韩春阳.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2]北约“域外行动”研究[D]. 张自楚. 外交学院, 2020(08)
- [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国际秩序认知视角下的美日防务合作调整研究（2017-2020）[D]. 田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退盟后新西兰与美国防务关系研究[D]. 赵婉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9]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D]. 李峰. 南京大学, 2020(08)
- [10]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D]. 张程. 山东大学, 2019(02)